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这个建筑多为异国风味的精巧小城是幸福的。
她朝朝夕夕俯首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痴迷于色彩的流动：早晨是橘红，月夜是银灰。白日离岸稍远处是靛蓝，似一方硕大无朋的蓝宝石；近海岸的地方则碧绿，像看一眼也叫人心醉的青梅名酒；而海水拍岸时，大海又镶上了一条闪光的白色花边……
七月，当岛外的世界一片流火，她的空气却清新、洁净、宜人，一走进她的怀抱便像喝了一杯冰镇的橙汁，片刻间能掏尽你的五脏六腑。气温宜人到如此程度：再高一度，便微觉燥热，再低一度，又略生凉意……
1957年的7月，这座幸福的城市对于新中国文明的进程却是灾难性的。
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最后决定了被一场政治酷暑煎熬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
海上姿态万千的浪花，彻底洗去了毛泽东政治上颇为微妙的困境，他一定感觉自己的思绪像青岛的空气一样澄明，他一气呵成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发给与会者阅读。文章认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借着“1957年夏季的形势”，他又重提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受阻的形势，并将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拎到了同一个严峻的大背景下，他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他提议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毛泽东总是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衬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个汹涌的潮头，他总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的形象。
然而，眼下离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那番“周公吐哺”式的讲话，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对中国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战略分析，便作出了如此天霄地壤的判断！
青岛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在此之前，“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仅仅过了十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这次会议，大约正是为着将全国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划分与处理右派分子的相关政策--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指示指出，深入揭发右派的斗争，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城市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要把在报纸上批判极右分子的人数，增加到右派中极右分子的20-50%，以利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
指示中首次并列使用了极右派、普通右派、中间偏右分子三个概念，要求准确地鉴定这三种人。指示还要求对党内团内的右派分子要同党外团外的一样看待，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犹如当今同性恋的广泛出现，叫中国的执法机关不知如何是好一样；当年“右派分子”的问世，也给中国的法律出了一大难题。
在装潢精美的法律文件里，并没有关于“言论罪”或是“思想罪”的条文，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能用法律的手段对右派分子们进行惩处。以上的这个决定，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该决定表明将对四类人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他们是：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参加劳动或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活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
四条里没有一条提到“右派分子”，但从“不务正业”到“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从“妨碍公共秩序”到“不断地无理取闹”，四条里又没有一条不在“关照”右派分子，让他们或许还会赖以挣扎的最后一点文明感，肥皂泡似地破灭，并在世人面前与鸡鸣狗盗之徒、青皮泼赖之辈为伍……
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通知说：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
如走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后来人将得以充分感叹中国人在给中国人发明并贴上政治标签方面，具有多么高涨的才情和积极性啊，而且稍不留神，犹如“三寸金莲”上层迭的裹脚布，身上已经贴了一条的，又会被再贴上当今最时行的一条。
这个通知，显然在剪去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的积极分子海草般漫长的斗争激情，它无疑在强调：虽然在道德评价上，右派分子堪与鸡鸣狗盗之徒、青皮泼赖之辈为伍，但引车卖浆者流问题再大，也进不了右派分子的序列，这顶帽子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
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仔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区别对待。
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
由此，可以证明，“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又多半是为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准备的。
埃德加·斯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其《在河流那边》一书里写道：在反右派运动的过程中，对于公开指责的知识分子，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这当中，只有很少--即使有的话--高级科学家或学部委员，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斯诺说得太绝对了，倘若著名的大右派钱伟长也算是没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那么中国的科学界就真成了一片武大郎了；但斯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宛如怀里抱着一个宋代的瓷瓶，毛泽东在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上，的确是小心翼翼。
有这么一个例子，鸣放时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分两次在化学系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并被中宣部主办的“仅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看中，刊发在该刊5月12日出版的那一期的头条上--党和党外知识分子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一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
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冯德新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傅先生的这番高论，显然会让某些人听了大动肝火，好似跳华尔兹时脚板上突然顶起了鸡眼，吃清水大闸蟹时调料里落进了苍蝇。倘若办得到的话，他们一定会叫时光倒转，然后去开封府里借来那把寒光凛凛的虎头铡，再把傅先生押来，一刀铡去他后脑勺上的那块反骨……
可以这样说，傅先生提前近三十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闯进了政治领域里一个敏感的雷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而且脚已经触到了地雷。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对罗隆基大动肝火的毛泽东，对傅鹰却平和似一川秋水，他称这样的批评是“善良的”，“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改善关系”，虽用语尖刻，但至多是“中间偏右的典型”。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提起一管狼毫，一下便勾去了那地雷上的引信，使傅鹰先生一条已陷入“右派”泥潭的腿，得以赶快抽上岸来……(参见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百年潮》1997年第一期)。
薄一波回忆到：
“毛主席在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但还代替不了划分右派的具体界限和具体标准。7月11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在六条的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10月15日下发。”（《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好似尸横遍野，弃甲如山，在鹰鹫的低空盘旋中硝烟已渐渐散去，一张极力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才送到已大碗饮上了庆功酒的将军幕帐，同时，送交的还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黑色幽默……
尽管这是一张迟来的“军事地图”，但它对于1957年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党一贯视政策和策略为自己的生命，它也无例外地强调了正确划分右派分子的政策和策略。可犹如在一辆隆隆疾驶的战车上是绘不出一张精确的军事地图来的；我们将会看到在一块天空上正涌动灼热气流的土地上，再用心良苦的政策和策略，真正执行起来，也像漂亮的气球，一遇这灼热的气流便爆炸了，化为了满地纷纷的碎屑……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一年后的全国“右派改正”的工作里，它依然是“右派分子”们自视能否爬出苦难泥潭和被恩准爬出苦难泥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为此，我们得一字不删地留给历史--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
自反右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的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致于多划了一些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可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也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的右派分子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1957年10月15日
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反右派进攻中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人。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以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并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且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者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出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般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在右派分子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中共中央办公厅
（此件可发到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9月20日至10月9日，制定出这个文件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正进行时，全国已划右派62000多人。全会估计，随着这个文件在全党贯彻，全国最终划成“右派分子”的，大约会有15万人。翻了近二点五倍，比起毛泽东在6月29日作出的全国大约有4000名需要点名批判的右派的估计，则多出了近四十倍。
按说，党中央在强调“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致于多划了一些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的同时，仍充分满足了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与“正义感”，也充分警惕到了在“温情主义”的包庇下有可能漏网的右派分子。但运动的结果呢？
在一个难容半点歧见的年代里，这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真好似鳄鱼大而阔的嘴巴，几近从哪个方向都能将猎物撕曳进运动的血盆大口。其中尤以这样的字句：“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叫那些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们欣喜若狂。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让他们从整风初期的沮丧、压抑中解脱出来，他们一定走去了镜子前，整理衣冠的同时再度看到了权力的容光焕发；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让他们方便、堂皇地处置几个月来或是几个月前周围令他们心气不顺的人们。
当权力者对于非权力者的打击，于本能，于理性，都能感到极大快感，于私于公，都能获得极大好处的时候，他们的“热情”和“正义感”的高涨，不仅令世界上一切大大小小的著名喷泉黯然失色；而且，犹如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也是无法作出估量的……
30质量之外还得有数量
由于毛泽东御批的“章罗联盟”的关系，民盟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了反右斗争的“重灾区”。
尚在195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上所开列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的名单上就有--
北京的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黄药眠、叶笃义、浦熙修等11人。
上海的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赵文壁、徐铸成、许杰、陆诒、周永德、吴茵等19人。
天津的王大川、杨思慎。
安徽的吴伯敏、王晋斋等4人。
浙江的姜震中、宋云彬。
福建的何公敢。
河南的王忆斋。
黑龙江的关贵武、许振英。
贵州的吴雪俦。
湖南的杜迈之、陈新民等5人。
湖北的马哲民、戴今生等6人。
江西的许德瑗、漆裕元等4人。
甘肃的杨子恒、李化方。
吉林的杨清、丁克全等3人。
广东的钟平、林孔湘等5人。
广西的林焕平、万仲文等4人。
四川的潘大逵、李康、赵一明、张默生等11人。
辽宁的陈彦之、程厚之。
山西的王文光、田羽翔。
陕西的韩兆鹗、李子健。
在这总计为89人的“骨干分子”中，大部分是民盟在各省市委员会的负责人。
此外，截止8月中旬，从民盟的中央及地方组织中，共揪出了500多名右派分子，其中，中央5位副主席里占了2名，38名中央常委里占了12名，142名中央委员里占了35名，41名中央候补委员里占了13名。到整个划分右派的工作结束时，只有2万多人的民盟，就有5000多人被划为右派，右派数在民盟中央委员里则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此后，民盟虽存，但三魂已丢了两魂，剩下的一魂在1958年里精心地勾织《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为中国民主国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为了保证这一使命与任务的实行，胡愈之、吴晗等反右大将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杀回马枪的史良及高崇民、马叙伦保住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职位，但史良要求加入中共的申请书，则被毛泽东嗤之以鼻地搁置一旁。原是民孟中央委员的千家驹、沈兹九等人，亦提升了政治含金量，进入到常委的行列。
其他民主党派，虽不像民盟这样大换血，但也免不了伤筋动骨。仅至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在民革，从中央到省市级组织和一部分基层组织中，共划出右派分子439人。而在全国工商联系统，已经揪出了302名右派分子……到了1957年12月，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归中央处理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右派分子，达到了100多人。
其中，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外，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祥、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九三学社中央主任委员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人，绝大多数被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
次年1月，中央统战部又会同中组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较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选择了96名右派分子作为典型，拟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在这96人里，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
据李维汉回忆：“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为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对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中央统战部虽向中央作过反映，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之。”（《回忆与研究》）
至10月30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在首都32所高校里，共定性右派分子4874人，占总人数的4.3%，其中极右分子1115人，著名教授有北大法学家王铁崖、历史学家向达、经济学家陈振汉、邹庆文，清华大学副校长、机械工程学家钱伟长、社会学家陈达、吴景超，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政治学家钱端升，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专家穆木天……极右分子占右派总数的23%。
也是到这一天为止，中国人民大学划了近500名右派，北京大学被划的师生也有500多人。
在北大，学生被划为右派的程序基本是这样：
针对在鸣放期间有不满言论的学生，或虽无不满言论但却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留有支持内容的批语、且被积极分子作了记录的学生，先由班级党小组将他们的材料一排，按问题的轻重，将前面几个上报去系党总支。总支会议讨论一番后，提出初步意见再交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
我采访了北大的一位教授，57年时他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材料报到系总支后，有几个学生是否划右，系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一起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开会。
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俨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倒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陆平，常务副组长是崔雄昆，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及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这还用讨论吗？行了。”崔雄昆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往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一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比如前文提及的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十七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家中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
对此类学生、还得加上此类轻微言论，在会上会引起一番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之意外，一般都是越划脑子越热。
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荟萃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江隆基教授已作前车之鉴，被中央认为划右不力而撤去了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从中央国家机关调来的陆平给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党的高度信任呢？
我采访的这位教授还记得，1958年开初，北大还搞了一次反右斗争的“补课”。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了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6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仿佛北大成了他们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奋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这座祭坛的供品……
或许，陆平发现了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再骁勇的战将也不能和光秃秃的树干作战，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
“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右派了，得关闸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可闸还是没有关注。
还记得1956年最后一夜燕园里的灯光如昼，舞步如潮，八千北大学子狂欢通宵吗？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发散出新鲜油墨香的《红楼》创刊号，大学生们围购如堵，包括林昭在内的几个《红楼》编委，也在这里和发行组的同学一起兴奋地忙碌着。无论买的、卖的，没有谁有什么一点点不安：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此图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昨晚红唇变黑可谓异兆，今朝一幅图文乃是谶言--
八千北大学子中终有1500人在本令他们为之雀跃与无限憧憬的1957年罹难！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的处理，一般是三种情况：最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严重的，遣送原籍或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一到三年后根据表现回校恢复学习，北大的许多右派学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门头沟煤矿，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数问题被视为轻微的，在学校一边被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与被遣送回老家--浙江湖州、做了一名下水道工的沈泽宜相比，林昭虽被划右却未打成“极右分子”，得以留在北大校内苗圃劳动。开始，谭天荣也分在此，惺惺惜惺惺，两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彼此私下以姐弟相称。北大新闻系并去人民大学后，她被派在人大资料室劳动，在此结识了另一“右派”甘粹，后者17岁参军，在军队中成长，被保送到人大后学的也是新闻，两人日久生情，在被组织识破之后，又不听从组织的警告，组织当然要避免他们的进一步堕落--甘粹被送去了新疆劳改，她则留在北京劳教……
谭天荣于1958年11月被劳动教养，先在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后又转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
也有例外的--
张元勋在写了《是时候了》的短诗外，还因担任另一学生刊物《广场》主编并撰写发刊词、编后记，罪名由右派上升到了反革命，被逮捕，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送去京郊团河农场、后又到河北省宁河县清河农场劳动改造。
林希翎，起初许是因老校长吴玉章的惜才之心，只是留校监督运动，继续接受批判。以后，因她态度恶劣，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外界力量逐渐干预了，先是拘留五天，五天之后仍无悔过之意，又改为十五天。
58年7月，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来到人民大学，在听取了该校党委关于她不接受改造的情况汇报后，当即表态：“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随即，她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关进北京草岚子胡同13号，这是一座从日伪、国民党到共产党时期都用来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森严的监狱。
至1957年10月14日统计，在中央国家机关，共划出右派分子4837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5%，其中极右分子828名，共产党员754名。但接着划下来的结果，远远打破了这一比例。
在司法部，比例竟高达23%，考虑到这比例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有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也一块被打了，经过复议，“赦免”了一些，可比例仍高达16%，即在该部机关的二百多干部里，有三十几个被打成了右派。
在新华社，当时还是个身板刚抽条的“孩子”，连司机、炊事员、幼儿园阿姨等勤杂人员都算上，全社不过千把人，编辑部人员大概就五、六成，可全社共划了96个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党员，并被开除党籍，占全社人员总数近10%，在记者、编辑人数里则占到18-20%……
在全国人大，至57年12月14日，在一届人大代表中定性为右派分子的有62人；在全国政协，58年3月10日，一次被免去政协委员职务的右派分子达21名；在团中央，将大批在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区的热血青年，如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划为右派，此外，更早年代的白区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陈绪宗、陈模、李庚等，也被打成右派。
在《文汇报》，有徐铸成、浦熙修等6名编委和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梅朵、姚芳藻、朱嘉树等15名记者、编辑、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该报驻京办事处的10人里，就有7人被打成右派，余三人，作为“内控分子”，帽子拿在组织手中。此外，还有钦本立等党员干部受到党内处分；
在《光明日报》，除储安平外，共清查出右派分子15人，他们是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闻部副主任张槐荫，编辑、记者郑笑枫、徐颖、许子美、殷毅、钱统纲、肖恩元、谢捷等人；
在中国作家协会，由协会主办的《人民文学》、《诗刊》、《文艺学习》等几个刊物，它们的主编、副主编、编委、编辑部主任，绝大多数不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就是受到“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所址设在鼓楼东大街103号院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三期，该期学员88名，内有日后成了著名诗人的流沙河，有一半获打右派……
真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
下至大专院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中央还作出规定，要把划为小学教师的右派分子的70%，调离学校，想是不能让他们污染了孩子们的心灵；上至省部级干部，全国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其中遭开除党籍的，有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宾、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连毛泽东历来情有独钟的人民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全军共有7000多名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全国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呢？
八届三中全会估计要划右派15万人。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其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
罗德里克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一书中指出：“反右运动比从前的历次运动清洗了更多的人。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了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我们可以从下放的官方数字中，去印证这个说法。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报道，自同年5月，全国已经有30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工厂，以参加劳动、联系群众。但这时尚未达到高潮，而且下放在这时被视作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并当成整风运动的一个内容；当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下放才真正掀起了高潮，其性质也变化为一种惩罚右派分子和虽未戴帽子却在领导者眼里具有右派倾向的人们的主要手段。
据新华社报道，到57年11月，下放的人数增加到81万人；三个月过后，更迅猛升至130万人，宛如劣质商品的优质包装，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真正是披红挂彩、被敲锣打鼓送下去的革命干部……
据有人讲，就是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分子的实在人数，已接近百万。与中央统计数字相距如此之远，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夏秋之间，不少地方面酣耳热，兴致未尽，又搞了一次反右斗争“补课”，强调“深挖细找”，给补划了一批。
再就是当时作为右派给批了，处理了，却没有正式上报，乃至在档案里根本不见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热，出生入死，当的却是一个冤冤枉枉的右派。
还有的，则更像是天方夜谭了，张贤亮在《烦恼就是智慧》一书里，提到这样一个右派：
“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这样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右派？问他，他泣不成声。后来才搞明白，原来他们那个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这些右派。走到途中，一位右派先生逃跑了。两个押送的人，赶紧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去顶那个空缺吧。”
凭自己的体验，张贤亮感觉在劳改农场里，那些喊冤叫屈的人肯定活不长。你只有“认罪服法”，而后尘封脑袋，活跃舌头，像饿狠了的猪一样去四处拱食，才能得以苟延残喘。他断定，这个想沿途用公费旅游的倒霉鬼，一定死在了公费管吃管穿的劳改队。这样的人死了也就死了，像河边被河水悄无声息给卷去了的一颗沙粒，很难在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只要去中国的穷乡僻壤、恶山瘦水里转转，要俯拾这类“沙粒”绝不在少数。当年无须任何行政或法律手续、仅凭一句话，一摸脑门，便制造出了这些天方夜谭的衮衮诸公，或是已悠然作古，或是正颐养天年，在他们丰富的革命阅历里是断难留下这些“沙粒”的位置的。因此，官方的统计数字即便再实事求是，也不会涵盖到这些“沙粒”。
如此众多的右派分子恍若产品一般，从1957、58年的流水线上源源下来，这到底依据的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比例的概念，出自于1957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指示中说，“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
此后，这一比例的概念，便成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之外的另一条标准，颇似产品在质量之外还得有数量，各地区、各部门的反右斗争，都有了必须完成的比例。
我听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在安徽山区某县的一个小学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个右派。本来恍若桃花源中人，半个月看一回报纸，吃菜去墙边的地里摘，春天房里也能爆出春笋，夜里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只有难得地开上一次会，校长才会拎来一个擦得澄亮的汽灯……
日子过得古老而又简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于他们外太空一样遥远。可与文明有遗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整人的运动，便很难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程度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来越是激烈。
4个“右派”里，有2个是在一次会上给县教育局提了几点意见，认为乡里对山区小学关心不够。一个人是因为上课时忘带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见乡长坐在椅子上正搂着他新婚的妻子亲咀，恍若乡长抱着的是一根木头，他不动声色地退出门，不料脚后跟竟触响了门边放着的杂物……
再一个教师，屡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评一个吊而郎当、已经留了两回级的学生，这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把手枪，说是要开枪打死他，他走过去，愤而撕掉了这页，可他还是被打中了，开“枪”的是这孩子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
明白这一切的校长，对“温情主义”的底蕴也十分明白。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了右派，可他依然愁肠百结，一如他满脸深得几近能插进犁头的皱纹，离县里下达的右派指标，学校还差一个没有完成。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教师上门来向他汇报思想，这年轻人一年半前由地区师范分来这里，刚来的第三天，便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里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要以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为榜样，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识，化为春日满山嫩黄、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区孩子们无邪的心灵……
望着这个年轻人，校长晦暗的胸间，陡然也璨开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轻人来跟前坐，这份少有的亲热，让对方一时间手脚失措，他说：
“来，你来帮我出出主意，看还缺的一个右派指标给谁？”
他扳着指头，一一点过：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硬得似铜墙铁壁，就是人老实得像榆木疙瘩，山区里各方面条件艰苦，要撑持住这小学，还得靠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个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年轻人像是明白了什么，血陡然热了起来，眼睛里也一下热糊糊的，鼻子里却有些酸楚：
“校长，要不，这指标……给我？”
校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还紧紧地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过你还只有二十几岁，吃点苦也好，就算是党组织在考验你。等事情过去了，最多二、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要让你入党！”
次日，年轻教师和那4个右派一起被乡公安员押送去县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校长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个偏远的矿山监督劳动，从那里他还寄回两封信来汇报思想，以后便没有了音信。几年后，有人告诉校长，他在采矿时被矿石砸断了腿，成了残废；校长又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他并未成残废，只是人疯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城里……
后人读到这里，多半要问：
校长怎么能这样屈打无辜呢？这个年轻人怎会如此轻率，似飞蛾一样扑火呢？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里，我们可以发现，校长虽不打算做一个“温情主义”者，却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除了逼于无奈外，校长一定还有原因。
而这年轻人，显然是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像凤凰涅一样，他们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但前面，毕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会的阴沟，促使他像十九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走进西伯利亚的茫茫风雪一样走进了一场苦难的，除了一种变形的、苦涩的追求，也一定还有原因。
这两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们对于反右斗争的酷烈，和一旦沦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估计不足。
纵观反右斗争开展前后党内的秘密指示，和公开的党报社论，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右派分子的定性与处理，有一个调子越来越高的过程：
5月中旬，中央认为鸣放期间出现的错误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
6月下旬，中央认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里，一方面，右派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社论又指出，对于右派分子，“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
到了7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仍指出：“治病救人”的方针，仍适用于一般右派分子，反右斗争恰好是一般右派分子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社论号召各级党组织，不要使用“急躁、残酷和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右派分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人的目的，才能击败处于少数的右派分子……
7月9日，毛泽东本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表示：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
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他们这一回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倘若按以上精神办理，1957年固然还是共和国肌体上的一块溃疡，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史，决不会像日后这般惨重。
此后的调子便日趋激烈了，最终，导致这块溃疡在二十年里恶化不止的，是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简化曰：地、富、反、坏、右。
或许，这是毛泽东的态度在1957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之后，他对右派分子的愤懑日趋强烈的结果；
或许，这如罗德里克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里所分析的，因为右派分子的纷纷出笼，证实了昔日对整风运动的担心与抵触并非多余的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调子的日益升级，正是他们强硬态度的结果，而且，这份强硬，除去对着右派，对于右派出笼的始作俑者，也不无一石二鸟的效果……
我能把握的只是，这开始几个月的调子在社会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不但安徽那个闭塞的山区小学的校长，和他手下的那个年轻教师，多半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风雨交加之时，出了一趟远门，虽泥泞路滑，却总有回家换上干衣、喝碗热汤的时候；
就是在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里，无论是送去门头沟挖煤的，还是留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跟班学习的，心灵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还没有到几乎爆炸的地步。绝大多数人，在为自己不经意间犯了错误而痛苦不迭的同时，也十分经意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认错误，并在艰苦的劳动里努力去改正错误，“上帝”就不会抛弃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一位当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学者告诉我：
倘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一旦走上社会，好似灌香肠一样，我们命运的一节节“肠衣”里，得结结实实地填塞进那么多苦难，恐怕在离开学校之前，就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活了下来……
我们还是回到“比例”上来。
写到这里，为了弄清反右斗争时全国划分右派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比例，我又电话采访了一位当年在统战部门工作的老人。他纠正了我在某份资料中见到的以为比例的概念，最早出自于57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的不确。事实在早在26天前，在毛泽东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里，他已经指出：……所谓1%、3%、5%到10%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由此，我们能肯定划分右派的比例，因各地区、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而有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知晓全国划分右派分子的总的比例，这是一道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算出来的简单题目：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那篇著名讲话里，提供了一个数字，即在这时全国有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500万人，又采取官方二十年后统计的全国共划右55万人的数字，两下一除，这比例也达到了10%强。
倘若将高小、初中毕业的小小知识分子剔除在外，又能将那些不见档案材料的“编外”右派，和那些被岁月之河湮灭得无影无踪的“沙粒”，一起统计出来，这10%的比例，即便翻上两倍，恐怕也压不住覆盖了几代人血泪、沉重似荒原大漠的这道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题目……
31风味各异的萝卜干
薄一波在其掏尽几年心血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里总结到：
“《标准》中有一条：‘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要彻底割舍掉历史包袱，对于哪一代人都是痛苦而艰难的。作为亲身经历反右运动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能够作出这样的反思，与某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仍不时在海边忙碌地栽下闪耀极左色彩的太阳伞的人比起来，可谓已经在历史的沙滩上留下了新鲜、勇敢的脚印。
尽管，日后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胡耀邦那样有坚持走下去的勇气，但是薄一波此刻的这一总结，正是当时多数右派罹难的一个重要陷阱。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储安平、王造时、彭文应、陈仁炳等名噪全国的大右派掉进了这个陷阱，此外掉进去的例子，在1957年可谓俯拾即是--
刘海粟，因对苏联著名画家列宾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颇有微词，对西方十九世纪印象派风格的作品颇为欣赏，而在上海美术家协会被划为右派；
谢蔚明，嗜戏如命，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一代宗师交往甚密，北京的戏园子，他几乎没有一家没泡过。眼见解放后一批优秀传统剧目遭禁，舞台上几近只剩“红”、“白”、“花”，即《红娘》、《白蛇传》、《花木兰》三个剧目，以致正值华彩之年的著名演员筱翠花（于连泉）几年来竟无戏可演，他急得丧魂失魄，连篇累牍在《文汇报》上发表《揭开封条》、《为戏曲开放而欢呼》等文章，而在该报驻京办事处被划为右派；
老报人高汾，肃反时做过《大公报》肃反办公室的副主任，不得不得罪了一些同事。开始冷着一个脸，要人家交代问题，以后又陪着一张笑脸，去一个个平反，无论在前面作老子，还是在后面做孙子，她都觉得那不是自己，而是一个提线木偶，实在是窝囊得慌。
一天，她去调查部看一个朋友，此人在肃反中恰是个被整又被宣布弄错了的角色，说起自己的冤枉和被隔离审查的日日夜夜，自然愤懑不平，言辞犀利。高汾如坐针毡，更觉做提线木偶的冤枉，前者的冤枉总有平反之日，而木偶的冤枉只有自己吞了下去……当晚，她将一番感喟写在了日记上。
整风运动初期，她已经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了报社，反右斗争一开始，又被叫去了党校，说是运动得在党校搞，每个人都得清理自己的言行，交代自己的思想。当过提线木偶的人，循规蹈矩惯了，哪检查得出什么出格的言论？可她不能无动于衷，她得证明自己脑袋里并不那么循规蹈矩，以不辜负党组织对党员教育与帮助的苦口婆心。
于是，她坦然地把日记交上去了，在有关肃反运动感喟的那几页上，自然落满了蝗群般密集、贪婪的目光……
夏衍说过：这是一个自己送上门来的右派；
西北某重点大学的一位历史系讲师，以《管子》、《列子》、《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记载的很多先民的神话为依据，又引证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对周口店猿人的生产工具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得力的狩猎武器应该是木棒和火种，断定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一个“木器时代”。
这是一个拿不出实证的断论，天下找不到过了上万年还不腐朽的木头；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断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论著，以及据此不折不扣制定的教育部下发的教学大纲相抵牾。学校领导像被刨了自家的祖坟，恼怒不已，多次对他发出警告：你这是在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
他却好似排雾破浪的哥伦布，眼里溢满找到新大陆的兴奋的光芒，写出文章投给报刊之外，上课讲，开会讲，还和领导展开辩论，俨然“木器时代”就是他家的祖坟！
1957年，这场辩论有了结果：他被从“石器时代”的“洞穴”里赶了出来，赶进了“革命时代”的一个麇集牛鬼蛇神的“洞穴”，处境改了，他一副科学工作者的严肃责任感依然不改，59年时，他一边用破搪瓷缸煮着从田里抓来的癞蛤蟆，一边向看得几乎要吐的张贤亮论说此物的丰富营养；
湖南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有一个女生，父亲当过国民党少将军医，49年随部队撤离大陆前，母亲却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无奈之下，几个哥哥跟父亲走了，她留下来照顾母亲。人生要紧之处，其实就那么几步，这父女分手的一刻，已造就了她此后几十年的历史：
高考成绩，她名列全校第一，录取发榜，第一榜她名落孙山，第二榜她的名字恭忝最后，被录取在邻省的师专。在师专，她活泼的性格很快地消化了心中的积郁，好唱歌，好打球，一千米自由泳的成绩打破了湖南省纪录，再加上各门功课在班上位居前茅，柳叶眉下，长有一对王丹凤式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周围不时投来同性、异性们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也招来了班上团支部书记帮她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热情……
他邀她去湖边的假山处谈思想，她谈了自己的家庭，自己是因为出身不好给分来了这里，流露了几分遭政治歧视的不满。其实，这类学校的学生大抵上正由出身好、成绩不好和出身不好、成绩好的两部分人组成，来自湘东一个贫农家庭的书记恰恰是属于前者。
他却在这方面彻底地摆脱了自己的农民性，以一代伟人有的出身于地主、富农，有的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为例，激烈地抨击了这一政治歧视，并慷慨表示一定要在自己手里结束对她的歧视。
谈话很快变得不那么严肃，他拉起她的手，甚至几次不经意间，撞上了她小丘般隆起的胸脯，直至要把他牙齿上沾有韭菜屑的厚嘴唇贴过来……
她明白了团支部书记的热情与假山一样假，从此，她像小时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一样极力躲避他的谈话，却依然躲避不了他关照自己的热情：
一个老贫农来班上作“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的报告，报告完后，每个人得写出感想，她写的被他在班会上斥责为“无动于衷”，简直像一个冷血动物写的！她写了第二遍，他说她认识浅薄，未看见她父亲的双手上，同样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她写完第三遍，他将它贴在了教室的墙上，加上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题签。
全校学生吃忆苦餐，那饭是用野菜、薯根和糠秕做的，大家在食堂里排好队，走到盛饭的大桶前，一人碗里舀上一勺，她盛好正要离开，他跑了过来，几乎用高音喇叭的音量，对厨房师傅喊道：“你得多给她几勺，她是国民党将军的千金小姐”……
57年8月，读了三年专科、人却像老了十岁的她，终于熬到了毕业，被分配去湘潭一所中学当教师，恰逢反右斗争高潮，革命群众离不了广播去倾泻愤怒的心声，原来的广播员喊得声带撕裂了，领导见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便要她暂代这工作。
仅仅代了二天半，上午，她还在麦克风前声讨别人，下午，喇叭里一个男性的声音又在铿锵地宣布学校反右斗争的最新胜利：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直到事隔多年，她在劳改农场里碰到了一个师专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师，才了解到划她右派的材料是由师专转来的，那位团支部书记留校后，正进了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
军内划右也大多如此。
1957年以后，作为右派分子，白桦常常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一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当你一旦被一个有权威的人指称为“琵琶”（鬼）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和近邻就信以为真，对你群起而攻之，把你当成祸害一切活人的鬼。焚烧你的房屋，有理。打你，杀你，也有理。把你驱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亲人都和你断绝关系，你立即成为一个行动在阳光下的幽灵。
这样的“鬼”和“幽灵”是怎样制造出来呢？
……我作为一个来自北京、曾经在云南生活过的作家，被邀请参加过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作家鸣放会议，我讲过一次话，一次人话。我只是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官方机构。我的发言十分温和，无论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云南的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竟会缺席把我指定了一个重要的反派角色。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治是云南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虽然我已经是总政治部的创作员而不是他的部下了，但由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谁也不能阻拦……
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出于对自己部下的关爱，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派。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却坚决支持谢富治的要求，并坚持要把我划为右派。我只是一个小上尉，当然和谭政大将没有任何个人纠葛，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上将，总政创作室揪出的右派愈多，愈说明萧华上将的不称职（最后，总政创作室被划为右派或中右的人几近一半）。我在景山北街萧华上将的寓所求见他，他答应为我说项，但没有结果。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
总政创作室，在我之前已经有公刘、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为右派。我的问题由于上层意见的不统一，拖到1958年的春天还没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创作室的会议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桦划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的态度，同时，也把周扬在某次讲话中的意见说了出来。进入深秋以后，连周扬都感到在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过“是不是可以宽大一些，少打几个”的表示。虞棘的发言，立即遭到创作室副主任魏巍等人的义愤填膺的反对，他们反驳虞棘说：“让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可见在政治运动中，无论多么左都不会错。而且，即使像萧华、周场那样的高级干部，如果在飞速左转的战车背后助一臂之力，他们的确力大无穷；如果试图去阻挡一下，不仅无能为力，一不当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车轮之下。因为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创作室的积极份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为右派。”他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角色的转换。1958年春天，由军事法庭宣判开除军藉，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白桦《如梦岁月》）
白桦先生是名人，还可以举一个非名人的例子。此人叫刘奇峻，他1943年10岁上下参加八路军，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他记不清了，战场上失去一只眼睛，如果不是因为在淮海战场上拣到了一把小提琴，他已经是营长、团长一级的军事干部。他一双使惯了枪杆子的大手，却迷上了这琴，渐渐在琴弦上调理出月光、流水和天籁来，并在全军文艺比赛中获奖，为此，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了四年。
1957年春夏之交，带着大尉肩章的他，回到了北方的一座小城他所在的部队。
刚进军部，首先扑进眼帘的不是欢迎他的战友，而是一片片似渡江战役里风帆压过来的大字报栏，一个个笔墨赫然的标题，像横扫的弹雨一般，射得他一时间竟透不过气来：《要揭盖子，不要再捂盖子！》
《不鸣放，不对头！》
《难道我们这儿就没有官僚主义吗？》
《希望在哪里？--在于改变领导作风》
《“鸣放”之中一小声》……
恍若走去了学院琴房外的走廊上，不少大字报上的意见使他产生了共鸣。他自少年起便以部队为家，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它的长处与弱点，四年的深造，则更使这一认识在理性上得到了升华。
刚放下行装，就有人来通知他，他将参加机关的运动领导小组。并指了指外面的大字报栏，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近似于解放战争里战士们常点评蒋介石的话：这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好蹦哒了！
他漠视了组织的信任，更糟糕的是，四年空谷幽兰的琴瑟生活，像一把两刃剑，在敏锐了他的理性的同时，竟麻木了他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过些日子，一次党内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会上，在听了一片伟大而又幼稚的豪言壮语之后，他实在坐不住了：
“有人说，要又红又专，这可以。又有人说，只有红了才能专，因为马列主义万能，这话就有点歪了。还有人说，只要红了也就专了。马列主义万能，所以他们本人也万能。这纯粹是放屁。毛主席、列宁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可毛主席会拉小提琴吗？列宁会开飞机吗？世界上不可能有万能的东西，更不可能有万能的人……”
会场当即一片哗然。
人们面色惊骇，恍若他不是独眼人，而是一条从太古时代骤然飞来的独眼龙。这在当今是一个凭着幼儿园的孩子们的智商都可以认同的问题，可在已开始了越幼稚越能成为伟大真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而且，在基本成分就是农民的一支军队里，一个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接受不了他的这番发言。
讨论会马上改成了批判会，一个又一个人站起来，手指一回回地戳向他，似乎要戳瞎他那比起人们两只眼睛来更能看见光明与真理的一只眼睛：
“刘奇峻，你读了四年书回来，为什么变得这样反动？”
“竟敢对革命领袖说三道四，你哪来如此猖狂的狗胆？”
他坦然自若：“不是我反动，是万能反动。不是我猖狂，而是唯心主义猖狂。万能论的实质就是唯心主义，不信，谁给我说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
“万能表……”有人在下面嘟囔了一声。
也许就是这么个智商，他却认定是在戏弄自己。他恼怒了：
“你放屁！连小学生都知道万能表能管几样什么东西，难道你连小学都没有上过？”
未等人们哄笑出声，会议主持者严肃地站起来，以一个严肃的决定提醒人们，这里正开展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即刻免去刘奇峻的机关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并马上就是否开除他的党籍进行表决。一声令下，同意开除的举起了手，到会的有60余人，只差7票过半数。主持者显然不满意，宣布再表决一次。犹如琴弦上突然跳出来的一个不和谐音，他没有意料到事情竟会这样发展，他急了，赶紧站出来，眼里红得似西天上的火烧云：
“有些同志真心实意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号召举手就举手。我看这样的同志不配作党员。毛主席不是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得问个为什么吗？现在，有些同志确是这样做了，你们还有些共产党员的味儿。我希望其他的同志也好好想想……”
气昏了头的他的这番话，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再一次表决的结果，同意开除他党籍的超过了三分之二。他又要站起来说什么，主持者轻松地一摆手：
“没时间说了，你也没什么可说了，现在散会！”
他梗起青筋饱绽的脖子，大喝一声：
“你放屁！事关我的政治生命，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说！再说了，这是党的会，只要还没有正式开除我出党，我就有在会议上争辩的权利！”他拿起桌上自己带来的一张最近的报纸，挥舞战旗一般在头顶上哗哗挥动着：
“同志们，报纸上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党的政策，我刘奇峻相信党的政策，像爱党一样热爱真理。今天不过说了几句维护真理的话，难道就有罪，而且罪该不赦，到了被开除出党的地步吗？”
恍若一池碧水里安然有序的小鱼，人们渐渐走空了。没有谁正眼瞧他，更没有谁回答他，一如当时的中国披着如麻如发的这类问题，宛如一个疯女，在旷野里号叫奔跑，可躲在树林里的真理并不打算出来制止……两年过后，在位于华北平原东部的团泊洼农场，发生了一起犯人未遂暴动事件，为首的三名主犯被立即枪决，20名从犯分别被加刑6年。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犯人们接到命令，每人必须在一张纸上写上四个字，还得写七遍，即“希望慎重”。于是，查清了这是刘奇峻的笔迹--暴动前，有人将强行出狱的打算写了一张条子，夹在他床头的书里，他看到后回了对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希望慎重。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要和他作对。现在只不过是乌云一时遮住了太阳。
于是，他被叫到了审讯室，在他和审讯者之间，有了这样一场对话--
“真是反动透顶！什么叫乌云一时遮住了太阳？”
“把我打成右派就是乌云遮住了太阳！”
“你凭什么不该当右派？”
“我凭什么就该当右派？”
“可你是怎么到了这儿呢？你知道，来这儿的人都是顽固不化的，可以说是右派里的右派……”
“那是他们把我骗来的。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在我的处理决定上并没有我的签字。后来，他们说，当右派也不要紧，工资不变，职务也不变，只是送到一个学校里去边学习边劳动一段时间……”
“可你究竟怎么当的右派呢？”
“因为……我骂了他们三个‘放屁’……”
除了薄一波所概括的几近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能从鹭鸶腿上割下肉来的无限上纲之外，在反右斗争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犹如雪崩一样纷纷倒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1957年，在继1955年小试锋芒之后，已英姿飒爽地去封建社会阴暗、潮湿的墓穴里，大面积地挖掘一具千年不见化为泥土的白骨--株连：
陈沂的三个秘书，在陈沂被打右派后要他们表态，三人都不说话，三人都被打成右派；
据说，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在全国的株连者达到上千。黑龙江的一个工人，本不在划右派的范围，只因为说了一句：“这文章写得不错”，还是不吝指标地让他当了右派，并被开除公职，吊销城市户口；
1956年秋，中宣部部务会议作出决定，复查、甄别“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除指定由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主持其事外，还调来前黑龙江省副省长杨雨田担任办公室主任。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及近2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以确凿无疑的材料否定了这个冤案。
反右斗争一来，不仅丁玲、陈企霞和这一“集团”的十多名成员全部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就连李之琏及复查此案的主办人员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被划右，或是受到党纪处分。其实，李、张、崔、黎等人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与丁、陈等人，本无来往，有的甚至从未见过丁、陈的面；
据说，因与“大右派”林希翎的联系，而被划为右派，或是成了划为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的，仅在北京的就有170名，而在全国各地则不计其数。
这种联系，一是工作关系，如林希翎1956年在北京东四人民检察院实习期间，办过一个案件，法学家、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女士，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分，来院视察并恰恰过问了这个案件，两人为此打过一阵交道。反右斗争中，这便成为了民主党派中的“大右派”与高等院校右派学生的头面人物相互呼应、相互勾结的证据。
再一种联系，是一般朋友关系，如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均是因为以上三位中央委员接见林希翎时陪同在座而开始认识她，此后，除曹治雄与她发展到两人相恋，吉世林只是奉谢老之命给她写过一封信，通知谢老想再见她一次；蓝其邦，则按吴老之意来看过她几次，并转达了吴老的话，结果这三个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其中，最惨的是吉世林，赶回老家当农民，母亲悲愤上吊自杀，妻子闹离婚带上孩子走了……
还一种联系，则是通信，1956年暑假，林希翎作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采访了西北地区，写出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编辑部给她转来过大量读者来信。鸣放高潮时，她在北大多次演讲，又收到不少听众表示支持的来信。反右斗争开始后，人民大学党委当即审查她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她被迫交出自己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结果，在她这里留有姓名的人，均有材料转去本单位，他们中多数被打成右派……
如果说“无限上纲”还有点影子，“株连”稍粘上点皮毛；那么，下面这类右派分子，既无影子，又无皮毛，干净得似河里的卵石、少女光洁的额头，乃至色彩明朗得真正像一堆白萝卜里的一根红萝卜。其遭际荒诞不经，其命运冤深似海，不但让今天的年青人，就是让为写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而掌握大量材料的薄一波老，大概也难以想象。我想，或许某些当事者本人，事过境迁之后也会感到啼笑皆非的了--
著名诗人孙静轩，曾对诗友说：
我哪里会想到当右派呢？反右结束时，我记得欢呼“大跃进”游行已经是1958年了，那走在文艺界队伍最前面领头的是雁翼和我。我当右派，是有人说的“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事先没有人给我贴过大字报，更没开过斗争会。我大概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于是，上面找我谈了一次话。
问：“你对艾青怎么看？”
我答：“大诗人！是我老师。”
这次谈话后，在58年9月26日，这天是中秋节，当天下午，通知我是右派了。理由是：目无领导、目无组织、自由散漫……
著名漫画家李滨声，鸣放高潮时，被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用小汽车接走，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一堆群众对当前干部作风所提种种意见的资料来，请他据此画些漫画供《红旗》用。
回到自己所在的《北京日报》社后，他先画了一幅《没咀的人》，以怪诞的夸张手法，画了一个身穿中山服的干部，虽气宇堂堂，却五官中缺了一张嘴巴。副题是“老实干部奖获得者”，显然，意在讽刺那些至今仍不鲜见的总在重复别人的声音、从不见发出自己声音的干部；抑或，还唤起人们对我国社会生活缺乏民主的联想……
脱稿后，他随手将其放在办公桌上，被报社文艺部的一位负责人看中了，他奈对方不何，便由其在本报上刊用了。岂料，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因此被报社第一个打成右派，他自然连呼冤枉：
“我本不是为本报画的，是你们硬要拿去报纸上发的……”
对方的回答理直气壮：“我们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曾在鸣放时便要女儿张沪提醒女婿丛维熙谨言慎行的张宗麟老人，自己在这期间一定是个“没咀的人”了，但没有咀，你有心，正是心无形，说你心里在闹“匈牙利事件”，也就无须实证。
犹如在当今频繁加快的生活节奏里各大城市流行开来的快餐，不用排队，无须点菜，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在57年已频繁加快的政治斗争节奏里，已有人发明了“整人快餐”，即“心里反党也是反党”的逻辑，或许，正是根据这一便当的逻辑，老人在教育部成了重点靶牌之一。
16岁便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女儿也冤枉，她和丈夫同在《北京日报》工作，鸣放期间，白天按领导旨意跑西郊各高校忙于采访，晚上回家照顾尚未满周岁的儿子。稍有点空，便一头扎进了怡红快绿、风情万种的荣国府、宁国府，《红楼梦》是她的一部永远读不尽的书。
按说这也是个“没咀的人”，但人总有心里失衡的时候，一次她采访回来，经过报社所在的胡同时，一辆轿车从她身旁疾驶而过，掠起一片滚滚黄尘。倘若是我辈晚生，今天走在中国城乡的大道小路上，哪一天不会有沐浴这滚滚轿车卷起的尘灰的“宠幸”呢？
也许是五十多年来这轿车的增长比起中国人口的增长来更具有爆炸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轿车实在是太少，被车灰浇着了一回，好似今天的影迷们看到了一回天马行空的巩俐、姜文；也许张沪不像我辈晚生，如稍稍钻营，也能坐上这小车，这小车在她眼里便不那样神圣，不过视为权力者一个漂亮的金属包装，于是，回到办公室，她便仿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写了这么几句：
大老倌坐小汽车，
小老倌坐大汽车，
没车坐的--吃灰……
为此，她被打成了右派。
加上她的弟弟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班级党支部组织委员，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划为右派分子。
一个并不比在这前后广泛流行的一本书《我的一家》逊色的革命家庭，就这样在1957年的风暴里被肢解、被撕裂了。
作为这个家庭对党拳拳之心的见证人丛维熙，悲悚不已，他曾写道：我百思不得其解，苦苦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历史上朱元璋火烧功臣楼……以下两人，又体现了另一类的冤枉。
一个是法学家、民盟中央常委林亨元，民主革命时期追随沈钧儒先生，一起开了家法律事务所，195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兼审判员。和胡愈之、闵刚侯一样，他也是个中共秘密党员，在五十年代，他们党员的身分还不能公开，民主党派里也没有党的组织，他们的组织关系、组织活动均在中央统战部。
整风运动乍寒乍暖、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阶段，选中了他来打开局面。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率先发言了，以他所接触的一些案件受非司法因素的干扰为例，强调了司法界独立办案的重要性。一鱼击水，涟漪渐生，跟在他后面对此类问题发表感慨的人，也一一戏水，大抵以为这水一定是碧波粼粼的春水……
反右斗争一来，一条条鱼儿收进网中，他却暂时悠然于网外，闹得一对对鱼眼死不瞑目，无奈之下，挥泪斩马谡，以体现运动面前人人平等。他也被划为右派，并被送去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改。
另一位是金若强。
不谈他和冯亦代一起，都是吴晗在民盟北京市委里信得过的人物，有个什么事，都先和他们商量，既然吴晗在反右斗争里是个响当当的左派，他们也应该无疑是左派；就说按照闵刚侯的布置，他参与“制造”右派覆灭前的最后一跳、并由此唤起全国人民极大无产阶级义愤的“六教授会议”，更是个有功之臣，再怎么着也该受到保护。
可渐渐地，原本笃定像雍和宫里菩萨的他，感觉情况不对了：他是民盟市委五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反右斗争一开始，从外面调进了四、五个干部，自他们来后，五人小组名义上没有宣布解散，但有什么事再也不找他了；再就是依惯例，每年的十.一，他都会受安排参加一些活动，或是去天安门观礼，或是听哪位中央领导的报告，但今年的国庆节，他形影相吊，好似被陈世美遗弃的秦湘莲……
与全国民盟组织被打成蜂巢的情况一样，民盟北京市委的右派也多得似胡同里叫卖的一串串冰糖葫芦，仅在40多名市委委员里，就有近一半被划为了右派。
民盟烂成这样，必须要有人承担政治责任，在中央，自然是章伯钧、罗隆基的罪责了；在各省市，是各民盟组织的头负了。可在北京，不能叫吴晗负，那大约就只有让担任民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金若强负了。在这个位子上，他比一般人更清楚这个账该算在谁的身上：
1956年以来，正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三番五次指示，民主党派要做好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联系与发展工作。给民盟的指标是年内要发展一千人，且专门指出，作为联系文教界的民盟，过去所发展的有“教”无“文”。民盟市委一边照此办理，侯宝林、马连良、尚小云等文艺界名流，便是在这一年给发展进了民盟；一边又自尊自爱，保证质量，严格审查标准，56年里，只完成了五、六百人的发展任务，为此，统战部还批评民盟市委太保守，有关门主义倾向……
真是“伴君如伴虎”，怎么这话，放在你们身上怎说怎是，而忙坏了我们跑腿的不说，还怎做怎不是？金若强为此而被划为右派的冤枉与愤懑，真似老天见了也六月飞雪的窦娥了！
作为民盟市委主委的吴晗，自然知道这些，可在整个反右斗争里，他脸上始终是六月阳光般的灼热，他不敢“飞雪”，也不能“飞雪”，只能由着自己昔日得力的麾下，去做屈死的窦娥……
怎么这样轻率呢，仿佛人不是人，而只是一堆萝卜，从水里捞起来抛上案板，胡乱地剁成条状或是块状，然后按自己的口味撒上各种调料，腌制成风味各异的萝卜干；
怎么这样无知呢，好像打下去的不是人的脑袋，不是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脑袋，而是一根根没有呻吟、没有痛苦、没有血泪的木桩，并打算以此抵御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主潮对于中国大堤的冲击……
公正地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表现得这样轻率、无知，虽然不无知不轻率时候，在1957年中国的苦难之河里，只是倏忽一闪的浪花，或是貌似沛然、可一旦撞上礁石，便化为咻咻泡沫的波峰。为了后人们对反右运动有一个尽可能完备的了解，我还得择其一、二，记录下这种时候--
虽然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推翻蒋家王朝的日子里，那么多的富豪大亨早就席卷而去，荣毅仁，这位年仅33岁便拥有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方面的24家工厂、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中国资本家首富，却留在了大陆；
虽然在195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他在毛泽东会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上海80位工商界代表人物之后，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的生产资料，感动得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次年1月，特地由北京专程回到上海，在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朗声宣布：“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分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副市长……
但其实在五十年代，犹如隔着他家的西式雕花玻璃窗看街景，荣毅仁对于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心里还是蒙蒙胧胧的。
在工商界，一度流传着他私下里说的一句名言：
“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
没有不透风的墙。反右斗争一开始，有人便打算像吃油爆大虾一样，要剥去他那红色的外壳。毛泽东很快得知了，立即委托一名高级干部，向正似热锅蚂蚁的他带话：要把荣毅仁与右派区分开来。毛泽东还指出了他的错误，要他认识错误并坚决改正，并说“共产党并不因此而不信任你。”
一顿豪华的大餐就在咀边，可没有吃到，某些人的沮丧便是自然的了；而荣毅仁的感激之情，及以后加倍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良苦，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一年多后，经中共中央决定，荣毅仁奉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小家碧玉型的上官云珠，银幕上风神清雅，楚楚动人，尤其是含悲含娇含嗔时，一对美目如露如电如焰，风情无数。毛泽东欣赏这对美目--
“1956年1月，她被突然接去中苏友好大厦，那是一栋在哈同爱俪园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式建筑，它用一个细长的尖顶，将一颗在夜晚可以发光的红色五角星送入云端。在那个天顶高大的正厅里，她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据说，她在那一天的日历纸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啊！’”（陈丹燕《亡者遗事》《收获》2000年第4期）
但满溢着无产阶级阳刚之气的新时代银幕，拒绝着这对美目。建国后的七年里，上官云珠只让在《南海风云》一片里扮演了一个台词很少的女游击队员。于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整风鸣放会上，她和被称为“中国第一老太婆”、日后被打为右派的吴茵一样，有着不小的牢骚，不少的意见，便不足为怪了。反右开始后，在该厂内定的右派名单里，她赫然有名。
很快，上头打来招呼，上官云珠从这名单上消失了，顶替她右派名额的，是另一个演员，并被送去青海一个劳改农场。她的名字，不久，却出现在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里，该团即将去国外参加电影节。而且，人们注意到，以后若是有外国同行来沪，她也总是春风满颐地出现在陪同场合……
1957年时，韦君宜正在中国作协所属的《文艺学习》主事，眼见总共不过二百多人的作家协会，右派已划了五十几个，而且与自己编辑部联系较为密切的作者，如刘宾雁、王蒙、邓友梅……都成了右派，她日日怦怦跳动的心里，感觉自己与他们为伍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她将预感告诉了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丈夫杨述。后者，很快地转告了妻子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蒋南翔打了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韦君宜《思痛录》)于是，她得以幸免掉进一条正大面积转着旋涡的苦难之河。
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之前，十分关心《文汇报》和徐铸成处境的邓拓，已经给徐铸成、钦本立打来电话，除了提前打个招呼外，他还要他们采取主动，先自行检查。听罢电话，徐铸成一定震惊万分：
在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没几天，自己就去了苏联访问，这一去44天，回京已是5月下旬，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莫斯科时，他曾找来几张最近的《文汇报》，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成熟起来的老报人，一个重要的编辑技巧，便是对于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可这几张报纸的处理恰恰相反。
到京的傍晚，他即跟钦本立通了电话，问对方标题的处理像吃了火药似的，火气为何如此之大？钦本立的答复含糊不清。直到“文革”后，徐铸成才了解到这一时期，钦本立几乎天天接到柯庆施的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火上加油……
回到上海，更是5月底6月初，已近反右的信号弹在中国升空的时刻，除去开过即将闭幕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一次会外，他整日伏案赶写访苏见闻，几乎隔一天交一篇，尚未抓起报社的全面工作。即使《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真有一个“资产阶级方向”，按日子算，这也与他无关。对此，不但他作如是想，就是钦本立也如是看。
钦本立还真是一条汉子。听罢邓拓的电话，除去和徐铸成一样的震惊外，也许他是个老党员，出自对党斗争系统惯性的了解，涌上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得赶快救报救人，而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徐铸成！
他当即要求见柯庆施，向后者表示：如果《文汇报》这个时期有问题，应由自己负责。徐铸成访苏回来后，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发言里讲到了报社如何“拆墙”的经验，这是市委宣传部白彦副部长两顾其家反复动员后他才出来说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该划为右派。
柯庆施讲了三条意见：一、徐铸成的问题只作为认识问题，不作为政治问题；二、他还是当总编辑；三、他还得有职有权。钦本立一听，大感慰藉，铸成兄这一桅杆不折，《文汇报》这艘船，也就不至于在惊涛骇浪里沉没了……
钦本立将柯庆施的这三条意见在报社宣布后没两天，一位前国民党立法委员、现复旦大学教授，却在市里的一次批判大会上点了徐铸成的名，徐铸成又心惊肉跳了，钦本立拉上他，又去求见了一次柯庆施。
这一次，像其隆起的大鼻子，柯庆施的架子端得高高的，冷峻的目光恍若是从云天间射出来，他对徐铸成说：我已对钦本立说过，《文汇报》的事不能由你负责。可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你自己得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
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从老师那里搬来了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颇似不听话的儿子，总算有事寻到了老子，被老子给灰头土脸、秋风黑云地训了一顿。虽然徐铸成被羞辱得脸上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但一颗不安的心又回到了实处。
随后，他便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没几天，《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揭露他在去年的民盟新闻小组会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一切听罗隆基指挥。也许，他听说了些什么，他分析这是来自康生之流的旨意，为了应证《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里所断言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他们像凶残的鳄鱼一样，正不顾一切事实，要把自己往右派的泥潭里拉……
在报社里知道此事的人不少，别说是听罗隆基指挥了，就是罗隆基来的稿件，徐铸成也不一定刊登。对浦熙修、罗隆基两人的关系有些隐隐担心的他，或许总会不自禁地找个什么地方发泄一下；或许，真是稿子本身写得不合报纸要求，他曾退过他两次稿，有人劝道：退回给他不太妥吧，他可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别的报刊请他写他还不一定写……
徐铸成的回答是：我不管他是什么副主席，我只就稿子论稿子。
据说，罗隆基下起笔来，历来战无不胜，有时国务院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也请他去润饰。抗美援朝中的“保家卫国”一词，便是在罗隆基起草的各民主党派的宣言中首次出现，毛泽东大加赞赏，因而一时间成了举国上下的口号。大约罗隆基也只有在徐铸成这里被挫了刀锋，为此，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他悻悻然地说：《文汇报》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似乎是在考验他的神经是铁做的还是肉做的，7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特地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看他，又告诉他：
“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
毛泽东的声音，多半使徐铸成处于一种复杂莫名的心境之中：
在他众多的朋友和同事像熟了的稻子一样，被“阳谋”的一牙牙刀刃带着滚滚的流火之风，给不容置疑地无情地割倒之后，对毛泽东于自己的高抬贵手，他很难不感激涕零；
可同时，4个月前，毛泽东在丰泽园对《文汇报》的赞美之词还言犹在耳，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的这一段，自己在报社又并未主事，他又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包袱从何而来。
然而，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敢说毛主席的思维混乱，他只有拧麻花般扭曲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历史，哪怕拧下来的错误，自己听了也一定觉得虚伪。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似理性又似非理性的扭力，俨然像雷锋做好事无须人看见，在个人独处时，它一样扭曲不误……
在7月2日的日记里，徐铸成写道：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阳谋”亲历记》）尽管，上层都有人打了招呼，但为徐铸成打的，显然比为上官云珠、韦君宜打的马虎。
尽管，都是毛泽东发了话，可徐铸成没有荣毅仁的幸运。
我想，对此起码有这样一种解释：
犹如1957年的那口油锅下，并不只是他老人家一根柴，即便放在4个月之前，也并不是中央高层所有的领导者，都对复刊的《文汇报》叫好，油锅依然对他照炸不误。好似言情小说的一波三迭，最终，他还是被划为了右派……
五花八门的右派分子，给我们勾画了一场光怪陆离的运动。
对于这场以最优秀的人种及其赤诚的热情，在中国的政治敌人标本里，又制造了一个最新品种的运动；
对于这个像猫捉弄老鼠一样捉弄着知识分子，却浑然不觉自己终将受到历史报应和人类文明嘲讽的国家；
对于不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告别了安宁与创造、理想与事业、良知与良心，也是刚刚能吃上一口饱饭的中国从此将告别稳定和发展的1957年……
我们在不胜扼腕、不胜唏嘘之外，还将有着怎么样的思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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