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学习会上，倒是不但不冷场，而且十分热烈。从一开始，大家就抛开文件自发地叽叽喳喳了！“热点”是在物价上，从菜场上的菜价扯到家用电器，又从丝绸价格猛涨谈到香烟放开价格后的行市。谈起物价来，大家的嘴就像葛洲坝开了闸门，牢骚如波涛滔滔不绝。这一点自从“四人帮”垮台后有了极大的进步与改变，学习会上发几句牢骚不至于成为“反革命”或“反党分子”，心里有点不满释放出来了也就算了。戴工突然瞅瞅在一边默默吸烟的罗工，似要用进攻的方法逼他开口参加学习，显然罗工在她心目中也是个“时间的小偷”吧！她问罗工：“喂，罗工！你是从哪年开始抽烟的？”
罗晓康喷出一口浓烟，随口回答：“嗬，四十年了！”他不明白戴工问的用意，用两只近视眼迷茫地望着戴念慈，心想：她要做什么文章？罗工对戴念慈说出那句“时间的小偷”的名言后，在学习时间就总对戴工抱着警惕。
戴念慈忽然又问：“你吸的这种黄果树牌香烟现在要两块钱一包了吧？”
罗晓康冷冷地回答：“今天两块二了！不过平时我只吸得起一块钱左右一包的香烟。”
戴念慈说：“罗工，我替你算一笔账吧！一天你吸一包烟，算是一块钱一包，一月就是三十元，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元。乘上四十年，我的天，吞云吐雾给你送掉了一万四千六百元！可以买彩电、冰箱、音响、洗衣机……还有余！”
给她一说，引起哈哈一阵笑声。罗晓康也微微笑了。有人在说：“辛处长今天学习请假没来，他爱喝酒，听说十几岁就有酒瘾，如今仍是每晚要喝两盅，而且非好酒不喝，给他算算账如何？”
又是一阵嘻嘻哈哈，好几个人都在给辛处长喝酒算账。有这种算法的，也有那种算法的。算着还争论着，热闹得很。趁这机会，刘娜娜在拼命结绒线，许莺莺在笑着掏耳朵，组长苏小波既不能禁止又不愿跟着乱扯乱算账，只好拿起一张报纸看，由着戴念慈和其他一些人一本正经地用认真学习的精神算账。
罗晓康仍在闷闷地吸烟，烟雾缭绕，正如同他的思绪。他并不在作壁上观。他也在默默地算账，倒不是在算烟酒账，对他自己抽掉了一万四千六百元钱的香烟，他倒并不顶遗憾；顶遗憾的是他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句格言：“时间是最苛刻的暴君，当我们步向年老的时候，它向我们征抽健康、肢体、才能、体力及容貌等的税项。”他觉得自己是老了，快退休了！但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因这种学习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他已无法算清这笔账。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一周不过半天，而在过去搞运动的年月里，他曾一连几个月“学习”而不工作，如果再加上那场混战一场的“史无前例”，简直不知有几个三百六十五天是在“学习”中。这些时间，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怎么算呢？遗憾的是现在这种浪费生命的“学习”仍在继续。要继续到哪一天为止呢？怎么就没有人来算算这笔大账呢？
他只能默默无言。发表“时间的小偷”理论的戴念慈还在起劲地算酒账，喋喋不休，大家也仍在嘻嘻哈哈。可是，他吸着烟在想：啊，你说时间是流逝的吗？不，时间是停伫而且永恒存在的，流逝的不是时间，是我们！……
他不能再说什么，心头荡漾着一种难言的悲哀，耳边仿佛听到那位著名的在新加坡定居的歌星包娜娜在唱：“……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少年到白头……”
肚脐眼
S市第三化工厂厂长收到一封人民来信，是一位家长对厂幼儿园老师的普通话教学提出批评意见的，信上说：
……我的女儿在幼儿园大班，现在学了一口非常糟糕的“普通话”，叫人又气又好笑，比如说：“脚踏车”念成“交达差”，“白猫”念成“拔毛”，“熊猫吃竹子”念成“熊猫吃桌子”，“我喜欢吃虾”念成“我喜欢吃花”，“我要喝水”念成“我要喝屎”，“羊有两只角”念成“羊有两只果”……我知道，幼儿园老师们的热情是很高的，也很辛苦，但不学好普通话就来教孩子是不行的。建议你们检查一下大班的普通话教学质量，予以改进……
工厂教育科的两位同志预先未打招呼，就到了幼儿园大班去检查普通话教学质量。
天气很热，幼儿园里树荫下，小班的孩子们由老师带着在玩积木、布娃娃、小熊打鼓、电动汽车等玩具。大班的孩子们正在教室里上课。
大班的邢老师，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妇女，看到教育科的同志来参观，热情更高，劲头更足。她刚给每个孩子发了一盒图片，这时说：“小朋友，把你们的图片打开！”
她的普通话确实“二百五”，“图片”二字念得跟“肚皮”一样。
有些孩子听懂了，打开了图片盒，有的孩子却听岔了，把肚子挺了起来，掀开上衣露出了肚皮。
邢老师亲切热情地忙着上课，没有注意到露出肚皮的孩子。她问：“小朋友，肚皮（图片）上有什么？”
一个好表现的男孩挺着肚皮大声回答：“肚脐眼！”
《悲剧》
老戏剧家胡霖尘的未亡人钱淑珍将一束鲜花呈献在胡霖尘的墓碑前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早在她献花之前，已经有人来献过花了！鲜花已经枯萎，看来是昨天或前天谁来献在墓前的。这是谁呢？答案迅即找到了！有一张名片压在那束枯萎的花儿下面，名片是出版社编辑钟建民的，上面写道：
《悲剧》姗姗来迟，终于出版了！我感到真是悲剧，请您原谅。在这清明节前，我将《悲剧》的样书献在作者灵前。
钱淑珍环视墓碑前后，并没有看到样书，估计是给常到公墓里来拾荒的孩子捡走了。看来胡霖尘就是没有福分享受他自己的作品的。但《悲剧》的悲剧却使在墓前的钱淑珍激动得热泪盈眶。今天清明，昨天，她接到出版社编辑钟建民的电话，告诉她：“胡老的剧本《悲剧》已经出版，编辑部已经看到样书，过几天就可以将作者的样书和稿费送去……”她今天独自来纪念老胡，就是要顺便在墓前将《悲剧》已经出版的消息告诉已在黄泉下的老胡的。想不到钟建民已经先来过了！他可真是个有心人哩！于是，对这位编辑的责怪变成了感激。围绕《悲剧》出版的往事又浮现在钱淑珍的眼前。
那是五年以前，当胡老的剧本《悲剧》上演获得好评时，出版社负责戏剧类书籍的责编钟建民就同胡老接洽，考虑要将胡老的几个最精彩的剧本汇成一个集子出版，书名就叫《悲剧》。一是因为胡老擅写悲剧，选的几个都是悲剧；二是因为《悲剧》是胡老最新的一个剧本，反响也最大。钟建民并且说：“以前，在极左时期，胡老的几个很好的悲剧都受过不公正的批判，仿佛写悲剧就是一种罪过，出版更不可能。现在，我们要使你扬眉吐气！……”
胡霖尘当然兴奋。他早已满头白发年满七十，二十七八年没有出过书，现在有这样的出书机会，怎能不高兴。可谁知书稿编好交到出版社，钟建民告诉他：“我们不是专业戏剧出版社，每年选题中戏剧书所占比重较少，你的大作今年未能列入选题计划，明年争取列入，请不要着急。”
他问：“那明年能见到书吗？”
钟建民搔搔蓬松的头发，说：“现在生产过程拖的时间较长，一般发稿后要一年左右才能见书。发稿前我们实行三审制，我会尽快审毕交稿的，但二三审何时能审完我不好说，所以时间很难掌握。”
胡霖尘见过报上的一幅漫画，那是讽刺出书慢的。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写了一部书稿交到出版社，交稿时年轻人没有长胡子；等到看校样时胡子已经老老长，不过还是黑的；等到出书时胡子不但老老长，而且全部雪白！胡霖尘觉得急也无用，只有耐心等待，暗忖：明年出不了书，后年总可以出的吧？
他没有催促钟建民。交稿后隔了整整一年，钟建民来打招呼了，说：“胡老，报告您个好消息，现在大作已由总编辑在终审了！审毕，我就交美术编辑设计封面然后发稿，请放心。”
又隔了一年，胡霖尘终于忍不住要问问情况，心想：“稿子交去已两年，该是快出书了吧！”他要通了钟建民的电话，钟建民说：“胡老，总编辑在刚要审读《悲剧》时恰好要他参加一个代表团赴美考察，回来后又忙着处理一些急稿，大作就压下了！现在好了！前天，稿子已由出版科发往工厂，这下，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您也可以放心了！”
还怎么说呢？胡霖尘有点懊丧，但也有点愉快，稿子到了工厂，出书总有希望！再等它一年吧！
到了满第三年的时候，胡霖尘又写信向钟建民询问《悲剧》何时可以出书。一个月后收到了钟建民的复信，信写得很客气，并且说明由于出差所以迟复请原谅云云，最后答复说：“由于我社经济状况不佳，大作又属亏损书，故虽已排好校书，但今年无法付印，明年当努力争取。”
胡霖尘目瞪口呆，他明白：钟建明这个编辑虽然年轻，但为人还是稳重诚实的，说的是老实话。他也明白：目前出版业确实有一种不出亏本书只希望出赚钱书的倾向。但他不能不生气，他对老伴说：“我真恨不得将书稿抽回不出算了！”可是，钱淑珍劝他：“‘行百里者半九十’，已到这一步，就再等一等吧！”
终于，又等了一年，整整满四年了，胡霖尘又长了四岁，高血压更厉害，血管硬化也更厉害。肝火旺，脾气大。这天，钟建民来看望他了，客气而坦率地说：“胡老，我们现在开始实行承包了！所谓承包，就是我们整个出版社每年要向上边交利润七十万元，这样，我们每个编辑每年要上交四万多元利润。您的这本大作我是决心要让它出版的。但目前像这样的戏剧剧本，印数怕不会超过一千册。而印数要有一万五千册才能保本而有点盈利。您在戏剧界素有影响，能否请您包销五千至一万册？我再设法在征订上出出力，尽量使这本书少亏损些？您看如何？”
胡霖尘傻了眼，说：“我不要稿费行不行？至于包销书，我没那么大的本事！”他发了火，把一肚子的不满和牢骚都说了。钟建民做了些解释后走了。事后，胡霖尘很后悔，因为他明白：这怪不得钟建民，人家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编辑，更不是跟他开玩笑。他写了一封信向钟建民致歉，信上说：“……我这《悲剧》七十年代写，八十年代演，难道书要到九十年代才能见？如果这样，那真是悲剧了！……”
确实是悲剧！
胡霖尘因脑溢血在半年前去世了！
《悲剧》现在出书了，印数仅仅三千册。对出版社来说，这确实是一本亏损书！对钟建民来说，这本书对他的“承包”和奖金也大有损失。
应不应该谢谢出版社呢？应不应该谢谢责任编辑钟建民呢？自然应该！
那应该怪谁呢？
说不清！说不清！
迷信
机械厅的宋处长近十几年来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公私往来的人是谁，走时都不送行！举例来说，前年他那在香港经商的舅舅回来，虽已三十多年未见过面，走时他也未去飞机场送行；今年他大女儿出国考察，全家都到火车站欢送，他却也不到火车站去话别。……他这不给人送行的习惯，机械厅上下和他的至爱亲朋友之间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里有个“典故”。
那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不久开始的。那时宋处长还不是处长。在厅办公室工作时，迎来送往的事都主要由他做。结果，巧不巧的一连出了三件不幸的事。
先是送厅里的一个退休老干部回原籍去探亲。早上在长途汽车站握手分别的，下午噩耗来了，那位老干部不知怎的在中途下车上厕所过马路时被一辆拖拉机撞死了！
隔不多久，他送从中央部里来的一位司长去上飞机，小轿车在中途忽然与迎面疾驶的一辆大卡车猛撞。他安然无恙，司机也只是撞伤，司长却因坐在左侧被大卡车撞得头破血流，到医院后不久就咽了气。
又隔了不久，他亲自送一位厅里的女同志去外地疗养，不久，疗养院挂来长途电话：那女同志突然因为心肌梗死死了！
一连出了三件事，他就像“连中三元”似的，成了知名人物，厅里有的人说：“嗨！以后谁出发千万别让老宋送，他一送，就把人送上西天了！”有的说：“是呀！他姓宋，干脆改成姓‘送’得啦！送人上西天的送！”……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此，出发不能让老宋送的事传遍了“千山万水”。一次，他要送厅里的篮球队去比赛，球员们有的惊叫起来，嚷嚷起哄了：“别！别！千万别叫送！他一送我们就有去无还了！”一次，县里一家大厂的厂长来办公事，随身携带的物件多，他要送到火车站，那厂长苦笑着瞅着他，用请求的语气说：“哈，这……还是不送的好！我们是不讲迷信的！可是……哈哈，还是不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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