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大约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前后，河南汲郡有一个盗墓者名叫不准，盗掘了当地的一座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该墓中出土了一批写有文字的竹简，经当时的学者整理，编缀成《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两本书。这批竹简因为埋葬于古墓葬中，才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自那时流传下来的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七年，应侯来朝。”这表明，应国在商代晚期已经建国。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滍水》也转述其事说：“汲郡古文，殷时已有应国。”
不仅如此，19世纪末，在安阳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也记载有应国的事情。据说，在某一天，商王武丁从殷都出发到应国去视察，并于当天返回。当代学者认为，当时应国的地域大致在今黄河以北，距离商代后期的都城安阳殷墟不远。何光岳认为，当时的古应国，可能就在安阳殷墟西北部的今山西省境内，而山西长子县一带至今还有一个地名叫应城。因为古代诸侯国的名称，多半是以所居住的都城来命名的，所以应城很可能曾经被作为商代应国的都城。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与商纣王战于黄河之北的牧野，一举歼灭了大邑商，从而建立了姬周王朝。在周初的文、武、成、康诸王时期，为巩固其新获得的政权，王朝的统治者大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也就是说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封。据说当时封建的国家有70多个，其中姬姓诸侯国有50余个，异姓诸侯国20余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曰：“四国皆武王子。”据学者考证，这四个姬姓诸侯国当时都位于今黄河以北地区，距离殷王朝首都安阳不远处。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防御殷商王朝遗余势力的反扑，以消除对新建立周王朝的威胁。因此可以说，周武王的庶子之一——应叔被分封的应国，也在今山西境内的长子县一带，即原商代应国的故地上，因沿用其原有地名而依然称为应国。从当时的情势看，这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通过成王与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的军事行动，殷王朝的旧势力已被消灭殆尽。在西周康王与昭王时期，周王朝统治者将其原来为防范殷王朝复辟而分封的许多诸侯国，从黄河流域迁往江淮流域。这种将军事力量集结于南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抵抗逐渐强大起来的楚国和南淮夷，这从周昭王时期南征荆楚的古文献与金文记载中看得非常清楚。应国也在这次被迁徙的国家之列，被迁往淮河流域的河南平顶山一带。至此，周王朝无论在政治与军事方面，都完成了将其重心自北方向南方的战略大转移。
随着应国的南迁，那些与应国相关的地名也被带到了新的地方，譬如新迁的应国都城，仍然叫做应城（即鹰城）；应城西门外临近一条河，名叫应河；城西侧不远处隔应河与应城相望有一座小山，名叫应山。除此之外，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应龙氏在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所立下的战功，应国先民将一条自西向东流经应城南侧的大河取名为滍河。滍河实际上就是蚩尤河，因为凡是河流的名称大都要附加一个表示流水之意的氵旁，河名在被省却“尤”字之后就写成了滍河。同时他们又把一条自西南注入滍河的河流命名为澎河，以纪念他们最早在河北一带居住的地方。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滍水》记载，应城（即鹰城）的位置在滍河以北，应河以东，澎河东北部，大约相当于今已淹没于白龟山水库西北角的原滍阳镇旧址。这三条河流至今依然存在，稍有不同的是，滍河由于河床上沉积大量的流沙而被俗称为沙河。滍阳镇所在的这个位置，与《括地志》“故应城，因应山为名，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及《汉书·地理志》“古应国在颍川郡父城县之应乡”的记载也相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应国从山西长子县南迁之后，就位于今河南平顶山一带，应国都城——应城（鹰城）正当于原滍阳镇旧址下面。我们仿佛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当年周武王之子应叔，从黄河以北的山西长子县应国故地启程，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伏牛山东麓的应山脚下，选取平顶山市西部的沙河（古称滍水）北岸，建立起了古应国的都城，在此铸就了古应国连绵数百年的辉煌历史。
（五）被水密封：失落为哪般？
时间封存了历史，土壤掩埋着墓葬，谁曾想到，在平顶山市西郊的白龟山水库里面，竟沉睡着一座古代城堡，它的名字叫应城。从前这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繁华热闹、人口众多的小城镇，名叫滍阳镇。因处于南北方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故而四方商贾云集。据当地老人们讲，当时滍阳镇平面形状因东南隅有一面较短的斜向边墙而略呈五边形，城墙很高，用土夯打而成，保存较为完整，五面城墙正中间各有一个大门，合起来共计5个城门。每一面城门上方皆用石条搭成门额，门额上面均有石刻题名，其名称各不相同，其中西门上方为“古应”，指古应国。滍阳镇正是古鹰城的旧址所在地。
《管子》曰：“凡国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下勿近湿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也就是说，虽然应当居于高地，但不宜太高，这样会有充足的水源；居于低处但不能临近低洼的湿地，这样可以省却挖掘排水沟渠（指城壕而言）的辛劳。鹰城正好位于应山之下的沙河与应河之滨，显然是按照管子所谓“因天材就地利”而修建的，古应国统治者也必然是将这两条河流作为鹰城的天然屏障来使用的。
1964年，为解决新建的平顶山市的用水问题，特在沙河中游修筑起拦河大坝，建成如今的白龟山水库。原滍阳镇的居民除一部分迁徙到河南正阳县外，其他大都搬迁到水库北岸上居住，这就是现在的西滍、北滍、贾庄、东滍等多个自然村民组。应国墓地发掘伊始，我们在东滍村征集到一块条形石碑，其上镌刻有竖款单行铭文，其内容自上而下为“佳城濒应国丰碑宰树灿龙光”。据其形状与铭文推测，它可能是某一个大门两侧的门框之一，上面的文字是一副对联中的上联或者下联。后来又在西滍村征集到一块方形石碑，碑刻铭文中也有“古应国”字样。据老乡告知，这些石碑原本都在滍阳镇，是1964年从那里撤离时搬运上来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原滍阳镇旧址就是应国都城——应城所在位置，而在应国墓地发现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小镇竟有如此辉煌的历史。
古应国的都城——古鹰城，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埋没于水库之下，被水封存了起来。时过境迁，沧海变桑田，曾经存在的有关古应国的点点历史遗迹，如今也不存在了，一如那过眼烟云随风飘散，逐渐被人淡忘。唯有这应山、应河仍以其响亮的名字，向过往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那已经远去的古应国曾经是多么的灿烂与辉煌。
最近，我们从河南省地理研究所郭仰山先生处，找到了一份1958年航空拍摄的滍阳镇老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在滍阳镇的西南隅，有一个大约400×400平方米的正方形小城垣。它是否就是古应国的都城呢？答案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二、采访古应国的主人们
（一）以“鹰”为图腾的应国先民
在遥远的三皇五帝时代，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或氏族，古应国贵族的祖先——应龙氏即是其中之一。相传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居住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原始部落联盟——东夷集团，他们在今山东、江苏两省与渤海湾一带，创造了十分灿烂辉煌的文化。由于地处东海之滨，他们每天都会看到一轮红日从东方海平面上或附近的高山上冉冉升起，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于是自认为是太阳的子孙。
东夷集团先后有两个部落首领，较早的一个名叫太昊，稍晚的一个叫少昊。昊字或作皓、暤、皞等形，其义为太阳的光芒。近些年来，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质大口尊上，发现一些形似太阳从山上升起的象形字，许多学者认为是太昊与少昊的昊字。太昊属于风姓部落，正如炎帝是姜姓部落、黄帝是姬姓部落一样。在甲骨文中，大风的风字，与凤鸟的凤字是同一个字，故可推知太昊是以凤鸟为神灵的部落。至于少昊，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与太昊的密切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的话说，少昊氏以鸟名官，纪于鸟师而鸟名，所举例子譬如青鸟氏、爽鸠氏等，竟有九个之多。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少昊氏部落里的职官都是用鸟来命名的，这表明少昊部落下属的所有氏族，都是以鸟类作为他们的神灵，只不过是在其种属方面又有更为严格的区分。我国古代这种以鸟为神灵的现象，也就是古人类社会学家摩尔根所说的“图腾崇拜”。
当看到太阳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东方升起，向西边落下，古人认为只有鸟才具备这种本领，才能够在天空自由地移动或飞翔，所以就把太阳也看作一只鸟，即一只凤凰鸟，因此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也就变成了对鸟的崇拜，譬如：起源于东夷集团的商民族自认为是玄鸟（即燕子）的子孙，此即《诗经·商颂》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由来；即便源出于西北部的周民族也传说“凤鸣岐山，周人始兴”；直到汉代，在当时的画像石图案中，太阳向来被描绘成一只三足鸟的形状。
应国贵族的祖先——应龙氏的应字，在甲骨文中是鹰字的象形字，显然也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他们在黄帝、炎帝与蚩尤的战争中，勇于参战，协助黄帝最终战胜了蚩尤。应国先民以雄鹰作为他们所崇拜的神灵，这是我国古代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揭示了他们曾经属于东夷集团的历史信息。
以上这些所谓“图腾崇拜”，其实都是人类从蒙昧时代流传下来的朴素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表现形式。至于夏商周王朝，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过去那种朴素的神灵观，逐渐成为存在于本族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记忆。尽管在西周建国之后，姬姓部落的周人已经革了商人的命，应国的主人也换成了姬姓周人，但是应国国内的广大平民，由于仍然以应龙氏后裔为主要成员，所以鹰作为图腾的功能，尽管可能已经有所减弱，但并非已经不复存在。作为统治者的姬姓应国贵族，原本是周民族的成员，崇拜的是凤凰鸟，但因不能阻止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必然会遵从他们的信仰，改以鹰为其图腾，这是历代统治者最善于采取的一种统治手段——怀柔政策。
1986年，在应国墓地一号墓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鹰形玉佩。这件玉鹰用新疆上等和田白玉雕刻而成，青白色，温润光洁，唯鹰头顶和右翅有褐斑，微透明。玉鹰整体作展翅飞翔状，栩栩如生；鹰头部扭向右侧，尖喙衔右翅形成一个穿孔，用以系绳佩戴；双翼展开，羽毛以阴刻弯曲的成组平行细线纹勾勒而成；两爪蜷曲于身下，作凸起长条形。在古代玉器的加工过程中，有一种巧用“俏色”进行雕刻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工匠利用玉料所呈现的不同颜色的瑕疵，因形就势将其设计成动物的某一部位，藉以体现动物的灵动与活泼，从而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此玉鹰头顶的褐色斑点，正是这种琢玉技法的娴熟运用。
（二）充满传奇的首位应侯
西周初年，应国与周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诗经·大雅·下武》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这是歌颂周成王的诗，表明初封的应侯能够尊爱其兄，敬事成王，因而受到成王的嘉许。在传世的西周早期应国有铭铜器中，第一代应侯曾被晋升为应公。某国国君生时得以称为“公”，是由于他不仅在本国当政，同时还在周王室兼任要职，其地位高于一般的诸侯国君。从多方面分析，这位身份非同一般的应公，就是应国的第一位封君——周武王庶子应叔，同样也是上引《诗经》中“顺德”的应侯，他大概由于应国的军事大国地位而在周王室内兼任要职，故而才被称为“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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