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黄炎培先生异常激动，几乎每遇见一个亲朋好友，他都要叙述他和那位在他眼里视为当今尧舜的伟人的一次谈话--在延安，透过窑洞里一盏光芒温暖的油灯，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这片怀抱几代皇城的黄土高原之上，他又不能不想起历代王朝的兴衰……他问毛泽东：假如共产党人夺得了中国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以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毛泽东睿智的目光，一下注视在油灯的火焰上，沉缓而又坚定地说：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
1947年冬天，在上海市立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的孙大雨先生，心情却有点沮丧。几个月前，他用自三十年代留学归国后积攒下来的二两黄金，买了一架灵敏度较好的收音机，经常邀请进步的师生来自己家里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
这年春天，他以民盟盟员的身分参加了“大教联”（即“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和进步教授们一起积极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学生运动，他感到腐朽、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像一块肮脏的抹布，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了。自淮海战役打响以后，每天晚上他家里更是高朋满座，他和戴望舒先生，俨然成了一对军事专家，绘声绘色地向学生和同事们评论战局。
从收音机里奔泻出的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军脚步声里，他们看到蒋家王朝的覆灭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真恨不能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这时，延安电台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对全国局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全国解放还得用上几年时间。一时间，在“大教联”内部，他和其他教授争论不休，是作为书生的自己太乐观了，还是共产党太谨慎了……仅仅一年之后，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发出的无垠电波里，便有了海纳天下豪杰贤士以共商开国大计的召唤。
1949年初，一条名为“阿尔丹”的苏联货轮行驶在东中国海上。
这条船几天前还泊在香港，圣诞节的次日，在一片弥漫节日喜庆气氛的初上华灯之时，章乃器和李济深、茅盾、马寅初、柳亚子、翦伯赞、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孙起孟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分头登上了这条船，并于当晚悄然驶离，开始了北上的航程。
船行至青岛海面，遇上强台风，船又坏了一台马达，每小时仅能走6海里。当延至1月7日到达大连港时，李富春、张闻天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来此迎接。
如同在船上刚刚度过了元旦，章乃器先生一下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大陆。在东北，他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和电站，人们一边挥汗如雨，埋头生产建设，以愈合战争的创伤；一边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涤卖淫、吸毒、赌博等旧社会的恶习……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他写道，在这一片新天地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已经变成坦白而亲睦，彼此间的隔阂和警戒似乎很少遗留下来了，进入这里，真觉得浑身轻松，得着了精神的解放，仿佛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在记叙了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之后，已过知命之年的他，竟有了怀春的少男少女极易染上的癖好：
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参观途中，章乃器先生听见人们唱起一支在解放区广为流行、旋律优美的歌曲，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感到这一提法不准确，当即提议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突出肯定共产党在中国五千年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说：
“章先生，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请作者将歌词改了……”
1949年5月26日夜，风声鹤唳中的上海。
一辆轿车疾驶进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虹桥疗养院，自前年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后，沈钧儒先生和民盟其他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撤退到了香港，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却相继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开车的正是看守这里的特务头头阎锦文，不由分说，两位被押上了轿车，罗隆基已经探听到蒋介石发来了密令，要军统东南特别站站长毛森尽快将他和张澜先生押上海轮，强行带往台湾。想到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此去将会铸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他的心里好似刀割般的痛楚……轿车几乎刚驶回霞飞路，一辆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大卡车便跟在了后面，阎锦文将车开得如离弦之箭，直驶外滩方向，到一小弄堂口时猛打方向盘，卡车被甩在了弄堂口外。轿车在确信没有“尾巴”之后，才折进环龙路（今南昌路），并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前停住，门当即悄然打开，一行人刚一进去，它又无声地关上。
守候这里多时的人群中，有一位穿国民党高级将领服的，即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这里也正是他的公馆。杨虎等人匆匆地将张、罗两位扶进地下室，未及对方惊魂甫定，又匆匆地告知事情原委，原来杨虎决意立地成佛，弃暗投明，是他命令阎锦文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将两位先生救出……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27日凌晨三时，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便犹如一把锋芒闪闪的巨剪，“咔嚓”一声，在太平洋上空剪断了大上海的最后几缕黑暗。当天，陈毅将军未及拂去遍身战尘，就派人前往杨公馆看望两位先生。
29日，张澜先生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6月1日，张澜先生即收到复电：
今后工作重在建设，极盼告各方好友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京，极表欢迎。
心向北平，车向北平。
一程程，沐虚怀若谷之风，一站站，浴嘘寒问暖之情--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为张罗一行送行，并派出干部、及医生各一名，以便沿途照料；路过南京，新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设宴迎送；车经济南，时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亲自陪同游览太明湖等风景名胜；抵达天津，天津市市长黄敬接风洗尘；6月24日下午，列车徐徐驶入北平，站台上已是人头攒动。站在最前面的是一身戎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朱德亲自陪同至张罗一行下榻的北京饭店，刚安顿完毕，操持了两天两夜、刚打了一个盹的周恩来又接踵而至；朱德设家宴，为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洗尘；周恩来设家宴，与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40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600多位代表中，有来自新闻界的徐铸成和浦熙修。他们一位是名噪遐迩的《文汇报》总编辑，一位是正筹办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
徐铸成四十年后都未忘记在毛泽东的开幕词里，以下的一段话，几乎句句在怀仁堂里腾起了春雷般的掌声--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的行列，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幸福。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个被人侮辱的民族。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从此站立起来了！
徐铸成庆幸自己随一位旷世的巨人，站在了一道光芒四射的历史门槛之上；他更庆幸《文汇报》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张百折不挠的报纸，1938年1月创刊，发刊词即告“本报本着议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先为该报执笔社论，后成为总编辑。1939年5月，因坚持抗战，被敌伪勾结租界当局加以扼杀。1945年9月复刊，因鲜明地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编辑方针，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里一座民主的灯塔。为了倒掉这座灯塔，陈布雷、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多次亲自出马，趁《文汇报》经济困窘之机，提出“由政府投资十亿，扩充设备，提高职工待遇”，遭徐铸成严词拒绝。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封闭。
这却是一张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纯民间报纸，靠着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扶植了她的成长、壮大。当因国民党施以政治高压和在白报纸配给、银行周转等方面刁难，使报社几近抱恨终天之时，报社公开了自己的危机并征募读者股份。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这时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可在短期内就收足了预定额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是一股、两股的零散户，这说明基本来自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劳动人民……他想，如果说在国民党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文汇报》都能够得以存在的话，那么在一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新时代里，这份民间报纸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能以呼应人民的心声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新闻记者不一定是无冕之王，但肩头担负着这一神圣使命的新闻记者一定是无冕之王。
北上的海船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想法：除去上海版外，《文汇报》还得办北京版、成都版、长沙版、西安版……以办成一张信息迅捷、丰富，版式活泼、生动的全国性大报。此刻在多少人对未来抱有壮志豪情的怀仁堂里，徐铸成先生的这一想法更加坚定了……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刚刚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一个记者的存在。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又因为自1946年以后，先是在重庆，后是在南京，她都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新华日报采访部和梅园新村的常客，并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她，总是说：“熙修是我们的亲戚。”现在周恩来走到她身边，又亲热地称呼她“熙修”，并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
他当即牵过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
毛泽东的脸上似乎更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
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六千余人向参政会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O”血案。浦熙修率领当时她服务的《新民报》的记者采写了事件的全过程，并争取报社负责人的认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篇揭露事件真相的长篇报道，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如骨鲠喉。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
次年的11月26日深夜，仍留在南京、应香港《文汇报》之邀，决意要把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给报道于世的浦熙修，遭突然逮捕，临危中她先抢去厕所里，将正写作的稿子撕碎咽下。先关押在南京卫戌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李崇仁代总统求和，并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再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浦熙修才重获自由，前后七十天。
她万万没有想到，作为无时无刻不在把握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巨匠，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过去的经历。
这是她第二次见毛泽东。
1945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组织一批记者访问延安，《新民报》也分到一个名额，那时她就想去见见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妹夫。但那时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已岌岌可危，对她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的丈夫，担心她此行将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回，便去报社加以阻止，结果报社另派了赵超构去，为此她几年里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次年，毛泽东飞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她曾去机场迎接。那次，她大约只是站在远处，看到了那划破山城薄雾的魁梧身影。事后，在给妹妹安修的信中，她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她对这位如雷贯耳的中国革命传奇式英雄的崇仰之情。
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言语的功能顷刻间萎缩了，惟有泪眼婆娑。她透过晶晶亮亮、溢荡不定的泪影，看到的是一片瑰丽、祥和、遍及人间的金光，她的耳边顿然回响起一支歌来，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2从井冈山到延安
没有没说过谎话的孩子，哪怕他长大了成为人间最诚实的君子。
也没有通体光洁似一个玻璃球的历史，哪怕它是一部世界上最神圣的历史。
历史总在掩盖自己，以一面掩盖另一面。方式是两种：
一种是漫不经心、似有若无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似江河奔腾，而另一面还是溪流汩汩。一种是精心刻意、欲盖弥彰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已经摇摇欲坠，而另一面则生龙活虎。
人类社会曲曲折折的痛苦进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悲剧命运，证明了人们大抵能看清楚的只是后者，被忽略的总是前者。
1949年前后，对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抱以巨大热情与无限憧憬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同样不会有着更高的智商。
1927年松涛起伏的井冈山。
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便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初中都未读完，在这些肤色黧黑、手大脚大的劳动者中间，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一公布计票结果，他当选了，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
结果选了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
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的工作还是陈正人干得多，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呵……”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
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处决了，全军为之覆没解体。大批地方干部亦惨遭杀害，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有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4期）一股滥杀无辜的整肃狂潮，使整个江西苏区陷入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时任赣西南特委书记的陈毅，一次被召去总前敌委员会开会。因他反对搞刑讯逼供，反对凭口供和钢笔、眼镜捕人，也被怀疑为“AB团”。临行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肖菊英交代：如果下午6点我还未回来，你就快走，去老家信丰藏起来。
也许是慑于陈毅的声威，此次开会他赴的并不是“鸿门宴”，他早早踏上归途，不料途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与警卫员绕道步行，直到晚上8时才匆匆赶回兴国驻地。而在这之前不久，以为丈夫已被扣押的肖菊英，竟跳井自杀！陈毅悲愤异常，唤人将妻子的尸体打捞上来，就这么湿淋淋地抱在怀里，当众失声痛哭……不仅仅在江西苏区，三十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锐减为5000人。即便是进入了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清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到狼群出没的嚎叫声。
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首当其冲。一个来自兰州、时年仅19岁的学员，名叫张克勤，在长达一天一夜的“逼、供、信”中，被迫承认自己来延安是受特务组织派遣，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社会部负责人康生，犹如二十三年后抓住聂元梓、蒯大富一样，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坦白典型”，让他披红挂彩，骑上高头大马，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及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西北公学等处，作开展“坦白运动”的“现身说法”。此后，康生亲自出马，去一个个报告会、号召会上烧火加温：
“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要在此地就下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即坦白自己的问题”；“对不愿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奸细，把我康字倒着写”；“×××长得那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
“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我读过的不少回忆文章中，都强调了当时康生的煽动和鼓惑，似乎他的一双手能遮住宝塔山。山下，延安当时的气氛颇为诡异：
据张克勤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行政学院9班一个组的学员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随后大家凑钱买来花生、红枣，以庆祝自身“坦白”的“光荣”，并邀请其他组还没有“坦白”的学员一起参加，以激发他们也走上“光荣”之途；其实，不管“坦白”不“坦白”，“光荣”不“光荣”，最后都得面临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既有嫌疑，必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根据地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特务头子和联络关系，只有供出这两者的人，才被认可“坦白彻底”。自然，只有靠编织精神上的幻觉，诸如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饭、睡好觉、保留党籍……以及肉体上的折磨，诸如车轮战、甩耳光、压杠子、举空摔地、五花大绑、假枪毙……才能使对方服从这个逻辑。
一位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在连续审问三天三夜不见口供后，审讯人员以再不交代便放两条毒蛇去关她的窑洞里相威胁，她在“出卖”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组织”的同时，也“出卖”了文学，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编造了一套颇为曲折的口供。
一位拒不承认是“特务”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绑整整两天两夜，松开绳子后，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疤痕直至建国后还没有蜕尽……后来人都听过一支气势雄浑的歌子：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却少有人知道，在“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里，在这群“优秀子孙”中，延安所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余人，挖出了十几个“特务”。有着一千多人的延安通讯部门，因“特务”如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致使一段时间里延安和各省、各根据地的通讯中断。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多人没“抢救”，96%的“特务”。绥德师范，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来，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一个16岁的半大小伙子，手提一大包石头，交代自己是“石头队”的队长，而石头是他们的杀人武器。在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中，共揪出230个“特务”，占了该校总人数的73%……都是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有的还是来自海外的归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投奔到延安--这弥天长夜里一座光明的灯塔，却犹如飞蛾扑火，深深地灼痛了身心。有人在被“抢救”时激愤地责问：
“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数？外面来的人皆不可相信？”
“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愈大？”
“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特务的？如果是这样，我不如在家乡当汉奸，我还冒风险跑出来干什么？”
极个别的人以“反革命奸细”罪招致处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实味。
他饱学经纶又桀骜不驯，延至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撤离途中，他仍未幸免，一颗对马列主义造诣极深的脑袋，滚落在山西兴县的山沟里。据说毛泽东闻讯后，一时间大为震怒，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少数人在身心皆不可忍受的境遇里含冤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多数人熬到1944年春夏之交审干基本完成后，获得甄别。有的人则由满头青丝变成垂垂老者，直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
1945年3月，曾先后参加“青委”和“民委”的“抢救”工作的蒋南翔，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呈送给党中央和刘少奇。在这份被称之为“忘身进谏”的意见书里，有一节专门论及在党内已产生的对知识分子排斥、打击的倾向，不妨摘录如下：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个前提。对于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实确实是如此……”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然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何况有些工农干部，甚至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虽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伤是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
1992年，一位经历了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老人，在读了邓贤所著的《中国知青梦》一书后唏嘘不已：我们不也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吗，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理想和信仰，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又在“理想”与“信仰”的石臼中被捣个粉碎。与“文革”中插队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们的惨痛境遇相比，前前后后的历史怎么会这样相似？
其实，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这一幕，与后来的一些运动比起来，还算不上是“江河奔腾”，可也算不上是“溪流汩汩”，它早该为世人所知晓。显然，因为山重水复，天各一方；也因为抗日救亡和国民党颠覆的严峻环境，使它似乎有了某种矫枉过正的合理性，这一幕即使不被封锁，也在略有耳闻的人们心里被冲淡了。
3两难境地之间
中国人化简为繁的功夫，可谓卓尔不群，举世皆知：
多少年里，一个人生下来，从幼儿园直至殡仪馆，进校，分配，当兵，招工，提干，提级，加薪，出差，看病，坐车……进入每一道门槛都有林林总总的规矩；一个工程要立项，几百个公章盖下来，犹如当年长安城里的杨贵妃，要吃岭南水灵灵的鲜荔枝，不知要跑断多少匹马腿……
中国人化繁为简的本领，其实也常让人叹为观止：
非爱即恨，非友即敌，非红即黑，非左即右。长期以来，在“左派”理论家的枪口下，凡是不合他脾胃的东西，均被视为从“右”边来的不明飞行物，而欲将其一一击落；直至今天，大凡磨难历史、扭曲社会、压抑性灵的东西，一旦被我们拾起来，便好像一块烫手的洋山芋，一下给扔去了“左”的筐子里……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涵盖一切。
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左”为何物。“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愈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他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何时何地作过任何检查……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要了解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有一种文化形态，它绝对不像“中学为本”一样，散发出沙滩上死鱼的腐臭气息。它也运筹帷幄，殚思极虑，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锯，一一去锯断从政权到文化、从经济到风习……这皇权社会赖以生存的种种制度。当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它期盼在皇权社会的坟场上，崛起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它也不像“西学为体”一样，隔着大洋抛洒着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惧西方现代文明，多少年里，这文明总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穿着一条连裆裤。它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家伙一旦进来，便会一脚踢翻中国这只布满小生产者的马铃薯的口袋，贫富不均由此派生，尔虞我诈由此繁衍，男耕女织将何寻？田园牧歌将安在？
如果说，这种文化形态在这之前的面目还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已经充分展示了它的两翼，一翼是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号召的强烈、饱满的民族主义；另一翼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同样强烈饱满的反传统主义。它期待以飞翔的双翼，在迤逦的天际线上，为中国绘出一条诗意的出路：一边彻底抛弃皇权社会那又长又臭的裹脚布，一边断然杜绝西方现代文明那光怪陆离的霓虹，对我们社会的瓦解，伦理的诱惑，以及对中国人至今还抱有的天朝大国心态的讥讽。以自己的文明资源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跨越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五四”运动，总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集体记忆，乃至精神的盛大节日。殊不知，“五四”运动已经开始在暗处造就着文化人的大尴尬。
这种文化形态，严格地在中国的两类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里，选择自己的载体：它看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扬幡招魂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皇权社会肌体上见头上有肉就去舔头、头上烂了就去舔脚的一群跳蚤。
难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凡俘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仪者，西方文化的撒播者。
在时代的暗房里，他们在进口的胶片之上，冲洗出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国的嘴脸：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平均主义……他们将胶片踩在脚底下，冲出暗房好似冲出一个幽深漆黑的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没有比卢梭、华盛顿、法国革命纲领、美国独立宣言，更能让他们感到长风掠耳；也没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使他们觉得阳光如瀑。为了这片古老而又苦难的土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愿走上险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个任凭雕鹰叼去眼珠也要盗得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只要秦皇汉武，还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汉，却从来不需要普罗米修斯。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虽然以慧星般夺目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可终归也如慧星一样，很快便和他们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坠落在长夜难明、云沉天低的封建暗空里……知识分子是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
比起单纯的“面条”来，“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嘘、太多的动摇，自然也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躁动、太多的探求。
对于前者，犹如对一个郊荒岛瘦、迎风落泪的弱者，人们很难喜欢，难怪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王明、张国焘就视自己的同类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险分子”，并宣称“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
对于后者，好似走来一个精力充沛、咄咄逼人的强者，人们更难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将划破正进行庄严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让观众看到布景后不那么庄严的东西……
林黛玉不会找焦大作老公，这种文化形态不会寻知识分子作自己的载体，由此也是确定无疑的了。剩下的一群惟有非文化人，在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弱小的情况之下，他们主要当然是农民。似乎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强选择，其实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的联姻--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金戈铁马声中，我们听到了农民对皇权社会、专制制度断然有革命的要求。但这一要求绝不会引起中华文明的巨大断裂，我们拂去历史弥漫的烽火硝烟，不时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旦冲进了紫禁城下，便要黄袍加身、分封诸侯，而不会厉兵秣马，再展长缨，席卷巴士底狱、凡尔赛宫，并迎风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来……
农民虽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条刷在土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握缨而起，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他们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说知识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罗飞船登月，农民的渴望只是借梯子上墙，后者不但渺小，有随时实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剧烈震荡。墙外也是早已熟悉的炊烟与村庄，小溪与山冈，月球上却绝对是反差强烈的气候，完全陌生的地况地貌……
农民动如脱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极大的革命动力；可一旦满足了生存需要，顷刻间便静如处子。
农民能去疆场上出生入死，却不会去思想上出生入死。他们的思想得有人规范，一旦被规范，他们则终生难以逾越。
因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紧密联系，农民安道守常，循序渐进，他们是民风淳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稳定的的磐石……
犹如无垠、丰饶的尼罗河流域，托起了辉煌、雄伟的金字塔一样，中国的农民完美地托起了这一种贴近乡村的文化形态。这一种远离城市的文化形态，也用一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精心包装了农民的理想、农民的哲学。
这一种文化形态，面对自己上帝的赞美，是极为动人的。且看李大钊先生的笔下--“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故土？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晨报》）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晨报》）
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从脱去长衫、身无几个铜板、却携同学少年走向湖南乡间的毛泽东，到二十年代倾心在农村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风云一时的梁漱溟……身上无不跃动李大钊笔下的热情。
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
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它一被这种文化形态奉为了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玉妆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并最终和二十世纪的历史虽未公开举行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厮鬓摩呢？
也许取农民是民族精粹之义，这种文化形态被称之民粹主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病入膏肓，积贫积弱。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怆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这是一曲民族主义（反帝）与民主主义（反封）的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
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憧憧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农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欲，将会坚硬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它是砂纸和凡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从此油光闪闪；
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
它是发动机和灯炬，前者驱动我们民族走出耻辱的泥淖而抵达富强的新途，后者则在这同时警惕着社会不会如资本主义一样失去道义与公平。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皇权主义，而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以及本国西化过程一再受挫后，对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最高文明的由“羡”为“恨”的民众心理机制，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并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造反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毛泽东，作为韶山冲里一个农民的儿子，长期的乡村环境熔铸了他农民本色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他喜欢读人物传记，尤其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从陈胜、吴广、张角、张鲁，到王仙芝、黄巢、李自成……读来无不兴味盎然。一部《水浒》和《三国》，从少年时代的牛背，一直放到晚年被书籍淹没了的床头，两个儿子在苏联念书时，他也托人将这书送去，担心他们在啃洋面包时却忘了啃这“土面包”。
他还着迷于古代戏曲，八个样板戏一扫天下时，他躲在丰泽园里一个人看《李陵碑》，看旧戏录象。暂且将“风雷激”、“云水怒”的小小寰球放在一边，一看就是五、六个钟头。看完，他又常常发出如是的评点：
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太炎断定了知识分子道德的低下，毛泽东除此之外，还真心实意地相信在经验和才干上，农民也比知识分子高上一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热衷于打发知识分子去农民那里领上一张“毕业证”，无论是对儿子、作家、犯了错误的干部，还是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他曾经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过：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食。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个填饱肚皮的问题，在他眼里，夏日田野里那带着庄稼成熟气味的热风，肩头铜钱般厚的老茧和脚上总洗不去的牛屎，以及老农的旱烟袋上吊着的一串串天文地理、掌故逸事……不但是人间最宝贵的财富，更是使人脱胎换骨的不二法门。
毛泽东的思想，尽管风涛茫茫，云水变幻，可一条逶迤而来的河床从来不曾改变方向：少年时代，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善待农民；大革命时期，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区别，在于他能否正确对待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如何看待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一个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在于他是否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毕生为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制定了浩如星海的原则、方针、政策，其实这一切大抵树立的是一个标准，即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态度。他对农民的肯定与推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民粹主义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也排斥民粹主义。
他是个农村化了的知识分子，而在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上，中国正是世界的农村，与动辄论西方、言必谈马列的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个中国化了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在吸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建党学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学说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能将民粹主义悄悄地嫁接进来，使得原属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接收起来，不那么伤神费心，只像三伏天喝青岛啤酒那样，一下顺畅地灌进工农大众的脾胃……
在实践上，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知识，既在微观上表现于对农村小农经济的矛盾、各阶层人物的习性、关系及历代农民起义传统的了然于胸，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一个个脸上苍白失血，也使成百上千个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恨不能爬上总统府的高楼纷纷往下跳去……
他的中国化了的知识，更在宏观上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编织为一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致于历史几十年里一直死心塌地地坚信：在圆中国两百年来痛苦的强国之梦上，解放农民这一人数远为广大的阶级，要比满足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更为重要！
此外，也只有在民粹主义的氛围中，自以为机敏和狡黠的农民，才愿意领教知识分子的博大和深沉。而毛泽东似乎特别乐意充当教师的角色，他从不忌讳自己只读过师范，当过小学教师，即使在“文革”之中，林彪踩在红卫兵的肩膀上，为他戴上了四顶金光灿烂的帽子：“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他也摘下了三顶，留下的只是“伟大的导师”。
毛泽东大概明白，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的特权，俯身教诲村夫桑妇--除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苏外，这在历史上是最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历史上一切清教或准清教运动，无不因此而获得狂热的群众支持……
如果说，“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搀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那么，随着重视农村、发动农民、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民粹主义便犹如1979年中越边界的崇山峻岭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在中国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
不过，这一文化形态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它常常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当我们称道“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之时，好似当今一些写手用电脑给报纸的周末版写作，搞不清楚打出来的究竟是炙手可热的稿子，还是一张张活蹦乱跳的钞票，我们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赞美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讴歌民粹主义……
此时，民粹主义躺在历史的床上，大抵还相安无事。
这把剑的锋芒似乎与中国革命的方向并无二致。
即使是民粹主义的推崇者毛泽东，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在遵义会议之前屡遭打击，他还记得真理一旦被冤屈是个什么滋味；也许是因为在严酷无情、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里，夜晚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他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在别人“左”的时候，他还能识别出“左”来，在延安为“抢救失足者运动”承担责任并加以甄别，便是一例。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从总体上说，还远看不清楚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竟会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即便是来自解放区、身心已留有斑斑伤痕的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隆的开国庆典的礼炮声中，蓦然回首过去，除了难以忘却康生那藏在镜片后的一对冷蛇似的幽光，更多的还是庆幸自己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从而才能在今天站在十月蓝湛湛的晴空下，分享这革命所带来的无限光荣与巨大憧憬……不过，民粹主义一旦睡在了历史的床上，揭开掩体的被单，“左”倾思潮的突起与泛滥，便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指针，正越来越接近这个时间……
4圆，一种美妙的平衡
当中国卸下从民族解放的大道上一路驶来的满肩风尘，摆在眼前的已是一条奔向现代化的大道。
随之骤然而至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全社会吃喝拉撒睡的全方位管理。与战争环境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截然相反，毛泽东感到了陌生。在没有其他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欣然接受了伊凡大叔的经验，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他用一个小小的幽默道出了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极为虔诚的心情：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思·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
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般的秩序，春江花月夜一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种尤物：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既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农民们道德的魅力与身分的优越感，日愈稀薄于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愈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得开始习惯响起不同的声音；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总能在牙缝间剔出几点肉丝来，作为西方文明的心仪者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能让人从中捕捉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之后，它不会甘心就这么悄然地离开历史舞台……
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毛泽东自然感觉到这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挑战，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素来讨厌繁文缛节、又着迷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感召力的毛泽东，将会怎样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吻，去嘲讽那个庞大的将他和自己人民隔离开的法理型组织形式，并使这一组织形式的驾御者周恩来，如同在泥泞地里驾御一挂重载的驴车，日愈陷入一种动辄得咎、狼狈不堪的境地……
对于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毛泽东早已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传达出他鲜明的倾向--
长期以来，他交了不少党外朋友，诸如黄炎培、柳亚子、章士钊、陈叔通、马叙伦、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士钊、周谷城、冯友兰……翻一翻《毛泽东书信选集》，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
对于党内干部，毛泽东宛如只接受香火、而从不离开庙宇的庄严的菩萨，基本只保持工作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即便是对几十年跟随左右的周恩来，建国后他也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其他领导人家里，他则一次都未去过。
而对于这批人，他则由“菩萨”还原成了有着儿女情长的人：迎送出门，上下搀扶，挽手搭肩，泛舟漫步，嘘寒问暖，送钱送物，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程潜早年当过他的老师，一解放，程潜来北京，他亲自去车站迎接，据说这是他唯一一次移动大驾，去车站欢迎一个人。周谷城曾和他共事于湖南师范，在他的鼓动下，周谷城还参加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并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建国后，自1957年到1965年，毛泽东到了上海，或是周谷城去北京，总会安排两人见上一面。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时，念友心切，竟特意派了架飞机来上海接周谷城。
1920年，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和蔡和森等人赴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颇大的款子。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帮忙，后者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措到二万银圆。四十三年后，章士钊早已将此事置于九霄云外，毛泽东却记起了，从这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都派秘书从他的稿费中取出二千元，给章府送去。到1972年，累计“还债”已满二万元，秘书自作主张将此事停办了，一生不爱摸枪更不爱摸钱的毛泽东，对这笔钱则记得牢牢的，他告诉秘书说：“我‘还债’是假，给老先生生活补助是真，那能真的十年就停？不过对行老可不能这么说，你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是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吧，只要行老健在，利息就得还下去……”
毛泽东很强调在阶级社会里生活，每个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的这批朋友们身上的旧烙印可不是一点点，要能刮下来，大抵每人都能刮个一斤、半斤。以章士钊为例，其人当过北洋军阀时代的教育总长，对其所作所为，鲁迅曾写文章加以斥责。毛泽东却能网开一面，以旧谊新情轻松地抹去了他们身上的烙印……
和他们在一起，毛泽东更能挥洒自己性格的魅力。无疑，他会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和党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与他们一道纵横古今，吟诗唱和，意溢于海，情满于山，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在这派洋洋暖暖的气象中，他们无不为毛泽东的通今博古、上天达地的学识所折服，但更被他的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所倾倒，眼前的这位不就是集历代圣王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吗？
于是他们或效行皇权时代的礼节，对毛泽东执君臣之礼，或在呈送的诗文中多有溢美之词：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涤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
在这一氛围里，自尊心极强、在党内生活里从不向别人袒露心迹的毛泽东，紧绷着的神经在浓厚的书卷气中得以放松，“高处不胜寒”的心灵，在酽酽的友情吹拂下有了暖意；更重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特权，去俯身教诲村夫桑妇一样，胜利者放弃胜利的特权，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这在历史上同样是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
毛泽东一定感到了这种魅力，并醉意微醺地沉迷于这一魅力……
早就有人注意到，“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成为毛泽东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是，这批“旧式”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儒学修养自然也不在话下，但倘若不夹起尾巴做人，而认真地表现出儒教的风骨来，毛泽东仍会这般温文尔雅吗？
1953年9月9日，梁漱溟先生在听取了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之后，在小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发扬民主的即席发言。反应颇为热烈，周恩来便邀他去大会上发个言。
11日下午，他走到了主席台上，稍作应景之词，便直指他一向关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仿佛这涉及到了“专利权”，而“专利权”是不容侵犯的，次日，大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当即写信，要求往日那位胸襟博大、谈笑风生的毛泽东站出来讲理。次日晚上，两人匆匆晤面，那位毛泽东似乎从此离他远去了，站在面前的依然是以九雷轰击他脑袋的毛泽东。16日，他又在大会再次发言，表白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以求公众评理。会场上一片沉寂，他没有料到当虎皮的斑斓之色出现在草丛中时，公理也就从森林里失踪了……
第二天，一位中共领导人登台，将梁漱溟的历史剥得一丝不挂。毛泽东斜睨着这一丝不挂的历史，点燃起一支香烟，顺吐出的一缕缕袅袅烟雾，不时送过几句话来：
“你虽没有以刀子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少有人提及早在1953年，顺缕缕袅袅烟雾飘过来的，已经不是烟卷味了，此话一出--“以笔杀人”，毛泽东打量知识分子的目光里，就有了浓浓的火药味……
梁漱溟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讲。次日，在这本该是他“刑场”的地方，“杀人犯”却更加倔犟地挺直了自己瘦长的脖子。他的话刚开头，便不断遭人打断，不让他再讲下去。他转过头，不含一丝乞怜的目光直逼毛泽东：
“……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以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当即回答：
“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此刻一定感到了一种大厦将倾般的彻骨悲凉，一种即将在玉石俱焚的火焰中腾空而去的悲壮：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两人的对答声不时被台下狂愤的呼喊所打断，共和国最高级别的会议，俨然开成了“文革”期间七月流火般遍布国中的批判会：
“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这是建国后，在党外人士里，敢于当面“犯上”的第一人，也许还是唯一的一人！
梁漱溟未免过于迂腐，极端认真，但仿佛正是他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使个性同样分明的毛泽东，觉得了几分踌躇，倒是毛泽东的口气有些缓和，答应给他十分钟陈述。
他却不依不饶，为了充分袒露心中的冤屈，他要求和批判者一样“有个公平的待遇”。结果有人提议表决，自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他就此被哄下台，这一驱逐便是悠悠二十余年……
露水对霞光是敏感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敏感；
猫头鹰对夜色是警惕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警惕。
他终生割不断自己与农民阶级的感情脐带，但当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压在他的肩头时，他又能够驾御自己的感情：农民可以打下江山，夺取政权，农民却不能设计机床、电站，规划铁路、通讯，培养出中学生、大学生，并用文字为后人记录下眼前这个被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史诗般的年代……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他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毛之不存，皮即不毛之地。
他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一个圆：圆心是工农作主的政权，半径则是意识形态的尺度与他的忍耐。
他觉得，有了这个圆，在保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和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建设成就来--这两者之间，便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
作为感情源于农民阶级、胸怀与视野又远远高于农民阶级的毛泽东，他的想法无疑是对的。但是犹如物理学上著名的加速度实验只能在真空里进行，如果换在非真空里实验，其数据便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在民粹主义躁动不已的氛围里，在知识分子的价值感与荣誉感泯灭多年之后，一旦经工业文明春风的触摸，已经如柳芽一样小心翼翼地绽开之时，这种美妙的平衡，便常常被不美妙地打破了……
5双方都未找到感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这样评介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内，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远不像以武力去收缴农民的粮食那样剧烈。可在中国，建国之初，首先发动的便是以二百万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
运动的缘起，是一部名为《武训传》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它说的是上个世纪一个教育家的真实故事，他依靠行乞成了地主，然而这却是一个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乡村教育的地主。自1951年初公映以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并将它列为本年度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在家基本闲坐无事、养得白白净净的江青，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并向丈夫介绍了它。他震惊的倒不是这部影片像一只苍蝇那样令他恶心，而是它在众多知识分子心灵的湖畔，怎么会像白天鹅一般翩翩起舞……
毛泽东从不摸枪，但常喜好在《人民日报》上玩弄“社论”这把“枪”。他当即握起“枪”，向这只“白天鹅”开火了：“《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从生物学到法学，从哲学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人们在组织或在觉悟的驱使下，纷纷站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水龙头下，尽力洗去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以便能穿上一件清一色的、但在外面的大街上可以通行无阻的马列主义外衣……
虽然中央强调这是一次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但要解决大相无形的观念形态问题，除了在延安时期就用过的批判、揭发、检讨、斗争，乃至人人过关，引导者们和帮助者们实在使不出别的什么高招。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孙大雨过思想关，一个批判会连着开了八个小时。
在北京大学，曾当过旧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周炳麟教授，因为解放前和国民党有点瓜葛，整了又整，就是不被认可入“关”，他绝望地说：“你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在为国民党殉节吧……”据说此事毛泽东知道了，也劝阻道：“不要再搞了，再搞就过了。”
在西南政法学院，一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去“天堂”无望后，便买了一张去“地狱”的票，在走长江的客轮上跳下沉江了……
如果说最后没能过思想关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后期“三反”、“五反”运动的介入，使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多数算是过了关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怀疑也远未能卸去。
最突出的是司法界，建国伊始办了个新法学研究院，原本是想在里面改造旧司法人员，但一个命题好似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便挑破了这个短暂存在的“肥皂泡”
列宁讲，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军队、法庭，就是监狱、警察。按列宁的论断来理解，政法工作就是国家的刀把子。旧法学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新法学的本质则是阶级压迫阶级。旧法学讲诉讼程序，工人、农民哪懂什么程序，这显然是刁难老百姓。旧法学鼓吹在法庭未判决之前，对罪犯应该实行无罪推定，这又是资产阶级标榜“人权”的虚伪把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既然已是被告，便确定无疑地成了罪犯，对他们不实行有罪推定，罪犯是获得了“人权”，可人民群众的“人权”却被剥夺了……
一句话，旧法学理论必须抛弃，旧司法人员必须调离。
在经过“大扫除”后的北京司法界，能留下来的旧司法人员似雪泥鸿爪，而大量涌进来的是一批血气方刚、摩拳擦掌的店员，他们正是在“三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
多数部门的旧社会留用人员，则被调任与他们的资历、经验远不相称的低级职务。与此相反的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普遍地提升，似乎从此开始，刘胡兰面对铡刀的威武不屈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董存瑞在高举的炸药包上炸响的、令山河变色的豪言壮语也慢慢风流云散，他们可以进“幼儿园”，毫无羞愧之色地“排排队，吃果果”了……同时享受起怀疑他人批判他人的专利，与前者比起来，这同样是在精神上吃“果果”。
韩素音如是描绘道：“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
郭沫若也私下告诉韩素音一个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有两位摄影师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突然爆炸了，他们当即被警察抓走，并被指控为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同志……（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1953年初，党宣布了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年3月5日，在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等政治局委员的急切心情中，斯大林同志终于闭上了他那双深不可测、令人常常不寒而栗的灰色眼睛。凛冽的寒风中，葬礼是极为隆重的，但他的水晶棺材几乎刚刚送进红场的列宁陵墓，一个词--“解冻”，便随伏尔加河上泛滥的春汛，诞生在苏联政治生活的辞典上。
《人民日报》感应到了什么，它拂去满篇尚未散去的硝烟，透出了一缕温熙的阳光，在次年3月25日的社论里，出现了这样的规劝：干部们必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这里的“他们”，指的便是知识分子。
似乎党已经察觉：在某些颐指气使的党员干部的手下，知识分子有些无所适从、疲惫不堪了。得让前者收敛一点，并让后者坐下来喘口气，以便能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上……
对此，俞平伯先生也许是麻木的。如同自二十年代开始他便醉心于《红楼梦》研究，他的看法是该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而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意旨；他本人也长期关在书斋里，心静如墨池，超然于中国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外。此时，他写了一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在红学上基本保留了过去的观点。
一定是出于对后者的尊敬，文章发表前送给胡乔木看了，此君正当风华之年，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口碑，徐铸成在这五年前的一篇日记里有如下记载：此君年仅38岁，思想细致，知识面广，判断亦清楚，实为难得之人才。闻彼亦清华出身，苏北人，曾任毛主席机要秘书多年，平日沉浸于工作，私生活极严肃，惜因多年劳瘁，身体很不健康……胡乔木提出了某些意见，并让俞平伯重新改写。他不敢苟同，他不知道中国式的尊敬，意味着不敢苟同也要苟同，起码是在面子上。他把稿子送《新建设》发表，不久《文艺报》又刊文介绍，称之为它“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两个小人物却认为俞平伯的红学思想是该扫除的“梦呓”，他们投书《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扔去了字纸篓。
似乎冥冥之中，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切，在小人物的文章被母校的校刊全文刊出后，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已有座席的江青仍不足以打发无聊，她又被放出来解闷了，她要冯雪峰再去字纸篓里把稿子拣回来。冯雪峰不得不拣回来，拼上了版面，只是在亲自撰写的编者按里，曲折地表达了些许对毛夫人的不敬：这两位青年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加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加全面。
犹如救火队出发去救火时，却收到了一打舞会的入场券，过了不到一周，大都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运筹的中央领导人，收到了一份文件，打开一看，激情沛然的毛泽东，又在猛烈地“开火”--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又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批判，俞平伯先生刻骨铭心地感知了：在中国，即使是在最远离政治的学术“桃花源”里，也有着穿便衣的政治警察在巡视，从此《红楼梦》垫在了他的脑袋下，二十余年哑然无声，恍若一场长长的冬眠……
此外，处在台风中心的俞平伯并无多大损伤，而遭他株连的《文艺报》则被狂轰滥炸，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开了八次批判会，认定其“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冯雪峰被罢官，另组编委会以夺回无产阶级的阵地。
另一个被株连者胡适先生，号称“百科全书”的学者，如今这“百科全书”被五花大绑地押上靶场，一批大陆最优秀的学者：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冯友兰、罗尔纲、周汝昌、金岳霖、李达、侯外庐、向达、汪子嵩、范文澜、黎澍、何其芳、游国恩、蔡仪、王瑶、余冠英……顷刻间，变成了最优秀的“射手”，按照“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被集合成了一个个梯队，在轮番、交叉的火力下，“百科全书”被打得千疮百孔，想来远在彼岸的胡适，也会感到心惊肉跳吧？
与超然物外的俞平伯不同，胡风先生则是一位始终以理性和热情在拥抱社会现实的作家。
也许正是在开国典礼之夜，他浑身热血喷涌，坐卧不宁，仿佛只有将自己投身于燃烧的诗行之后，他的心才能够冷却下来。在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之一章《欢乐颂》里，他如是放歌道--“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象一声惊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胡风周围，似乎存于着一堵吸音的墙，党没有听到他热情的歌声。建国以后，他成了一条晾在沙滩上的鱼，日子一直不好过。
这大抵要追溯到三十至四十年代，他与周扬在现代文学史上那场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作为鲁迅先生臂膀之一的胡风（另一个是冯雪峰），他视自己为鲁迅忠实的学生，他所追求的正是先生毕生追求的，即将“五四”时代的文化多元化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国的文化。
在他眼里，周扬是一个长着一副教条主义的面孔，自己得与他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的人物；而在周扬看来，胡风长时间地蒙蔽、挟持了鲁迅先生，他的在国统区颇有影响的文艺主张，始终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异己力量。
在开国大典之夜，胡风绝没有想到，建国后不久周扬就当上了中国文坛的红色沙皇，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从此便在自己的头上悬着，为了这把剑不致于掉下来，他不得不用沉默来承认周扬的胜利。
但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上半年，事情似乎有了某种转机，他被列入《人民文学》编委会，又当上了中国作协的执行委员，他还听说毛泽东在评《红楼梦》事件时也批评了中国作协……他渐渐感到周扬头上的“皇冠”岌岌可危了，他的胸中也越来越汇聚了“进谏”的勇气，他想让毛泽东知道：在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几近被奉为“图腾崇拜”之时，其思想和观点在许多场合却遭到了曲解，以及机械地搬用。
不是他蒙蔽了鲁迅，而是周扬蒙蔽了中央。
1954年7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从胡风手里接过一份装订讲究、字迹工整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时，胡风决没有料到这部在众多朋友协助下完成的、长达三十万言、厚似块砖的意见书，正似一块块砖，搭起了送自己和朋友们上政治断头台的阶梯--
次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送上《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报告里断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胡风真是冤枉了周扬。
在他眼里，周扬是红色沙皇，而在毛泽东看来，大概周扬不过是一个区区视线只盯住文艺运动的蝼蚁，怎能蒙蔽洞察天下的毛泽东呢？当毛泽东对此报告的批示回到周扬的案头，片刻间，周扬、林默涵等人也张惶失措、冷汗淋淋了，仿佛被批回来的不仅是胡风问题的升级，还有他们自己已陷于瓜田李下的命运……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在外张贴的反革命标语、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也不是枪支弹药、集团纲领、暴乱计划，而是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按语是如何一种写法呢，不妨略举一例--
1944年5月13日，在重庆的绿原给胡风写了一封信：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对此，毛泽东如是按语道：
“……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绿原便被“钦定”为板上钉钉的“特务”了。
事实却是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时，考进了设在校内的译员训练班，结业时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绿原感到震惊和痛苦，便去信给胡风，胡风当即回信：那地方是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随之逃亡，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一所中学里。不久，对他的通缉令发到了复旦大学，时在该校任教的靳以先生即通过冀仿转告绿原，要他深居简出，务必机警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又写了三批材料的总序言，使其汇编成册，江洋澎湃一般发至全国。毛泽东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于是，从2月起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陡然转折为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5月16日深夜，胡风被带出了家，暮春柔和的晚风里，他却浑身发冷，宛如走在一条寒气逼人的冰道上。附近若隐若现、造型柔和的白塔，此刻也凄然高耸，好似一个着白衫的巨大冤魂，徘徊于北海之上作无声的呜咽……
第三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法律垫在了屁股下，却以法律的名义批准了对他的逮捕。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这些人的逮捕令均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签发），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78人中，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196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6年，判处骨干分子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12年。“文革”中，加判胡风无期徒刑，并收监关押至秦城监狱。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桩冤案才被宣告平反。
毛泽东的脑海里，不仅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梁漱溟了，对于一两个人，哪怕已被称之为以笔杀人，他也可以有此雅量：让其枯坐家里，犹如一串吊在房檐上的腊肉，听凭岁月去风干他们的灵魂；
此时却有了一群“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的几十号人，后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集团”，但对于只需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的毛泽东来说，他的预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想象。
对这个“集团”，他不存在雅量，因为在他严峻的想象里，这个“集团”只是第一片蛇信子，第一支罂粟花，在党政军系统和社会各界，还存在更多的披着“干部”、“文化人”外衣的敌人。
他不知依据什么搞出了个定量分析，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约占5%的估计。
也不知为什么，这是一个犹如初恋的情人一样，让毛泽东难以忘怀的定量分析，在此后的每一个运动里，他都要拿出来，似棱镜分解出阳光一般，以此分解出中国人的政治色彩来……
何况，在胡风的同类--作家、艺术家神圣的殿堂里，只有一个人敢于走上主席台，站在两个虎视眈眈的门神--坐着的周扬、郭沫若之间，说了半句话：
“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反……”
随即，这个叫吕荧的人，被推下台，随斥责与咒骂的滚石，一下掉进了命运的深渊。
此外，就是一片黑发怒耸的脑袋，一片掀土不已的铁锹。犹如嗡嗡乱叫的苍蝇急于舔血，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到“墓穴”前，纷纷给胡风的“尸体”压上一锹“泥土”--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又当过狐狸的徒弟……”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恍若这是一个忙着给动物取名的智力竞赛。最沉重的几锹“土”，似乎是由手无缚鸡之力的郭沫若掀下的，他发言的题目便是《请依法处理胡风》，内称：对于胡风这类“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既然毛泽东有了一个5%的基本估计，又有了神圣的殿堂里海浪一般汹涌的回声，所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便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这是一个警惕的眼睛好似海藻般四处飘浮、并锋利得几近能削去果皮的运动。
在中国作协，有一个叫冯大海的行政十七级的党员干部，时任《文艺学习》创作组的代理组长，他的文艺思想颇接近胡风，为此也去过胡家几次，但谈不上有什么深交。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海军任中尉枪炮官，两人倒是经常来往，一起下舞场，逛公园，中尉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据此，冯大海便像虫子一样被运动的蛛网给缠住了：十有八九，他是从中尉那里套取我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显然胡风不会拿军事情报来写诗，或是擦屁股。
对于这一具有惊险电影效果的案情，公安部异常重视，派出一位处长，加上海军司令部保卫部的一位上尉，和时任中共作协总支委员的黄秋耘，联合组成专案组。虽由黄秋耘任组长，但专案组的工作均属“绝密”范围，作协不得过问，归公安部直接掌握。三十一年后，黄秋耘写下了当时的情景：“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命令逮捕的，签发了逮捕证和搜查证，指定由我去执行。在1955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深夜里，我带领了几个人去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觉得根据一些不实不尽的材料，就随便怀疑一个人有间谍活动，加以逮捕，这样做未免过于轻率。同时我认为，即便胡风一伙真是个反革命集团，跟胡风一伙有些来往、甚至赞同他们文艺观点的人，也未必个个都是反革命分子。至于说冯大海奉胡风的命令窃取军事情报，则更是无稽之谈。根据那个海军军官的交代，他告诉冯大海的只限于军中的一些轶闻趣事之类，作为军事情报，那是一钱不值的，况且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尉军官，根本不可能知道多少战略性的军事机密。但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我有意做得宽容一点，我没有给冯大海扣上手铐，当人们带他上汽车的时候，我扭过脸去，在房间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低声对他的妻子说：‘要照顾好孩子！’这句话等于暗示她，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她想开一点，我真害怕她会自杀”
这是一个波及范围不大也不小的运动。
在复旦大学，一百多个有问题的学生被隔离在一个地面潮湿的大教室里，睡在用木板搭成的几排通铺上，吃饭、上厕所，则有专人在后面盯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与外界不得有任何联系。这些二十岁左右的莘莘学子，有些什么问题呢？有的是因为在贾植芳任课时和他接触较多，而他现在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的因为曾是上海的震旦中学的学生，而曾经做过该校教导主任、以后又担任了天主教上海教区大主教的龚品梅，已经被指控为“美国间谍。”
还有的则为一个玩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某系有一个调干生，年纪虽只比考进校的同学大上几岁，春情发动得却好似正欲升空的火箭，任何一个女同学随便看上他一眼，他都能在这目光里挤出浓情蜜意来。他总觉得在这个同学里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占多数的班上，自己的贫农出身、党员身分，无疑有着大街上邮筒般的醒目，他每天都在期待有哪一位女生能向这“邮筒”塞进一封情书，可每一天“邮筒”里除了失望，便空空如也。似乎班上的女生暗中有了约定，即便得在鳄鱼和“邮筒”之间作出选择，她们也宁可将情书扔进鳄鱼的咀里。
终于他收到了一封信，他兴冲冲赶去了约会的公园，在长久的形影相吊之后，从附近的树丛里爆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他虽然常常念别字，将“狠狠地打”读成“狼狼地打”，人却并不傻，一下他就明白了这封信出自于眼前的这几个男同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领衔者一下便成了打击党团员的“反革命。”
肃反运动中，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里已使用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大搞株连、以势压人等手段开始推广开来。在政治高压下，自杀身亡虽不像“文革”时期那样令人麻木，但在文化机关中已屡见不鲜。到底有多少人含冤而去，又有多少人无辜遭罪，至今不见有官方的统计。但早在1956年9月，作为肃反运动第一线领导人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说明肃反运动伟大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字斟句酌地承认：
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至1955年，建国不过六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竟有六次。
它们的锋芒即便不全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只是小试牛刀。
思想改造运动，有人投河上吊，但事过之后，照旧教书写作，未有人身迫害的现象。关于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几次批判，虽说是把文艺现象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现象，但均没有构成对当事人的迫害，孙瑜、俞平伯还加了工资，升了职称。即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真正触及到的，在全国也只有二千多人，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压力。
毕竟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不等于欢呼雀跃的太平军，带着农民阶级的全部理想，也带着它的全部文化，杀进了六朝粉黛的南京。毛泽东口袋里的东西，颇为琳琅满目。除了民粹主义外，还有马列主义，尽管这在当时只意味着将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照搬一遍，当时最能像火炬一样映亮中国人心扉的口号之一，便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还有新民主主义，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时，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放进自己口袋的。
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它必须得有民主的内容；
针对国民党的昏聩、腐败，它必须得有反封建的内容。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的那次对话，表明后者决意要放好它，并不让它丢失在沿路的风尘之中……
民粹主义既在渗透着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也在制约着民粹主义。
犹如一个调酒师，面对一大堆中西饮料，尚不知怎样调制出一种风味独特的鸡尾酒，好似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突遇两个男士朱立叶般的垂青，还不知对谁报以罗米欧式的微笑；
毛泽东面对一个版图辽阔、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一支与他指挥起来出神入化、恍若鬼斧神工的军队在心理结构、生活习性上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队伍，似乎还未找准感觉--
每当他打开口袋，放出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之时，它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尽兴，毛泽东又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间摸娑起另两只鸟儿。
它感觉毛泽东在感性上是偏好自己的，每当他激奋之时，手往口袋里一掏，摸出来的准是自己。但在理性上，他又倾向于另两只鸟儿，否则他不会自延安的枣园开始，一直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呕心沥血地为它们编织了那么多漂亮的羽毛，并常常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不时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翅膀，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又一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似乎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感觉。
一边，为一个新时代到来而涌动的热情与憧憬，尚没有退潮，饱经忧患与动乱的祖国，二百年来何曾有过一天的统一，片刻的和平？而我们现在正切实地享有磐石般的统一，秋日碧空般的和平；
另一边，这一个新时代又不如自己希冀的那样宽敞，算是一条大道吧，但大道上时有月暗星稀之夜，以及似陌生似熟悉的影子，如翦径者一样令人心悸的一闪……
一边，目睹一批批的工农分子，宛如当年抢占平型关一样，占据了共和国各级、各个领域权力的高地，内心由衷地承认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社会性质的必然；另一边，眼见有些高地上，权力正使打败贪婪的人变得贪婪，挑落张狂的人又披张狂，走过卑微的人重返卑微，心头不禁一闪：怎么又嗅到了一股农民起义的气味？
一边，为难过去的思想改造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工农是泪，我们是水，水变不成泪，就少有工农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工农是河，我们是沟，沟水引不去河里，沟中便要孳生资产阶级的水蛭，小资产阶级的蚊蝇；
另一边，又为自己身上总也洗刷不去的怀疑，深感一阵阵悲怆：难道非得将肉刮出血，骨头碾成灰，才能让怀疑远走遁形？
一边，发现几乎在每一场运动或斗争里，自己思想的尺码都得小去一寸，满街跑着竹竿似的瘦汉，这世界是否太单调了？另一边，又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地震所带出的不可避免的余震，重要的是，在这地震中塌毁的确是旧社会留下的、尚不时弥散毒气的死角、暗堡……
在1955年，中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人，其中十万人为高级知识分子。
如果说他们（也许得除去其中占7%的共产党员，还得除去那些提前洞悉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堂奥、却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参与这一堂奥的聪明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新社会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感觉只是矛盾--
一种既有动力也有压抑的矛盾；
一种既有希望也有失望的矛盾；
一种衣食无忧确又心绪难宁的矛盾；
一种被共产党疏远而自己又竭力想去靠拢共产党的矛盾。
历史，带着这般复杂的文化蕴涵，走向了1956年……
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揣种种矛盾，不知疲惫地走向了1956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