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门半开、窗帘半掩、对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Q般地膨胀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人们才知晓东方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茧在一片黑暗中孕育了什么东西……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是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闷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能从咖啡杯里的沉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一样读出运动的含义；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它的规模、目标、策略、手段得以凸现，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地震栗之后，并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的共和国列车，靠的是炉膛边挥洒的理想和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那么从1957年开始，中国便日愈成为一个面容枯槁的吸毒者，对“阶级斗争”的海洛因沉迷不已。
好似瘦瘪的乳房需要胸罩托住，偷工减料、裂纹条条的阳台必须支柱支撑，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运动”造成了她的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中国，又必须靠一个个“运动”的支柱才能维持存在；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惶出逃，于是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也成了英雄主义……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直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一些，诚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次指出的--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必说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既然1957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具有如此分水岭的意义，那么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开展的一场据官方统计使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按另一种说法则有近百万人，数月沦为“右派分子”、牵连者更是恒河沙数的反右运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轮廓和过程呢？
它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重重的门坎？
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抑或还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乃至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愧对1957年。
应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个人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以1957年去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一度还是个时髦。但是，太平洋再汹涌澎湃，那溢动的还是水分子，人类更需要的是铀分子，以便在理性选择时能生发出巨大的力量。
我们一直没有在历史和文化的广阔参照系下，对反右运动作出认真而深入的研究。似乎我们是一群不称职的考古队员，只满足于发现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名誉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麦克法夸尔所著的另一部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均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和论证；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对此也有一定的涉及；这方面我读了的书，还有美国人罗斯·里特尔的《毛泽东的后半生》；英国人纳拉纳拉扬·达斯还就此写了一本专著，这便是他向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反右运动》……由于作者们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之外，他们的分析与论证难免会有粗疏和偏颇之处，但是只要是认真读过这些书的中国人，除了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多维的思辩方法上受到启迪，更会对他们在迷雾重重的中国问题的群山中盘亘、探索的勇气与执著，报以崇高的敬意，并由此感到深深的汗颜……199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了葛佩琦先生，此时他已届八十，一副蔼然的长者之风，苍苍白发下脸上显得有些浮肿，心肺方面也有点毛病，时有胸闷气短之感。如秋日的阳光一样，我们散散淡淡地聊了二个多小时，最后谈到为他写的一本回忆录联系一家出版社的事，在这本名为《艰苦奋斗六十年》十万余字的书稿中，一大半的篇幅，是写当年他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出入于刀光剑影、虎穴狼窟中的传奇经历，似乎和他1957年后身陷囹圄近二十年的遭际比起来，他更希冀这一段经历不会被岁月的风尘所埋没。
当他颤颤巍巍走到房门口一定要送我时，我虽然已感他来日无多，可决没有料到，此时他生命的历程已进入倒记时阶段，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就在报纸上读到了他魂归道山的消息……此次在北京，我还去了位于东大桥的吴祖光先生家采访，那时他思路警策，游刃有余，谈笑风生，一副以大半生时光坦荡穿过大劫大难的潇洒劲。他给我写了一幅“一身无正经半世作闲文”的中堂，又给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打电话，介绍我去采访。其时，他既是伴侣又是挚友的夫人新风霞，一直坐在轮椅上听着，对这双文坛著名的伉俪来说我只是个不速之客，她的脸上却始终有一种糯糯素素的微笑，给我的感觉有几分像观世音佛……这些恍若在昨日的事，其实已经有十几年了，而两位老人已分别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之后飘然远行。不久前，我要从一本书上下载他们的照片，帮助扫描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说：“男的好精神，女的好漂亮，他们是一对夫妻吗？”我说：“是，男的叫吴祖光，女的叫新凤霞”。
宛如听到了“外星人”“印第安人”两个词一样，我注意到姑娘那鹅蛋般光洁的脸上没有一丝反应……也是这一次在北京，我还和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探望了正在这里住院的艾青先生。
在一间十几个平米的单人病房里，他躺在一张可以自动调节角度的病榻上，脸色并不苍白，还是他家乡土地的颜色，但是灰白色的头发稀疏而又零乱，目光里失去了他诗歌中的一片清明，显得模糊不定。思绪也像柳絮点点一样有些飘忽，再加上牙齿几近掉光后说话时带有的些许嗡嗡声，要想听清、听懂他的话，颇有些像要在掺了水的茅台酒里品出茅台味来一般困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唏嘘感叹：
“我是协和医院的常客了”；“我是协和医院的人了……”
他本是大堰河的儿子，他还是中国现当代诗坛上彪炳日月的巨匠，他诗歌中力透纸背的正义感、奇丽的想象和博大的气势，使他穿行于几块大陆之间，囊括了几个时代的风云。
然而，现在他只能躺在这里，渐渐耗尽睁开眼便是被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及白色的天花板所淹没的日子。我顿感在医院里流行白色的内涵，它并不仅仅为着清洁，还为着它泛动的其实正是人生的某些苍凉……不是太久，艾青先生亦做了古人。
我曾想获取几张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先生的照片，大抵先生们在1957年蒙难后不会有心境和机会拍照了，能留下来的照片，一定是在这之前奔走国事、指点江山的。作为后辈，我想通过这些甸甸的照片，去领略先生们心系天下的热肠、谠言高论的风采以及历史斗折蛇行的痕迹……结果，我却大失所望：
自“文革”期间，储安平先生自杀未遂突然出走后，若大一个中国里，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罗隆基先生也没有直系亲属，我想民盟中央总会有些历史资料，果然，通过几层朋友的介绍，在那里，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套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年的图片，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面容；唯一算得上是照片的，还是在章伯钧先生的亲属家里，翻拍自墙上挂着、被一盆橘黄的秋菊供奉着的先生的遗照……
我觉得自己的心房在一次次地抽缩；我似乎看见那些古董陶器的残片又在渐渐埋没于岁月的河床之中……我想，当年几十万人乃至近百万人的命运，在一场风暴的摧残下化作了纷纷的残片，这是悲剧性的；而现在倘若不能将这些残片恢复原状，并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去警策后人，那就更充满了悲剧性……我们这代被称之为“老三届”的老家伙，少年的梦幻是碧波粼粼的北海里高耸的白塔，是博大而又幽静的北京城里为绿荫掩映的红墙，至今当我听到哪里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还依稀觉得这是一片来自天国的歌声；不到十年，我们这代人又在一个月黑风高、烈焰熊熊的晚上，一边咬牙咧咀唱起《造反有理》，一边像第三帝国的褐衫队一样，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最后自己也被洗劫得两手空空……如同“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灵生长的苦难的摇篮，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是我们的父辈青春或壮年的炼狱之地。
其实，性格的信息，命运的密码，我们这代人非得跋涉的一道道坎坷和必须付出的一次次代价，乃至在下面的两代人潇洒起来的今天，我们不会潇洒或是戴了假面具般难以潇洒，总觉历史和生活的重轭在我们已经失去光泽与弹性的脊背上压上了一条条印子……这些无不是1957年在冥冥之中早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规范好的。
我有了写这部书的强烈冲动。
“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我没有宫女的情致，因此这不应该是一本收罗毛泽东时代逸闻野事的书。也许有一天，人们将会像今天拍出《唐明皇》、《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一样拍出数十集成百集的《毛泽东》来，我期待它的作用不是如一袋话梅、几包香烟，仅仅给人们消闲……面对这一题材的巨大包容性和显而易见的政治分量，我感到才疏学浅，不胜惶恐。如果我终能完成这部书，那将主要得力于1992-1997这五年来我能在红尘滚滚外安于书斋里的清冷与寂寞，而这是犹如一种初春冰封的江面下的大寂寞，它每一天都在无声而又丰沛地吸取中华民族踏上新生之途后观照过去的思想锋芒……同时我也感到，在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并和经济一样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今，在外国人过江之鲫般自由出入于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愈来愈执著地发表客观或不那么客观的见解的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习惯于等待官方的铨释、官方的文本，在拥有手机、电脑乃至小车、别墅的同时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索与声音，那将是对已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某种讽刺……我不想静止地去写1957年。
这首先因为我无法获取这一年躺在档案馆里的全部静止的材料。反右运动迄今已近五十年了，它们仍像九重深宫里的佳丽，不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
其次，在动态过程中，才有可能展露1957年既是从近代以降的历史链条之果，又是从上世纪中叶以降的历史链条之因。也许这样展露，比起档案馆里那一大堆冷冰冰的文字，更能清楚地在思想史、政治史的坐标系上凸现1957年，并能在这一展露中徐徐地吹送出一阵阵活气，正是这活气将使我强烈感到：我并不是在考古。
我也不想孤立地去写在1957年蒙难的知识分子。
这本书将至少涉及两代知识分子，我想尽力全景式地写出这台大戏来，通过序曲至尾声，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升降沉浮，不过是命运经盘上的一次次轮回。这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也没有真正的侥幸者和发迹者，有的只是一片历经烟熏火燎、遍布断壁残垣的废墟，以及在这废墟里被埋没的血泪渐渐浇灌出的人格的新芽……我将不可避免地写到一些领袖人物。
如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如此长久、如此夺目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即使他早已退出了舞台，我们在今仍能感觉得到他巨大身影的存在，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我写他们并不着意于对他们的褒贬。读者们将会和我一起发现，他们只是二十世纪中国某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和作品，这一文化形态，犹如长江黄河一样裹挟中国的伟力，与他们个人在当今所受的褒贬、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来，后者软弱不过得像几个符号……这将不是一部报告文学，更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会有报告文学那样好读，也不会像学术著作那样难读，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它并思考它。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疲惫、倦困，不是才疏学浅，而是捷克作家昆德拉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极易染指的媚俗。
我尽力像拔去虫牙一样拔去假话；像吸烟者警惕肺部的阴影一般警惕中国人久以习惯的套话；我将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路，但修正的前提只有一个，那便是来自于我心灵与眼前这个越来越发生着深刻嬗变的时代的对话。
随即，几代知识分子的欢欣、憧憬、困惑、痛苦、苦难……将很快地似滔滔河水一样向我们走来，我们由此将在东方的这块土地结识很多人，经历很多事。
最终，我们会发现本书不是在写1957年，不是在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鸡鸣风雨，天哭劫数，也不是在评说那些曾经强大得足以改变亿万人信仰前程、身家性命的人物……而是在用心血和泪水搅拌着笔墨书写我们自己--即在百年的莽莽风涛中，我们的民族从哪里走来，将向哪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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