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秋吴越 称霸东南
延陵，是武进历史上第一个见于史籍的名称，它是古人遵从以山川、河流、地理、形势命名的定规而得的。延，即延伸、绵延；陵，即山丘、山脉。武进南境有浙江天目山余脉由东向西北绵延，形成逶迤嵯峨的太湖湾群山，北境沿长江有宁镇山脉余脉由西北向东南绵延，入丹阳、穿武进、进江阴，两条山脉的延脉横亘武进南北，由此定名延陵。延陵在周代邑境涵盖区域很大，南抵太湖，北达长江，东毗吴（今苏州），西含云阳（今丹阳），包括今武进、无锡、江阴、丹阳诸市（区）及张家港的一部分地域，武进位于当时延陵的中心。
首次记述延陵地名的史书，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述，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周人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定居在陕西岐山附近的周原地区，并逐渐兴盛起来。古公亶父生有太伯、仲雍、季历三子，其中第三子季历有卓识，而且季历之子姬昌自小圣明，因此古公亶父产生了将周部落首领之位直接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予姬昌的想法。但这样有违于周族首领传位嫡长的传统，太伯为了满足父王的心愿，以外出采药为名，和仲雍一起主动离开了周部落。他们“沿大江而东下”，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长江下游地区，最后定居太湖流域。
太伯和仲雍在武进周边区域定居下来后，十分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他们改变自己在中原时的装束，和太湖流域的居民一样，削去长发、文身，很快得到了当地土著的认同。他们还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逐渐形成了半耕半渔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当地人以渔猎为主的生活状态。太伯和仲雍守志节、讲礼仪，当地土著纷纷前来归附，并拥戴太伯为部落首领。随着地域的扩展和部落的逐步扩大，太伯终于建立起江南第一国——勾吴国。太伯将北方先进文化带入长江下游地区，与土著文化相融合，并随着勾吴国的历史进程，逐渐演化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化，奠定了武进为吴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历史地位，“开吴之地”由此成为武进历史重要的人文标志。
在勾吴建国400多年后的春秋时期，君王诸樊临终时对馀祭、馀眜说，从此以后，吴国的君位以兄传弟，一定要传到季札的手中，以满足父王寿梦曾经想直接传位给季札的心愿。诸樊去世后，由馀祭继位。吴馀祭元年（前547），吴王馀祭封其弟季札于延陵邑。武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馀祭后又传位于馀眜。馀眜死后却立其子于州为王，即吴王僚，因此引起诸樊长子公子光的不满，就此埋下祸根。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和其谋士伍子胥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登上吴国王位，即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雄才大略，执掌吴国共19年。他继位之后，听从伍子胥“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业，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建造都城“阖闾城”。阖闾城位于现在武进雪堰和无锡交界处，东有太湖天然屏障，南有可进可退的荆溪群山，易守宜攻。阖闾任贤使能，拜我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将军，组建太湖水师，打造出一支水陆并进的吴军，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在春秋诸侯争霸的战争中取得十战十捷的辉煌战果，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在“槜李之战”中重伤而死（槜李位于今浙江省嘉兴市南）。
阖闾死后由其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报阖闾之仇大破越国，又与齐国多年争战，忙于逐鹿中原，国力日见空虚。公元前473年，曾为吴国阶下囚的越王勾践经过多年卧薪尝胆，最终灭吴，武进区域成为越国之地。140年后的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武进随之属楚。
从春秋中期至战国百余年间，武进地区三易国主，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然而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种局面，他就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黄歇。黄歇在楚考烈王时被任命为楚国令尹，执掌一国之权柄，受赐邑淮北12县。公元前247年，黄歇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向楚考烈王提出“请封江东”，统领和施治今南京以东、上海以西之间的广袤区域。黄歇封吴以后，十分关注当地民生，号召发展农业生产，营造民众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他还是一位水利专家，根据苏南地区江河湖塘众多，经常遭受水患之害的状况，带领民众浚河疏水，筑堤防洪，大力推动水利建设，对太湖水系的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吴开巨壤，还怜旧邑民”，为了纪念春申君的施治功德，武进地区留下了许多以“黄歇”“春申君”名字命名的地名，如“芙蓉湖立塘垦殖”的记载和“黄天荡”（位于今郑陆镇），黄歇读书处的小河“黄山”，因黄歇治太湖而命名的雪堰“黄坡岭”等。这些至今还存在的地名，显现了武进在战国时期一段尘封的历史。
2 秦汉更替 四易国主
战国末年，秦、楚、燕、韩、赵、魏、齐七雄并起，混战不休。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延陵属秦。次年，置延陵县，属会稽郡，此为武进行政建置之始。
秦时的延陵县境，东邻无锡，东南起自太湖（含马迹山），西南接阳羡（今宜兴），西连云阳（后称曲阿），北抵长江中流，含今武进、江阴的部分地方，比延陵邑境有所缩小。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大定天下后，自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为避免东周时期地方诸侯坐大、失去控制的现象，秦始皇废除诸侯分封制，大力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他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以郡统县。今武进所在地延陵县属会稽郡辖内，郡治吴县（今苏州）。全国实行郡县制以后，气象更新，节制有序，各郡县开始构筑治所城池。延陵县本已有城邑，湖北江陵拍马山古墓中曾出土战国时期刻有“延陵东门”字样的木梳，足以证明至迟到战国时期延陵城邑已初具规模，秦朝时期又在原有城邑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
秦始皇为巩固政权，推行了全国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发展。为了满足出巡、军队调动、物资运输、民间往来对交通的需求，他又命令全国修建了多条宽50步、可供马车快速奔驰的通道，名为“驰道”。在其所建的驰道中，“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就穿延陵县沿江地区而过，入暨阳（今江阴）、通会稽（今苏州）、经诸暨（今浙江）、达钱塘（今杭州）。秦始皇从这一驰道东巡，在武进境内留下了“天子路”“秦望山”等地名和传说故事。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公元前202年，其中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刘邦称帝，国号“汉”。西汉建国后，汉高祖刘邦推行郡国制，即在中央沿袭秦朝实行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刘邦起义军中的大将韩信为汉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刘邦遵守与韩信“共天下”的诺言，封韩信为楚王，分辖延陵等县，并将秦时延陵县改名为毗陵县。
公元前201年，楚王韩信带兵巡视治下的毗陵、曲阿、阳羡等地，被人以“拥兵自重，有谋反之心”告发，刘邦借机缚韩信、废封号、夺封地，将毗陵等地重新分封给了堂兄刘贾，改楚国为荆国，武进二易国主。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荆王刘贾被杀。次年四月汉帝平叛，英布兵败身亡。刘邦吸取韩信拥兵自重、英布谋反的教训，诏令“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诛之”，将毗陵等原属荆国之地改为吴国，分封堂侄刘濞为王，武进由此三易国主。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殒命，汉景帝将淮南王刘非封为江都王，统领毗陵等原吴国诸郡县，武进四易国主。公元前121年，后继江都王刘建因谋反失败自杀，江都国被废除，其下毗陵等郡县暂不分封，一度直属中央。至此，从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到公元前121年江都封国被废，毗陵在汉初动乱、震荡的局势下先后归属楚、荆、吴、江都四个分封国的历史宣告结束，暂时稳定下来。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刘氏江山摇摇欲坠。公元5年，外戚王莽毒毙汉平帝，自称“假皇帝”。公元9年，王莽登基为帝，改国号为“新”，建元始建国。王莽称帝后，依照儒家思想托古改制，全面变更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制及名号。他重新规划中央以下郡县两级政府布局，设郡125个，设县2203个。为了体现新朝气象，他又别出心裁地改易天下大部分郡县的名称，由此毗陵县改“陵”为“坛”，称“毗坛县”。
公元25年，刘秀诛杀王莽建立东汉王朝后，将王莽所改的郡县名称一律取消，恢复原来用名。仅仅使用了19年的毗坛县名，又被恢复为毗陵县名。
3 孙吴屯田 武而进之
东汉末年，中央政权日渐衰落，各地州郡守牧纷纷拥兵自立，形成地方军阀势力，各据一方。经过多年混战，形成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格局。今武进地区所属的毗陵县，在孙吴治下。孙吴发迹于江东，始祖为孙坚，曾为东汉长沙太守，孙坚死后由长子策继立。建安三年（198），孙策平定江东，建立江东孙吴政权。孙策死后，其弟孙权继位。建安十三年（208），孙吴联合蜀汉在赤壁大败曹操80万大军，孙吴由此日益强盛。公元222年，孙权自号吴王，公元229年称帝，改年号为黄龙。
孙权统治之初，江东的实力难以与刘蜀、曹魏相抗衡，仅凭长江天险固守江东，孙吴政权便积极向南扩张以巩固势力。但居住于江南山中（今苏浙皖交界处）的山越人不断滋扰生事，给孙吴的扩张带来了较多困扰。同时，由于北方豪强长期混战，大量北方人民纷纷南逃，来到相对稳定的江东地区定居。面对山越作乱、北人南来的情况，孙权因势而实施屯田策略，开发利用江南肥沃的土地。因其大规模的屯田位于毗陵，史称“毗陵屯田”。
吴嘉禾三年（234），孙权“分吴郡无锡以西地方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以毗陵为治所（今武进西北一带），管辖毗陵、云阳等三县。屯田制度解决了北方流民的安置问题，孙权还接受谋士陆逊的建议，强迫山越人到平地居住，使用军事编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之上，数量达到数万之众。孙吴实行屯田前后达70余年，达到了招抚山越人、吸纳流民作为兵源和农业劳动力的作用。同时，北方南迁难民还带来了进步的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东吴被晋灭后，毗陵典农校尉建制被撤，部分屯田客定居在毗陵，成为武进居民的一支重要远祖。
公元234年，孙吴与蜀汉联合抗曹，孙权兵分三路：一路由诸葛瑾领兵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一路由孙昭、张承领兵攻打广陵、淮阴；第三路由孙权亲自领兵经丹徒攻打合肥新城。孙权率兵夺丹徒后设县，取名“武进”，表示“以武而进”“武而进之”之意。这是“武进”之名首次见诸史册。
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后，于太康二年（281）调整建置与区划，撤毗陵典农校尉，将孙权设立的武进县复名丹徒县，在丹徒、曲阿（今丹阳）以东50里外新置武进县，县治所在地位于阜通镇（今常州万绥），为毗陵郡所辖。此后，“武进”之名在这片土地上沿用了1700余年。
公元311年，西晋司马王室的东海王世子司马毗封于毗陵，为避其名讳，毗陵郡、毗陵县改为晋陵郡、晋陵县。“晋陵”之名从此启用直到清代，前后长达千年之久。
4 永嘉南渡 齐梁帝王
西晋末年，随着武帝司马炎的驾崩，司马氏地方诸王之间发生混战，西晋统治力量消耗殆尽。这场长达16年的变乱史称“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当时西晋周边的匈奴、羯、鲜卑、羌、氐五个少数民族趁机而起，向虚弱不堪的西晋王朝发动攻击，大肆侵入西晋王朝的统治地带，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长期陷入大规模战乱。永嘉五年（311）六月，匈奴政权刘汉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虏怀帝，杀宗室、官兵及百姓3万余人，洛阳成为一片废墟，从此西晋名存实亡，史称“永嘉之乱”。
相对于北方社会的动荡不安，江南相对稳定，大量北方士族、平民为躲避战乱，携带家眷、宗族、部曲、宾客等，渡长江流徙江南地区，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人口南迁，被称为“永嘉南渡”。南迁的门阀士族带领的家眷、民户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同时凭借长江天堑，江南地区免于大的战争破坏，因此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东晋初，晋元帝为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对北方南迁的士族，在境内侨置郡、县。大兴年间（318～321），西汉名相萧何二十世孙、时任淮阴令的萧整带领萧氏家族从山东兰陵迁至晋陵县，后侨置兰陵县，属兰陵郡。公元420年，南朝宋建立，侨置州郡均加“南”字，兰陵郡改为南兰陵郡。兰陵萧氏家族经过数代繁衍，至萧整四世孙萧道成时，逐渐发达起来，历数百年而不衰。
萧道成官至刘宋时相国，号齐王，统领百官。公元479年，刘宋顺帝刘准颁诏将帝位禅让给齐王。萧道成即位于建康（今南京）南郊，定国号为齐。至此，齐朝正式建立，史称南齐或萧齐。中兴二年（502），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萧衍建都建康，定国号为梁。梁武帝萧衍治国48年，在位时颇有政绩，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晚年原东魏降将侯景起兵，都城陷落，萧衍被囚死于台城。萧衍之孙萧察在江陵建立西梁，后被隋所灭。
兰陵萧氏子孙文武兼备，大力推动文学兴盛。齐高帝擅书法，有“书帝中第一”之名。梁武帝被誉为“诗人皇帝”，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他还精通乐律，创造准音器“通”，又制十二笛以应十二律，相当于今日的“定音笛”。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昭明文选》，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梁简文帝萧纲倡导“宫体诗”，是对诗歌体裁新的尝试与探索。此外，齐高帝之孙萧子显在梁武帝时采用纪传体编撰《后汉书》《南齐书》，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南齐书》被列入二十四史。
兰陵萧氏历齐、梁两朝，掌国百余年，出帝王19位，宰相37位。盛极一时的萧氏世家如今早已在历史中淡去，只有武进地区作为齐梁故里，保留下来的一些地名和历史故事见证着萧氏一门曾经的辉煌和成就。
《南史·梁武帝本纪》中记载，南朝齐时，长沙宣武王萧懿的侍卫看到有六条龙盘旋在萧衍的寝斋中，他就把这一件奇事作为天降吉兆告诉了同伴们，并且说萧衍是真龙天子，一定能做皇帝。后来这件事果然成真，当时人们就把梁武帝居住过的武进县城称为“六龙城”，后来又省略掉“六”字直接称为“龙城”。至唐代时，武进县的衙门迁入常州城，把“龙城”之名也一同带进了常州，并且沿用至今。
5 纸城铁人 义军抗元
隋时兰陵县并入曲阿县（今丹阳），其地属晋陵县。唐武德三年（620）在故兰陵地复置武进县，贞观年间武进县并入晋陵县，垂拱二年（686）析晋陵县西部又复置武进县。大历十二年（777）武进县升为望县。宋承唐制，晋陵、武进两县仍属常州。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入国都开封，次年北宋灭亡，宋室南渡。
南宋咸淳十年（1274），蒙古铁骑南侵，向偏安临安（今杭州市）一隅的南宋发动最后一击，而南宋各地守将望风而降。次年三月，元兵直逼常州城下，常州知州赵汝鉴逃跑，安抚戴之泰开城投降。常州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以一座孤城抗击元军达半年之久，在常州历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
常州城破之后，在姚訔、陈昭等人的筹划下，组织起两万义军，与江阴的宋军取得联系后同时夜袭常州，一举收复。元丞相伯颜立即派军来攻，激战4个月，久攻不下。这时的常州成为抗击元军的前哨，是文天祥抗元大本营平江（今苏州）的一道屏障，伯颜只得调集元军20万精锐，亲自带兵来攻。姚訔向平江求救，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龙领军支援，却在虞桥、五牧一带被元军阻击，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虞桥、五牧之战援军失败后，常州城成了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食。且常州这座方圆40里的古城年久失修，虽经守城义军用树栅修墙，仍破败不堪，“大而难守”“屡破于敌”“常之为城至孤危特甚”，连伯颜也称它是座不堪一击的“纸城”。他先派人射书入城劝降，又派南宋降将到城下劝降，但城中“自吏士至于民，无一人言降者”。伯颜认为经过4个多月的围困，城中粮绝，义军自会开城投降。但姚訔却让守城义军用纸剪成饼样，站在城墙上“吃”给元军看。此时已是十月深秋，伯颜百计施尽，加紧派兵攻城。城内2万义军面对20万攻城元军毫不胆怯，忍饥守城，浴血奋战50多天，不幸城破。
城虽被破，义军在城内仍然坚持抵抗。连佛门弟子也毅然舍生取义，加入保城斗争。护国寺的万安、莫谦之两位长老，率领五百和尚，高举“降魔”大旗，身披袈裟，手操禅杖，一路朝城门杀来，元兵一时被杀得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伯颜于是强迫投降的宋兵打头阵，元兵压阵在后，以减少元兵的伤亡。最后，守城军民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五百和尚也全部壮烈牺牲。
义军首领姚訔、陈昭等人身先士卒，率兵死战。姚訔苦战力尽，纵身跳入火中自焚。陈昭继续苦战，有人告诉他，城东门可以逃命，陈昭却言：“离此一步非死所。”最后英勇战死。由于常州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抗元，所以惨遭屠城，据传仅有七人躲在桥下，才幸免于难。
经过这场惨烈的保卫战，伯颜叹呼常州人是“纸城”里的“铁人”。后来文天祥曾做《常州》诗一首，有“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的感叹之句，并在诗的序言中记下“常州，宋睢阳郡也。北兵愤其坚守，杀戮无遗种，死者皆忠义之鬼，哀哉”之句，表达了对常州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深深敬意。
为纪念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义军们，常州至今保留有许多遗迹、地名。如在虞桥和五牧留有纪念尹玉、麻士龙两位将军的骨城墩、二忠祠；为纪念和尚们的忠勇，后任在护国寺内建起了袈裟墩、袈裟塔；双桂坊的忠义祠和浩然亭也是为纪念姚訔、陈昭等守城义军而建的。
6 朝令夕改 析置阳湖
元朝建立后，常州升为路，领晋陵、武进两县。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指挥红巾军攻打元军，横扫南京、镇江等地，自称“吴国公”，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逐渐得到巩固。他掌权江南后，采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重置郡县，兴耕积粮，以强化对江南的统治。次年三月，徐达助朱元璋攻取常州，改元朝所设的常州路为长春府，为“万古长春”之意；同时又取“永定久安”之意，将武进县改名为永定县；取“京畿临近”之意，改晋陵县为京临县，同年又将京临县并入永定县。
至正二十二年（1362），朱元璋为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管理，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征收商税。为了理顺郡县秩序，他又对之前所改的郡县名称进行复古性调整，长春府复名为常州府，永定县也恢复了原来的武进县名。
在武进历史上，“永定县”和“京临县”从改名到复名仅仅数年时间，可谓“朝令夕改”，但却是元朝政权灭亡前一段历史的缩影和见证。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泰昌元年（1620）八月，因避明光宗朱常洛讳，常州府改称尝州府。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次年，清军南下江南，占领尝州，尝州府复为常州府。
清朝建立后，经顺治、康熙两朝治理，江南地区的农业、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武进县的人口数量也由明末的不足30万，激增到百万余人。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的增多，造成武进赋税连年递增，民众不堪重负。康熙帝南巡时，曾在武进写下《御制南巡江南诗》，诗中写到“国家赋税东南重”，朝廷已知当地官吏、百姓都为赋税所累，所以决定减免往年欠税，地方政府也应尽力摒弃奢靡之风，减轻百姓负担。康熙帝此次南巡虽然减免了往年的欠税，但之后的赋税指标却并未降低，民众仍为赋税所累。雍正二年（1724），两江总督查弼纳以苏、松、常三府州县赋税繁重，奏请分大县为小县，然后清户口、查田亩，以按实数征收赋税。这一建议得到雍正皇帝允准后，雍正四年（1726），常州府下辖武进、无锡、宜兴三县各分为二，武进分出东部城乡一半地域新置阳湖县，同属常州府。
7 晚清兵戈 龙城浩劫
清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利用广西连年灾荒、饥民流离失所的机会，在桂平县金田村聚众起事，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各地反清势力闻风响应，部众很快发展至百万人以上。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攻克安庆，占领南京。洪秀全入城建都，改称天京。
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苏南地区闻讯人心惊惶，城内的地主士绅大量外逃，迁徙下乡。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破清江南大营，大营主将和春、张国梁退至丹阳。当时驻扎在常州的清两江总督何桂清为挽回残局，一边派军增援丹阳，一边命令提督张玉良部署常州防务，目的是要与和春、张国梁所在的丹阳组成第一道防线，由张玉良所在的常州作为第二道防线。但丹阳防线很快被太平军攻破，何桂清派张玉良出城对抗，却大败而回，清军被击毙3000余人，“血流入河如瀑”。何桂清见败局已定，秘密率亲兵逃走，常州绅民跪请挽留，却被何桂清亲兵轰杀。无奈之下，常州绅民只能组织团练与百姓守城。四月初六，太平军攻入常州东、南城门，城中抵抗的团练和百姓被大肆屠杀。
太平军攻克常州后，改常州府为常州郡，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等县。
同治元年（1862）四月，江苏巡抚李鸿章统湘淮诸军由上海进攻苏州和常州。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廿八，清军进攻常州南门德安桥。十二月初二，太平军将领林绍璋率部围攻常州奔牛镇，败清军总兵唐殿魁。十二月初七，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由金坛、溧水进攻奔牛，驰援常州。十二月十四，清军击退李秀成、李世贤、林绍璋等，解奔牛围。同治三年（1864）三月十七，宜兴、溧阳、奔牛等城镇被清军占领，常州的太平军已经孤立无援。三月十八，常州城外的要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入城内。三月二十，清军提督鲍超部攻占金坛，太平军志王陈志书（护王陈坤书之兄）中炮而死。三月廿二，常州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城墙被清军轰塌数处，太平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清军的冲锋。四月初五，清军发起总攻，以大炮对准旧缺口猛烈轰击。南城、北城各被轰塌十余丈，清军由缺口冲入。陈坤书在护王府被生擒，后被凌迟处死。
常州城于咸丰十年四月初六为太平军占领，又于同治三年四月初六由清军收复，前后恰巧整四年。这四年的夺城拉锯战，使原来繁华的运河两岸变为一片焦土，县城人口锐减一半左右，“行终日而不见人”，这是常州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8 辛亥革命 武进光复
清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即将终结，全国各地先后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武进人民也纷纷响应，加入辛亥革命的大潮之中。
光绪二十八年（1902），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举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女学报》等社团和报刊，借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当时在上海的常州人蒋维乔、陈范，在常州办演说会、女学等学校和团体，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前曾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屠元博，时任常州府中学堂校长，积极联络本地有革命思想的知名人士，成立农会，并组织农团。他还与朱稚竹等人秘密结社，负责对外联络、筹集款项等工作。他们经常在府中学堂秘密集会，商讨与各地革命者联络，扩大队伍，为常州光复做准备。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一经传出，各地陆续响应。屠元博、朱稚竹两人一听到消息，就与结社同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他们二人分别去上海、苏州联系革命者。八月底，两人分别带信回常州，约定公历11月5日苏州、常州等府同时响应独立。于是常州的革命者就组织城郊各地的农团四五百人进城，驻扎在府中学堂外和城区各地。他们在局前街先贤祠县教育会举行会议，选出屠敬山为民政长、朱稚竹为总务科长等，并将军政分府司令一职交由苏州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九月十四，上海光复。九月十五，苏州光复。九月十六，何健被江苏都督府委任为军政分府司令的委任状到常州。九月十七，何健本人从苏州来常州。屠元博、朱稚竹等人率部分农团代表到车站迎接至府中学堂，决定第二天通知全场各团体学校一律挂白旗后，再由农团把何健送军政分府就职。
九月十七夜里，农团及何健都在府中学堂休息后，一声巨响，校门口硝烟弥漫，枪声四起。校内农团毫无准备，一时慌乱，只有曾任过排长的何健镇定指挥，命令农团分散埋伏，准备自卫反击。结果待到第二天早上，包围学校的部队不战自退了。事后才知道，包围学堂的部队，是曾任清兵江防营统领的恽祖祁组织的。其人已罢职休闲在家，受江苏都督程德全密令，成立防务公所，一面派兵围困府中学堂，一面传令家家户户悬白旗，以示响应武昌起义，目的也就是想趁革命之机，抢在农团之前成立军政分府，自己轻轻松松担任司令。不料常州革命是同盟会领导的，恽祖祁的后台程德全并不能给他依恃，所以最后只得灰溜溜撤走了。
这样，常州就最终和平光复了。光复后由何健任军政分府司令，聘屠元博为参谋长、朱稚竹等为军政分府顾问，军政分府宣告成立。同时，公选的民政署、司法署也都开始正式办公。从此，常州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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