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華文學及其玄儒思想

    秦躍宇

    內容摘要：張華作為西晉重要作家，鍾嶸《詩品》將其列入中品，並批評“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深入研究張華所處社會思想環境，就會發現這並非公允之論。張華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精神內質類似於嵇康對名教的執著，其政治實踐體現的道家思想並非是他的文學作品的真實寫照，即“風雲氣”並不少；我們也不能夠通過具有“兒女情”多的文學創作，證明他是一個類似於王衍之類清談誤國的苟且隨時者。

    關鍵詞：張華文學玄學儒學

    張華，字茂先，西晉“太康文學”著名作家，《晉書》本傳云：“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其文學成就堪稱“是西晉尚繁縟、重技巧風氣的第一位代表”［1］。但是，以鍾嶸《詩品》為代表的理論批評往往對其具體作品評價不高，甚至有時還頗有微辭。《詩品》將張華詩歌列入中品，並評曰：“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從鍾嶸對曹植、左思等人的推崇，不難看出，其所不滿意者乃是指張華個人內蘊氣質稍遜“三曹”與“七子”創造的建安風骨。所謂“風雲氣”，有研究者以為是“英雄氣”［2］，具體來說應該是指從漢樂府到“建安風骨”進而為“左思風力”所繼承的，關注社會直面現實慷慨激昂的創作風格。相對而言，所謂“兒女情”則是關注個人逃避現實具有消極傾向的思想流露，從而形成閑散平淡的作品風格。如果深入到張華所處的客觀社會思想環境，那麽就可以簡單把這兩種風格傾向歸納為儒家和道家精神的體現，這正符合玄學盛行國政昏暗的西晉現實。

    我們以為，由於涉及張華思想研究及其命運的評價往往流於簡單化的批評，語焉不詳，使得人們對其文學作品的誤解具有因人廢言式的嫌疑。如果從玄儒兼治的角度分析，張華思想與權貴賈謐收羅的“文章二十四友”之潘岳、石崇、陸雲等人實難相提並論。張華生活的主要時期大約相當於玄理演進的中朝玄學階段。其基本形象是入世的名士。相較於袁巨集《名士傳》記載中朝名士群體結合名教與自然的入世人生態度，張華是當時能夠比較好地會通儒學、玄理於政治生活實踐的代表人物之一。

    張華文學創作著述頗豐，《晉書》本傳謂：“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十卷，今存輯本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張司空集》一卷。張華主要作品基本可見於清人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五十八，今人逯欽立先生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三。縱觀張華詩文賦，除去一些應制作品，明顯體現出了當時玄風正熾的痕蹟，例如《答何劭詩三首》：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綏為徽纏，文憲焉可逾。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發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倏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其一）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明暗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竅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其二）

    這些詩句表達的的希玄忘世消極人生態度是毋庸置疑的，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已經很有玄言詩的意味了，而張華的其他詩歌有時就直接用“遊仙”或“招隱”作為題目，思想內容自不待言。論及張華思想的玄學自然恬退傾向，學者一般還會選用《鷦鷯賦》、《輕薄篇》、《歸田賦》等作品加以說明，具體表示如“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鷦鷯賦》）；“人生若浮寄，年時忽磋跎。促促朝露期，榮樂遽幾何”（《輕薄篇》）；“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歸田賦》）。以上這些詩賦很好地證明了鍾嶸之批評所謂“兒女情多”。可是問題在於，只要我們放眼張華現存全部作品，則不難發現所謂“風雲氣少”未必盡然。例如《壯士篇》：

    天地相震盪，回薄不知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蚋四戎。濯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其他包括《博陵王宮俠曲二首》“歲慕饑寒至，慷慨頓足吟。窮令壯士激，安能懷苦心”；“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徵，勇氣加四方”，表現出的慷慨豪情可以說不亞於建安諸子的雄健筆力。其實，古人早已有提出對鍾嶸觀點的質疑，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說：“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沈德潛《古詩源》則直接表達了否定意見：“茂先詩，《詩品》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此亦不盡然”［3］。今天的研究者也部分指出了問題所在，徐公持先生說：“詩中有宣揚禮法者，亦有敷演玄禮者，思想駁雜，不一而足……這反映了張華內心經常存在矛盾，思考出處問題，首鼠兩端。”［4］玄理與儒學雜陳交錯於張華的文學創作，這已經是大多數研究者的一個共識，例如通過解讀《答何劭詩》，“有助於揭示西晉士人心態的發展變化歷程：即從建功立業的濟世豪情到既仕慕隱的彷徨心態，最終進入朝隱的消極狀態”［5］。張華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了玄儒兼治的思想結構。

    姜劍雲先生《太康文學研究》基本否定了張華並蓄儒道的人格與政治表現：“在他的政治行為中，他雖然不像明哲保身者那樣唯唯諾諾，毫無原則性，但他的鬥爭精神也就止於諫諍。以暴烈的鬥爭方式，捨生取義，在他還做不到，患得患失，觀望僥倖，以待時變，苟且求安，不能不說乃機智玄學家們因時推移、隨遇適變心態在張華身上的具體反映。”［6］從張華的人格與行事結果出發，推導出其“鷦鷯”式特性決定了他的文學創作“雖辭美可稱，而不能脫於世網，可為文士追名者戒也”［7］。我們以為這些意見確實揭示了張華作品中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玄學傾向，但是這樣批評一方面缺乏陳寅恪先生研究古代思想主張的“同情之理解”，未能真正換位思考體會張華實際處境之艱難；另一方面，也有對張華玄儒兼綜思想構成存在一些誤解，未能真正把握其近於裴頠“崇有”理論並導向郭象“名教即自然”玄學命題的精神實質。

    作為任運自然、優遊卒歲人生態度在政治生涯中的對應體現，經常被研究者提及以说明張華缺乏慷慨磊落英雄氣概的重要事件是兩廢賈后未遂。裴頠是朝中重臣，劉卞是禁兵將領，他們先後與張華謀廢賈后，“乃必行且可行的壯義之舉，然而張華猶豫顧慮，錯失良機，誠可謂千古恨事也”［8］。徐公持先生則嚴辭指責：“張華晚年仕於暗主虐后之朝，不知進退，甚獲戀棧之譏。”［9］我們先從理論層面來看，張華自身學識修養鑄就的人生價值理想，是否真的會僅僅因於貪戀祿位而導致“不知進退”。魏晉時期，身處亂世的士大夫們對自身出處行藏的思考一直是玄學清談以及理論關注的焦點問題，其實“名教”與“自然”對立統一命題的現實政治意義明確指向就是“進退”選擇。關於“進”，如何進取有為，張華“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晉書·張華傳》），他的思想態度亦可以從他的朋友裴頠玄學理論獲知一二。張華與裴頠共事已久，最終同是死於趙王倫篡逆，二人既為官場知己，政治見識自然心有戚戚。裴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名士之徒口談浮虛，不以物務自嬰，以致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崇有論》結合玄學“貴無”理論闡述“名教”規範於現實社會秩序的合理必然，提出了“以有為體”觀點。裴頠的目光更多集中在“以有為用”範疇，針對貴無放達極端行為，強調“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張華近儒思想相通於此，在愍懷太子被廢事件中體現尤其明顯，他與裴頠苦爭不從賈后之謀，“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晉書·張華傳》），這其實可以視為“以有為體”落實於現實政治層面的匡救時弊之功效。關於“退”，如何謙退自潔，張華“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晉書·張華傳》），我們可以從與他行事多有相似之處的山濤窺見一斑。山濤居官，勤於政事而能儉約自守，既能積極入世行不違俗，又奉道家處柔不爭平和守中政治哲學，世故深沉之餘不失清正樸素。他主選舉之事，位高權重，陳郡袁毅貪濁賂遺公卿，亦送之絲百斤，山濤不欲異於時，乃受而藏於閣上，後東窗事發推檢至其身，山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晉書·山濤傳》）。《晉書》本傳云山濤顯達之後，“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奉秩，散之親故”；太康四年死後，左長史范晷等上書說：“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以至皇帝專門“為之立室”。這與“有台輔之望”的柱臣張華為官清廉自持何其相似，《晉書》本傳云，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世說新語·賞譽》注引顧愷之《畫贊》評論說“濤有而不恃”，其實同樣適用於評價張華。有而不恃，出於《老子》第五十一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張華行事正有此意。對於玄理的體悟，張華隱秘的道家思想就像山濤身上作為儒家價值倫理的補充一樣存在，是與俗世現實融於一體。這正如王衍品評山濤“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世說新語·賞譽》），張華雖未投身清談之場自標玄遠，但其實對老莊之旨深有會心。那麽，史書概括張華“器識弘曠”應該是涵括了其人格存在玄學化的內蘊，他對“進退”路徑與結果瞭然於心。張華貫通玄儒，進退有據的恰當操作，甚至專權的外戚集團都表示了認可，“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晉書·張華傳》）。

    如果從實踐層面分析廢黜賈后之“可行”，對於張華面臨大好“良機”表現的猶豫踟躕，則需要詳細考察西晉中期宮廷內外的政治氣候是否具備支撐一場“准政變”必需的基礎條件。我們知道，擅行廢立，從來都是政爭激化的開端、國家災難的肇始；高度集權體制營構的封建統治秩序只是一個表面穩定的體系，任何來自於統治集團內部的觸動都有可能釀成無法收拾的後果，因此司馬遷總結說過“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論》。張華等人將要發動的宮廷大變亂的背景是，之前外戚楊駿專權剛剛被殺，而心狠手辣的賈后利用了其招進京城的汝南王司馬亮和楚王司馬瑋之後，又假傳惠帝密令使得想獨攬大權的二王內訌以致又相繼覆滅。京城經歷這場腥風血雨之後，朝廷再無權臣節制，名為惠帝天下其實委政賈后。這之後直至皇太子司馬遹被殺全面引發八王之亂，西晉度過了七八年相對安寧的時期。但是表象的安寧之下波濤洶湧，國家整體形勢可謂飄蕩在崩潰的邊緣。其實惠帝即位之初，外戚楊駿以陰謀手段排擠汝南王司馬亮單獨輔政，就已經激起一些諸侯王的勃勃野心，只是時機不夠成熟，局勢還不夠混亂罷了。當此之時，覬覦皇位妄想壟斷國政者磨刀霍霍，爭權奪勢的內訌危機迫在眉睫，時局誠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怎能妄加指責張華在廢賈后問題上表現的猶豫呢？張華正是對身邊政治現實觀察透徹，明瞭進退後果，才會顧慮重重。我們可以假設即便張華果斷解決了賈后的外戚集團，是否就能伸張正義，還政惠帝進而延續西晉國祚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結果甚至只會更糟糕，使得晉末大亂提前到來而已。因為，賈后毒害愍懷太子司馬遹，其實只是禁軍統帥趙王司馬倫及其嬖人孫秀玩弄的陰謀計畫的一個環節。《晉書·趙王倫傳》記載司馬倫欲廢賈后，孫秀預知太子當政己必不得志，於是為司馬倫設計了一箭雙雕之計：“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仇，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太子遇害，司馬倫與孫秀正中下懷，既為司馬倫稱帝野心付諸實施掃除一大障礙，又成為其剪除賈后的有力把柄。很快，禁軍校尉齊王司馬冏矯詔逮捕並處死賈后。趙王倫進位相國僅僅一年，便將惠帝軟禁而正式篡位自立為帝了。至此，不難明白，爭論所謂張華等廢黜賈后之“可行”，實際只是在探討張華是否應該“幫助”野心家趙王倫早日實現順利篡權。從這樣具有諷刺意義的荒唐假設過程及其結果，我們可以體會到張華苦心維持現狀的政策，其實是無奈之下盡力用玄學道家無為謀略，去勉強完成儒家安定天下的目標。所以晚年時期張華作的《答何邵詩三首》表達出其久歷宦海“彌縫補闕”的苦悶彷徨心態，其一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其二云“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前文已及，此不贅述。時勢易變，相較當年滿懷豪情征伐東吳的太康之世，張華保全目前“海內晏然”狀態便已經算是盡忠匡輔，遑論廢黜賈后自取其亂了。

    綜上所述，其實張華並非不具備“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忠義氣節，確是迫於內外形勢顧慮重重，即所謂“非不能也，是不能為也”。張華申發慷慨豪邁“風雲氣”的詩賦“進德修業，輝光日新”（《勵志詩》）、“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壯士篇》），正是文如其人，他的儒家忠節思想通過生命終結的選擇獲得強烈宣示。張華之死，是一場徹底的時代悲劇。當趙王倫諂事賈后求官尚書令之時，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以致司馬倫、孫秀疾之如仇。“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晉書·張華傳》）若非時勢舛蹇，張華非但不會淪落為逆臣刀下冤魂，應該也是輔佐聖君治平天下名垂青史的股肱良臣。同樣是慷慨赴死，張華剛毅正直的儒者氣象與嵇康越名任心的玄學精神懷有同樣執著的政治情結。趙王倫發動篡難的當夜，詐稱詔召見張華，然後與裴頠俱被收捕下獄。人之將死，其言必真，張華面對審訊者反問曰：“卿欲害忠臣耶？”可見其自始至終總是以“忠臣”自居，他的思想構成中積極入世的傳統儒家因素要超過消極自保的道家政治哲學。所以，明人張溥所謂“名位已極，篤於守經，徒為賈氏而死”［10］的批判，言辭激烈，其實乃是誤解。魏晉時代名士生命終結的方式，即為什麽而死決定了他的主體思想傾向與基本政治立場，如劉琨諂事權貴最終死於對外民族戰爭，郭璞遊仙崇道而死於王敦叛亂的殉節之義。張華的死追根溯源直接原因是開罪野心家趙王倫以及小人孫秀，間接原因則其實死於“國是”，不肯屈從叛逆同流合污。如前所述，張華之死精神內質類似於嵇康臨刑顧影歎息對名教的那份執著，名教“罪人”其實為名教殉節，這是時代的誤會。

    現在回顧鍾嶸所謂“風雲氣少”，顯見並非公允之論。正如史家總結“忠於亂世，自古為難”，前文關於廢黜賈后的分析已經明確指出，暴烈的鬥爭方式，不適用於西晉天下崩潰之前岌岌可危的亂局；張華即便想有所動作，但畢竟形勢比人強，這是當時頭腦清醒的士大夫基本共識。司馬倫、孫秀伏誅後齊王冏輔政，朝上已有議者以湣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指責張華，摯虞致箋為之作了公正解說：“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晉書·張華傳》）張華以歷代賢妃事蹟撰成宮廷規箴警示放蕩暴戾的賈后，當時奉為“苦口陳箴、莊言警世”的名篇。《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具體效果如何不得而知，雖不能徹底挽狂瀾於既倒，但是張華確實盡力而為了。張華並不懼死，篡逆的屠刀壓於頸上，依然吐言拒之，具體所吐梗慨之言史書未載，想來亦必是擲地有聲，此可謂捨生取義。最終，遂被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滅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此可謂殺身成仁了。當審訊者張林稱詔詰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張華直言：“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晉書·張華傳》）言如其人，張華為穩定局勢時刻不懈努力，只是人們很少從名教即自然的高度整體把握他並蓄儒道的衷心本體。正如東晉士人批評西晉清談誤國“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世說新語·輕詆》），這主要針對缺失儒家進取有為信念而縱誕玄虛者，張華顯然不能承擔這樣的罪名。鍾嶸批評的“兒女情多”，發現其“鷦鷯”式特性只是一種表象的正確，這看到了張華玄儒兼治的思想構成特徵，而沒有深入分析明確張華並蓄儒道的具體層次與實際傾向。

    張華生活的時代玄風熾盛，其本人受之薰染而有所向往並不奇怪，然而他並不熱衷組織清談以名士高自標置，其玄化的特徵也不是他唯一的氣質。儘管張華實際施用的“聖人之道”其中包含了某些玄學的謀略手段，然而崇玄尚道畢竟不是張華所謂咎由自取的真正死因。張華不同意擅廢賈后所言“身死國危，無益社稷”，擔心即便除去賈后“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顯示他考慮重點是江山社稷“恒至喪亂”。那麽張華與賈后親党專權的行政工作“配合”行為，既不是無原則的妥協迎合，更談不上為虎作倀沆瀣一氣。通過分析張華之死的性質，見出他的表現堪比於嵇康之大義凜然，非但沒有貪生怕死而是更多儒者氣象的名士風範。事實上，當使者稱詔將斬，張華自己便已經坦言“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晉書·張華傳》）。既然死生置之度外，奈何以死懼之，又何來懼亂自保之說呢？張華的諫諍尤其表明他不同於某些媚俗趨時的“鄉願”人物，如山濤“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暱。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晉書·山濤傳》）。余嘉錫先生嚴厲批評：“夫鍾會之為人，嵇康所不齒，而濤與之款暱，又處會與裴秀交鬨之際，能並得其歡心，豈非以會為司馬氏之子房，而秀亦參謀略，皆昭之寵臣，故曲意交結，相與比周，以希詭遇之獲歟！”［11］。正是通過反面的對比我們會清晰地發現，模糊是非明哲保身不是張華的根本立場，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背後的心靈世界，與其他墮落自恣的名士們完全不同。

    如果從正面尋找張華充滿“風雲氣”的積極政治作為，那麽可以發現其在名士群體中聲名正如阮籍的賞譽是“王佐之才也”（《晉書·張華傳》）。張華歷事二帝，控權中樞，晉室朝議表奏多見施用張華之策，時人比之春秋鄭國名臣子產。晉武帝伐吳之役，張華功勞至大，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國家統一唯其堅執遂得成功。晉惠帝無能而使賈后亂政專權，晉室帝祚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延續不至於迅速崩潰，很大程度歸功於張華輔政的苦心經營，此即史家所稱“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晉書·張華傳》）。相對於史家評價竹林七賢之山濤“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晉書·山濤傳》），張華積極入世為人所詬病者可謂是“心存事內而守時不利”。毫無疑問，從張華之死的原因與意義來看，他具有玄學意味的言語感慨是不能僅僅停留於字句本身，以老莊無為逍遙作簡單比附的片面理解。

    張華縱情丘壑的自然思想只付諸於文學作品，其實所謂“兒女情”很少在政治生活裏實踐張揚；其以名教忠孝禮制規範的維護者形象立於朝廷，與為而不爭的玄學意識互為表裏，把名教與自然的調和推向了郭象玄學“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的境界。就理論源流而言，我們可以前溯王肅儒本道末、援道入儒的兼治模式，張華為匡扶社稷考慮取用儒道，維持安定局勢的政治哲學可以簡單歸結為外道內儒，其中主導思想是堅持儒家道義。“永嘉之亂”的引人深思之處，是士大夫們的集體儒學意識淡薄，張華會通儒道的突出之處則是以實踐探索從“貴無”走向“崇有”。張華曾經在詩賦中一再提醒不要自溺於放縱的虛誕世風，《相風賦》：“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徊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格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這樣不甘沉淪的思想鬥爭，其實是名教時代思潮與自然對立命題在名士個體身上具體而微的體現。因而，我們看到的張華文學創作表達的思想兼有玄儒，甚至在《勵志詩》這樣作品中就出現了“兒女情”與“風雲氣”共存的矛盾，既推崇“進德修業，輝光日新”，同時又向往“安心恬淡，棲志浮雲”。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明白張華政治生活實踐體現的道家消極情緒其實並非是其文學作品的真實寫照，即“風雲氣”並不少；反之亦然，我們也不能夠通過具有“兒女情”多的文學創作，證明他是一個類似於王衍之類清談誤國的苟且隨時者。

    參考文獻：

    ［1］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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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沈德潛編選，司馬翰校點《古詩源》，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97页。

    ［4］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5］羅欣《既仕慕隱——從〈答何劭二首〉看張華後期仕宦心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56页。

    ［6］姜劍雲《太康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1页。

    ［7］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8］姜劍雲《論張華人生道路與人格精神》，《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48页。

    ［9］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10］〔明〕張溥著，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108页。

    ［11］〔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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