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其实都是左派（之一）

    在以下两节，我们要探究的是：

    大鸣大放期间，在日后被打成大“右派”的人们，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们究竟又是些怎么样的人。

    自然，无论就篇幅，还是就已掌握的材料，我只能择其首要而记之。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父亲以打渔为业，章伯钧十五岁时，父亲船翻淹死，母亲卖了地，此后他和两个弟弟由两个叔叔抚养。1920年他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回安徽后即当上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恽代英、彭湃等革命青年任教，不久被解除职务。先去日本留学，1922年9月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船上结识了比他年长十岁、也去德国留学的滇军著名将领朱德。在柏林的下榻处，他又见到了热情的主人周恩来。在德期间，他担任了朱德的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1926年春回国，北伐战争开始后，又在国民政府与周恩来重逢，章伯钧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随朱德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潮汕失败后退居香港，与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1928年到上海，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的莫斯科宣言，与谭平山等人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又称“第三党”，即两年后改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组织的全部任务，其实就是朝正忙于在江西“剿匪”的蒋介石身后捅刀子，并以刀刃上掉下的一串串黑血，搅得孙中山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

    邓演达被暗杀后，颇受前者赏识的章伯钧领导起该党，1935年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几年后，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直至今日，章伯钧一直担任该党主席。

    1941年3月，与蒋介石刚刚制造的“皖南事变”那弥漫大江南北的血腥味相比，各界民主人士显然认为自己手里拿的刀子仅够削水果皮，三党（即章伯钧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罗隆基、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左舜生、李璜的中国青年党）与三会（即沈钧儒的救国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会），决定联合起来铸造一把大刀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三年后决定打破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并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在重庆特园召开的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上，章伯钧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这年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热烈赞颂了在蒋介石身后崛起的这支盟军，内称：

    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其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好似一个夫妻双方都有外遇、却又必须维持下去的家庭，宛如左舜生、李璜常去蒋介石那里，一并领取指示和津贴，章伯钧等人也常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

    “那时候，伯钧真忙，天天要找左舜生谈判，回来又要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伯钧每天两头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没几天，我发现他大便里有脓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说，已与周恩来约好上午十点见面，不可失约。就这样他还是出去工作了。那时候，我在重庆城外的北碚工作，没有住在城里。两天之后，我接到电话，说伯钧病倒，已送进重庆的‘武汉医院’。我搁下电话，马上赶到医院，伯钧得了痢疾，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用盘尼西林抢救。那时候，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来了，说道：‘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打了几针盘尼西林之后，伯钧终于得救了。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

    也许此时一定感激涕零的李健生还不明白，丈夫的生命在共产党的眼里如此金贵，并不仅仅是为着与蒋介石那两只小小的“鼹鼠”周旋；还因为在两只大大的“鼹鼠”--分别掌握云南、四川两省军政大权、又同是民盟秘密盟员的龙云、刘文辉与共产党之间，他和罗隆基正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每当刘文辉从驻地西康来重庆时，周恩来便在章伯钧、罗隆基的陪同下，与其进行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5年7月，章伯钧与黄炎培等人一起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恢复国共和谈问题，主张民主建国，反对内战。民盟更被蒋介石视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宣告解散。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由上海秘密撤到香港，同在香港的其他领导人会合，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组民盟总部，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罗隆基，江西安福县人。

    这个位于该省西部的小县，虽不见经传，却给当代推出四位名人，除罗隆基外，还有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王造时、彭文应，和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后者自然得一笔勾去，故世人称“安福三杰”。

    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天资聪慧，又受家教熏陶，1913年夏，北平的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他以全省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进校后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

    1921年夏，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同年秋前往美国，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导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教授。此后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同学中，便有日后当上了美国总统并遭暗杀的肯尼迪，还有大名鼎鼎、对中国问题甩出一本本砖厚般著作的费正清。留美期间，他还一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季刊《中国学生》的编辑。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兼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出于与胡适、梁实秋的友谊，还担任了《新月》杂志的主编，他对文学性质的该刊进行了改革，倡导发表抨击朝政的时评、政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长袖善舞。被骂得灰头土脸的蒋介石，让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解聘了他，又派特务突然闯进中国公学带走他。在遭监禁六小时后，胡适、宋子文闻讯赶来，将其保释。

    本来主张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他，此后却在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踢牢了蒋介石这只“球”，他踢球的风格潇潇洒洒：

    他来到天津，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主笔，以后还兼了北平《晨报》社社长，两辆小汽车轮番穿梭于京、津两城。犹如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情一样，他每月几处加起来千余元的大洋收入也银光哗哗地流淌。他有自备的轿车外，还有洋房，厨房里餐具都有两套，中餐、西餐各一套。就在这铺着纯毛地毯的洋房里，美食伴着美思，他一天写一篇社论，从第一篇《一国三公的僵政局》起，没有一篇不让蒋介石的臀部不觉得火辣辣的，以致于《益世报》从一份教会小报，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他的球还踢得惊心动魄，蒋介石几乎连上洗手间的功夫也在想，怎样给熟稔西方民主政治的他，上一堂中国流氓政治的课……

    1933年秋的一天，罗隆基正要离家去南开上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他即起疑虑，到点上课，天经地义，学生怎会想起问这样的问题呢？在这之前，崇仰他学识和人品的本地帮会头目已悄然转告他，蒋介石派来四个特务要除掉他，请他出外暂避。

    他还是按时去上课了，不过换乘了报馆的汽车，又绕道小路去学校。当车终于平安无事快到校门口，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卡车，上面站着四个穿制服的壮汉，且都拔出手枪，一副迎头要放的模样。他赶紧在座位前卧下，说时迟，那时快，两车一接近，十余发子弹就射了过来，司机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头伸出窗外喊了一句：“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赶快说：“快走，别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

    司机回头一看，车背后满是枪孔，脸赫然变色了：“哪有这样闹着玩的？”

    上完课，下午他雇了一辆有篷人力车回家。晚间津门的街头巷尾就在风传，罗隆基身中十余枪，已魂归道山矣。次日晨，京沪友人的唁电便在他夫人的手里泻成了一条瀑布，望着这哀思袅袅、悲愤滚滚的瀑布，一时间他一定反应不过来：到底是蒋介石给了他一个“黑色幽默”，还是他给不苟言笑的委员长开了一个玩笑？

    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被推定起草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组织章程，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在和龙云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又和共产党派驻昆明的代表频繁往来，最终使昆明与延安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

    1944年春，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策划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颗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

    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

    “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

    “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来人是同乡兼同学、此时正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任上的彭学沛。彭学沛一笑置之后，丢下一句一定让罗隆基十几年后感慨万端的话：

    “努生兄，虽然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我同乡同窗，我却知道你并非‘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不会看你是的。现在他们只是利用你，而决不会信任你……”

    当时，罗隆基显然也是一笑置之的：难道你国民党不是想利用我，而是会信任我？

    他更是“罗隆斯基”了，在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党派里，民盟的代表比国民党多，更比共产党多，每一票无不举足轻重，可仍同共产党定下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小组里，他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好似哼哈二将，轮番上阵，将号称“中国宪法学专家”、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涂在国民党身上的“民主”金漆，给一片片地刮了下来，由其在一阵阵阴冷的土霉味里，露出了中世纪封建古堡白森森的躯壳……

    作为民盟总部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在和记者们的广泛接触中，罗隆基也和中共代表王炳南配合默契，心有灵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叫国民党方面处于尴尬、狼狈之中。他成了当时让新闻界十分注意的“脱口秀”人物。

    “罗隆斯基”浑如顿河流域的自由哥萨克，走到哪里，都骑在自己意志的烈马上，高举锋光闪闪的爱憎，让人们的眼前无不掠过一片红色的旋风--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

    “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杀死他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

    会场顿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

    罗隆基走下讲台，也在台下听着的共产党人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

    “‘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曾征询他的意见：民盟能否先参加政府，新政府调停内战后，再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他告诉将军：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内战不停止，共产党决不会参加政府。这一点是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不是我，也不是民盟任何一个领导人能可以改变的！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当“和谈”破裂、国共两党决意兵戎相见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共驻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的办事机构必须在1947年3月5日前撤离。次日，各报便登出了一则《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内称：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上开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

    随即，民盟总部迁入南京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和35号办公，罗隆基本人及周新民、李文宜先生还搬进这里居住。在上海，民盟同时进驻马思南路原周公馆，作为民盟总部的上海办事处。

    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常务委员兼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年后，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章伯钧一起实际上成为民盟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章乃器，浙江青田县人，著名的“青田石雕”即产于此。

    祖父系清同治9年举人，浙东名士。父亲民国初年任该县议会副会长等职，后赋闲家居，家道也渐中落，差堪温饱而已。江浙两省，清兵入关屠杀最惨，志士仁人屡举义旗，爱国与民主的思想薪传不绝。章乃器自小耳濡目染，辛亥革命爆发时只有15岁的他，便投笔从戎，在南京陆军部下属的飞行营当了一年兵。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后，飞行营解散，他“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国家前途吉凶未卜，个人前途亦四顾茫然。历史似乎觉得中国的将军多如牛毛，逼迫他走了另外一条路：无奈之中回杭州继续求学，可除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外，所有学校都招考完毕。他又无奈地进了该校，第二年，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后，他先后在杭州、北平、上海的金融界服务，虽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自学，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等方面有了相当的研究，以致于严重地损伤了他的健康，他不得不修炼起内功拳法；但面对“去了旧军阀，便有了新军阀，去了旧官僚，便有了新官僚”的黑暗现实，每天被十个阿拉伯数字充斥、在十三档算盘里滑落的生活，实在填满不了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他先是创办了《新评论》杂志，编辑、发行、校对，乃至绝大部分稿件的写作，均由他一人承揽。可在出版了29期之后，被国民党当局以“袒共”罪名，予以查封。

    抗战时期，他不断发表文章，是国内率先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主张的人士之一。他还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底，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秘密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他和沈钧儒、李公朴等14人被推举为该会的常务委员。7月10日，他和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作为该会的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

    7月15日，他又和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冯雪峰策划、潘汉年参与讨论的文件，强烈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颇有些像中共“八一宣言”的复印件，但却使毛泽东发自黄土高坡的微弱声音，在中国的中心地带被极大地放大了，从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意味着经长征到陕北不久、立足远未稳的共产党人，在险遭吞没的中国政治之河里，有了第一条诺亚方舟……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多月里他两次致函章乃器等四先生，内称：“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毛泽东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一道，“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

    吴铁城，这位好容易爬到上海市长的党国大员，却几乎夜夜梦见自己的仕途，将要踏空在章乃器“发光的秃顶”上。在他眼里淹没了上海的救亡热潮泄自于救国会，而救国会的“计谋”，又大抵出自于实际负责会务工作的章乃器那“发光的秃顶”里，他向前者任职的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提出警告，要对方罢免章乃器，否则对银行不利。

    同情他的李铭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主意，由银行出钱送他去英国留学三年五载。章乃器却不能让银行受累，更不愿离开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仅在一两个小时之内，他便自行砸碎了耗费二十年才捧到手里的金饭碗--该银行副经理的座位，上海滩为之轰动了，在有人惋惜、有人嘲讽的同时，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在一封二百余人的联名来信上，这样写道：

    “在两条相反的道路中，你终究毫无疑义的走上了这一条--艰苦地为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奋斗，我们被你这种英勇的反抗感动得掉下泪来……”

    救国会的活动更引起日本驻沪总领事的极度仇视，数次要求上海市政府“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在以出动海军陆战队相威胁的压力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并彪炳于青史的“七君子”事件。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上下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释放后，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主持该省战时财政。途经武汉时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

    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与支持由来已久：多少次他将苏区秘密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送来的外币，通过自己的银行换成钞票，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也是中共党员、后壮烈牺牲的他三弟，通过他将一些处境异常危险的同志，安排进他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奉命来上海，也是先找到他，又通过他与其三弟联系上，由其三弟安排秘密住所隐蔽，后经上海特科安排，转道前往苏联……

    这次，他又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尽力协助新四军的嘱托，针对有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实行物质封锁，他告之今后由省财政厅代办。他还在省财政厅系统里吸收了大批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大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建国后，其中不少人担任了财经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该会总会于1946年4月迁往上海后，积极投入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民建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他和孙起孟等人受命筹建港九分会。为工厂业务，他绕道台湾，在此他办有上川企业公司，并投资拍摄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部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香港后，他又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的营建和交易，这一企业经营得十分成功。

    此时，国民党军事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的财政和经济也陷于崩溃，曾是他小学同窗与好友的陈诚想起了他，一度向蒋介石建议，延请他为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多少年间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蒋介石，不禁扼腕唏嘘道：

    “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1948年12月，当他接到毛泽东邀他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他很快把个人正蒸蒸日上的事业，宛如一个打火机一样，扔进了多年好友、后来成为香港超级富豪之一的王宽诚先生的口袋里，自己便满怀憧憬地北上了。他日后回忆说：

    “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便毅然舍去……”（《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新中国成立后，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国家第一任粮食部长。此外，他还担任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章乃器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见于5月13日他给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送去的书面发言，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以后他又按《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并将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界改造辅导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送交《大公报》，后两文均在6月发表--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

    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主要的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最严重的情况，也只能用“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两句话来形容。这都绝不是什么先天的、本质的，而是后天的、习染的。“阶级的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不会盖进骨子里……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但绝不应过分强调困难到了本质的改造，从而必须在改造近八年仍然需要“脱胎换骨”的地步。这样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正是阻碍了人们的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改造。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话起来……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因……

    王造时，父亲先是放排工人，以后做起了竹木生意，家境小康。在三兄弟里，他排行老三，老二、老三走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恍若一对笑星。除了1957年之后，似乎他一脸眯眯的微笑，一身甸甸的肥肉，就从没有掉过。

    他三十几岁时，邹韬奋先生这样写过：“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6页）

    王造时比罗隆基晚二年离开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家乡，而考进北平同一所官费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同是清华学生运动领导机构--学生代表团成员。他带队在东安市场发表演讲，被逮捕关押了五天。又因参与在福华门门口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关押一天。他的这段经历开始显示了这一种性格：酒精有水的模样，但酒精决不是水。或者说，古钱是圆的，却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圆。

    1925年9月，王造时考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四年后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宛如章鱼浑身吸附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王造时，在美国依然要的是家乡那个与自己定了“摇篮亲”的女子，他节衣缩食，将她接来美国，简朴的新婚仪式上，她从人到旗袍、首饰，一切均是中国“原装”的，惟一不是“原装”的，是随她三寸金莲塞进皮鞋的美国棉花……婚后，他来到英国，又与罗隆基一样，在伦敦大学师从拉斯基教授，研究国际政治。

    1930年秋，王造时伉俪回到祖国。其时27岁的他，已被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聘为教授，后者还请他担任了文学院长兼政治系主任。

    大器早成且夫唱妇随，本就是一幅人生难得的风景，但似乎流经他家乡的泸河，是一条反叛之河，喝了这河水长大的罗隆基是这样，后面将写到的彭文应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从自己的风景画里钻出来，披坚执锐，呼啸向前，从几乎导致《新月》关门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其后接踵而至的《救亡两大政策》、《对于训政与党政的意见》、《我为什么主张宪政》，到他创办一个便被查封一个的刊物《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无不以笔去横扫社会这一幅被国民党作践得不堪入目的画布--“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像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拥护中国的存在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则应之为牛；呼我为马，则应之为马’。”

    读了以上的文字，我们便能说：如果此时的上海滩上，鲁迅的杂文是毛泽东所说的“匕首”与“投枪”，那么王造时的这些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政论，便几近飞毛腿导弹了，很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到了他而立之年当上了“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每每出庭他喜怒笑骂皆成文章，令法官瞠目结舌，让听众伏天饮冰，以致于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他的丰采为荣。

    当一个明星总要付出什么代价，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最具政治性却又最忌讳政治明星的国度，他的一个个教职被拒聘，改行作律师，事务所又门可罗雀。如同他的胃在粗茶淡饭里蠕动，他的脑袋也在鬼火般幽蓝的准星间摇动：不断有包着子弹、小炸弹的恐吓信寄来。他的名字列在一张“格杀勿论”的56人的黑名单上，名单上被刺杀的第一人便是民权保障同盟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建国初期，上海市公安部门曾逮捕一个姓徐的反革命分子，此人在1934年与另两名特务，潜伏在王家住的极司非尔路（今愚园路）中振坊附近，他们领受的旨命便是伺机除去王造时……

    这颗政治明星何以渐渐暗淡了呢？

    一个主要原因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除互相保持中立外，还彼此确认两国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的权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也最残酷的年代，斯大林却从侧面给中国的腮帮子上狠狠地来了一拳。一些共产党人吞下了这颗被击碎的牙齿，犹如尽管眼波幽怨却痴心不改的弃妇，仍编织斯大林的“英明”苏联是击退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浊流的主力，为了扳倒希特勒这只穷凶极恶的龙头，眼下苏联不能腹背受敌。

    作为全国救国会的领袖人物，却吞不下这颗牙齿，他们要吐出来，以一泄中国人民的义愤。

    救国会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经张申府审查后，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分别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此信上签名的有沈均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九人。

    王造时始终不清楚这封信竟成了一片薄薄的核辐射物质，十几年间一直在向他的命运作默默地投射。新中国成立后，“七君子”里，除邹韬奋1944年死于癌症，李公朴两年后壮烈牺牲于昆明，其他四人陆续由上海调往北京：沈均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

    论学识、胆识和影响均不在四人之下的他，却被投闲置散，虽挂了两个虚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失业在家，穷困却不潦倒。在他的遗稿里，关于这一时期有这样两句话，“我从来没有向人讨过什么事情。我对党也不肯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有苦宁愿自作自受，特别是自以为是被冷漠，更不愿表示靠拢……”

    岂料韬奋先生的一句话，真成了他日后的谶语：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7页）直到1951年下半年，他才有了生活的饭碗，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邀请他来复旦任教。直到1957年年初，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的一次谈话里，他才得知在统战部的保险箱里，历史被作了整容手术：那封信不仅仅是他执笔，还是他根据国民党的意旨、并领了国民党的钱，事先写好后，再逼迫救国会的领袖们签名的。

    当时他的情绪异常激动：好在自己没有死，倘若死了的话，这经过整容的历史就得放进他的棺材里，岂不毁了一世清白？刘述周劝他趁即将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同各方面谈谈，讲讲清楚就好了。

    3月21日晚，他和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人到沈均儒家中聚餐，席间，他提出了此事，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众人像是有些难堪，仿佛由于某种难以言说的阴影的存在，如同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何等洒脱，已渐成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彼此在铁窗烈火里所凝成的手足般的情谊，也一点点地变了味……当他们的小车风驰电掣地经过大街时，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或是一次，想起要过问一下路面上王造时这张被扔弃的冰棍纸？

    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沈均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但当初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由我们大家一起负责任，不该由你单独承担责任。在座的也纷纷劝王造时想开点，反正这事已过去了多少年，现在也终于说清楚了……

    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

    六天后的晚上，周恩来设便宴款待了王造时。总理耐心地倾听了他的不白之冤后，当即表示要根据他的才能、以及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并问他是否愿意进京工作，他表示愿意慎重考虑。总理还流露出解放后救国会的解散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中央有再恢复起它的意图……

    他感觉周恩来深谋远虑，不但要恢复自己的历史原样，还要借此恢复救国会冲锋陷阵的那个全民火热抗战年代的原样。如果说在沈均儒家宴里出来，他还心存芥蒂的话，此时，他“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此后，他便恍若一只被除去锈斑、又被注上润滑油的铣刀，欢快地旋转在整风的机床上……

    其实，鉴于他解放后的处境，深居简出的他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尽管这“铣刀”充盈着新生般的激情，可能够在党的身上“铣”下来的意见也寥若晨星。他只在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点自己对搞好教育事业的看法，在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程序的建议。似乎反右斗争一来，被当成绞索将他吊上政治绞刑架的，还是这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

    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这篇发言，并配发了他发言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的笑容灿烂得好似九月怒放的雏菊，这是他走出“保险箱”后的第一次灿烂，又是他走上“绞刑架”前的最后一次灿烂。

    发言中，他如是说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陈仁炳，湖北武昌人。

    出身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其父陈崇贵，是一位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相当影响的牧师，常年在世界各地传道布教。他又是一位爱国的牧师，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不但自己由法国回到祖国，而且将陈仁炳在法国上学的小弟、在美国念书的二弟、三弟，一并带回国内。周恩来对他颇为礼遇，将其由上海调来北京，安排宽敞、体面的住所，在会见西方友好人士时，多次邀请他夫妇作陪，并担任翻译。

    1932年，陈仁炳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同年赴美国自费留学。四年里，先后获得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和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他与共产党员刘基平等人组织了抗日教育研究会，这个主要以他的家为活动据点的民间抗日团体，熏陶了不少热血青年去投奔大别山里的新四军。

    武汉沦陷后，他领着28位、内有原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夏之秋、著名电影演员项等人的爱国学生，在流亡新加坡途中组成了“武汉合唱团”，在短时间里突击练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焦土抗战》、《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并排练了曹禺名著《雷雨》和另一出自编的话剧《逃亡到星洲》。该团在新加坡连演三个多月、场场爆满之后，又到马来西亚五、六个城市巡回义演。

    每到一地，无不观众如潮如涌，每场演出之前，陈仁炳都要发表亡国之恨、救国之情犹如这岛国椰风一样火辣辣的演讲。演出完后，广大侨胞慷慨解囊，支援国内抗战。除捐献现金的，还有不少女侨胞，当场纷纷摘下自己身上心爱的首饰钻戒，其气氛之热烈，场面之动人，常常不由得使陈仁炳和夏之秋热泪盈眶，双双在台前跪下，以代表国内抗敌将士和受难同胞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仅在马来西亚，合唱团便通过侨会向国内汇去了捐款、票款，共计国币二千多万元，这一数目相当于当年马来西亚所有侨胞平均每月捐输的四倍多，和当年世界五大洲华侨平均每月捐输的一倍多。

    1940年秋，陈仁炳回到祖国。曾任重庆广播电台总编辑，又任财政部秘书等职，在重庆他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所震惊，由此拒绝参加国民党，回到教育界。先后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并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加入了民盟。以后又参加了进步教授们组成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担任了“大教联”干事；同时，还协助创办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展望》杂志，并担任该杂志社副社长。

    青年是他心中的太阳，犹如风餐露宿的流亡途中，他和合唱团的同学们一起含辛茹苦，一块引吭高歌；这时在他所在的学校，凡有学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便总能在青年们敬仰的目光里看到他清癯、不息的身影，从青年们火热的胸膛上听到他撞击的金石之声：

    “目前大势所趋，政治上也有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就是流向民主，流向自由，流向人民的意志所向。我们广大青年，广大人民，要求吃饭、要求和平、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48年5月，上海高校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的集会，规模大得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国民党当局自然格外青睐，几乎在掠过校园内外的空气里也布满了猎犬似的眼睛。原本答应上台讲话的几个教授，突然陨石般消失了，他没有消失，却在那里消失自己身上通讯录等一切能牵扯上别人的东西。待“消失”完毕后，在全场山呼海啸似的掌声中，他走上了主席台，即席发表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演讲。

    他被安排从后门离开会场，此后他便与大门无缘了，总在东躲西藏，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家里吃上一顿饱饭，睡上一个好觉。就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他还担任了上海民盟支部宣传委员、解放工作委员会成员，直至次年4月，他被军统特务机关列上暗害名单，他才转移去南京，并协助当地民盟组织，为迎接解放南京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仁炳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市政协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还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陈仁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1957年6月9日的《解放日报》在冠以显著标题《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有不同意见》，和用黑体字排出、并经过精心处理的内容提要下，刊载了他的发言--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和放的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上面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不是还有的人在那里压制批评、遮盖错误？希望领导上普遍地去检查一下。我听到很多同志对于搞好这次整风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感到兴奋，可是在听到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反映……我就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治安策》。拿今天的话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哪几桩是令人痛苦的，哪几桩是令人流涕的，哪几桩是令人长叹息的，又有哪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质上应该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在听大会发言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在把我听见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那里排队，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叹息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古时候，有个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风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地、公道地教育和处理。这对于打消群众的顾虑，比发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

    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进来已经好几年了，可对于无论哪一层业务都不太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过来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这对日益解决很多单位中的党群关系问题，肯定也有好处……

    彭文应，又是一个江西“老表”。

    彭文应比罗隆基晚一年报考专门培养留美人才的清华学校，这一年清华在全国共招150人，而在江西报考人数便近二千。出身于书香门第、时年13岁的彭文应，以江西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录取。

    恍若三个人是一个命运的模子里倒出来的，1925年，彭文应与之前的罗隆基、之后的王造时一样，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学成归国，他也来到上海，被聘为上海法学院和光华大学教授。

    倘若有一天有人写起这三个老表的关系来，那便是现代的“桃园三结义”，或是中国版的“三剑客”了。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上，这三人发动了一次次的言论“暴乱”，似乎在“气焰嚣张”和“居心叵测”上，没有谁比谁更逊色。

    在1933年4月15日出版的《自由言论》一卷六期上，有彭文应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内称：

    “剿匪，剿匪，剿匪。几年来倾政府的全力，集全国的精锐，调兵数十万，转战数百里。兵力总不可算不厚。飞机，大炮，兵舰，凡是杀人的利器无不用；直捣，横攻，包围，封锁，凡是作战的方法无不行。器械和方法总不可算不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军长临阵，总座亲征。计划不可算不周，决心不可算不坚。一次，二次，三次，一年，二年，三年。时间不可算不长，机会不可算不多……

    “当然，政府号召的是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作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这真是一席不折不扣的“通匪”文字，这真是一件远比“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更能让世人同情、理解红色苏区、并贴在太平洋西岸的长篇标语！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这类文字看多了，不但是我，大概谁都会不禁萌生一个深深的疑惑：

    到底是比起日后月晕而知风、础润而悉雨的毛泽东来，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从而表现得“一手硬，一手软”；

    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性、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

    彭文应不但在文字上“通匪”，在行动上也“通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的潘大逵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的文章，里面提到这样一件事：

    彭文应由美回国不久的一天，去看一个朋友。突然朋友家进来一位相貌堂堂却不苟言笑的不速之客，与朋友在过道里私语几句后，朋友匆忙进了卧室，一、二分钟过去，复疾步回客厅--

    “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

    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的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如果说这是彭文应凭着朋友间的义气被迫“通匪”，那么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他主动“通匪”的兴趣也很浓。据曾任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梅蒸棣回忆：

    “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以上引言均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准确地说，彭文应自己便是“匪域”之人。在感觉人的色彩上，与日后或是平反不断、昭雪不断，或是在某人仓皇出逃之后上下一片震惊的共产党比起来，当年的国民党倒敏锐得接近于毕加索。1949年5月初，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这样一条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此时前者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后者是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倘若像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这样，此刻仍其言不善者，必是这个政权眼里下一辈子也不会放过的死敌。汤司令要埋葬彭文应于黎明前黑暗的决心，与彭先生自己要拥抱新世界朝霞的决心，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呢？

    当特务们赶到彭文应藏身的申江医院时，一摸他睡过的床，那被子里还有温热……

    新中国成立后，彭文应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他还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此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仍未改一口浓酽乡音的他，饶有兴趣地做了上海江西中学的校长。

    彭文应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8日上海市政协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及18日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材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八十斤的人，不要他挑五十斤，也不要他挑一百斤。国家如此要求，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导，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17其实都是左派（之二）

    除了上节必须介绍的六位代表人物以外，在本节里，我还得不惜篇幅地推出五个人，他们是：储安平、浦熙修、葛佩琦、孙大雨、吴祖光。

    前两位因为在鸣放期间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后来被毛泽东视为“章罗联盟”里两员唯恐天下不乱的干将。

    葛佩琦，解放后本该是属于有车阶层的大人物，由于某种偶然、或者是必然的原因，他成了小人物。犹如疲软的个股股票，经庄家们暗箱操作，不久后扶摇直上，风头劲健，他经政治炒家们一再捣腾出的一句话：“要杀尽共产党人”，顿然举国皆惊，风云变色，自然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位置。

    孙大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链里是十分独特的一个，为避遗珠之憾，似有记述下来的必要。而吴祖光，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来自文艺界，则是另一类文化人的代表……

    储安平建国前的经历，前面已有所涉猎。

    这里需强调的是，这位英国留学生，一定多次去过海德公园，宛如他身上的那股绅士味回国后总未能去掉，一个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的原则，也深深地融汇进他的血脉里。在办《观察》时是这样，在派出一批批“战斗机”终于组织起《光明日报》上蔚为壮观的鸣放“火网”时，他也没有忽视另一种“火炮”的声音，诸如马寅初的“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当”一类重要的反驳言论，他同样照登不误。

    他不会限制别人，更不会限制自己，尤其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劝说大家给自己这个“老和尚”提意见之后，他似乎都未起过这样的念头：面对自己就要送出去的一块颇为烫手的洋山芋，是不是要等它稍稍冷却，再加上个漂亮的包装……

    储安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6月1日由中央统战部召开、已近于尾声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后来被粗暴地以“党天下”三个字概括的发言，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文汇报》上，均予以全文刊载--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情情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恶化。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位置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起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章诒和先生评论道：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他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当时她的父亲章伯钧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对她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是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浦熙修，籍贯江苏省嘉定县（今划归上海市）。父亲浦友梧，南京商业专科学堂毕业，只身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当会计科里的一名小职员。1917年因生计所迫，举家迁往北平。

    其实，这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大海里，犹如巨大海藻一样饱吸了那喧嚣不定的海水、最能体现这政治的特色也最具某种悲壮性的家庭。

    但浦友梧当年不会有这样的眼力，他乐呵呵地查了四回《康熙辞典》，洁修的“洁”，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熙修的“熙”，光明与和乐。安修的“安”，温润平和。再一个，便是通修了。

    除浦熙修本人外，她妹妹安修，上高中时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一进大学就加入了共产党。芦沟桥头残阳如血，即经山西去延安，一别八年姐妹再重逢于重庆时，身边已带来一位脸膛黧黑、好似烙满各次英勇战役烽烟的丈夫。解放后先在轻工业部工作，又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受彭德怀冤案牵连，“文革”中关进监狱，屡遭批斗，饱经磨难。

    三姐妹里惟一默默演绎着在中国“平安便是幸福”这条真理的，是离政治有相当距离的姐姐洁修，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与未婚夫同去德国深造五年，解放后丈夫在工业皮革研究所工作，她曾被推选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八十年代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浦熙修也是一块读书的料子，小学、初中成绩门门优秀，数学在班上更是独占鳌头。因家里经济拮据，读完高一，便体谅父母的苦衷，自力于社会，先是在小学当了几年代课教师，继而靠自己积攒下来的学费，考入女师大中文系。

    也许悲剧的种子，此刻就开始埋下了，她若不弃理从文，日后何至于会当记者并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旋涡之中，又何至于拜倒在从泸水之畔走来的那个江西老表横溢的才华之下？不学文，她便会似姐姐一样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起码也能做个循规蹈矩、风平浪静的贤妻良母。不仅仅是在那个年代，文科真不啻是一个既给人思想又给人痛苦、既带来憧憬又带来灾难的魔鬼……

    在女师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饶有名气的女作家陆晶清，与她同系不同班。她却还是给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浦熙修“不属于‘闺秀派’，也不是‘活动家’，她的同班同学有的称她为‘名士’，因她不讲究穿着，不好打扮。她没有脾气，脸上的一对酒窝特别显得善良与温柔。”

    在女师大，经同学介绍，她结识了时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经理的袁子英先生，不久两人成婚。女师大毕业后，应聘为一所中学的教员，她生下一双儿女。1936年，因这时父亲和丈夫均在南京工作，她也到了南京，一时找不到工作。以丈夫的收入完全可以像个蚌壳一样将这四口之家给温暖地包裹起来，她视壳里的珍珠为一个古老的梦，可社会视已婚、且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想做个职业妇女，也是一个非现实的梦。

    最终，是《新民报》帮她圆了这个梦，但不到一年，芦沟桥事变后紧接淞沪抗战，南京危在旦夕，该报迁去重庆，她却丫丫儿女绕膝，无法同行，直到两年后婆婆到了身边，她才重返《新民报》工作。

    浦熙修在重庆的七年多时间，是她记者生涯里一段最辉煌的日子。

    她常年穿一身绿色的中式旗袍，天气转凉时，外加一件深色的外套，手臂上总是夹一个黑色的小皮包。娟秀而又庄重，一看就是位职业女性。她却有一双人力车夫般矫健的腿，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于山城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大路小径，捕捉着新闻，记录下历史。

    她擅长写政治新闻和头条新闻，她与《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大公报》高集等五人，以抗议信的形式，率先报道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她还组织报道了次年5月发生在南京的“五·二O血案”，让蒋介石插满和平花束的彩车下，滚动着的竟是履带碾过血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导致了《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她先后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和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张澜、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王云五、傅斯年、郭沫若、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邵力子、张群……等沉重地压在中国现代史双肩上的人物。几乎所有的人物访问记里，都离不开这一内容，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唤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而这些政治主张，无不为当时的延安所极力倡导。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她无不翔实传神，在春秋笔法之中，力透纸背地传达出自己的爱憎。在当时，《新民报》风行于大江南北，尤其它的头条新闻为广大读者所盛赞，而它们大部分均出自于她的手笔。鉴于她名闻遐迩，她很快便担任了该报的采访部主任。《新民报》停刊后，经钦本立介绍，正在香港创办《文汇报》的徐铸成立即聘她为特约记者。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署名“青函”的南京通讯《改革币制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是一场搜刮民脂民膏的骗局。直至同年11月16日，她被逮捕并被投入大牢的那天深夜，当特务们破门而入之时，她仍握笔在稿纸上书写眼前这个已见尽头的如磐长夜的挽歌--《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

    这一时期，《新民报》被共产党视为《新华日报》的友报。大凡后者不宜发表又想发表的稿子，常常由石西民交浦熙修，转到《新民报》上刊出。一个例子是，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主任李少石，在市郊公路上遭国民党士兵枪击殒命，是蓄谋还是误杀，一时难以确认。当时，国共和谈正进行之中，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叮当碰杯声尚未弥散。此事在《新华日报》上公开，似太过仓促；不予披露，又恐事态恶化，日后进退失据。于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浦熙修在《新民报》上发表了这个新闻。

    也是在这一时期，浦熙修和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在姐妹中排列老二，安修叫她“二姐”，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也尊称她为“浦二姐”，她也视自己是共产党人的当然亲戚。皖南事变后，为防止反共浊浪进一步蔓延，党组织决定要秘密疏散一部分力量离开重庆，从为他们介绍掩护关系，到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无不争先恐后，殚精竭虑。

    以后到了南京，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前夕，代表团与《新华日报》办事处的联系，立即处于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此时恰好有一包重要文件需要从办事处取出，代表团的梅益为之忧心如焚。

    她闻讯后，马上驱车前往办事处所在的中山北路，到了前门一看，已有特务布哨，又转去不为人所知的后门，她装作找人问路的模样进了办事处，取到文件后刚刚上车，突然一阵凄厉的警笛声，伴随一片“咚咚”的脚步声，向她压了过来。她吩咐司机向美国大使馆的方向疾驶而去，仿佛中国的“人权”是一窝洋鸡蛋，只有置于洋人的眼皮底下，才能孵化出一点点毛茸茸的内容，特务们果真怕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抓人而引起围观，从而让她得以逃脱……

    梅益日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去做。

    浦熙修还不仅仅满足做一个“亲戚”。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石西民，在逝世前四个月，和谢蔚明先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告诉后者，浦熙修在重庆一度很苦闷，曾经向他表示要离开重庆到延安去。他劝她以党外人士身分留在重庆工作，起的作用更大。

    由此能透露出她的政治志向外，联系到1945年中共重庆办事处组织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新民报》分到一个名额，本是她去的，因丈夫担心她一去泥牛入海，出面多方阻止，才改派赵超构去，我们便可以感觉到她在重庆时的苦闷，其实是源自于政治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两个层次。

    “她与前夫袁子英结婚后生下一双儿女，冬林和士杰。但是，两人志趣不同，据姐弟二人回忆，当年家里客人很多，父母各有一圈朋友，坐不到一块。”（朱嘉树《浦二姐琐忆》见《忆浦熙修》一书）

    1947年，她与袁子英终因志趣各异在南京宣告分手，也证明了这点。还可以提及的是，与浦熙修“志趣各异”的袁子英先生，人生结局却与她大同小异--“文革”动乱中，遭非法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9年11月死亡。十年后，上海市公安局作出“被迫害致死”的结论。

    大抵浦熙修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在重庆加入了民盟，并在为民主和平而斗争的风风雨雨中，结识了罗隆基，并为他的胆识与学识所倾倒，从此两人有了长达十年的亲密友谊……

    不但在新中国的诞生上，还在这个新国家的成长上，浦熙修也倾注了满腔的忠诚与心血。抗美援朝初期，她支持一双儿女参军，曾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解放前我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三年中，她本人三次去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采访，此时，她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是同行的记者中年纪最大的，又是极少数的女性之一。雪地冰天之中，她整天笔记本不离手，不停地问，不停地记，本子里记下的许多英雄故事，陆续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访朝归来，风尘未卸，又去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宣传抗美援朝，记录各地多姿绚烂的风土人情，讴歌各族人民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新生活。这是在继重庆七年多的记者生涯之后，她的又一段声名如日中天的日子。在重庆时期任《大公报》记者、两人相知很深、经常联手采访的子冈，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常常萌发出一个预感：熙修将要入党！

    漫步在共和国第一个金秋的星空下，浦熙修曾含有几分兴奋、几分羞涩似地告诉子冈：她想用五年的积极努力，加入共产党，而且，彭总也是这样鼓励她的。早在重庆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子冈想，“她说的五年虽未到期，但付出的努力必使入党的日期提前！如果熙修能早一天入党，不仅如姐妹的我会高兴，不仅新闻界会鼓舞，而且，数十年一直关怀熙修的周总理和邓大姐也一定会微笑的！”（子冈《熙修和我》1980年《文汇增刊》第7期）

    建国后，浦熙修一直担任《文汇报》编委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后又升为副总编辑，此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

    鸣放期间，浦熙修似乎没怎么讲话。犹如天使变成了魔鬼，米兰化作了苍蝇，她的名字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惊恨，是在整风形式陡转、《文汇报》遭鞭挞、示众之时。

    在这之前，无论是她对于鸣放的认识，还是她从各种渠道所感知的毛主席对于整风的诚意与决心，都使她觉得在眼下这个新中国罕见的思想丰收的季节里，她得以自己曾一天之内走访北大燕东园、燕南园、燕西园的教授、学者，去采撷宝贵意见的速度，去加倍努力地摇动驻京办事处这个榨果汁机，以使更充沛、更鲜活的“果汁”，能从《文汇报》的字里行间流淌下来……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山东省平度县人。

    父亲务农之余，教点私塾。家境贫寒且人口众多，在兄妹中他排行老五。1929年，18岁的他自身来到北平，当学徒工，替人开汽车，又给定户送奶，依靠半工半读，读了三年中学。193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新生报到时校方要查验高中毕业文凭，初中读了一年、高中也只读了两年的他，哪来的毕业文凭？眼看就要被关在校门外之时，一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了到却没有来上学，一位同情他身世的老师便让他给冒名顶替了……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并非“原装”而在校园里韬光养晦。“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当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入了该组织，又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陈忠经、黄华、姚依林等人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仿佛因为他的名字便是个秘密，他与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单独策动伪军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他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职于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随长官部迁往西安后，以筹办“研究书店”的名义，参与设立中共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站。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七个旅进犯延安，在他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多次通过这个联络站送出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一向聪明且自负的胡宗南屡屡败走华容道，不得不退出了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麦城……

    葛佩琦又出现在沈阳，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这时他才韬光养晦了。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仅在通辽一地他便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在智商上，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的，葛佩琦却不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而且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了自己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东北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单枪匹马的他，利用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采用了哪些策略和手段，似乎在近半个世纪后--至少在他和我见面的1992年底，这还是个不可泄露的秘密，他写的那本薄薄的《艰苦奋斗六十年》里稍有涉及，便要送给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时至他魂归道山之日，此书还未见问世……

    于是，历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视着“辽沈战役”这只硕大的果子被摘下来的那一刻，并由衷地赞叹起毛泽东、林彪的双目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桠上已被葛佩琦一类的“鼹鼠”不避一脚踏空的风险而留下的或深或浅“牙印”……

    “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抵人类的历史，又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总是将小人物忽略不计。对此，出身农民世家生性宽厚、且又受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长期磨练的他，不会有什么异议。使葛佩琦魂飞魄散、度日如年的则是，1947年底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武，又在西安陷入敌人魔掌，两人被押送南京后下落不明，这显然是两位虽肝脑涂地却决不苟且偷生的硬汉，他得以安然无恙，可犹如他早年丢弃了“葛畔珩”一样，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战斗在一条特殊战线上的经历，也被冥冥之中不可测的命运给丢弃了……

    1951年2月，他进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系（后改名为工业经济系），做了一名物理学讲师。几乎从他到校的第一天起，他便要求系党总支就自己的这段经历进行调查，并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他每一个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催问事情的进展，而对方每一回的答复总是使他感到，这事要搞清楚，好比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为此，他又先后给学校党委写了三封申诉信，并将华北局经过函调证实他入过党、作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党委。他好像碰到了一堵能吸去他几乎呼喊得沾上了血丝的声音的高墙，一个心已被踢得伤痕累累却依旧踢不进去的球门，从51年到整风之前，人民大学党委没有找他谈过一次话，也没有就他的三封申诉信给过他一个字的回音……

    看着衮衮诸公坐在小车上，好似河鳗滑过水面一样轻盈地滑进滑出校门，看着他们几乎已经摆上了云端里的架子，葛佩琦的感慨无疑比起一般人来会更深一层：

    按照资历，自己也算是高干了，可就算自己是老百姓吧，就算这老百姓提出的不是事关政治前途的呼吁，而是一般的日常生计问题，你们也不能表现得如此冷漠无情！

    犹如自己抗战时期辗转于河南、河北、陕西，却没有住过一天旅馆、客店，都住在群众家。他们并非猜不到这匆匆过客，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没有一户、一个人出卖自己；你们不也是靠群众的高粱、玉米填饱了辘辘的饥肠，被群众的独轮推车、跋涉千里的骡马给送进了京城的吗？

    怎么人一阔，脸就变，城一进，腰就粗呢？难道当年你们的誓言写在了流水上，抑或是这誓言本身就是不能走出逆境，一走出去就得变味的誓言？

    无疑，他为自己的不平境遇感到了些许的悲哀，但更让他悲哀的是，自己与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织成的新生活的锦缎，却被某些人当作了脚下的一方地毯……

    人民大学党委终于想起了葛佩琦，这是在1957年5月。他连续三次收到党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请他去参加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

    犹如戴假发的男士不愿上发廊，他这个被迫戴上政治假发的人，自然也不想坐去被界定为“党外人士”的椅子上。头两次，他都没有出席。第三次会的书面通知是系党总支的一个干部送来的，脸上神情异常庄重，几近德国大使在向莫洛托夫传达第三帝国的战争通牒：

    “这是学校党委第三次请你去，你再不去，可不太合适。”

    他勉强去了，这一天是5月24日，地点在人大小礼堂。

    主持会议的是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虽说校长是吴玉章，但吴老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学校主事的还是胡书记。对于一般的师生来说，这也是一个大抵平日只能透过小车的玻璃窗才能见到的人物，可在今天，他一脸的皱折里都溢满了亲切和平易，在宣讲了党发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后，他强调：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毛主席反复讲过的，请大家打消所有顾虑，踊跃地向我们党和人大的各级党组织提出意见。

    在一些人的发言之后，葛佩琦也发言了。次日的《北京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单为他的发言归纳在一个小标题下--“葛佩琦谈党群关系”。一个多星期后，《人民日报》亦作了摘载。现在看来，归纳者、转载者的思路，无疑风谲云诡，曲径通幽。现依据几方面的途径，将他的意见大致恢复如下--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而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新中国的成立快八年了，我的组织关系还没能得到恢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自然感到焦急，但按理党组织应该比我更焦急，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儿女。可人大党委不焦急，今天当着胡书记的面，我说一句：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把流过血汗的同志，长期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冷若冰霜。

    外行还是不要领导内行，你非要领导，那就会闹出许多笑话。我是教物理的，在编物理学讲义时，按力学、电学、热学、声学、光学五大部分来编。学校有位领导则说，声学、光学，玄而又玄，有什么用？你们只要讲力学、电学、热学就行了。物理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有自己的系统性、严密性，拿掉哪一部分，我这课都没有办法上。后来亏得苏联专家支持了我们的意见，这讲义才编得下去。在这里，领导不是尊重了知识，而是在尊重苏联的国籍，仿佛苏联的国籍就是要比中国的国籍高明，这样发展下去，离开了苏联专家，我很难设想人民大学该怎么办？

    我们学校不是没有人才，教师里不少人过去当过校长、院长或是系主任，但领导不重视他们，有时反而还要去表现得比他们高明，怎么个高明法呢？如果你教授上课迟到了五分钟，就要通告批评，将你的名字贴到布告牌上，让全校广而知之，这是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羞辱呢……

    现在的党群关系是不如从前了。解放前干部常常和群众在一张桌上喝小米粥，同一个炕头上睡觉。我做过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能够有惊无险地活到革命胜利，主要也得力于群众的保护……现在进城了，坐上小汽车，穿上呢子服，草鞋给了博物馆，脚下是油亮的皮鞋了。但是离群众也越来越远了，老百姓进城来有几个还能见到当年的同床人？过去在学校搞地下党时，我们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团结广大的师生；现在呢？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都是可疑的，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更是几近坏人了。这一套，和“朕即国家”有多大的区别呢？

    看到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我不但感到生气，也还有点担忧：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再发生对敌斗争的形势，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便难再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杀掉……

    孙大雨，祖籍山东，六朝五胡乱华时，祖上避难至浙江诸暨，父亲为清代翰林。

    小时在家读私塾，9岁便随堂表兄学习英文，在上海一教会学校读完中学，喜爱诗歌，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处女作《海船》时，只有15岁。1922年，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与朱湘、饶孟侃、杨事恩等四人，被称作新诗坛的“清华四子”。

    毕业后，被清华保送到美国达达穆斯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兼攻西欧哲学史和美术史，获该院高级荣誉称号毕业。又进耶鲁大学研究院插班两年，再攻英国文学，从此对莎士比亚一往情深，心中也自命为中国深得莎翁真髓的第一人。

    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英国文学，30岁做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时，学生中有一位叫胡鼎新的，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胡乔木，直至风烛残年，他还念念有词：这个学生当年最为用功，上课时问题不断，且穷追猛打，没几个老师不感到头痛，但他从未问倒过我……欣赏之意中，又有几分自得之情。

    抗战时期，孙大雨应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邀请，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外国教育系任教，并经孙科、梁寒操介绍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即来上海，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几十年后，孙大雨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青年时，是个相当胡涂的知识分子，虽然早在1930年回国后，就对蒋政权起了憎恶，在抗战前已对他不时痛骂，在重庆的四年中，深感非打倒那个统治，国家就没有希望；但决心走出象牙塔，参与实际的革命工作（动笔杆、口头、煽动、跑脚），还有不少的成分是李、闻的被杀激起来的……”

    他讲的是大实话。而在他一旦觉醒了之后，1946年即经罗隆基介绍，参加了民盟，次年春天，又由彭文应介绍，担任了“上海市大教联”临时召集人和干事，他的所作所为无不表现了他是个实干家：

    同年5月20日，在南京、上海，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孙大雨等人立即起草了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一一“跑脚”，征集到76位教授的签名，除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外，英文本还在香港的《子林西报》、《密勒斯评论报》及美国的《民主周刊》、《新共和》等报刊上刊载，将这一血案向全世界作了曝光。

    26日下午，他还和复旦张之让、邱汉生、卢于道等教授，会同交大、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前往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迫使对方在当晚释放了被捕的同学。

    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以魏德迈特使为首的考察团来中国调查，以听取公众舆论，决定对华政策的走向。魏德迈先到南京、又赴各战区考察后，8月15日到达上海。经“大教联”策划，孙大雨“动笔杆”，用英文写了一份七千字的备忘录，对蒋介石及其家族的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揭露，并要求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促进中国国内和平，协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民权实施，推动民主政治。随备忘录附上的还有67件硬得可以去当铁打的原始材料。

    在获得中共地下党的认同后，他与张子让、宦乡等人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去会见了魏德迈。他以流利的英语向后者阐述了备忘录的内容，以及中国人民唾弃蒋介石政权的不可更改的意愿，并多次批驳后者对该政权的不实之语。

    显然通过这次会见，魏德迈对眼前这位口若悬河、心连广宇的大学教授，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及中国春汛般泛滥开来的民意，留下了同样鲜明的印象。结束会见时，魏德迈将在备忘录后面他签了名的地方撕了下来，放进裤子口袋，眼睛向他眨了眨，泛出一股孩子般调皮的光芒……

    魏德迈离开中国前，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次一定让宋美龄脸上的脂粉扑簌簌往下掉的谈话，正是去年靠着她在美国国会走廊里绽开的三春桃李般的绚烂笑容，才使她的“大令”在源源不断美元的垫脚之上，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将中国江山尽纳囊中的良好感觉；而魏德迈这次及回国后再次在国会批评蒋介石政权五、六点的谈话，却如冷雨一样，让那三春桃李纷纷败落于国会山上。孙大雨颇为激动地注意到，这五、六点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备忘录里所概括的……

    1949年4月，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将在巴黎、布拉格两城市同时召开。民盟中央决定由孙大雨、张光亚等人起草拥护世界和平宣言。他在宣言里又一次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本质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经年不息的战争灾难。文稿经陈仁炳、孟宪章修改后，他将其译成英文，又亲自打字油印，分发收集签名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征集到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文化界、工商界共229位著名人士的签名。

    他又一一分送上海各报社和外国驻沪通讯社，结果在这个大会召开期间，《大公报》发表了宣言的中文本，《密勒斯评论报》刊载了宣言的英文本，塔斯社上海分社将宣言发往莫斯科，并转巴黎、布拉格，中国代表团的许广平女士得以在大会上全文宣读这个宣言，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地反响。

    作为一个不曾闻过硝烟的文人，他却又一次感觉到大将军般“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酣畅，他视这是自己在东方既白之前向敌人放的最后一发重炮……孙大雨万万没有想到，东方刚刚既白，他却挨了一发“重炮”。

    5月27日，上海“大教联”举行由地下走到地上的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在他这个干事会主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后了解到也未经联系“大教联”的中共方面领导人的同意，有人动议对干事会进行改选。结果，其势似风卷残云，按影响本该是重量级的他，此时却不比一块橘子皮重多少，一下被抛出了干事会，仅选上了个候补干事。

    他愤懑不平，百思不得其解：在上面这几件沪上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的事情之外，还有在民盟被迫转向地下斗争时，好几个支部都停止活动了，而自己领导的大学教授这个支部一直在坚持斗争；还有蒋介石想起他来，牙床一定像硌着了石子似的剧痛，仅仅一个多月前，国民党特务还在全市到处搜捕他，只是躲藏在姐姐家才得以逃脱……

    他可以找到几十上百条事例，来证明自己是一位革命功臣，而寻不到一条理由自己应该成为“橘子皮”！

    换上其他一位知识分子，也会愤懑不平，但在这之后，便有可能“一日三省”自己是不是俨然一副功臣模样，而使众人感到咄咄逼人了呢？或者是因为自己有过一段参加国民党的历史，而让人觉得难以放心了呢？

    乃至想得更深沉一些，在东方既白之日，你一个口头上革命、而且成串的英文句子动辄便像唾沫一样冒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要求和那些玩真刀真枪、浑身枪疤宛如梅花般怒放的工农大众，享有一样的权利呢？

    这么一想，心境便会淡泊下来，犹如在应试教育中孩子放了爆竹、领了压岁钱、欢天喜地过完年，还得去当书虫子，在一本本教材教辅中去爬爬不完的路；知识分子不就是回书斋吗，何况在你的书斋里，莎士比亚正从高得挨近天花板的西洋书里，伸出个漂亮的脑袋，向你发出悠长、期待的微笑……

    孙大雨没这么想。

    他的祖上在山东时也上过梁山，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水泊的因子：

    他从美国回来，先到的是武汉。一天他乘黄包车上街，一个洋人开的小汽车碰了他的车一下，他从车上翻了下来。洋人没道个歉，却咧咧大咀，便要离开。他马上跳起来，一把将洋人从车里揪出来，接着几拳，电闪雷劈地揍过去，洋人一定以为自己碰上了中国的“霍元甲”，弃车就跑。他紧跟在后面追，洋人跑到附近的码头，他追到码头。洋人上了一条船，他也上这条船。在船上，他又是大气磅礴地几拳，洋人被打落到江上，剧痛得好似滚着个绞肉机的脑袋，以为这场噩梦总算做完了之时，岂料他也跳到水里，似乎今天非把这脑袋砸成个柿饼不可……

    或许，可以称这是一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但细加琢磨，在这与中国士大夫“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信条项背的嚯嚯拳头下，也表露了孙大雨的几分桀骜，几分狷介，乃至心理逻辑的某种单向性。

    这时，在他怒涛翻滚的脑海里，这种单向性的心理逻辑，便似黑黝黝的礁岩一样升起了：自己既然是彻头彻尾的革命，那么那些打击、排斥我的人，还有那些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从1949年8月至1957年整风，他先后多次致函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中央和上海市的领导，状告上海市存在一个涉及党内外数十人的反革命集团。全国政协、高教部和上海市委，包括陈毅本人，多次对此进行调查与调处，在承认“大教联”改选不妥、对他安排不当的同时，也明确了这是一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并希冀双方改善关系，增进团结。但孙大雨不为所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在复旦被连整八个小时的遭际，更使他觉得这个“反革命集团”魔鬼般地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继56年2月给民盟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送上一份长达八万多字的材料、同年12月在市政协全体会议、市人大小组会上发言，坚持作出相同的指控后，57年6月7日，在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作了长篇发言，除了列举自己在外文系主任任上与系党总支书记相处的种种困难、困惑之处，并以对方长着一副“法西斯面孔”作了总结外，主要的内容让人听起来，依然是他好似唐吉柯德，骑着瘦马，手执长矛，在和一个风车般巨大的魔鬼进行殊死的斗争……

    次日，《解放日报》终于承认了他的重量级地位，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他的发言。标题也赫然醒目：《孙大雨指控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人是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

    吴祖光，祖籍江苏武进（即今常州市），从小在北京长大。

    他父亲吴景洲是一位著名的古文物鉴赏家，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擅长绘画、金石、诗词及书法。他本人的中小学是在一所十年一贯制的名牌学校--北京孔德学校就读的，校长为蔡元培，鲁迅、刘半农、杨晦、冯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后面二位还担任过他的语文教师。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如果不能培养出日后的吴祖光来，那就像凤凰窝里爬出只麻雀一样令人感到唐突了……

    孔德学校毕业后，他升入为输送留法学生而创办的中法大学文科。只读了一年多，因家庭突遭不测风云，他离京辗转半年后，去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上校长秘书。本想工作一段再回京继续学业，岂料“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上无望，还得随校南下，由湖南而至四川。他转而搞教学，先后教授过国语、文艺概论、中国戏剧史，其时或其后不久，曹禺、张骏祥、黄佐临、马彦祥、应云卫等星辰般闪烁的名字，也出现在教师的花名册上，一时间，该校银河漫过，成为了大后方的戏剧中心。

    正是在这俊彩星驰的艺术氛围里，刚刚20岁的吴祖光，依据东北义勇军的素材，一气呵成了处女作《凤凰城》，这个四幕话剧本当即被搬上舞台，连演百场，盛况空前，轰动了乃至香港在内的大后方……

    人最怕找不到自己，或者是找到自己后，又恍若一根荒草丢失于泥沼，将自己丢失于社会妖媚的诱惑之中。他找到了自己，自己不就是那个经常从孔德学校里溜出来，跑到天桥的戏园子里一泡就是一天的小男孩吗？

    他找到了自己便没有丢弃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他，一个剧本接一个剧本：《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少年游》、《捉鬼传》、《嫦娥奔月》、《国魂》……无不像呼呼燃烧的井喷一样，映红了国统区广大观众风雨如晦的心空。

    在重庆演出讴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话剧《正气歌》时，剧团租用的是电影院，要等到夜里九点多钟电影散了场，话剧才能开演，可观众依然如夜潮之涨。位于市郊的沙坪坝有不少从内地迁移来的大学，大学生们徒步来市区看戏，看完戏又摸黑走回去，回到学校时，天边都透出了鱼肚色……

    他的前期作品升腾着充沛的爱国激情，后期作品则斧劈般鞭笞独裁，灼热地呼唤民主。因此，那一时期，为反对独裁，呼唤民主，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奔走呼号的中共，宛如俄罗斯传说中那个被铁链捆在高加索山上、宁愿让老鹰啄去眼珠也不肯屈服的英雄，实令他魂移魄动。

    1942年他认识了夏衍，此后便一直引以为老师与知己，46年他与挚友、著名漫画家丁聪在上海合办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清明》杂志时，夏衍也有一把编辑部的钥匙，以他和丁聪“自由人”色彩为掩护，多次在这里召开党内的重要会议。也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他结识了周恩来，给他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的，倒不是对方对自己的称赞与了解，而是他亲眼见在餐厅里，周恩来以伟人之身与一个浑身油腻的厨房师傅热情地拥抱一起……

    因为小时目睹了梨园子弟的悲惨命运，他自小的人生信条便是“同情弱者，平等待人，与人为善”，在他半个世纪后仍有激情与堂皇于京城的国贸中心打一场官司，我们便可看到他毕生“最恨那看不起人、拿人当奴才的人”！

    于是，他认定了共产党得人心将得天下，而国民党失人心将失天下。他在《嫦娥奔月》里，让月下老人说了这样几句话：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一统天下二十年，颠倒纲常，逆天行事，如今众叛亲离，仍旧执迷不悟，真是可叹！

    1945年，他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当主编时，在友人处一看到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他便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举轰动了国统区，并向世界预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与丁聪不同的是，吴祖光却从来没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也许他深知从小学常逃学起，自己身上便有那么一股“不修边幅”的劲儿。1942年下半年，他和丁聪，还有画家黄苗子、音乐家盛家伦，一起住在重庆一位进步文化人唐瑜的家里，金山、吕恩、张瑞芳、高集、高汾等文艺界、新闻界名流也先后在此住过。几乎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大家一起讨论时局，切磋创作，高兴时手舞足蹈，乃至插科打诨，悲愤时借酒浇愁，或是指桑骂槐。生活上也是兵营化的，有钱一块儿下饭馆，没钱也一起练肚皮，日子过得天马行空却也生机勃勃。

    有一次郭沫若来，开了一句玩笑：“你们这些人啊，都是二流子……”吴祖光雅兴顿发，接口就说：“那么就把这里称作‘二流堂’吧。”并要郭沫若提词写匾。一时没找到毛笔，但这个称号就此传开，在别人眼里，或许还在他自己眼里，他成了这个“二流堂”的“家长”、“族长”。

    解放后，他和丁聪、黄苗子、盛家伦及唐瑜等人，同住北京东城栖凤楼的一所大房子里时，脑袋里多长了一根弦的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二流堂”在北京又开张了，为此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二流堂反革命小集团”……

    试想想，如自己这般的“不修边幅”，这般的脑袋里少了一根弦，这般的不会将党性原则刷浆糊似地刷遍全身、而后像蚕蛹卧在蚕茧里一样老老实实蹲在那层浆糊壳子里，怎么能加入共产党？倘若加入了，这不是给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纪律的党招惹口舌吗？

    或许，还因为在他眼里，艺术创作是世界上所有职业里最具个性、最富天性的工作，除了一颗始终在感应生活的心灵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工作无须什么领导。如果说一定要领导才能出大作品，那么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曹雪芹是谁领导的？莎士比亚是谁领导的？托尔斯泰是谁领导的？而且艺术创作又是世界上最具公开性的工作，它不是秘密活动，它耍不了阴谋诡计，它一在社会问世就得经过千千万万人的检验，因此对它惟一权威的评判只能来自广大的读者和观众。

    在这个领域里，谁也不是孙子，谁也不要装老子。不懂文艺的闯了进来，犹如黑熊要教猴子上树，没有哪只猴子会当真。懂文艺的要拉大旗作虎皮，那我就要问你，我领导你，你干不干？你绝对不干。那你绝对不干，为什么就要领导我呢？

    大约这是颇为标准的“自由化”言论了，可他就在这几十年一贯制的“自由化”想法之中，在衷心地拥护共产党对全中国领导的同时，也以自己与党的怀抱始终隔着一扇门的距离，来力图保持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水灵灵的个性与天性……

    新中国成立时，吴祖光只有32岁。

    这本是日奔中天的年纪，按理他的创作更应该大江东去，此后他却只导演了几部反应平平的电影，在日愈灼热的政治气候下，他再膂力如弓，也不过似蚂蚁放了个屁而已，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已见黄斑斑的枯萎之色……

    但我们不一定要通过作品，通过另一个角度，一样可以证明他对于新社会并不亚于对新婚妻子新凤霞的那份感情，以及他在这个社会里绝对是个大大的良民。

    1987年年初，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他谈话，在谦逊、夸赞、散发着浓浓热情的道道小菜上完之后，副部长终于端上了一盘正菜--劝其退党。

    八年前，也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巍峙找上门来，作了一番肺腑之言：

    “‘文革’以后，党的形象被破坏得不成名堂了，现在是历史上党的威信最低落的时期。这个时候，党特别需要朋友们的支持，你跟随党那么多年，周总理生前对你那么关心，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想请你郑重考虑一下，是不是现在可以写张申请……”

    他不能不被感动，可还是有些犹豫。回家后开了个家庭会议，妻子力主加入，她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家没有人是共产党员，吃苦吃大了，吃亏吃多了。两个儿子也同意此举：爸爸早该是党员了，如果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念书时也不会遭人歧视。惟有女儿吴霜沉默不语……

    少数服从多数，他决定要“支持”党了，可真写起申请书时，平时妙语连珠的他，脑海里这方面的词汇，却是一片不毛之地。实在无奈，他去请了也是“二流堂”“家族”成员的田庄捉笔……

    早就有某种预感，他对于自己被“请”进来的八年之后，又被“请”出去，并不感到惊愕。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副部长面前清理一下自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于是，我们便借此有了认识他的另一个角度--

    在和国家的关系上，我做过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解放不久，我把父亲从上海接到北京。在旧社会他的薪水几乎全都买了文物，他识货，有时钱花得不多，却能买到很珍贵的东西。虽在抗日战争里颠沛流离，丢失了一部分，但还有相当多的文物。父亲一到北京，我跟他老人家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历经千辛万苦收藏的那么多文物，拣起来困难，带起来也困难，现在国家安定清平了，何不全部捐献给国家？那时他脑溢血不久，导致中风、半身瘫痪，说话都说不清楚，头脑却还很清楚，他立刻就同意了。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发了一长篇建国以后民间捐赠国家文物的通讯，其中提到了三十多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景洲。我家捐出去的文物有字画，有玉石，大都是国家一级品，有的还价值连城，总数达240多件……

    第二件事是，我与新凤霞结婚以后，她就参加了国家剧团。她算得上是财产的东西是两箱戏衣，一共一百多件，戏衣对演员来说是很值钱的。还有一些珠宝钻石，这都是她从小演戏挣来的，我要她把它们也捐给剧团。捐出去以后，我丈母娘才知道，她还不敢跟我说，而是去和凤霞说：我这姑爷一定是疯了，你知道吗，你们这等于是把一所房子给捐了？

    第三件事是我到文化部来的时候，艺术局局长就告诉我，今后你要用车，尽管给部里打电话，我们马上给你派车去。第一回坐部里的车，我对那司机便不满意，一路上无论怎么跟他寒暄，他都紧绷着一张脸，好像我欠了他的钱没有还似的。又有一次，我和文化部的另两位艺术家一起从人大会堂开会出来，他们见我有车，就说：我们家离你家不远，带我们一道走。司机这时不说不乐意，走到半路上，他吭声了：祖光同志，你那东大桥到团结湖有公共汽车吗？我一下未体会到啥意思，应道：有，有43路车。车到了我家门口，司机才向另两位发话道：你们下去吧，去坐43路车，我这车还有事。他一掉头，一溜烟地跑了，好像人大会堂里在等着他开始国宴……

    望着两位一下被霜打了的脸，我也气极了，从此后我就不坐文化部的车，有事要坐车都叫出租车。丢掉的不算，现在我抽屉里压着的出租车票，就有几千元钱，我从未到部里去报销过一次。

    第四件事是1955年时，与凤霞结婚之后，又接父母来北京，房子不够住。

    我买了一所带18间房的四合院，化了一万二千元钱，有一部分是向朋友借的。“文革”一开始，邻居们就借红色风暴杀将进来，18间房他们占了8间。朋友来看我，劝我说：你这里真成大杂院了！他们住你的房子，用你的家具，还一天到晚眼睛盯着你，不时向你发发革命群众的革命脾气，你还是赶快搬开这里。我觉得是挺窝囊，惹不起还躲不起？便用剩下的10间房换了楼房，住到和平里去了。

    “文革”结束后，要落实政策了，房管局来找我，问我怎么办？其实结论他们早已摆在那儿：你假如要恢复原来的住房，那我们就把那些人统统赶出去，再给你修复原状。但里面住了6家人，一住住了十年，房子、院子都损坏得不成名堂了，要修复得很长时间，这时间长得我们都不知道。我当即就说：这四合院我不要了。我两个儿子结婚都生孩子了，如果再一起回去，老俩口、俩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女，我不成老地主了？你们只要给我儿子一套房子就行了。我这人在这方面不会动脑子；

    搬出四合院后，我得付房租，6户人家还住那里，房租则是付给房管局的，我等于把这所四合院白白地送给了房管局。前不久还有人对我说：你那房子刚好在王府饭店背后，属黄金地段。要现在卖的话，至少好卖二百万。我说，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我再算帐去，还不是跟国家算帐，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正鼓动“兴我中华，修我长城”吗，就算是捐给国家修长城了……

    第五件事，文化部的医疗关系是在友谊医院，但我住老房子时离协和医院近，搬到和平里后，离朝阳医院近。身体有毛病，我一般都是到这两家医院看看。所以二十多年来，我都是自费看病，等于没有公费医疗。

    我就说这五条。如果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能是不够，我从来也不参加政治学习，不那么俯首帖耳，也不太相信马列主义。我只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以这五条看来，我认为自己够得上是个好人……

    吴祖光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见于5月31日他在全国文联党组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发表在1957年第11期《戏剧报》上的《谈戏剧工作中的领导问题》一文，其要点是--组织制度应用在文艺工作上，是不合适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成为一个戏剧家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解放后个人奋斗受到了批判，依靠组织变成了依赖组织，因此在各种舞台上出来的新人，简直寥寥无几。

    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必然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组织制度使长期不演戏的得到演员的称号，长期不写作的得到作家称号，并且受到极好的待遇，努力写作的反而被一棍子打死。这种组织制度造成的恶果，就是鼓励好吃懒做、不劳而获……

    我拍过几部电影。这片子是怎样拍的呢？开拍之前，每一个镜头，每一字每一句，事先都得经过局长审查。在摄制过程中，精力都花费在打太极拳和应付人事工作上去了，又怎么谈得上艺术上的创造呢？这次《文汇报》发起电影讨论，领导马上说，成绩是主要的。我看电影局的工作的确做得很坏。我们编剧、导演、演员可以站出来说，我们一概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去作的。

    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又必然接踵而来……

    18“红门”汹涌地撞开

    通过对以上十一位人物经历的展示，我们大抵能看出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的心理轮廓及情感线条。

    这两代知识分子从开始的风闻，到逐渐认识、直至最后坚定地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并不是类似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强迫“洗脑筋”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战乱不止、苦难不止、忧患不止的东方大国里理性的必然选择。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和斗争中，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实力：

    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当蒋介石穿一身飘逸的香云纱长衫，挽着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走出他送给她的“美庐”别墅，在卫士的簇拥下，登上当年最新型的“雪佛莱”轿车，去含鄱口看云起云落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没有电灯，用蜡烛。没有自来水，用的是警卫员从井里打来装在搪瓷盆里的水。能算奢侈品的是一个木制浴桶、一架老式留声机和几包缴自敌人那里的名牌香烟。他不能送新婚的妻子任何一样东西，哪怕是一件衣服，昔日上海滩上的影星身上是一件大肥军装，不过中间束一根带子以展示她的蜂腰……

    更何况前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将一级又一级的政权推去了包括蒙藏在内的广大国土；而后者拥有的不过是几块被分隔开的山寒水瘦的僻壤之地，那常常是土布染就的红旗在暮色的微风里拂动，不免有几分苍凉……

    他们看重的是双方在这一较量与斗争里所各自表现的人格精神和道义力量。从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到“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叶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当今血与火的洗礼中绚烂地升华。

    从共产党扛着斧子，闯进国民党那貌似壮观、实际上强烈弥漫了腐败、专制气息的树林，并锲而不舍地发出斧劈之声：“反对独裁”、“要求民主”里，他们并未发现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在欧风美雨里耳熟能详的西方民主政治有多大的抵牾。

    其实，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不过民粹主义的内容，在前面几章尚未能充分展开；另一本是现代民主政治，此时也未翻到实际操作部分，也许还仅仅停留在波澜壮阔地攻打巴士底狱之前的序言。

    是否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说--

    知识分子中，少数反对前面一本书的，一定是右派了；

    觉得这两本书似乎相同又不尽相同、还得继续往下看看再说的，便是中间派了；

    而像他们这样，无比兴奋地视这两本书为中国苦难大地上的同一本《圣经》，自然就是左派了。

    因此，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事业，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着自己所信奉的道义。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到：正是道义的力量使他们不但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予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而且为了中国如磐的夜空中能紫电狂舞般地挥起道义之剑，即便得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他们也会在所不惜……

    由于这批左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毛泽东有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精神后方，蒋介石却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

    一个战场上，他被枪林弹雨愈来愈掏空了体力；

    另一个战场上，他被越来越喧嚣的舆论拖垮了心力。

    在前一个战场上，一颗子弹只能结束一条生命；

    后一个战场上，一篇文章、一次演讲却能唤起千百个麻木、迷惘的灵魂！

    建国以后，对于前一个战场，在汗牛充栋的回忆录、小说、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描绘；对于后一个战场，似乎除了闻一多、李公朴等有限的几位，在天之灵能得到些许的抚慰外，大抵上只有沉默。

    仿佛他们是被请上人民共和国的列车的，而让他们在软席车厢里有自己的坐位，更是一番海纳百川的宽容。

    殊不知与那些肩章上扛着一颗或几颗星的将军一样，他们的青春岁月、中年时代，连同他们的智慧与肝胆，也在机车的炉膛里呼呼地燃烧，并牵引着列车终于穿过了历史黑暗的隧道！即使如1949年时自我感觉确有点过于良好的孙大雨先生，他起的作用亦应该不会比一位将军小……

    我不敢说，如果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并苦口婆心地游说蒋介石发动“改革”；储安平、王造时，大汗淋漓地操纵起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浦熙修在《中央日报》的版面上冲锋陷阵；葛佩琦是军统的高级反谍报人员，打入了共产党内部，又被共产党派遣回来；还有吴祖光，无须全部的才华，只须舀出一、两勺来润润笔毫，便能用脚握笔，写出一出出讴歌委员长“丰功伟绩”的大戏来……

    乃至更多的知识分子，效力于蒋介石的麾下，中国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我敢说的只是，倘若蒋介石不是身后始终有一个风雷激荡、笔走龙蛇的战场，新中国在母腹里的分娩，一定会更加漫长、更加曲折、因而也更加惨痛；

    毛泽东也不会在55岁、尚未白头的年纪，便在一辆美制“舍尔曼”牌坦克的前导下，衣冠楚楚、心潮起伏地站在小车上，在人民的欢呼声里，隆隆地沿着皇宫前的大道，驰进二十多年来他呆在山沟里一直感到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战场上，他们虽然不着军装，但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已经像军装一样牢牢地贴在了他们的肌肤上。他们也正是以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形成了为共产党人所欣赏和鼓励的威武的阵营，凌厉的攻势。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显然，他们是以这样一种心态，随开国大典缤纷绚丽的焰火，升腾在北京十月清朗、靛蓝的夜空的。

    当他们日后渐渐发现，自己当的并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一批可以走动的精美的景德镇瓷瓶，或者说是一串众所周知的会说话的橡皮图章，那两本书翻下来也并不是出于同一个版本，他们便似蛇蜕一样，已经在日愈痛苦又悄然地脱下身上的“军装”

    如视张东荪被捕为“一个信号”的章伯钧，口里决不会持有异议，有的只是关起家门的窃窃私议；王造时建国后一直被冷藏在冰箱里，他也没有试图走出冰箱，却在里面无奈地找到了看“冰花”的“乐趣”……

    他们之所以痛苦，许是因为自己所信奉的道义，遭到了自己积极、乃至冒死参与创建的这个国家某种程度的嘲讽；

    他们之所以悄然，许是从自己投身的那个战场尘埃落定后，便发现身后也被开辟了一个战场，虽然还不曾发生雷霆万钧般的战役行动，但从不时可见的小规模袭击中，他们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战场……

    他们本该继续痛苦也继续悄然下去，心门静止，恍若一扇钉着狮头铜环、颜色斑驳的红门，在默默地坚持昔日辉煌的沉寂。

    1957年的整风运动，却如黄钟大吕，汹涌地撞开了这扇“红门”。

    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日后也被划为“右派”的许杰先生，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

    自己原是非党成员，但党却要我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党竟然这样看重我、信任我，我能不感恩图报，拼出性命来投入这个运动，以报知己吗？

    在毛泽东的金石能为之所开的诚意前，是知识分子理性的某种迷失；

    在毛泽东1956年以来所表现的朗月般的清醒照彻下，更是关注社会主义命运的知识分子们理性的某种坚挺--

    从苏共二十大，到波匈事件，仿佛有一种不祥的诅咒笼罩在社会主义阵营上空，分裂、冲突、流血、死亡……接踵而来，好像莎士比亚悲剧里的血腥事件那样频繁。

    宛如被风暴淋湿了的鸟儿耷拉着翅膀，社会主义往日的旗帜对此无能为力。

    能让她的每一根经纬充满弹性与活力，放歌于天地间并扫荡这诅咒的，唯有在这面旗帜上写上两个金光跳跃的大字：民主政治上颇有几分天真的吴祖光就不必说了，连政治经验丰富、一开始就存有疑窦的章伯钧，最后也将那脱下的“军装”，又穿在了身上！

    不知这算不算一种悲剧性格--

    要忘记自己的坎坷曲折不难，要忘记国家与民族积满忧患的现实和前景难；

    要正视历史并插入锋刃不卷的真话不难，要在商业性的微笑下给权势送上假话难；

    要信任党不难，好似一盏酒精灯，再多的恚怨也沉去了瓶底，而好话只要有一句，扑哧一声，便能点燃蓝精灵般欢快的火焰；

    要不信任党，难上加难，无论现实之海掀起多少问号的浪花，总如海边不改本色的沙滩一样，貌似湿淋淋地被涂抹了，可片刻之后，又露出纯金般的底色……

    于是，我们便能理解在五个星期自由批评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暗藏多时的机锋恍若巨鲸墨色的脊背，已经不时露出水面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何还在煞有其事地投身于整风，而章伯钧等衮衮诸公更在处心积虑地为党考虑，怎样引导这场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整风--

    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最后一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香凝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内称：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革命党一定要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古已有之。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仍然有左、中、右。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其实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显然是右派……

    民主党派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也必须同时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我查阅了大鸣大放期间的大量报纸，似乎何香凝先生是在反右运动之前，第一位使用“右派”一词的人。

    也就在这同一个会上，储安平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书面发言。

    6月6日，发生了两天后便被视为“右派”的进攻达到了顶点的“六六六”事件，即这一天应章伯钧的邀请，六位教授在全国政协俱乐部紧急聚会。

    在这之前，5月26日，借北京市高校运动会在清华举行之际，北大学生到清华园内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

    大约在5月27日，“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部分章节，已在北大张贴出来，这是由好事者从《纽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英译本中节译过来的。虽在西方去年便有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译本，但这在中国还可谓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形象的顶级机密。北大党委在一两天内揭掉了这份大字报，可这一报告里所透露的1937年至38年苏联国内大规模血腥的政治清洗，无疑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精神震撼……

    28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现多次学生集会，贴出500余张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少数大字报公开提出游行、罢课的口号，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6月2日，林希翎在人大校园内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引起众多师生的强烈关注。校党委当即做了林的工作，要她取消这一活动，她答应了，可次日夜晚又有人发现她在抄写秘密报告。

    随后的几天，北大学生频频发出邀请，要章伯钧去该校演讲；在清华，学生们议论得沸沸扬扬：真正实行民主选举的话，清华的校长将不是蒋南翔，而是钱伟长。上海的一些高校也开始了动荡，时任高教部部长的杨秀峰已赶去处理问题……

    教授们感到无论从民主党派的责任，还是从为人师长的责任，自己都必须尽快拿出一个鲜明的态度来。

    看样子颇似民盟的一个有组织的活动，这天上午10时到会的，不仅仅是分别来自于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计十三人。

    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他请大家谈谈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的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整风的形势下进行工作。

    曾昭抡说：当前学生有很多问题，事情已经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旦学生走上街头，市民将与他们汇集一起，情况就会更糟。因为各单位鸣放中的大量意见表明，党脱离群众已到了严重的程度。再加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使得目前的形势已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前夕的形势极为相似……

    钱伟长说：最近我收到一些学生家长的来信，要我劝告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这样做了，但学生们打算按父母的话去做的不多，眼下颇有些像“五四”运动前夕的情况。学生们不愿意听他们父母的劝告，也像我们做学生时不愿听自己父母的劝告一样。而且，我看学生现在要找带头的羊，期待教授们站出来说话……

    费孝通也认为，现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教师如果真去做了学生带头的羊，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如果真和社会上的群众搅在一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道：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看毛公是有估计的。按过去的经验党外来的意见总是客客气气，他没估计到现在各方面揭露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

    担心学生闹事，担心学生上街，担心学生引发社会的动荡以粉碎毛主席他老人家良苦的用心，还担心党中央是否掌握了各校运动的实际情况--这缕缕忧思，好似丝茅草充塞沙发垫一样充塞了他们的腹腔，使他们看起来颇有几分像1976年4月初那熬红了眼睛、形销骨立的中南海……

    虽然两天后毛泽东称他们为“利令智昏”，“将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但是他们还未“利令智昏”到自比中国的权力中枢。不过，从他们异常严肃、焦灼得恍若一个中国爆炸的开关就在自己脚下的神情里，他们显然感到了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对大学生、普通知识分子乃至对整风运动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多年以来不得不作会走路的景德镇瓷瓶、能说话的橡皮图章之后，他们只是“利令智昏”地想凭借这种影响，去滚滚疾风中证实民主党派以及自己，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依然是一棵棵劲草……

    教授们的结论是，他们必须站出来，但决不是去给情绪激昂的大学生们充当带头的“羊”，而是不能让英明领袖进退维谷，得尽全力帮助共产党稳住整风局面。

    在5日晚间，章伯钧已分别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6日当晚，史良向周总理反映了章伯钧和六教授的意见，周恩来未置可否。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参加了，“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注：指昨日参加聚会者)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章伯钧的有关交代。)

    不知一个念头，是否在史良、章伯钧的脑袋里倏忽一闪：一向为事果断、说话明确的周恩来，此时怎么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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