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豆荚在暑天里炸开，当整风的“豆荚”一进入盛夏之日，那机诈的“豆粒”便一颗颗圆滚滚地成熟了，并随即不断发出令人心悸的爆裂声……
第一道声音发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了让这一声响得似晴空霹雳，有遏阻流云之势，据说，毛泽东吩咐过好些党内的笔杆子去草拟该报这一天的社论，最后让他觉得满意的还是4月间他已经召见过的王若水写的稿子。他作了某些修改，又冠之以一个十分大众化、又十分赫然醒目的标题：《这是为什么？》--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员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在这篇明白如话、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一看就懂的社论里，惟一必须加以注释的是卢郁文其人，因为从表面上，他收到了恐吓信一事，正成了这篇社论论点的缘由。
卢先生是何许人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地主阶级出身，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做了多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半生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实在些，他做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在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里担任秘书长。和谈破裂后，他随代表团的成员一起留了下来。卢先生因收到“恐吓信”而一时风头劲健之时，正做着民革中央委员外，还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他说即使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共产党不应该也决不会对错误的言论放任自流。他还指出，几乎在每一个高级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都有人喋喋不休地提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并不胜任……
在这番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发言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在6月6日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公开了这封恐吓信。从信的内容看，并没有夹寄上一颗子弹，一根雷管，或是写着“决不轻饶你这条狗命”一类让卢先生毛骨耸然的话，只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给了他敌对的道德评价，诸如“为虎作伥”，诸如“无耻之尤”……
有人以为将此信称作为“恐吓信”是夸大其辞的。在民革中央，在私下，不是一、二个头面人物和中央委员，更以为此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给自己的。“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好似一个浪花在历史的长河里倏然一闪，便没有了戏剧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民主人士被扫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崛起了，俨然成为紧贴在党身上的一件泛出青钢色光泽的坚硬铠甲，仿佛不击穿这件铠甲，阶级敌人就无法向党作出进攻：
卢先生自称，从第一封匿名信公开之后，他在6、7、8三个月间，收到了来自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30封匿名信。这些信的内容，除了“没有气节”、“少了人格”、“不折不扣的奴才”一类咬牙切齿的辱骂外，便是张牙舞爪地恐吓：“不要继续为虎作伥，否则自寻其恶果”、“你的性命难保”、“波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共产党不满三年将自取灭亡”
一封盖着石家庄市邮戳的匿名信里有这样一句话：“请不要卑鄙地追究这封信的墨水、纸张，你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卢先生据此认为写信的人一定是一个老牌特务。即使这些信没有似公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往来书信一样被肆意剪裁，可凭着他如此敏锐的政治嗅觉，十有八九，它们都被他犹如挖到金缕玉衣一般兴致勃勃地交出去了，并让公安部门够忙乎一阵……
与此同时，卢先生又自称，他还收到了除西藏外的来自全国各省市的71封慰问信，有的是以工会、学校、合作社的全体名义寄来的，有的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慰问，是支持，是鼓励：“如果恐吓者，真要动一动您的一根毫毛，他就要粉身碎骨”，“我们虽然不相识，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勇于前进吧，亲爱的同志，随时都有一群青年人在支持你”……
不知他是否像交出匿名信一样也交出了这些慰问信，如果交出了并得到妥善保存的话，它们应该放进博物馆，让后来人在参观一部往往沉重得令心尖发痛的历史时，也能稍稍的幽默一下。
卢先生还发现，自《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出来后，周围的人们对自己的面孔起了显著的变化：
平素相当要好的朋友中间，有的人对他冷淡起来，甚至在背后将他夹在上下牙床之间，唾沫里滚动一阵后，像吐瓜子壳一样吐了出去。相反，有些人平素和他只有一面之交，现在碰到了则格外热情，从那一片崇仰自己的盈盈眼波中，他感觉自己是被一群小行星包围的大行星。乃至对他的老底十分了解的他过去的学生，原来为着他替反动政权帮凶深感憎恶，二十多年来与他压根没有来往，现在也来信问候，言辞之歉疚、温暖，宛如写信人自己是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对于这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有着卢郁文这般良好感觉的，只是凤毛麟角。不久，他被提升为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
还在这几天之前的一个炎热的夜晚，当丛维熙从妻子张沪口里听到一份党内文件的内容：“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他已经瞠目结舌了！好似妻子参加了这份文件的草拟，他一下扛起悲愤的“火箭筒”，向她作出一连串的击发：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变成了撞网的大鱼？”
张沪“我自岿然不动”。她正在奶孩子，怀里的孩子显得那么弱小，像只煞是可爱、极易受到伤害的小动物，吮吸态又那么恬静，好似天欲晓未晓之时那沾满晶晶夜露的花萼……一股带乳香的温馨味，撩拨着她的鼻翼，她不由得低下头，在孩子的前额上轻吻了一下。
顿然，一股为人之母的情怀，犹如雨水渗透土壤一样渗进了她的胸间。也许为人之母的情怀与算计生命、摧残生命的“阳谋”比起来，无异于正高唱赞美诗的教堂与红头苍蝇飞舞的公共厕所间的区别；她一下还进不去眼前这个龌龊的现实世界，她一直沉默不语。
最后，她讲话了，还是以一个母亲的善良，来解释眼前这个并非善良的现实世界：
“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当晚，丛维熙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是1957年里他第一个失眠的夜晚。
他想起在中宣部召开的在京青年作家座谈会上，自己这个因出身不好平时寡言少语、且讲话口讷的人，竟当着“红色沙皇”周扬的面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写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言辞之莽撞，以致于一讲完，好友蓝翎便耳语道：
“蔫人出豹子！”
他还想起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阳春三月》，这是根据京郊一个合作社因过分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生活拮据、被迫去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稿子寄给了天津的《新港》杂志，不久就给退了回来，理由是这篇小说存在着不健康的思想苗头。他没有以那位编辑冷峻的政治眼光，像掐蒜苗一样坚决掐去这苗头；相反，却以为自己的创作在摆脱流行的理论说教后，这苗头上沾满的是生活之晨的点点露珠。稿子在改名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后，又交给了《长春》杂志，该刊已发排在七月号的头条位置。能抽得下来吗？十有八九来不及了，这新改的题目怕是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道谶语……
天快亮时，他才昏昏沉沉睡去，可枕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普希金的一则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不过梦境里，那海不是明晰的碧蓝色，而是深不可测的墨黑色；钻进那小口大肚缸里的金鱼，也不是一条，而是摇头摆尾、欢快得好似去踏春、赶集、幽会的一片鳞光闪闪的鱼群……
猛然醒来，他把这一梦境告诉了妻子，张沪似乎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她不无凄恻地说：
“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丛维熙的梦，便应验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
那份感觉，即使是在几十年后写来，也显得那般似迷似惘，如泣如诉--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播音员，还在盛赞鸣放的莺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然而，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列车上被甩了下来，那时还不像后来中国的好人要习惯将自己当成“坏人”那般容易。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还端然端坐在车厢里，只是随身子的猛烈摇晃而惊讶：这列车何以作如此急、如此大的转弯？
她有事可径直走去周恩来的办公室。中国威风凛凛的十大元帅，她见了也几乎都能走上前去打声招呼。过去倘若她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不解之处，她总去找党，好似孩子有道题目不会做了，总要去问自己的父母。这既出自于她自感与党之间的那种近似于血缘关系的情感联系，也出自于她努力追求事实真相的职业品格，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还是《文汇报》伸向中国政治天空的一片雷达天线。
读罢6月8日的社论，她习惯性地拿起了话筒，接话人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她问对方：这篇社论的发表，是否意味着大鸣大放已经结束？
陆定一作了否定的回答。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不会不清楚：
一场强劲的政治风暴，业已在一年多来阳光朗照、百鸟闹林的中国开始登陆了。但是这并不意味他要误导几个月以前他还颇为心仪的《文汇报》，在这场风暴中粉身碎骨。从他在“文革”里的磨难经历看，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高级官员，而不是那类心眼犹如网眼一样密布的政客。何况在这时他也远未料到，在22天之后，《文汇报》及浦熙修本人，竟会被毛泽东由过去几近含在咀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宝贝，而一下变成蟑螂般地被恶狠狠地踩死在7月1日……
可能的答案是，毕生忠实于党的陆定一，不会发出任何有违于党的声音。虽然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却还未对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者之间原本极为排斥的关系，作出冠冕堂皇的决议和解释。
读罢社论，储安平先生则一下明白了这社论的矛头首先是冲着自己“党天下”的发言来的，犹如刀子划过肌肤一般，他明彻而又痛楚地感到，自己在做了几十年的好人之后，一下给混成了个“坏人”。
6月8日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未等章伯钧说什么电话就挂断了。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章伯钧敢去史良面前如是说，当然是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章史两家亦亲密无间。从几件生活小事可见一斑：有一天，史良送来两打雪白的洗脸毛巾。笑眯眯道：“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见后，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叫人送来，她还带话给李健生：“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章诒和更是从孩提时起，对史良的天生丽质、气度与品格，一直羡慕和崇拜得五体投地。可能在她的眼里，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与其说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她更像是个英格丽·褒曼或白杨那样的电影明星。她写道：“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能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
然而，正是当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眼里的“三美”相加的“史大姐”家里，像是有条热线和新华社通着--次日新华社发出通稿，通稿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话，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委员活动，已垂垂老矣的李健生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前者的一个女媳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难道李大姐忘了吗？”
当然这是后话。还是回到6月8日这一天上来，在史良家出来，郁结的心情稍稍得到排泄的章伯钧，不禁想起到这一天，储安平在《光明日报》总编辑任上仅仅干了68天，比起两个多月前不冷不热地在报社介绍起他来，显然这时的章伯钧对他有了相当的认识。可能突然有些不放心起来，章伯钧决定去看看他。储安平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的家，实在是不好找，但章伯钧依稀记得听人说过他家对面有一个“正兴石油商店”，寻着这个标志总算是找到了……
客厅不大。好一阵沉然。章伯钧欲言又止，从他看去了几百年后的超脱中，我们便可感到他对于现实想法铅块般的沉重。既像是自己心迹的流露，又像是相濡以沫，他终于开口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槛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腾的话语，简捷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性之光。在储安平的缄默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在1957年6月8日这一天--
不知有多少人整体的现实感轰然坠毁，脚下的绿草红花遁去了，只剩下一堆幻影、逻辑和记忆的散乱的碎片；
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了力量，没有了意志，没有了希望，好似森林里一种又白又圆的小蘑菇，只要轻轻一触，它就变成了粉末；
不知有多少人预感到此后自己将微弱似山门的蕨草，以一匹匹黯淡的叶子，计算着每一个苦雨浸濡的长夜，每一回清霜覆盖的寒晨……
不仅仅是开始进网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死于1957年6月8日。
20非“阴谋”而“阳谋”
在这一年的5、6月间，中国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统战部门，一边以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热情，召开着消耗了千万吨茶水、千万吨纸张的座谈会；一边又频繁地接受着来自北京的雪花般绵延不绝的秘密指示……
真可谓是夏天里的冬天
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地报刊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对于一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
5月15日，毛泽东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下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文章指出，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还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新党员，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在一起，亲如兄弟。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有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10%。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文章强调，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并提出，右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何去何从，主动权只在一个短期内掌握在右派手里。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指示中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要根据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
指示认为，在整风运动已经展开的北京、上海等地，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翼分子反动言论的同时，特别注意登载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指示说，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要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指示认为，反动分子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指示说，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场大仗（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
指示说在北京条件已经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这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
一张非“阴谋”而是“阳谋”的大网，便这样一经一纬地加速编成。
所谓鼓动鸣放、号召向党组织提意见，便成了一家原本只有在恐怖小说里才存在的婚姻介绍所，它专事推出光彩照人、两颊酡红的“真诚”。谁信任了这“真诚”，并随她而去，谁就等于签订了一份死亡合同书；谁怀疑这“真诚”，并扭头离她远去，谁就能在风声鹤唳里苟且偷安……
所谓整风运动，便没有了春风中冰棱的解冻消融，阳光下禾苗的拔节扬花，而成了充满诡异气氛的大战前夜：一边，稚嫩的“民主”，孩子般沉浸在自己花好月圆的梦境里，宛如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另一边，一支从中世纪走来的“军队”，因为兴奋而烧得发出绿光的眼睛，好似一片片流萤，悄然出没于草地和山林。偶尔几件冷兵器相撞，发出了一阵令人心寒的声响……
所谓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便成了镜框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一个掰开来不见肉馅的包子，一位年过半百的遗孀关于少女时代怀春的梦。
试想想，当猫在玩捉弄老鼠的把戏的时候，猫怎么可能腾出爪子来清点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呢？当猎手在瞄准湖畔嬉戏的天鹅，以溅血的枪口去拓展人类新疆域的时候，他怎么会去想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占领的疆域其实已经太多……
“在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上，毛泽东在1957年，为全党作出了“伟大”的表率。
在如何“解决”上，李维汉心知肚明，并身体力行。
一系列座谈会的头几天，章伯钧并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闹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伯老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章伯钧去了，临出门前还跟夫人李健生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到了会场，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他“给中共提意见。”
章伯钧讲了几十分钟，时间上不长不短，内容上不咸不淡。最后他总结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
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未见有任何不悦之色。章伯钧大概以为对方是称许于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错物堕网而心安。”（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27年后，李维汉说出了当时为什么要采取他自己称之为的“引蛇出洞”的做法--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于是，我们便能明白，在5月底6月初的那些日子里，中共北京市委何以频繁地召集各高校党委书记谈话--
“……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
于是，我们便能明白一副儒生相的葛佩琦，何以在几天之间成为一名震惊全国的“杀人凶手”--
5月24日，他在校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了他的发言，内称：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葛佩琦来到校党委，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聂真，情绪异常冲动地说：
“《人大周报》如此断章取义，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聂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嘛！”
下一期的《人大周报》并未作出更正。6月8日的《人民日报》却报道了他的那次发言，标题为《人大教师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内称：
“我要重述一遍，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继续腐化下去，那就总有这么一天：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又被拎起领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汗毛陡立，深知这台阶是通向绞刑架的，可他还存些许天真：党中央堂而皇之的机关报，怎会堕落成旧社会靠流言与谣言编织版面的无聊小报呢？只要澄清事实，这台阶就是纸糊的，自己还能从绞刑架下拣回一条命来……
当天，他写好一条更正，次日一早便送去《人民日报》社。
编辑同志：
6月8日你报出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报》无视他的更正，犹如大象无视于蚂蚁放屁。
除了在8日这一天在发表“他”的言论的同时，就已发表了三篇批判他的文章外，“大象”有条不紊地将巨掌一次次地压在他的身上：14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各地工农兵群众愤怒的唾沫要将他淹没的报道外，还刊登了他的学生将他的斯文几近扒得一丝不挂的文章。15日，又发表一位著名人士写的《我对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一文……
随后，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他已被《人民日报》吊死的“尸体”上，大脚小脚纷至沓来，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跳起了盛大的迪斯科。而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将他的发言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说了一辈子假话、空话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至少给全人类留下了一句真话：
谣言说了三遍以上，便成了真理。
于是，我们也能明白被郭沫若视为“黑色文人”的萧乾，何以会在大鸣大放之时，突然被委以重用--“那时《文艺报》有三个副总编。负责文学部的侯金镜是最重要的，陈笑雨（马铁丁）负责社会生活。两人都是延安来的老党员。亚负责国际部。‘大鸣大放’期间，‘邻居’特地来找亚交谈，像是漫不经心向亚提出个要求，说金镜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休息一下；笑雨要去中南跑一跑。他满脸笑容地同亚婉言情商，在这个时期，亚可否出任一下执行副总编辑。还补上一句：
“一切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我不必过目。”
“亚显然不可能窥知这个深远布局。但他是很犹豫的。他纳闷为什么两位党员副总编一下子同时暂歇，连这位总编辑也想撒手把刊物交给他。然而亚从来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经过反复动员说服，他想进《文艺报》以来，一直受到尊敬，也确实保证了自己的充裕写作时间。如今，总编提出这样的恳切要求，他碍于情面，不便一口回绝（这是他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磨了半天，他最后是在一个条件下答应的：即他绝不直接往印刷厂发稿。一切稿件按旧要‘邻居’过目。事实上，这期间有些文章如刊载在第六期上的《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5月12日出版）倒是由总编直接发工厂的，亚连文章的来路都不清楚。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亚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亚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文洁若《“臭妖婆”自述--我与萧乾》）
文洁若是萧乾先生的夫人，文中里的“亚”，即是日语里“他”--“亚克桑”的简称，婚前文家每提到萧乾，便用这个字，婚后一直沿用了下来。而文中出现的“邻居”，则为当时的《文艺报》总编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邵荃麟。
吴祖光也是一条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
5月下旬，由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全国文联的两位领导人也亲笔写信派专人送达，请他去出席文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率真的吴祖光感到自己再不说些什么便有些狗肉不上秤了，临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新风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以为她的这个经验在新中国早已是明日黄花，他说：“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他老人家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大概是一副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劲头出门了。座谈会上，他只是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情绪稍有激动时，也偶尔露了一点“峥嵘”--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
他的发言在《戏剧报》上发表时，田汉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由此，吴祖光当上了戏剧界头号右派。
于是，我们还能明白所谓的“六教授会议”，大约颇近似于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的性质--
最早提出开这个会议的是章伯钧。他的秘书给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金若强打来一个电话，内称章伯钧想通过民盟北京市委的渠道，了解一下首都几所最具影响的高校近期大鸣大放的情况，能否请对方邀请些教授，在近日内开一个汇报会。
金若强不以为然。
一来民盟北京市委深受其主任委员吴晗的影响，无论是眼下的章伯钧、罗隆基，乃至日后担任了民盟中央主席的胡愈之，都不被吴晗看在眼里。虽然在月白风清之夜，他与胡适的那段情缘，也偶尔萦绕于怀，但解放后他的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使得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人虽然资格比他老，年纪比他大，影响也不会在他之下；但恍若试管婴儿与普通婴儿的差别，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几近天然，而自己受党的重用也是不带引号的。
何况，民盟受统战部领导，部长李维汉在党内的地位也在彭真之下，而为他敬仰、也欣赏他的彭真，和他就在同一层楼里办公。他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拣起芝麻丢了西瓜呢？
吴晗每有机会，必强调我们民盟北京市委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即使在他本人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后，他似乎也嫌这把交椅会赃了自己的裤子，他来民盟中央极少，民盟中央有什么决议与指示，他依然置若罔闻。
反右斗争以后，经李维汉同意，各民主党派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联袂举行一次自我改造大会，为求声势浩大，以展现一场暴风雨洗刷过后的“崭新风貌”，没有多少人的民盟中央机关只能像其他党派一样，主要得靠北京市委的队伍。其他党派蔚然壮观地出来了，可民盟的旗帜下还是三瓜两枣。赶忙去民盟市委查问，回答是吴晗将此举向彭真汇报了，彭真未作答复……
吴晗这一被称作“腰斩民盟”的做法，造成民盟内外议论纷纷，矛盾重重，可无论是李维汉，还是民盟中央，都成了铁扇公主，不能不由着操起了金箍棒的吴晗，在自己肚子里揪肠扯胆……
二来，金若强感到时间上安排也有困难。得派人下去联系通知，对方还得有所准备，怎么能说开就开？但还是勉强去联系了两所学校，人民大学表示愿开，而北大态度消极，他立即以此为由反馈给了民盟中央：此会难开。
很快，金若强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闵刚侯，时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当过司法部副部长，民盟中央秘书长。六十年代初期因身体不好离休养病，“文革”初期病逝。这时，他与胡愈之、李文宜、周新民等人一样，是民盟中央里身分未曾公开的中共党员。他在电话中说：
“老金，章伯钧提议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已作了安排。会议定在明天开，地点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你也得来。有一点现在讲清楚，这会不要当面作记录，可你得用脑子记，会后我们一起再搞份文字记录……”
第二天上午，金若强去开了会。会后，他凭着记忆搞了一份会议记录，交给了闵刚侯，由他们进一步补充去，他当时以为会上不作记录，为的是打消人们的顾虑，而会后追记，则是民盟中央需要这份材料存档。
他决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即自己刚做完的不是一份文字材料，而是在参与制作一枚将置章伯钧和六教授于死地的炸弹。他们不是决定由钱伟长去统战部走一趟，并请史良转达总理能否拨冗跟他们见一次面吗？无论是去统战部，还是想找总理谈一谈，他们要反映的都是自己对目前首都高校鸣放形势的几分忧虑，以及作为共产党的挚友，民盟得站出来为党讲话为党排忧的真诚愿望，这里会有什么不可与天下人言的奸诈和诡计呢？
直到这枚炸弹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爆炸开来：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会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金若强才意识到，不但在想象力上，自己是个侏儒，闵刚侯则是位巨人；而且在导演兼剪辑水平上，闵刚侯也有相当的才情。
7月3日，为了与1日的社论相呼应，《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闵刚侯写的一篇长文《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该文说，章伯钧和这些到会的教授们在紧急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一致认为，成功地反对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并称：
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条大船一定会被掀翻。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到处散布各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此煽动人民群众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其目的企图是在这条大船上钻几个孔，使大船倾覆得更快。
从5月中旬，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反击社论出来之前，党的各级组织大抵都在忙着“引蛇出洞”，好似一幕大戏即将首演的后台，化妆师、服装师、美工师们怀着半是紧张、半是兴奋的心情，在各自的行当里精益求精，纵横捭阖，以便开场铃声一响，即往台上隆重推出各个品种齐全、打扮齐全的“右派分子”；
可我们也不能排除在这期间，有一部分党的干部，或是出于良知，或是出于有利于日后工作的考虑，或是出于个人的友情，还也许在这之间兼而有之，他们也确实保护了一些人--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眼下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神态急急，步履匆匆，已经走到了后台，硬被李维汉给打发了回去：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回忆与研究》）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郑少文，虽名列部长史良之后，却是部里主事的人物，必要时，有资格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天，又通知他去列席会议，会上恍若放了一部惊险样式的电影，他看到一列高速运行、且车厢里正播放着圆舞曲的火车就要出轨，一幢被霓虹灯装点得好似水晶宫般璀灿的酒店即将爆炸，但他不能向沉浸于美妙旋律的乘客和痴醉于壮丽灯光的旅客打声招呼。会议结束时一再强调，与会者必须以党性担保，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
在“党性”的炉子里，他宛如一只剥光了毛、无所作为的北京鸭，可良知不甘心就这么被烤成一汪油来，它驱动着鸭爪最终还是在半空中划拉了几下，在部党组会上，他说：
“我老生常谈一句，我们党组成员都是党员，虽然现在上面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但我们谁也别忘了自己是党员。”
就这么一句话，司局长们在整风运动中都成了水泼不入、刀插不进的铁狮子。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一旦灾难来临，要从这灾难里解脱出去也得按照你的级别：在列车里不坐在软席车厢里的人、在大厦里不住在高层上的人，郑少文无法打招呼了，只能婆娑泪光里，看其纷纷出笼，翩翩划水，最后一一撞上枪口，跌落网里……
周扬虽是中宣部副部长，在文艺界一言九鼎，在党内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在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三天后，即5月18日，才获悉毛泽东肚子里新的打算，他一天也未耽搁，当晚就给邵荃麟打了招呼。此时，恰好黄秋耘也在场：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侯，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顿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色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
‘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
‘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周扬来的电话，哎，转了！’
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
‘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
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说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黄秋耘《风雨年华》）
需要情报，还得是“准确”、“及时”的情报，这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在阳光朗照、江山明媚的社会主义中国？
还是在战况瞬息万变、惊魂裹有一层淋淋冷汗的火线指挥部？
抑或是在庄家于变幻莫测的价位中，好似大鱼玩弄虾米般玩弄中小散户的股票市场？
如果，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凭着诚实的劳动、自由的思想，去获得自己安定的生活；而只能靠着是否能在几分钟之间打探得某种消息，才能得以苟全政治生命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被阴谋如乌云般深深笼罩着。
如果硬要说这一阴谋是“阳谋”的话，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
阴谋，尚需提心吊胆、嗫嗫嚅嚅、左顾右盼；
而“阳谋”，因为有权力的强有力支撑，则能大张旗鼓、振振有词、一意孤行。
而且，阴谋只会造就一个罪恶的小集团，或是一支林立果式的别动队来；但在这大面积的“阳谋”之中，我们将会看到：投机心理，明哲保身心理，更有落井下石、顺风扬沙等人类最为卑鄙的品质，便会毒液般大面积地侵袭人们的血液中，从而造成这个国家大面积的道德滑坡……
21突然冒出来的六条标准
现在，我们得探寻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四次整风历史上，唯有这一次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运动，在破尽重重阻力、刚刚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何以陡然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为本书的写作，我发现--犹如提起中国革命，人们就会提起杜鹃喋血的井冈山，霜天寥廓、秋风呜咽的万里长征，和高原上雄浑无边的黄土好似惊涛一般拍打的延安；只要一提起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1957年，便是几代知识分子们一个魂牵魄绕、挥之不去的话题。
是1957年像个斯芬克思之谜，坐落在他们无法绕过的精神历程上；
还是在历史收下了几十度的春华秋实之后，还很难说人们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梦魇？
我能肯定并为之感受良深的只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以为1957年和1966年一样，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精心炮制的几件史无前例的作品之一。换言之，即反右斗争并不是在这一年的5、6月间狂飙突起的，而是早在这之前便写上了他案头的台历。
从毛泽东的人生观、哲学观来看，在雄险新奇的斗争中求得平衡、创造、发展，并充分满足自己的使命感、愉悦感，是他毕生都在努力追求的社会境界与人生境界。
1913年，年仅20岁的他，在《讲堂录》里这样勉励自己：“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四年后他读《论理学原理》，又在批语中对刘邦与项羽不共戴天、汉武帝与匈奴逐鹿大漠、魏蜀吴三国草木皆兵……赞叹不迭：每当其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写进历史，则“令人喜读”。相反，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承平之世，如长缨般的雪亮斗志，被漫世的绮糜之风日渐剥蚀，写进历史，则让人“殊厌弃之”……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中国的大地上作完了最终的较量后，他的心理屏幕上那起伏不定的曲线，并未得到一江秋水般的安宁与舒展；他的思想雷达里如果失去了异常光斑，他的大脑似乎便会像孙猴子被唐僧念上了紧箍咒一样巨痛不已。
他面前必须站有敌人！
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里，他必须发动一次又一次战役！
运动在中国的频繁，便几近欲火烧身的猫儿在春夜里叫春那般天然。
运动总与整肃联系在一起，也就如放纵总与梅毒联系在一起一样天经地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毛泽东一直讲工农是这个政权的基本群众。
这个政权的敌人呢？蒋介石在叫嚣“反攻大陆”，可他的话还不及台湾海峡的风涛，真能在东南沿海撞出一片轰响的浪花。美帝国主义固然不可一世，但是志愿军将它赶去了三八线外，这证明毛泽东的“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的论断有着牛顿三定律的科学。
地主、富农还在，但在土地、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他们大抵只剩下一顶肮脏的帽子，给压在子孙们的档案袋里。资本家还在，可好似一下油锅便炸得鲜红的龙虾一样，他们几乎在一个夜晚，便将几代人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产业，纷纷交出去“公私合营”……
他们成不了毛泽东的心头大患。
从他建国后一次次发动的批判和斗争里，可以看出，他可以叫山河变色，他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变了同样的颜色，却始终心中无底。他可以没收一个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他对于知识分子植根在脑袋里的私有“生产资料”--知识，却始终未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打击良策。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知识分子是工农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一想法还只是电花石火；那么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这一论断已经根深蒂固：
在所有制领域的革命完成之后，思想领域内革命的主要对象便是知识分子。
波匈事件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两个必要性：一个是党牢牢掌握枪杆子的必要性，另一个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惊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训正在于：成分复杂的军队，与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联起手来，置工农政权于血泊之地。
在中国，这支大抵是农民出身、并跟着他二十多年里南征北战的军队，没有丝毫让毛泽东不放心的理由。他像熟悉农民一样熟悉这支军队。他像钟情于农民一样钟情于这支军队。即使有彭德怀、林彪这样功高盖世的元帅跳出来向他挑战，或是美国的原子弹打到了中国，把地球击穿了，乃至将地球炸毁了，他如果不得不重上井冈山，他后面还会跟着这支铁骨铮铮的军队……
在中国要出问题，便出在知识分子身上！
多半毛泽东觉得再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去进行批判、斗争，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已经显得杯水车薪了，工农政权必须正面地、全面地与知识分子作一次大规模的较量，这既可以彻底卸去这颗“定时炸弹”上来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从由于合作化运动造成的农村各方面紧张关系上，转移到新的兴奋热点上来。
在这一热点上，与在经济问题上他总感到力不从心相反，他的思维极易转换成战争思维：诸如5月15日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步骤；6月8日强调这场运动是“一场大决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7月9日又指出大字报是“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而他只要一进入战争思维状态，犹如春风中缤纷的花雨，他便会涌出无限的才思灵气和摇撼山河的魄力，从而振兴他本人1955年以后一度疲软的威望。
是否真如此，不妨姑妄听之：有人分析，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一不是毛泽东在作“诱敌深入”的战略假象。
最典型的例证是第二个报告，它的录音传达，睿智、通达、亲切、不带一点强权味和八股味，浑如一盘梦幻曲的磁带，舒缓地行进于人们心灵最敏感的部位上，涟漪般地推及全国的大江大河，也不放过小溪小潭，从而最大规模地调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露出水面的热情。
然而，这“鱼饵”好像是砒霜外面裹了一层白糖，刚进咀里，也许尚未到胃，便让你叫苦不迭。
1957年6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华沙记者西德尼·格鲁森从波兰共产党那儿弄到的这个讲话的原本。毛泽东显然不想让这个已与中国国内陡转的形势大相径庭的文本，搞乱全世界的视听，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讲话的官方文本，人们惊异地发现，前一个文本里“删”去了后一文本里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在大鸣大放里人民如何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些标准看来明确，实际上却泛而无际，随时能按掌权者的意志演化出60条、600条来。储安平这样鼓噪“党天下”的大鱼钻不过去，你对某个党员、某位科长提有批评的小鱼，也难钻了过去……
好似进了外面贴满“出血价”、“跳楼价”广告的超级市场，让你尽兴采购一阵，当抱着一大堆商品来到缴款处时，收款小姐神情异常优雅地告诉你，所有货架上的价牌上都少写了一个零；
几近给你服了一帖海洛因，让你迅即堕入光怪陆离、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幻境之中。在一台特制的设备里，一盒像带录下了你所有的幻境。最后这像带放映在法庭的屏幕上：根据你带枪上了飞机，判你一个劫持飞机罪；或是你跟人家的老婆睡觉了，判你一个强奸罪……
此外，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还比比皆是，比如：
前一个文本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在后一文本里变成：“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前一个文本里：“百花齐放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只要不搞秘密团体”，在后一文本里变成：“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后一个文本里没有前一文本中对某些人“左”的错误的颇为辛辣的讽刺，以及对王蒙等人的作品的热情肯定。
后一个文本里不见了前一文本中对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人们的严厉批评，多出了“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章伯钧不能不瞠目结舌！
作为现场的洗耳恭听者，本指望靠着毛主席这篇讲话的公开发表，多少能够“漂白”一下自己，及至看到正式文本，他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见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百年潮》2000年第8期）
读者不能不瞠目结舌！
是惊异于《纽约时报》作为“帝国主义”的喉舌，污蔑、造谣真成了它的本能？还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大国万民景仰的领袖，怎么能如此翻云覆雨，食言而肥？
最清楚答案的，自然是章伯钧这样亲耳听过毛泽东讲话、或是听过这讲话录音传达的人，他们却拿不出答案，因为在4、5月之间，宣布了一条纪律：所有当场做了记录的人，都必须将记录交上去。即使拿得出答案，或是以群体的名义站出来证实毛泽东当时就是这么说过，也无济于事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人类理性法庭上的一件官司，这时奉行的已是大森林里弱肉强食的铁一般原则了……
尽管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盛产过五花八门的文字狱，可你还是会惊叹这是一张多么巨大、而且网眼设计得多么严密的政治陷害之网呵！
尽管世界上决不会有哪一部军史去记载这一场以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战役，可你还是会承认这是一次多么漂亮的由“诱敌深入”到“聚而歼之”的战略转折呵！
决不是对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作调侃之言，在本书的采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
对毛泽东在五个星期的自由批评之后陡然作出的急转弯，作如上之想，尽管可以理解，也貌似成立，但是否太情绪化、太脸谱化，因而对毛泽东有欠公允了呢？
一个在青少年时代便立志解祖国于倒悬、救人民于水火的职业革命家，一位终身有着巨人情怀、视古往今来为袖里风云、中国与世界为掌上乾坤的哲学家和诗人，一颗梦里也常常让工农群众激动得笑醒、乃至泪水溢出眼眶的红太阳，为了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和加起来决不会超过十万人的九个党派较量，何至于连篇累牍地发表一次次庄严的宣言，又不辞鞍马劳顿地南下游说各路诸侯？
根据毛泽东在这之后的有两次南巡，分别发生在“文革”前夕他起意要从中南海里放逐刘少奇，和1971年他察觉到林彪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之时，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次南巡的心理动机，同样是对着他已经开始不太以为然的党的。
犹如风暴与黄山松的交锋，只有在强者与强者、并证明谁是最终的强者的交锋中，毛泽东才会像针叶嵴立、枝干虬舞的黄山松一样，撑起自己全副的心智，并投出“杀手锏”。而他的南巡，正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运用得十分漂亮的“杀手锏”之一……
毛泽东发生于建国后的悲剧，并不在于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总戴上了戏剧舞台上乱世枭雄曹操的一副白色脸谱；也不在于他看起来有点像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弗利，此人为中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献上了一部《君主论》，书中所热情称道的切萨雷·博嘉，是枢机主教罗德里果·博嘉与其一位情妇所生的儿子。当其父当上了教皇之后，他依仗父亲的权势，也成为了公爵，并娶法国皇帝路易十二的侄女为妻，随后认定为了目的可以不计一切手段的他，运用欺诈、谋杀、阴谋、背信弃义等各种手段，将整个意大利恍若一块馅饼一样放在恐怖的油锅里烹炸……
从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悲剧在于：
建国后他的重大举措，不时闪耀着某种理性探求的光芒，并给中国的和谐与发展打上金色的希望，从而显示了在这块要搬动一块石头也时常不那么容易的国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气神儿十足的改革者；
可结果，他的新思维总好似有魔鬼附体一样，泛动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的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国后他的每一回重大举措，无不自视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它决非什么个人或是小集团的阴谋，而是能坦荡地展示于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时间这块土地上也总山呼水唱，风集影从；
可结果，常常蹂躏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让人民在战胜贫困的旗帜下去进一步发展贫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义下去互相厮杀。当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之时，人民再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里那个颇为孤单的身影，便会多多少少地感觉出他身上散发出的宫廷政治的气息……
毛泽东建国后在创造什么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破坏着什么。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来说，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才有了一张可以思索与探求的安静的课桌。
毛泽东建国后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疏远着人民。因此，当1976年1月，北京三十里长街上的人流，披着满天素净的雪花，以绵延不绝的哀思去一寸寸地挽留周恩来的灵柩时，人民就已经在心头开始埋葬那个毛泽东仍抱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时代……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理想与实践的分裂；
理性与感性的抵牾；
是晚年毛泽东这出悲剧的苍凉且又无奈的基调。
在1957年，毛泽东已经走进了这出悲剧。因此，我不认为早在1956年，反右运动就已写在了他案头上的台历上，即他殚精竭虑发动的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为的是搞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
关于它们被发动的背景，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心理轨迹，在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已有粗疏探讨；现在得探询的是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最终却表现为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这里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2心情陡然急转弯
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担心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在新时代的辞典里几乎可以删去的“罢工”、“罢课”的字眼，日渐频繁地出现在党内来往的电报和文件上。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
在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
这一情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必须避免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类问题，而应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使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说，此时面对毛泽东在全国推开整风运动势如破竹的决心，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态度均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了鸣放温度趋于白热化的5月，尤其是感知并获悉首都高校校园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震荡，以及那潮头上意气风发、俨然圣女贞德的林希翎等人的演讲，昔日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也曾领导过学生运动、并深谙此中三味的他们，那份担心便如集雨多时的乌云，不可抑制地溢于言表了。
5月25日，刘少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
“……使整风运动搞得更好是每个人都应注意的问题。如果指导得不好，就可能出问题，人民会走上街头……大学和中学已经在活动中，如果工人群众行动得慢些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工人、中小学的教员和其他群众组织也开始动员起来，我们将无法坚守阵地……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事态，那么很快成百万的人将会起来，使我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对我们将是不利的。”
对于校园里那些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没有做过工种过田、更没有打过仗的大学生们，党和政府不计他们父辈的前嫌，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给他们足以高过农民生活水平的助学金；可他们的下巴上才长出几根软毛来，或是刚刚能在大庭广众前讲话不红脸，就貌似老道地装出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政治家模样，就党和政府的事务妄加评说，乃至图谋不轨……对此，刘少奇无疑怀有深深的不满。
5月间，他对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讲了一次话，面对台下走进礼堂前才放下手里“反官僚主义”小旗的大学生们，在给他们以某种嘲讽之外，他似乎也不自禁地视毛泽东就在眼前，表露了自己对以反官僚主义为首要目标的所谓“整风运动”的强烈抵触--人们说，“好极了，你们是党员。但是你们夸耀自己是老战士，并且还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这种评论并非不真实。
然而你们呢？你们不是党员，你们生来就居住在城市，你们是否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呢？我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高--我仅仅是个中学毕业生。我昔日的同学，有些已经是大学教授了，他们有没有一点官僚主义呢？我认为，那些从不是党员、从未在山区呆过的人，可能受官僚主义的影响更深--并且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我们呢？仅仅是受到一点官僚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即便有，也非常少……
刘少奇的这种情绪，在党内显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是党员非党员、文化高抑或是文化低的人都会沾染上的官僚主义危险呢？
还是匈牙利事件业已证明了的、猎犬般随时企图冲上来咬断社会主义咽喉的资本主义危险呢？
人总是不那么乐意听取反面意见的，与一般人稍有不同的是，相当多的党员和高、中级干部，他们不仅是不习惯于听到不同的声音，还几近从骨子里认为对方没有资格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一个自视为新社会的缔造者眼里，除了工农大众以外，其他阶级、阶层，大抵都是那个已被钉进棺材里的旧社会的飘零子弟……
天鹅湖畔可以接受来自南美洲丛林里的响尾蛇，但得先把它的毒牙拔下来；新社会已经收容了这些破落户，就该从政治上抽掉他们的脊梁骨。倘若他们还在那里肆意置喙，尤其是对着革命的象征、真理的化身--共产党品头论足，除了表现他们正在积极聚拢自己政治上的钙质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意味吗？
现实生活里似乎又反馈了这方面的信息。
据新华社6月20日报道：
6月17日早晨零点十分，北京市报子胡同12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的住宅里，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炸弹是用火药、铁片、滚珠等制成的，爆炸时曾将窗上的玻璃炸碎，落地后曾经起火，但经住在室内的人及时抢救，损失极小，也没有伤人。报道断定炸弹是反动分子从临街的窗户投掷到屋里去的，并称北京市公安局对这个案件正在侦查中……
据新华社8月5日报道：
6月12日、13日两天，在湖北省汉阳县，一小批反革命分子利用该县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了一千多名学生举行罢课及暴力活动，他们冲进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捣毁国家财物，殴打党员干部，并张贴反动标语：“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打倒县委会”、“毛主席要下台了”、“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
虽然这类公诸于报端的事件，都发生在6月8日之后；但能意料的是，在6月8日之前，在中国这么一大片国土上，要搜罗些令人想起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猖獗气焰，如同在鸣放终于被烧得开了锅之后，要获取知识分子已经蜥蜴般变色、民主党派几近沐猴般雀跃的证据，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它们一定似壮阳药物被服了下去，使党内反对整风运动的力量更坚挺了。
据罗德里克的分析研究，在整风问题上，政治局委员中，支持毛泽东的有9人，其中态度坚定并能积极参与辩论的只有5人；而他的反对者也有5人。考虑到政治局候补委员虽不能参与政治局内的表决，他们的政治能量却不能低估，这样连同他们也算在内的话，站在毛泽东一边赞成整风的有11人，即：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陈毅、李富春、贺龙、董必武、李先念（罗德里克认为，董、李两人虽绝对忠于毛，但在此事上态度有些动摇）、陈伯达、康生；对整风表现冷漠乃至持反对态度的有9人，即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真、彭德怀、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此外，还有罗德里克无法确定其观点的刘伯承、罗荣桓两位元帅。（以上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中国，要准确弄清某些政治事件，比如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或者高层人物们在这之中真实的态度，几近于站在3月的春水边，要弄清水里活活盈盈的蝌蚪是雌是雄一样困难，更何况一个外国人？
将陆定一划在毛泽东的另一边，似乎就大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即使蒙胧如云遮雾绕的庐山，也总有满目青葱的时候。好似一只勤勉的书虫，在中国当时及“文革”时期一地鸡毛般的官方、民间报刊资料里，爬去十几年光阴的罗德里克先生，起码“啃”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随着整风运动将一面巨大的镜子耸立在党眼前，并在这镜子里展示出一个脸上、肩膀上沾有历史灰尘的影象时，在中央政治局里，因此而清醒起来的人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甚至还因此失去了往日决意要在河山已定的中国一心发展经济的清醒，又将一块“运动”的石头紧纂在手里，只待合适的时机便向那面镜子砸去……
省一级领导也大抵如此。
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书里，引用了一位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的话说，“毛主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场内部危机中，电报雪片般地飞来，所有的电报都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
罗德里克也在上书中写道：
无疑，一部分电报出自省一级领导人之手，他们担心批评的迸发会使自己的下属官员们威信扫地。有证据表明：至少有9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这9个省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以上。在这些省份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
周恩来一定看到了天边愈积愈厚的乌云，脚下越堆越高的石头。
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已发出一连串秘密指示之后，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社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此时复杂的心境，内称：
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急需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应该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这样做，希望大家也这样做。
6月3日，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在这之前，他曾分别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否要在这个稿子里表示出党即将要进行反击？
毛泽东在审阅了稿子后，仍不愿意提前几天披露出自己的“阳谋”来，他只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即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则对李维汉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作了这样的表示，你也可以讲。似乎周恩来是想通过李维汉的咀巴打声招呼，在这中国的政治原野上每一刻都有“飞蛾”在浑然不察地扑向一堆危险的篝火之时，能提前几天悚然于这危险，不算太早，可也不算太晚。如果李维汉真这样讲了，起码不会有三天后的“六教授会议”……
仅仅是因为来自于党内强大的压力，毛泽东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九年之后，这压力更是强大到让他在政治局里几乎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可他依然发动了一场置党于九死一生境地的“文化革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年多来他迸射激情的火苗的初衷，正是在党内压力的锻床上逐步成型的。
导致毛泽东陡然作出急转弯的，是否首先是他的心情作出了急转弯？
当初他坚信通过建国这些年来他亲自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批判、斗争，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造；他更坚信自己不是斯大林，不是拉科西。因此，在这场整风运动里，他不会失分，相反，当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清除他所缔造的党身上的腐败，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尘灰，以及批评那个庞大、纷繁的体制对于人所隐含的异化时，他们更会发自五脏六腑地感知他的英明与博大。
他早已习惯于登临天安门城楼，以一种谦虚得似乎不为所动的面容，去垂听广场上芸芸众生们响彻云宵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在当前他眼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充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别动队的时候，毛泽东似乎更看重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们火辣辣溢于言表或是水滔滔奔涌于胸的称颂……
在这同时，他预料在整风运动里失分的，只会是被“八大”的石芯试纸试出了心灵真实颜色的某些同事。
结果，整风运动却释放了比他预计更多的不满和牢骚。这不满和牢骚并不仅仅于冲击他所期待的目标，它们也针对建国以来他在经济领域的诸多主张：诸如马寅初提出根据1956年冒进的情况，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得放慢一步。陈叔通要求中央检查一下八年来的经济工作，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张奚若将党在领导建设事业方面的缺点，总结为“四种偏差”，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则干脆点名毛泽东，“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作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它们还着力冲击了建国后他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并以为他们从中得到了相当程度改造的一系列运动、批判和斗争，以及由此在新中国开始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的文化形态。
你可以拿走贾宝玉的许多东西，但你不能摘去他脖子上的“通灵宝玉”。
孙猴子可以给唐僧提一些意见，但决不能对他不时给自己念上一段紧箍咒表示不满。
在毛泽东眼里，这些运动、批判和斗争，从来不是可以从共和国的耳朵里掏走的耳屎，腹腔中截去的盲肠，而是标识一种革命精神、一种政权性质的共和国的呼吸。
而且，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没有谁能比毛泽东更本能地感觉：在中国从来没能像在俄国一样赤裸裸地穿起理论外衣的民粹主义，在分量上却和披着威武雄壮的金属铠甲的马克思主义没什么两样，它一旦被撼动了，便无异于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
毛泽东的愤怒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愤怒之外，在一生中很少有过沮丧的他，或许他还得像咽下射出满口酸水的青葡萄一样咽下沮丧：他精心清理好的一副牌，关键时刻却让对方得分、自己失分了。他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尽管众多的知识分子随后有了被一个“阳谋”愚弄了的感觉，殊不知在这之前，毛泽东多半就有了一个遭知识分子欺骗了的感觉……
此刻，他一定看到了：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所掩护的一个个“斐多菲俱乐部”；
此刻，他脑海里无疑又重现了匈牙利事件的腥风血雨中，那些曾铅块一般压迫他心脏、雷电一样刺激他瞳孔的镜头……
如果说是毛泽东心情的改变，导致了国内形势的急转弯；那么，他在这心情的笼罩下，目光再度投向1956年以来风雨未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种似曾有过犹豫至今才得以明确的结论，则更使这急转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力度，即从长远看，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受其害。
尽管大鼻子的赫鲁晓夫，不久就被毛泽东视为当代修正主义营垒里最阔的烟筒，可在这时--1957年5月，这座“烟筒”，却与毛泽东手里的烟卷冒出了同样的信息：赫鲁晓夫断然宣布，在苏联结束伏尔加河春汛般汹涌地送走一个时代、也将他本人送上政治顶峰的“解冻”文学运动……
我们还得进一步发掘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心理与心情有联系：心情是太阳光的话，心理则是紫外线。心情是情侣间的肌肤相亲的话，心理则是双方最敏感的动情点。
心理与心情又不是一回事：心情会依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可心理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植根于灵魂的隐秘处，在不同环境下的区别，只在于或是继续蛰伏，或是骤然吐露。而且，心情不一定能表现性格，但心理却绝对营造性格。
李维汉这样回忆到，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反右，李本人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他都及时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5月中旬作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时：……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本人也是通过这次汇报，在毛泽东紧拧的眉头下，才开始有了反右的思想准备。
罗隆基的这几句话，无疑似刀尖一样捅破了毛泽东心里早年的一个旧伤疤--
13岁以前的毛泽东，放过牛，砍过柴，帮助父亲种过田，读过私塾，记过买卖小账，干着所有农村的孩子都干过的事情。一直到17岁时，他才走出闭塞落后的韶山冲，得以避免其他的孩子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死于斯的命运。
对于这个高1.82米的个头，爱吃辣椒，操着一口浓厚的湘潭口音的青年，外部世界将其视为呼风唤雨、应者云集的英雄，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在这之前，他未少白天揽着只影，晚上枕着孤独，他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过征友启事，可应者寥寥，仿佛他充满激情的呼喊，不啻于长沙城里一片悠悠而下的黄叶……
当他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穿着绽有补丁的青布大衫、挑着书箱走进北京城时，冷眼也未少似雨点一样，向他已拥抱了中国的滚烫胸臆打来：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月薪八元大洋的助理员（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是200至300元），他因用一手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招到高级职员的训斥。他多次在胡适、周作人等人来馆里借书时，以特别周到的服务与特别谦恭的微笑，期待结识这些誉盖京华的名教授。他们却几乎从未正眼瞧过他，连讲几个字也极吝惜，好似从他们口里飘出来的不是汉字，而是金末。
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埃德加·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西行漫记》）
即使在他就要当上杨昌济教授的乘龙快婿时，他在杨家，有人敲门他去开门，进来的是梁漱溟先生，对方向他点了点头，便算是打过了招呼，径直离他朝客厅走去，有如他只是杨家的一名男仆……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自卑的，那就犹如进了大观园并被众多夫人、小姐所调笑的刘姥姥，日子并不会感到有太多的难过。
他恰恰又是异常自尊的，1910年早秋，当他和他那专制、暴躁的父亲大吵一架后才得以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他写下了此生的第一首诗，这诗里便透露了他决意要如流星雨一样冲击历史苍穹的抱负：“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为此，可以相信，这类对他的漠视，更有以后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对他颐指气使，或漫不经心地评点“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游击习气”、“狭隘经验论”……都曾使他心头伤痕累累。
当毛泽东终于一了夙愿、将中国的乾坤一揽于袖中之日，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为着一种在历史上富于道德魅力的形象，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仿佛胜利者放弃了胜利的特权；其实，他却从未对旧日的伤疤冰释于怀。
他的自尊是强悍的，也许他的自卑也是深刻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一旦有人触及到他旧日的伤疤，他何以勃然大怒，肝火顿升，犹如电闪在雷霆之前，几乎未经思维，一个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念头，便在脑袋里炫然而过……
我注意到建国后除罗隆基外，似乎还有一个人也触及到了毛泽东的伤疤。此人便是彭德怀。
他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就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写上了关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得不偿失”、“有失无得”等言论。当刘少奇第一次拿到这封已被毛泽东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时，他略略翻了一下，起初并不感到有多大问题，可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字眼一跳入眼帘，他的心就好似被绑上了沙袋一样，沉沉地下坠了……
果不其然，还在庐山上，毛泽东便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上，这般写道：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是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其实，比起彭德怀的信来，是毛泽东自己在庐山一个个愤海无涯、怒潮升腾的讲话和批示，好似连珠炮一样，“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下山没几天，他又兴潮难平地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信中说：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党内投机分子，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他所说的两首诗是《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已被人祸折磨得许多地方饥民塞野、饿殍毙路的中国，在诗里则变得朝晖满目，葱茏一片……
我想，毛泽东在分别写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和“王八蛋”时，多半像便秘多日、在服用泻药后终于能一泻而下一样，有了一种全身通泰的快感……
他的震怒，以及他对彭德怀几近悍妇骂街似的羞辱，显然与他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词组刺痛有关。
1957年由整风而一转为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而一变为反右倾，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毛泽东心上存有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恚怨：
在罗隆基这样喝过洋墨水、且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面前，他恼于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
在彭德怀这样大老粗出身、且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耻于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
其实，依毛泽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已有了“人间神”的效应之后，他本可以不必自卑。
有谁会去探询释迦牟尼是否有大学文凭，或是拥有博士、教授头衔？有谁会去考究摩西在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去寻找福地的途中，是否亲赴沙场、身先士卒？人们崇拜都崇拜不过来了，哪里还能从脑袋里抽出一根筋，去将他作常人一般的审视……
因为青年时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境遇，以及从来没有玩过枪的经历，毛泽东却似乎确确实实地在骨子里刻进了一种难以抹去的自卑。
人呵，即使像毛泽东这般自尊、自信与自豪可以垒出一座喜马拉雅山的人，也摆脱不掉某种深刻的自卑，由此对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便有了无尽的感慨……
更让我们震悚的是，在解释历史事件的时候，无疑主要得从这一历史过程的矛盾互动中去寻找结论，但又不可忽视这一过程里沉浮于胸臆的重要人物们的心理因素，尤其是像毛泽东心头的这类恚怨。
它们宛如多年前战场上埋下的炸弹，无论鸡飞狗跳，雪压雨泼，它静静地躺在地下，好似成了一堆没有生命的钢铁；可倘若它感觉到了足够大的压力，全副生命的喷涌就在这一刻了，不仅能使触弹者灰飞烟灭，而且常常令举国山河失血，风云骤黑！
纵观毛泽东从1956年以来至反右前夜的心路历程，我们不胜扼腕唏嘘--
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剑鞘里拔出来的却是一把遭农民文化锈蚀斑驳的旧剑；
有高屋建瓴的目光，但高屋又是小屋，小到只能由几只可人的鸟儿飞进飞出；
能悟宇宙，能察秋毫，却将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当成打翻了可以再去买一瓶的红墨水；
能沐大喜，能浴大悲，旷世脱俗的巍巍身影里，竟也有一段鸡狗般锱铢计较的碎肠子……
当毛泽东决意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时，他无疑也深深地陷入了一个政治上的困境。
这个困境是--
他制造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罗德里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倘若这是发生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只能掩面而泣，辞职回家了。就是在中国，倘若发生别的人身上，他的政治前途也会被这宛如剪子锋利两翼的两个信用差距，给剪得一片残鳞碎甲。毛泽东却竭力要走出这个一踩下去泥巴便翻作浪的困境，而且竭力要不以弄脏自己“英明”的鞋子为代价：
5月15日以后，经毛泽东起草、或是经他看过后再发出的犹如雪片般应接不暇的党内文件，似乎无不在向全党表明，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这都是为着“引蛇出洞”最后予以“聚而歼之”的战略假象运动；
事过几十年之后，当年直接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始末》）
6月8日以后，毛泽东则通过他亲自起草、或是经他修定后再刊出的社论，丝毫不打嗝地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这里从来没有阴谋，只有阳谋，这是一条阳光下的真理--毒草只有让其出土，才能锄掉。牛鬼蛇神只有让其出笼，才能歼灭。
阶段不同了，言论转向了。在这急剧变化的时空之中，唯有他没有变化。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那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他还是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贤明君主……
天和地焊在了一起。
猫与鱼抱成了一团。
水挽着火的腰婆娑起舞。
麋鹿生下了漂亮的马驹。
你可以称这为天才的韬略，或者称其为韬略的天才，毛泽东硬是弥合了这两个本来不可调和的信用差距。
纵观建国后二十几年的历史，毛泽东常常是通过反右来走出左的死胡同。
他的威望是走出了，党的统一似乎暂时也达到了，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却一步步地逼近疯狂的动荡和空前的苦难。同时，犹如他总能由政治上的被动一跃而为主动一样，他也总能将当初主动地听了他话的党内党外的朋友们，栽进一个结结实实、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被动”！
将建国后的毛泽东视作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或视如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佛利，这有欠公允；
如上的评说他对“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是否也言辞过烈了呢？
23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
这一节，似乎与本书的主旨无关。但我劝读者，为了回答上面的疑问，并从中感受毛泽东身上的另一种我至今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还是不妨读读它，也许你们将会给以定位。
一位曾担任过省级主要领导、记忆力惊人地好的老人，在一次聊天中告诉我--
1962年上半年，鉴于三年困难时期业已证明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极度萎缩，毛泽东当面同意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一年多大量调查研究所形成的“三自一包”的新方案。于是，邓子恢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兴奋异常，到处游说。在中央党校就此作了一个报告，又去农机部作报告，在这两个报告里，他讲了两个观点：
一是在中国解决农民问题，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早了一点。现在看来，还是得暂时把地让给农民自己去种，由农民自己作主，种什么，怎样种。二是中国的农业目前不能好高骛远，还得靠一根扁担两个屁股。即运输得靠挑担子，肥料得靠猪屁股、牛屁股……
8月6日，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当晚，毛泽东便召集大家讲话，一开口，风云突变：
同志们啊，现在党内、党外刮起了两股风呀，一股叫翻案风，一股叫单干风。翻案风是彭德怀刮起来的，翻什么案吗？我在郑州会议上不是说过了吗，全错全平，半错半平，不错不平。怎么还来搞翻案呢？翻案是不得人心的喔！还有一股风，是邓老刮起来的，叫单干风。他跑来跟我说，将土地分给农民，试试看嘛。中国的农民已经试了几千年，几千年都是单干的，要试验到什么时候？所以农村工作部不该叫农村工作部，有一个名字倒恰如其分，叫“破坏部”，专门干破坏的呀，我看把它撤了算了……
人站什么立场，就说什么话。我到济南，碰到许世友，许说火车一往南开，那声音叮叮哐哐，听起来就像“大有希望，大有希望……”火车一往北开，呼哧呼哧，听起来好似“一片黑暗，一片黑暗……”说一片黑暗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张家口的书记胡开明同志，他就跟邓老这一伙是一个观点。有这个观点的，在中央也大有人在。
次日，似秋风扫落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牌子便给摘了。
邓子恢，这位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随即被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绳索给高高地吊了起来，从此再未落地，直至1972年12月在北京心垒郁闷而死。
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里，详细透露了1995年9月23日，即庐山会议过去整整六年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
这次会议的表面背景是中央决定派彭德怀去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而他坚持想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并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解铃还须系铃人”，毛泽东看过信后，当即决定次日找他谈话--
9月23日早七时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约他八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答：“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来就来吧！”彭德怀马上乘车前往，八点十五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了手。
彭德怀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向和颜悦色、专门等候着他的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那么严重的“翻案书”，被毛泽东一句话就化解为轻松了。
彭德怀说：“好！”然后，心平气和地向毛泽东解释了他向彭真、贾震等人谈过的不愿去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
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出的三条保证：“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回乡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
八点四十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
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辞。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他感到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此次会面的真实背景却是--
“1965年3月，美国出兵越南。中共中央在4月12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沿海为第一线，华中为第二线；第三线是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全国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经中央同意。”
“9月7日，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康生在会上讲话说：‘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彭德怀开始结束吴家花园冷僻得几近农家的生活，向分居多年的夫人浦安修和杨尚昆等老战友一一辞行，提到毛泽东的这番起用，每每一掬深情、乃至怅然泪下……而此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认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并强调：“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地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1965年11月28日，许是怕引人注目，身着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的彭德怀，搭乘33次列车，随汽笛一声长鸣，心潮半是浩茫、半是激越地向祖国的西南边陲奔去，他尚未看到已在同月10日刊载在《文汇报》上的一篇磨刀之声嚯嚯可闻的长文，即姚文元在江青授意、张春桥主持下写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他是在30日到达成都这一天，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篇被转载的长文。他看着看着，额头和脖子上的青筋一条条突起，好似夏季饱绽的豆角。几十年来被战火薰燎得黧黑的脸膛，片刻间更黑了，宛如一柱被怒火烧透了的焦炭。他一下将报纸摔在桌上，一声嘶喊，整座胸膛都在为之共振：“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思索了一会。中国革命近半个世纪的各个重大事件，几乎无不藏在他脸上层层的皱迭里，他饱经了中国革命的沧桑与奥秘，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是缺乏把毛泽东和这篇长文联系起来的想象力。他扔给身旁的工作人员一句话：“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随后，彭德怀以67岁的高龄，不辞鞍马劳顿，风尘仆仆于内江、自贡、威远等地，了解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情况。这时，12月21日，在秋光仍未退尽的杭州，神清意爽的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说：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直到1967年7、8月间，彭德怀才察觉毛泽东与自己的那次会面颇有鸿门宴的意味：
66年年末他被押到北京，受中央警卫部队和首都高校红卫兵共同看押。他不会去计较在审讯过程中为追问他“为什么反对毛主席”，而对他拳脚相加、造成肋骨骨折并昏死过去的红卫兵，他视这些重新调整后被充实进自己专案组的娃娃，为一块热情的野草疯长、而历史知识却几近颗粒无收的薄田；
或许，他也不会去计较自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自己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地“揪斗”。其中六次为万人大会，七次“游街”。“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愤怒中几度昏迷。”
在北师大“揪斗”的那次，当他被从三轮车上拖到台上时，他看到了拉来陪斗的、一别又是两年的妻子，她深陷下去的眼窝里是溢不住的痛苦与迷茫。她惨遭殴打，昏倒在地，他大声呼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
此次批斗后，浦安修精神上彻底崩溃了，二十天后，她独自走到王国维投水、“文革”中又是众多冤魂萦绕的颐和园昆明湖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侥幸的是被人及时发现，与阎王爷擦身而过……
我想，彭德怀对于这一“批彭高潮”的理解，最终完成于--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使得他本人迅即成为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
他自押来京后，1月与4月间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在颇为冷静地汇报自己被抓、被斗、身陷囹圄的言辞下，显然在要求毛泽东对此给个“说法”。
泥牛入海，黄鹤不回。但可以使他确信出自于毛泽东首肯的“说法”终于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想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他笑什么呢？莫不是想起了毛泽东的那番私房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滑稽……
他点头是悟出了什么呢？莫不是他终于悟到了所谓“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其实，是在“支持”他以一个陨石坠落的速度坠落于彻底的毁灭……
1974年11月29日，一位早就被剥夺荣誉与自由的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死不瞑目于一间阳光与空气也被剥夺了的黑暗小屋。
我们由此发现，虽然毛泽东可以和傅作义、李宗仁等人握手言欢，可以与柳亚子、周谷城等人吟诗唱和，甚至似乎视罪恶深重如山的溥仪、沈醉等人为珍奇的出土文物，以一种颇为优雅、宽松的心情去欣赏、把玩……
但越是毛泽东真正的同志或是战友，倘若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有哪段让他冤枉过，痛苦过，冷清过，他大约是要在心里记上一辈子的。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清楚地回忆道：
毛泽东指着张闻天对我们说：“此人曾想要我的命。”
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唯有苦笑。
毛泽东又指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
周恩来坦然说：“历史上我反对过主席，反对错了，所以才坚定地站到了主席这一边。”(见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
而一旦被他视作现实政治上的对手，他更是会待之以韬晦，却不会施舍一点仁慈之心。
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明枪暗箭，目睹了河山般厚重的鲜血与死亡，以致于他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常常可以像芥末一样忽略不计；
也不仅是“他似乎认为，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近乎残忍的地步，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在毛泽东身上一定还存在着一种如同他既自尊又自卑一样深刻的心理因素。
本节未能发掘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因素，却提供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行为依据：
在政治斗争的案板上，在毛泽东的一双粉尘掀扬不止的大手下，既然很长时间里被其称为“战友”、“同志”的邓子恢、彭德怀的命运，都会被搓揉得如此狼狈不堪，乃至惨不忍睹，更遑论毛泽东眼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配冠之以“梁上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
24辛苦了，胡乔木
对于毛泽东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胡乔木作出了官方正式的、全方位的解释。
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起草的题为《不平常的春天》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胡乔木宛如一个泥水匠，吃力而又轻松地弥补着毛泽东在党内、党外造成的那两个信用差距。
说他吃力，是因为在毛泽东威望好似长城一般伟岸而去的墙上，他需要弥补的是两个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窟窿，他得大量填进从一孔非逻辑的窑里烧炼出的却又闪耀智慧之光的砖块，还得凭一种对党内同仁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直觉，去抹平砖行与砖行间出现的将有可能挂上疑惑目光的浆灰毛刺；
说他轻松，毕竟他是高站在权势的脚手架上，除了搅拌浆灰的声音和他手里的瓦刀偶尔撞上砖块的金属声，天地间几近一片缄默。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标准、我就是标准的工程，因此他很可以进入一种随心所欲并为此而深深陶醉的境界……
不论是对胡乔木本人的文字生涯来说，还是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来说，这篇社论无疑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得一起来领略一下这经过修补后俨然有着大理石般光洁的墙面--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结果如何呢？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他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真是辛苦了胡乔木，他为1957年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叱咤风云、而且怎样踢怎样有理的毛泽东，设置了一道看上去固若金汤的球门，无论党内、党外，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这球门里得到一分。
毛泽东不会不看这篇社论的原稿，可他罕见地未作一字的修改，胡乔木大概一定从中欣喜地感到了自己此番作为守门员的坚定、泥水匠的稔熟……
十有八九，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会去在乎这非用事实而用文字铺排成的修补工程，一个事后诸葛亮汗光津津地耸起的球门。他颇为大度地接受并且参与制造了这一官方正式、全方位的解释，不过从用下线标出的他所添加的话里，我们细加品味后便会察觉，与胡乔木或是毛泽东比起来，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出于先前的态度，他显得更为剑拔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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