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很远，离家有五公里，五公里现在车子一滑就到了，但那时候只靠脚走，要走一个多小时。从家里出来路上还算轻松，因为路边有景致，一个菜市场，一个公园，一条护城河，河边有许多摆摊的，卖跌打膏的，卖冬虫夏草的，补缸补脸盆的，一路看过去，路很快就退到身后了。过了护城河，是一条城永公路，这就难走了，因为已走入了郊区，两边都是田，还有些不知名的零星小厂，路上也极其冷清，除了去下面上班的人，还有箭一样一闪而过的狗。城永公路也是有公交车的，是9路车，到底是永强，但不是正常的有，有时候等我走到厂里了，没见着一辆车过来；有时候走到一半，车来了，接下还有路的人就拼命跑起来，追上车跳上乘几站，到目的地。因为这个情况，路上就生发出了另一种交通工具——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都是农民开的，原先可能在田里耕作，运东西，农闲的时候，就窜到公路上运人来了。远远地听见轰隆隆的山响，一团浓烟滚滚而来，近了才看清是手扶拖拉机。我没有乘过手扶拖拉机，因为这东西太冲，感觉上不稳当，常常会想，这东西要是开着开着散了架，轮子车头乱飞，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乘手扶拖拉机的人，大多是乡下的农民，去城里办事的，或从城里办完事回家的。偶尔也会有附近厂里上班的人，他们都是扒车，像过去的铁道游击队，因为手扶拖拉机沿途没有停靠的任务。扒车很有技术，跳车就更有技术，我曾经目睹过一个人跳车时技术不当摔了个嘴啃泥的惨状。当然，扒车的大都是胆大的，而胆大的一般也都是灵巧的，见拖拉机过来，开始助跑，跑得比拖拉机还要快，然后抓住车，然后快速地跟跑，然后用力地一收缩，身体就随着车子上去了。下车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地往下跳，也是抓住车伸着腿快跑，然后慢慢地松手，身子才能稳稳地踏到地上，不至于被强大的惯性带倒。
我一般都是走路，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什么办法能比走路更轻松一点，除非是正好候上了车。七点半上班，我六点一刻出来，路上很充分。但是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在走路的时候，有个人叫着我，他叫我的全名，不像很熟的人那样只叫名没叫姓。我不由得回头看，看见身后有一辆拖拉机在向我靠近，然后停在我身边，从上面跳下一个人，是我们厂的光华佬，这是个通俗又民间的叫法，不知道真名怎么叫，但我们厂的人都这么叫。他走到我面前，叫我也上拖拉机。拖拉机后面的斗里已站了许多人，驾驶座上已有司机和另外一个人，光华佬叫另外那个人到后面去，那人不愿意，光华佬就做出要揍他的意思，挥了一下拳，那个人就跳下车到后面去了。我说我走走很快的哪。他说有车就坐一下嘛。我说，这种车我不敢坐。他说，没关系，叫他开慢点。我被时间催促着，实在也是没有什么理由再绝拒，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来了。
我坐在车头的右边，手拼命地抓住车身，中间是司机，左边是光华佬，我们在浓烟和震耳欲聋的声音中前行，身子被震得像失去了知觉。偶尔，我也会斜眼看看身边的司机，他紧张得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好像生怕把车子开翻了似的。他的脸被烟熏得墨黑墨黑，鼻孔下还黑得发亮，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乱的，像一堆茅草。
我们到了厂门口，手扶拖拉机乖乖地停下，停得很轻很稳，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在车上的缘故，都是光华佬特地交代的，要是只有他们，拖拉机就只用稍慢一点，滑行依旧，等他们都骨碌碌地跳下车，吆喝一声走了，拖拉机又会顺势地加快起来。
这一天的坐车经历让我注意了光华佬。平时在厂里也听说过这个人，知道他像半个头头，知道小青年都怕他，因为他看似很有蛮力的样子。后来还知道，他在这条路上有些名气，他上班几乎不用走路，那些汽车也好，拖拉机也好，见了他都会停下来捎他一段。他要是去下面的农民院子里听词，中间会有人站起来给他让座，边上会有人给他甩烟。
再后来，也不知怎么的，我被分到了他的手下。也许是他授意的，坚持的，我当然也没有理由反对。我们成了一个组，算是一对搭档。我们不是削筷子吗，他先把竹爿切成筷子长度，再把竹爿开成筷子的粗胚，再由我把它削成筷子模样。说实话，我没有想过我会和他发生什么关系，不就是上班吗，这太正常不过了。我也没仔细想过这个人，无论他有什么故事，都和我无关。但他显然是有想法的，他会专挑老的干的竹爿切，目的就是为了我下一步好削一点。还有，我发现，这条路上的手扶拖拉机准时了，以前好像是没有规律的，现在似乎是有了那么点规律，总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在我踏入了这条公路的一会儿，或在锁厂的位置或在水泥厂的位置，总会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轰隆隆地赶上来，忽然就看见了车头上坐着的光华佬，然后就被他邀上车，载走了。
我当时的工资叫“新招工”，26块，外加两块五米贴。我家里那时仍旧拮据，拮据体现在家里为我准备的中餐上，两把米放在饭盒里，一个鸡蛋放在茶杯上，中饭就是半盒饭加一杯水蛋。因此，我每月会把26块交给父亲，那两块五的米贴则留给自己真正肚饿时吃点心用。在我们这个厂上面200米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洪殿，此时洪殿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供销社，卖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供销社门口则有一个三个妇女一起经营的面摊，有时候，我会到这个摊上吃碗面，一般都是在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这种给家里交工资的规矩我坚持了好久，只是在后来，临近我结婚的时候，我才和父亲说，我想要自己留点钱，办点嫁妆，我交一半工资行不行？我父亲说，工资你留着，你就把米贴给家里吧。
对于光华佬有意地安排我乘车，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多想，我把它当作工友间的帮助。后来我想过这问题了，其时，我和他已经是一个工种了，我心里也是坦然的，我就想，我抽空帮他也干点事，不就扯平了吗？干些什么事呢？其实我也没什么可干的，也只是中午蒸饭的时候帮他洗洗米，饭后，洗洗他的饭盒，仅此而已。
我们工厂的后面是一条小河，正对着工厂的是一个埠头，除了洗米，我们洗其他东西也都在这条河里，洗衣，洗碗，洗脸，洗手，包括有些工友游泳。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洗碗的时候，有个男工都会过来游泳，在我面前游来游去，游自由泳，游狗爬式，有时候还扎猛子摸螺蛳给我看，甚至到埠头的高处跳水，跳的是“燕子飞”，落水时却故意落成了“板门”，就是为了逗我一笑。工友中很快又传起，说这个人喜欢我，其实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再后来，听说光华佬把他按在墙角落教训了一顿。之后，这种故意在我面前表现的事情就没有了。
我在竹筷只呆了一年，第二年，大概我父亲感觉我辛苦，就给我换了一份工作，我就离开了。竹筷，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那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没有想过这会是我的永远的工作，所以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也没在意光华佬，他也只是我碰到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他为我做的什么，我想别人如果有条件也会做的。
我后来的工作跟竹筷一点也不搭界，是做皮鞋的，我在厂里做保管，保管做鞋的一切东西，浆糊、胶水、鞋钉、鞋带，说白了就是鞋杂，大的材料还有另外的仓库，我每天和这些打交道，熟悉这些东西，做它的明细账目，几乎“足不出户”。
可是，我却在后来的这一年里，两次碰到了光华佬，每一次都是非常的偶然。一次是我们市里开公判大会，地点在人民广场，为了制造声势和效果，市里要求每个局都要带队伍去，局里又把名额派到了下面单位，我也就去了。我们皮鞋厂隶属于“一轻局”，一轻局下面还有很多单位，纺织的，酿造的等等。那天的人民广场人很多，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公判的人也很多，枪毙了好几个，我们听着这些审判是既兴奋又疲倦。有一下，我要上厕所，就从队伍里往后挤。厕所在后面墙角的位置，估计也是人满为患，我挤着挤着，大概是挤到了“二轻”方阵，突然感觉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手，我定神一看，原来是光华佬。这个太意外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他。我原来上班的竹筷在市区的东边，我现在的鞋厂在市区的西边，如果不是刻意的守候，我们碰上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但我们却在一次公判会上碰到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他却快速地说了句什么话，好像是说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你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我看了他一眼，他也被自己的话弄得极不自然。我没去接话，这样热闹的场合，以及我们模糊的关系，站下来说话都是不合时宜的，我马上就离开了。
还有一次，我们工友一拨人相约了去茶院寺玩，茶院寺不是什么有名的风景点，就是一个小寺院，主要是一个工友住在那隔壁，地点在近郊的丽田。当时大家都没有远足或郊游的习惯，要不是那工友说到她家玩，谁会想到去茶院寺啊。我们的日程很简单，早上八点出发，走山前街南塘河边上的小路，步行两小时，先到茶院寺玩一下，然后去工友家“凑份吃”。为什么要去她家凑份吃呢，就是因为她老公每天会去钓鲫鱼，我们去她家吃她老公的葱烧鲫鱼，就是这样。但在去茶院寺的路上，居然也碰到了光华佬，他骑了个自行车，大概是早就看见我了，车咕的一声刹在我身边，吓了我一跳。他问我到哪里去？要不要带几步？我说，我们一拨人去工友家玩。他噢了一下，说，我去丽田钓鱼。我这才注意到他一身的钓鱼“打扮”，拖鞋、短裤、长袖衬衫、草帽，草帽还是定做的，边上围了一圈毛巾，是防止太阳晒了脖子。我还看见他车前挂了一个鱼篓，是自己做的半是铁筒半是丝网的那种。因为有工友在场，我们就这么说了一下，走了。
我后来想，我们怎么会如此偶然地碰到啊？像南塘这条路，如果不是去工友家吃鲫鱼，也许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的，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暗示？也就这么一想，后来就没有再想了。但光华佬肯定是有想的，也许他一直在想，只是那时候找不到目标，无从下手。
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都没有音讯。后来有人跟他说，那个女的，在康乐坊一带的门市部工作，他就马上去找了。他找我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从仓库调到了门市部，领导说我脑子清，对钱敏感，原来那营业员老出错，就让我把她替换了。有一天，我在门市部，我和另外一个营业员正在做盘存，我们不是月末盘存，盘存是为了及时调整鞋样和码数。那个营业员突然悄悄告诉我，说门口有个人走来走去已经好久了。门市部看似对外开放，其实我们都不看外面的，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看外面会把眼睛看花的。她这么一说，我就看了看外面，就看见了光华佬。我感觉自己的脸“腾”的一下就烫了，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样犹豫着也不是办法，就出去了。我们就在路边讲了几句话，我说，你不要到这里来，让人看见了不好。他说，噢，知道了，我就来看看你。
被他知道了我的地方，我就逃不掉了。我知道这个人，他会做出很多事情来。开始的时候，他总往店里写信，也没有写什么内容，就是问个好，或说句见个面怎么样？我基本都是不理他，我觉得还没到必须回复的程度。有时候甚至就是一封空信，和我有关的就是这个地址和我的名字，似乎他写信就是为了告诉我，他在时刻地盯着我。他的信一般是一周一封，好像是为了让我记住，他都选择在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我一般都在店里，我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信。这样的话，他的信就非常的花功夫，不仅花写的功夫，还要花寄的功夫，他要在星期六下午四点之前投进邮筒，星期天邮局分捡，星期一上午送出。这件事一旦成了规律，无形中也成了我的期待了，到了后来，我也似乎在等他的信息了，他在这个城市的信息，他在做什么的信息。
对于我和光华佬的接触，我家里并不赞成，父亲就说他没有正式工作，说在竹筷这样的工厂当不了饭吃。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我对一些事物的发展一直就没有想到很远，比如我和他在一起的结果，我们会生活得怎样？但对于他的能力，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他是那种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够从容活着的人，他如果有决心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得很好的。我父亲不以为然，说，话不要说得太早。我当然也没想马上说服父亲，我讲了一个细节给他听，想听听他的判断。我告诉父亲光华佬寄信的一件事：他不是每个星期六要写信寄信吗？有时候他被事情忙住了，星期六来不及了，他只好自己送。他会把这封信设计一番，贴上用过的邮票，再画个假邮戳，捱到星期一，他就装扮成邮递员的样子，骑着车，飞快地从我店门口经过，喊一声信，就把信丢进了我的柜台。我对父亲说，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知道后我就找出那些信看，还真有几封是这样的，画得虽不怎么精细，但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父亲沉凝片刻，说，莽人要是能细起来，不得了。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更加速和巩固了我对他的看法。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有东西要给我看，我以为他有什么东西要送给我。他要我转过身，闭上眼，那是深秋，还没到冬天的时候，我听到了几下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就转过身来，我看见他正在脱衣服的一只袖子，显得很艰难的样子，然后就露出了他的胳膊，我马上看见他手臂上的一团血红，他告诉我这是你的名字，我把它刻在了手臂上。我仔细看了看那处血红，的确是我的名字，虽然不很清晰，但还是能看出来，红肿还没有退尽，刀痕已开始结痂，看出来他刻得很深，一笔一划都刻得有力。他又说，我现在才知道人的皮也是很厚的，起码有一毫米厚，一刀刻不进，要刻上好几刀。我赶紧打断他的话，他的话听起来有点不洁，叫人毛骨悚然，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呀？我感觉自己的话里都有哭腔了。他又说，我就是要你答应我，你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给你看。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事有点荒唐，但我得承认，它似乎有点不可抗拒。这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移风易俗，限制婚宴，最多只允许摆三桌。不让摆也好，省得我们开销。我前面说过，我给家里的钱不多，都是意思意思的，对家里没什么贡献。因此，当父母说，酒席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见，我觉得心里挺虚的。
酒席在家里的院子里办，院子里一桌，其余两桌摆在隔壁的邻居家。那天的院子里搭了雨棚，生了大火炉，桌椅盘碗都是厨师带来的。本来，有钱赚厨师应该高兴才是，但厨师一直在絮絮叨叨，欠多还少似的，原因很简单，我父母采购的原料太差了，太省了，简直就是浙江省，浙江就是他最省，这妨碍了厨师的手艺，也影响了菜肴的品相。比如冷盘中有一样“炸羊尾”，本来用上好的三层肉，切成条，调了味，用淀粉一裹，轻炸捞起。但母亲舍不得买肉，说冷盘没有人在意，做做样子即可。厨师是亲戚，也没办法，便使了偷梁换柱的办法，用冬瓜切成条，淀粉一滚，炸硬后再裹上白糖，样子像“羊尾”。还有皮蛋批花，好的皮蛋能批出漂亮硬挺的花，但好皮蛋价高，母亲就买了差的顶替，差的皮蛋都是“云黄胎”，里面容易流黄。厨师也是想了办法，先放锅子里蒸，想把蛋黄凝固住。记得当时我也在看厨师批花，蒸了的皮蛋还是不成形，厨师边批边怨，说一世人就这么一次，要省也不在这里省。母亲则说，是不是你没蒸好啊，所以凝不住。厨师说，皮蛋本来就是不蒸的，好的皮蛋不蒸也是好的。想想也是。
结婚的晚上，闹了洞房之后，就我和光华佬坐着，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好，谁应该主动表示。后来还是光华佬先开了口，说，你想得我好苦啊，你以前都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啊？我没有想到光华佬会说这样的话，粗人说软话，会让人特别的心酸，我的身子就一下子软了，就被他抱住了。
我们婚后的生活很好，光华佬从竹筷出来了，做竹筷有多少利润呢，前途一眼就明白，迟早会散的。光华佬不怕没工作，就怕没自由。他开始跑上海，那时去上海只有一条海路，三天一班船。他去上海一百排队买香烟，去华侨商店排脸盆、玻璃杯、热水瓶，去手表厂门口排石英表，去豫园城隍庙挤针织尼龙，这些东西带回来再加价卖给别人，比工资多好几十倍。他还去上海带过公事桌上的玻璃板，是一个朋友结婚用的，我都可以想象把一块玻璃板从上海背到家里是怎样的辛苦，也只有光华佬能做这件事，要做这件事。光华佬从浦东厂里买来玻璃板，先乘公共车回到旅馆，再把玻璃板背到回家的船上，一天一夜，他寸步不离地守着玻璃板，直至运到。别的东西摔坏了还可以用用，就是玻璃板碎了“颗粒无收”。因此，背到家里的玻璃板，价格就都由他说了算了。
现在我要说说我的大事。我原来就有便秘，后来就更加困难了，到上海一查，已经是肠癌晚期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个字，其实我前面也试过很多偏方的，洋葱泡酒、冷水拌蜂蜜、每天吃两个苹果等等，我以为这样搞搞大便就会通起来，通起来就没事了，哪里想到会出那么大的事。
在上海人民医院，医生要我们马上做手术。我们出来前，家里人都送了钱，在医院的大哥200，开饭店的三哥220，在内蒙的二哥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暂时回不来，但你记上我的1000块，我很快会寄过来的。父母没有钱，他们只有担心和无奈。光华佬说没事的，你不用惦记钱，我们该用的一分也不会少。他把手头的事全部撂下来，说钱还赚得完的，但人只有一个。这话是他说的，他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乍一听不吉利，但是个大实话。他也去凑了一些钱，他去了木杓巷一带，那边有许多小店，卖烟的、卖墙纸的、卖拉手的、割不锈钢的，都是他的朋友，他就挨家挨户凑钱，说我老婆到上海做手术了，大家支持一下，算人情。那些朋友都没有二话，连问也没问，拉开桌子的抽屉说，你自己拿，多的拿去，留点找钱就行。光华佬就自己看着拿，800的拿600，2000的拿1000，像收租一样，一下子就凑到了五六千块。
人民医院是个老医院，好像在很偏的五角场那边，我们从十六铺这里坐车过去，越开人越少，越开越冷清，听人说，卷烟厂、自来水厂、传染病院都在那里，都是些又吵又忌讳的单位。我们住在住院部的六楼，这好像是专门为外地人做手术的，楼道上撞来撞去都是些忙乱而焦急的外地人，都是来做手术的，都是非做不可才到这里来的。因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情形就很乱，楼上也没有管理，病房里的东西都摆到外边来了，过道上乱七八糟，像个贫民窟。光华佬都在医院里陪着我，没事也陪着我，他好像知道我日子不多似的，还在病房里摆了个煤油炉，给我烧东西吃，其实我已经吃不下了。因为是全麻，我做了手术昏睡了两天，他一眼没眨，都守着我，看着我打针，来回叫医生叫护士。这是他的性格，他是那种一旦摊上了就认命的人，有了这种心理，他做起事来就比较踏实。他还做了长期的打算，在医院附近开了个小旅馆，偶尔在那边睡一下，洗个澡。离开医院的时候装了一包东西回去，都是些要洗的衣裤。从旅馆回来也提了一大包东西，都是些草纸啊毛巾啊。他出现在走廊上时，看见的人都会说，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我知道他们说的什么意思，是说不是在生活中常见的。我旁边床铺上的病人也和我年龄相仿，也是一样的手术。她老公很会问，医生护士一走动他就问，我老婆肠子怎么样？她的肠子会好吗？看似问得焦急，实际上心里多有不愿、不甘，嫌烦、嫌累。光华佬这点很好，就像毛主席说的，即来之则安之，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让人觉得特别安心。谁愿意病啊，病是多么的无奈啊。我很感激光华佬的说话，每次医生护士来，他也是很急切地问，我们的肠子好点了吗？我们的肠子接下来怎样啊？我们的肠子以后没问题吧？每一次他都是说“我们的肠子”“我们的肠子”，这让病床上的我既难受又甜蜜。肠子是我的肠子，肠子长在我肚子里，但肠子又连接着他，现在成了我们俩人的肠子，我们都在为肠子做艰苦卓绝的斗争。
但我的大事没有结局，我顶不过这个手术，我们打不过厉害的肠子。我在死之前和光华佬说，我没有为他生一个孩子是个遗憾。光华佬说现在不说这个。我又说，我有个事想求你帮忙，你能答应吗？他说，你说。我说，我家景不好，父母辛苦了一辈子，你能不能帮我付十年的工资，算我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光华佬说，闲话一句，我会付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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