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头枕东站、脚抵西站、用丰腴的大腿偎着铁路的宿舍区已经听不到蒸汽机车奔放的汽笛声了，列车通过时的震颤也被壅塞在楼层间的违章建筑所阻隔。穿梭在浙赣线上的是内燃机车，而鹰厦线已经实现电气化，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牵引的列车悄悄地来去，它们的风笛则是嗲声嗲气的。
奶奶的孙子们急得跑到窗外，一起扯着嗓子学老式火车头的鸣叫，并把窗户拍得咣咣响，像列车震的。接着，他们又摁下双卡收录机的放音键，放出录制的汽笛声，呜呜地大呼小叫。可是，他们没能够唤醒奶奶。
半年前，奶奶的儿子病故。奶奶哭得死过去，医生都说人不行了。那天也怪，几台已废弃的蒸汽火车头突然鸣笛了，吭哧吭哧离开了长满野草的三角线，在东站和西站之间撒欢儿跑起来。它们憋闷了许久，所以，声声汽笛显得特别亢奋。听说是拍电影。奶奶却在蒸汽机车的汽笛声中复活了，奇迹似的，不仅如此，到了晚上，恍若回光返照，她已经萎黄的记忆吐绿了，孙辈使劲摇晃也抖不下一片叶子的听觉陡然间满枝繁花，极不利索的舌头奇迹般地变成明亮的风，悠悠地从岁月的枝桠间拂过。
她不理睬任何劝慰，撞头捶胸地进入历史。历史是一座迷宫。她颠着三寸金莲步入其间，立刻就成了挽着包袱儿甩着大辫儿的北方大姑娘。她从渤海之滨黄河岸边那白花花的盐碱地走向铁路。念着她的小脚，卸了磨的驴送了她一程，随后尾追她的，便是入海口咸腥的风和铅云般涌动的蝗虫。她走过被扒了皮的榆树、被掐了叶的香椿、被撸去花的槐树以及只剩下一截截树桩的金丝小枣树林子，她在灰灰菜、马兰头、荠菜等等许多野菜旁都歇过脚。
1960年的时候，刚读小学的大孙子认为黑不溜秋的糠菜团子是牛屎做的，这成了奶奶全家人和邻居回忆饥饿年代的辛酸笑料，但奶奶不曾笑话他，她饱经风霜地裁判道：牛屎干净着呢。她抡着一对三角粽似的妙龄小脚，小心翼翼地踩着干旱的大地，一路上尘土飞扬。沿着缠缠绵绵的地瓜藤、蓬蓬勃勃的玉米缨和昂首远眺的高粱穗子，她由植物的叶脉一直走进钢铁的动脉血管。她和荡气回肠的汽笛成了亲，火车头喷吐出来的滚滚浓烟成了她新婚的盖头，打窗前来来去去的车辆，便是一群群闹洞房听墙根儿的宾客。
然而，她的记忆一刻也未在那个看得见煤台、水鹤和票房顶端膏药旗的小院里逗留，尽管檐下吊着的柳条篮里盛着几棵洗净的大葱正等着丈夫回来蘸酱裹煎饼，窗下晾着的打了糨子的鞋面布、慌乱中弃于地上的捻轴线团顶针和衣物等着她收拾，如漫空飘洒的煤灰一样洒落一地的凶讯也需要她打扫。她绕过了灾祸和苦难，说说笑笑走进一群拾煤核的大闺女小媳妇中间。在她自说自话的絮叨中，用盐碱地上的棉花纺成线，把针脚缝得像铁轨一样平直严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被忽略了；撩起裤腿搓麻绳，把大腿搓得鲜血淋淋的悲痛时刻也被忽略了。她碎步尾随着那群青年女子穿月台跨股道。她们的脚各有千秋：同样的小脚，未裹足的大脚丫子，裹了又放开的程度不同的“蹄子”。
她尽情讥讽那样的“蹄子”，泪盈盈的眼里竟泛起丰富而生动的波光，此刻，一个小脚的年轻寡妇的坚韧、好强、泼辣和守旧、尖刻、固执融汇得澄明透澈，这样的神采奕奕出现在她一片混沌的暮年，实在是令人吃惊的生命现象。因了这嘲笑，她印堂灿灿有光，原本就白净的脸色透出些许红润，下巴和脖颈处松弛的皮肉也被自豪所抻平了。她落在那些“蹄子”的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扑扇红红绿绿的翅膀去争食一样，冲向火车头刚刚吐出的热气腾腾的煤核，她心里盛满了嘲笑。
“蹄子”中有一位是她的妯娌。她和那个女人为图卖个好价钱，曾几次结伴扒车去济南卖煤核。瑟缩在车厢的角落，那个女人的“蹄子”永远不安地躲避着犀利的目光，恨不能塞进炭筐里。生命将抵达终点的时候，她不顾整理自己的行李，不去回忆沿途的一个个月台和匆匆上下的亲人，而是挑剔地打量着对座的旅客。她以令孙辈担心的激动，讲述着那个女人的故事，其间连带提到其他人。她以小脚为肉拳咚咚地叩着历史的边沿，回来时嘴角边仍带着自豪而痛恨的嘲笑。
也许，她只是在长长的裹脚布上走去又走来。
奶奶的丈夫是火车司机，是威风八面的“大车”，人称孙大车。上车开车，停车走人，一双白手套一杯茶，坐在被“大烧”擦干净的位子上，拉开气门，握着手把，在称作“大烧”、“小烧”的副司机和司炉面前很是高傲。然而，他开的是被日本人奴役的火车。那火车始终是一支着名的游击队的袭击目标，他们装扮成商人、农民、矿工、铁路员工，在车站及沿线神出鬼没，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他们能打平地里飞身扒上奔驰着的火车，撬开车门将运送的武器布匹粮食抛下去，以武装自己的队伍，但有时候他们觉得这样不过瘾，干脆就设法让火车乖乖停下来，然后从容地收拾。也就是说，孙大车其实是驾着车行进在枪刺和导火索上。
抗日的地雷让孙大车撞上了。这枚地雷很可能就是他的亲人埋下的。他的妹夫以及别的一些亲戚都在游击队里。
那天本该他歇班。可是，头天夜里张大车的媳妇求上门来，说张大车病了能不能代个班。孙大车其实也着了凉正发着烧，奶奶拽着张家媳妇的手往丈夫脑门上搁，接着尖锐地戳穿了她：这阵子尽出事，你当家的别是怕了吧？
张家媳妇红着脸支支吾吾，意思是说孙大车即使碰上游击队也是走亲戚，自己的丈夫和游击队却是不沾亲不带故，头几天还叫他们截了车吓唬了一顿，他们说你再替鬼子卖命可别怪枪子不长眼。
孙大车豪爽地笑了：咋叫卖命呢，不开车俺喝西北风？行，俺代。奶奶个熊！俺正想向俺家妹夫讨个地雷当酒葫芦呢。
奶奶怒喝一声，抓起脏抹布去擦丈夫的臭嘴。
然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很平易的一个应允，却决定孰生孰死，决定了孙家和张家后来的命运。可孙大车根本就没往远处想，他只冲张家媳妇的背影骂了声：熊！
别说是张大车，就是日本司机来求，他也没二话。他的同事里有两个日本人，毫无疑问，在他们头痛脑热的时候，他也帮过他们。
他出门时，天还没大亮，车站下沿的街上一片死寂，被媳妇灌姜汤弄得一夜汗淋淋的他身子发虚，心也虚了，竟对自己的脚步声感到恐惧，转身回去看了看熟睡的孩子。见媳妇惶惶的，便对她讲了一个讽刺南方人的笑话。
他说一个南方女人在河沿上惊呼“我的孩子落水啦”，北方大老爷们听见扑腾扑腾都往水里扎，下饺子似的，都见义勇为呢，北方人就是实在，可忙了一阵子只捞起一只鞋，他们对女人说你的孩子冲走了，南方女人说你别逗了你手里攥着的就是呀。这个笑话预示着孙家将举家南迁。
奶奶笑出了泪，揉着眼猛然一惊：孩子他爹咋啦，怪怪的。
她想他心里有事。该不是落下么吧，就往他上班用的提篮里又塞进一包纸烟和几个窝窝头。恍惚之间，她很可能把刚从新鞋中取出的一对鞋楦也当窝窝头塞了进去。那一整天她就捧着黑洋布面、千层底的新鞋，忐忑不安地琢磨着笑话的内涵和外延。
那天她揣着新鞋又熬了两斤面的糨子，怕孩子当面糊喝了，她总忘不了往糨子里撒把芦花或从锅底刮下的烟灰，她用那糨子沾了能做六双鞋的鞋面布，然后坐在院门口纳鞋底。那天的锥子很不好使，一再断针，半截针尖扎在厚实的鞋底里还拔不出来；那天的顶针极不安分，一不留神就挣脱手指蹦到地上；那天的麻绳锋利如刃，刺得她掌上一道道血痕。
落日时分，关于笑话的思考有了结果。南边传来连声炸雷，随即便见黑烟如柱腾空耸起又漫卷残霞，把白瘆瘆的落日囫囵吞去。站上的机车对灾祸有一种本能的敏锐，瞬间便没命地拉响了汽笛，恐怖的警报声提溜着大人孩子男人女人的心，也裹挟着他们的身体，把他们统统掳掠到了月台上。他们聚作一团，引颈南眺，都在瑟瑟发抖，抖得汽笛声也如打摆子。有个女人不问青红皂白一马当先立即嚎丧，接着，众多女人争先恐后纷纷呼天抢地。奶奶是唯一的明白人，她没有在月台上的哭声中停留，她揣着新鞋穿过月台一直往站外走，走过最远处的扳道房，走过扬旗，暮霭笼罩的一马平川上，沉沉一线，渺渺一人。那时刻，她的小脚出奇地利索，在枕木和道渣间高高低低地起落，如腾云驾雾，如驱电追风。出事的地点在十里地外。十里，正是她婚姻生活的长度。后来孙家南徙达上千公里。
地雷在桥头的线路上炸了个豁口，火车冲出轨道从桥上栽了下去，车头砸在坚固的河床上引起锅炉爆炸。列车垂挂着，像一条被击中七寸又砸碎了脑袋的黑蟒。奶奶从临河的护坡哧溜滑下去，挥舞着那双新鞋在干涸的河床上搜索自己的丈夫，满地是钢铁的碎片和火焰，满地是血肉和煤炭。附近的庄户人家连续三天在现场留连忘返，乐乐呵呵地收获着燃料和材料。奶奶在一片狼藉的河床找到丈夫的饭盒、怀表、检点锤，甚至那包纸烟，却是未能找到被她精密测量过的大脚。最为出奇的是，她拾到了用黄河岸边某种硬木制成的那对鞋楦。
她厉声喝天：天哪，这是咋的，你上班掖着这个为么？这个问题成了她的人生悬案，让她一辈子为此耿耿于怀。
所以，她把悲痛、怀念和安慰都集中在那双脚上了。她没完没了地做鞋，把女红操练得炉火纯青。当时站上的人都说她做的鞋样子好又结实，鞋底纳得细密均匀，鞋帮平整熨帖，鞋口开得大大方方，尤其是鞋底与鞋帮缝合处露一道秀秀气气的白边，再难看的大脚也精神了。他们说：嫂子，俺家媳妇笨呢，卖了吧？奶奶答以白眼。
那你做了这么多，咋办？
攒着，给俺孩子穿，俺小子和闺女赶明儿就长大了！
她先是靠捡煤核过活，后来则不得不利用针线手艺养家糊口了。
第一次出门捡煤核那天，张家媳妇端了一盆面送过来，卷起的袖口里还掖着一些钱。奶奶见了这颗扫帚星，将手里的篮子狠狠砸向落在墙根边觅食的家雀。张家媳妇泪花花地将面盆往奶奶怀里塞，奶奶接过来眼也不眨就没头没脸地朝她扣去。一身黑的女人顿时成了雪人儿，惊吓之间一个趔趄仰八叉摔倒，只见一对小脚乱蹬乱刨却是爬不起来。
面人儿哀戚戚地说：嫂子，虽说俺家那口子逃过了这一劫，指不定小命还在谁手里攥着呢。
这句话让奶奶百感交集。两个年轻的小脚女人抱头痛哭，泪水和着雪白的面粉把她们炸成了两条面鱼。接着，奶奶用笤帚疙瘩把剩余在地上的面扫拢了呼拉起来。她说这还能打糨子。
她带着对“蹄子”们的嘲笑走向正在清渣加煤上水的火车头。腿脚利索的女人无疑是她生存的最大威胁。她们是一群饥饿的家雀在股道间忽啦啦乱飞，刚掏出炉膛的煤渣总是先被她们占去，她们跪在煤渣堆旁打一道箍，让别人难以楔入。她和那些小脚女人常落得只有收拾残余的份儿。
也有司机格外关照小脚女人的。比如那两个日本人，他们大概念着孙大车的好处，驾着机车在三角线调头的时候，常会冷不丁在奶奶面前停下，扒开车头的肚皮掏出没烧透的二煤，还帮着从股道里铲出来。渐渐，他们落下了见到小脚女人就想开膛剖肚掏出五脏六腑的毛病，他们播下的驴蛋似的煤核在那群女人心里燃得红红火火。每逢此刻，小脚女人便扬眉吐气地瞟着远处那些嫉妒得眼红的“蹄子”，幸福地围着煤渣堆齐刷刷跪下，跪在脏兮兮的蒲团上，一个个圆鼓鼓的臀压着一对对三寸金莲，腰臀之间露出晃眼的肉。日本司机昂昂然从火车头上探出半个身子，馋馋地盯住她们的脚和肉。他们还喜欢看小脚女人跑起来的模样，如劲风中的垂柳，如柳枝上的鸣蝉。
他们要欣赏这情景很容易，只需冲着埋头捡煤核的女人放汽，一声尖啸，憋足了的蒸汽怒射出来弥漫开去，顷刻间把惊乍着弹起身的女人包裹了。开始几次，奶奶她们很是恼怒，站在汽雾中不言不语只是悻悻地盯着日本人，听任那股尖锐而灼烫的声音淋湿自己，她们复杂的表情布满了细密的雾珠。随后她们懂得了那眼神属于男人而不属于日本，再遇上放汽，她们就夸张地尖叫，疯疯癫癫地撕开汽雾往外跑，边跑边格格笑，这时她们只剩下弱柳扶风般的腰肢和羞答答的小脚，她们搬不动的奶子和屁股都留在那两个日本男人的眼里了。止住放汽，她们又怯生生地推推搡搡折返。她们以和平的游戏方式，把那奔放有力热烈燎人的喷射调教成了轻得能随风飘散的雾团。
因为煤核丰收，铁路边悄然形成了市场，街上人家都烧它。现捡现卖，极大地方便了小脚女人，奶奶也就不稀罕与妯娌结伴上济南了。煤核火旺又经烧，只是引火时，大家爱就地取材，捡来擦车的棉纱和废枕木的劈柴，都是油浸的，沾火就着，油烟腾腾，黑色的絮状物漫空飘荡。这使得那个依傍铁路的县城终日浓烟翻卷，呛出来的黑鼻涕黑泪铺得街巷的路面漆黑锃亮。那里的女人长年累月烟熏灰染，几乎失去了颜色，黑袄黑裤黑鞋黑脸黑手黑黢黢的表情和声音。
奶奶却例外，她爱干净。她在卖煤核之前必先到水鹤下面洗洗手抹抹脸，她喜欢一清二白光鲜可鉴地讨价还价。她以又大又黑的煤核和白净俊俏的脸蛋叫人格外豪爽地成交。她的白净透出一股富贵气，因此，在花甲之年，铁路家属连曾怀疑她是地主婆，开批斗会时常安排她坐在最前排，就有几分陪斗的意思。女人们最终放过了奶奶，是因为她们都以谋得她的针线活为骄傲。她做的便装棉袄一度成了小城女人的流行时装。尤其是婴儿衣，精致方便舒适，温暖了两代人最后成了值得珍藏的民间工艺品，尽管被两代人的屎尿浸渍过。翘屁股的家属连连长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地主婆能创造艺术吗？能有这双巧手吗？
孙大车罹难后，张大车成了见不得光亮的鬼魂儿，每每路遇奶奶，他就立刻化作了一缕轻烟往铁路边的煤堆间飘，因为奶奶目光如炬如钩。即使驾着车打小脚女人身边经过，他也是瑟瑟缩缩，凶猛如虎的机车在他手里便成了蠕动的肉蛆。由于他紧张得屏声敛息，竟不敢鸣笛，机车在三角线调头时把一个买煤核的主儿轧着了，轧掉一只脚。伤者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上百号人哭天抢地去站上索赔，两个站长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和事佬般的中国人。日本站长大光其火，骂他们良民的不是，便调来了机枪。那时，铁路工人也有置房子买地的，节骨眼上亏了张大车夹着一裤裆屎尿站出来，表示愿将自家的几亩地赔给伤者，这才避免了情势的恶化。本来，机车耗煤量的增长已让站上很不乐意了，再加上这把火，烧得站上怒气冲天，派了兵端着枪去取缔煤核市场，捡煤核的大闺女小媳妇更是被追撵得如惊弓之鸟。最严厉的那阵子，他们干脆拿她们当游击队，见人就搂火。
游击队与她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孙大车一家，游击队当然得两肋插刀，游击队把严正警告贴到了车站调度室的门上。游击队说你们胆敢伤俺工人弟兄媳妇的一根毫毛，当心抽你的筋剔你的骨头把你管的区间钢轨都扒了。饱尝了抽筋剔骨滋味的日本人对那些女人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本兵虽没撤，却只在车站周围游游荡荡。日本兵也喜欢看小脚女人走路。他们忽发奇想，某一天把小脚女人招呼到一起，提议道：你们的，统统的那边的干活，明白？
女人们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就踏上钢轨伸开双臂东倒西歪地走了一程。他们的意思是让小脚女人学习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钢轨上行走二百米，若不掉下来，就可获得继续捡煤核的资格。奶奶的大孙子小时候常和伙伴们在铁路上玩耍，他走钢轨的最好记录是一千米，跑的记录是二百米，为了打破这两项个人记录，他曾摔得鼻青脸肿。
那些女人都不动弹。日本兵就叫趴在前面的机车放渣，并亲自动手把煤渣一锹锹地从机车底下铲出来，在铁路边堆得高高的，很是叫人眼馋手痒。有人跃跃欲试了，她们伸出小脚握牢钢轨，不待站直，身子一歪就掉下来。练了几个回合，自觉掌握了平衡技巧，胆大的便投入了由日本兵监考的技能测试。小脚打横了落在窄窄的钢轨上，很是不得力，才挪了几步，一条条腿都在筛糠了，抖得脸成了歪瓜裂枣，奶子成了乱晃的大铃铛，仿佛两旁是万丈深渊。日本兵兴致陡涨，呜哇呜哇地手舞足蹈。在他们粗野的狂笑声中走钢轨的小脚女人纷纷落马，有踏空崴着脚脖子的，有摔得四脚朝天的，她们抱着玉足坐在路基上揉揉搓搓，仍是不甘心。在日本兵的催促下，一咬牙爬起来再走。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虽无人圆满抵达终点，但也让日本兵基本尽兴。他们瞅着一瘸一拐的小脚女人煞是开心。
你的。他们用刺刀挑起奶奶挎着的篮子，示意该她了。她是少数几个宁可舍弃那堆煤渣的女人之一。
俺不敢。俺不捡不行吗？俺去做针线活养活俺孩子不行吗？
奶奶吓得面如土色。奶奶后来告诉大孙子说，当时不肯走的几个大闺女都尿了裤子。
日本人狼嚎了一声。这时，奶奶的妯娌赶了过来，她护着奶奶，并劝道：走呗，人行你也行。出事那天，你走了十里地，走得那么快，那比这难呢。
奶奶劈手呼了她一个大嘴巴子。耳光之脆之响亮之坚决，让日本兵吓了一跳，他们端着枪连连退了好几步。他们大约也觉得脸皮子不好受，复又蹿上前，踩烂了那只篮子，还给了奶奶一枪托。奶奶就势一屁股坐下就再不肯起来了。
她盯着那双“蹄子”骂道：你说的是人话？你的蹄子倒是行呢，去给人当猴耍吧，反正你不要脸！
那个女人凑上前来，就是图日本兵放她一马。她果然捂着脸踏上钢轨，袅袅娜娜地走完了二百米，论成绩她该得满分该当冠军，没垫脚没闪失，顺顺溜溜不折不扣。日本兵很是疑惑地审查着她的脚。
她说：俺不是大脚，你们看俺鞋大，可真是小脚呢。不信，脱了鞋验验。
说着，她就脱了鞋，连袜子也扒了，亮出了有些畸形的裸足。日本兵眼里放着光，弓着身子仔细研究起来。他们觉得中国女人的小脚大有学问，于是便喝令走过钢轨的小脚女人统统地把鞋脱掉。大家不敢不依，大眼瞪小眼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照办了。这些蓬头垢面的年轻女人，脚虽都走样变形，却是一样的白生生。日本兵对满地剥了壳的嫩笋深有感触，就凑作一堆叽里呱啦地开起讨论会来。
不要脸的蹄子！奶奶将切齿之骂声盛在踩扁的篮子里狠狠砸向她的妯娌。这声臭骂，持持续续贯穿了半个世纪。
你这蹄子咋不叫日本人剁了去呢？奶奶补充道。
回到家，奶奶把蒲团扔了。张大车媳妇常过来看看，那个女人始终担心孙大车的冤魂会来逮他丈夫垫背，日日唠叨着自己的担心，弄得张大车那些年掉了魂儿似的，老是病病歪歪的。
张家媳妇劝道：光靠针线活养家糊口难呢，隔天去捡捡煤核，日本人咋能认出你来？
其实，日本兵只是一时性起戏弄小脚女人，过后他们根本管不了，他们得聚精会神地对付游击队。
但奶奶拗着一股劲，从此洗手不干。她相信凭着手艺更能尊严地生活。那时候的女人都能做针线，但靠薪水过活的铁路人家和县城的有钱人家却看中了她手艺的出色。男人们以穿上她做的鞋为荣耀，他们的媳妇闺女喜欢她的大襟褂子和棉袄，婴儿穿上她做的衣裳则安静得多。许多婴儿爱哭，与衣裳有关，他们觉得扎得慌。他们的肉嫩呢，对针眼都有讲究。张大车也对她做的鞋心存渴望，嘱媳妇隔些时日端盆面粉送过来，委委婉婉地道出一双汗脚的心情。奶奶却是给他媳妇做了一件棉袄。他媳妇扒去鼓鼓囊囊疙疙瘩瘩油渍麻花的旧棉袄，穿上它陡然精神起来，美得她满世界招摇，逢人就夸奶奶铺的棉花如何均匀，扣眼锁得如何精致，绗针如何仔细。女人眉飞色舞时便女人味十足，于是，日本站长开始频频光顾她家，趁张大车出车的时候。张大车发现后，在外面表现得忍气吞声，回到家却拿媳妇报仇雪耻，他用烟头烧得那个女人遍体鳞伤，大把大把地薅她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拔她的眉毛和睫毛，他说你不是俊吗俺让你变成秃毛鸡。他迁怒于奶奶给她做的棉袄，强行替她扒了要找剪子铰碎它。光溜溜的女人奋不顾身去夺，她的反抗更是一丝不挂：有种的大爷你躲在炕洞里，等他来了你劈了他！剐了俺的皮俺都不怨你，穿戴上谁也见不着，你不能让俺不见人吧？
奶奶挺感动。但是这感动并不能冲销她打心眼里往外涌的鄙夷。她冷冷瞟瞟张家媳妇展览着的上身，说：你觉得裹严实能见人？袄子脏了拆开洗洗缝上再穿。人要脸树要皮，你是人呢。把袄子还给俺吧，你不配穿，别让人觉着是俺的针线害了人，俺还指望靠做活糊口呢。
咔嚓咔嚓，随着一枚枚布扣子铰落在地上，如豆灯花惊悸地跳荡。接着便是令人窒息的寂静，张家媳妇止住了抽泣，奶奶也不言不语，只听见剪刀在庄严地运行，刀尖非常准确地刺向针脚，挑起线头再把连缀着里子面子的线铰断。她精工缝制的棉袄，顷刻被拆掉了，她把瓤子披在张家媳妇身上，毫不犹豫地将黑布面子铺在炕上，照着鞋样，铰了两双鞋面。奶奶在忙活的时候，站上也出了鬼似的安静。该到达的票车没进站，该通过的货车没过去，趴在夜色中的火车头一律止住了叹息。已经没有睫毛和眉毛的张家媳妇，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后来，奶奶煮的粥里、蒸的窝窝头里不断发现头发，这让奶奶一阵阵腻歪。
那时，孙大车的妹夫已经是游击队的连长了。孙大车出事后，他带人三次深更半夜造访奶奶，一概被拒之门外。连长便隔着院墙往里扔从火车上截获的战利品，比如洋布粮食和日用品。奶奶把那些东西视为炸弹惊慌得不行，当即坚决地扔了出来。第四次，她把来人放了进来。她的泪夺眶而出，她用枣木的擀面杖抽得骁勇善战的连长抱头啜泣，她说埋了雷你不能告诉俺一声吗，你不能把雷埋在日本人的裤裆里吗，你杀日本人能拉你兄弟垫背吗？
那根坚硬的擀面杖至今还沾着她当时的横劲和连长的窘态，刮都刮不掉。奶奶揪住他问：你说，是哪个鳖羔子埋的雷？
连长不吭声。在她的再三追问下，连长说：外边去，俺指给你。
奶奶出了院门觉着不对劲：黑灯瞎火的，你俩大男人把俺一个小寡妇往哪带？
连长不由分说地驮起了她，那个兵则捂住她的嘴。他们一直把她驮到野地里。
告诉你，是俺，是俺亲自埋的。俺来偿命吧，让你解解恨。
连长说着，掏出一颗手榴弹交给她，转身就往前面的坟地走。
炸你个鳖羔子！
随着一声厉喝，手榴弹果然就追着他的背影飞去。砸在他厚实的肩胛上弹出老远，惊得他迅速卧倒，好一会儿不敢爬起来。那绝对是真家伙，只是没有拉弦。
奶奶居然真的下手，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几十年后，奶奶的大孙子去看望他，他忆起往事仍然背脊发凉头皮发炸。他说那次去找奶奶，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奶奶接近张大车媳妇，企图激起张大车的复仇欲望使之配合游击队搞军火，他们已通过耳目知道他媳妇的事；二是弄一批布来换奶奶做的鞋，因为队伍需要，更因为他满怀歉疚想帮衬她一把。但那个手榴弹把他砸懵了，他爬起来悻悻然撒腿而去，把一个女人撂在了漆黑的野地里。所以，迁居南方后，哪怕含辛茹苦，奶奶再也不愿和老家的亲戚往来，更不稀罕那位响当当的老革命。
坐在惊惊乍乍的汽笛声中，奶奶剪裁着寡居的漫长岁月，缝补着自己的一生。她对自己的手艺充满自信。她从老家带出来的鞋楦，赋予艰辛生活以平整端庄的形态，因此被日子打磨得油光锃亮。她所做的每一双新鞋，都听到了她苍凉的发问：那死鬼上班咋揣着鞋楦？
九十岁的银发辉映着奶奶最后的嘲笑和追问。这时，即便那些老式火车头一起拉响汽笛，也唤不醒她了。她的嘲笑凝固在嘴角边，她的追问却融化成了一滴清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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