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应国访问记-雪夜魅影:与盗墓贼赛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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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老板坚信,在石渠的底部肯定有一个隐蔽的盗洞,而自己小本子上留下的那些被盗窃文物显然就是从那个盗洞里盗出来的。为验证自己的推断,他后来好几次还特地下到石渠里面(当然,水渠底部因常年被雨水冲刷,不少地方都堆积有一些淤泥土),虽经反复仔细寻找,也没有找到那个想象中的盗洞口。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己看到的那个女人恐怕是一个男人扮的,为的是在情况危急之时掩人耳目。这种安排应当是他们为防止盗墓事件暴露而早就设计好的一种逃遁术,也就是说当其中三个人下到渠底钻入盗洞之后,另外一人就化装成一个女人,佯装小解,继而将洞口覆盖严实,并进行精妙的伪装,让人察觉不出来。毕竟这条水渠底部已经有4米多的深度,比起他们从地表面向下挖掘盗洞要省力不少,而且这座古墓葬可能就在水渠的正下方。沿着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思路,刘老板曾经进一步设想,这个神秘的洞口所在位置,可能距离这座出土大批青铜器和玉器的古墓葬更近一些,很可能是盗墓者特以开凿的能与从玉米地里向下挖掘的盗洞相连接的一个通气孔,二者相连形成一个地道。直到今天,谁也没有见过这个神秘的盗洞口,因而它是否存存在,究竟位于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谜,但是那个小本子上的字迹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次盗掘古墓活动的罪恶目的显然是得逞了,那些盗墓者无疑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听了卢老板的这则故事,我在想,这可能是一个由盗墓贼与文物走私犯合伙组成的集团,有着相当丰富的文物知识,因为他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相关铜礼器的名称了如指掌。有什么办法呢?像这样的盗墓案件,防不胜防啊!

    七、天下奇观:被困水中的青铜器

    2000年9月13日上午即将下班的时候,平顶山市文管办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王宏伟拿起电话听筒,从声音推断打电话的可能是一个小伙子,对方语气十分急促地说:“你是文物办吗?我们这里发现文物了,是铜器,数量很多。”王宏伟赶紧追问了一句:“你是哪里?”对方十分激动地回答说:“我是西高皇周庄村的,文物是在我家的鱼塘里发现的。”王宏伟当即认为对方可能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于是斩钉截铁地说:“那不可能!”因为他心里清楚,西高皇村位于平顶山市西郊的平顶山师专附近,那里的地下煤层很厚,目前下面的煤炭已经采空,由于采煤巷道的木桩支架有些已经拆除,于是成为新近出现的塌陷区,以前根本没有发现过文物。再说,鱼塘是养鱼的地方,怎么会出铜器呢?他马上转念一想:难道是应国墓地的文物被盗了?因为在平顶山市区只要提到青铜器,凡是市文物办的工作人员,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想到应国墓地。但是这位置相差太远了,应国墓地的所在地薛庄乡属于农村,更靠平顶山市的西边,距离宝丰县已经很近,但东距西高皇村足有15公里。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王宏伟逐渐感觉到对方的态度十分诚恳,不像是开玩笑,于是心中暗喜,十分礼貌地和对方打起招呼来。然而,对方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不客气地回敬说:“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们到底要不要来看看这些文物呢?”王宏伟这才不再怀疑这些文物存在的真实性,但又怕对方不愿意捐献文物,于是十分耐心地向对方讲解文物法的相关规定,一再重申每个公民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发现文物应当主动上交国家。这个小伙子非常爽快地说:“我就是想把这些东西交给文物部门,所以才和你们联系的。”王宏伟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谢谢你,我们马上就到。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我们好跟你联系。”王宏伟心情激动地说着感谢的话。因为受到表扬,对方很兴奋地说:“我叫陈东风,在西高皇村西边的鱼塘上住着。”当时,王宏伟就和李亚楠一道,由景红举开车,按照对方指示的路线,急速驱车赶到西高皇村周庄村。

    他们来到村西边一个较为空旷的田野里,看到一个面积大约有10亩左右的长方形鱼塘,在距离鱼塘南岸不远处有两间十分简易的红砖红瓦房。等候已久的陈东风见他们来到,就从床底下拉出来一个编织袋,然后提起袋子的两个角,将东西全部倒在院子里,原来里面都是些青铜器碎片,数量确实不少。他说,当天早上起床以后,他转悠到鱼塘边时,发现塘里有一个白色编织袋,大部分浸泡在水里,上面露出很少一部分。他很好奇,于是就跳下去将它打捞上来,发现里面尽是些铜器残片,与此同时他还从水里面捞出了几块铜片。市文物办一行3人都向陈东风表示感谢,对他拾金不昧的品格称赞不已。

    回到市文物办的王宏伟立即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并说在其中一些铜器残片上发现有铭文,我听说后非常高兴,和省文研所第二研究室主任姜涛一起,急不可待地从郑州赶到平顶山市,想看个明白。待清洗之后,果然发现1件铜鼎与2件铜盨上铸有铭文。经仔细拼对与统计,这批铜器共计有5种12件,即鼎5件、盨4件、盘1件、匜1件、车辖1件。其中2件铜盨上的铭文显示,它们是应国国君应侯所作铜器。显而易见,这批铜器应当是盗自应国墓地的一座应侯墓葬。

    看到这些情况,在最初发现“应侯”铭文的惊奇与兴奋劲儿过去之后,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应国墓地啊,应国墓地,你总是那样的多灾多难,教人永远放心不下,离开你并不是抛弃你,我们一直在牵挂着你,关注着你啊。我们猜想,大概由于这些从应国墓地盗出的铜片过于残破,盗墓者没能将它们顺利地卖出去,当路过该鱼塘时顺便扔在了里面,以毁灭其犯罪证据。没料到这些铜片被觉悟性、警惕性都很高的陈东风捡到,最终又回归到它本来应该到的地方——那个专门为它建造的属于它自己的家。这也算是它适得其所,它若有知,应当感到庆幸才是。

    接着,姜涛和我与市文物办的王宏伟、张建平等人一道,驱车赶往现场察看。到了那里之后,见到了这几天来屡闻大名的陈东风。他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很瘦,中等个,很朴实,在种地之余,承包了一个鱼塘,以养鱼补贴家用。

    在询问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之后,我们对他的捐献表示真诚感谢。就在准备离开时,姜主任忽然一副假装生气的样子,一下子扭住了陈东风的胳膊,然后厉声地说:“走!跟我到市里说清楚!”陈东风这下可气坏了,或许他心想:刚才还好好的,还感谢我什么的,怎么一会儿就变脸了。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在众人的劝阻下,刚争脱开身,就顺手捡起一块砖头砸向姜主任的头部,姜主任似乎早有防备,机警地躲闪了一下,砖头砸空了,非常危险。接着,陈东风就要去捡第二块砖头,我们在场的几个人急忙将他拦住,极力劝阻,纷纷向他赔礼道歉,说姜主任中午吃饭时酒喝多了。就这样,争执了好一阵子,陈东风才最终罢休。我们乘车离开后,姜主任说:“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想试探一下,看他是不是参与了这起应国墓地盗墓案件,真没有别的意思。看他这么凶的样子,说明这批文物的被盗与他无关。真对不起他啊!你们再见到他时,请代表我向他道歉。”姜主任的一席话,让一直蒙在鼓里的我们这才明白过来,终于理解了他的一片苦心。谁都知道,多少年来他一直深深地爱着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应国墓地,对它的感情很深很深。他显然和我一样,对应国墓地的这次被盗十分痛心,所以在临行前才出此下策。

    姜主任和我即将从平顶山回郑州时,向平顶山市文物办建议:其一,要给予陈东风一定的奖励;其二,要派人去鱼塘里再打捞一次,看是否还剩下什么东西;其三,为能在鱼塘里找到更多的铜片,必要的话,可以趁陈东风春节期间卖鱼之时,将塘里的水全部抽干,然后包赔他一定的损失;其四,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省文研所或者说省博物馆愿意拿出几万块钱,以换取这批东西,同时来做以上这些事情。因为从现有的这些碎铜片来看,还有很多尚未找回来,所以有些器物还不能复原。

    对于我们俩的意见,平顶山市文物办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并做出如下决定:1.到现场调查看有没有遗漏的文物;2.到应国墓地了解情况,看最近有没有被盗情况;3.通过公安机关了解上交文物人员,有没有犯罪前科;4.对于发现的文物,立即请省文物保护人员前来进行修复。

    为落实第一项任务,原市文物办副主任徐序白与王宏伟、米柯莱、李亚楠赶到鱼塘打捞文物。鱼塘里的水虽然不深,但由于数年没有清理,即便是站在岸边也能感到臭气熏天,所以谁都不愿意下去。最后,还是徐主任带头脱掉了衣服,亲自跳下鱼塘,其他人看到这种情景,也都顾不得许多,跟着跳了下去。大家或用手摸,或用脚踩,展开“寻宝”行动。经过一个上午的忙碌,什么也没有找到。原本大家是满怀着很大的希望,想着这次“寻宝”会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可没想到竟然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对于这种结果,还是徐主任看得远,想得开,他风趣地说:“只要我们努力过了,即便是没有发现东西,也不后悔;但如果不来这一趟,我们肯定不会甘心,而且必定会后悔。走,我请大家吃饭,喝两盅暖暖身子。”

    后来,为撰写《平顶山应国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开始对这批铜器进行整理与修复。铸有铭文的铜鼎只剩下一块连着鼎足的较大的残片,铭文部分也只有一半而已。但是,西周时期尤其是中晚期多数铜器铭文都有一个规律:其一,都是竖款排列;其二,每行的字数相同。于是,我们首先在缺少字的地方,用一个空格表示,就得到以下这样一篇铭文,计有33字(含重文2字),其内容如下:

    □□□□吉丁卯,应

    □□□□□剌(烈)且(祖)釐

    □□□□□眉寿

    □□□=□=其永宝用。

    由于当时的铜器铭文大都有一定的程式,许多都是一些套话,即便是不同地方的铜器铭文也往往会出现多处雷同现象。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根据当时的铜器铭文款式和习惯用语,尝试着在以上的空格里填入适当的字,以期将这篇残缺的铭文进行补充和复原,恢复其原貌。这样一来,联系到20世纪末期应国墓地的应侯见工墓被盗的事实,结合铭文中作器者的名字处恰好有4个字的空缺位置,我们认为这件铜鼎的作器者应当是“应侯见工”,而经过复原后的铜鼎铭文应当为:

    唯□月初吉丁卯,应

    侯见工用作烈祖釐

    公尊鼎,用祈(或赐)眉寿

    永命,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在这篇铭文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釐公”是应侯见工的祖父(即铭文中的烈祖)的谥号,因为应国墓地M84应侯爯盨铭文明确记载,应侯爯的父亲的谥号为“釐公”。显而易见,二者肯定是指同一个人。这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李家浩教授,在论述北京保利博物馆入藏的应国爯簋时,所推定的釐公、应侯爯、应侯见工是祖孙三代人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铜器中,2件铜盨的铭文都十分完整,各有2列10字,自右至左为:

    应侯乍(作)旅盨,

    其迈(万)年永宝。

    可以认为,这批铜器残片可以归入应侯见工夫妇的墓葬。由于这批铜器中有4件铜鼎是制作较为粗糙的明器,形体较小,不大符合应侯见工的身份与地位,推测它们以出土于应侯见工夫人墓葬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国君夫人墓葬中出土其丈夫国君所铸铜器的现象,在以往其他诸侯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推测,大概在应侯见工墓被盗之后,完整的器物诸如应侯见工鼎、应侯见工簋、应侯见工编钟、应侯壶等被卖给了文物贩子,经多次辗转流传,最后入藏于上海博物馆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中,至于剩下的这些诸如应侯盨、应侯见工鼎等铜器残片,因为没有卖出去而被丢弃在鱼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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