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益成

    秦益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摘要】1936年5～8月，中国左翼文化阵营出现了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两个口号”的论战）。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在文学思想意义上的不明了性”，鲁迅支持提出并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在当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和大局，鲁迅辩证地认为，应该将“国防文学”作为“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存实亡，“国防文学”也基本上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大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这一口号的“不明了性”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造成误导和冲击，应当慎提“中国模式”。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两个口号 中国模式 辩证法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475]在对待“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充分体现了鲁迅的这种立场方法。1936年，鲁迅以“他的政治的远见”，“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476]，支持提出并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同时认为，“国防文学”“存在对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477]。其立场方法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关系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36年5～8月，中国左翼文化阵营出现了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国防文学”派的主力为周扬、徐懋庸、田汉、夏衍、任白戈等，他们都是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力为冯雪峰、胡风等，冯雪峰为中央特派员。1936年8月15日，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至此争论本身基本结束。

    最早提出“国防文学”的是当时“左联”党的负责人周扬。1934年他以“企”为笔名，在《国防文学》一文中，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478]。而“国防文学”口号被正式推广，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王明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于8月1日形成了《八一宣言》。当时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文委的周扬和夏衍等人看到了这些报道，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八一宣言》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鉴于苏联“国防文学”的主张和苏共中央解散“拉普”（“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成立苏联作家协会，以及日本侵华加剧和华北局势恶化，于是在文学界开始再次提倡建立“国防文学”并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毛泽东修订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责“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国防文学”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并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国防绘画”等新名词。

    “国防文学”在最初时期内的宣传中，除极个别的文章外，一般只讲建立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战线的全民族性，不讲无产阶级领导权[479]。在“两个口号”论争告一段落之后，“民族主义文学”[480]的辩护者徐北辰还认为，民族主义文学和国防文学是相差不远的东西。“民族主义文学即国防文学，它的目的、使命以及题材等等，都是一样的。”“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和目下一般人替国防文学所下的解释，所下的研究正复相同，它们同样以唤醒民族意识，激发抗敌情绪，促成联合阵线，要求民族生存为其首要任务，首要目的。”[481]左翼的“国防文学”在这里被右翼文人和政客鱼目混珠，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名词，但左翼所坚持的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就被“调包”了，左翼在走出“狭小者的圈子”、号召更广大的作者建立文学界的统一阵线时，不小心失去了脚下的阵地。这正是鲁迅所担心的“统一战线统到哪边去”的问题[482]。

    1936年初，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央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收到以鲁迅、茅盾署名的拥护红军东征的“贺信”。为了联合全国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开展工作。据冯雪峰回忆，他临行前，中央交给他四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1936年4月下旬从陕北奉中央指示到达上海后，先暂时住在鲁迅家里。胡风获悉后，即到鲁迅家里求见。冯雪峰回忆道：

    我即下去引他上三楼谈话。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的情况，谈到周扬等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了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483]。

    1936年5月，胡风在《文学丛报》1936年第3期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经胡风、冯雪峰、鲁迅等人集体商议，由胡风执笔的，其核心成员则是鲁迅。鲁迅坦言：“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484]

    新的口号没有对“国防文学”提出批评，并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是统一了那些主题，并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题”，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485]。但“国防文学”派认为“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在理论家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486]，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论争浮出水面，并带有宗派和意气的因素。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当时“国防文学”派核心的夏衍仍认为：“当时‘国防文学’这口号早已存在，已经叫开了，又为各方面所接受，而且那时正讲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怎么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呢？真是标新立异，不利于统一战线。”[487]

    二 鲁迅对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辩证立场

    在左翼文艺界领导层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引起争论的时候，鲁迅一直冷静观察，并没有主动介入，但在私人交往中，他表达了对“国防文学”的意见。

    1936年4月底，冯雪峰奉命回到上海后，鲁迅将自己对“国防文学”的看法告诉了冯：“‘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他还说：“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着看吧。”[488]

    据茅盾回忆，“国防文学”提出后，鲁迅的反应是：“‘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夏衍的《赛金花》发表了，有人写文章把它树为‘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他们的‘国防文学’是这样的。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批评，着眼在它的阶级界限模糊，这是与他坚持‘左联’不能解散，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能放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489]

    “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 意见”[490]，纠正“国防文学”宣传不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倾向，鲁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性质、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等作了明确解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它是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总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总口号之下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鲁迅旗帜鲜明地指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批驳了托派诬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放弃阶级立场”，指出了“战友”在对待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迷失了方向。“托洛茨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得。”鲁迅批评说：“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做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491]

    鲁迅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地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492]

    鲁迅的态度贯穿着辩证法精神，是顾全大局的、公正的，是讲原则的。顾全大局、公正表现在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提出“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不斤斤计较于“国防文学”派那样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493]。讲原则表现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传统和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鲁迅在这里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逻辑的基础上，阐述其具体的“在现在时候的更广大的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以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494]因为它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感。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既突出了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又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原则，这正是鲁迅的“政治的远见”。“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495]“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五四以来，形成了新文学的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真实，叫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欲求的文学。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大家的头上，贯穿着一切枷锁的最大的枷锁是帝国主义，它的力量伸进了一切的生活领域，在人民大众里面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学的开始就是被民族解放的热潮所推动，人民大众的反帝要求一直流贯在新文学的主题里面。”[496]不但如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是指向作家这个“人民大众的”，是面向各个阶层的作家提出的，指出了各阶层作家前进的方向，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497]毛泽东在延安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多次提及了“两个口号”的论争，特别是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非常重视，他在阅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在鲁迅阐释的文字旁全画了圈，表示出非常重视。在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498]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99]

    随着抗战的深入，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转化为“联蒋抗日”。1937年5月，根据党中央的意见，中国文艺协会出面召开两次会员会议，讨论“两个口号”。据负责上述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这里显然是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立场”，“国防文学”“没有立场”[500]。在毛泽东那里，一个没有立场的口号是对的，显然在于它“对抗日运动有利益”，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与鲁迅的认识是一致的。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对“两个口号”的辩证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正式的阐发。他说：“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或是风花雪月派还是鸳鸯蝴蝶派，大家都要团结抗日。”这些显然是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化用出来的。同时，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说：“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501]

    1938年3月，在当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遭到鲁迅痛斥而在上海文艺界难以立足的徐懋庸来到了延安。据他自己说，他“主要是为了弄清一九三六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徐懋庸到了延安后，随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专门接见。大约是在1938年5月23日的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在谈话中专门就“两个口号”论争作出了六点结论：“第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第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第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第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第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第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502]

    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从第一点可以看出，百忙之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两个口号”的论争，听周扬谈过，又听徐懋庸谈，更清楚更具体一些。从第二点可以看出，毛泽东认同鲁迅的“两个口号”并存。第三点特别重要，毛泽东讲出了“国防文学”存在的理由“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防文学”存在的历史根据，同时讲出了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并存的理解需要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由于水平的参差不齐，才导致争论。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既有理论的坚定性彻底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立场方法。第四点说明这个争论加深了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第五点和第六点指出了“国防文学”派的错误：没有尊重鲁迅，即没有尊重鲁迅的正确意见，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所以要求“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1980年3月，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周扬的总结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符合历史实际的，基本遵循了毛泽东的六点意见。他说：“应该按照鲁迅所说的，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是，当时争论双方都有一些同志，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顾全大局的看法。对鲁迅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503]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洛甫的一番话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关于“两个口号”争论所作结论的补充。当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陕北公学成立。在会上，洛甫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重要讲话。洛甫对大家关心的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战，正式说明了党中央的态度。他说：“一九三六年争论的两个口号，国防文艺的口号没有阶级性，作为各个阶级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可以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学家在参加文化界统一战线时，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应该保持自己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鲁迅先生主张在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之外，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家独立的口号，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家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认为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党中央赞成鲁迅先生的正确主张。”[504]洛甫同志对于反对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同志，公开进行了批评，说他们主张只要“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是主张在参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时，不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党中央不赞成这种主张。

    三 学习鲁迅对待“国防文学”的辩证法，慎提“中国模式”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并存的历史根据。这是由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以及党的路线政策处在从内战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转变关头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随着抗战的深入，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存实亡，作为“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国防文学”也基本上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那么，“中国模式”是否可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存呢？

    （1）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成就，特别是成功抵御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光辉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个论断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革命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用自己的鲜血与汗水在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是整个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旗帜和方向，不容许有任何东西把这个旗帜和方向遮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也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要学习鲁迅对待“国防文学”口号的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机械教条地照搬当年鲁迅对于“国防文学”的具体做法——“两个口号”并存。当代中国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并存的历史条件。

    （2）当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而“中国模式”在西方学者政要那里不是“没有立场”，而是与我们的立场相反，其总体内涵是“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自由”，是一个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词[505]。西方学者政要不允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并存！

    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苏东剧变，这一阶段西方学者政要的注意力主要在苏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观望和搜集材料阶段。第二阶段从苏东剧变到2004年左右。苏东剧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树立了一个前车之鉴和评判坐标。西方学者政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各种疑问，如“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是迟早的事，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实用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等，总之，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声音。第三阶段从2004年左右开始，“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浮出水面。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概括总结这一成就成为国际学界、政界的一个热点，特别是2008年以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以及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光辉成就展，使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达到沸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虽然包含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取得成就的肯定，但其前提是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一脉相承的，不愿意承认和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由于“中国模式”这个口号“没有立场”，“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甚至“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所谓的用“中国模式”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国际交往）；由于“中国模式”像“‘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也由于“中国模式”概念包含着一些国外学者政要对中国成就的肯定和赞美。总之，出于不同的目的，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模式”，注家四起，立场多元；“公婆说理”之状甚热，烦琐哲学之风盛行。这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宣传，影响了用“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面旗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一主题。这与当年“国防文学”口号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果用“中国模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就为“掉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缺口。因而对“中国模式”口号应当自觉地加以抵制，拿出“奥卡姆剃刀”把“中国模式”剃掉。请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已经是个贬损“社会主义”的口号的情况下，怎样论证、怎样保证“中国模式”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或褒义词？！

    （本文的写作动因和过程得到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余荣虎博士的帮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