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剛

    內容摘要：從“士大夫文學”的角度研究北宋文學時，設置一個前歐陽修的時代，應該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做法。本文研究歐陽修崛起的前夕，以楊億和晏殊為代表的文學。鑒于這兩位皆由“神童”出身，故稱“神童時代”。上篇先以楊億為中心，探討其怎樣從點綴升平的“神童”成長為人格鮮明的士大夫。筆者認為，突破所謂“西昆詩人”的固有印象，將楊億置回從太宗晚期至真宗一朝的“黨爭”環境中，還原其士大夫身份，從而探討其文學，及其對後輩的影響，會令我們更貼切地把握宋初文學的進展過程。本文試圖作這樣的嘗試。

    關鍵詞：楊億神童黨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士大夫

    題解

    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也許是唐代，但中國詩人的黃金時代無疑是北宋。一個顯著的事實是：被一般文學史提及的唐代詩人大多生涯潦倒，而北宋各時期的代表性詩人王禹偁、楊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都是翰林學士以上的高級士大夫。比生活境遇更重要的是，伴隨着社會地位而來的從多方面展現其創造力、發揮其社會影響的機遇，在基本上沒有“民間性”的輿論力量的時代，仕宦顯達的北宋詩人擁有的這種機遇大大超越其唐代的前輩，由此而能比較充分地展示：一個有知識的人對他的時代可以負到多大的責任，其個體生命的動力向外的作用可以達到多遠的疆界。對於詩人的寫作狀態來說，那影響絕非無足輕重。儘管我們也高度評價兩宋時期豐富多彩的市民通俗文學，但相比之下，士大夫的精英文學依然佔據主流的地位。決定一個人能否進入士大夫的行列，基本上是看他能否通過堪稱公平的科舉考試，而正是科舉制度所包含的“神童”科，令本文的研究對象得以產生。非常早慧的兒童因為出眾的文學天賦，不但提前成為士大夫，而且比一般的進士更為引人注目。如果進士們可以把寫作詩賦的能力當作敲門磚，通過考試後便不妨丟棄，那麽“神童”就必須追求終生具備寫作方面的特長，否則就顯得名不副實。所以，“神童”的文學是士大夫文學的特殊部分。

    不過，就北宋的士大夫文學來說，其獲得代表宋代士風的文化精神，並使這種新的精神開始具備改造國家的力量，大約要到宋仁宗的慶曆（1041—1048）時代，而以歐陽修為士大夫文學崛起的核心人物［1］。由於歐陽修把中唐的韓愈看作自己的先驅，故北宋初期那些聲稱繼承韓愈思想和創作的人，就得到了文學史家的熱情關注，從柳開、穆修到歐陽修，呈現出一條發展的綫索。然而，柳開和穆修遠未具有歐陽修那樣領袖文壇的影響，他們的主張還未得到多數人的理解，是所謂“不得志”的或者非主流的人物。在歐陽修之前，被社會所崇尚的代表了主流風格的作家，是楊億（974—1020）和晏殊（991—1055）［2］。事有湊巧，此二人都是以少年而能詩善賦的“神童”身份開始仕宦生涯的：楊億在十一歲的時候被宋太宗召試，入朝為官；晏殊則在十五歲時得到宋真宗召試，並特賜進士出身。

    文學上的“神童”本來算不得怪物，如果我們承認有“天才”，那麽“神童”只不過是“天才”的極端形態。但是，“神童”未必皆成大器，而從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前半葉，由楊億和晏殊這兩位“神童”出身的作家相繼“主盟”文壇，更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南宋楊萬里詩云：“莫言幼慧長不奇，楊文公與晏臨淄。”［3］李劉《謝得解》自云：“年當五歲，日記萬言，實希蹤楊文公之辭章，復妄意晏元獻之科目。”［4］由此可見，楊、晏二人不但是少年天才的典範，也是這樣的少年天才終成大器的標本。筆者意欲通過此二人的生平和創作，來考察歐陽修崛起之前的士大夫文學，故冠其名曰“神童時代”。本文先論楊億，故為上篇。

    從某種意義上說，崇尚“神童”的風氣與我們對宋代文學的一般理解是不相稱的。比如，我們常說唐詩以風神情韻見勝，宋詩以筋骨思理擅場，這“筋骨思理”就與“神童”不相稱，至少在他們以“神童”應舉的時候，還遠未具備成熟的心智和深厚的學養，以及在足夠長的生活歷練中形成的對於世間事物的獨立看法，如何談得上“筋骨思理”呢？不難想象，當年的朝廷對於“神童”作品的賞識，必然來自另一種鑒賞眼光，也就是說，“神童時代”的人們對文學的理解，與宋詩成熟時代完全是另一回事。

    雖然今天的學者們常把天水一朝的文化看作中唐以來的復古運動的結果，但宋朝的創建者太祖皇帝並沒有按照復古運動的精神來建設政治制度的本意，他的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全出於其平民式的實用智慧。太宗皇帝領導的所謂“文治”，也不具備明確的文化理想，只是依唐代的辦法，以詩賦來錄取進士，或者提供經費讓文官們去編幾部大書。在此種“文治”局面下，文學被當作太平盛世的必要點綴，仍未擺脫實用的價值觀。依照明確的文化理想和道德觀念來“救時行道”，反對“苟合取容”，是宋仁宗之世由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倡導起來的士人風節，北宋的世風自此纔由迎合實用轉向崇尚理想。隨之興起的那種要求承擔道義和歷史使命的文學觀，雖然常被今人喚作“儒家實用主義文學觀”，實際上其內在的價值取向是理想主義的。而在此之前，缺乏理想的時代可以點綴升平的文學，即便表面上可能是一味追求言辭華美的“純文學”，其內在的價值觀恰恰是實用主義的。而且，正是因為沒有明確的文化理想和使命感，便不能超越世俗標準去作深刻的思考，對文學的理解也就只剩下“文采”而已。思想、學養和生活歷練也許有助於這“文采”的增長，但顯然不是決定因素，因為淵博的老人寫不出漂亮文章的比比皆是。這樣，人們很容易認為天生的“才華”是決定性的，那麽，這種決定性的最純粹的表現形態就是“神童”了。所以，范、歐崛起之前的實用主義“文治”政策和相應的世態，纔是產生“神童”的合適溫床，兩位“神童”相繼領袖文壇的現象正是此種“文治”的標誌性成果。當然，“神童”本人未必甘心只為盛世之華美點綴，兩位“神童”的超越自我的不懈努力，使他們終於成長為優秀的士大夫，而且其意義還在於：他們的存在也成為范仲淹、歐陽修一代人的崛起所必要的依託。本文的最終目標是要揭示，就北宋士大夫文學的進程來說，相比于“柳開-穆修-歐陽修”，我們更有理由勾畫“楊億-晏殊-歐陽修”的發展綫索。

    北宋的科舉制度特地為“神童”打開了入仕的大門，就是所謂“神童科”。然後，成熟的文官制度也給“神童”提供了成長為高級士大夫的機會。比起同樣是少年天才的“初唐四傑”來，楊億和晏殊的仕途生涯可以用“飛黃騰達”來形容了。不過，若與北宋的其他士大夫相比，“神童”出身也給他們帶來一些特殊性，本文將由此入手檢討楊億的生平和創作。從“神童”到士大夫

    在官僚政治中，“神童”出身者的最大優勢在於年輕，如果時值太平，官僚晉級制度比較穩定，那麽起步甚早的他們會比一般士大夫更早地步入仕宦生涯的輝煌期。而且，因為朝廷不能派一個小孩去當地方官，故往往將“神童”留在京城的館閣任職，這就使他接近中央，不會錯過朝廷頒行的恩典。即便政界充滿“朋黨”之爭，年輕而有前途的“神童”也會被有力的人物主動籠絡，乃至於招為東床佳婿，保證其擁有升遷的機會。楊億的岳父是太宗朝晚期的參知政事張洎，晏殊“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钜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5］，其結親的對象並非泛泛之輩。這樣，楊億能在他年方而立的時候，與寇准一起主持“澶淵之盟”這樣頭等的軍國大事；到仁宗朝，比晏殊年長兩歲的范仲淹剛在政治舞臺上。崭露頭角時，晏殊已經是朝廷的“元老”重臣了。

    更為重要的是，當皇帝考慮皇太子的教育問題時，他會認為“神童”是輔佐太子讀書的最佳人選，故“神童”成為東宮親信的概率極高。事實上，楊億和晏殊都是真宗、仁宗太子時代的舊交。對於年輕官員來說，如果現任的皇帝比自己年長得多（太宗比楊億年長35歲，真宗比晏殊年長23歲），那麽儘早追隨未來的皇帝，無疑是更有利的。如此一來，“神童”的前途就不只是官品升高而已了，因為在君主集權的時代，隨着太子成為皇帝，東宮舊交走向執政大臣的腳步幾乎是難以阻止的。確實，無論別人怎樣想方設法，都不曾改變真宗對楊億和仁宗對晏殊的信任。

    當然，過早的升遷以及追隨太子，也會給“神童”帶來麻煩。過早的升遷使他無法逃避官僚政治中必然存在的“黨爭”對他的摧殘，而追隨太子則可能陷入更為兇險的境地，如儲位之爭、帝后之爭等等。

    當楊億在京城的館閣受到前輩的普遍寵愛，乃至於被張洎招為東床時，他肯定還未到達理解“黨爭”的年齡，不能意識到其岳丈的黨派身份將對以後的生活和政治道路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一點至少導致了其家庭生活的不幸。據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云：“（張）洎女嫁楊文公，驕倨不侍姑，或效其姑語以為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公修國史，為張洎傳，極言其短。”這是說，婆媳不和造成了夫妻離異、翁婿反目。今人李一飛《楊億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不信出妻之說，但引鄭再時《西昆唱和詩人年譜》，謂張洎與楊億從祖楊徽之有隙，推論“億之詆洎，或以此歟”。按，張洎在太宗晚年被提拔為參知政事，是出於寇准的推薦，但後來卻出賣寇准；其人又曾與蘇易簡相爭。寇與蘇皆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本文下面將會論證，楊億終生依靠和支持該年進士組成的政治集團，由此遂與張洎成了政敵。出妻之說應屬可信，以後似乎也未再娶，且因無子而以侄子為嗣。無論婆媳不和是否事實，無法逃避的高層“黨爭”肯定是造成其家庭不幸的重要原因。

    “神童”一旦參與“黨爭”，他的缺陷就不僅僅來自年齡問題。從唐代後期到北宋初期官僚“黨爭”的一般規律來看，士大夫勾結“朋黨”的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進士同年，而“神童”出身的人恰恰就沒有這樣的同年，無法依靠這層關係來組織“朋黨”。可以說，這是“神童”在“黨爭”局面中最根本的缺陷。雖然無黨無派一直被表彰為令人尊敬的作風，但實際上一個士大夫要使自己的聲音被朝廷和社會所傾聽，就必須把它擴大為“朋黨”的聲音。如果自己沒有黨羽，就只好去依附於某一個黨派。這便使楊億靠向了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楊億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

    有幸留存至今的一本《西昆酬唱集》，使楊億作為“西昆詩人”而被記憶；隨着楊億仕宦生涯的變化而被先後編訂的“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6］，本來應該是考察其政治態度的最好材料，可惜現存的僅有《武夷新集》而已。好在范仲淹對楊億的政治態度有一段概括，而自古以來，范氏的發言都被認為是可以信憑的：

    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7］。

    這裏提到的三個偉人，是王旦、寇准和馬知節。所謂“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可見其為一個牢固的政治集團。馬知節是武將，在文官政治中，高級武將也是政治集團的必要成員，但大抵不是決策核心，只因武將說話可以不必含蓄，適合擔當“黨爭”的先鋒，故馬知節每能替王旦去說出後者自己不便說的話［8］。另外兩人都是真宗朝的名相，同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現存的各種史料都未指責王旦和寇准是“朋黨”，但他們既然都跟楊億“情如金石”，則相互關係決不簡單。

    同武將一樣，一個擅長寫作的人如楊億，也是政治集團所必備的（同樣必備的可能還有宦官），但他比武將更有可能參與決策。當然，他首先要擔負的任務是發揮所長，為決策者代寫文章。楊億僅存的《武夷新集》裏，除了代寇准作的表狀，還有不少是代李沆所作。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八載，楊億于咸平四年知制誥，就出於李沆所薦。李裕民先生輯錄的《楊文公談苑》中，也可以看到楊億與蘇易簡、李沆的密切關係［9］。蘇是太平興國五年的狀元，因為嗜酒而早死了；李沆卻當了真宗朝初年的宰相，而且被稱為“聖相”［10］，其年齡比王旦、寇准大得多，但也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據說，李沆曾警告寇准要小心丁謂，又曾對王旦預言宋真宗會走向鋪張浪費，“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11］。這些記載都為了表明他有先見之明，但他的話裏顯然有一個前提，就是宰相的位置無非由這一榜同年進士輪流佔據。真宗朝的史實確乎如此。

    此榜進士中還有宋湜，《武夷新集》中有楊億為他寫的神道碑；張詠，列名于楊億所編的《西昆酬唱集》。楊億的年齡比他們小得多，只因為是“神童”，早早入仕，故得與他們相交。年齡上跟他接近的，是這一榜進士中最年輕的寇准，所以楊億與寇准的感情大約是最好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八載，“寇准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嘩達旦”，這是締結“澶淵之盟”時的情形。同書卷九十五又載，真宗天禧四年，寇准與楊億密謀請太子監國。此事頗為重要，留待後論。與寇准的關係顯然增加了今天的研究者對這位“西昆”詩人的好感，但寇准行事粗率冒險，在“黨爭”中不能穩操勝券，免不了也連累楊億。真正對楊億起到巨大保護作用的是王旦，當大中祥符六年楊億擅自離朝，次年又要求還朝時，都多虧了身為宰相的王旦為他斡旋（見《長編》卷八十、八十三）。《長編》卷九十還說“（王）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臥內，託以後事”，可見他們之間確實是“情如金石”。

    由此看來，自己沒有同年關係的“神童”楊億，始終依靠和支持比他年長許多的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而這個集團從太宗的晚期到真宗一朝，可以說一直具有政治上的主導地位。明乎此，我們才能比較真切地理解這位“神童”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而不至於跟隨舊史的閃爍之辭，僅據其對寇准的態度如何，來談論其人品的正直與否。同時，在解讀他的作品時，也亟需將我們心目中已經大致定型的“西昆”詩人的形象還原為一個北宋朝廷的士大夫，才能探求到比較切實的意蘊。下面舉出一個例子。《偶興》詩與太宗朝晚期的儲位之爭

    楊億《偶興》詩云：

    芳蘭滋九畹，蕭蒿亦旁植。威鳳翔丹山，鴟梟猶接翼。雅琴歌南風，蛙鳴不容息。驪珠媚清川，魚目光激射。薰蕕豈同器，雲壤自懸隔。咄咄來逼人，薨薨止於棘。發蹟由屠沽，操心希桀跖。天形固殘毀，吏曹嘗擯斥。很羊遠刀杌，黠馬委銜策。心同溪壑險，惡比丘山積。天聽本聰明，神道尤正直。當用禦魑魅，豈令為鬼蜮。舂喉魯陽戈，鉤頸子雲戟。肉委餓虎蹊，屍投窮髪北。饑鷹礪吻啄，猰貐磨牙食。魂氣縶酆都，膏血塗荒磧。去草絕本根，決疽恣針石。所居必汙瀦，遺種盡刳剔。渠魁已殲殄，非類彌怵惕。稂莠既芟夷，善苗漸滋殖。君子益知命，視履如平昔。小人競革音，滅身在漏刻。堯民率可封，湯網從此釋。永躋仁壽期，共造華胥域。

    此詩見《武夷新集》卷一。這個集子裏的詩歌與《西昆酬唱集》確實呈現著不盡相同的面貌，讓我們可以看到以文采華麗著稱的“西昆體詩人”的另一面。但無論如何，大部分作品仍表現出遣詞造句的精美和溫文爾雅的書卷氣，只有這首《偶興》顯得非常特別。楊億在這裏表達的是對某一個壞人的極度痛恨，開篇的八句就用四個比喻，寫這個壞人混在好人當中；然後寫壞人的劣蹟，全然不是溫文爾雅的貶斥，而是破口大駡；更為怵目驚心的是“當用禦魑魅”以下對壞人的詛咒，要用武器將他殺死，並把屍體投到荒野去喂各種兇猛的動物，連魂魄到陰間也要囚禁起來，而凡留有其人遺蹟的地方都要徹底清剿，其同類都要遭受毀滅。無所不用其極的言辭，簡直令人不忍卒讀——人與人之間的怨恨，竟可以到達這種程度！究竟是什麽人給這位“神童”帶來如此巨大的心理創傷？

    依《武夷新集》的編次順序，楊億此詩作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秋後，作者時在處州（今浙江麗水）知州任上。曾棗莊先生《論〈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一文注意到這首詩，謂楊億“在處州嚴懲了受賄為奸的酒案吏陳元凱”，因而作此詩，“集中表現了他那嫉惡如仇的精神”［12］。按，楊億在處州所作《郡齋即事書懷十二韻呈諸官》詩有自注云：“鹽酒案吏陳元凱受賕為奸，舞文變法，其事已敗。”（見《武夷新集》卷一）此當是曾先生所據。但是，認真想來，這位貪財的“鹽酒案吏”顯然不會是《偶興》詩裏痛恨之極的那個壞人，因為他無論如何不至於“操心希桀跖”、“惡比丘山積”，而懲罰一個小吏也用不上“天聽本聰明，神道尤正直”，更何況這小吏根本談不上是什麽“渠魁”。

    李一飛先生的《楊億年譜》將此詩全文引錄，並云：“憂讒畏譏之思，抑邪扶正之志可見，而意深切，語隱約，已露西昆端倪。然係泛論抑或實指，俟考。”［13］按，此詩語意非常顯露，且一點沒有溫柔敦厚之氣，與西昆風格全不相似，李先生所謂的“端倪”，實在難以看到。在楊億所痛恨的對象不明的情況下，無論是“嫉惡如仇”還是“抑邪扶正”的說法，都過早地認同了楊億的立場。

    今考詩中所云“天聽本聰明”，一般當指皇帝而言。由皇帝來處理的壞人，當然不會是偏遠小州的一位吏員，而是有著相當權勢的某個政治派別的首領，即所謂“渠魁”。“當用禦魑魅”，是說此人被貶竄，而“渠魁已殲殄”云云，則此人必是剛剛死去。綜合這些信息，筆者推論楊億所指的這個壞人應當是宦官王繼恩，《宋史》本傳謂其“咸平二年卒於貶所”，楊億想必是聽到了他的死訊，覺得出了一口惡氣，但餘恨未釋，所以寫了此詩來詛咒他的屍體、魂魄和黨羽。詩裏寫到這壞人“天形固殘毀”，可以證明他是宦官。

    楊億何以痛恨王繼恩？這完全出於政治立場。王繼恩在太祖時代就參與宮內機要，太祖臨死之夕，王繼恩及時將太宗喚入宮中，使太宗有機會控制彌留之際的太祖，獲得皇位繼承權。所以，他一直得到太宗的信任。到太宗的晚年，他又在皇位繼承問題上自有主張，因為他同情太宗的長子楚王元佐，但太宗卻與寇准密謀，立了壽王元侃為太子（即後來的宋真宗），並派寇准的同年李沆去輔導太子。於是，王繼恩一方面爭取了李皇后的支持，一方面又與朝臣胡旦、李昌齡等聯絡，尋求廢立的機會。胡旦和李昌齡都是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而寇准、李沆則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分別成為擁元佐和擁元侃派，明爭暗鬥。胡旦的同年馮拯首先向寇准發難，使太宗疑心寇准擅權，而本來被寇准提拔的參知政事張洎（楊億岳父），可能因看到王繼恩一派勢大，突然倒戈出賣寇准，致使寇准被貶出京。危急關頭，幸虧“大事不糊塗”的老臣呂端在太宗彌留之際用計誘捕了王繼恩，並控制了李皇后，才使真宗得以順利繼位。繼位之後，當然要貶斥王繼恩、胡旦、李昌齡等人，而呂端老病，相權實際上落入李沆手中，任其副手的參知政事向敏中、樞密副使宋湜，也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李沆去世之後，寇准入朝繼為宰相，主持了“澶淵之盟”。後來寇准罷相，繼任的仍是其同年王旦。王旦不僅自己做了十幾年宰相，且令他的同年向敏中也一起當宰相，令他的盟友馬知節成為樞密使，在他死後仍掌握朝政，而在向敏中去世之前，寇准已經及時復相。所以，這個基本上由同年進士組成的政治集團，從太宗晚期到真宗一朝，始終在政壇上扮演著主角。而真宗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們，當然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太宗朝晚期的擁元侃派，雖然王繼恩曾使他們受到挫折，但在呂端的幫助下，他們仍獲得勝利。繼位之初的真宗說過一句話：“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獎擢。”（《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一）這說明，楊億也早就投入擁元侃派的懷抱，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同氣連根。所以，楊億不但跟他的岳父張洎在政治上對立起來，那對立一派的“渠魁”王繼恩更是他的生死仇敵。《偶興》一詩為聞其死訊而作，可以無疑。

    由於楊億在真宗繼位後馬上成為《太宗實錄》的主要撰修人，而這《太宗實錄》顯然成為此後有關史書的基礎，因此關於太宗晚期儲位之爭的紀錄當然都烙上最初的“秉筆”者楊億的褒貶痕蹟。宦官干政本來就令一般人反感，加上勝利者又是真宗一派，於是王繼恩自然成了十惡不赦的壞人。其實，在儲位之爭中支持皇長子，並不違背中國的政治倫理，問題的關鍵只在成功與否。儲位之爭本是最大的政治賭博，成則雞犬升天，敗則萬劫不復。“神童”楊億在二十出頭的年齡參與了這場驚心動魄的賭博，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偶興》詩裏也可以看出他心有餘悸。當時王繼恩等人必然花樣不少，連真宗後來也回憶說：“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14］真宗尚且如此，楊億就更不用說了。

    《偶興》詩的表達風格不但偏離了楊億的通常作風，在北宋士大夫文學的整體中，也是頗為獨特的。從他本人的政治立場出發，當然不妨說成“抑邪扶正”或者“嫉惡如仇”，但如此激烈的詛咒，其實已不止是“如仇”而已。士大夫在“黨爭”中攻擊乃至咒駡政敵，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其言辭到達如此咬牙切齒的程度，則可謂絕無僅有。蘇軾在元祐年間所撰的貶責呂惠卿制書［15］，是當時盛傳的駡人文字，駡得痛快淋漓，但與《偶興》詩相比，就是非常溫和的了。如果我們有興趣去作對比，楊億的這番詛咒恐怕還超過大部分南宋士大夫對“金虜”的痛斥。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批評楊億用辭不當，而是要說明其心靈受到傷害的程度，與他處在那個年齡的承受能力實在相距遙遠。這當然是“神童”出身帶來的問題。楊億與真宗朝黨爭

    在李沆的援助下，楊億在真宗繼位後只當了不到兩年的地方官，就被召回京城，出任要職，從諫官到知制誥，到翰林學士，他一直是李沆、寇准、王旦的得力助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澶淵之盟”時，他也跟著真宗和寇准到了前綫，負責起草文書的他肯定給寇准幫了不少忙。他們在真宗朝的“党爭”對手是淳化三年進士王欽若和丁謂。大概太祖、太宗朝尚有進士集團與開國功臣間的“黨爭”，至仁宗後則士大夫以不同的學術和政見立黨，而在真宗朝，“黨爭”的雙方只是不同年份的進士集團而已。由於王欽若和丁謂搞出了“天書”、“封禪”的鬧劇，所以史書上說他們是“小人”，而寇准等便成為“君子”，以同年關係黨同伐異的鬥爭被認作“君子小人之爭”，楊億也有幸而做了“君子”。不過，王欽若、丁謂雖然能使勇任大事、不拘小節的寇准罷相，也經常能欺負一下官位稍低的楊億，卻一直被老謀深算的王旦所壓制。有王旦的保護，加上真宗的念舊，楊億即便意氣用事，也不致於太吃虧。

    局勢的變化導源于真宗朝後期上臺的一位厲害女性，就是章獻明肅劉皇后。《宋史》本傳稱：“真宗欲立為皇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帝卒立之。”按劉后之立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末，次年五月，就發生了翰林學士楊億擅自離開朝廷，到陽翟（今河南禹縣）去看望母親，繼而稱病家居的事。這一次出走事件，當然引起朝野譁然，而推究其內幕，卻與劉后相關。范鎮《東齋記事》卷一云：

    祥符中，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真皇欲立莊獻為皇后，文公不草詔。莊獻既立，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上猶親封藥，加以金帛賜之［16］。

    按劉后原諡“莊獻”，慶曆四年改諡“章獻”［17］。楊億不肯起草冊立劉后的詔書，也被看作他不附權貴的正直表現，其實劉后出身微賤，家庭背景決非權貴。在宋代的政治語境中，詞臣不肯草詔，是表達政見的一種方式，就是反對立她為后。可見，《宋史》所謂“大臣多以為不可”，這些“大臣”便包括楊億。除了范鎮外，黃庭堅也提到此事，其《思賢》詩的序文云：

    思賢，感楊文公遺事也。公事章聖，以直筆不得久居中。詔欲命公作某氏冊文，公不聽，卒以命陳公彭年。命下之日，全家逃歸陽翟。今者道出故邑，塚木合抱，想見風烈，故作是詩［18］。

    他比范鎮說得隱晦一些，但“某氏冊文”顯然就是劉后的冊文。當然，從劉氏被立為皇后到楊億出走，畢竟時隔數月，所以《長編》卷八十敍述此事後，有李燾自注云：“立后在去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緣此也。”就是說，直接促成其出奔的，另有它事［19］。但是，劉皇后的出現確實改變了真宗朝“黨爭”的形勢。我們大約可以推想，反對冊立劉后並不是因為楊億與劉后的個人感情不好，而很可能代表以王旦為首的政治集團的態度，在“黨爭”中一直處於優勢的他們不歡迎這個無法控制的新的政治力量，而他們的政敵丁謂等人，則通過擁戴劉后而改變了劣勢。

    不過宋真宗確實是喜歡楊億的，事發後並不怎麽生氣，只是解除了他翰林學士的職務，改任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允許他居家養病，還賜予藥物和金帛。第二年八月，楊億說自己的病好了，要還朝，真宗又差他去知汝州。當然這裏面少不了王旦的斡旋，但真宗本人跟楊億少年相交，感情自也不錯。

    與王旦的老謀深算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寇准的貪功冒險，他在真宗的晚年居然不擇手段地謀求到復相，而且一回到朝廷就悍然激化黨爭，還要徹底解決劉皇后的問題。於是，楊億又跟隨寇准投入一場政治賭博。時在天禧四年（1020）六、七月間，真宗病重，權歸劉后，寇、楊卻勾結宦官周懷政、駙馬李遵勖等，密謀屏排皇后干政，而讓太子（即後來的宋仁宗）監國，甚至想讓太子繼位，讓真宗退為太上皇。如果此舉成功，不但寇準將再建“定策”之勳，楊億也勢必出任宰相。然而，這一次沒有呂端、李沆之類的老練角色主持大局，他們就沒有那麽運氣了，計畫不久便被丁謂偵知，寇准被逐，劉后完全掌握了朝政。這才到了楊億真正要憂懼的時候，但想不到的是，楊億並未隨著寇准遠貶，結果還當他的翰林學士。

    據說是好不容易做上宰相的丁謂，為了想得到一篇漂亮的拜相誥命，而將當時已經懼怕到大小便失禁的楊億留在起草誥命的翰林學士任上。虧得舊時的史家似乎真相信這樣的說法，令現在的我們無從尋求楊億不遭貶逐的確切原因。可以推想的理由是，楊億作為朝廷的代言人而久負盛名，如果接下來勢必要頒佈的許多詔令不出於楊億之手，恐怕難以做到名正言順。何況真宗畢竟還沒駕崩，病中的他即便留不住寇准，也未必就沒有保護楊億的力量，即便是劉后，也並不希望從此以後讓丁謂一黨所向無敵。無論如何，結果是令楊億有機會在此年十一月丁謂罷相的制書上將他痛駡一頓。不過，經受了這番巨大波折的楊億也就在此年的歲暮與世長辭，年僅四十七歲。他沒有來得及看到，章獻明肅劉皇后（不久成為皇太后）將寇准和丁謂雙雙遠貶南荒，自己專政十餘年。直到她去世，當年的太子仁宗皇帝親政，才重提舊事，對楊億大加表彰［20］。

    寇准、楊億晚年的這場政治賭博，受到了范仲淹的高度肯定，他的表述是：“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寇准）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楊億）預宏議，就高文。”［21］這是說，他們對劉后動手，就是要擁戴宋仁宗。其實，劉后雖非仁宗生母，但別無他子，原本也不可能對仁宗怎樣不利。只不過按照慣例，反對女人掌權的大抵被視為正義（哲宗朝反對太皇太后高氏的蔡確被視為奸邪，是極罕見的例外），重要的是這種帝后之爭的表述，與范仲淹的政治生涯極為相稱。本來劉后果斷地貶斥寇、丁二黨，已經結束真宗朝的黨爭局面，以為可以安靜一陣，想不到范仲淹這幫後進卻掀起新的波瀾，對她的權力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要她“還政天子”。太后固然非常惱怒，仁宗的心目中卻對范仲淹積累著好感，一旦親政，便予擢用。以范仲淹為首的政治集團由此登上歷史舞臺，而高踞宰輔之位提拔和保護他們的，便是早在真宗時代就追隨太子的另一位“神童”晏殊。此時的晏殊已經擁有歐陽修、石介等科舉門生。他在早年曾獲得前輩“神童”楊億的賞識，但他比楊億更懂得等待。他們終於擁戴著宋仁宗走向了慶曆時代，要說他們與寇准、楊億是前赴後繼的關係，並無什麽不妥。當然，劉太后把權力掌握到臨死前夕，然後撒手給仁宗，本來就是她預定的步驟，就此而言什麽都沒有改變。這個突破了王旦的封鎖，擊潰了寇准的進攻，及時處理了即將坐大的丁謂，並嚴厲壓制了初露鋒芒的范仲淹，真正雄踞一代的女性，在她生前並未有人能阻擋其意志的實現，只是在身後被送上了一個很沒有女人味的諡號“章獻明肅”。楊億的參禪詩偈

    《武夷新集》只收到景德四年（1007）以前的作品，楊億此後的詩文集都沒有保存下來，使我們看不到已經成長為優秀士大夫的他在文學世界裏的表現，實在甚為遺憾。不過，楊億與當時的禪僧們有很多交往，他也是北宋的詩人中第一個對禪宗具有深刻理解，說得出內行話的。禪籍中保存了他的一些作品，如《古尊宿語錄》卷十《並州承天嵩禪師語錄》中，有楊億與臨濟宗首山省念門下智嵩禪師的問答詩偈三首：

    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胡盧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

    五台山裏有文殊，羅漢天臺洞裏居。為問紫胡一隻狗，何如普化一頭驢？

    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尺雪，百鳥盡遭餓。果熟樹低垂，鵝肥甑簞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

    這三首在新編的《全宋詩》楊億名下沒有輯錄，故抄寫於上。臨濟宗喜歡參悟公案，楊億很認真地對禪門公案進行了思考，纔能如此發問。意思雖然難懂，語言卻是非常通俗，不加修飾的。這樣的語言風格不但與《西昆酬唱集》不同，在《武夷新集》裏也看不到。

    至於楊億改定《景德傳燈錄》並撰序文，以及他與石霜楚圓禪師之間令人眼花繚亂的機鋒，已經是禪宗史的常識，此不贅述。結論

    文學史對“西昆”詩人的描述，本來是頗為符號化的，雖然對這種符號化的不滿，使包括《楊億年譜》在內的成果在近年得以產生，但把楊億還原為一個生活在複雜政治環境中的士大夫來加以探討的論著，目前還並不多見，所以本文基本上放棄了純粹文學性的鑒賞，而以主要篇幅追述其政治生涯。但這並不意味著筆者忽視其文學才華，實際上，文學才華使他以“神童”身份極早地步入仕途，此後的人生道路也一直與其寫作才能相關。同時，筆者也無意否定過去和現在的有關論述對其華美富麗的寫作風格的概括，不管它們出於讚揚或批判的立場。其實，只要把上面的追述與我們對“西昆”詩人的固有印象結合起來，就不難想見，他在如此複雜、兇險，時時會令其心情惡劣的政治環境中，依然編織著美麗的辭章和繁富的典故，是一種多大的心力付出。

    尤為可貴的是，楊億以積極的態度投入他的時代，試圖踐履一個知識者對社會的責任。這使他完成了自我超越，從本質上屬於盛世之點綴的“神童”，成長為人格鮮明，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的優秀士大夫。雖然因為還未擁有像范仲淹、歐陽修所表達的那種新的文化理想，以及前文所述“神童”出身帶來的一些問題，使他從事的政治鬥爭未必具備舊史所云的積極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認可這種積極意義的，正是范仲淹之輩。儘管范仲淹的朋友石介從思想和文學的領域發起了對楊億的批判，但在北宋士大夫文化演進的整體進程上看，包括楊億在內的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獲得范仲淹集團的肯定，是更具意味的。如果我們比較這兩個集團，就會看到：在政治領域，擁戴太子或皇帝，排除后宮干政，攘斥外敵，主動掌握政權的積極態度是共同的；在思想領域，後一個集團所展現的自覺性、豐富性、尖銳性，當然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而在文學領域，兩個集團之間政治上的繼承性和思想上的革新性同時得到了反映。但是，就士大夫人格的總體上說，范仲淹通過對前一個集團的讚美而提出的“大雅”、“大忠”、“至直”的人格標準，是最有意義的。這表明，楊億的自我超越也預示著北宋士大夫整體的自我超越，他們不滿足於以知識和文采來裝點這個世界，他們還要成為這個世界的主人，至少要與君主“共治天下”。在范仲淹以他的言行來鑄造“士大夫”的標準內涵之前，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已經使北宋的政治成為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而楊億在這個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大約就相當於范仲淹集團中的歐陽修。所以，在北宋士大夫走向慶曆時代的進程中，楊億曾標誌了向前跨出的一大步。

    當然，若從時間上考慮，上述兩個集團之間並不直接銜接，所以我們還要考察把兩者銜接起來的人物，就是晏殊。雖然這個工作須留待下篇去完成，但從士大夫文學的角度勾畫“楊億——晏殊——歐陽修”的發展綫索，其可能性已大致獲得呈現了。

    注釋：

    ［1］如南宋周必大云：“本朝文章至慶曆而盛，歐陽文忠公實主夏盟。”（《陸子履嵩山集序》，《文忠集》卷五十三，四庫全書本。）對慶曆時代的意义的簡明論述，可參看土田健次郎《道學之形成》第一章第一節，創文社，2002年。

    ［2］    此在宋人筆下，已有定論。如歐陽修云：“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歸田錄》）“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後村詩話》卷二引）《侍中晏公神道碑銘》：“以文章為天下所宗。”（《居士集》卷二十二）周必大《跋撫州鄔虙詩》：“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主文盟於本朝。”（《文忠集》卷四十八）這些都肯定了楊、晏二人作為文壇領袖的地位。

    ［3］    楊萬里《送李童子西歸》，《誠齋集》卷六，四部叢刊本。

    ［4］    李劉《謝得解》，《四六標準》卷十三，四庫全書本。

    ［5］    歐陽修《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6］    《宋史·楊億傳》。

    ［7］    范仲淹《楊文公寫真贊》，《范文正公集》卷五，四部叢刊本。

    ［8］    馬知節與真宗朝黨爭的關係，可參看何冠環《論宋初功臣子弟馬知節》，收入氏著《北宋武將研究》，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

    ［9］    李裕民輯錄《楊文公談苑》第93條“蘇易簡最被恩遇”、第97條“李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    《宋史·李沆傳》。

    ［1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宋史·李沆傳》。

    ［12］    曾棗莊《論〈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文學遺產》1993年第6期，收入氏著《唐宋文學研究》，巴蜀書社，1999年。

    ［13］    李一飛《楊億年譜》第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    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二。關於太宗朝晚期的儲位之爭，請參考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五章，中華書局，1994年。

    ［15］    蘇軾《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蘇軾文集》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

    ［16］    范鎮《東齋記事》卷一，四庫全書本。

    ［17］    見《宋史》卷十一。

    ［18］    黃庭堅《思賢·序》，《山谷外集》卷十一。

    ［19］    詳見李一飛《楊億年譜》第185-188頁，此不復述。

    ［20］    詳見李一飛《楊億年譜》第214-224頁。

    ［21］    范仲淹《楊文公寫真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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