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萍

    郑萍，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日本左翼思潮研究。

    【摘要】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的基本内涵一以贯之，但同时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明显地深化了主题、拓宽了领域。根据几代领导人的科技思想，中国不断制定和完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方针策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显著成绩。日本学者对此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依据自身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进行了客观评价，也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科技发展 第一生产力 创新型国家 南方谈话日本

    一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科学技术的论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推动科技创新一直是中国大力推行的重要方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此均有深刻论述。正是在这一重要方略指引下，尽管与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举世公认，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开通青藏铁路，到“神七”上天，无一不反映了中国科技水平的飞速进步。

    改革开放之初，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道：“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129]怎样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手段，邓小平极大地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早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30]1986年10月18日，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等时他也谈道：“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31]

    邓小平明确地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生产力诸要素的首要位置，深化了对科学技术本质和功能的认识。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32]1988年9月5日，他又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3]1992年初，为了全面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又重申了这一重大命题，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134]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不仅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可以说抓住了世界生产力大发展的根本。

    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结论，邓小平进行过详细论述。首先，关于科学的内涵，邓小平指出，“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35]，因此，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不只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并为解放生产力服务。其次，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指出：“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136]。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37]

    邓小平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不仅要发展基础科学，还要发展应用科学，也不能忽视尖端科学。“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138]但是，邓小平对技术决定论持反对意见。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139]

    人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无论谈科技发展，还是谈科技体制改革，邓小平最关心的是人才问题。他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40]他明确界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141]“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他十分重视科技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引进问题。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就指出：要“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142]。作为“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143]的具体措施，邓小平提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派人出国留学、邀请外国学者来讲学等[144]。1992年，他更是明确指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145]

    关于科研队伍的构成，邓小平指出，可以包括学校的科研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其中，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最大[146]。他说：“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147]他指出，科研是各领域各学科都需要参与的工作，但企业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结合点。邓小平对企业的科研队伍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的新实践，进一步论述了全面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性。1991年5月23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国际上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148]因此，江泽民特别强调科技创新，自1998年以来，一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并在1999年8月23日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讲道：“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149]2000年8月，他又谈道：“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150]因此，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为了实现科教兴国，使中国能够紧跟世界潮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151]。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江泽民的科技思想，对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和需求进行了科学阐释。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努力奋斗”[152]，并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了系统阐发。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即转变发展方式、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需求。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53]他进而指出，这“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154]。“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的提出，是适应经济日趋全球化、各国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要求的，只有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才能掌握主动权，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的基本内涵一以贯之，但同时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明显地深化了主题、拓宽了领域。根据几代领导人的科技思想，中国不断制定和完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方针策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显著成绩。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仅2010年，中国即安排了326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308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27个，国家工程实验室91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729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5532家。实施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累计支持设立20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创业企业46家。全年授予专利权81.5万件，其中境内授权71.9万件，占88.2%。授予发明专利权13.5万件，其中境内授权7.4万件，占54.8%。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3.0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3906亿元，比上年增长28.5%。全年成功发射卫星15次。“嫦娥二号”卫星成功发射。

    二 日本学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评价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日本研究者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对中国的科技政策、各领域科技力量、产学合作、教育、高科技、环境能源以及与国际的比较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和介绍。在《科学技术政策制定的背景》[155]中，日本研究者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政策的变迁划分为3个阶段进行梳理。该文把第一个阶段命名为“科学的春天”，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奠定了当今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进入新阶段，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审议并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使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开始走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第二个阶段被命名为“科教兴国”，指1995年5月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把科学技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决定“科教兴国”。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开始注重将各种资源集中投入重大项目，实施《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199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从“科教兴国战略”转向“自主创新战略”。第三阶段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将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但相反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计划纲要（2006～2020年）》，规定未来15年的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该文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出现了4次转折，分别代表着各个年代科学技术政策的方向。第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审议并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使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开始走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第二个转折点是1985年公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表明中国科技政策的目的从“国防”转向了“经济发展”，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第三次转折是1995年公布《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第四个转折点是2006年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强调了建立体制，有组织地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计划纲要自主创新战略》。

    日本研究者还依据本身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进行了客观评价，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早在1999年，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梶田幸雄就指出，中国实施“火炬计划”10年以来，设立了多处科技开发区，在振兴科技并将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他也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仍未走出初级阶段，高科技产业的生产额（附加价值率）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如果不进一步发展、振兴科学技术，将不能在国际化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梶田幸雄指出，21世纪，中国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个飞跃：第一，加快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速度。第二，从引进外资、获取技术阶段，上升到自主设计、自主开发阶段。第三，培养高水平人才，召回留学生并让他们扎根于当地。第四，确立国家对企业的援助体制，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越性[156]。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寺冈伸章简单概括了中国科学技术推进体制的9个特征。寺冈指出，中国在逐渐完善体制，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力量。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中国对科技强国抱有强烈愿望，并在各级领导的行动上、国家财政对科技研究的投入上，都表现了这一点。其二，中国有牢固的自上而下的共产党体制。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强大的政治体制使得政策决定能够迅速、全面、协调地执行，但“研究的自由”方面还没有完全得到保证。其三，中国有丰富的人才宝库。其四，中国正积极地完善研究基础设施，但也有本末倒置的情况。其五，人际关系束缚了科研的发展。其六，中国的评价体系过于量化。其七，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对振兴科技、培养产业具有正面效应。其八，对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投入集中。其九，大学和企业紧密结合，但原本承担基础研究的大学不能过于偏重应用研究和开发。总之，寺冈认为，丰富的人才和研究经费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尽管中国存在众多问题，但只要这两个“车轮”运转，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一定会不断前进[157]。

    经过10年的发展，日本的研究机构、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科技评价发生了什么变化？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发布的《科学技术白皮书》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都进行了跟踪，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未来前景。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专家冈山纯子在2010年的论文《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中指出：“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方面都正在稳步地建立世界第二的地位。”冈山介绍了中国2006年制定的15年计划《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内容，以及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现状，并对中国和日本研究资金的重点投入项目进行了比较，进而对仍处在科技优势中但相对地位将有所下降的日本，与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建立战略互惠关系问题提出了建议。在该文中，冈山纯子依据中国的研究论文数量于2005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于2009年居世界第五位，并凭借科学技术力量通过IT相关产业等高科技产品出口获得收益等数据，说明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实力[158]。

    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通过具体数据和事例，较全面地分析中国科技现状及未来展望的一篇文章是2011年4月发表在国际善邻协会主办杂志《善邻》上的《谈中国科学技术的未来》[159]。作者伊佐进一时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副大臣秘书，有深厚的专业背景，且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有亲身的调查和切实感受[160]。伊佐进一认为，中国十分清楚规模经济的发展不会持久，而科学技术和创新才是发展的关键；中国不仅希望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发展，还试图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创新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依靠科技立国的思维相同。下文主要转介伊佐进一的观点，以说明日本研究者眼中的中国科技现状。

    （1）中国已经是一个科技发达国家。他举例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三个国家之一，日本目前尚无法独立进行；中国制造出了运算能力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显著增长，且前景值得期待。关于研究人员这一点，伊佐特别分析指出，在“量”的方面，除美国外，中国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了其他国家。2007年之后如果仍旧持续增长，到2011年为止，恐怕将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一。在“质”的方面，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上，2008年中国与日本基本持平。但如果以论文被引用次数前1%的数据衡量“质”当中的尖端人才，中国人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不断在上升。在质、量两个方面都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但这个数据并非根据研究者的国别进行的统计，而是以研究者所属机构所在国来统计的。因此，如果隶属于美国的研究机构中的优秀中国籍研究者写出好论文，论文将被计算在美国名下。不难想象，如果这些人在“海归”政策下回到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并且，在每年举办的国际科学奥林匹克比赛上，2004年以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获得的金牌数最多，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不难想象，一二十年后，当这些学生跃居一线时，中国科技的发展将会呈现什么景象。

    （2）中国政府和企业为发展科技作出了不懈努力。首先，伊佐指出，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增加研究投入，大力进行硬件建设，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基础建设。中国每年GDP增长约为10%，而研究开发投入则平均增加23%。2009年的投入经费相当于7.3兆日元，与2000年相比，9年之间增加6.5倍。以检测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的医疗仪器PET为例：2010年日本拥有200个，美国为2000个。而中国在2002年时仅有2个，到2007年就已达到100个，2011年可能超过日本。

    其次，中国重视人才引进，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归国，造成了华侨、华人史上的“第四次大移动”，出现了海外中国人的大量回流现象。而本次大移动的关键词是“脑力”。人们常说，支撑硅谷的是 IC。这里所说的“IC”不是集成电路，而是Indian and Chinese。中国人开始陆续从硅谷返回中国，甚至使得硅谷出现人才匮乏现象。2005年为止，中国曾经实施留学生派遣政策；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引进海外人才计划”，即所谓的“海归”政策，2009年归国留学生突破10万人。这意味着在海外成长起来的人才回到中国，开始支撑中国国内的科技研究和经济建设。美国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约为50000人，外国留学生约占1/3。其中，中国留学生约为5000人，大大超过了印度的2000人，韩国的1500人，日本的300人。

    再次，知识产权意识在中国不断增强。在国际专利申请量企业排名榜上，2008年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华为技术——跃居榜首。2009年日本的松下公司再次夺回冠军位置，但2010年的数据显示，有两个中国企业跻身前五位。在各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榜上，中国位居第四位。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呈增长趋势，2010年的增长率为30%，2011年为56%。

    （3）伊佐进一对中国科技创新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第一，中国的软件研究投资力度小，能够操作引进的大型设备、仪器的人员不足，造成投资的浪费。第二，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基础研究，但中国的投资结构偏向性大，基础研究投入仅仅约占5%。而日本即便在曾被欧美批评说是搭海外基础研究的便车的时代，基础研究费也占全部研究开发投资的10%以上。第三，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高科技”的界定，研究开发经费占产值比率应在8%以上。但是，中国即便是在投入经费最多的航空航天产业，所占比率也仅为2.83%。因此，对“高科技”的界定在中国存在被扩大的倾向。

    （4）伊佐进一还指出，中国既有资金，又可能进行足够的投入，且企业承担着研发经费的70%，远远大于政府和海外机构的投入，这是中国的优势。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核心技术依靠海外市场。当然，中国实行的开放性技术创新方式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应该值得肯定。此外，中国采取研究机构封闭式研究，研究与生产脱节，政府对民间技术力量的培养不足使得最终的技术转移难以实现。而日本的研究方式则是，研究机构在与厂家共同开发的过程中，整体提高厂家的技术水平，最终实现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不够高，技术开发中常见的政治考量以及存在某些重视面子的开发，也阻碍着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 对日本学者观点的几点思考

    邓小平主张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十分重视日本的发展经验，多次提到日本。在1977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谈道：“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型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61]1988年9月，在一次会谈中谈到必须实行开放时，他又指出：“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此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16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从国外引进和改善技术，到拥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并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技术立国”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近邻日本的学者的意见，显然更值得我们重视。

    伊佐进一认为，日本必须冷静地看清中国技术的高端水平在坐标系中所处的位置，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要陷入“平均值的谬误”中。因此，包括伊佐进一在内的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评价，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首先，日本研究者的观点反映了日本必须真实面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现实。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面前，日本人只有真实面对并把中国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会，才会实现互惠共赢。嫉妒中国、遏制中国或者不敢面对，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应该说，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机会的人，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在日本也越来越多。“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奇迹不断、不断成功的反映。

    其次，日本研究者多从人才、政府投入、专利申请、论文发表与引用率等方面分析中国科技进步的现实状况，应该说态度诚恳，立论客观。这说明，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还将继续收获成果。看不到中国的科技进步，盲目悲观，是不应该的。因此，诸如“钱学森之问”一类问题，显然有片面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科技界并不缺乏大师，只是这些大师在当下已经不被当做大师。当年，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被誉为大师，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当下，修筑青藏铁路的工程师们没有被叫做大师，这同样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是，谁又能说詹天佑的科学水平高于青藏铁路的工程师呢？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的结论应该不难得出。

    再次，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科技创新所存在问题的看法，也是客观的，值得我们参考与重视。事实上，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是核心技术。在这方面，我们科技创新的道路还很漫长。因此，盲目乐观同样是不正确的。这就启发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两点论，既看到我们的成绩，也看到我们的不足与问题，这样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成就巨大，但距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仍旧存在差距。郑伟等人依据“欧洲创新记分牌2007”的指标体系和基础数据，对包括欧盟国家、中国、美国、日本等38个世界主要国家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发展综合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及比较研究。在创新型国家综合评价排名中，中国处于第35位。“说明和世界典型创新型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水平尚处于起步状态。”[163]北欧国家的创新型国家综合评价值平均是中国的3.3倍，日本是中国的3.1倍，美国是中国的2.6倍。但是，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按照科教兴国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不断开拓进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就能够得到提高，2020年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