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延陵君子季札
春秋末期的季札被武进人尊奉为有可考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名贤和人文始祖。季札让国、挂剑、守仁、救陈等故事千年传颂，体现的诚信、仁义、礼让、睿智等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季札的贤明与开邑始祖太伯一脉相承。商朝后期周人居住于今陕、甘地区，当时的周族首领古公亶父（周太王）有太伯、仲雍、季历三子，太伯本是古公亶父的继承人，为了成全父亲传位于小儿子季历的意愿，就和仲雍离开周原，千里迢迢来到被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建国“勾吴”。
勾吴建国四百多年后，中国历史步入了春秋晚期。太伯十九世孙寿梦继位，寿梦四子季札少有贤名，寿梦希望能把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兄长们也很喜欢他，认为季札的才德足以继承王位，所以都争相拥戴他即位。但季札认为应当遵循《周礼》，由嫡长子诸樊继位，因此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去世后，诸樊想让位于季札，言明是父亲的意思，并用先祖太伯、仲雍让位奔吴，季历继位，季历之子振兴王道的先例来说服季札，但季札辞让，并说愿意学习曹国的公子子臧，坚持忠义和气节。吴国人坚决要求拥立季札，季札只好隐居到舜过山（焦溪境内），躬耕陇亩，以表志节。
诸樊死后由二弟馀祭即位，他召回小弟季札，将其封在国都蕃离附近的延陵，号为“延陵季子”。馀祭死后，馀眜继位。馀眜去世前，要传位给小弟季札，季札再次辞让，吴国立馀眜之子于州为王，即吴王僚，由此导致堂兄公子光（诸樊长子）的不满，埋下祸根。公元前518年，吴灭州来（今安徽凤台北），吴王僚封季札于州来，故又称“延陵州来季子”。
公元前515年，吴楚两国开战，一直觊觎王位的公子光趁吴王僚的文武重臣都不在身边之机，借死士专诸的勇力，演出了一场“鱼腹藏剑”弑僚夺位的宫廷政变。公子光即位后不久要将王位让给王叔季札，为弑僚夺位开脱罪责，说是为了恢复先王“寿梦规则”。季札长叹一声，说：“只要吴国先君的宗庙不乏祭祀香烟，吴国的子民还有君主，土地神谷神还能供奉，谁承嗣，谁就是我的国君，我还会去怨恨谁呢？”季札到吴王僚坟墓前祭悼，表明心迹：“王侄交给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我来向你复命。从今往后，我要辅助王侄公子光了。他是吴国臣民的新主，为了宗庙社稷，为了吴国子民，我只能这样做！”于是，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
季札的三次让国，表现出了贤者的高尚品德和非凡远见。吴王阖闾上位后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争霸中原，带领吴国进入全盛时期。
季札也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外交家。吴王馀祭曾派季札出访中原诸侯，他先访问鲁国，鲁国十分赞赏季札的贤德，以最高礼节接待了他，请他观赏西周礼乐。季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欣赏，并通过这些音乐舞蹈对诸国的国事做出十分精确的评价。如当时他听完鲁国乐师演奏的《周南》《召南》两首乐曲后，认为这个国家基础牢固，百姓勤劳而无怨言。听完《郑风》后，他说，郑国百姓已不堪忍受了，这是亡国的预兆。从音乐、诗歌中听出国家政治的盛衰征兆，这显示出他渊博的知识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
出访鲁国后，季札又先后访问了齐国、郑国、卫国、晋国等，受到各国的尊重和赞赏。他与中原诸君子一见如故，亲切交谈，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杰出的外交才能。
季札对当时各诸侯国的问题具有深邃的洞察力。每到一国，在了解国情后，他会对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大事进行预测，且屡屡应验。如出使齐国，他对齐国的贤相晏婴说，你迅速将封地和相权交出去，这样才能免于灾难。晏婴听从季札之言，果然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躲过一劫。出使郑国，季札对子产说，郑国的政权一定会传到你手上，你执政后，要谨慎地以礼治国，不然的话，郑国会毁灭。第二年，郑国果真发生内乱，子产在人民的拥戴下执政。在子产的治理下，郑国重振国威、气象一新。
季札出使中原的途中，路过徐国，国君热情招待季札，并流露出十分喜爱季札的宝剑之意。季札从目光交流中读懂了徐君的意思，但因有外交使命在身，佩剑是身份的象征，不可缺少，心想等出访返回时，再将宝剑赠与徐君也不迟。等到季札顺利完成外交使命，回国再次经过徐国时，万万没有想到徐君竟已去世多日。季札十分痛心，亲自到徐君墓地祭奠。离开时，季札解下心爱的随身宝剑，悬挂在徐君墓旁的一棵树上，转身离开。随从说，徐君已死，宝剑留给谁呢？季札说，以前我在心里已许诺将剑赠与他，难道可以因为徐君离世而违背曾经的诺言吗？“季札挂剑”的故事是最早载入史册的讲诚信、守承诺的范例，季札成为中华民族千古效法的楷模。
季札晚年仍隐居在延陵舜过山，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卒，并安葬于此。墓前有十字碑，上刻“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相传为孔子手书。司马迁称季札为“有仁心，慕义无穷”“闳览博物”的君子。唐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追封季札为延陵侯，并令有司每年农历四月十三致祭于祠。武进、江阴、丹阳一带的人民至今还流传“延陵世泽，让国家风”的春联，表示对季札的崇敬和怀念。
2 昭明太子萧统
萧统（501～531），为南梁开国皇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萧统少时即有才气，性情纯孝仁厚。5岁就读遍儒家五经，读书时能数行并下，过目不忘。萧统非常遵从孝道，16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母亲的住处，朝夕服侍，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饮食俱废。父亲几次下旨劝逼，他才勉强进食，但仍只肯吃水果、蔬食。萧统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瘦弱不堪。南梁普通年间，由于爆发战争，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命令东宫的人员节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萧统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3000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当时世风奢靡，萧统贵为太子却常常身穿旧衣，不吃肉食，以身作则。
萧统一生爱好文学，引纳文学之士，论文著述，讲古论今。他凭借太子的地位，收罗古今图书3万多卷，招揽刘勰、陆倕、刘孝绰、王筠、殷芸等文坛名士集聚东宫，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纂成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选总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文选》共30卷，分37类，选录作品上起先秦，下迄南朝梁代，以汉魏至南朝作品为主。选文分为赋、诗、文章三部分，文章绝大多数是骈文，又按其不同用途分为诏、册、表、书等30多小类。汉魏以至南朝时期，赋、骈文最为繁荣，五言体古体诗也走向成熟。《文选》收辞赋90余篇、诗歌400余篇、文章200余篇，共700余篇，是人们研读这一时期文学的首要选本。按照当时的习惯，总集只编集单篇作品，经书、史书、子部不予选录，只有贾谊的《过秦论》等少数篇章因文采富美，被人们广泛传诵学习，故特加选录。《文选》在选录《离骚》《责躬诗》《出师表》等大量忠君爱国作品的同时，也选录了南朝的一些小赋、山水诗、短片书札等充满生活情趣的作品，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摆脱汉儒所强调的文学应直接为政教服务的束缚。
由于《文选》本身的学术价值和萧统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隋唐以来，《文选》一直是一门显学，被视为必读之书的范本。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更为深广。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继承唐代科举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必读之书的范本，社会上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直到北宋改以新经学取士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必读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选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隋、唐以后，不少文人学者搜集了很多资料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专题研究，留下专著90多种。《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为后世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昭明太子萧统仁心爱民，爱慕文学，风流倜傥，在江南大地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在安徽池州有衣冠冢、太子庙、昭明钓鱼台，在浙江义乌流传有萧统求雨萧篁塘的故事，在江苏南京玄武湖内的梁洲、紫金山的北高峰、江宁的湖熟镇、镇江的招隐山、江阴的顾山、扬州的旌忠寺、常熟的虞山，乃至浙江桐乡的乌镇、安徽的当涂和桐城、湖北的襄阳等地都有萧统读书台，这些读书台印记着他与文人学士一起读书选文的屐痕。
3 抗倭英雄唐荆川
在武进，抗倭英雄唐荆川，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唐荆川（1507～1560），名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是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文学家。
明正德二年（1507），唐顺之出生在常州郡城青果巷易书堂的官宦之家。他禀赋聪明，酷爱读书，23岁便考中二甲传胪，赐进士出身，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因为生性耿直，唐顺之仕途坎坷，几经起落。嘉靖十九年（1540）唐顺之离开官场，开始了16年之久的归隐生活。
他先是来到外祖父家荆溪（宜兴）的龙池山下隐居，设馆办学，并以荆川为号，被学生尊称为荆川先生。后来，他又迁居常州南门外僻静的陈渡庄，筑陈渡草堂，闭门谢客，专心治学。归隐期间，他习文练武，结合自己的实践，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继承和发展唐、宋文学的精髓，编撰《荆川先生文集》17卷，与王慎中、归有光一起被誉为“嘉靖三大家”。他广泛涉猎天文、地理、乐律、数学、兵法等，著有《六经》，被后人推崇为“明六大家”之一。他饱览古今兵书，刀枪骑射，无不娴熟，抗倭英雄戚继光和俞大猷等都曾向他学习过枪法和阳湖拳。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倭寇猖獗，经常劫掠江浙东南沿海地区。嘉靖三十七年（1558），在时任东南剿倭总督赵文华等50余位大臣极力举荐下，51岁的唐顺之被起用，先后任兵部郎中、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又称“淮阳巡抚”）兼提督军务等职，成为封疆大臣。唐顺之到任后即核查兵额，查清了边关士兵额缺、兵老将弱的原因，制订了一整套精兵强将的方略，并提出了“御倭于海外”的正确主张，提议开放渔船的禁令以利民生，并亲自率领水师视察险要之地以及倭寇出没藏匿之所，制定攻截堵御策略。
嘉靖三十八年（1559），唐顺之的军队在长江口崇明岛三片沙海域大败倭寇，歼敌寇12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战利品无数。接着他又驰援江北，配合凤阳巡抚李遂歼敌数千。至七月底，余寇逃遁出海，江北倭患从此平定。唐顺之在海上狙击倭寇，屡建奇功，却因积劳成疾，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病逝于船上，终年54岁。唐顺之歼灭倭寇的遗愿由其后继者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完成。
唐顺之病逝后葬于家乡陈渡草堂旁，其墓地经其子孙两次修葺，保存完好，已成为人们瞻仰的重要文化遗存。
4 清代名贤雅集
清代武进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一大批著名学者在绘画、散文、词学、经学等方面各有建树，形成了常州画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和常州学派四种学术文化流派，对当时及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常州画派（又称武进画派）由恽南田创立。恽南田（1633～1690），名格，字寿平，改字正叔，南田为其号。武进上店人，后迁居城东门观子巷、白云渡等地。恽南田诗、书、画造诣都很深厚，有“南田三绝”之称。尤其是恽南田继承北宋徐崇嗣画风而创立的“没骨画”法，对明末清初画坛花卉画“有起衰之功”，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一时风靡大江南北。有人记述当时盛况为“近日无论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户户正叔，遂有‘常州派’之目”。由恽南田开创的常州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王时敏、王鉴等人共同被尊为“清初六大家”或“四王吴恽”。
清代武进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是名家迭出。乾隆年间，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阳湖文派，成为清代散文的一支重要流派。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武进人，著有《大云山房文稿》《言事》二卷。与清代赫赫有名的另一支散文流派——桐城派不同，恽敬在写作方法上主张除了取法《左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外，同时应兼取百家，因而笔势放纵，思想也少拘束。他在名作《三代因革论》中大胆提出“必须依据时代的变迁而改革”，使人们耳目一新。张惠言为恽敬挚友，有《墨子经说解》《握机经定本》等著作传于世，他合骈、散文之长以自鸣，被尊为“明清散文八大家”之一。他与恽敬均以古散文著称，和他们通声气、相激扬的陆继辂、董士锡、李兆洛等大多是阳湖人，故世称“阳湖文派”。
常州词派是清嘉庆年间的一支重要的清词流派，由武进人张惠言开创，后由周济进一步加以发展而成。张惠言（1761～1802），原名一鸣，字皋文。他所编著的《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44家，计116首。不同于清初另一支词学流派——浙西流派的颓废之风，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作词应做到比兴寄托，言之有物，不能只重声调、刻意追求形式。张惠言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对挽救浙西词派的颓风流弊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常州词派奠定了纲领性的理论基础。“自是以还，词学大昌，江浙之士，以不能填词为耻”。武进地区作词风气兴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自张惠言以后直到清末的填词名家，大多出自常州词派。
常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年间一支研究今文经的学派分支。今文经与古文经相对，指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残缺散佚后，西汉时期由儒生传授、用隶书写成的儒家经典。今文经盛行于西汉，东汉开始衰落，直到清代乾嘉年间，武进人庄存与才以一家之言创立了清代今文经学派。庄存与（1719 ～1788），字方耕，号羊恬，著有《春秋正辞》《春秋正指》等，不拘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重训诂，专求经学中的微言大义。此后，研究今文经的还有其外孙刘逢禄、庄述祖等，因为他们都是常州府人，因此被称为“常州学派”。
5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
清朝末年以倡导“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之闸。洋务运动中有位被史学界称作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的“非常之人”，他就是出生于武进的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祖籍江阴，出生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的武进县城——常州。盛宣怀在22岁中秀才后，科举仕途屡屡受挫。同治九年（1870），盛宣怀被李鸿章招入其幕府，学办洋务，受到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从此，盛宣怀绝意科举而专心洋务，展示出非凡的才华，迅速成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同治十一年（1872），盛宣怀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的盈利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拟定了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兴办企业的章程——《轮船招商章程》。李鸿章委任盛宣怀在上海办理轮船招商局事务，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股票。次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任会办。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也是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式水运业的诞生，打破了中国航运业被外国垄断的局面，加快了中国水上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
光绪六年（1880）秋，盛宣怀受李鸿章的委派在天津成立中国电报总局，这是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次年底，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线完工。
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接办濒临倒闭的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将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
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就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开始筹建中国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盛宣怀从勘测线路到工程施工，多次实地巡视考察，亲自规划，前后历时8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初八全线通车。因卢汉路北段起自北京正阳门外，于是盛宣怀将卢汉铁路改称为京汉铁路。这条南北大干线，倾注了他在铁路事业上的大部分心血。
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盛宣怀发起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可以说，通商银行的创建，促进了中国金融业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盛宣怀在兴办洋务实业过程中认识到，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于是他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十四，光绪帝钦准设立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该校的办学经费由盛宣怀督办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商捐提供。在当时，该校有“东方康乃尔”的美誉。次年十一月，盛宣怀经奏准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这些新式学校，成为中国不断开拓新式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人才，推进中国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先锋。盛宣怀为北洋大学堂定下“实事求是”的校训，这个治学理念一直为天津大学沿用。
设义庄，办慈善，是常州盛家的传统，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近18万件盛宣怀档案中，有2万多件档案都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事业相关。光绪三十年（1904），盛宣怀与吕海寰、施则敬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民国元年（1912），中国成为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成员国。
盛宣怀在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创造了十余项的“中国第一”，成为清末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6 革命英烈“武进三杰”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革命者，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光华夺目，而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三颗。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最终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因为三人同为武进人，因此也被称为“武进三杰”。
张太雷（1898 ～ 1927），1898年6月17日出生在城西西仓街石皮场外祖父薛锦元家。张太雷自小家境贫寒，家境的贫寒和矿工的苦难生活，给幼小的张太雷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11年，张太雷小学毕业，校长器重他，为他取学名张复，勉其立志复兴中华，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读书，与中国共产党另一位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同班好友。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和一些教师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的民主革命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张太雷和瞿秋白。1916年，张太雷考入北洋大学法政科。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发起组织了“社会建设会”，并和周恩来等人的“觉悟社”结下了战斗友谊。后又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协助李大钊等人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华，张太雷作为翻译，参与了北京和上海的建党活动，为中共一大会议筹备组翻译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
在短短的29年人生历程里，张太雷拥有中共党史上许多的“第一”，他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张太雷参加过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四届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1922年5月，张太雷在广州主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执委会委员。1925年的青年团三大会议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
他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启蒙者之一。1920年春，他主持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并经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给工人讲课，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批骨干。张太雷还积极调查当时的工人阶级状况，发表了《汉口长江机器制造厂调查报告》，这是我国第一份较为详尽的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他参与领导了1924年7月的广州沙面大罢工、1925年6月的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12月的广州工人起义。
他是第一位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1921年3月，23岁的张太雷只身来到苏俄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他是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以及党内最早主张并实践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者。1921年6月，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翌年2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领导建立了中共在大城市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是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1日，参与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张太雷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1927年12月11日，与恽代英等人领导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二天下午，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和总指挥张太雷乘车外出，途中遭到工贼袭击。年仅29岁的张太雷身中三弹，牺牲在车内。
张太雷的革命生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度过的。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项缺乏现成经验的艰难工作。张太雷紧密结合革命斗争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较早地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和阐述。他的革命实践精神，他的革命理论和译作，对当时乃至后来的革命斗争，都起到了重大影响和典范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瞿秋白（1899～1935），1899年1月出生在县城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秋白幼年家贫，1916年底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春，考入北京大学，因付不起学膳费，又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的俄文专修馆。1919年，因参加五四运动，两次被拘禁。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0月，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员，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王一飞、肖劲光等。1922年2月，瞿秋白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曾两次见到了列宁，聆听其演讲，并进行过简短的交谈。在苏俄的两年间，瞿秋白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振聋发聩。
1923年春，瞿秋白回国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委。瞿秋白在大会上做了共产国际四大情况的报告，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和参与党章修改工作。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则将农民运动问题写进了党纲草案，并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他和李大钊、张太雷、毛泽东等站在一起，坚决主张国共合作。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的主编和《向导》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等政论文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7月，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局成员，后又参与领导五卅运动。主编中共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
1927年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做了报告。会议决定由瞿秋白主持政治局工作。瞿秋白当时只有28岁，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近一年时间，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1928年7月，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被撤销最高领导人职务，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的操纵下，瞿秋白被批为“调和主义”，在米夫主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随后，瞿秋白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
1934年2月，瞿秋白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和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他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后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恽代英（1895～1930），祖籍武进县小河镇石桥，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毗陵恽寓”官僚家庭。幼年在家塾里受教育，喜读书和诗词歌赋。年岁稍长，他就将稿酬购置康德、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莎士比亚、达尔文等的翻译新书。从这些书籍中，他开始汲取到新思想。1913年，他考入武汉中学大学预科，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恽代英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追求真理，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1920年2月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是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毛泽东曾慕名到武昌造访恽代英和利群书社，因恽代英实验共产的这种新颖生活方式颇受启发。毛泽东回长沙后，亦办起文化书社。7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湖北黄冈创办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已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年10月，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译文。是年秋，受陈独秀之托，恽代英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之后恽代英先后到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次年5月，他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1922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恽代英到上海和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
国民党在1924年的一大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恽代英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恽代英和李大钊、林伯渠等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调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和军校中共党团负责人，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在黄埔军校，恽代英先后编写了《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政治学概论》《党纪和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周恩来一起，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恽代英和萧楚女还被称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10月，中央军校政治科迁到武昌，恽代英也奉命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科担任领导工作。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恽代英率领军校学生随叶挺部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取得了讨夏的胜利。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为起义负责人之一。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张太雷仍担任书记，恽代英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2月11日，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恽代英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退到香港。1928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赴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会后，他视察了闽西苏区。这时，党中央的领导人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全国暴动。恽代英连续撰文，支持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李先后调恽代英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1930年5月6日，不幸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林，后被叛徒顾顺章指认出卖，就义时年方36岁。
恽代英的才情和改造中国的热度，持久而不灭。他曾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想，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中华好儿女的不朽篇章。
7 “七君子”之李公朴、史良
1936年11月23日，因上海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被国民政府逮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营救下，国民政府被迫将七人释放，史称“七君子事件”。李公朴和史良都为武进籍人士，他们是坚定的民主斗士，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李公朴（1902～1946），武进籍人士，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期在镇江洋货店做学徒时，即因参与组织爱国团抵制日货而被解雇。后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参与学潮被开除。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投军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愤然离开军队，次年8月赴美留学。1930年归国后，李公朴积极投入各种救亡活动，先后筹办《生活日报》《读书生活》等杂志，传播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1936年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中译本的《资本论》，对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巨大的作用。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推为负责人之一，积极与东北抗日人士联系，支持抗日斗争。同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将他与沈钧儒等六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公朴到山西对抗日形势进行考察。其间，他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7 ～1938年，他参与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创办《全民周刊》，并成立了全民通讯社总社。他应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被委任为副校长，聘请一些进步学者、教授到民大任教。1939年11月，李公朴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工作，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公朴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工作。1945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1946年，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李公朴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同年5月，他从重庆返回昆明，此时他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公朴一生坚持真理，顽强斗争，献身于中华民族和平民事业。他无私无畏的革命品质、坚贞不屈的人格情操永远被中国人民尊敬和怀念。
史良（1900～1985），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武进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1915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史良考入上海法政大学。
1931年，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业务，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加入共产党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办理营救邓中夏等中共党员的案件。1935年，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被选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是年底，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因积极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才被宋庆龄、何香凝等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初期，史良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年，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并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史良退出国民参政会，辞去妇女指导委员会职务。1942年，与救国会集体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史良担任民主同盟代表团顾问，会后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48年后在上海创建民盟华东执行部，任主任。
1949年9月，史良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史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报告》，指自导地方司法工作，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奠基之功。
1985年9月，史良因病逝世。她作为一名民主斗士，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8 近代名士星聚
在近代中国百年风起云涌的历史中，一批武进籍的名士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史学大家吕思勉、画坛宗师刘海粟、艺术大师谢稚柳等杰出人物从武进走向全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吴稚晖（1865～1953），原名朓，后改名敬恒，幼名纪灵、纪舲，字稚晖，号朏庵。
吴稚晖天资聪颖，自幼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23岁参加阳湖县试即中秀才，27岁中举人。后萌发反清思想，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由他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
吴稚晖学贯中西，曾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上海国语师范学院院长、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06年在巴黎与友人成立世界社，筹办《新世界》周刊，著有被胡适称为“清末民初期间国内第一部有价值的好书”的《上下古今谈》，以章回形式，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知识融为一炉，通俗易懂、生动活泼。1912年，吴稚晖任全国国语读音统一会主任，组织文字、语言学专家赵元仁等，审定了6500多字的国音。他还另著有《客座谈话》《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辩证》等，涉及哲学、科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杂记等多种题材。吴稚晖在书法艺术上也有所成，他擅长篆、隶，楷书、行书功力也很深厚，与胡汉民、于右任、谭延闿并称为“民初四大书法家”。
吴稚晖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而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蒋梦麟称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彗星，被胡适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举荐他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出生于武进一个仕宦门第，累世书香之家。6岁即从师受业，少年时期在父母师友指导下通读史书，对史学产生兴趣，青年时期即立志专治史学，终成一代史学大家。
1905年起，吕思勉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海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吕思勉避居上海租界孤岛，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刊于租界内的报刊上，被称作“孤岛上的斗士”。1942年，出版著作《先秦史》。抗战胜利后，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诚明文学院兼课讲学，同时潜心研究，完成《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1953年完成最后一本断代史研究著作《隋唐五代史》。
吕思勉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一生笔耕不辍，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誉。他撰写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等四部断代史和《吕思勉读书札记》等多部专著，计800万余字。其中《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通史，也是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在我国史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穆、陈寅恪、陈垣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洪深（1894 ～1955），学名洪达，字浅哉、潜斋，别号伯骏。他出生于武进名门，叔祖为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父亲洪述祖在清末任直隶后补道，民国初年任内务部秘书。
1906年洪深就读于上海徐汇公学和南洋公学，受两所学校演剧传统影响，洪深迷上戏剧。1916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先后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学与戏剧，同时学习发声、表演、导演、剧院营业和管理。他是中国学生在西洋专攻戏剧的第一人，回国后成为一位有深厚理论基础的能编、能导、能演的戏剧全才。1922年洪深回国后，在30多年间任职多所大学，教授英文、戏剧，从事电影编导和戏剧事业。他创作了《赵阎王》，导演了《娜拉》《第二梦》《女店主》《寄生草》等名剧，与欧阳予倩、田汉共同被誉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奠基人。
在从事话剧事业的同时，洪深还担任电影编导，是我国新文化人投身电影界的第一人，创作了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编剧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的有声影片。《劫后桃花》是洪深电影剧本创作中最为优秀的，被誉为“是一部美学上达到相当高度的作品”。
抗战时期，洪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创办《光明》半月刊，编发国防戏剧作品。他导演的《卢沟桥》《包得行》《鸡鸣早看天》《女人，女人》等反映社会现实的话剧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洪深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1950年出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副局长。
洪深一生著作等身，创作戏剧剧本40多种、戏剧剧本25种，导演戏剧40多部、电影10余部，出版戏剧、电影理论著作14种。郭沫若称他“在戏剧表导演体制的建立、话剧定名、电影剧本体制的建立、人才培养、发展有声片等许多方面有首创之功，是‘创下了诸多第一的人’”。
刘海粟（1896～1994），原名槃，后取苏东坡“渺沧海之一粟”意，改名海粟，字季芳，号海翁。
刘海粟自幼酷爱书画，1912年时即与朋友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并出任校长。1919 ～1929年，刘海粟多次访问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受到国外画坛的重视和推崇，获得多项国际奖项，被誉为“东方艺坛的狮”“中国文艺复兴大师”等。从193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在国外举办画展及讲学，出版画册《海粟油画》，著有《海粟丛书》等。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华东艺专（今南京艺术学院）校长。1981年被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聘为院士，并被授予金质奖章。
刘海粟的绘画创作融会贯通泼墨山水和油画技法，创造出大泼彩绘画。其绘画主题题材涉及广泛，不仅包括山水，还有花鸟等。其泼墨荷花用泼彩技法制造出的油画效果，质感厚重，成为他绘画风格的突出表现。刘海粟晚年的画作多以写生为主，以自然界的壮美表现其对世界的深刻感受。刘海粟书法造诣也很深厚，他的行草书法雄健挺拔、壮阔深沉，有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也备受世人推崇。
刘海粟一生以爱黄山闻名，曾在70年间十上黄山。他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并特意篆刻一枚方印，上题“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
刘海粟在画坛是一位创造者，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不断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正如柯灵先生题词：“治白话文学史，不能无胡适、陈独秀；治新文学史，不能无鲁迅；治新电影史，不能无夏衍；治新美术史，不能无刘海粟。”
谢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
谢稚柳9岁学画，青年时期倾心于陈老莲画风，后又取法李成、范宽、董源、徐熙等，1930年起追摩陈洪绶绘画。1942年与张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艺术，著有《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集》等书。张大千评谢稚柳的作品《槲树啼猿》时说：“别来岁岁滋烟尘，画里啼猿怨未申。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1943年谢稚柳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后历任上海文联秘书长、上海文管会副主席、上海博物馆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美术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
谢稚柳擅长中国书画的鉴赏，与徐邦达、启功齐名。1962年起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书画鉴定组，并于1966年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了《论书画鉴别》，系统地论述了传统鉴别方法和辨伪，显示了其深厚的书画鉴定功底。1983年起谢稚柳担任书画鉴定组组长，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鉴定书画万余轴。
谢稚柳一生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求，在诗、书、画、考证、鉴定、理论研究等多方面都卓有成就，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艺术与学术大师。谢稚柳著作研究涵盖艺术理论、书画鉴定多个方面，出版《谢稚柳画集》，编辑《唐五代宋元名迹》《燕文贵、范宽合集》《董源、巨然合集》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鉴余杂稿》等，另有诗词集《鱼饮诗稿》和《甲丁诗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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