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都要早。
草丛还留着残雪，湖里还结有冰层。只不过经过几次急骤而又温和的雨水，冬日枯索的树枝便在雨水的浸染中膨胀起来，茸茸的鹅黄新牙渐次爆开。随即一冬懒于梳妆的画眉，就在日愈转绿的树枝上一试自己的新声……
然而，最浓郁的春信，并不来自让江南铺上一层锦绣的粉红桃花，嫩绿的柳雾，以及雪白的山茱萸花。而是来自北方一位魁伟的身影，一个从1956年风跌浪宕的大河里撞击思索也获得力量的中国之春的纤夫。
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分，召集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在这个有1800位党内外负责人士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如果说，去年一月间周恩来的报告是一级火箭，苏共二十大后《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在匈牙利事件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二、三级火箭；那么，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则在它们的连续助推下，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升到一个新的、从未有人涉略的高度--
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人民”界定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一个人如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但列入“人民”的人，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只要他有爱国心并乐意为国家工作，就将允许他保留思想上的那块“自留地”。
毛泽东指出：我们面前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当然要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在政治上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抗性的矛盾，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处理得当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如中国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反之，非对抗性的矛盾，如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内与党外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作风及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处理不好便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即使是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也不必杯弓蛇影，谈虎色变，而应该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着力铲除阻隔党群关系的官僚主义块垒。
“这显然是一种更加人道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既可防止斯大林主义的暴孽，又能警惕匈牙利事件式的混乱。但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昔日浓浓的乡音送出了同样浓浓火药味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宛如一个大家庭睿智而又慈祥的父亲，在这里以“团结”，一遍遍地告诫自己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继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之后，这是第二次在中国的大家庭里，令亿万儿女竖起来的耳朵都在倾听的声音。在随后举行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及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召开的会议上，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举行了传达和讨论。
至3月底，北京市约有35万党内外干部、教职员、大学生、工人、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听了传达报告；
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全省约有198000人，在无边的温暖里聆听了他亲切的乡音……
然而，无论是传达，还是录音磁带的播放，都不会反映最高国务会议现场的气氛。
对此，韩素音从某些渠道获知了以下情况--
在场的大多数党的官员，要不是对此心怀抵触的话，至少感到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起身走出会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领导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88》）
罗德里克则从《人民日报》3月3日刊登的这次会议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查阅了这一期间刘少奇的行踪，自2月14日以后，他就没有在北京露面。3月，新闻媒体里，他出现在河南省，由此开始了长达2400英里的外省视察。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未出席这次会议，理由是这不是一次突然召开而是酝酿多时的会议，即使他2月下旬已到河南，但只需乘大半天的火车便可赶回首都。
此外，照片上毛泽东的右侧坐着彭真，这个位置本应是刘少奇的。这类场合的惯例是，国家主席的右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座，左侧则由国务院总理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座。这一惯例已为1956年2月间举行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所证实，在这次会的照片上，彭真作为排名第八位的副委员长，坐在离毛好几个座位的地方。如果作为委员长刘少奇真没有出席会议，那么毛右边紧挨着坐的应该是首席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唯一的解释是，在新华社记者拍照的那会儿，或是那半天，刘少奇暂时离开了会场，并要还兼着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代他坐在那儿。
似乎那会儿，或是那半天，有事情的人都凑一块了，不仅仅是刘少奇缺席，还有五、六位政治局委员也不在自己相应的座位上……
罗德里克认为：刘这种态度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毛在发表共产党政权产生以来他或其他人关于政治问题所作的最重要讲话时，刘却不打算在这个场合出现在他的身边。没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读者不会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刘不同意毛所说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我以为这并非空穴来风，或是捕风捉影。
还在去年6月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个报告，其主旨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思想，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在人民内部应该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据此，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雅克·洛甘先生，当即向巴黎发了一篇关于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次日，他翻阅中国的几家报纸，想看看有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使他惊异不已的是，自己送往巴黎的是一碗香味浓郁的肉汤，而在北京，肉不见了，有的只是几根骨头和一碗清水……这年年初，在一个很小的场合，章伯钧先生告诉民盟中央的几位同事，他最近与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干部有过一次谈话。他的印象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可以作为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曲》来听听，但千万别指望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真会出现个新世纪。他建议民盟将主要精力放在双百方针的贯彻上，也许这一方针真得到了落实，前一个方针才有希望。后来在3月间举行的民盟中央全会上，章伯钧提到了这位高级干部的名字--习仲勋。
同年元月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和他的三位同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批评已被一些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所利用。现在文坛的情况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这一来自军方的意见，显然其矛头是直指秦兆阳的“碉堡”，刘宾雁、王蒙一类的“火枪手”，及徐铸成的一场“电影的锣鼓”。
王蒙被首当其冲，在这前后，整整四个月时间里，首都的一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除少数持不同看法外，其他的对他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采取了激烈的批评态度：或联系国际背景，认为它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或回顾斗争历史，指控它为王实味一类的《野百合花》；或是混淆小说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根据小说里有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便认定故事写的就是首都的有关单位，并对小说的写作过程进行查究，由此殃及不少人……
一向呆在玻璃房子般太平的团机关里，王蒙哪见过这种风啸啸浪涌涌的阵势，他坐卧不宁，忧心如焚，对来看望他的那位朋友说：
“照这样推理、演绎，这样乱扣帽子，今后还有谁敢去写小说？”
如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定嗅到了来自他右边的冷漠，他也一定看见了《人民日报》上那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他不会不想起党的八大来，在这次会议上，他似乎是个配角，仅仅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而洋洋洒洒的主角，是高个子的刘少奇和矮个子的邓小平，前者作了政治报告，后者作了修改新党章的报告。可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利用了这次大会的主角，因为“八大”不仅是一条能试出他的同事们心灵真实颜色的石芯纸，还是一张挂在1956年墙上、能测出他们政治目光的视力表--
刘少奇如是说：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能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
邓小平如是说：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刘少奇似乎否定了党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他承认的只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在他眼里，共产党的这座庄重的神殿，从镏金的尖顶，到雕花的廊柱，无不折射人民美好的理想，无不镌刻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进入这座神殿的人们，同样也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在神龛上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的光芒照耀下，有什么个人的私利不可舍弃的呢？虽会有主观主义的尘灰随风弥散进来，但并不会影响大殿里的神圣与和谐。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必须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此外，可以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唱诗班”，以及党员“一日三省”式的个人修养，从而达到心灵的进一步净化。
犹如教会不愿听到“狎妓”、“赌博”这类词一样，好像刘少奇对“官僚主义”这个词也有些忌讳；犹如多少世纪以来，神秘、静静的梵蒂冈，从不让尘世干预自己的事务一样，刘少奇也坚信：党不是通过别的什么，而只有通过自身，才能使高大的党更加高大起来……
邓小平似乎在持有另一种观点。
他肯定党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矛盾。在有人群存在的地方，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是普遍存在的，它不足以概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所引起的矛盾的特殊性。主观主义的尘灰可以随风吹进任何一扇心灵的窗口，但官僚主义的青苔，悄然爬上的只能是权力的磐石。
他对党、对这部自二十年代自己留学巴黎起便参与创造的历史的热情，丝毫不比刘少奇逊色，他却没有多少前者身上宗教式的气息。似乎他并不太欣赏“唱诗班”，与“一日三省”式的个人修养，共产党的“唱诗班”少吗？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个人修养的天地小吗？从马列的洋洋经典，到毛泽东的雄文四卷，直至刘少奇的《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走得完南极至北极，也走不尽这“山脉”的连绵博大。但哪一程都有人从党的大门里被清除去，他们在人格上远不如用一般廉价材料做成的人。他在同一报告里说到，一些人，即使仍在党内，如果“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因此他们出的主意，也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
邓小平强调以党内外监督的巨大力量，让那块爬有青苔的磐石在中国的大地上滚上几滚，窃以为，这既出自他历来务实不务虚的个性，也多半得益于他深谙1956年以来毛泽东的心境。在党的八大上，继刘少奇的报告在代表们的嘴巴里留下难以咀嚼的某种暗示之后，他很快便随自己的报告，给代表们送上两支能剔去这暗示的牙签，一支是他根据1948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采取措施以保证集体领导；另一支是，他认为对于毛泽东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毛泽东自然欣赏邓小平的忠诚，在自己不便启口的时候，他将刘少奇藏藏掖掖的东西，以合乎逻辑的理由给摊开在“八大”的桌面上。
但作为一位总在不疲倦地注视政治风云的伟人，毛泽东应该更欣赏他在1956年墙上挂着的视力表上，所表现出的一点二以上的政治目光。
由此，我们便有几分明白，邓小平何以从“八大”前政治局里排名第12位，而在“八大”之后名列第6位，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也能理解了在“文革”的暴风骤雨里，刘少奇何以被真的打得“永世不得翻身”，他作为仅次于头号的二号“走资派”，却能东山再起……
此外，毛泽东也不会不记起他读过不久的两份报告来。
一份报告是周恩来送来的。
1957年1月7日至19日，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自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总觉得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不对劲了，也许，他还不很清楚赫鲁晓夫在这带着异味的风里，将会拧出一场怎样的雨来；也许，为了维持住社会主义阵营的篱笆，他还不想激怒那头脾气暴烈的俄罗斯熊，他给对方开的帽子工场尚在勘测地皮阶段。但他并没有让周恩来的这次访苏，变成克林姆林宫里的欢宴、伏尔加河上的畅游、乌克兰大草原上的漫步，他拾到了一张让胡志明惴惴不安的纸条，在这纸条上，赫鲁晓夫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建议联合国秘书长考虑将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吸收进联合国。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手里还有一份复印件，并将套上粉红色的信封寄去美国总统。他可以暂不评论苏共的内政，却难以对此等背叛兄弟国家的“外交”保持沉默。
临行前，他交代周恩来：
“你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
周恩来如数将毛泽东胸腔里的“炸弹”，扔去了赫鲁晓夫的头上。据说，后者盯了一眼头上的“飞机”，迅急“开炮”了：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思量了一会儿，在投弹孔里扔下了自己的“炸弹”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你我却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这“炸弹”，在毛泽东的眼里划出了十分优美的弧线，在一个星期以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这样赞叹道：
“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
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带回了这样一个结论：
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国外，而正是因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国内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没能及时发现，没有妥善处理，相反却越垒越厚，越演越烈。这显然使毛泽东实施自己绘有矫正机制的蓝图的决心，更坚定、也更迫切了……
他却没能使刚刚卸去一肩旅尘的周恩来感到些许慰藉。
在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里，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并由陈云任组长。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被架空了，党掌管经济的权力却大大地加强了，能将一头如此的巨象逐出山林的，惟有毛泽东、刘少奇连手的膂力……
在上述赞叹周恩来莫斯科之行的同一个会上，毛泽东开始公开表露自己对于去年反“冒进”的看法：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另一份报告则是彭真送来的。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1日，他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南斯拉夫外，这些国家的局势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震荡，眼下也都在或深或浅地修补执政党的错误。彭真似乎被鲜花与美酒包围了，他强调的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此外在对于东欧局势一年来的教训的理解上，也与周恩来有明显的不同。
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此次出访的讲话里，彭真强调的是：
“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所以，他们代之利用各共产主义国家内和各国家之间的分歧意见，以造成分裂……
“匈牙利事件和他们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行为，是这种犯罪行为的铁证。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犯罪行为清楚地告诉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根本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国内的团结，根本的问题是提高我们的警惕和消除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彭真眼里，无疑是艾森豪威尔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点燃了波匈事件的导火索……
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一定深长思之：
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学到了什么呢？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卖甘蔗，你们兴冲冲地批发来几捆，光顾着啃一头，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蔗屑撒得遍地，却忘了啃另一头。这一头才值得使劲啃呵，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这把刀子给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开始丢，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社会主义时期林林总总的矛盾该如何梳理，没有人在前面给我们当大乌龟了，得中国人自己想，得中国人自己走。走得好，中国可以给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走不好，匈牙利人给我们做了十三天的老师--山河变色，人头落地。你们这边“反对个人崇拜”，那厢又不情愿放弃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你们是夹在一本教条主义的硬壳书里啃甘蔗呵……
怎么如此麻木呢？无非是官做大了，出门有小汽车，还带着个警卫员，人民群众的呼声听不到了。说是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的水平，我读马列的书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不注意研究方法，读的再多，也只能是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按马列主义的精髓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真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电影局自己恭喜自己发财，人家一批评，就把门关得死死的。《文汇报》上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电影是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还有篇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也搞得地球都好像不转了，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我要给他解围。有人指责作者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我看北京的官僚主义比起下面来还厉害。这个年轻人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或是在哪家报上辟个专栏做个专栏作家，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进行批评，刀利才能裁纸，文章尖锐才能帮人，可这得等我把主席这个职务辞去才成……
看起来，目前的思想倾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得尽快发动整风，你们用教条主义来掩护官僚主义，我就要在整风中第一个反官僚主义；你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听不到人民的呼声，我就要在整风里让群众起来说话。过去战争年代里整风，只有关起门来自己整自己，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说，谁说？人民不干，谁干？
如同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周恩来反对“冒进”，让他耿耿于怀一样；毛泽东不会忘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如罗德里克所说“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某种姿态。
在他的心里，有一本政治收支账，谁帮过他，他记上；谁在何时何地欠他的，他更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
还称：“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性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但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很激赏《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当时，他刚从外地回京不久，便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几个副总编辑及编委召来，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也参加。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与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
毛泽东与他们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眼下，刘少奇等人此种不啻于挑战的某一姿态，只能激发起他依靠知识分子，或者说利用知识分子，去率先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正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愿望，比起1956年来更强烈、也更明确了，因为他已经为他们找到了第一块滩头阵地--
11真诚，披肝沥胆
这年3月初的一天，刚刚调到《文艺报》任副总编辑的萧乾先生，接到一份通知，要他6日去参加一个党内的会议：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建国以后，他知道不少党外人士去过中南海，他心系之，情系之，却又从不敢存这份奢想。1947年，喝多了洋墨水，且刚从英伦回到上海的他，看不惯作家圈内有如士大夫林里称公谓老、酬唱应和的风气，便在应邀为《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里，以西方年届90仍勤奋创作不敢言老的肖伯纳为例，作了一点小小的规劝。年甫50已赫然被称为“郭老”的郭沫若，看毕当即血冲天门，双眼发黑，从此也将他看作鸦片似的黑色，如同在这之前，已视朱光潜为蓝色，沈从文为桃红。
建国后，郭老更是“老”了，萧乾的“黑”也更是洗不去了，岂敢觊觎住着红太阳的中南海？这回，他能去了，而且又是参加如此高级别的党内会议，6日这天，他穿上了陪外宾时定做的蓝呢制服，再将眼镜擦得晶亮亮的，有模有样地去了……
吴祖光也挺激动。听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报告的录音，又开了几天地方小组和专业小组的会。12日这天通知下午两点钟开会，他不到十二点就离开了家。在离中南海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时，他碰到了同去开会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两人的脸上都挂着抑不住的兴奋。
进了中南海，到了会场--中宣部礼堂，人已经黑压压的，大约有七、八百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党的高级宣传、文化干部，五分之一为党外知名的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其中还有外地的，比如徐铸成先生和抱守书斋、从不旁鹜的傅雷先生，也被从上海请来了。吴祖光尽可能地去前面坐下，他看见毛泽东满面春风地坐在主席台上，手不离烟卷。当快抽完一支准备再接上一支时，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红色的“中华”烟盒，一摸是空的，他转过头，拍拍坐身边的陆定一的肩膀：
“喂，伙计，借点粮食给我……”
先是大会发言，至五点，毛泽东再一次作了长篇讲话。首先，比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他进一步披肝沥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在以下这段此后被经常引用、“文革”中造反者们更是喊得山摇地动、阻遏流云的话里，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扮演成了这支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先锋部队的统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一遍遍地激励着这支部队的士气。在自己披肝沥胆的真诚映照下，他期望“士兵”们也会披肝沥胆地将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统统从“枪口”里放射出去。为此，他没有在任何一处强调，得给“枪口”设置批评的“准星”，而是相反：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一口气讲到下午六点五十分，神采飞扬，毫无倦意。经过删节后发表的正式文本有了文牍气，在现场他却没有讲稿，完全是信马由缰，随口道来--
他反复讲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坐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里，每年得开一次这样的会。他嘱咐各省市委回去，也要召集党外人士一起来商量党内的事。
他表示支持一些外面正挨批的作品，他点到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他说虽有片面性，我看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它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此，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舒芜先生在晚年回忆道：我就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最近北京有一个战役，有几个解放军在那里围剿王蒙……这几个解放军指的就是当时总政治部以陈其通为首的那四个人，他们站出来对王蒙提出批评，当然是比较左的立场。毛泽东说：我要替王蒙解个围。王蒙又不是我的儿女亲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他写了一个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人问我赞不赞成那篇小说，我告诉他，我很不赞成！因为，他写的还不是影射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是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够。他们没有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现在我拜托你们诸位，千万千万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
“那次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个流沙河。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接着他就讲《草木篇》的事，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舒芜口述自传》）
在谈到中国社会必将要发生的伟大变化时，毛泽东聊起：我女儿从街上回来，告诉我说：爸爸，街上有看相的，我也去看了一个。我回答说：好极了，你抓紧看，多看几回，以后也许就看不着了……
他还风趣地讲到，我的年纪大了，将来我只能唱唱老夫人了，红娘只能让恩来、小平他们做了，我要上杭州的灵隐寺。我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要朝拜我，现在就朝拜一下吧，日后再想朝拜可就天高路远了……
此刻，全世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中国，宛如在注视一条搁浅于海滩的鲨鱼，又被冲天的巨潮带回了大海；雪谷里一头负伤的孤狼，在曙光酡红的映照下，正一步步地攀上阿尔卑斯山脉……
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说：
“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
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
“……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了题为《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的文章，内称：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赭鲁晓夫却不如是看，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到：
当时“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最后的遗言》)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先生，对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持之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在读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这样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尽管日后毛泽东给了赫氏显示自己哲人式的睿智，杜氏证明自己野狐般多疑很有必要的机会，但当时他的接连两个报告，尤其是后一次在鼓励讨论政治问题方面，似乎比几年来忙于“解冻”的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的讲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引起的震荡，也决不会亚于喷珠溅玉、势若奔雷的黄果树瀑布，对于几百里间山河的震荡。而且这震荡，似乎将一些知识分子的记忆也给撞成了粉末，仿佛这瀑布的水源，没有历经草莽丛生的沼泽，崔嵬嵯峨的山脉，而是直接从九重天外倾泻而来……
3月18日，北京夜阑更深，连日来东奔西颠忙于开会的傅雷，强持精神，给远在波兰留学的爱子傅聪写信，信中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
在傅雷先生貌似淡漠的清瘦躯体内，竟藏有如此一副颇为热烈的心肠。过去他无视过很多知识分子很看重的东西，寡妇守节般将自己的性灵与才情献给了罗曼·罗兰的鸿篇巨制，但他一旦如沐春风般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点，他就毫不彷徨地将翻译工作暂置一边，走出书斋，以满腔热情并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即完全按照毛的讲话字面上的意义，去上海市各种会议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彷徨的呢？
他在同一封信里还如是写道：他们的知识分子（即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这年年初，京城下了几场尚未落地的小雪之后，费孝通先生便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要说比起几近两袖清风的傅雷先生来，他已是一身显赫：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犹如一个孩子插上一排光闪闪的金笔，一个老妪戴了一只做工精美的胸罩，这对他并无多大意义；对他具有生命般意义的，是他自20岁进入燕京大学起便孜孜不倦为之构架、而且他的26岁的爱妻随他在广西徒步调查途中为之献身的中国的社会学。但新中国不要社会学，理由是苏联没有社会学，它只是西方资产阶级腹腔里的一截盲肠。他和燕京的老师、如今又是民院同事的潘光旦教授，半是反对半是哀求一年多，它还是在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一场大“手术”里被割去……
费孝通大约会感慨：官僚主义者们，教条主义者们，穿起白色的大褂，在“革命”的无影灯下，为中国做过多少这样荒唐的“手术”。
他极想在这中南海里萌动春信的时候，告诉党：得关闭这样的“手术室”，得让这样的“大夫”失业在家，得让中国的林子里飞出五彩缤纷的鸟儿来！
1956年，开始在呈现这般的迹象，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在文章中，费孝通又以为--
“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文章写完了，费孝通刚想寄去报社，几位好心的朋友，便扛着忧虑轮番上门--
“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
“报社里收到的稿件，大多是你这一类型：牢骚太多，暴露太多。现在已经不准这样写，大概双百方针被搁浅了”；
“你的文章，天气说对了吗？如果这半年算早春天气，那前几年算什么天气？这不分明在影射思想改造便是冬天吗？再说了，百花开不了，并非一定怪天寒，还有草木自身生命力的问题。自己不成器就怨天，这不又意味着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在于思想改造，而在于批评领导”……
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与这倾泻一房的忧虑相比，便是九牛一毛了，他将文章锁进了抽屉。因早年发生意外、只剩一条腿的潘光旦先生听说了此事，拄着拐杖来到他家，一进屋，便横扫起满地的忧虑来：
“不对！我在城里听说毛主席最近有过一次讲话，中心意思不是收，而是放。孝通，你别顾虑重重了，文章寄出去真有什么事儿，我老潘和你一起担着。”
那一房间的忧虑，不见扫去多少。过了几天，潘光旦再度光临。他红光满面，一身挂不住的精气神儿，直溜溜地往手里的拐杖上蹿，以致那拐杖只要往地板上一戳，便溅起一连串兴奋来。原来，他刚从中南海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孝通呵孝通，你的‘早春’怎么还不寄出去呢……”
忧虑自然一扫而光。此刻，费孝通的耳边已是春风融融，眼里更是桃李满枝，一个新的忧虑不禁蓦然而生。他问潘光旦：
“现在再寄给报社，天气已经转暖，岂不成了马后炮？”
“不，正当时也。早一个月寄，岂不泄露了大好春光……”
就在这个春夜，费孝通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修改了一遍。次日一早，他便寄去了《人民日报》。
此文在该报刊出后，知识界一片喝彩。一时间，“早春”一词由此滥觞……徐铸成先生也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而且，他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新闻日报》总编辑金仲华、《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位，作为新闻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召见。
他留下了两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丰泽园内，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看上去斑斑剥剥，未经整修。会客厅里，只有一张长桌，周围是一圈任何办公室都能见到的普通椅子。“功高任重的伟大领袖，生活如此简朴，”使他“惊讶不已”。
再一个是，陪同接见的人里，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有一位康生，几年里他一直在家养病，政治的风景线上颇为沉寂，此时他却破门而出了，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是吟风弄月；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结实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
他又像是一头颇得毛泽东赏识的狮毛狗：主人不用它，它无声无息，偏于一隅，悲哀与凄凉，只伴着华贵的狗食咽进自己肚里；然而只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来了，总能让主人在颇为孤单的时候平添几分温暖，或是让主人在某种世相未脱混沌之时就变得异常地“警醒”……
一进门，康生就向毛泽东介绍：
“主席，这位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泽东立即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徐铸成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呵，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落座后，康生先开口：
“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主席的，请提出来。”
默然了约一分钟后，邓拓轻轻对徐铸成说道：
“铸成同志，你先谈谈吧……”
因敲响了一场“电影的锣鼓”，遭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徐铸成心头正有几分沮丧，便先开口了：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底。抓紧了，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办好？”
毛泽东含笑讲了半个多小时。他明确地支持这一场“电影的锣鼓”，却没有明确地给徐铸成一块能不犯错误的“法宝”。他只谈到了尽可能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里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
第二天晚上，在上海代表团开全体会议时，徐铸成特地将此话转告了姚文元，后者此时不过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能恭忝如此盛会，已叫他如醉酒里，如今又蒙“钦点”，他几乎当场晕了过去。可徐铸成绝没有料到，日后正是此人，在上海滩上与张春桥沆瀣一气，将原本充满书卷气的《文汇报》，给阉割成了一头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怪物，让他给晕了过去……
不过，此刻徐铸成还在心涌热流之中，毛泽东下面的一些话不能不让他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他们是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谢蔚明先生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徐铸成从中南海里一出来，便径直来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浦熙修出去有什么事了，他等不得她回来，当即拉上在家的谢蔚明、杨重野等二、三个人，去了中山公园。叫了几杯上等的龙井茶上来，那碧清的茶水颇像徐铸成此时的心境，经过毛泽东这一番耳提面命，似乎不仅是这一年以来国内外的风风雨雨，他看清楚了，就是中国前二百年、后三百年的事情，他也一眼见底。
兴奋，更似茶水里冒出来的腾腾热气，他反复地交代：《文汇报》本来就持有“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办报方针，在眼下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与宣传中，在年内对于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报道中，《文汇报》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信任，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首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云蒸霞蔚之地，驻京办事处工作得怎样，采访的范围和角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报纸的分量与影响……
徐铸成也如是地向浦熙修作了交代，并和在上海主持编务的常务副总编辑钦本立通过电话。有这样一件事情，在京开会期间，内定徐铸成参加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团长由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担任。钦本立听了，既是新闻界的代表团，而徐铸成又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这样安排显然不合适。他向当时还担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邓拓反映了，于是在出国前夕，邓拓通知徐铸成，由他担任团长，并交代说：
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已关照徐晃同志（团的临时党组书记兼副团长，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除了讨论党内事情外，党组开会都得请你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带着一肚子的感激涕零，也带着一身的大红大紫，徐铸成踏上了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主持《文艺学习》编务的黄秋耘，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近四个月时间，在自己的刊物上对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发表了大量毁誉皆有且态度异常激烈的评论文章。他自己的面目却没有锁在云雾之中，在这年最后一期的《人民文学》上，他露出了“峥嵘”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害，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
“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征，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这一番话，即使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时期，也够让“马列主义者”们，好一阵“中流砥柱”般的英勇反击了。回想起八十年代中期，为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而推波助澜的一些文人，其中也有鄙人，在忧患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未免还有几分先知先觉的自得。
但实际上，我们不过在重复自己的前辈，而中国也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自身。这证明了文人的浅薄，抑或证明了中国极其坚韧的惰性？
让我们还是回到1957年来。3月里，毛泽东一讲完话，黄秋耘便让自己的刊物走出了云雾，他也想构筑一个秦兆阳式的碉堡，并拥有自己的“火枪手”--
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上来了，他们极力推崇王蒙的小说，因为它“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些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痛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
青年诗人邵燕祥上来了，他为王蒙的小说辩护道，“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去病和苦口》）
做了几个月的惊弓之鸟，王蒙又成了一只在春风中一展新喉的小鸟，约是在4月份，他在《文汇报》发表了三首短诗，其中一首题为《春风》--
快乐地走在北京的街头，
新盖的楼房向我招手，
春风四面八方吹来，
寒冷哪儿也不再停留……
这年春天，北京却发生了一起非正常死亡。
死者叫马寒冰，提起这个名字，中国人里没有几人知道，但他作词的一首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流水蓝蓝的天……”在五十年代可谓家喻户晓。他便是与陈其通等人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从而在与徐铸成等人的谈话中被毛泽东称之为“陈、马”中的那位“马”。
此外，他本人还在1957年2月号的《文艺学习》上发表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章，批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道：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
在傅雷、费孝通、潘光旦、徐铸成、黄秋耘、王蒙、丛维熙、邵燕祥等人的激动、兴奋、憧憬之中……
他的委屈、失落、幻灭，便是可以体会的了。
但他何必要以自杀来表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死谏”或是恚怨呢？其实，后者在多次批评他们四人的文章时，也曾强调陈其通等同志的动机是为了党的事业，对党是忠心耿耿的。
真可谓英雄气短，一双火眼金睛尚欠火候。倘若他多少有些赫氏哲人式的睿智，杜氏野狐般的多疑，他就该像他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一样，去无限相信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卓尔不群……
这是一个在书写1957年风云时本可以忽略的悲剧；
但看样子，这却是一个早被有关的人们充分汲取了教训的悲剧；
因为此后，尽管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似恒河沙数，但阴森森的酆都城下再也不见马寒冰式的冤魂。
12被套牢的邓拓
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声音，并没能像孩子们玩溜溜板一样，一下溜去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他们好似火车，只能在两轨上行走，一轨是靠看《人民日报》，另一轨则靠聆听当地党委的指示，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
《人民日报》在1月7日刊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直至3月1日才发表了一篇口气温和的批评文章，作者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辽，一个普通的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直到毛泽东称陈、马为“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之后，该报又在3月18日发表了文化部长茅盾先生的文章，口气虽严厉多了，但鉴于他只是非党人士，他并不能代表谁，甚至都不能代表文化部，在读者心目中，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而真正中国文坛“红色沙皇”周扬对于陈、马的批评，却是以与记者对话的形式，刊登在4月9日的《文汇报》上……
更严重的是，《人民日报》犹如一片倔犟的沙漠，尽管在2月27日、3月12日，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下了两场滂沱的大雨，沙漠就是不见反应。各省不一定注意到了3月3日该报那张照片上刘少奇的消失，但一定会注意到该报的沉默。
这只意味两种可能：要不，中央高层发生了严重的歧见；要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个疯子，但一副书生模样的邓拓决不会是个疯子。
高层的歧见让人们谨慎起来。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倘若是搞左的运动，只要毛泽东刚把牌摆上桌，这牌便会顷刻间形成多米诺骨牌的阵势，哗啦啦地由上而下地倾倒开来。但此次，他老人家好像吃错了药，支持的是一连串非左行为，无论在思维习惯还是在行为习惯上，都是逆向而动的。这种别扭更让人们踟蹰起来……
《人民日报》在4月13日才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这天，它就毛泽东的第一次讲话发表社论，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意义。同时，开始报道各省对于这一讲话的“热烈”反应。
从中可以发现，辽宁省委是在3月7日向高级干部传达这一讲话的，以后“西线无战事”，直到3月下旬，下面才开始有了一点忙碌的迹象：云南省委组织传达这一讲话，北京市委和山西省委以中央为模式，召开了各自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意味深长的是，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却没有在这个会上讲话。他魁伟的身影出现在人大常委会上，尽管东欧一行已过去两个月，他仍在人民大会堂里，以洪亮的声音强调必须从波匈事件里记住的教训：加强国内的团结，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进入4月后，仍有一些地方对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持拖延与观望乃至抵触的态度，《光明日报》4月20日的一篇西安专电中说，到这天为止，“在西安十三所高等院校中，绝大部分尚未向全体教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一些大学校长说，这个讲话要不要传达，如何传达，我们还不了解，也没有接到指示。”
在湖南省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对于讲话中“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的论述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这一论述得以成立，官僚主义者有责任，人民群众也有责任……
大江南北，日见柳色转绿，花深似海，由初春而仲春，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心有余悸。
江苏一些党外人士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成都的教授们似乎约定俗成，全都“金人缄口”，害怕“零存整取”，将来算总帐；
四川大学一位教授在自己书房的墙上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守口如瓶”，下联是“身心安宁”；
西安动力学院一位教师感喟到：北京春暖花开，西安春寒料峭；
刚刚被“公私合营”了的工商界人士则说，私方好比刚进门的新媳妇，摸不透婆婆和丈夫的脾气，不敢放也不敢鸣；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与费孝通一样，他也使用了“早春”这个词。不同的是，前者还让人感觉到一种欣喜之情，而他传达出的多是某种担心。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早春”之感，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大都在口头上喊“百花齐放”，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知识分子不得不猜测：鸣放的号召是否真有诚意，或许正是领导们期待发现错误思想的一种手段；
章伯钧先生甚至从1956年的认识上退了一步，去年他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难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却有可能，现在他看待后者也云天雾地了。也许眼前的乍寒乍暖，促使他想得更深更远--
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与国民党更是打了多年的交道，许是这种相互映照的经历，使他异常推崇邓演达：邓公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流亡苏联、德国等地，与宋庆龄女士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0年回国后，他同情共产党人的事业，却未参加共产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以进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一次次的奋斗，压上一层层理想的破灭，使他曾有感而发地说：在中国这个国家搞政治，就像在莽莽的沙漠里要走一条长长的道路，工作就是痛苦，前进就是痛苦……这里所谓的政治，便是中国的民主进程。
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章伯钧永远怀念这位中国民主的先驱，他也永远将这句话默默、痛楚地刻进了心底……
1952年的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东荪突然被捕。作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被告之，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至于通了谁，怎样通，又通了些什么？章伯钧不得而知，民盟却必须开除他的盟籍。以后，外界传说五花八门：有说是他将一份中央政府的文件传给了国民党特务，有说他在家里用电台与美国情报机关联系……
章伯钧始终存有怀疑，张东荪是一个把人格和信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学者，抗战时期，他被日寇囚禁了4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因狱中的坚贞不屈，在到达重庆时受到知识界盛大的欢迎。他和张君劢是多年至交，同出研究系，政治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多相近，又同为民社党党魁；可到为蒋介石受封加冕的伪国大召开，民社党与青年党入阁，他即毅然退出该党，并与张君劢割席绝交……
共产党对他待遇也不薄，他有什么理由去“里通外国”？而且作为一个偶尔被请去开开会、发发言的党外人士，他又能窃得多少机密去“里通外国”？
在章伯钧心里至死都藏有一个想法，他只对夫人李健生讲过：张东荪的被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对那些受过欧美教育、“奢谈”民主的大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严峻的信号。因为国人虽不那么清楚，张东荪先生却是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在中国最有资格谈民主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索，不但是深刻的，往往也是超前的……
于是，新华社1957年4月21日的《每日新闻发布》里，刊登有章伯钧的这样一段话，话里隐约有赫氏哲人式的睿智、杜氏野狐般的多疑：知识分子仍然在摸索着他们的道路，并且推测政策是真诚的呢还是一种姿态，它是目的呢还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显然感到自己蒙上了一层羞辱。这羞辱来自于人们对他的怀疑：要不，就还怀疑他鼓动鸣放的诚意，要不，便怀疑他驾御全局的能力。
他就是这样：
人们越是怀疑，他便越是要吹旺真诚的熊熊之火，让怀疑化为灰烬；
人们越是观望，他就越是要加速坚定的铿锵之轮，将观望碾成粉末。
大约一开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便南下巡说了。
这是建国以后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巡说，再一次是在次年，还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文革”前夕，和据说是刀光剑影的“九·一三”事件之前。后两次南下巡说，虽披上了一种神秘、乃至诡谲的色彩，但总起来说，毛泽东的这四次南下巡说，均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走向，并影响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
这一次南下巡说，具体日期与路线不甚清楚，但已查阅到的是--
大约第一站是天津。在此毛泽东讲了以下一段话：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不完全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指出：革命胜利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争名誉、地位，比较薪水、吃穿和享受。必须经过整风运动，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再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者重新振作起来；
3月19日，他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高官、靠老资格吃饭，要靠正确地解决问题吃饭。在战时，我们有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在和平时期，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便很难原谅；
这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下面这段话，便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讲的：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两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两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以后，毛泽东到了杭州。在这里，他似乎多呆了些日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本来就是建国后他来的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况且此时正值江南春日，杭州城里墨燕低飞，黄莺欢跃，苏堤白堤桃云柳烟，千娇百媚……
值得注意的是，3月21日，周恩来也出现在杭州。表面的理由可以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是来此迎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的。但无论是北京，或是上海的鲜花与美酒，均不会比杭州逊色。显然，周恩来日程的安排并不是冲着前者的。
罗德里克也认为：
“周是毛推行1956--1957年的‘自由’方针的主要支持者，他到杭州很可能是与毛磋商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对毛的讲话作出反应的问题。然后他带着毛的意见返回了北京。因此，周从杭州返回北京不久，北京市委就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这决非巧合。”
毛泽东在4月10日前回到了首都。在这一天的中午，毛泽东召见了邓拓。
可以说，这时的邓拓已经试图在转变自己的态度。他随手拎着的公文包里便有一张当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的社论里实际上已视陈其通等人为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指出了他们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并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之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杯水车薪，大势已晚。
毛泽东要将自己这几个月所蒙受的羞辱，统统连珠炮式地倾泻到邓拓的头上：
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
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
你们到底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报社里要敢于给你邓拓提意见，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撤职……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可以想见此刻，邓拓在他老人家面前那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的模样。
邓拓有可能反对毛泽东吗？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始终以理性指导自己行为的高级干部，如果说在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这时倒表现出他对毛泽东倒行逆施、天怒人怨的许多做法，有了相当程度的清醒；但是在这时，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比起四十年代来，大概不会有多少改变：
1942年7月1日，他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他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是共产党党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之一。
1944年5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的选集。在《编者的话》里，他写道：毛“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且，“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这一论断，比起与之精神完全一致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来，整整提前了一年……
延安枣园的烛焰，一定为之欣喜地跳跃。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八头骡子上办报的年轻人。194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邓拓由两人扶着走下小汽车，拖着被残酷的战争环境也被焚膏继晷的编务给摧残得羸弱的躯体，走进位于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出任总编辑兼社长时，他只有37岁。
毛泽东欣赏他的忠诚，也欣赏他博闻强记、文思如潮的才华。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商业改造等运动中，他亲自撰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不少得到毛本人的称赞。195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中央办公厅给邓拓打电话，要《人民日报》次日就朝鲜战争问题发表一篇社论。放下电话，他立即动笔，三小时后，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草稿便送进中南海了。黎明前毛泽东批回这篇社论，只是用铅笔改动了几个字，天头上写着“照发，很好。”
除去历史渊源外，作为清朝最后一届科举人的儿子、本人也自幼喜好文史的邓拓，如果说也和众多袒露着身上的伤疤嚣嚣进城的党的官员一样，存在着被权力的腐蚀、对知识的偏见的话；但可以肯定地说，文明与科学对他的影响，要远胜于这一腐蚀与偏见。因为他的学术造诣和创作成果，也因为他与社会科学界、教育界、文学界的广泛联系，他曾被受聘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兼任教授，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似乎这些衔头，犹如秋夜那轻卷蓝纱似的天空上浩瀚的星子，比起部长、副部长的级别来，更能让他感到人生的博大和生命的分量。他注意倾听知识分子的心声，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有记者从上海采访回来，他甚至这样问：你们除了接近工农兵，同“鸳鸯蝴蝶派”的人有来往吗？
邓拓不应该对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极力推行的双百方针有所抵牾。
更有力的证据是：徐铸成“感激涕零”地当上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之后，去苏联访问了整整五十天，待他5月下旬回国时，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这一很快就被毛泽东称之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期间，《文汇报》的编务是由钦本立主持的。在这一期间，据说钦本立几乎每天都要和邓拓通电话。
为了查实这一“据说”，我曾问过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先生，他告诉我钦本立在办报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调报纸在关键的时候，要起关键的作用。其二是报纸要“得气”，即能把握高层的想法，了解幕后的动态。在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期间，钦本立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打，给宦乡打，给杨培新打，给苏绍智打……与一切在他眼里能“得气”又能将“气”输送给他的人联系。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他的家，每月电话费都多得让报社会计的心狂跳不已，仿佛他的呼吸器官放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每天如果不能从话筒里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他的生命、他的思维就失去了活力……
由此可以认为，在1957年上半年里，作为原本就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钦本立，给自己的前上司邓拓打电话，不但是自然的，更是必然的。
那么邓拓是不是也心怀叵测，有意发布假的“天气预报”，将《文汇报》这条船及船上的老部下，引向大鸣大放的风急浪高的海上，并最终导致其触礁沉没呢？
有两件事能作相反的佐证：
其一发生在萧乾身上。这年5月下旬他给《人民日报》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夫人文洁若知晓后一定要他抽回来，他听从了，并给报社打了电话。当晚邓拓来了电话，表示萧乾此文提意见的立场是好的，对党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也很有帮助，力劝他不要抽回稿件。于是这稿子被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因为这篇稿子和他发在《文汇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一个月后，他被“请君入瓮”，这结结实实地证明女人有时直觉的准确，往往是惊人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萧乾以为邓拓头上的翎带沾有众多知识分子的鲜血。但是到了1966年5月16日，在这后来被称作“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日子，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萧乾一下注意到了文内这样一段：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次日深夜，在天空上越集越厚、越涌越低的乌云中，年仅54岁的邓拓闪电般地扑上前去，在滚滚而来的“文化革命”的车轮下，掷去了一颗书生血迹斑斑的头颅……
萧乾为此永远地认定了当时邓拓的真诚。
其二发生在刘宾雁身上。这年4、5月间，他奉命来上海采访一个厂因官僚主义所引起的罢工事件。采访中他强烈感到，应该给记者以更多的条件来发出也许是嘈杂紊乱、但却是发自于生活的真实、新鲜的声音，并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写下了《记者这一行》一文，内称：
“而今天，这支力量并未充分动员起来。有人要求记者名副其实地作一个‘记录者’，踏着首长的足迹去找例子，证实别人发现的定理；不要求或不允许记者独立发现问题，分析矛盾的结果。有的记者就真的走上了轻便的路：仿照别人的思想，寻找现成的‘线索’，采写现成的‘典型’，稍加剪裁，便成文章。四处寻找喜事，逃避矛盾，锦上添花的也大有人在……”
此文寄给了《人民日报》社。无疑在反右斗争中，这些言论确是板上钉钉的“右派”言论了。如果邓拓也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完全可以将此文发表出来，他却在自己被撤去总编辑之前，扣下了这篇文章，并在以后悄悄地退回给刘宾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无比热情拧下的两场滂沱大雨里，居然表现为一片倔犟、沉默的沙漠呢？
似乎邓拓并非不想让这块沙漠变成一块让毛泽东心旷神怡的绿洲。
5月11日，即徐铸成率新闻代表团访苏归来的次日晚上，他与徐晃等人同去了邓拓家，向后者汇报此行的经过。汇报完后，在谈起这一段《文汇报》干得不错时，邓拓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人民日报》也有计划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写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但报上去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其中只发了二篇，把我的计划全搞乱了。”
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徐铸成回忆录》)
尚在邓拓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听取了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之后，他回到报社便立即作了传达，又制定了宣传计划，并赶写出两篇文章送交中央审查。从1956年6月《人民日报》所发的一篇关于反冒进、并让毛泽东批示“不看了”的社论的审查程序中，我们已经得知这社论是经陆定一、胡乔木修改、最后由刘少奇审查并通过的；
再翻翻《胡乔木文集》第一卷里，在57年下半年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几篇社论里，除经过毛的修改外，也经过了刘的修改，因为胡乔木在序言里特地注明：毛修改所加的文句用黑体字印出，而刘修改所加的文句则用仿宋体表示。由此看来，无论是邓拓拟就的宣传计划，还是他赶出来的两篇文章，大约最后都到了刘少奇手里。
刘少奇对邓拓交代了些什么呢？是告诉他在最高层对于整风的形式有不同意见，整风发动的日期也没有确定，因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尚无必要对形式与日期均未最后明确的整风运动发表社论，以免造成全党的思想混乱；
或者，刘少奇什么都不会告诉他，如将自己与毛之间的分歧摊开在连中央委员还不是的邓拓面前，对十分强调共产党员修养的刘少奇来说，大概会感到某种不妥。但鉴于邓拓建国前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彭真的手下工作，在来《人民日报》之前，还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宣传部长，他还是能从彭真及北京市委的态度里感觉到什么……
因此，面对外面已经跃跃欲试鸣放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报社内日愈感到不安的编辑、记者，邓拓只能再三强调：
“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此时，在4月10日的中午，邓拓几次想向毛泽东作些解释，但几次足将进而踟蹰，口将言而嗫嚅。他能作些什么解释呢？
宛如一个初进股市便遇大面积崩盘被一下套牢的股民，在党内高层日愈激烈、日愈复杂的斗争中，邓拓过去总游刃有余的聪明与才华，被死死套住了。无论他怎样做，都得撞上信仰或是党纪森严的天条；无论他说些什么，都只能使他的处境更危如累卵。
毛泽东似乎也不想听他的解释，如果说从《人民日报》过去发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里，毛已经嗅到了几分“鬼”的气息；那么现在毛更明白了“鬼”在何处，“鬼”在何人。他召邓拓来，除了要想羞辱得后者斯文扫地外，只是想要证明：在“上帝”的震怒与那“鬼”的纠缠之间，《人民日报》这头迷途的羔羊，还能不能归队？
终于，邓拓站了起来，他向毛泽东请求，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职务，但没有得到允许。
此后，他又向胡乔木多次陈辞：我现在实在不能再干了，请求中央让我辞职。
也许邓拓感到自己党内报人辉煌的生涯，已经走到了末路。他是识时务的：不久除胡乔木几乎每日来一次报社、亲自坐镇报社的反右斗争外，还调来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任该报总编辑，比起邓拓来，他深得毛的青睐，他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并代毛泽东起草了大量文件。在后来与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论战之时，“九评”写作小组的组长为康生，副组长便是吴冷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里，他几乎淹死，又是毛泽东及时地给他丢去了一个救生圈。
邓拓又不那么识时务：
当他空挂一个人民日报社社长头衔百无聊赖之中，1958年彭真将他要了去，安排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思想文教战线，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60年起又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由此使毛泽东并没有随他离开《人民日报》而将他从记忆里抹去，并使他党内一个大笔杆子“文章满纸书生累”（邓拓离别《人民日报》书诸同志诗）的人生悲剧，一步步地逼近悲怆、血染的尾声……
在毛泽东召见邓拓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此后开始宣传毛两个讲话的五篇社论的头一篇《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社论明确断言：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社论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的思索，以及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报告的思路。犹如秋风渐起时各服装店都在喊着“出血价”、“跳楼价”贱卖的T恤衫，刘少奇的克服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的论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整风以毛泽东同志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及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显然，这时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的看法，在周恩来、邓小平的说服下，也在他本人不屈不挠的推动下，在高层已渐成气候，即使有人是不得不喝了几碗酒，才脱去厚重的毛衣以勉强适应这政治气候的。
以北京为例，4月1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一些工厂的几千名干部热烈拥护毛的两个讲话，彭真的背脊上一定隐隐有了“全聚德”的烤鸭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在这之前，上海的柯庆施已召开一系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会，天津在市委第一书记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为期9天的宣传工作会议……
外火与内火蔓延在一起燃烧是异常可怕的，除非彭真真想做毛泽东政治筵席上的一道烤鸭。4月20日，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委的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规模比前一次大了一倍，他在会上作了主要报告。与3月份在人大常委会上作的报告相比，他不得不痛苦地闭上了一只面对东欧局势业已证明的内乱可能性的眼睛，而让另一只眼睛努力溢出热情、柔和的光芒来--他强调了党外人士参加整风和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必要性……
刘少奇是否也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呢？
自3月份以来，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五个省。自1956年9月以来的近半年里，全国各地，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从沿路视察对这些事件的高度注意里，可能他感觉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广泛存在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他不能不承认他的那位湖南老乡的两个讲话有着一定的新意，从而大概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上与前者有了某种默契。
但是，从刘少奇的五省沿途讲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又无疑认为毛的新意不过是秋叶上蒙上的一层淡淡晨霜，而河网似的“叶脉”所真正呈现的，主要是因分配所引起的矛盾：即工农之间、新老工人之间、工人与干部之间、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能按个人的专长分配工作、不能按个人的水平分配接受教育的机会……
与其说群众的牢骚与不满，是冲着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来，不如说它们大浪滔滔，是追逐较多的工资、较好的住房、较充裕的食品供应以及人与人之间较多的平等而去。
而这一切无不被现阶段国家落后的经济所制约；
要改变它们，又无不归结到必须首先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好似走了一段貌似离开大路的小道，走着走着，刘少奇又走回了“八大”的讲坛前。在这张被严重分歧的榫头给拼起来的讲坛前，他的那位湖南老乡是很难与他达成什么实质性共识的。而且毛泽东也不耐烦了，他不愿再让讲了几个月的整风运动，还只是手里一只玩熟的信鸽。
在4月27日这一天“信鸽”腾空升起的日子，刘少奇远在上海，并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仿佛这是57年春季的一道最时鲜的蔬菜了，但刘少奇从“篮子”里首先拣去的还是主观主义：他将整风运动需除去的“三害”依次排列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篇幅上讲主观主义的错误，也比讲官僚主义的危害要多得多。
千万别小瞧了这一类词语排列顺序的意义，它往往有如中国官场名字顺序的排列，甭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就是在一般的局、处级单位，你不是在其他场合，仅仅是在用公款宴请的饭桌上把头头脑脑的座次颠倒一下，大概就能弄得你恍若自己的脑袋与脚被颠倒了一样难受……
毛泽东本人就极善于从这一类词语的排列顺序里，察觉“项庄”们悄然舞动的飒飒剑影。
1959年，他在抨击彭德怀的“万言书”时说：
例如他们说，“有失有得”。把“得”放在后边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将“官僚主义”一词后置，在刘少奇这里，肯定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揣摩，似乎从1956年起，他就嗅出了毛泽东身上的一股日愈浓厚的水泊梁山气息，并日愈担忧随蔚蓝色水母般的烟雾，一个频繁地从前者唇边吐出的词组--官僚主义。
母亲对儿女的保护是天然的，终生视党为神圣殿堂的刘少奇，对于这座殿堂将可能遭受的某种侵袭的警惕，也几近是天然的。诚哉斯言：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并且官僚主义导致人民与党危险的疏远，那么，就可以要求不仅改善党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求改变党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的担忧是深刻的，仅仅九年后毛泽东便在中国上演了一部新的《水浒》。
刘少奇的担忧又是保守的，他绝没有料到在那万炮围轰的殿堂里，第一阵排炮对准的正是他自己……
但眼下他并不岌岌可危。五省视察下来的结果，一定使他坚信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他是长辛店炉火正旺的机车，他是安源煤矿闪亮的乌金。他的政治观点与他的革命意志一般坚强。在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在整风运动的形式--开门整风还是关门整风上，他大抵未与毛泽东作任何妥协。
在那只“信鸽”腾空而起，在中国广阔的天宇里飞翔了三天之后，毛泽东似乎感到有必要在自己的战略部署上，再添上色彩浓重的一笔。
他是个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诗人，他挺讲究“诗眼”。
“文革”初期，他一身戎装八次检阅千百万红卫兵，这里有他御驾亲征再率中国人民“重上井冈山”的“诗眼”；
这回在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中共主要领导人物全部登场。受约请座谈的则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边放眼已被红灯笼、彩旗、鲜花等装饰起节日气氛的首都，一边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同操国事，纵论山河，岂不也有“世道清明”、“周公吐哺”的“诗眼”？
在这个被称作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诚邀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今后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在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并提出由邓小平负责召集党外人士，就他们的有职有权问题和高校的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
据说，他还极诚恳地说了一句让日后储安平先生极当真的话：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见戴晴的《毛泽东在1957年》）
大概他要说的都说罢，他能做的也都做罢，其殷殷期盼之心，已是日悬中天了。自“五一”节以后，便不见毛泽东再出来，像一位深山古刹里的老道，他要静静地倾听尘世间的反响了……
13着急上火的两家报纸
自5月1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以突然获得的自由批评的权利，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政治的压力都稀释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来自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眨冰渣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从大气层进入太空会产生失重。
从黑暗里猛来到阳光下会有一时的晕眩。
最初几天，知识分子们便有这种“失重”与“晕眩”之感--
我们说些什么呢？
我们能这样说吗？
对此，似乎没有比钦本立、储安平两位更着急上火的。
徐铸成访苏前夕的嘱托，邓拓电话、信函里的一再肯定，已经使钦本立食不知味、寝不能寐了，何况在这之后又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夜访。
那是在4月份，上海市委办公室通知他，说毛主席要来《文汇报》看看，交代他这段时间不要外出，同时还得严格保密。他好容易将草原上马驹腾欢般的兴奋赶进了心灵的马圈，又布置下面将各办公室和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望穿秋水似地等了几天，一天夜里十点多钟，走进报社的是陆定一。
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主意，有办法。”
进了办公室，往钦本立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他问：
“这个位子是谁坐的？”
“是徐铸成先生坐的。”
陆定一两手往扶手上一摊，又打量了办公室一圈，似乎被这房间里浓浓的纸墨气息所陶醉，又问钦本立：
“你看我来当贵报的总编辑好不好？”
尽管是句风趣话，可钦本立感到在这风趣之中也未免不含有几分羡慕。而作为有如此显赫身分的对方，决不会去羡慕一般的报纸和一般的报人生涯……陆定一是来鼓励《文汇报》积极投身大鸣大放的。事后钦本立听说，本来是毛主席准备在经过上海时，亲自要来作这番鼓励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来不了，才特意委派陆定一前来。“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既知己，又悦己，钦本立怎不拿出双份的苦心，双份的努力，将《文汇报》引向后来被斥之为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驻京办事处，十二名记者，除了留下一位看家，包括已升为副总编辑兼办事处主任的浦熙修，全都似离弦之剑一样撒去了京都的各个角落。近一点的地方，乘公共汽车去，远一点的地方，便坐小车去。浦熙修与国务院打声招呼，办事处就进口了一辆英国产的轿车。那时，中央领导人和部长们坐的车，不过只是“吉姆”、“华沙”一类的苏联、东欧车，局长们能坐上小车的，就像今天要找不坐小车的处长乃至科长一样艰难。显然，坐着这样鹤立鸡群的轿车走进了哪个单位，心里的感觉更有几分像是“无冕之王”了……
浦熙修除统领全局外，还亲自组织有关恢复社会学研究方面的鸣放；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刘光华，才气横溢，性格活跃，他便跑高校，尤其是掌握北大的鸣放动态；几乎每天要去梅兰芳府邸串一次门、程砚秋请客吃饭也常常被拉去作陪的谢蔚明，则在戏曲界如鱼得水般穿梭，他着重为被称之为京剧花旦一绝的筱翠花鸣不平：解放后，后者的一出出拿手好戏，不是因有“封建毒素”被封，就是以“宣扬色情”遭禁，弄得后来他不必出门了，成了挂在凄冷角落的蛛网里，一只靠编织昔日舞台绚烂回忆而打发日子的蜘蛛……
杨重野则对肃反“扩大化”有了兴趣，也许是出自于自己遭际的某种坎坷：
他四十年代就在《文汇报》工作，出于对共产党的仰慕之心，他不畏风险去了东北战场采访，并发回了一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道。据说他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有几次热烈得将他抬起来，往上抛去，周而复始，宛如他是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为此，林彪、陈云、彭真等人也都认识他。
他随“四野”进关到了华北，华北一解放，他留在了《石家庄日报》，报社社长是张春桥。此后，他便渐渐成了一条被晾在海滩上的鱼了，再转去新华社，连海滩上也不让鱼呆了，晾在海滩上多少还能触及涨潮时推上来的海水，这时更将鱼挂了起来--他被分去搞资料。他明白在自己的履历上，几乎从他走出《文汇报》的大门起，便有一道怀疑如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时强时弱地跟随着自己；他想不明白的是，怎么能凭这貌似有形、抓一把过去却两手空空的“灯光”来处置一个人的前途呢？
为了摆脱这“灯光”的跟踪，他闪进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于是，在鸣放期间，他便和1927年至1931年间任过广西省长、当今为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的黄绍先生有了更多的沟通。后者向他抱怨，肃反运动中不少清白无辜的人受到了惩罚，原因在于中国至今没有民事、刑事法典法规，只有个别的条例。反贪污了，拍拍脑袋，来个惩治贪污条例；要肃反了，摸摸下巴，又来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有了法典反而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如这样制定半法规半政策的条例，怎样有利于打击敌人，我就怎样打击！
怀有如此心态，企及如此捷径，在中国怎不会像盛产五谷一样盛产冤假错案呢？
黄绍先生向他提供了一些看来有凭有据的材料，有的具体到了数字的多少。据此，杨重野写了一篇篇幅不小的报道，在本报刊出后又被新华社独具慧眼挑中，向全国各报发了通稿。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据说有一个县在肃反中被整错的群众纠集起来，拿起扁担、棍棒等物要去法院算帐……
记者们一般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或是晚上回来写稿。每天紧张得似红马甲、蓝马甲们走在华尔街上，一回办事处，有时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就得即刻趴在桌子上动笔写稿。因为五十年代电脑、传真等现代通讯技术，还在孩子们读的科幻小说里。稿子写完，先得经浦熙修把关，她审毕后交办事处的译电员译成电码，再由通信员送邮局向上海方面拍电报，而这一切在十一点钟左右必须完成，凌晨二点在上海的编辑部便截稿了。
无疑最辛苦的是浦熙修了。
她起得最早，总是赶在上班之前便进了办公室，大家到齐后，一一听取各人当天的活动计划，然后她提出看法，让大家明确编辑部在新闻导向上的要求。倘若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中央新的精神，她也在这一简短的碰头会上讲一讲，使大家在采访中有所遵循。
夜里，她睡得最完。除了丰泽园里伟大领袖那通宵达旦、曾被多少诗人浓墨重彩讴歌过的灯光外，她房间里的灯光也该是偌大的一个京城里最晚熄灭的。常常过了十二点之后，她还要越过千山万水与钦本立通话，或是报去最后采访到的重要新闻，或是交换对哪块版面、哪篇稿件的看法。她本来就长年患失眠症，这时只有靠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每天才能睡上有限的几个小时……浦熙修不但是个实干家，还是个“外交家”。
在鸣放之前，因为《文汇报》追求民主的传统和浓浓的书卷气，浦熙修在重庆七年任《新民报》记者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有的广泛联系与影响，再加上办事处正处于市中心的灯市口，高级知识分子们来市里或是打此经过，总要进办事处坐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吴晗、曾昭抡、向达、华罗庚、著名翻译家高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以及在重庆时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同样蜚声遐迩的《大公报》记者、时任《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彭子冈，还有也是《大公报》出身的老报人、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组组长的高集……常常人未进门，声音就已落地，“浦二姐，浦二姐……”一个个叫得亲亲热热，也不管自己的年龄是不是该配有这样的“二姐”。
这是一个从重庆带过来的称呼，那时浦熙修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因为在姐妹中她排行老二，老三安修嫁给了彭德怀，办事处的人们便称她做“浦二姐”，而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们也跟着叫“浦二姐”，这称呼里显然含有大家对她的尊崇。
她也真热情得似个“二姐”，过些日子总要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文化人大抵都是些美食家，为了满足他们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她先是经北大几个教授推荐，去北大借了一个厨师。每回聚餐都得借一次，总不是个事，原《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是四川人，向她介绍了个川菜“大腕”，她又派人不辞辛劳地去成都给请了来，这厨师烧出来的菜，也真让那些味觉系统快速运转得似在铁轨上跑着的车轮……
鸣放以后，他们就来得更勤了，办事处俨然成了京城一个社会名流的沙龙。在满足食欲之外，也畅快地发泄那种自身膨胀思想的压力。难怪浦熙修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当时办事处发来编辑部的稿件，几乎遍涉文教战线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她还趁热打铁，请对方就所议之事给《文汇报》写稿，为此还产生一件费孝通先生或许已经遗忘了的逸闻：
他答应写稿，却提出自己现在囊中羞涩，得预支稿酬去买只好笔。浦熙修真去买了支51号的派克金笔，并给他送去。没几天，鸣放的形势就陡然逆转了，此笔自然没能为《文汇报》排上用场，大抵一开张便用在写那些连篇累牍的检查、揭发材料了……
不仅驻京办如此，当时《文汇报》派往各地的记者，也在本报发出了众多有影响的报道，如《流沙河谈“草木篇”》、《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浙江专业作家陈学昭》等，但在钦本立极力引向的“资产阶级方向”上，浦熙修仍不愧是《文汇报》一个鞠躬尽瘁的马前卒。二十七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已被正本清源的岁月时，徐铸成写道：假如当时的《文汇报》有一点成就和可取之处，那首先应归功于邓拓同志的全力支持。就我们自己的同志来说，我以为，致力最大、贡献最大的，应推浦熙修同志。（《怀念浦熙修同志》）
储安平身上又是一番人生景象。
早在当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徐铸成等新闻界人士，《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党员常芝青也在座。作为民盟中央的机关报，其总编辑从来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与现任的常芝青不同的只是，第一任的胡愈之，第二任的邵宗汉，他们的党员身分未曾公开而已。在对《文汇报》赞赏有嘉之后，毛泽东似乎突然想起了这点，他的目光转向了常芝青：
“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中宣部、统战部立即忙开了，在一番选择之后，“储安平”三个字摆上了胡乔木的案头--
他是英国留学生，本人也风度翩翩，宛如一个英国绅士。且才华出众，在三十年代初的《新月》杂志上，如果说罗隆基大气磅礴的社论让读者振聋发聩的话，那么他的文笔清丽的小说、散文，也常令读者耳目一新。
1946年4月，储安平拒绝了南京政府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只身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创办起《观察》杂志。他亲自起草的发刊词，最好地表达了该杂志的面貌：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杂志约请全国六十余位各界知名人士为其撰稿，他们大多是“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对读者极具号召力。储安平自己也几乎每期发表抨击国民党弊政的入木三分的评论，因此日愈博得知识界的青睐，创刊号印了5000册，各处纷纷告罄，又六次加印，总印数达11000册。至1948年底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时，印数已达10万多份，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一个得仰起头看的天文数字。曾在《观察》和他共事多年的林元先生，临终前回忆到：“储为人精明，说话条理明晰，虽然是大学(复旦)教授，却似个事业家。”
刊物遭查封时，储安平正在兵临城下、风声鹤唳中的北平，他忙于搜集平津战役的材料，在自己的笔下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透射出新中国的第一线曙光。杂志社的两位同事锒铛入狱，他本人也在特务的时刻追捕之中，只好暂且藏身于城里的府学胡同。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他直接住进了正海容天下志士仁人的北京饭店。当周恩来到饭店看望大家时，还特地到他房间里坐了坐，两人有过一番饶有兴致的谈话。
在徐铸成先生1949年9月29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视察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由此可见，改朝换代之时，多少盛举，多少政务，一本区区《观察》却萦绕中共领导人心头。果不其然，胡乔木、胡绳专为此事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总理，后者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
办了一年多，刊物改名为《新观察》，既然加了一个“新”字，便意味有什么旧的东西得抹去，似乎首先被抹去的是花名册上“储安平”三个字。
他被调到新华书店总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调出版总署任发行局副局长。无论调去哪里，他都是一瓶可搽可不搽的增白美容霜。他一定不想总摆在他人的梳妆台上，自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便从“梳妆台”上出逃了，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约记者的身分，去全国各地走马观花，发回的系列报道不仅发在《新观察》上，也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转载……
犹如解放前他是自由撰稿人一样，本来储安平也不想参加任何党派。他信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行为操守：他从不去利用谁，也不愿被人所利用；从不去戒备谁，更不愿自己遭人戒备。他不但在风度上，还在人际关系上，都有英国绅士的派头。比起当年同住北京饭店的多数人，他当今的处境显然不得志，他大约有了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他经不起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多次劝说：民盟这边有他三十年代的老友罗隆基，九三学社这边许德珩主席是他尊敬的师长，中央委员会里袁翰青、楼邦彦等位也是他无话不说的朋友。温文尔雅的储安平，无法顾此失彼，便同时加入了这两个党派。耐人寻味的是，进去之后，九三学社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并代表九三学社出任《光明日报》社社务委员；而在民盟这边，他只是一个一般成员。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上午9时，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各部主任的面前。章伯钧以不冷的口气，说了一句不热的介绍：
“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将会增加《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这句话等于没说，作为作家，储安平早已如雷贯耳。应该介绍的，诸如：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但在“公推”之前，却是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
储安平不会没有疑虑，自己白手起家的《观察》，都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睁睁地由其从自己手中溜走，怎会从天而降地又给自己一张报纸？但胡乔木的热情，李维汉的嘱托，也许还有鳏夫十年后刚刚新婚燕尔的幸福，将这份疑虑给打发了。可眼下，又一份疑虑萌生了，几个月后储安平这样交代道：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但以储安平的个性，他不会去在乎章伯钧的态度。而且正因为这态度，他关于施政方针的简短讲话，才表现得相当地硬气与坦率：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储安平很快便拿出了当年办《观察》的劲头。按照胡乔木“多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一上任就给一百多位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组织好施工队，转过身来，他又大汗淋漓地将报社搬上了脚手架，摆开一副要对报社全面改造的架式：请人来作主笔。为各领域的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由社委会授权写作社论，关于这点，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解释道：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要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
储安平大刀阔斧的行动，去故布新的构想，在京、沪知识界引来一片喝彩声。
费孝通称他的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名记者子冈有了为他写一篇通讯或是特写的冲动，题目就叫《新总编辑上任记》。他到上海时，赵家璧等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设宴接风，约好下午七点开始，九点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刚上了几样菜，几乎凳子都未坐热，来了一辆小车，又将这“鱼儿”沉去了水下……
俨然一副寸阴寸金的“党国栋梁”气派。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储安平也去了，在感觉到“老和尚”无比真诚的同时，他更加深感自己作为八个民主党派喉舌的报纸总编辑，对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负有的重责。面对开初几天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失重”与“晕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你不发言，我点你的名让你发言；你不到位，我努力帮你到位，储安平亲自修改一些重要的争鸣稿件，如国务院参事范朴斋一篇题为《会外之音》长八千余字的文章，经本人删改成七千字后仍显芜杂，问题没有点透，储便自己动手，精要为四千字后发表；你不写稿，我派记者去帮你写稿，此即后来被称之为“最恶毒的”去上海、武汉、南京等九大城市开座谈会的主意。
大批的记者下去了，宛如一队队的战斗机群飞去了四面八方，其任务便是促使各地的知识界，撤去“失重”与“晕眩”的炮衣，从心灵的窗口里勇猛地伸出高射炮口来，去“大鸣大放”，以筑成整风运动里异常壮观的火网。
储安平惟恐有些地方的高射炮推不出来，或是推出来了，一发射便是哑炮，他特别指了几个名字，在他看来这几尊炮不仅挺进快捷，且有相当丰富的弹药储备。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
“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却无事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碰到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
除了极少数的几架飞机偷工减料，马马虎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绝大多数的飞机都拼命地往所在的方位投掷鼓动的炸弹，后一部分人的“家园”更是被不遗余力地炸得一片绚烂。最具代表性的是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一气开了三个。他也没有写通讯的任务，他又走笔如风，唰唰地一写三篇，在炮火里写作，才思还颇为敏捷，诸如“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
两个月后，这些记者们无一不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
民主党派里不是没有人担心：中国的政治天空上，何曾隆隆划过这样并非亮着鲜红的五星、而是颜色杂陈的机群？
就连将他请出来的小同乡胡乔木，此时也在《人民日报》社内部，说了一句怎样理解似乎都不为过的话：现在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已不在《人民日报》手里，而被民主党派的报纸拿去了……
5月7日，在报社一次大会的报告中，储安平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颜色杂陈的机群，却是从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那宽厚的手掌上起飞的。他又否定了个别人危险的想法：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就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西方存在着反对党，各自的政治目的都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区别，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新型的民主制度下，民主党派也参加了政权，不是反对党，自然《光明日报》也就不能办成反对党的报纸。
他以为无论有着怎样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人在料定自己平安无事却又干着什么壮举的时候，总会说上几句豪言壮语，有着英国绅士派头的储安平先生，似乎也难免俗。他的一番豪言壮语是--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看要碰上多少暗礁。
于是，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编发了22块整版近13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暂时储安平还不会感到自己的豪言壮语，将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因为从5月6日开始，机翼上亮着鲜红五星的战斗机群也陆续起飞了。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
据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
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
如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五月十五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五月十六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熊克武等人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
其他意见还有，应该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
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
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然，即使写于近三十年之后，对1957年已有深深愧疚之意的李维汉，也很难将反右运动一笔勾销，他认为：
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虽然列出了一些“右派言论”，但因未点出是哪些人青面獠牙，在磨刀霍霍，摇旗呐喊，故均无出处；且沿用的一看便是当时经过明显掐头去尾的言论，如果我也列在这里，不足为据，好在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到排山倒海、层层迭迭的“右派言论”。
其实，在上面所列的“正确的、很好的”鸣放里，已经显示了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会有一个怎样的理性走向，以及一个怎样的感情温度。与“右派言论”虽也有区别，但不过是前者空洞些，模糊些，圆滑些，而后者具体些，明确些，天真些；或者换一个说法，在一个理性方向上，前者走了三十步、四十步，而后者走了五十步、六十步，在同一感情水银柱上，前者升到六十度、七十度，而后者升至九十度、一百度……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毛泽东1955年以来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展现，即使在以上被李维汉认定为“正确、很好的”鸣放里，有让他听了如和风吹拂芊芊春草一样感到抚慰的意见，如“一切搬用洋教条”之类；但也不乏有让他老人家听了似夏日蝉雨般刺耳的言论，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评判，“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一类明明答案已经放好在口袋里的设问……
倘若注意起这两点，就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14大鸣大放高潮
让我们暂且将毛泽东的心思放在一边，去关注自5月上中旬起，在全国知识界渐成燎原之势的大鸣大放高潮。
5月5日，在武汉东湖之滨一座精致的招待所里，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能看到对岸珞珈山上美观建筑物的窗外，毛毛雨下个不停，正是黄梅时节。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
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谈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处和须教育的地方。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不起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请教打倒墙的办法。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说：
过去几年的运动，都是党员整群众，现在又被人看作群众整党员。有的人表示，现在把肚皮撑大些，过几年后党员再整群众，过几年……互相整下去，还得了！过去党员犯错误，党内也整，可是方式是反复说理、耐心教育，想不通时还可保留自己的意见，非到不得已时不处分。党内虽整，但对外一致：像铜墙铁壁。因此像是对党员照顾面子，对高级知识分子不照顾面子……
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
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分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他们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些现象……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巫一舟说：
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便有。可是过去多是用两种办法对待：一、鸵鸟式的把头埋起来；二、像对待敌人似的用简单逻辑、简单办法：知识分子爱发牢骚，牢骚就是对领导不满，对领导不满就是反党（因领导大部分是党员），反党就是反人民、反革命。有些具体事例，也令人害怕，所以不说话，不写文章……
座谈会从早晨开到下午六点多，始终发言踊跃。去武汉采访了这个会议的《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吕德润感到：人们去拆“墙”了，一件前景无法估量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正式动工了！
5月5日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连续举行座谈会。
很多人的发言认为：广东文艺界最严重的问题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它所导致的宗派主义。周钢鸣、黄谷柳说，即使在座谈会上，宗派主义仍旧像个幽灵在徘徊。有一位党员作家对秦牧这样说：“你的杂文写得很好，如果参加过土改，会写得更好。”这种讲法，使一些作家感到有一个毕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因为今后再不会有土改。同时，对以后将怎样改造自己也感到彷徨。
欧阳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执行起来有很多障碍，而主要的障碍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思想、作风和习惯势力。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杜埃检查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一阶段的思想，认为自己受了陈其通等人的影响，后来有了转变。他也认为，“在华南，主要还是教条主义的障碍最大，而且很顽强，要彻底反掉不容易”……
5月11日，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参加了福建师范学院教职员工鸣放大会。该院各级党员干部全部出席。十几位教授心情很是激动，在会上侃侃而谈，倾吐真情。
物理系主任吴芝兰说：
从1953年到现在，省委一直没有考虑配备懂得教学科学研究业务的党员院长，致使院内各项业务工作停滞不前。学校清一色党员领导，院长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学习，搞了半年还是外行，说明办学决心不大。在团结知识分子、依靠老教师上做得极差，不过是发发戏票，办个食堂而已。几年来二百多讲师中只吸收一人入党……
中文系主任黄寿祺说：
院领导不懂办学，以搞“革大”和在军队一套来办高等学校，作风生硬，工作行不通又不虚心。学校“长”风盛行，行政上一个党员科长比系主任权力还大。某些青年党员负责系的政治工作，说教授思想觉悟差，有埋怨情绪；自己却像个傀儡，不深入群众工作，上面要什么就来一通汇报，常常是片面的。这种青年党员可谓“太上系主任”……
同日，省委书记江一真在厦门大学，参加了长达十个小时的老教授座谈会。
汪德耀教授说，党领导科学，要善于依靠广大科学工作者，要放手，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干涉过多或漠不关心。
植物学家严楚江说，有人硬说党能全面地领导科学，这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
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批评了党与非党之间冷冰冰的情况，教师看到支部书记很像惊弓之鸟，这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现象要尽早消除……
也是在11日这一天，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邀请部分中学教师来市委座谈。他表示，屋檐水能滴穿石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领导一起推倒人为的“墙”，党一定给大家撑腰。
中学教师们纷纷倾吐衷肠。
第六中学刘恕说，市委本来我们应该经常来，但从未来过，这就是矛盾。感谢毛主席一阵春风把我们吹来了。教师们拥护党，但与党员谈不拢，学校领导不喜欢听人提意见，对看得惯的人锦上添花，对看不惯的一棍子打死。
第十一中学的林柏渊说，校长处处特殊化，不和教师共甘苦，群众不满，总务主任就辩护说，校长革命功劳大，不能和一般教师相等。如有人提意见，就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
第七中学熊万丰说，学校在讨论安排教学问题时，有教师发言不合校长口味，他就批评这是先进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吓得教师不敢再讲。学校在选人民代表时，校长说候选人名单是区委指定的，谁不选谁就是反对区委……
还是11日，下午二时，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了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170人，列席代表950人，和邀请到会的政协上海市委全体委员，共计2700余人。代表中有近半数是党外人士。在此之前，从4月16日起，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在社会各界开了十六个座谈会，为这次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
他宣布，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整风运动的开始。他指出：从市委召开的许多次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我们有很多缺点、错误：有少数党员立场不坚定，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把群众看成低人一等，自己则高人一头。领导与群众发生问题时，不是首先分析领导上的是非问题，而是“我总是对的，你总是非的”。不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不是用理服人，而是采取打击、压制的方法来对待群众。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勤务员、民主等等，对少数党员说来，完全是一句空话……
上海党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与市委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上海党在整风中要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五个方面来进行检查。检查要从科长以上的负责干部开始，特别是要从上海市委开始。整风时间至少半年，办法是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边处理。目前应该坚决地放，大胆地放，特别要在放的过程中结合改进工作，让大家看到放的好处，看到批评后的好处。
最后，他向党的负责干部提出：“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他说这四句话，不仅要在整风中这样做，还要今后永远记住，这样就能团结全体人民，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李炳炀说：“即使在几分钟以前，我还是决心不讲话的。”可他毕竟说了想说的话，而且还不至一次地说了很多的话。这样的人岂只一个？在这次会议的讲坛上，在与此同时召开的政协会议大组、小组的发言中，诸如“这是我第一次‘告状’”，“这是我多年想说而不曾说出的话”……犹如电影院散场后，地下俯拾即是的话梅核、瓜子壳。
老科学家黄鸣龙说：“我原来顾虑我的意见会被视为对抗性的矛盾”，话一出口便担心要打成“南霸天”的他，陡然成了“红色娘子军”的政委“洪长青”，他不但全盘托出，由党报全文刊载，而且还做起他人的工作：“我们既是共产党的左右，他们的偏差实在也是我们的过失，他们错误我们应知愧悔。”已经14年不敢发表文章的林同济教授，也掏出笔来跃跃欲试，在过去视为满是网眼的稿纸上，一格格地打开心灵被锁死的抽屉。
上海财经学院叶元龙教授，在宣传会议上听了48个人的发言后，实在坐不住了，激昂慷慨地说：
“我本来是来听听的，听了大家发言，才知道共产党是叫我们来批评他们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叫一批人来批评自己。这不正是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吗？”
连日来，在政协会议上各小组提出的意见已达1623条，牵涉到69个单位。市人委的人民接待室也是门庭若市，群众来访比整风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反映问题的来信也增加了30%左右。全市各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都纷纷举行座谈会，宛如呼警救火，电话从四面八方打进报社：“来采访我们单位吧！”“来听听我们的声音吧！”一批批记者疲于奔命，脚底生烟；一家家报社如牛负重，气喘吁吁……
八年前的5月，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上3万多学生举行了迎接解放的大游行，那震撼黄浦江畔的歌声，至今让上海人民记忆犹新：和平民主的花儿开，
自由幸福的日子来，
它好好长起来，
别让它遭灾害……
眼下不正是“和平民主的花儿”，已经摇弋出一片姹紫嫣红的日子吗？
上海，热浪滚滚的五月。诗意浓郁的五月。“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正一丝不苟地在黑板上书写老师教导的五月。
新华社自豪地向全世界报道说：“上海的民主空气空前活跃。”
暮春已过，初夏来临。无论是自然界的温度，还是人们的感情温度，更是明显地高涨起来。目前尚无人在公开场合提醒，在这温度骤然变化的日子里得注意“感冒”，只有人在鼓吹别多穿了衣服，以防“中暑”……
比如，15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接见日本戏剧访华团时说道：
“对人民我们只采取说服的方法，这就是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人民可以宣传社会主义，也可以批评社会主义；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
比如，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向4000多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时，要求打破“五怕”思想，大胆放，大胆鸣。这“五怕”是--
一、怕党员不许放，不许鸣。李富春说，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二、怕整。他说这大概是因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运动时，有些人被整过，感情上还有影响。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已不同了；
三、怕说错。他说共产党还常常不免犯错误，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纠正。要是大家都怕说错，怎么鸣得起来争得起来呢；
四、怕“围剿”。李富春说，党中央对“围剿”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提出了批评。王蒙的作品有缺点，也有正确的一面。是真理就不会怕围剿，真理总归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说那更不必顾虑。大家鸣大家争论，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求得共同的认识。
比如，18日、19日两天，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计听取了教授们十三个小时的意见。
大家反应最强烈的是：党群关系紧张，在于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看法不对头。人事部门只知道政治历史，不知道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情就去翻档案袋，查老账。党群关系不好，还因为中间隔了一层年轻的党团员和所谓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根据领导的胃口逢迎领导，又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使领导偏听偏信……
陶铸就此说道，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分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这七年，党和大家已互相了解，疾风知劲草，大家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坚决揭开这两校的盖子来。
五月酥暖暖的阳光，宛如异性一双妙不可言传的手，在撩拨人们的胸膛。
越来越多的人们，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将身上穿了多少年的一件本能的“外衣”，即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面孔、统一的颜色下，竭力掩盖自己、省略自己、乃至扑灭自己的本能，脱去得越来越少。即使在一些敏感得几乎打个喷嚏，也像是资产阶级透过棺材板打出来的领域里，也是如此--
16、17日两天，首都经济学家连续座谈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
会议揭露了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它主要表现在对旧经济学和经济学者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严仁庚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和目的性是应被否定的，但是它的某些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中，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各种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和储蓄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消费倾向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研究的。过去一提心理因素在市场上的影响，就会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市场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是有影响的。
经济学家孙毓棠、范若一认为，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料对经济学界保密太严。有的材料主任能看，处长不能看；处长能看的，科长又不能看，于是经济研究机构变成了意志消沉的“计算车间”。这原因无非是对旧经济学者知识的积累估计过低，对他们在解放后的进步更估计不足。
会议还对经济学界迷漫着教条主义与盲目服从权威的思想，表示深深的担忧。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
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楠说，有些财经方面的重要政策问题，上头怎么定，下面怎么讲。比如轻重工业投资比例定为一比八时，所有的文章都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以后改成一比七，我们又处处宣传解释这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的咀唇摆来摆去，还算不算咀唇，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重大政策问题的制定，经济学界该不该参与讨论呢？
17日，江苏省过去从事法学工作的专家、教授们，在南京民盟聚会。到会人士一致认为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是一棍子打死的粗暴作法，此后五年来一直没有注意到法学工作者的使用安排等问题，他们犹如一群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有的去教外文，有的去管图书资料，有的挂了一个“参事”头衔实则赋闲在家……
吴学义教授说，目前不能专靠方针政策判案，方针政策代替不了民法、刑法。若要健全法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培养司法人才便是当务之急。王辉明教授说，旧法学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应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几年来我们接受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水平低，但愿继续改造以便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从事工作。同时，法学也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如对旧的全然不知，又怎能批判它、超越它呢？
至今感到“春来春去无消息”的专家、教授们，一致决定上书周总理，呼吁改变目前用非所学的处境……
即使在乍暖乍寒晴复雨的杭州，住在市郊龙井乡的浙江省惟一的一位专业作家陈学昭，脚上穿着棉鞋，书房里的火炉尚没有撤去，也敢在专程来采访她的《文汇报》记者面前，脱掉自己身上的那件“外衣”--
今年4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邵荃麟到杭州来的时候，找过文艺界的同志开座谈会，这是浙江文艺界自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第一次座谈会，七十多位同志基于热诚来参加了，省委的领导同志却没来。面对文艺界在浙江感不到温暖的现实，我不能不说话了，因为我是党员作家，其他的同志、尤其是党外的同志们都在注视着党员作家在这样一个会上的表现。我决定说出自己的意见，随后其他同志对省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面提出一些批评。但是这个会后，省文化局的某负责干部竟然说同志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是些毒草”，“是出省委的洋相”……
这些年来，人们挨闷棍的事情太多了，往往没头没脑地一记闷棍下来，这严重地伤害了大家的心。邵荃麟走了，文艺界好不容易起来的热情又冷了，各人也都回到自己的老窝里去了。在浙江，搞文艺工作还是那样难……我是个极单纯的人，虽去国外八年，又到延安，还参加过1942年的整风，可我现在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人，懂得一点生活，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尽管陈学昭女士最后一句话，还是至少说早了二十年，但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她毕竟有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
然而，在北京大学琼楼玉宇、叶茂花繁的校园里，一批批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须的年轻人，却自以为有了和中国对话的能力。
这时，在校园外一片鸣放高潮的呼唤下，自“五四运动”以来，一个一点火就酒精灯般发出蓝盈盈火焰的精灵，一个当局总想抓住却总也抓不住的精灵，宛如苏格兰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从未名湖里急剧地升腾起来，并在他们青春的血脉里躁动；
何况，在这之前校园里广为流传的刘宾雁、王蒙的小说、特写，已拭去他们的眼镜上被理想化蒙住的水气，与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也几乎天然地拥有年轻人对于批判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使命与激情……
5月19日清晨，第一张批评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大膳厅的墙壁上，来自历史系，署名“一些团员和青年”。内容是质询校团委：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随即贴出的第二张大字报，作者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内容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推动整风。当晚，在大膳厅召开全校团员大会，来自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党委副书记崔雄昆，以一副钢铁般冷峻的面孔，在会上说：我们不禁止贴大字报，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认为贴大字报是一种好方式。
下面当即议论蜂起。有人似乎深知副书记的内囊并不像钢铁一样实实在在，往上递了一张条子：“请问现在北京大学的团员一共是多少？”作为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崔雄昆信口说了一个数字，会场上又是一片哄笑……
当晚，便贴出一张以讽刺崔副书记官僚主义为题材的漫画。
次日一早，在大膳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贴满了形形色色、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有论理的杂文、短评，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调侃之能事的对联，矛头除对着崔副书记压制大字报、以阻止学生鸣放外，有的揭露了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有的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诸如：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但在是否取消或改进上，有不同看法。必须大大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可在是否取消党委负责制上，又存在歧见。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反对入学时硬行分配专业，要求扩大选修和旁听课程的范围……
在这些内容斑驳杂陈的大字报里，有一首律动着马雅可夫斯基风格的诗歌大字报，题目为《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的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两人均是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编委。在编委会里，还有一个来自苏州的姑娘，她就读于新闻系，原名彭令昭，以后用笔名林昭作了正名。进北大后，她屡屡求教于著名的文学史教授游国恩，后者对其比一般中文系学生更为扎实的文学功底大加赞赏，很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来。
有一年暑假，林昭回家，给妹妹彭令范看了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
此人便是沈泽宜。
参加《红楼》编委工作后，林昭发现“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以上见彭令范《心中永远的痛》)
这里的“他”，则是张元勋。
之所以写到林昭这个人物，不仅仅是因为青年时代沈、张两位都对她产生了那份美好且浪漫的情愫，而她因同情、支持了沈、张的这张诗歌大字报，本人也写出抨击极左政策对于人性扭曲的大字报，日后被打成右派后坚不认罪，并向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更重要的是，日后其命运的惨烈与其声名的清寂，恰成巨大的反差。而透过百年北大纪念活动的繁华与喧闹，我恰恰以为她的头颅与脊梁，才真正标识了北大的精神。
犹如在历次运动里，中国的政治厨师们，总是先将文艺这片肉割下来煎炒烹炸，再摆到店面上去展销零售；这首诗也被首先记住，当反击右派开始之时，《是时候了》率先被打成极具“煽动性”、“疯狂性”的毒草……
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在看大字报。教室过道、湖边草地、膳厅寝室、水榭楼台，几乎处处在议“民主”，说“整风”，并就大字报内容的是与非展开热烈的争辩，不过一日之间，自由鸣放的风气弥漫了全校。
20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教授代表党委讲话，他对崔副书记昨晚的讲话表示了遗憾。并认为目前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师生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正是提意见的有效形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希望大家能继续利用这一形式来协助党向“三害”作斗争……
大字报在北大更加活跃起来。大膳厅周围所有可利用的墙壁和立面都贴满了，这儿辟为“民主广场”、“红楼”，那边叫“自由论坛”、“民主墙”……有个人具名的，有几个人合写的，也有班系学生会主办的，两天之内就出了500多份大字报。批评的内容也更广泛，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各个领域照搬苏联的模式、高等院校专业与课程设置的高度政治化、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等问题。
此外，还有相互间争论的：有肯定绝大多数大字报是真情流露的肺腑之言，有认为有些大字报在趁机发泄个人及家庭的私愤；有的指出某些大字报是毒草，有的却以为即使是毒草也何足为惧，争鸣刚刚开始，倘若就要拔除，香花也会连带遭殃……争论的用语极其尖锐，且指名道姓，毫不留情。
不是没有人担心大字报的矛头，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去杞人忧天，其中包括一部中国历史似一只波斯猫一样在他怀里卧着的翦伯赞教授，和银髯飘飘、颇有古道热肠的马寅初老校长。翦伯赞以为，同学们从前有意见没讲出来，直到今天才讲，情绪上有些激昂是可以理解的。大字报就像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在说话，磕磕碰碰没有什么可怕，应该继续大鸣大放；马寅初也认为同学们能畅所欲言，就是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于是在这前后，他本人也抛出了当时被批得遍体鳞伤、二十年后国人又悔青了肠子的“新人口论”……
党组织也在支持鸣放。
与北大八千多学生比起来，贴大字报的人还在少数。除去带有调侃性质的，大字报一般由两种人所写，一种是思想深刻的人，另一种则是有着坎坷遭际的人，而在二十岁上下的莘莘学子中，这两种人并不太多。仅仅靠着当前社会氛围和文艺作品的影响，更多的大学生们似乎还舍不得用自己的学习时间去喂大字报，课余饭后去看看它、议论它，那自当别论。
不愿写就组织你说，全校各系各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发动群众和团员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你说不出子丑寅卯，就说鸡零狗碎，你对校内没有意见，也可谈谈校外的所见所闻。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一向沉默寡言，最后也发言了，他说的是：家中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
此后，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出现了。大膳厅前的广场，开始被人们称之为“海德公园”，成千的师生在这里倾听一场场激烈的辩论。学生会规定每日从下午5时至10时为辩论时间，广场上搭起了讲台，并专辟了两间教室装上播音器材以向全校广播。
23日，法律系学生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辩论开始不久，来自附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程海果，笔名林希翎，身着一件褪色了的列宁装式的女军上衣，晃着一对小辫子，步履飒飒地冲上了讲台，这可是一位让人们心动过速的不速之客。
由“中国人民大学”这庄严而又神圣的校名，我们便可感知，这所当时以培养调干生为主的大学在政治成分上的纯洁性。林希翎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她“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和陈老总带出来的兵”，“在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下长大的革命青年，解放后，经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但是，再纯洁的地方，在鸣放中，还是被纯洁者本身搅成了一锅粥。
此前，林希翎已经在人大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个下午，由她演讲引起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顷刻间遍布了校园。在礼堂对面的墙上，这边刚刷出大幅标语：“向除‘三害’的勇士林希翎致敬！”那边即被贴上“林希翎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必须批判！”几分钟后，这条标语的下方，又有人铺纸挥毫：“反对卫道者！”墨迹未干，后两条标语的顶上又出现一条：“坚决卫社会主义之道！
但是，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对她一对闪烁如墨玉的乌黑眼睛下，那演讲时条理清晰的表达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语言，留有深刻印象。几十年后，当时人大的一位同学，在回忆录里如是说：“我听过不少教师讲课，听过不少同学发言，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林希翎的鼓动力！”（鲁丹著《七十个日夜----大学生眼里的1957年之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林希翎好似一只淘气的猴子，溜出了人大，溜进了政治成分显然复杂得多的北大，大概她想在北大呼唤起更多的知音……
这天辩论会上，林希翎说道：
为了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要说这是社会主义，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人民群众能真正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既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南斯拉夫……
她俨然法律专家的口吻，指出1955年被指控为“反革命”的胡风，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行。
她说：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中的1%！
她说：胡风致党中央的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反对文艺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现中央的“百花齐放”方针与他的意见可谓一致。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胡风案件原因很复杂，他骂人也够凶的，也很艺术，但依此定反革命罪很不充分，主要是那一时期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当时，斯大林的错误未被苏共揭发，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了……
她又说：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
林希翎最能赢得台下二十岁左右年轻人一片掌声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不怕这样讲话。这些日子，我的朋友不断告诫我：“你这个小鬼，你再讲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里去找你，并为你送饭。”虽然这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你们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但是，看样子你们欢迎我，我也来了，我就不怕危险。如果真有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此后，她还来北大作过两次演讲。一时间，她在北大，人大，乃至全国范围，都成了新闻人物，大学生称她为“一支带刺的玫瑰”。反右斗争开始后，林希翎即被《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她的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十分盛行”。
但在北大，林希翎的“风光”，几天后就被一个本校的学生给分享了，此人叫谭天荣。
在北大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历次运动中被视为“右派”头面人物的，都是理科的，文科好似长着个豆芽菜的身子，尚玩不动关云长的那把大刀。谭天荣便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他组织了“百花学社”，列名于《广场》编委会，它们均为当时北大学生中最有影响的民间社团和刊物。自然，日后均被判为非法。据说此人中等个，头发蓬乱，身上邋遢，鼻梁上架着副黑边眼镜，“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整日里一副不思人间烟火的哲人模样，好像刚刚从量子物理学的泰斗玻尔那里出来……
谭天荣到底讲了些什么，虽然当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所揭露，诸如他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还有“三好学生是白痴”……但这显然是经过剪裁加工后的支言碎语，不足为据。
四十多年后，谭天荣自己回忆道--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个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吾生晚矣，但对于新中国最早的这两位“学生领袖”不妨有一番瞎琢磨，谭天荣大概和林希翎不同：林希翎些许是凭着悟性与勇气跑上讲台的，他则是被一本本自己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还有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世界观，给台阶般送上讲台的；林希翎一网撒下去又捞起来的鱼不少，但风卷残云，囫囵吞枣，他只挑其中最大的，在逻辑的舌头精心地操作下，盘子里头是头，尾是尾，给人一副颇为完整的理论鱼骨；林希翎也能讲，不用稿子依然锋芒逼人，激情灼人，现场气氛热烈，可能在人们心底里积淀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谭天荣的每一次演讲，每一份大字报，都好似狡黠的店主在川味火锅里放进了罂粟壳，能让人们在一番淋漓痛快之后，还有几分绵长的理性回味……
在一份《广场》里，留下这样的纪录：“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导，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直到5月25日，人们才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北大运动情况的报导。
27日，《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大学“民主墙”》的通讯，在结尾处，他写道：“就在这个激荡的时候，我看到了同学们是多么的有条不紊，遵守着次序。他们照样地用心听讲，在实验室中专心一意地工作，在运动场上打球。图书馆中仍然是座无虚席。年轻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唇枪舌剑，争辩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不尊重对方所出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权利。他们自己要讲话，但也让别人讲话。
“我不禁想：我们党有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什么困难也是能克服的。”
可以说，直至1957年6月8日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大抵像北京大学校园里一样，除了预料到党在中国天空上的星阵将会有令人欣喜、鼓舞的变化外，绝少会有人感到自己命运的轨迹，将因这神州充满了心声交响的初夏而顿然发生逆转；
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像刘光华一样，相信在毛泽东开的这家“整风”酒店里，门口挂的是羊头，香气扑鼻时端出来卖的，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羊肉。
15吴晗悄然去了太湖
不是没有人怀疑终将端出来的是狗肉。
尽管这种人少，少得以致我们可以认为人在某些方面比不上老鼠：据说，在房子起火或是船沉之前不久，老鼠会成群结队地搬往别处去……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有位党员，是入学前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调干生。鸣放开始后的一天，他回原单位去玩，正碰上本处的老处长。后者当即似审视犯人一样地盯住他：
“听说你们北大贴了不少大字报，很热闹？”
毕竟干过几年公安，不像一般同学那样未经过世面，对校园里出现的大字报，他既不太兴奋，可也不发怵。党不是号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何况有些大字报上的观点在自己的心里也引起了共鸣……他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正要走开，老处长一把拉住他：
“你没看出点什么东西来吗？”
他感觉处长的目光麻花似地拧了拧。
他熟悉这目光，过去审讯犯人时，每当犯人避实就虚，处长就会投去这样的目光，它宛如一副冷峻的无形手铐，很快便让对方企图挣脱出某个要害处的灵魂，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原处。眼下，他经这一拧，拧出了一身冷汗，他那颗有几分躁动的心，在走回校园的路上就已变成了一块石头……
写出了《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几十部长篇小说、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张恨水，笔下虽沉溺于才子佳人的恩怨，痴男旷女的缠绵，人却也机警得像是在一条无形的战线上干了几十年的老公安。
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吴冷西点到他的名，请他发言，他站起来，马上说：
“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口气极为真诚、谦恭，脸上笑纹的辐射也恰到好处。给人的感觉是，倘若他不是真似一头正趴在禾草堆里反刍的老牛，对一切都感到满意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超级演员……
主持者又点到坐他前面的谢蔚明发言。谢蔚明清了清嗓子，正要讲什么，突然感到后面有人在扯自己的衣服，回过头一看，此公又是张恨水。谢蔚明的话，一下“出口转内销”了……
最机敏的要算吴晗。
历史上有这样一件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当即便酝酿复员之事，即迁回北平，恢复各校。此时国民党当局却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昆明的局势进一步严峻起来。从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以后，在民盟团体精神的熏陶下，和其妻袁震--一位中共大革命时期的党员的影响下，他一直是以一位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除积极参加民盟云南支部的活动外，他撰文写作，以古讽今。每有集会，必登台演讲：
“……为什么有史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华民国，不仅是一次次重复着民族的悲剧，而在近百年来又一次次蒙受着民族的耻辱。几千年来民众只有一个愿望，安家立业，国泰民安，为什么这个起码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呢？几千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又为什么直到号称‘民国’的今天，仍是如此渺茫呢？”
揭露黑暗，谴责独裁，召唤民主，呼号救国，是他这一期间一切言论的中心。因此他为广大的青年学生们所敬仰，也与闻一多先生一道，被国民党当局诋毁为“领取了卢布的吴晗诺夫、闻一多夫”。
这时，正蓬勃而起的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学生运动不能停止，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交接，已风闻被特务机关列上了黑名单的闻一多表示：只要昆明还有一个没有复员的学生，我就不走！同被列上黑名单的李公朴、吴晗以及其他著名民主教授，也有此相约。
后来的情况却是，袁震的肺结核病突然犯了。
因妻子长年患病，夫妇二人也长年隔墙分睡，但吴晗对袁震始终体贴入微，恩爱如初，即使在昆明最穷困的日子里，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去肉摊上买最便宜的肉骨头，去河边磨着性子钓鱼，乃至给妻子输血……对此在昆明知识界里传为美谈。
于是，吴晗顾不得自己的承诺，提前走了，送妻子由重庆转去上海治病。几乎他前脚走，后脚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以自己血染的承诺，在地平线上蠕动起黎明的第一缕曙色……
两年后，吴晗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又过一年，他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副主任身分，气宇轩昂地接管清华大学并被任命为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再锦上添花，做了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当年同在昆明的知识界朋友，私下谈起那段往事，总有人心存疑窦……
疑窦总归是疑窦，没有人说得清楚。
能说得清楚的是下面这件事，与吴晗同时代的学者，几乎无人不知他与胡适有很深的一段因缘：
胡适曾做过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这期间吴晗正在这所学校念书，因家道中衰，父亲卧床不起，除偶尔得亲朋接济，主要靠写稿挣钱上学。临近毕业时，他写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很得胡适赏识，并推荐去《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吴晗即以此为盘缠来北平，按胡适的介绍投考了北京大学。尽管他能凭一条小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行李，从浙江义乌的家乡，一路风尘仆仆走进了上海，又走来了北平，但在数学考卷上却挑不走一个“0”。而当时北平三所一流大学--北大、清华、燕京，有个同样的规定：凡考生成绩有一门为零，即不录取。
他落榜后，胡适即拜托顾颉刚先生为他在燕京图书馆谋到一份工作，以暂栖身。在这里，吴晗又考了一次，他还是挑不去这个“0”。但他利用燕京丰富的文史资料，完成了一份《胡应麟年谱》，其中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先前的假定。此文一出，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这才使清华大学于次年破格录取了他，并直接进二年级。
清华此举，震动了北大、燕京，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此时已来北大担任文学院长的胡适拟议修改原规定；燕京的顾颉刚等教授则找上门来，希望他仍回燕京，并在燕京就读……
吴晗本人却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多的是走进清华园的才学，少的是走进清华园的银子。胡适赶紧把锅下的火给熄了，又托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为他在校内谋得工读生的待遇，即让吴晗在清华图书馆每天整理两小时的清室大内档案，月薪为25元。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一人每月有4、5元钱，就能过上中等平民的生活。于是，吴晗的学杂费用、生活费用，得以一并解决……胡适不像当今人们司空见惯了的一些“伯乐”仿佛戴上了三千度的近视眼镜，牵出来的不是千里马，而是偷油吃的老鼠。与童谣里唱的那只老鼠不同的是，眼下的诸多“老鼠”偷油吃，上得去，也下得来。胡适给中国的史学界牵出来的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而且对吴晗犹如再生父母般的关怀，也不需零星半点“油”的回报。
吴晗却回报了，解放后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论”的靶场上，也有他射出的“子弹”。
吴晗无疑是被迫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吴晗颤颤抖抖的“枪口”，一定招来了一道道疾如猎犬的目光，始终有人认为解放后他未能在思想上很好地清理与胡适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在彭真信任他，彭真平时总亲切地称他为“教授”，只有在公开的严肃场合才称他作“吴副市长”或是“吴晗同志”。可彭真一个人撑不起中国的天，大概从彭真对鸣放、整风的态度上，他已察觉在中国的天空上，那种好似常常笼罩在莎士比亚一出出悲剧上的不祥符咒，正在悄悄地汇聚。他不会不担心这天空一旦翻过来像口漆黑的锅底，将更加牢牢地夹紧自己那段欲割难割的“尾巴”……
当整个5月，首都知识界在整风中激昂得淋漓大汗之时，吴晗悄然去了太湖度假。在鼋头渚上，他迎着蓬蓬吹来的湖风，通体生凉，恍若新浴……
作家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记录了又一位有识之士，这便是他的岳父张宗麟先生--
“他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还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三十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三十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
尚在丛维熙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日，这应该是在1957年的3、4月间，即政治气候还在乍寒乍暖之时，他回到家里，兴奋得手舞足蹈地向妻子张沪转述了讲话内容。在十六岁的花季便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眼下又在《北京日报》当记者的妻子，无可无不可地听完，却兜头给丈夫泼来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工作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么！”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妻子是理智型的人，丛维熙只当是她个人的判断，并未打算在意。但是，妻子又一脸郑重之色地补充了一句：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丛维熙“深感突然……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作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党员，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还是一张白纸，他一定想和妻子作一番探究。张沪显然在“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根本原理”之上，还有一条“相信爸爸”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
如果说警觉是一双双蝙蝠惊恐不安的翅膀，那么张宗麟的“蝙蝠”飞自历史阴暗的房檐下，而刘宾雁的“蝙蝠”，则扑腾在现实挂着一串串冰冷眼睛的林梢间。
与前者还有不同的是，后者的警觉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表达的，它将使我们感觉到二十多年后，作家张洁给刘宾雁起的一个外号“笨人刘老大”，并非戏谑之言，眼下他这样做，是不是真有点“傻”、真有些东北的“二杆子”味呢--
5月间，刘宾雁在上海的那次采访。在写完了交给本报的通讯、寄给《人民日报》的《记者这一行》之后，他意犹未尽，又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
请尽速转交
敬爱的毛主席：
自从“放”的方针开始执行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这新的方针以及变化，党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上海的一些工厂里发生了骚动，据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去北京向您请示，又听说您在6月1日将就这一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另一次报告，所以我想把在上海想到的一些意见向您作一报告。我是党员，《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几年来跑过东北、西北、中南各省与上海，党内与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时常引起我的（如像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忧虑。我衷心拥护扩大民主生活与整风的方针，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说过：“为了取火，免不了就要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这种傻瓜在我们党内是大有人在的，至于连煮饭的火也畏惧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您一定知道党内那种保守势力必然要对这一方针加以抵抗，希望您无论如何不要轻信这种人的意见以及他们所反映的情况……
请您注意：
写了这许多您一定早已了解的情况，无非是由于一种忧虑：在上海以及哈尔滨与一些负责干部的接触中，深感某些人的感情与中央、群众感情的差别已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而这些人在掌权，他们是“势力”，他们有最大的发言权，中央听见这些人说话的机会更多一些。
这些人的话可以轻信么？当然不能。但是如何改造他们？怎样使这次整风也能对这些人有点影响？他们相互间是那么客气又那么互相依赖，党组织与群众的意见是非常非常难发生作用的。需要中央采取措施。刘宾雁5月25日以后，我们将会遗憾地看到，不是所有的警觉，都阻挡住了他们向“右派”泥坑的急速滚落。
如果再往下看二十年，我们还会惨痛地发现：对于一列挂着一个个运动、而且速度越来越疯狂的火车来说，警觉，即使是来自高度理性的警觉，不过像投射在铁轨上的树影一样没有意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几十年来，在风与雨的瓢泼、血与火的熬煎之中，其实，只有灵魂高贵者与灵魂卑微者之分，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侥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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