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在药房里当搬运工，因为他没有药剂师的学历。搬运工就是搬药材，各种各样的药材，每天一早，大哥先去药库里领了药，再送到病区药房，送到门诊药房，有时候还要送到中药房。三医的药房不大，我去过，就是很小的小间，四个窗口，三面是药架，中间有一张配药台，台上是大大小小的药瓶子。那时候不像现在，药还是散配的，针几支，药几粒。那些药剂师拿了方，站在配药台前配药，台上是几张小纸片，他们一手拿药瓶，一手拿勺子，把药一粒粒分在纸片上，然后折成五角形的小包。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即便是三医这样的小药房，每天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每天进出的药也是很多的。
大哥是我们家第一个参加工作的人，他每天回来都会说一些药房的事情。他说得较多的是一个女药剂师，说她手巧，掏药特别麻利，一只手拿瓶，那只拿勺子的手拧下瓶盖就藏在手窝里，配好药紧接着盖回去，又顺手包起药，都没有另外放手换手，一气呵成，比别人快很多。大哥还会说，他们药库里有七八百种药，这些药剂师真有本事，都能记得住药名，不仅能记住“商品名”，也都能记住“化学名”，比如“果导”就是酚肽片，强力宁就是“甘草酸单胺”。我们听着这些，为药房的事感叹、唏嘘。
大哥不愧为父亲的儿子，他心里具备了小心和细碎的基因，别看他每天只是送送药，从药库到药房，从药库到病房，除了卖力，他还特别地卖心。他也偷偷地记药，记药名，记药数，还偷偷地补习药剂师的课程，当二哥三哥对生活都茫然没数的时候，大哥已经在计划他的“前程”了。他通过送药摸出了药房的出药规律，掌握了存药的上限下限，到了下限就备药，不能让药空缺了，到了上限就停送，没有让药堆积着。这项本来由药库做的工作，大哥早已经在做了。这时候，他的药剂师补习也一门门过关了，他本来只是高中肄业，但这项工作激励了他，他钻了进去。当有一天药库主任要退休，医院要找一个接班人时，早有准备的大哥就被选中了。
那时候，大哥也会拿工资回家，这是规矩，虽然父亲没要求要拿多少，但拿是一种态度，是子女的义务，是对家庭的契约。后来，大哥说自己要买块表，要买辆车，父亲知道，那都是工作的需要，是儿子步入社会的样子，父亲说，你自己留着点，家里没事。表是当时的“宝石花”，四十块钱一只，车是永久12型，一百多一点，那也是需要耐心和时间去积攒的。这样的时候，大哥也很懂事，他会从药房悄悄地捎些药回来，来填补他少交工资的“差额”。
大哥经常拿回家的药是四环素和土霉素，还有食母生。那段时间，这成了我们家里必备的药，什么炎症都拿出来吃几粒。我知道大哥的药是匀出来的，以他的精明和计算，他才不会去买呢。有一次他曾经说漏了嘴，说这些药都是大瓶装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是1000粒一瓶，食母生还是5000粒一袋，大装的一般都有余地，再利用报耗，什么破粒啊，什么掉地了啊，余地则更大。而食母生，微甜，香喷喷的，我们都是拿来当零食吃的，那是种助消化的药，我们越吃越饿。父亲曾开玩笑说，怪不得近来粮食都算不住了。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只是大哥要以药入账，以药顶工资，这我们就有点微词了。
大哥真正抠门起来是在谈恋爱之后，对象就是大哥说的那个心灵手巧的药剂师。她不知是怎么看上我大哥的，是欣赏大哥的小心和细碎？在我的印象里，药房的人都是锱铢必计的，都是小气鬼，他们两个在一起，那真是小气的平方了。她其实是看不起大哥的，老取笑他的“学历”，说那是冒牌货，好像自己的药剂师很了不起似的。她第一次来我们家就流露出趾高气扬的样子。她穿坡跟的护士鞋，那是当时最流行时髦的女鞋，因为穿了这鞋，她觉得自己的身材也好看了，屁股很翘，胸脯也很挺，其实我知道，她那胸脯其实是海绵乳罩戴的，那种圆鼓鼓的东西一直绵延到腋下，不假才怪呢。她那天还发了大脾气，第一天来我家就忍不住，可见是多么的不圆通。说起来很可笑，根本就不是什么事。隔壁一小孩在院子里玩纸飞机，就是那种纸折的小玩艺儿。小孩把纸飞机飞呀飞，笑声伴随着它在空气中飞翔，有一下，它兜了半圈突然转过来，正好撞在那个海绵乳罩上。这一撞会很重吗？不会；会很痛吗？不可能；甚至都不好说有没有感觉。但那天我大哥的女朋友很在意她的胸脯，她觉得小孩是故意的，她觉得自己被小孩猥亵了，她骂小孩小流氓，骂他有娘生无娘教的，她歇斯底里的表现当场把那个小孩吓哭了，把我们也弄得非常费解。我父亲曾私下里对大哥说，这个人一般，没有爱心。但大哥那时候滚烫滚烫的，听不进去。
大哥对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了，他也有了一点点小权利。药库当时是一个主任，三个副手，一个管采购，一个管制剂，一个管配方。管配方实际上就是管药房；管制剂就是管生产，当时医院也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药，搽皮肤的、滴鼻子的、洗屁股的；管采购的就是去外面进药，我大哥就干这个。可想而知，有交易就会有猫腻，就会有收益，大哥的生活等于灌进了一股活水，滋润自不必说。那时候，靠二级站一点点往下拨药的“坚冰”已有点破了，市场也有了一点点松动，医院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些药厂，医院有砍价格的主动权了。听大哥说，最早来我们这里打市场的是福建的一个厂家，每次过来都会请大哥吃上一顿，就是吃顿饭也是开放，大哥也很高兴。后来慢慢发展到塞钱，塞一百两百，开始也是惊魂未定，因为是新鲜事物，都没有碰过，慢慢地也接得顺手了，坦然了。再后来，福建的厂家邀请大哥去那边参观，大哥回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其实也很辛苦，路上就走了七天，很多地方还没有正规的路，像开垦一样劈荆斩棘，吐得一塌糊涂。回来带了许多福建特产，木耳和蘑菇，先是偷偷拿两包给那个药剂师，然后再拿回家，当然也不会忘了叫父亲记上一笔。
那时候，厂家推销药品也动了不少脑筋，抓住了物质缺乏的特点，药品不再是瓶装的袋装的，而改为“百货装”了。有玻璃杯装的，有热水瓶装的，有饼干盒装的，还有小皮箱装的，都是可重新利用的日用品。我开长途的二哥放在驾驶室上面的皮箱，就是我大哥给的。但大哥喜欢装愣，明明是药里拆出来的，却说是向朋友讨的，明明可以做一个顺水人情的，却流露出恩赐一样的心迹。我们都觉得大哥以前不是这样的，自从到了药房就变计较了，有了女朋友之后就更是这样了。
大哥把这些东西积攒起来，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那时候物资匮乏，所以大哥的这点小恩小惠也是很有用的。拿个饼干盒给人家，说，给你家放票证。那时候票证多啊，这东西非常实用。送个带盖的玻璃杯，说，保温的。保温可是个时髦的档次，一般人没享用过。当然，他也会拿个热水瓶放在家里，家里的热水瓶实在是太旧了，都快散架了，母亲念叨了很久了，就是舍不得买。那时候医院里有一句话，叫要茶杯向大哥要去，其实不仅仅是茶杯，还包括其他，这说明大哥在医院里很吃香，求的人多。院长对这件事开只眼闭只眼，只说，药不要给我断了就可。也就是说，小便宜，无伤大雅。
有了这些铺垫，到了大哥临时工转正的时候，就起作用了，基本上就是异口同声，说他心细，说他门把得牢，做药房就需要这样的素质。这是大哥的大事。当然，我知道，大哥的大事办成，还得益于院长交付的两件事。一件是院长的一个亲戚得了肺痨，捱着捱着又成结核了，需要大量的链霉素。那时候，抗生素奇缺，奇缺有两个原因，一是靠粮食做的，粮食紧，吃都不够，做药就缓一缓了；二是上级站下来的药本来就少，到了我们这里才500件，大医院分到两件，小医院半件也分不到，这些药要用上一年，不紧才怪呢。院长问大哥有没有办法，你是搞药的，去外面调剂一下。大哥说，那我跑上海中央站试试。院长马上就同意了，还答应派救护车专送。
到上海站搞药，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要花些心思。要准备很多东西，送站上的人，还要送库里的人。上海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送的，他们有自己固有的最爱，黄灿灿的柑橘、过滤嘴箭牌香烟和香喷喷的菜籽油。这是个盛夏时节，柑橘才乒乓那么大，其他两样东西还可以试试。菜籽油要去三牌坊，那里有许多油店，那时候菜油凭票，大哥没有票，就只能一家家一点点地高价凑过来。箭牌烟要去洋头下，那是个烟市，但箭牌烟是走私烟，稀罕得很，也没有整条整卖的，也要一包包凑起来。搞到了油和烟，大哥坐上医院的救护车出发了，他们走的是青田那边的道，那是我们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路，要在山上转上一天，那是真正的盘山路，山头一个接着一个，每个山头都像“蚊香”一样。到了上海，先要找下澡堂，那是晚上睡觉的地方，时间紧任务重，临时到上海的都这样草草对付，不可能去北京路那边去登记。直到后来和上海站的头头们弄熟了，事先打好招呼，他们会在九江路附近的遵义旅馆给你挂上号，才稍稍地安生一点。
那天的上海之行还算顺利，链霉素如愿拿到，上海人对菜籽油和箭牌烟还是亲睐的，买账的。只是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救护车在青田山上抛了锚，从下午到晚上，他们左等右等才等到一辆大货把他们拖了下来。回来后，大哥的脸上都是肿的，眼睛都差点被封住了，父亲诧异地问，你出去和人打架了？大哥说，不，是在山上被蚊子叮的。
第二件事是院长的儿子结婚，想在洞房里搞一台彩电。那时还没有彩电，连黑白的也不是太普及，这个奢侈的想法也只有院长这样的高官才会提出来，他对大哥说，听说霞关那边的避风港有走私彩电，你能不能走一趟？大哥心领神会。他联系了福建药厂，让他们帮忙试试，他们锁定的彩电叫“奥丽安”。那时候，索尼、松下、东芝都还没有听到，奥丽安也是散装的，算很好了。后来日本有部电影叫《阿西们的街》，那条街就有居民在搭彩电，里面就有奥丽安。
我完全可以想象大哥跑到霞关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和福建的朋友会合，直奔霞关避风港。他们在一艘艘走私船上穿梭，这里有苍南船也有台湾船，那些船里有歌带、自动伞、乔其纱、三狮手表、8080录音机，这些他们都不要，他们只要奥丽安。他们的裤脚被海水泡湿了，他们的身上都是鱼腥味，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搞到的奥丽安有变电柜那么大，嘎嘎。
彩电弄到了，运回来是个问题，因为是走私货，路上查得严，一旦查到百分百没收。这些大哥都想到了，他事先在福建药厂进了货，奥丽安掩埋在车上，一车的药作为伪装，一路蒙混过关。霞关到我们这里，最大的关卡是飞云渡口，滔滔江水漫漫路，头上的太阳明晃晃，江边，汽车已排起了长蛇阵，但渡轮仍旧没有脾气似的慢悠悠的。大哥硬着头皮上去交涉，说医院等着用药，说什么什么药不能暴晒，还真的给他说通了，奥丽安也安全准时地运了回来。
这两件事，都有点战争年代过封锁线似的惊险，但最后都化险为夷了，深得院长的赞赏。
前面说过，大哥是真正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心细，会计算，尤其是讨了药剂师老婆后，似乎把调控药品剂量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发挥到生活里来了。他常说，他是家里的老大，要支撑起这个家，但我们并不这样觉得，都说他说得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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