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在心里称其为“引蛇出洞”的韬晦，或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现代翻版，可你无法阻挡的是，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推出的不容置辩的口气和君临一切的气势，毛泽东口袋里的那只民粹主义鸟儿，终于能在躁动不已、忍耐多年之后，陡然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尽兴地滚过大地……
新中国揭开了自己不到八年的历史上的第七次斗争。
中国现代史上驶动了第一场全面围剿知识分子、征伐现代文明的进军。
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五篇社论，同时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消息，也汪洋恣肆般遍及国内大小报纸。
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乍看上去无不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逻辑，无不有五岳磨拳、四海呼应的坦荡；反右运动，一开始也很注意了自身的群众性。
眼下，人民群众虽还未享受到六十年代后糟践自己的“自由”，可在批判他人的“自由”上，已经可以小试牛刀了。之所以说是小试，而不是大试，一来是犹如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样，人们只有通过日后不断深入的运动，才能感知只需泯灭良知，这事其实是再容易不过、也再时髦不过的了；二来，显然是因为文化素养的高低不同，与某些左派知识分子熟稔地运用这一“自由”比起来，工农大众运用得还比较本分、单纯。
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孟泰、王崇伦，以及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黄德茂，就是这一“本分”、“单纯”的典型。6月18日晚，似乎决意要跟上新形势的浦熙修，将孟泰、王崇伦等人邀来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在聆听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劳模们当即举行了座谈--
王崇伦发言：葛佩琦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我们工人很生气。国民党统治时，一面袋的钱只能换一袋高粱米，而我们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面。鞍钢的工人们现在有四所业余中学、一所业余大学，146个浴室及许多幼儿园。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叫我们警惕，现在不能睡太平觉……
孟泰以亲眼见到的例子，驳斥葛佩琦所说只有过去穿破鞋的党员干部生活有提高的谬论。
有一个星期天，他去鞍山市委一个领导干部家里作客，主人请他吃韭菜鸡蛋包的饺子。他问：“怎么没有肉？”主人回答：“买不到了，跟大家一样。”孟泰打听后，才知道这位领导也和普通工人一样，除过节半斤肉外，并无例外增加，这使他感到很难过。（笔者按：何等本分、单纯得可爱的批判啊。前面，王崇伦刚说工人今天能吃上肉、大米和白面，这里孟泰则说一个市委领导家里吃不上肉。倘若是左派知识分子们的批判，是决不会露出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大窟窿的。）
孟泰说：“领导干部过去流血流汗，今天负的责任又重，他们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顾，我们工人决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工人一样。如有人问：‘猪肉少，谁吃了？’我说，是因为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大家吃了，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么！葛佩琦说只有党员干部生活提高，我认为他是糊着两眼说瞎话”
座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十二时许，临别时劳模们还一再叮嘱记者，要其转告全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并以增产节约、促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来临的实际行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的猖狂进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付出生命和他们作斗争！
黄德茂，则在鞍山市有着一千二百多名职工参加的声讨右派分子的集会上发言：
葛佩琦等右派分子企图抹煞共产党的成绩，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请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鞍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但恢复了鞍钢，而且钢铁产量早就超过了日本法西斯侵占时期的最高水平……
还有龙云，他极力破坏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叫他来鞍钢看看。在建设鞍钢时，我们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苏联派来了专家教我们；我们不能制造的设备是苏联供应的；我们不能设计苏联帮助我们；还帮助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请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给予我们这样多的帮助？说苏联这不好那不妙的人，真是坏了良心，该天打五雷轰……
工人阶级义愤填膺了，劳动人民同仇敌忾了。那种顺者昌、逆者亡的气势，逼迫得民革、民盟、农工、民进、九三学社……一个个像来不及多想的饺子，急匆匆地投去那口咕嘟、咕嘟冒着气泡的大锅里，左右翻腾，上下旋舞。例如民盟，几天之内，全国有24个省、市的民盟地方组织致电民盟中央，要求民盟中央公开表示立场态度；民盟的许多基层组织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责问民盟中央要把民盟引往何处？那份急迫，还有其措辞的强硬，颇有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6月18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向民盟成员和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民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了在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和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
在反右运动迅疾地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之后，它很快在走向自己的纵深性、目的性。毛泽东显然不满足让“葛佩琦”这一时家喻户晓的名字，从六亿人水波般滚动的嘴唇里滚上一遍，而后像一块嚼了几次便味道寡淡的口香糖，给吐了出去。如同他认为右派分子们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他要的是抽走他们身上的“肋骨”，而要让他们永远似软体动物一样，陷于政治沼泽地里爬不出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将他们打成集团！
唯有集团，才有组织、纲领和路线，才能冠之以“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这类阴森、恐怖的字眼，从而最大程度地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唤起全党上下的警惕；
唯有集团，才能施展抻面条的政治艺术，根据需要，要小可仅涉及几个人，要大，可从中央一直抻到基层，罗织成千乃至上万人，从而最大程度地震慑异己的力量；
唯有集团，才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让对方好似一筐沉甸甸压在一起的螃蟹，为了求生的欲望，而彼此血淋淋的撕咬，即使得以逃生了，也让你带着个永远残缺的灵魂……
建国二十多年间，上上下下、林林总总的“集团”，大约多似相声大师侯宝林身上的喜剧细胞：“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三家村”、“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
几乎每挖出一个“集团”，人民就得神经亢奋、手忙脚乱一阵，国家就得虚脱昏迷、伤筋动骨一回。可其中有几个“集团”大概像那么回事，从而能经得住历史风云的叩问呢？但毛泽东不管这个，他“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好似少男少女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只飞碟，他抛掷起“集团”的飞碟来，同样轻松而又迅捷……
眼下，毛泽东仅仅走了两步，便扔出了手上的又一只“飞碟”--
第一步，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该文章指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两家在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的报纸，何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窜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上呢？
而且，这一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一是民间性质的报纸，何以会配合默契、南北呼应地发表“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呢？
这答案，即使对于只有中学生的政治智商水平的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犹如救生圈对于溺水者一样，又是对方必须接受的。
希冀不至于被彻底淹没的民盟，立马就接受了这答案。
中国搞市场经济是这十几年间的事，可政治上的市场化早有年头了，只要斗争需要，一批批优质的“揭发”便很快地从流水线下来上了市：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授意办报，于是民盟内揭出了第一条纵的反党之链“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
《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对罗隆基言听计从，于是民盟内又揭开了第二条纵的反党之链“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这两条纵链有没有横向的联系呢？
用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先生在那次紧急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来说：“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毛泽东的第二步是，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7月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锋芒料峭，字字千钧：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由此，钦点之下，“章罗同盟”被盖棺论定了。随即，“明火执仗”的“杀人犯”葛佩琦恍若点火的媒子，火点着后被暂置一边；而这个“同盟”及其从中央到遍及各省的成员，则纷纷被架进反右斗争的烈火狂焰里烧烤……
26最懂方块字的人们
6月21日，罗隆基由锡兰首都科伦坡飞回昆明。
几天之前他还徜徉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情趣盎然地给女友，还有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他此生颇有女人缘，早年结过两次婚，离婚后也一直没有断过女朋友。圈内皆知的是浦熙修，可在浦之前，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史良亦对他频频放电，目送秋波。只是在罗、浦热恋之后，她才毅然分手，匆匆找了一个年龄比她小、资质比她低的律师结婚。罗隆基的女友，还不只这两位，当然其中有的只是彼此形而上的吸引。据说他的家中，一口箱子里专放他情感方面的日记和女人们的情书、丝发，反右斗争开始后被抄走。
章伯钧曾对女儿评价道：“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发泄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像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一抵达昆明下榻的饭店，罗隆基的头一件事，就是找来自他3日出国后这半个多月的报纸。
此次出行，他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宣传部长，随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
在这个椰林鼓风、棕榈涌绿、宛如印度洋中一块碧玉的岛国，年过花甲的他，穿一身纯白的西装，结一条绛色的领带，再加上他会内会外那妙语横生、和汉语一般流畅的英语，总让不同肤色的各国代表联想起他的祖国：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她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信心和风度比起来，她的沉重的历史、曾经历的巨大磨难，便像雪泥鸿爪一样变得渺小无力……
在他和各国代表一起切磋如何在这颗星球上以橄榄枝战胜炮火之时，他决不会想到放他出国多半也是一根橄榄枝，并遮掩着一场朝他越逼越近的炮火。从6月初关于他的报道里可以看出，他的心境正舒适得好似几天后他在天水一色、细沙软浪的岛国海滨漫步：
“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里，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笔者注：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饭店恍若一片树叶在秋风中簌簌摇晃，可红土高原上的昆明并没有发生地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一张张报纸，都像是被打红了炮膛的火炮，是报纸上蚁阵一般涌动的一篇篇关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指控与揭发，将他打得灰头土脸，炸得心壁摇晃。
他尤其惊悸于新华社6月18日发出的一则长篇通稿，它报道了这天下午由民盟中央举行的紧急扩大会议，副主席之一的马叙伦在会上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凭罗隆基在解放后的政治经验，这“联合”一词，不啻于毁灭民盟，更是毁灭他和章伯钧政治性命的一颗“重磅炸弹”。正是这“联合”，进一步演绎成了7月1日以后的“章罗同盟”、“章罗联盟”。
这则通稿，提到章伯钧出席了这个会议，却没有发言；可从罗隆基即将要打出的三个长途电话里，我们可以断定，在这后两天里，章伯钧也被迫接受了“联合”的指控。因所寻旧报纸有限，我手边没有这后两天里章伯钧的有关检讨，但在7月4日的《文汇报》上，我读到了前一天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联合”一说所作的解释--
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章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政治联盟是否有具体纲领呢？具体纲领写成具体条文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他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
罗隆基全力撑持起自己的心壁，一连往北京挂了三个长途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章伯钧家中。拿起话筒的，先是章伯钧夫人李健生。罗隆基一听是她的声音，立马喊道：“去把章伯钧叫来！”
老太太赶紧把丈夫叫来，章伯钧刚应了一声，话筒里便炸开一连串高分贝的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你我“联合”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你‘联合’的，又是怎样‘联’的？你说呀！你说呀……”
章伯钧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仍未移开话筒。一时间，他竟难以分清这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愤怒的质问，抑或是多少天来自己心头钱塘江潮一样陡耸不息的悲愤呼喊？
许是在这悲愤呼喊的反复冲刷下，他的心变得礁石般的麻木，他的神情也有几分麻木。他咀唇嗫嚅了好一会儿，只吐出了一句话：
“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等你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俨然一血气方刚、横刀立马的侠客，还在下着战表：
“我明天就回北京，一出机场，我就要找你算帐！”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他早年也留学美国，曾是四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张东荪、费孝通、钱伟长等一批在民盟内部被称之为“英美派”的教授一样，他和罗隆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后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时，他是该部的副部长；当后者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时，他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
罗隆基在电话里问叶笃义，章罗之间何以有“联合”一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叶笃义却和他一样，虽有人已称他为章罗间的“联络员”，但他对于自己何时何地执行过这一“联络”任务，也是一头雾水……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浦熙修的。
不见黄河心不死的浦熙修，如同她将孟泰、王崇伦等著名的劳动模范视为一支精干的救火队，请进了《文汇报》，便以为自己的报纸能火海逃生一样；她本人，还有《文汇报》，已站在悬崖边上，耳际阴风森森，她却不相信党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堂堂两位部长，给一脚踹下万丈深渊。在她眼里，眼下多半只是大难临头时知识分子们为了解脱自己而撕咬别人的一场没有章法的混战。她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不要被报纸上那些邮票般大小的黑体字给弄慌了神，问题并不严重，回到北京该检讨的检讨一下就行了……
女人是水，男人是火。
浦熙修的话，一定让罗隆基感觉到了自己身上一股侠客式的冲动，当他冷静下来多半会同意她的结论。民盟内部几乎无人不晓，中央统战部也有风闻，这些年来，他和章伯钧之间歧见不断、磨擦不休，这一铁坨一般坚硬的事实怎么能化成一盆浆糊，去糊出危言耸听的“联合”一说来呢？
在我这几近四十年后的采访中，我所接触到的民盟老人，没有一个不认为“章罗联盟”确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综合他们的回忆，章罗两位的关系，像是这样一回事--
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两人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公开争执，基本表现在对盟内事务的主张与人事安排上。说起来双方都慷慨激昂，俨然有几分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气息，可一个不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不必为中国的天灾人祸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党，一个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连活动经费都由统战部拨给的政党，里面能有多少原则性的冲突呢？无非是两人的脾性不同，以及中国人在享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后，便极易沾染上的“权力病”，也许，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们更难免俗……
章诒和先生对此这样解释--
……从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往事并不如烟》
罗隆基先生大约是一位长处与短处都十分鲜明、而且透明的人。他性格旷达却又有时胸怀狭隘，他心无百忌、直言不讳，却又咄咄锋芒，不免伤人。据说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罗隆基可以领导一个大的运动，但交不了一个朋友。”梁先生的这话未免太刻薄，而且也前后矛盾：既能领导一个运动，怎会交不上一个朋友？
不管怎样称呼这个小集团，但在罗隆基的周围，始终有一个朋友的圈子存在当是肯定的。他们均留学于英美，在民盟内部被称之为“英美派”。而且如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叶笃义……个个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翘楚。
罗隆基显然以此为自豪，并苦心“经营”这个圈子，对这批朋友们给予了尽可能多的关照和提携。但在这个圈子之外，他多半发自额头上的目光便好似蜻蜓点水了，别说一般人，对号称党内“大笔杆子”的胡乔木，他也不以为然。对从山沟里千辛万苦走出来、自学成材的华罗庚先生，他亦存有某种偏见……许是喝多了洋墨水，偏偏他又不会像众多的国人一样虚与委蛇，他若藐视一个人，则多半要公然藐视。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储安平到《光明日报》赴任时，决定将报纸改版。他先去请示了担任社长的章伯钧，后者对此讲了十三条意见，他听得心花怒放，跃跃欲试了，可后者又交代说：你还得去老罗那里一下，因为在民盟中央里是他分管宣传。
储安平又去了罗隆基家里，听完对方的想法和章伯钧的意见，罗隆基顺口就犯下了在中国官场上即便是个白痴也难犯下的忌讳，他说：伯老的这些意见，作为框架是不错的，但要有可操作性，你还得靠我将它们细致化。
与其说储安平感到了他在自夸，莫如说感到了他自夸时孩童般毫无羞涩的可爱。
他又说，我开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文教、科技界的一流人物，可以组成《光明日报》的智囊团，你去把他们请来，我们就改版开一个座谈会……储安平按罗隆基的意见办了。几天后，名单上的人都被请到了罗隆基家里，大家刚刚在客厅里一一落座，门外走进一个名气不算小的作家。不知是储安平在名单之外自作主张请来的，还是作家自己撞上门的，罗隆基刚刚还眉眼活泼、面容生动的脸，一下便水泥似的凝固了。他缄默不语，不宣布开会，又不作任何解释，在众人一片投向他的纳闷目光中，他的目光冲破重围，利剑一般直指那位作家。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直到作家终于晓谕到自己眼下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不搬开这块石头，客厅里就将有永远的缄默，才踽踽离开了……
储安平过意不去，送作家出门后，对罗隆基说：
“老罗啊，你这是何苦呢？不就是开一个座谈会吗，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开会……”
罗隆基的脸上，丝毫不减严肃：
“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光明日报》智囊团的成员。他算什么作家，不过是一个语文教员，远没有进智囊团的资格和声望，我不能不请他走！”
做党派工作的人，倘若不能容人，不会讲究妥协，那就不如去做山林田园里纵情放性的嵇康、陶渊明；可历史偏偏又给罗隆基打开了一条政治家的通道。这种个性与命运的深刻矛盾，大约恰恰就像章伯钧对待他的颇为两难的心境：
一方面，胸襟较为开阔的章伯钧始终认为，与罗隆基相比，自己先天不足，以政治家最需要的口才为例，早年给学生上课时一上讲台脸就潮红，话也讲得疙疙瘩瘩起来……自己的政治素养与才能，是在日后几十年错综复杂的政治风浪里给训练出来的。而罗隆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才华像是天生的，不但在政治学和法学上，当今中国没有人能与他比肩，就是在洞察力的犀利和文笔的练达、深刻上，即便是名教授的费孝通、钱伟长，和他放在一起，也会黯然失色。凭他的才华，凭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以及他周围像星斗一样烨烨彪炳于中国知识界的朋友，作为成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民盟来说，不但得海容他，而且在许多事上还得仰仗他；
另一方面，实际政治活动经验极为丰富、老道的章伯钧，又远比罗隆基清楚：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没有分寸感的政治家，就像摸遍全身也找不到乳房的女人。你只能要求自己孩子的目光里溢满诚实，你不能要求政治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像罗隆基这样直言无忌、宁折不弯去搞政治，在旧社会些许能做个到处掠起红色旋风的自由的“哥萨克”，但到了新社会，便有几分似未掌握好平衡术就走上了钢丝绳的杂技演员，哪怕再心高气盛，总有掉下来的时候……此外，章伯钧可能还有一种被威慑感，开国后他当部长在前，罗隆基当部长在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隆基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他身跨两个党，在农工党是主席，在民盟是常务副主席，罗隆基当上民盟副主席只是1953年后的事。
他不会不清楚个中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1947年以后，罗隆基和张澜、史良均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就剩下了在香港的沈钧儒和他。以后，他和沈老由香港到东北，再转曙光朗照的北平，按照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以迎接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倘若不是这样一个原因，罗隆基的政治地位不会在他的之下……
犹如金钱对于葛朗台，权力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这样一种东西：得到了的就不想再失去，未得到的还想再得到。从罗隆基多年来对自己所持的不合作态度里，还有他在貌似名正言顺的理由下将朋友们一一提携到民盟各级重要的位置上，章伯钧察觉他对自己在盟内的地位早有挑战之意……
当然，以章伯钧的胸襟，还不至于视之为“与狼共舞”，可也决不会掉以轻心。
对罗隆基，章伯钧一边尽可能地做到尊重他，逢有大事总是找他商量；另一边，又戒备他，如有了合适的机会，章伯钧也未免不乐意在他历来良好的自我感觉上敲打一顿。
张东荪“里通外国”事件出来不久，适逢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章伯钧肯定了解，1949年张东荪还在多方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对和平解放北平立有大功。难道仅仅过了一年--19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共产党？他虽然不希望中共外交完全倒向苏联一边，但也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
而且，平心而言，章伯钧也感到“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胡适就非常佩服努生，像连沈衡老（沈钧儒）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像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但章伯钧还是抓住罗隆基与张东荪交往频繁的关系，以及罗隆基的名利思想，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不重不轻地干了他一家伙。被浪花湿了羽毛的鸭子，上得岸来抖抖双羽，立马身上就不见了一颗水珠；罗隆基虽难过了一阵，但不久他破损了的自我感觉不仅修补如新，而且更皮实了--他当上了民盟中央的第二副主席。由此，不但两人的磨擦更加趋于表面化，似乎罗隆基那个圈子的人对“伯老”也视为路人。
《文汇报》驻京记者们注意到，常常来该报驻京办事处满足自己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的“美食家”里，从来不见“伯老”的影子，即便是待人接物力求持平和态度的浦熙修，对章伯钧，也有几分微词……
连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章诒和也发现，那个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看上去比父亲还要小五、六岁的罗伯伯，父亲对他似乎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到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对于章罗之间既有对峙、又有合作的关系，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是：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二十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并且有过多次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今天的合作，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新结合。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的主观见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个性和作用是绝不相同的。我们今天的感情并不是真正融合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一次，这就说明我同章伯钧两人合作的真相内幕了……
“民盟四个副主席是分工的。章伯钧负责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和学习；史良指导组织和妇女；高崇民指导监察和社会联络。民盟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是由副主席分别掌握的。一年多来四个副主席形式上是集体领导，一切事先由四个副主席同秘书长（笔者注：当时的秘书长为胡愈之）五人小组协商，重要事必经过中央常委会的座谈和批准。高崇民一再表示，任何事只要章、罗、史三人意见一致，他就没有意见。他的确对盟务管得比较少。他在章、罗、史三人中起了些调解纠纷的作用。史良同章伯钧从解放以来是比较合作的。她对章伯钧在盟务上的意见是比较推重的。她是第三副主席，盟中许多事，她亦的确让章伯钧同我多负了责任。过去我同章伯钧对峙，盟内许多事的确很难决定……
“当时许多民盟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沈志远、潘大逵等等十几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他们分别力劝我同章伯钧合作……章伯钧本人一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你在盟中不合作的态度不满。’……史良常对我说：‘章伯钧的理论高，对党的情况了解清楚，应多接受他的意见。’……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盟中有些右派分子交代时说接受了‘章罗联盟’的纲领和指示，实际上都是指民盟中央发出的正式文件说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没有单独地，或同章伯钧两人联合对任何地方组织或任何人发出过任何纲领或指示。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陷于民盟的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在《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对我谈过，我亦无权过问。他在民盟以外做了些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更没有同他合作……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一年多来在盟内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绝对没有捏造，我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罗隆基《我的补充交代和检讨》）
罗隆基写出这份材料的日子是在1957年11月7日，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已近尾声。
这时，他仍硬得像块花岗岩，不愿向毛泽东已盖棺论定的“章罗联盟”的指控低下头来；我们便可以想见在这5个月之前，当他由昆明回到北京，仅去乃兹胡同的府第放下了行装，接着就驱车去了章伯钧家，他对已经在这指控前低下了头的章伯钧，会怀有多么强烈的愤懑！
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下午。
如果说在这之前，尽管磕磕碰碰不断，章伯钧却从未为两人的关系感到良心不安的话，那么现在他一定深觉愧对罗隆基，他宁可下地狱去和魔鬼握手，也不愿上天堂去和罗隆基见面。可罗隆基像一头野牛撞上门来，他不能不由着这头“野牛”在自家的客厅里来回冲撞，咆哮如雷：
“伯钧，我们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你去承认什么‘联合’，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我们明争暗斗，不可开交？你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近三个小时里，多半是罗隆基喊累了喘口气，喘完气接着又喊。章伯钧则颇像一头劳役一生、油尽灯枯的老牛，静候着死亡的雪锋刺向自己的咽喉。
仅靠羞愧撑持不了这份镇静，更有一种深刻而又痛楚的理性思索，在维持他走向绝境前的镇静，他对女儿说过：我早年之所以脱党，就因为目睹了它内部斗争的黑暗和残酷。如果我不低头，就没有办法。党是不会认错的，只有我认错。如果我再坚持下去，事情就会越搞越大，连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决心整起人来，是很有办法的……
其实，比起这一在历史的燧石上溅着血泪打磨出来的理性思索，他面对罗隆基所感到的良心不安是很肤浅的。可他又不能将这一耶苏必须赴难式的结论告诉罗隆基，犹如家牛很难与野牛产生共同语言，抛开两人多年的对峙不说，一向书生意气的罗隆基，能理解在某些时候宁折不弯恰恰不是在对历史负责吗？
章伯钧的眼里一定溢满了浓浓的苍凉，以及一条涸辙之鱼眼见另一条还在涸辙里蹦哒的鱼儿的悲悯。而罗隆基临走时，依然怒火填膺，气冲霄汉：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合’，现在没有跟你‘联合’，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合’！”
说毕，罗隆基拎起手杖，双手握住两头，猛地往大腿上一压，只听见“咔嚓”一声，手杖断成两截，他把它们往章伯钧的脚下一扔，又厉声扔下八个字：
“你我之间，如此而已！”
历史终将评说罗隆基此举是否就是书生意气，而在章伯钧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里，是否就没有涂上一点不得已的圆滑与畏缩？
可在当时，历史决不会听到这手杖令人心折的断裂声，它好似暮秋一片树叶无言地离开枝头，冬夜一瓣雪花悄然地贴上窗棂。历史的全部注意力，被中国林子里的一场山火映染得通红，《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正似来自西伯利亚的浩荡北风，将这场山火翻卷得更豪迈、更生猛，那飘拂、奔窜、仿佛全球的幽灵都聚会于此的无边焰头，也更具有了魔幻的色彩……
罗隆基被烧得几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像热锅里的豆子一样爆裂开来，又纷纷带着针戳似的刺痛落回他的身心。他倒在满是黑炭与灰烬的火圈里，透过火焰层层的帘幕，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张张平日高贵的、典雅的、仰慕的、慈祥的、亲热的面容，浮动在火焰之外，竟也像被火焰吞噬的树干一样扭曲变形，额头上分不清是汗光还是油光，眼睛亢奋得几近出血，每一道眉毛都拧紧有恍若是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仇恨，每一条皱折都在撑起刀尖般的锋利……以致于看上去几乎每张面容都有了几分狰狞之色。
最要命的是那些在保养得洁白的牙齿中吐出的艳红舌头，以极高的频率蝉羽似的颤动着，即使托出来的是成百公斤的虚假与拙劣，它们也一样运转得潇洒自如。以致于你难分清楚，它们到底是人的舌头，抑或它们就是燎烤中国的火焰……
整个5月，首都知识界在整风中激昂得淋漓大汗之时却悄然去了太湖度假的吴晗，精神饱满地出现在7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讲台上，他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
笔者不可能照录这篇发言，只能择其心智最为雀跃、情感最为自醉之处，列之如下--“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鼓掌）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失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6月6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举行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历史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的鼓掌）
我想，吴晗一双读历史的法眼，对罗隆基，对毛泽东都有深透地了解。正是在这双重的了解中，他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后者是最经不住撩拨的，因而对前者便是最要害的，而他这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尚不足以称为要害。
按传统道德观衡之，把朋友间私底下的谈话播于稠人广众之中是可耻的，更不用说以此作为批判的利器了。但吴晗先生顾不得这些，几天后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揭露：“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说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历产阶级和小资历产阶级呢？”（见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也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发言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作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她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自己的纪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
早在6月中旬，史良就把本月6日这一天章伯钧到她家里发泄的一番不满抖落出来，又将矛头直指在科伦坡大约还想着给她买礼物的罗隆基--“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她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吴晗的发言尽管猛烈，但在上面看来，在章、罗的眼里，吴晗一直是民盟内部的一个异数，因此由与章罗关系都非同一般的史良站出来揭发、批判，便不啻于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能够从内部炸开民盟的围墙来！
据说，让“三美相加”的史良得变得一身火药味的，是胡愈之。6月6日的六教授会，也是闵刚侯按照胡的旨意给安排的。而且，组织民盟内部对章罗大规模揭批，火力配置一应俱全：长枪、高炮、短刀、暗箭……其挂帅人物也是胡愈之。
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暗是中共党员、明里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
在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胡愈之发表了《章罗联盟的透视》一文，内称：
“……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
“章罗联盟是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削弱以至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时为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则是各种会议上忙得不可开交的人物。他正值英爽之气奕奕逼人的年纪，他的职务又显然不是虚职，在民盟反右斗争的最前线上，他便如蛟龙得雨，鹰隼盘空。在组织“火力”并亲自倾泻“火力”之外，他还和几个人披星戴月，以最快的速度将章罗的历史“删繁就简”，编出了一本《章罗同盟反动言论集》……
在7月3日晚间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当场揭发了罗隆基的小集团的名单，并且，指出他在全国十几个地方设立了据点。
这个小集团的主要人物有：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他所设立的据点是：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
也是在这个会上，费孝通开始“反戈一击”了，他说现在自己终于明白了，罗隆基是在不断地利用他，他事实上是在罗隆基的掌握之中，并且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现在他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他揭露说，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此，一向勾心斗角的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他们对知识分子突然关心起来。章罗合作的共同目的很明显，是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他还说，自己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因此，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在批判章罗的大小会议上，踊跃发言的名人，尚可以列出一长串：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马叙伦，华罗庚，楚图南，童第周，萨空了，梁思成，高真（闻一多先生之遗孀），冯亦代……
小人物也不能寂寞，《大公报》记者采访了罗隆基的家庭护士王美兰，她眼睛一下红得似五月的烂桃：“罗隆基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东西……”
好似马路边以铁栅覆盖的排污口，章伯钧、罗隆基身上落满了语言的“浓痰”和“鼻涕”。章伯钧习惯了，罗隆基也不得不习惯。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罗隆基站起来交代一个问题，他讲完了要坐下去，结果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震飞了，原来他的椅子也被人抽走……
在满场开怀的哄笑声中，在人们林立的、犹如在看一个精采马戏节目的目光里，他似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在地上蠕蠕地爬行，直到一双沾满灰尘的手终于摸到了眼镜才抖抖地站了起来。这么一摔，倒摔出了他一个童年的记忆，仿佛眼下他身处的，不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会之处，而是一群拖着鼻涕的山野孩子在简陋的教舍里“大闹天宫”……
罗隆基或许终于明白了，当文明被打落在野蛮的沼泽地时，你就不要指望那些最懂方块字的端庄、严谨与美妙的人们的咀里，能再吐出金玉与珠玑来。
即便如此，在三个人，即“一个是我所谓的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站出来对他进行了“不真实的揭发”之后，还是让他魂飞魄散，因为“那不止是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党的领导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于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就万口莫辩了……”（罗隆基给那位“亲信”的信，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其中，一向躲在后面打他小报告的机要秘书邵云慈的揭发，让他脖颈后似有冰凉的蛇腹爬过，阴嗖嗖的；而最叫他五雷炸顶的，无疑又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的揭发！
“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尽管在这胸口被用刀子捅了之时，罗隆基发出的这九个字，也让我感到里面包容了无边的情愫，无言的隐痛……
他们相识于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时年罗隆基50岁，浦熙修36岁。她去采访作为三十八名政协代表之一的他。
在这之前，他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和史良又有一段情感历程；而她有一双儿女，因与丈夫志趣相左，婚姻已名存实亡。早就不是生活的原野上乍看乍都是五彩缤纷的年龄，早该没有那种好似电花石火、奇峰突起式的一见钟情。他们却一见钟情了。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
“共产党方面的？”
“我暂时不讲出来，将来你会知道的。”
--（张林岚《巴山旧雨--忆熙修》见《忆浦熙修》一书）
她不会为他炙手可热的名气所吸引，作为风行大江南北的《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她自身就饶有名气；他也不会为她的清丽所陶醉，他的前两位太太都有沉鱼落雁之容，他的女友也个个风姿绰约。他们完全是感到在饱经世事沧桑的磨砥后双方对于社会、人生有一种深刻默契。
还有一种人格，一种不为了强权所屈服，只为真理而折腰的人格，也让他们彼此引为知己。此外，罗隆基的绅士风度，典雅而又精致的生活方式，大约也让浦熙修心动；而浦熙修因为东奔西颠的记者生涯及缺乏爱意的家庭生活，那张白皙、蕴藉的脸上，流泻出一层疲惫且有几分忧郁的温柔，也让罗隆基看了心疼。
总之，他们感到在茫茫人海里，自己的心，早就像鸽哨呼唤碧空一样在呼唤着对方……
两人的倾心相识，自然加速了浦袁离婚的进程。次年，浦熙修断然在南京与丈夫分手。离婚次日，浦即乘机飞北平，与大姐洁修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离开南京时，在给罗隆基的一封信上，浦熙修写道：“我现在真觉得心情非常轻松……”
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正风起云涌，作为这场斗争中的两员悍将，他们还无暇安排自己的生活。
1948年初春，浦熙修仍回南京新民报社工作。近年末，锒铛入狱，罗隆基积极奔走营救。解放前夕，罗隆基又在上海遭特务软禁，浦熙修冒险前去探视。直到1949年初冬，经国务院安排罗隆基在北京乃兹胡同原北大校长蒋孟麟公馆安家，而《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又在东单灯市西口朝阳胡同找到房子，两处相距不过百米，于是，“在北办的院子里，不时可以见到穿一身灰制服的罗部长，由一位年轻的女秘书陪同来访浦二姐。浦也偶去罗府，有时也为他买毛衣，相互关心……”（朱嘉树《浦二姐琐忆》同上书）
尽管彼此来往不无谨慎，但两人流动在眼光里的挡不住的依依情意，仍令京都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
这又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悲剧。
尽管只有一箭之遥，浦熙修却始终未能明媒正娶、披红挂彩地走进乃兹胡同。对于她与罗隆基的结合，彭德怀夫妇坚决反对，妹妹安修再三劝姐姐离开罗隆基，找个共产党员交往结婚。中共妇女界的领袖人物也一个个断然摇头，仿佛在他们眼里，在统战的色彩下，你罗隆基可以做政务委员，可以担任部长，但实打实的婚姻无法统战，你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女婿！
自然，这是一份为着浦熙修前途的好心，但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一种早就融于血脉的关于自家人与外来客的敏锐区分？
一对儿女更是反对。
部队上回来，士杰、冬林都上了大学。平常他们住校，罗隆基三天两头过来坐坐，有时浦熙修自己过去。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是节假日，儿女便来办事处看望妈妈，这看望便带有几分监视的性质。形影相吊的罗隆基，难免不思念近在咫尺的恋人，可只要办公室的电话一响，他们顿起中南海卫士般的警觉，马上赶在母亲的前面冲过去。电话倘若被女儿接到了还好些，她只说妈妈不在；如果是儿子接到了，他一听是罗隆基的声音，脱口就是两个字：“混蛋！”随即把电话重重地挂上……
姐弟俩“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自己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袁冬林《怀念我娘浦熙修》同上书）
早年敢于与命运抗争、乃至不畏惧生死的浦熙修，现在却畏惧人言。没有女主人的罗府，院冷房旷，花暗苔深，罗隆基望穿秋水，死死地等了她十年，一直在家里为她专门腾出一个房间……
浦熙修一定左右为难。自打相恋起，整整十年间，他给她写信就称其为“熙修小学生”、“亲爱的小学生”；而她也以“小学生”自居，凡事不能决断，总找他拿主意，自己的文章，有时也送他去修改……但尚在1952年，她在给已在空军服役的女儿的信中，又表示自己不准备和罗先生结婚，出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相处为好。显然，这“朋友相处”的方式，在她自己心里都有怀疑。
耳里塞满外面的流言，又日日眼见对面桌坐着、一闲下来便显得有些郁郁寡欢的浦熙修，有一次，谢蔚明不禁关切地问道：
“浦二姐，你和罗先生的事情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她顿然似梨花带雨，脸如川注：
“只能这样了……我知道外界说什么，也知道我对不住罗先生，可我又没法子和他分开了……”
这不是中国千万中年男女宛如吉普赛人一样可以自由漂泊于情爱之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也不是情人现象比比皆是、而在京、沪等大城市老人们实行同居业已得到官方默许的九十年代，教养与地位非同一般人的罗隆基和浦熙修，被迫走在这伦理与情感时时冲突的狭隘小道上，无疑得付出一定的名声代价，内心世界更得经受一回回岩浆般翻腾的巨大痛苦……
浦熙修付出的代价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她就从一张张“马列主义先生”和“马列主义太太”们见了她皮笑肉不笑的神情里，感觉了党与自己关系的疏远。
罗隆基付出的最终代价是，在旧中国两人有一人罹难时，另一人还有自由之身可以为之斡旋；但这一次他在被葬送于政治火海之时，他暮年才获得的宝贵爱情也同时被葬送了！他始终在期盼他和她的名字能公开列在一起，以展示于世人；结果他等到的这一天，并不是在大红的婚礼请柬上，而是在把她和自己绑在同一根耻辱柱上的《人民日报》上……
浦熙修看了7月1日的社论后，好长一段时间浑身冰凉，呼吸也像是停止了，恍若成了幽深、远古的金字塔里一具不知外面是何年的木乃伊。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高集，这天特意来了办事处，以肯定无疑的口吻告诉谢蔚明，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下的。
谢蔚明又将此事战战兢兢地说给了浦熙修听，她木木的脸上又活了，浮现出令人心悸的巫婆般怪诞的笑容……
也许她想起了6月8日的社论出来后自己给陆定一打的那个电话，他的口气仍似往日一样亲切、随和。多半她还想起罗隆基从昆明打来长途电话时自己的回答，当时她真是这样想的：党洞幽察微，能够把一百多年的筐里一堆乱麻似的旧中国，短短几年间织成一匹光彩照人的锦缎；怎么会在整风的大海上，仅听那泛出铁腥味的泡沫的鼓涌，便将紧随党的舷尾出没于风涛的海鸥，视为一条穷凶极恶的鲨鱼？
她也有理由想起前些日子的上海一行。
6月8日的社论一出来，《文汇报》的处境就日下江河，14日，《人民日报》又发出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本报更成了过街老鼠。她不能不火急火燎地赶回去，和徐铸成、钦本立一起，应付这突发的“七七事变”！当三人绞尽脑汁，也想不清楚一向对本报予以支持和关照的邓拓，这回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时，石西民来见了她，他正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解放前他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与浦熙修有过颇为密切的联系，他对她曾一往情深……
这天，他告诉她，《文汇报》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她可以放心。鉴于他是柯庆施的亲信，柯庆施带着他一道来上海走马上任，而柯老又是人所共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石西民的这一消息无疑是“通天”的。
当她把这一消息转告徐铸成、钦本立时，“七七事变”几近一下化成了“台儿庄大捷”，兴奋得徐铸成亲自执笔，写下了《明确方向，继续前进》的社论。真是自己恭喜自己发财，恍若前一阶段本报只是戴了一付蒙上水气的眼镜，现在只要揩去水气，本报一样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得山青水绿……
一扇巨大的风车，以有条不紊的叶片，将浦熙修所有善良而又天真的想法给全部击得粉碎。
她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这叶片如雷如涛的力量正来自于那只手，那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己在婆娑的泪眼里曾经握过的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为此，不仅仅是她的想法，还有她的全副身心都被这叶片给卷得支离破碎……
她一下卧病在床。大约是怕她自杀，全国记协通知已从空军转业的袁冬林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党委，要女儿赶快回家。一个多月里，女儿一边焦急地盼着母亲赶快与罗隆基划清界限，争取获得党的宽大；一边，牢牢地看守着床前的安眠药瓶，因为胃病与加重了的失眠症一起袭来，浦熙修吃不下饭，睡不了觉……
民盟中央开她的批判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勒令她作出交代。在全国妇联第三届全代会上，她是一支让女人们变得比男人更亢奋的荷尔蒙针剂。
她被蜂窝一般打得稀烂。她猎狗一样气喘咻咻，有时一天要赶二、三个批判会。开始时，每走进一个会场，她都竭力将打散的心智装回到自己的躯壳里去，好似逢人便絮絮叨叨儿子走失了的祥林嫂，她一遍遍地解释--
“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请过一次客……”
也出席了全国妇联第三届全代会的陆晶清，记住了在前门饭店里浦熙修对她说过的最后几句话：
“我拥护党！我相信党！我问心无愧！问题总有一天能弄清楚的！”
自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信件被诉之以手枪、发报机、毒药一类的“反革命材料”之后，中国人对于查抄他人的信件便有了性变态者搜罗女人胸罩般的爱好。人们要她交出罗隆基给他的信件，她的前夫又揭发说：1947年罗隆基曾嘱咐她以后的信都留起来，从此她便把往来信件都慎密地锁去了报社里，她只交出了三封解放前的信，并一口咬定：其余的再也找不出来了……
很快，犹如春天糟了心的萝卜，她再也挤不出一点心智的活水，任凭自己冰凉的躯壳里吐出一串串阴嗖嗖的话来：
“罗隆基是通过我来控制《文汇报》，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但这种控制是无形的，我不知不觉在两帅之间挂了一帅”；
“张东荪事件暴露后，叶笃义在民盟七中全会上揭发了张东荪的一些情况，罗隆基回来就骂叶笃义是‘投机’。罗隆基是否和张东荪暗中还有来往，值得研究”；
“据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隆基和这个特务在解放前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他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他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成是党内的宗派主义”；
“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再肉麻不过的事。他还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剧本写出来后，一定会‘惊天动地’”……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灰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终于交出了她十年间所保存的罗隆基给它的所有信件。顿时，人们似蚂蚁附膻一样在这复满情意的芊芊青草的字里行间穿梭着，践踏着，许是罗隆基的“反革命经验”比起胡风来要“老道”，大抵能找来让国人“触目惊心”的话，只有这么一条：
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响应。
于是，罗隆基这条写于1948年上半年、针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话，被演绎成他“想做王莽”，并决心与章伯钧一起，在中国策划、制造出“匈牙利事件”！
就在7月1日社论出来后的次日，罗隆基还给浦熙修来过一个电话。
无疑，在这天崩地陷的时候，他想尽可能地给她以力量，也更期待从她那里获得力量。哪怕是全中国都像口黑锅扣在他们的身上，可只要有彼此的扶持与信任，彼此就有一点清亮的所在，那点清亮里透出的是来自伊甸园的星光，和诺亚方舟掠起的轻风。只有要这星光、轻风，他们便不会被窒息而死，就能维持生存下去的起码的呼吸……
罗隆基决没有料到，浦熙修以背叛结束了他们既充满了深刻的幸福又充满了深刻痛苦的十年情谊，从而堵死了他眼里的最后一点清亮。
在这浓稠得几近墨汁的夜晚，他无须再用理智的目光去引导笔杆了，而任凭自己一颗破碎、怨恨的心，在稿纸上簌簌地颤抖。7月里，他在给自以为是多年好友郭沫若的一封信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扶养成的，是地主身分。”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八十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
真可谓病急乱投医了。在这良知被剁得烂碎，并被做成炒肝在前门口贱卖时，浦熙修可以背叛爱情，郭沫若先生焉有坚守友谊之理？
罗隆基多半还不知道：
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民盟中央深受鼓舞，一连就双百方针的贯彻、科学研究规划、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将调研出来的结果写出材料上报给党中央。反右斗争一开始，正是郭沫若首先在大会上指控，这些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反右斗争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依然住得相距不远。但他不再和她有任何来往，他至死都没有原谅她。
日子转去了12月，随着满城的银妆素裹，反右运动在许多单位都走出了高温阶段。但在民盟中央，寒冬却在人们高昂、坚韧的斗志前融化。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举行的批判大会，使罗隆基心力交瘁、气血两空。12月26日这一天，他终于明白，他的一切几近喋血的辩解，除了给那扇巨大风车的轴承上填加更多的润滑油外，实在不会再有任何结果。他低下了自己一辈子不曾低过的头，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一开始定下的调子，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
“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往事并不如烟》）
27精神返祖现象
像罗隆基这样迟迟不肯在官方派给的伏罪书上画押的“右派”，大抵上很少。但有两个人，比起罗隆基来，气焰还要“嚣张”，态度更要“顽固不冥”，可谓毛泽东称之为的“花岗岩”级的人物。
一个是章乃器。
他的言论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几乎一夜之间，他由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涂抹成“极右派”、“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资本主义的吹鼓手”、“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
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对他的多次批判会上，他风度洒脱，仍然手持被视为他的行头的烟斗，称自己“心安理得，轻松愉快”，“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气得已经做成了左派的先生们，一个个大跌眼镜，几乎大脑溢血，得赶快召来救护车送去协和医院抢救。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在民建的社务委员是黄炎培、章乃器，但往常日子报社的有关活动，总是由前者包揽了；现在，在前者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众叛亲离的章乃器倒坦然赴会，宛如他在当部长的日子里去出席一次国宴，并有心要将储安平从泥淖里拖出来：
“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上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要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当然要提到当前的反右，当然要对作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名部长沦为“右派”，表现出义愤填膺。这天，一副俯仰无愧态度的章乃器在座，听着，听着，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直逼周恩来：
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了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四十三年后，有文章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头不对，群起而驳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舌战，场面纷乱……”（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见《百年潮》2000年第9期）
即便在斗争情绪滚烫得能做全聚德厨房的全国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别的“鸭子”已经在炉火上俯首就范了，纷纷在各自所在的小组内作出违心、屈辱的检讨。有不服的，也不过打算以死来保持沉默。如会议期间，黄绍两次吞安眠药自杀，均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章乃器却不作检讨，更不想死，他这只被扒掉了毛的“鸭子”竟还想飞出去，那扑扇不止的翅膀，便是他的一份书面发言，“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还往往是觉得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反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后，章乃器写道：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真金不怕火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毛泽东似乎盯牢了他“杀人”。
10月13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毛泽东又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看他怎么办。”
1958年1月，仍要从毛泽东的视线之网里冲出来的章乃器，写出了三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在这份名为“检查”实为“申诉”的材料里，他宣称：
“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受处分）。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对他的“检查”，很快就有了回音--同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撤消章乃器等38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首次被排到名单里的首位。
另一个则是彭文应。
7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刊载了一篇题为《质问彭文应》的文章，作者是化名为“常孰”的张春桥。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与姚文元一样，他是极善于“解剖”人的，并且从中充分享受着一种“庖丁解牛”的快感：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就在这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上海民盟市委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有人从旁边的会议室赶过来接了，一听说对方是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要找彭文应接电话，也不问个为什么，当即便作河东狮子吼：“彭文应是右派分子，现在正开他的批判会，不能接电话！”一下就将电话给挂了。
病榻上，彭文应的妻子生命垂危。
八年间，她两度成了一只惊弓上的鸟，解放前夕丈夫遭国民党特务追捕，东躲西藏，席无暇暖，她刚好坐月子，被吓得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肾脏病。这两个月间，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丈夫似螺陀一样被一条条挥舞得嚯嚯生风的疾鞭所抽打，即使“滚”回了家里，原本南昌路上令多少人仰慕不止的一幢花园洋房，突然间好像成了罪恶似蝙蝠一样纷飞的“渣滓洞”。
邻居们陡然阴沉下来的目光，扫得她全身粘乎乎的；窗外周围孩子们有节律的呼喊声：“右派分子--彭文应！右派分子--彭文应！”更使她觉得自己掉进了柯南道尔笔下的某个恐怖故事。就在她的神经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她看到了今天的《解放日报》，血压立马腾升，嗵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她额头敷着冰袋的脸上一片惨白，随着一声比一声轻微、可一声比一声更揪人肺腑的呼唤“文应，文应……”一串又一串的泪水，从她的眼角里汩汩地溢下。
年幼的女儿不得不鼓起全副勇气，一次次跑去外屋的电话边，又一次次被那恶犬似的电话给“咬”了回来。她的小脚的母亲也陪着一边掩泪，老人实在搞不明白自己并非小脚的女儿，在旧社会走得战战兢兢，怎么在新社会走得还这般如轭在身？
彭文应未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套用六、七十年代国人耳熟能详的一条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当张春桥的“庖丁解牛”的快感尚未享受尽的时候，彭文应年仅44岁的爱妻，抛下丈夫和六个孩子，也抛下中国之弓上的一颗永恒惊魂，撒手西去……
他是如张春桥所说，曾慷慨申明：“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可现在他生命中的一半已经死了，除长子、长女在北京上大学暂不明情况外，他身边8岁的小女儿、13岁的二女儿、15岁的次子，在痛失母亲之后无不遭大人白眼、受小孩唾骂，几乎夜夜以恶梦枕头，日日以泪水洗面，除了上学，尽量蜷缩在家里，好似林中跌入陷阱、泪光迷茫的三头小鹿……
作为为人之父，此时的他或许应该以政治上的妥协，来担保这个已失主妇、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能苟全于板荡；他却依然顾不了这个家，在“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后，仍以全副的力量去一个个批判会上抗争，并由此带来对自己更猛烈地批判，对家庭更剧烈地震荡！
妻子辞世的次日，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批判会上，彭文应不改“钢口铁牙”
“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8月20日，在市人代会预备会上，他又一片赤诚可鉴苍天：
“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会后，一位朋友私下劝他：
“你不承认错误就不要讲话，何苦再去辩论、再去上书，把问题越搞越大。”
他正色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除去章乃器、彭文应等极少数“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外，运动真是一座“伟大”的学校--
它可以使你去中世纪的炉火上敲出一具锋利的犁头，并掌着这犁头，将自己原本春华秋实、蜂喧蝶舞的思想的田野，给翻得满目萧索、一片死寂；
它可以使你以一颗破碎的心填进枪膛，又朝自己开枪，从而将自己的心打得更加破碎；
它或者让你说服自己，哪怕有再好的动机，一个人稍不留神，就会从好人变成坏人；
它或者让你平衡自己，刨开历史的冻土层，世上哪里没有屈死的骨架？远有岳飞近有彭德怀都屈死了，与他们相比，今天再委屈回自己，不就好像委屈只蚂蚁；
在报端上工农兵海啸般义愤的斥责声中，它还能叫你背负一种深重的罪孽感，自己穿工人织出来的布，吃农民种出来的粮，却和劳动人民的看法大相径庭。在知识这条黑色血缘的安排下，自己不是黄世仁的儿子，也是南霸天的外甥；
在交代便会宽大的庄严保证下，它还可能使你萌生侥幸心理：宛如童年时，你将妈妈等着买米下锅的钱去买了图书，或是你在学校里打碎了一块教室的玻璃。但是在你向妈妈交出了图书，你对老师承认这事是自己不小心干的之后，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老师也不会因此而逼你走上绝境……
于是，本该著作等身的教授，王造时却几近检查等身：
1957年7月15日在复旦大学作第一次检查。8月10日在学校作第二次检查。8月14日，在文化俱乐部又作检查。8月24日，在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会上再作检查。12月31日，写出长达几万言的《我的忏悔》。次年1月17日，又交上万余言的《我忏悔我的罪行》……
伴随昔日君子丰采的荡然无存，当年在上海滩上他高举着的理性，一一被埋葬在稿纸的方格之中。他也曾高举着的骨头，在那方格里软得似用筷子挟都颇觉困难的海蛰皮。
几乎唯一能证明他和邹韬奋先生所描绘过的那个人物有某种联系的是，在天塌地陷之时他还保存着的善良。
1957年12月18日，他交上去一份《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报上刊出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后，过了些日子，我陆续由复旦历史系转来外地来信多封（约在十封以上），都是赞成我的发言的，其中也有诉冤的，我一概都没有回答，预备交给系里去处理。但是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就迟疑起来了。到了复旦开斗争大会的那天下午，我情绪激动，觉得自己被斗得很厉害，如果交出去，那些写信的人也要被斗，我于是都把它们撕毁……
于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却似当年的小日本鬼子打进了南京城，对自己和别人的历史大肆“烧杀掠夺”。
经过民盟复旦大学支部从7月5日到10日的六天里七次会议的批判与揭露，陈仁炳终于作出了初步交代：
“我承认我是个可耻的右派分子，我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破坏党群关系，夸大和捏造缺点，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威信。我承认我是罗隆基集团的上海的首要分子，从1949年起，就参加这个集团，靠拢罗隆基的时间还要早些。1947年以后，我到了上海，开始和罗隆基有了联系，49年初，罗隆基要我去南京，夺取民盟的领导权。这年冬，罗隆基将我提拔为民盟中央委员。盟四中全会时，罗隆基一直与史良斗争，我是参加罗隆基方面的，张东荪、何公敢、彭文应、潘大逵、曾昭抡、彭迪先都站在罗一边……
“在我的分析，这个集团有这样一个纲领：一、集结一班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以上的人，进行盟内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以与进步的、靠拢组织的同志对抗。二、因为是对抗党的领导的，因此必然也是公开和隐蔽的反苏的，反对好好学习苏联。在1953年总路线宣布以后，这个集团又加上一条纲领，仅仅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新事物、对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修正主义态度……”
于是，一家旧社会里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中一座民主的灯塔，八年间两回遭封闭却从不忏悔的报纸，却成了早年浪荡不羁的聂赫留朵夫，面对法庭上出现的穿着囚衣的玛丝诺娃，心灵里涌起了一片深深的悔意……
在《人民日报》7月1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次日，灯下熬了一夜的《文汇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
里面有这样一段如泣如诉、多半令今日的鬼神看了也得动容的话：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受到党对我报所作的爱之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一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至于此？
所以，我们在这一期间，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着觉，有的出外采访无脸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民请罪！
我们立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运动对于更多的批判者来说，也是一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学校。
它可以使人世间最具良知的一双眼睛，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抠去这份良知，以便面对眼下太多的苦难时眼睛里不再燃烧，只像灰蒙蒙的日子里一幅木然的风景。
1957年9月，巴金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内容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并正式宣布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巴金看到了坐在前排边上、好似鸵鸟把头埋进沙里一样深深缩着个脑袋的冯雪峰。
对丁玲、艾青，巴金不是很了解；但对冯雪峰，自1936年底在鲁彦家里第一次见到刚从延安来到上海的他起，四十年里巴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耿直、真诚、善良并为此而值得尊敬的人。
一个多月前，巴金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还去他家里看了他，因为有了反右斗争，人代会开得惊心动魄而又气壮山河，吃起饭来，一个个代表胃口大开……巴金却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冯雪峰在听了巴金对反右运动的一些疑问后，即将沦为幕燕釜鱼的他，脸上依然是漏不下一滴水的党性原则，他有力地摘去了老朋友的疑问，又殷勤地邀巴金去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吃完饭，他依依不舍地拉着巴金和他们夫妇俩在附近走了一会。现在，当巴金在首都剧场里回想起来，才觉得这是冯雪峰在向自己作最后的告别。
一个在党所置予的大祸临头面前，仍在极力维护党的威望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分子”呢？
但巴金很快地挑落了这一思绪，走上台去，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
“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联’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它可以使天底下人本来最应该像金子般袒露的品质--善良，顿然间必须用凶恶来掩盖，仿佛这是一件偷来的东西，你必须藏藏掖掖。
只要看看老舍先生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发言，在反右斗争里他作为一名披坚执锐的斗士形象，比起吴晗来丝毫不会逊色。他批起吴祖光来，曾使吴祖光深感自己的“罪孽”，只要从中挤出一小瓶来，几乎便可以毒倒整个世界。
在吴祖光被发配去北大荒后，老舍特别关心起新凤霞来，只要见到她，必问：“祖光怎么样？多给他写点信吧，最好一天写一封信，你不是喜欢学文化吗？这样，你通过写信既学了文化，又对祖光是个鼓励……”
1961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碰见了老舍。老舍的神情不见一点尴尬，仿佛也经自己的手打发出去的这位老友，并不是去炼狱里走了一回，而只是刚刚从北国的风光中旅游回来……
他满脸是真诚的、溢不住的亲热：
“祖光，我听说你回来了，你怎么不到我家来？”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我谁家都没去。”
老舍不为所动，俨然憨厚得似自己笔下的骆驼祥子，他坚持要拉吴祖光去他家。
到了他家，他去书房里一阵，拿出一幅画来，吴祖光接过来一看，好像是自己过去在画店里买的一幅名画。再看画轴，上面确有当时自己买下后用铅笔写下的年月日和签名。像这样的名画，吴祖光曾收藏有三、四十幅，落难后家境拮据，被一个过去熟知的画家，以比买一堆白纸高不了多少的价钱，从妻子手里“买”走。
原来是老舍日后去一家古玩店又买回了这幅画，到家后见了画轴上的签条，才知道这画是吴祖光的，他便决意保存好，日后要还给祖光……
“您花多少钱买的？我得给您钱。”
“祖光，我知道你丢了很多画，没给你全买回来，就算对不起你了，我怎会收你的钱？”
两个人都是聪明人。在这往事似乎未曾发生、其阴影却又始终挥之不去的氛围里，吴祖光遵命接过了画，同时也接受了老舍递过来的某种情谊……
运动这座学校，还能使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转眼间成为彪悍的职业“屠夫”，无须任何人的指引，便知道在已被圈起来的颤颤抖抖的性灵上，该从哪里下刀。一刀血肉横飞下去，往往直抵置对方以死地的政治命穴。
在上海作家协会对傅雷前一、二次的批判会上，许是傅雷那树叶般弱不禁风的模样，还有二个月前他才被从书斋里拖出来发出的几声也如树叶一样轻微的感喟，让人易生恻隐之心，或是令人难提上斗志，会议开得似不冷不热的温吞水一样。
此后，正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泪里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姚文元，踌躇满志地出场了，他一双暴突的金鱼眼，恍若燃烧正炽的煤核，加上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直截了当地称傅雷为“右派分子”的一顿批判，使得作协圆厅里的温度一下便高上去了！在这之前，傅雷尚可勉强支持的神经，顷刻间烛泪一样熔化了，脸上也蜡黄、蜡黄，浑身瑟瑟好如筛糠，令人想起市场上与小贩已达成交易、被买主倒拎在手里的鸡鸭……
王西彦也发言了。他对傅雷的历史情况知之甚少，但他读过傅雷翻译的一些法国文学作品，他挑中了傅雷所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里的附录《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里的一段话：
法兰西大革命，展示了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这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特当塞尚纳，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民主和专制的搏斗方终，社会主义的殉难生活已经开始……
他认为，“傅雷在这里说了一句意义含糊的话，既然他说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专制是指封建主义，可是为什么要说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殉难’的呢？联系四十年代后期，傅雷曾经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呼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证明他那句意义含糊的话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的诅咒。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的罗曼·罗兰，后来于1931年发表了《和过去告别》一文，坚决地表示自己拥护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从巴黎走向了莫斯科；而以翻译罗曼·罗兰的著作自炫的傅雷，却和罗曼·罗兰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王西彦以一段醍醐灌顶、气冲霄汉的话，将自己的发言推向了高潮：
傅雷“分明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利令智昏，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生活要在中国复辟了，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斗争里。”而这种情况，“完全出于傅雷的阶级本能和阶级盲目性，是一次明目张胆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以上的引言，均引自王西彦先生于1992年完成的“文革”长篇回忆录《焚心煮骨的日子》。
在中国的墙头剥蚀掉三十五年的风云，作者本人亦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焚心煮骨”的日子之后，他在回忆起以上的这件往事时，还在书里说了一段颇为“焚心煮骨”的话：
尽管和当时别一些人的漫骂相比较，我的言辞，还不算是最剑拔弩张的；但为了自保，为了表示自己和傅雷划清思想界限，不惜从文字语句中搜罗罪名，向他作出政治性的攻击这种行径，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关道德和品质的问题，将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歉疚和悔恨。
运动这座学校，更能使知识分子原本看得与书本一样珍惜的脸皮，变得无足轻重起来。人们几近可以将脸皮当成塞满稻草的厚实的鞍马，在上面玩起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托马斯全旋”--
萧乾先生便被几个人在“鞍马”上的表演给弄得头晕目眩。
一位是康濯。
在萧乾调《文艺报》之前，作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行政管理一般由小组进行，他所在小组的组长就是康濯。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曾托人请他出山给民主党派编一本刊物，他当即谢绝了，而且又立马向康濯作了汇报。反右风云一来，就有人批他是“章罗联盟”在中国作协的代理人，他慌不迭地写了份小字报，将这件被视为主要证据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写得一清二楚。他的这份小字报的浆糊还未干，康濯写的一份大字报就贴上了墙。康濯矢口否认他就此事向自己作过汇报……
一位是曹禺。他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称：
“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
再一位，当萧乾三、四十年代在伦敦做《大公报》驻外记者时，他也在英伦三岛的风涛里闯荡，多少可算是萧乾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因而他丢下去的这块石头，大抵在人们的怒潮里激起了更高的潮头，或许还会溅出几片粉红色的浪花：
在批判会上，他讲了一个几近《红与黑》的故事，萧乾处心积虑地想挤进英国的上流社会，结果领萧乾走入这个绅士如林、淑女如云的社会的人，是一位贵夫人。结识贵夫人的“钥匙”，则是一只与她种姓同样“高贵”的猫，一只萧乾不知从哪里弄来、再用能说得椅子跳舞的舌头给涂抹上“高贵”之色的猫……
读了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发现她当年也曾被这政治“托马斯全旋”给弄得瞠目结舌。
她提起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红玛瑙集》，曾使上世纪六十年代正上中学的我，无数次地感觉到白羽般纯洁与玛瑙似的鲜亮……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污纳垢，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普希金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谈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由此，我们的子孙大抵能明白什么叫做运动了--
运动，是一个将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由文明世界引向大森林里去的精神返祖现象；
运动，是一场将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给湖水般蒸腾掉、只在人们的脸上剩下无耻、虚伪、残忍、狡黠、苟且、自负、麻木、自卑等白花花盐碱地的酷烈的夏季季风；
运动，是一次自杀不叫自杀而叫“交代”、他杀也不叫他杀而叫“揭发”、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法院会睁开眼睛加以理睬，多半要等到遥远的日后，历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才有可能审理的空前规模的集体犯罪。
28党对自身动了真格
既然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场全面围剿知识分子、征伐现代文明的进军，党内的知识分子们，还有将农民的文化形态似一挂蛇蜕一样早抛去了身后的党员干部们，就很难隔岸观火。
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眼下又“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这一社论标志着社会上的反右斗争正方兴未艾之时，党内的反右斗争又揭开了帷幕。
七月流火，极少有资料注意到，这个月的上旬，毛泽东到了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倘若不是宽额下溢满了黑脸周仓般的严峻，他老人家是不会来到此时这座几近一条扔在热沙上的毒蛇的城市--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右’嘛！你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
他还带着幽然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上述的描述，维妙维肖地展露了两人的神态、心态。
毛泽东那连珠炮式的发问，毫无疑问地盯牢了党内的右派。他之所以不畏酷暑来到南京，是因为有江苏的干部打来了小报告，上面确凿的证据令他触目惊心，寝食不安；还是在华东地区，在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两个分别以省长沙文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如两条被割去鳃的大鱼，正在渐渐浮出水面，毛泽东决不相信，作为华东第一大省江苏的长江江面上，却裹在一片金属汁液似的日光中，木然，沉滞，令人昏昏欲睡……
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毛泽东决不让江渭清担纲的江苏省委在此次反右运动中“蒙混”过去的旨意是肯定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对江本人极为信任，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后者即成了江苏政坛第一号人物，这一安排直至“文革”，走马灯似的官场，江却磐石似的不动。
不久，毛即派出两位中央大员前来督阵，彭真龙盘南京，康生虎踞苏州……
江渭清的冷静、圆通、谦卑，那在对毛的心理的把握上，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的拿捏，浑如杂技演员握根长竿走钢丝的功夫，好生了得，也一下跃然于纸上！换上其他一个什么人，在这几近进谏的场合，被毛那一阵断喝下来，大抵早就形如筛糠，满身都钻着蚯蚓似的大汗了……
此公极为聪明，他请彭真来省委常委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这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却仍不见打一个右派，彭真亦不悦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还有没有右派？”
江渭清信誓旦旦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最终，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只是以批评几个厅级干部的“右倾”而结束。党内外右派加起来，据江渭清在回忆录中称，江苏划了13349名，占官方统计的全国右派总数的2.4%，算是划右派较少的省分，若联系上江苏是个人口大省，这比例就更低。
由此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如江苏省这样“蒙混”过去了的地方一定不多。
9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社论唯恐各级党委动了菩萨心肠，义正辞严地交代了对于这批“红皮白囊”的家伙该如何“严肃”
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了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他们恰恰没有去想：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应该犯错误，他们成为右派就更不能够宽恕……
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9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在猛烈抨击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所流露的严重温情主义之后，认定已经发现的党内右派约有三千余人，其中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我们不妨从这两类人里各找一位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沦落”为“右派”的：
冯雪峰，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不但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战友，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党团总书记，而且比起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奔泻革命之泉的周扬来更有“资历”的是，他还用自己一双磨破了血肉的脚板，丈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比起周扬来，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非同一般，他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的同时，还四处奔走设法找到了毛泽东流落沪上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又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至莫斯科第三国际儿童院。他每有微薄的稿费收入，便想起延安的战友，多次买好纸烟和围巾等物品，托人送到西安，再转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
1957年6月6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根据55年底党中央关于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调查结论，讨论为该案平反的具体措施。会上，周扬好似一个制造出废品的工人，面有羞愧之色：“对丁、陈的斗争有偏差，太过火了”，党组书记邵荃麟也颇为真诚地承认“丁陈集团案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帽子应该摘掉”8日，《人民日报》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诘问，举国山河变色，周扬宣布会议休会。这一休便休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29日才召开第四次会议。
此时，举国上下都在忙碌地制造大大小小的“章罗联盟”，作协有个现成的“联盟”，怎么能让它冷藏了？周扬从“冰箱”里端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了让这个集团有现实感，以便看上去似一盆新鲜的草莓，周扬宣布“丁玲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叛徒问题”外，她还在建国后“勾结冯雪峰、陈涌、罗烽、白朗等人，疯狂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文艺界领导人”，这一端，便把冯雪峰给一起端了出来……
会上，当即就有人要他就近些年来的“反党”言行作出检讨。这位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百思不得其解，自1955年离开《文艺报》后，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长。大概是中国的文坛打从建国起就不像个文坛，倒似个辙乱旗靡、刀光剑影的疆场，他疲乏了，更厌倦了，一到了出版社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几乎以全副的精力去抓《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
从收集、校订、注释，到看清样、装帧、发行，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或是亲自动手。在梯子胡同的出版社的集体宿舍里，他那简陋的房间的灯光，总是每一天熄得最晚，常常七星西斜了，摞摞清样上的斑斑银发，还在无言地陪伴着天上的星光。这时，他大抵也在陪伴着生前感到寂寞、死后在一片殊荣中也未免不觉得悲凉的鲁迅……
经过与会者的点拨，冯雪峰终于明白了，人们要撕开的还是1936年那场以周扬为一方和以鲁迅为另一方的“国防文学”与“民族解放战争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历史伤痕。作为鲁迅先生的一条臂膀，胡风在两年前已经被砍去了，现在看来人们打算再砍断先生的另一条臂膀，鲁迅是供奉在香火里的神，而神是不会喊痛的……
国人追溯历史以追溯自己正确的执著，与国人遗忘历史以遗忘自己谬误的执著，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冯雪峰终于开口了，与胡风一样不得不承认了周扬的胜利：
“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党……今后，我要接受周扬同志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同志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
散会时，在会场的出口处，周扬大度地和冯雪峰握手。握着前者的那只手，他多半有触着了冷兵器上的感觉。周扬说：
“你的发言，我听了觉得还不错。人嘛，谁能是不犯错误的神仙，可只要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也不要紧，将来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三、四天后，他又被叫到文联大楼会议室，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已经等在那里。四位中国文坛上众所周知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起，这是在向冯雪峰昭示，今天的这次谈话，完全代表了党的意志，绝对不带有个人的任何恩怨。
周扬开门见山：
“叫你来，就是要通知你，现在决定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
尽管已是意料之中的事，冯雪峰还是在自己的目光里插入了一枚疾利的铁钉。周扬触到了这枚“铁钉”，但轻松地似拍打一只蚊子一样给“拍打”而去：
“你前几天的检讨，我当时是认为还不错，但大家不满意。”
其他几位也纷纷讲话了：
“你是一名老战士，我一向敬重你。可为了党的利益，必须与你斗争……”
“在中国文艺界，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提意见……”
虽比不过前前后后“消化”了十几名“大右派”的全国人代会，但中国文艺界同样情绪激昂、胃口大开，仅有丁玲、陈企霞两盘“大菜”怎行？于是，冯雪峰成了第三道“大菜”。
有人揭发在一次出版社的青年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他居然鼓动“现在是大鸣大放，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
又有人揭发他因“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被罢了《文艺报》主编的官后，他耿耿于怀，说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但人们的刀叉奋力撕戳、并在咀上泛出一层层油光的，依然是鲁迅先生的另一条臂膀，即他“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没有谁比冯雪峰更容易感到鲁迅不是神，而且瘦骨伶仃的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为了让胜利者满足以权力撑持的胜利，他可以戴上沉重的荆冠，但他不能让先生的英魂也戴上荆冠。
在8月14日的批判会后，他再也不能忍耐，晚上他打电话给周扬，要求当面说明某些历史事实。周扬不那么大度了，说的话宛如他所接触过的那只冷兵器般的手：
“既然是运动，什么问题都得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
没有几天，《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冯雪峰的名字前有了一串串血淋淋的定语：“丁陈集团的参与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文艺界的反党头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自然，当年少有人能看清这血，并知道这血流自哪里。
戴煌，1957年时尚不及而立之年，可他的履历摆出来，凝重得能放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当台阶。
1941年在小学读书时就当了操起红缨枪的儿童团团长，44年正式参加新四军，因爱好文墨，分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三年后，又被调到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临行还觉得当记者不如搞创作自由自在，但炮火硝烟自有它的色彩与魅力，第一回上前线，采访的就是一场真正的白刃战，与他同来的另一位记者倒下了，他行军途中刚刚结识不久的许多干部、战士倒下了，他从敌人身上拔出枪来投入了肉搏……
在血如雨泼、肉似墙横的战场上，人类最强烈的情感在冲刷着他的胸膛，又似一口热锅在炒豆子般升腾、迸裂着他的文字，他很快就感到当一名军事记者，实在是有血性的文化人最该干的工作。
从此，戴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血与火更稠密的地方”战江淮、袭徐州、围蚌埠、渡长江……令当年孙大雨、戴望舒等教授们听了恨不得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的消息，不少正出自于他溢满激情的笔下。
建国后来到新华总社，几乎还未等椅子坐热，他又跨过鸭绿江。奔赴了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他走过北朝鲜的烽火海岸线，攀上被美军称为“伤心岭”的人民军高地，他让中朝两国人民永远记住了“罗盛教”这个伟大的名字，又在板门店为历史留下了硝烟被橄榄枝拂去的那一刻……
他胸挂勋章回到了北京，刚刚和新婚的妻子接了一个吻，又得去拥抱万里之外奠边府被炮火映红的风云。
这次，在越南呆了一年多，他不但熟悉了那支在亚热带的丛林、山地里骁勇善战的军队，他还熟悉了这支军队的白眉毛、白胡子的父亲--胡志明。胡志明也熟悉了这位置生死于度外的中国记者，那时在越南，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记者都有，可胡志明去哪里巡视，视线总扫过真理报、塔斯社的大块头记者，每回都带了他去……
反右斗争开始之前，戴煌没有发表过一条意见，写过一张大字报。
1956年秋季，他进了外交学院接受培训，学制两年，学员都是来自中央各部委的干部，以新华社内定的驻外记者为多。他则是自己要求来的，似乎还未过完战争瘾，他想到祖国还得解放台湾，真打起仗来少不了要和美国鬼子打交道，自己得先学好英语。人近中年学外语，学习显然感到吃力，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干脆搬到学校来住，省得每天要耗费两个小时在路上奔波。
未来的前景在激励着他，英文的26个字母在蹂躏着他，他实在没有精力去关注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即便回到糊满了大字报的新华社大院，他也步履匆匆，归心似箭……
宛如一个抱了孩子才品味到恋爱滋味的人，他是在6月8日反右斗争的信号弹升空以后，才刻骨铭心地感知党发动整风运动的伟大与英明。
作为班级的党支部书记，他参加了一个由彭真亲自召集的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对于彭真在这个会上的一番十分清醒的讲话，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像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联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戴煌本来就不是桃花源中之人。他的记者职业，他在战争风云里炼就的对历史的宏阔把握能力，以及他难以忘怀的多少逝去的年轻生命所留下的美好憧憬，都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变化极为敏感。
56年他回了阔别多年的苏北故乡一次，原以为有了七年的和平建设，家乡“必定已呈现一派兴旺发达、姹紫嫣红的新姿”，但他的心很快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这个历经战火涂炭的小镇，几乎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改观！更让他揪心的是，刚住了三天，恍若过去搞地下斗争时的鬼鬼祟祟，喊冤告状的乡亲便一个个影子似地飘进了门……
也许，还因为耳濡目染了胡志明在如日月受到越南人民爱戴的同时，他始终保持了大地般的沉稳，河川似的淡泊，戴煌早就深感“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大隐患”，为此，在进入外交学院之前，他就已经展纸提笔，要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万字以上、入情入理的长信，但结果，这事被繁重的学习给压下了……
彭真的一番话，使他感到对于党的忧之所忧，自己还未能急之所急。他很快加强了自身的党性修养。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发了言，中心点就是反对神化与特权。他说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将来可要摔大跤。他认为要消除特权，就得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人民真正享有监督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必须有一套制度给予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我们不能也不必要照搬，但其中一些科学的部分，可以采纳来完善我们自己的民主建设。
他还认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是不是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举了最近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讲的一番话为例，其大意是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就会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他以为战争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也不是浪漫的畅想曲。不说别的，就说美国人民，不像我们很多的同志当年投身革命，其实都是被逼上梁山，不拼一下就活不下去，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当时在会上，并没有谁对戴煌的发言持异议。
他开完会回到学院，依旧准备自己的期末考试。真是偌大一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像是与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相呼应，就在这前几天，学院宣布不再进行期末考试，以便学员集中精力投身反右斗争。
随即，他被叫回了新华社，在大伙儿常聚在一起学外语的一层楼里，已经贴出了几张用稿纸写的批判他那回发言的小字报，这种文里还称其为“戴煌同志”的小字报形式，以及每天他该看的文件和《内部参考》、《参考资料》，依旧还发到他手里来，似乎表明“左派”同志们，要把戴煌这样一个从经历上比起他们来更像是原装左派的人，推到右派的位置上，还不得不先作出某种试探。
社长同志，极大地鼓励了“左派”同志们的积极性，更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在月底全社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的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标志，是揭露了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戴煌，和以戴煌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他把军事组里几个与戴煌关系不错、都饱经战火硝烟的记者划进了这个“小集团”。
当晚，“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大院满墙的大字报上，戴煌的名字到处绚烂地开放。次日，“一支红杏出墙来”，在新华社一篇中央机关深入揭露党内右派分子的综合报道里，又有了这个名字。
8月中旬，新华社还就这个“小集团”发了一篇四千余字的专门报道。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傍着新华社，一时间，戴煌穿云破雾，“黑”遍了全国所有的报纸，乃至港台报纸，还有路透社、法新社也作了转载或摘载……
戴煌只有坐在家里了，眼见自己昔日的同事们，怎样将自己好似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此外，目前尚可看的只有《参考资料》，《内部参考》和文件已经不送给他了。
惟有一次例外，送来一本《内部参考》，上面登有台湾国民党电台致他的一篇广播稿，想起来还真有点哭笑不得，从越南回来后，他就盼着能参加解放这块宝岛，现在对方却要先“解放”起他来，欢迎正“受中共迫害的戴煌先生”投奔到台湾去享受“自由生活”……
当然，一向和定律一般严肃的领导不一定能发现这里的幽默，他们给他看，依然是为了证实一个有名的政治定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凭国民党怜香惜玉这一条，打你一个右派就不冤枉，你还是赶紧悔悟了吧……
从冯雪峰、戴煌的遭际里，我们可以发现党内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大抵是出于两种情况。但两种情况难以截然分开，有时，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一种便是宗派原因，早就是面和心不和了，可找不到机会整倒你，虽说台面下不尴尬能踢你几脚，但在台面上还得与你握手。反右斗争恰好给了一个机会，运动历来像一位手脚利索的魔术师，不要两下子，就能将一个千真万确的好人，无须商量地变成一个千真万确的坏人。
在反右斗争之前，河南省的任何一个公民即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指控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还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潘复生为党的敌人；浙江省委机关里即便有长了一双捷尔任斯基的鹰隼般眼睛的干部，也不会察觉在省委鸟语花香的院子里，竟闪动着一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魔影，在这个“集团”里，头号人物是1925年入党、解放前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现任省委常委兼省长的沙文汉，还有省委常委兼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兼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等高级干部……
除了宗派原因外，事后看，沙文汉一案里，或许还闪动有更深处的黑手：1938年，江苏省委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江青在沪上的社会关系很是复杂。此电落入康生之手，正为毛江联姻不遗余力“保驾护航”的康生，自然给了江青过目。后者从来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955年，借潘汉年冤案发生，正在上海的江青，便和当时华东局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一唱一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要追查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三十年代后期，在江苏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且主持沪上“文委”工作的，恰恰是沙文汉。而且，沙文汉、陈修良夫妇也确与潘汉年有工作关系。于是，在肃反运动之中，“浙江有潘汉年之二”的传言，早一度蜂起……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何一个干部、战士，决难想象极为勤勉地主持全军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自己却是一个“伪劣产品”。
陈沂，贵州遵义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觉。1937年11月起，在山西晋城参加八路军，奔赴太行山区进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而后到冀南根据地和山东从事新闻、理论宣传和文化艺术工作，历任冀南区党委冀南日报总编、冀鲁豫日报社长，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他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激励部队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期间，他转战南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先后参与了著名的辽沈、平津和海南岛战役后勤保障的领导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沂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舆论广泛认为他新中国人民军队的文艺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而被誉为“文化将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对他有过短暂的采访，那时他刚刚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退下来不久，他几乎一开口就否认自己被指控为“右派”主要为着宗派原因。
他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派性，我们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一派，哪来的派别？”
我十分理解他这样的视1957年为“母亲错打了儿子”的儿子，在饱经劫难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维护母亲。
据说对陈沂一直比较了解的罗荣桓元帅当年对他被批为“右派”的意见是：一定要批陈沂为右派，那就得写上三条，第一、四十年代他在山东的工作，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办《大众日报》是有成绩的；第二、在东北战场，辽沈战役里他连升三级，成了大军区级的领导干部；第三、到总政治部工作后，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我有些纳闷的是，既然主管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如此肯定他，保护他，若非宗派原因，他怎么还会当上全军头号的“右派”呢？
从白桦先生戴帽的经历里，我们能够看出在1957年由谭政大将任主任，萧华上将任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里到底是不是存在“宗派问题”，此处暂且不表。
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对官方日趋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动摇、怀疑乃至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比如在省一级政府中，共有4个省长、9个副省长受到了“党内右派”的指控，他们被批判的要点，除了“小集团”、“山头主义”之外，大抵是：
“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肃反政策和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低估政府部门内党组的工作能力，妄图取消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
搞地方主义，强调本地区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内，重用资产阶级“权威”，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提供保护伞……
在司法界，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四位身居刑事审判庭庭长、副庭长和研究室主任的高级干部，受到猛烈地批判，他们的“罪名”是：鼓吹“审判独立”，主张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党的干预；污蔑法院内党组成员颐指气使的多，对法律有所了解的少；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减刑或免予起诉，反对或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西方国家的司法观念称慕不已，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
在人民解放军内，受到“右派分子”指控的，大多是那些与政治思想工作相比，更加重视军事技术、强调规章制度并且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是武器而不是人的军官……
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知识拥有权力的载体，而又没有被权力诱惑、腐蚀得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倒过来以摧残知识为能以阉割知识为乐的话，知识便更有力量寻找机会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文明的品格。
于是，面对一条以钳制思想、毁灭文明为特色的左倾路线，正像浓湿的夜雾一样悄悄地爬上时代的屋脊，抛开众多的表象的、偶然的因素，和我们习惯沿用的“立场”、“世界观”一类的名词标签，正是知识自己在本能地作出挑战！
诚如浙江省委在1957年12月13日通过的决议中特别指出的：
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长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图使用他们的影响，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下，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要看清这一底蕴，历史此后花了二十年苦难的沉重代价。如果当时就能看清这一底蕴里的必然性和尖锐性，党内众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们，便不会对今后自己的出路，仍寄予颇为天真的幻想。
我还没有听说在遭批判时有谁拂袖而去的，人们“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无论是真诚地交代，还是被迫地检查，无不像触犯了族规的浪子一样在乞求族长，万万不要将自己放逐出这一方热土的“故乡”……
即便如刘宾雁这样拒绝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北“二杆子”，在《中国青年报》全社职工对他的批判大会上，也说了以下一番话：
刚才我坐在这里想，也可能是从我自己的立场想：×××、×××同志说要在反右派的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因此，希望同志们不要讲感情，尤其是工商部的同志比较了解我，希望积极地揭发我，但要实事求是。
说我是“右派分子”，是章罗那样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我的思想是百分之八十错了呢，还是百分之三十错了呢？我相信是会搞清楚的。
我入党十几年了，不会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错误。同志们帮助我，我是很欢迎的，因为我还要活下去，还要写文章，还要工作，说不定还会在青年报工作。我坚决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有些事实提得不对，如我写的稿子都是批评、都是找毛病吗？我不会像个别人那样想去拆党的台，而是刘宾雁有些忧虑，在想办法。希望同志们从多方面去看问题，不要较多地考虑人家的错误，可以想一想刘宾雁也说过好话，写过好文章。毛主席在肃反中提出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在反右斗争中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划清界线、无情斗争是对的。×××同志讲要辩论。对。假定我的思想还不被人了解，同志们就无法与我划清界线，因此，无妨把刘宾雁提出来，看一看，是和章罗一样的右派呢，或是其他一种类型的右派？或是报社内部的问题？假如刘宾雁是反革命，可以无情地斗争，如果不是呢？
最后谈谈我的希望：刘宾雁才三十二岁，还要活下去，还要写文章，希望明天不要把我见报。我是知道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的--今天开会，明天见报。我毕竟还是个共产党员，如果目前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请别把我搞得全家身败名裂。这样对党、对报社、对我自己都没好处……
许是因为百感交集，刘宾雁讲得有点拉杂、重复，不像他平时所写的那些逻辑思维严谨的文章。然而，字里行间，理不可谓不足，情不可谓不重。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国青年报》照旧明天见报，刘宾雁照旧被整得身败名裂。
对于整人者来说，除了少数为着和党保持一致，必须像割掉阑尾一样颇有几分痛苦地割掉温情主义；多数人则犹如铜塑的金刚没有血肉，身上是从不存在温情主义的。
平日他们感觉不到知识的力量，却充分感觉得到知识挑战的力量，由此反右斗争一来，对于这一斗争底蕴的必然性与尖锐性，与被整者的胡涂相反，他们倒有了足够的清醒，并在这清醒中贲张着金刚怒目式的无情！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党内被论定的“右派”远不止三千人。
抛开情况极为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不说，在中国的现、当代史上，还找不到一个运动或斗争，包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反腐败斗争，像1957年一样党对自身凛然动了真格。
似乎只要不涉及文化形态的抵牾，一张网总具有弹性：说你小你就小，千斤重的问题能化为二两，即便迫于社会舆论不得不判刑，可判刑之后无需太久便能保外就医，照样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说你大你就大，二两重的问题能拎起为千斤，你也不必上诉，就算是为革命作了“奉献”。要不“奉献”，下辈子你也去投身做个“太子党”，或者恭逢什么帮……
只要一涉及文化形态的抵牾，这张网便毒似入骨见血的法眼，小鱼难漏，大鱼也难逃，而且，在一番煎炒烹炸以后，你再鱼刺般绵密的革命履历，你再鱼肉般丰腴的革命热情，也统统会被彻底消化成一具白森森的鱼骨。
这是一个异常强烈的反差。
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深长思之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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