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秋

    王宜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

    【摘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重要观点。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管理和经营方法，也包括市场经济制度。吸收和借鉴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不搞“全盘西化”，不损害国家主权。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新的重要命题，一个是“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另一个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两个命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

    【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文明成果 借鉴

    一

    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5]

    南方谈话发表于1992年，但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学习外国的问题。从公开发表的论著看，第一次是在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06]对比上述两段讲话，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还只是涉及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而南方谈话中涉及的已经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第一次只是笼统地说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南方谈话则明确提出就是要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1978～1992年14年间这种认识上和理论上的不断前进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动下逐步实现的，其中有几个节点值得关注。

    其一，1978年提出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方法。这一年的几次讲话报告都强调这个思想。前面已经谈到，不再赘述。

    其二，1979年，提出利用外资问题。这一年1月，他在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107]。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指出：“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

    其三，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最早思考这个问题是1978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里记载，他在为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上写着：“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客人时他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08]这篇讲话，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外宾时，他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9]1987年，在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期间，邓小平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10]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政治风波，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和责难越来越多，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越来越坚定。他指出，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11]。他在南方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简明、更深刻了”[112]。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一个成熟的思想和决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第二，要冲破思想的樊篱绝非易事，它涉及在理论上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立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邓小平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怎么理解“一切文明成果”？其一，这一切文明成果里面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其二，一切文明成果里面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管理和经营方法，也包括市场经济制度。我们不可否认，工具理性发达是西方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市场制度、组织形式、劳动分工等，都可以看成工具理性层面的东西。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的那些不决定社会根本属性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都是可以吸收借鉴的。

    二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有原则的。

    第一，提出两个“决不”，反对“全盘西化”。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13]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指根本的和基本的制度。在经济上，中国不能搞私有化和按资分配；在政治上，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三权分立。所谓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主要是指价值观念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在这些观念影响下的腐朽生活方式。

    他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14]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反对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能容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115]。

    第二，既要大胆开放和引进，又要维护国家主权。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就必须对外开放。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主权在我”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16]他强调，在对外开放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损害我们的国权”[117]。开放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不能以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为代价。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2年5月，邓小平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谈话中说：“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118]邓小平强调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过去，一说到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好像就是指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思维定式。在全球化形势下，由于在现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比我们要发达，“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期无法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我们更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19]

    三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观点，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写入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120]。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新的重要命题，一个是“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另一个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两个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

    第一个命题是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他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21]这段话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的基本态度；这段话针对的是西方文明优越论，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尊重别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但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西方文明和社会制度，与之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主张。因为尊重必须是相互的。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人类文明随着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122]。

    今天的人类社会，虽已成为一个地球村，但仍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人类文明的21种类型，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人类社会是在文明的多样性中存在和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种文明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处于不断交流、交融、交锋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60多年前就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进入21世纪，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使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互交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科技、文化和教育的交往，本身就是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背后，也是以文明作为底蕴的。所以，文明渗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往、交流之中。

    我们承认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承认多样的文明之间是相互交往的。我们还认为，文明的这种多样性和交往，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人类社会进步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经过长期的交流，不同类型的文明中，属于人类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比如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

    第二个命题“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时首次提出来的。报告同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即特殊性，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又具有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普遍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特殊性决定了相对独立性，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普遍性决定了不能离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大道而孤立存在，所以，必须继承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最为成熟的社会，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都更为先进。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许多思想和形式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资本主义胚胎内将孕育出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一定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土壤中发生发展，而不可能独家另行创造出新的文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否定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但是并不否认代表机构和选举制的存在价值。“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123]之后不久，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文章中，探讨了继承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问题。他认为，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阶级压迫的机构必须打碎以外，其他机构不必打碎，无产阶级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使它服从无产阶级政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124]。他深刻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25]

    毛泽东在20世纪40～50年代不仅肯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也肯定过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就发表过不少正面评价美国民主制度的文章。毛泽东在1954年为了制定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认真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126]周恩来1956年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文中也指出：“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争论起来。……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127]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28]。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直接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批判中创立的。由于这一历史特点，使得人们容易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或对抗，而忽略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采取了完全彻底的批判和拒绝态度，凡西方的东西一律贴上姓“资”的标签，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把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归到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理论失去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都出现了权力过于集中，一些国家搞个人专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的综合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形成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层面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事实上也正在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成果，包括民主的参与机制、监督机制、竞争机制、法治机制等，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深化了民主政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升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主张，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论述既有对以往公民政治参与经验的继承，也有层次、领域、内容和方式的拓展与创新，而像“公民政治参与”这样的概念，就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概念，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了。

    总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来，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人类文明成果的学习借鉴，已经不仅停留在器物文明的层面，而且有许多是制度文明层面的，也有一些是文化观念层面的。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必将越来越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将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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