然而,协商民主似乎承载着更多的厚望。
我们知道,对于人类而言,社会合作是一种绝对要求。而民主本质上是社会合作的产物或形成社会合作的方式,它首先强调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表明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而人类也因相同的主体地位而处于彼此平等的关系之中。因此,彻底的民主就应该是彻底的自由,民主体现的平等也不仅仅是阶级内部的平等,或民族范围内的平等,更是全人类内部的平等。资本主义民主是人类经历了原始民主、古典民主之后拥有的现代民主,并借助选举实现了民主实质的精英化。它虽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发展中的择优功能,并推动了民主主体的不断扩大,但是,西方民主这种让其他一切民主形式都相形见绌的选举民主在面对市场化、全球化、环境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己视野的狭隘。它终究突破不了民族民主的局限,对待其他国家时,依然是强权政治。君不见,西方国家正以过硬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行向世界各地输出民主,不惜付出让对方陷入无尽动荡的代价?即便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选举民主所奉行的强者逻辑也让很多利益群体对自己被埋没的声音无法释怀,更别说选举至上的观念本身所带来的操纵选举现象引发的社会后果,这些都成为本来斗志昂扬的选举民主身上的斑斑劣迹。这时,很多西方学者想到了协商民主。
我国对协商民主的关注显然不能归结为对选举的补救。从现实性上讲,我们不可能照搬西式选举民主,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要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因为对协商民主的真正关注与系统研究的序曲是在西方首先唱响的,甚至在实践上西方也有着比我们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的结合和他们的结合有何区别?没有区别何谈特色?当然,我们不是仅仅为了特色而区别,而是因为我们践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追求,我们对民主建设之路的探索是致力于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的不断趋近,我们必须具有宏观的全局性视野。然而,民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作为当下选择的民主,即处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民主政治选择,取决于历史传承关系、意识形态作用、国际关系环境、政治权力偏好等基本要素,需要从国情、世情、民情的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设置实施民主政治的步骤。可贵之处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不像资本主义民主只考虑现实需求,还要虑及历史发展的需要,所以资本主义所能取得的最高民主就是建立完善的政治民主形式,而社会主义民主则必须体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趋势。协商民主,复活了民主的协商特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注重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基本理念上与社会主义民主高度契合,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契机,于是协商民主几乎同时成为东西方的民主建设探索中共同的宠儿。
协商民主似乎值得被寄予厚望。
人类的生命活动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特性——这是观察人类乃至人类历史的总出发点,对民主问题的考察亦如此。“自由的”是自在自然的,“有意识的”是自为自觉的,正是在后一环节,使人类发现了“自由”中的必然,即发现了自由中的不自由,也才开始对“自由”进行选择,追求真正意义或符合自身生命需要的自由,用马克思的话说,使“必然王国”的自由转变成“自由王国”的自由。人类对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式合作的抛弃和对民主式合作的选择就是这种自由自觉的体现,民主成为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合作积极性的方式。但凡是合作,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分工?怎么分配?这都需要经历合作者平等协商的过程。因此,本质上讲,民主需要协商,协商才是民主的内生性要求。然而,在人们劳动能力不平等且强者占社会成员少数时,这种民主式合作显然缺乏现实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民主并不受人欢迎,即使在政治学的鼻祖们那里也是如此,直到选举成为民主的标签。就此而言,选举民主实际上是协商民主不得已时的变通性选择。而协商,虽然一直未能找到施展自己拳脚的舞台,但它不仅强调自由更突出平等,通过突出平等提升自由的标准,让自由更自觉。它不排斥投票,也包容竞争,是要将竞争和党派之间的利益纠葛划清界限,让竞争成为不同政见之间的观点交锋。这样的协商民主早晚是要显山露水的,如今它所获得的关注度就是有力的证明。它要复兴的是一种民主精神,要体现的是为了每一个人自由发展而需要的平等,要关注的是每一个民主主体而不仅仅是多数,等待它的也绝对不是坦途。
我国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中流砥柱。所以,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的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对彻底民主的逼近,都决定了作为民主内生性要求的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建设发展过程中无论在逻辑上、历史上还是文化上都有着独特的进路。当然,协商民主的实现有着比选举民主更高的标准与条件,这不仅是它过去默默无闻的原因,也是它现在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要接受的被配角儿化的现实定位。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协商民主的失败,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协商民主的魅力与承载的历史使命是其自身的逻辑赋予的,只要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创造条件,把握机会,它终将不负众望。
至此可以看出,拙著的重点是试图从必然性上说明协商民主之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意义,之于中国民主建设路径选择的意义的尝试。所以,虽然囿于理论终将指向实践的宿命,行文必须为策略研究留一席之地,但也都是些大而化之的概论。
但愿这个引言已经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副行文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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