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陈志刚，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党建与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社会发展理论。

    【摘要】效率与人性是马克思针对社会主义经济所提出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基本要求。邓小平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强调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虽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计划经济的设想，却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现效率和人性（公平）的两个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效率问题，而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人为本的。为此，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又遏制资本逻辑的泛滥，坚持宏观调控，抵制市场放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以公有资本遏制私营资本，以劳动产权遏制资本产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人本维度 劳动产权 资本产权

    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内在矛盾外在化的做法再次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不能帮助资本主义摆脱固有的产能过剩的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也告诫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否则，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也难逃美国这样的命运。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而重新回到马克思，并重温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一 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现效率和人性的统一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主要的批判。第一，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导致了经济危机和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在它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343]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把人际关系货币化，把人们之间的差异还原成量的差别，把人物化，造成了利己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344]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资本主义无疑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是普遍物化、道德式微的社会。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45]。“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46]而这一切正是由于资本的逻辑造成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普照的光”[347]，它掩盖了它周围一切东西的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48]“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349]正是由于资本的不断扩张，以及资本对工人的不断压制、剥削，以至于工人的购买力下降，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了人们的购买力而显得过剩，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每隔几年都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也正是因为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卷入资本生产过程的其他一切东西，无论是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还是劳动者本身，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按照有利于资本增值的方式来组织。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资本周围的一切事物本身就是作为资本来存在的，正是资本规定了它们存在的意义，资本的规定性就是它们的规定性。正是因为这种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人本身，而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财富的追求、占有表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但这种充分发挥实质上“表现为完全的空虚”，一切崇高、价值、理想、目标都湮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都湮没在单纯的、庸俗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虽然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自由，却也使人类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人们在对财富的无尽追逐中而被财富所奴役。“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350]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源泉，共产党的所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废除资本的逻辑，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才能避免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人们才能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劳动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得到自由的全面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具有根本的不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51]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表明，共产主义经济应该兼具效率和人性（公平）的统一。“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要求的是生产力上讲效率，而“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要求的是生产关系上注重公平，避免人的物化、异化。很显然，这两个基本要求正是共产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优势所在。当然，就本质特征而言，资本主义最缺乏的不是效率，而是公平，所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更体现在公平上。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正是正义所要求的。”[352]

    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影响效率与公平的诸多因素中，公有制是根本前提，是制度保证；计划经济则属于体制性因素，其作用发挥得如何是受到根本经济制度制约的。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为了使社会每个人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参与社会生产的管理，避免资本的私人占有；而实行计划经济则是废除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机制，避免因为市场的竞争而产生两极分化，避免资本把利润最大化当做生产的目的，从而真正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角度来进行生产。当然，公有资本一旦不把利润最大化当做生产的目的，它也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了。另外，计划经济要发挥良好的作用，需要以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社会化为基础。只有在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经济进行完全有计划的管理才是可能的。否则，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不高，要进行完全有计划的管理则是不可能的。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优势，在于消除了资本的逻辑，不仅生产效率要更高，而且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和谐。

    二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共同富裕和效率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而来的，并不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的，而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结论，而应该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借鉴苏联的实践经验，以及由于统购统销和官僚资本赎买政策的实行，中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党的八大以后，虽然毛泽东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试图发展商品经济，但他还是担心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鬼”，会导致两极分化，危及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的平等关系。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勾画了他的社会理想，但还是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并在“文化大革命”要求“斗私批修”，最终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敏锐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353]正因为如此，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要求改变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很多人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经济体制改革依旧迈不开步子，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受到巨大的束缚。与此同时，苏东国家的解体和剧变使人们在观念上更加趋于保守，很多人甚至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强烈的质疑。正是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邓小平对深圳、珠海、上海等市场先行发展地区进行了调查，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邓小平认识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正确的。因此，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魄力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54]进一步说，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么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可以利用的。或者反过来说，因为计划和市场，在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和社会化的情形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容易导致盲目性和缺乏竞争性，而市场经济也存在其外部性，并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所以，从理论上说，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既有计划也有市场，使计划和市场都恰到好处地发挥作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并非要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完全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要否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

    概括邓小平南方谈话，最根本的就是两点：第一，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55]为此，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形成制约资本、“三资”企业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超越两极分化，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56]第二，必须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运用和发展。其中，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对经济平等的要求，而实行市场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使生产力迅速、高效率发展所不可逾越的。所以，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的公平因素、人性因素来遏制市场经济情形下资本的自我膨胀，既利用资本以提高效率，又遏制资本以实现公平，切实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的“为人”的目的。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要利用市场，就必须利用资本，因为无资本则无市场。资本的存在，特别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存在，则无疑意味着剥削的存在。而剥削虽然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允许其存在。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57]

    总的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虽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计划经济的设想，但他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现效率和人性（公平）的两个基本要求，强调以社会主义的原则——共同富裕，来超越资本的纯粹逻辑。邓小平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应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改革理念，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并推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而使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 以人为本：超越资本的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既包括地区、城乡、贫富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强烈的市场化推动下，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还出现了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于是，“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358]。这些问题也迫使人们反思这种市场导向的改革，对市场的吹捧变成了冷静的思考。此后，1997年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危险和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也一再证明了波兰尼的观点：“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359]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开拓了发展的新思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党中央也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共识，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十个结合”。就经济方面来说，这种改革新共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新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坚持以人为本，反对片面追求GDP。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超越了资本逻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这是对经典现代性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所遵循的资本逻辑，以及对发展主义所追求的以物为本的超越。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承认资本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又不能放任资本的发展，必须既利用资本又控制资本，超越资本的逻辑，防止资本所有者成为某种利益集团，操纵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在发展动力上，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宏观调控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古典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化，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最大的效率和自由。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所主张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外部性缺陷，特别是其两极分化的倾向，从而建立起由资本市场和国家权力双轮驱动、双向制约的科学发展模式，保障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经济效率不仅体现在微观方面，需要调动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体现在宏观方面，需要提升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宏观调控能力，推进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第三，在根本经济制度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坚持劳动产权对资本产权的制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彻底摒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60]，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361]，从而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而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以公有资本制约私有资本。否则，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没有手段，就可能变成“空调”，因为在私有资本占主导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就可能被资本所挟持、胁迫，引导、驾驭、约束和限制私有资本就缺乏强有力的手段，资本逻辑就会像“普照的光”一样，一切资本主义的肮脏的东西就会沉渣泛起。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关系到改革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共产党政权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

    另外，当前，我们虽然允许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都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资本、技术、管理往往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怎样生产决定怎样分配。为了真正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不能仅仅在分配问题上做文章，而必须同时提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改变资本在生产中一家独大的支配地位，要承认和保护劳动者的产权，并进一步保障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权利。当劳动资产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过程时，其拥有者理应与非人力资产拥有者进行投资一样，享有（人力）资本产权，可以根据其付出的劳动而享有剩余索取权。实行和保障劳动产权，让劳动者分享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这是从制度上保障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并促进劳动者平等参与企业决策，从而避免了劳资对立，避免了新型剥削阶级的产生，切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362]。只有坚持以劳动为本，才能真正使按劳分配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分配制度。否则，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概言之，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应该追求效率，应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高效率，而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本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缺乏的人本维度。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363]。中国在承认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同时，超越资本的逻辑，遏制、约束资本，坚持以人为本。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为资本、资本家服务，让工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市场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资本、资本家服务。重要的是，政府应该使资本家竞争以使工人得利，而不是让工人竞争以使资本家得利，从而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364]。在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仅要在观念上坚定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而且要在根本经济制度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设计上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原则，真正实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本维度，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切实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避免把市场经济扩大为市场社会，才能真正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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