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
新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发生了深深的断裂。几乎所有的天怒和人怨，所有的思索和期待，都犹如滚滚翻腾的岩浆，要向这断层汹涌地压过来……
这有违了决策者华国锋的初衷，他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想动摇自己的地位。他只能继承一个时代，而无法开创一个时代。
他在断层上造楼，铺天盖地地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立马开始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工作……他在岩浆边制冰，而后，由汪东兴、吴德等人辛辛苦苦地向断层里投掷冰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7年2月7日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
那时间，一曲陌生的《交城山》，在天南海北传唱开来：“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在美。
大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位华政委……”
昔日的华政委，今天变成了“英明领袖”，高大的身材，穿上了一件合体的崭新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颇有将能率领中国人民开始新长征、胜利走向21世纪的抱负与气概。
在对这一断层，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未来走势的认识与判断上，他的迟钝、木讷，大抵反映出他的水平，比起一支满山沟里钻的游击队政委的水平高不了多少……
矮个子的邓小平，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一定看到了断层上的中国，在抛弃与选择之间徘徊，在撕裂与再造之间徘徊。
她因抛弃不了什么，也就选择不了什么而漫卷焦灼，因撕裂不去什么，也就再造不成什么而蓄满愤懑。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见中共中央1977年15号文件）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
当谈到“两个凡是”时，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谈到科技和教育问题时，他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要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
9月17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中指出：
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断层上的中国，给了邓小平之翼的第三次升空，一条最宽阔的跑道。
“文革”期间他蒙难于江西，在南昌望城岗步兵学校那个围有冬青的小院里，每逢晨昏，日复一日，他带着满腹心绪，踩在一条沙石发白的小道上。现在，在继对毛泽东的评价之后，他再从这心绪里抽出知识分子问题，大概不会是偶然的：
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里，没有哪个阶层，几十年来，比得上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更为动荡、更为凄婉的了；
在眼下中国方生与未死的关键时刻，也没有哪种力量，能像知识分子一样高扬起理性的飓风，去猛烈地荡涤这块土地上原始森林里落叶般厚重的宗教迷信、僵化保守……
同年12月10日，在中央党校担任校长的胡耀邦，正厉兵秣马组织队伍要在理论上冲击“两个凡是”的禁区时，又被任命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走马上任，他就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到任没几天，他又问中组部过去涉及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多少‘右派’呀？”
人们明白了，右派平反，大概是他首先要抓的几个工作之一了。
对冤案、冤狱，胡耀邦有着深切的感受。
一位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对胡耀邦的经历比较清楚的先生，这样说过--
“虽说他是红小鬼出身，但上过中学，参加革命时，就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就因为是小知识分子，加入红军不久，即成为肃反对象--AB团嫌疑分子，差点被枪毙。童工出身的冯文彬搭救了他，把他从福建、江西边境带到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团中央机关要把他送交保卫部，胡耀邦对团中央书记顾作霖说：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刻钢板，扫地，就是不去保卫部！于是留下，刻了半年钢板，查清了无问题。”
戴煌先生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里，也提到此事--
“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胖起来……”
解放后，在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几乎每有大事小事，他都要考虑毛泽东在怎么想、怎样看，大抵先默想一番，再用手摸摸脑袋：“啊呀，不知主席的盘子怎样？”那一脸虔诚、认真的神情，让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1957年，团中央打的右派，比例在当时的中央各部委机关里算是高的……
可毛泽东“文革”的“盘子”一端出，他照旧成了“盘子”里被啃碎的骨头。75年好不容易复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又被打成科学院系统“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各个所里批斗，还拉去大连游斗，实在不堪忍受，便躲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常常半卧半坐在沙发上，手边不离一本线装的全唐诗……
此时，他破门而出，以诗人般的正义感与热情，驱涌着一身的胆汁质，真刮起了翻案风。摆出来的那副架式不仅要推翻少数大案要案，或是已经“御笔钦点”的几件铁案，而且，要推翻解放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过的如山似海的冤案。
他身体力行，每天要看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封申诉信，每天还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
一位沉冤数十载的知识分子干部得了癌症，申诉信写完后由妻子交去了中组部，自己便悠哉悠哉写起了回忆录。朋友们替他着急：你应该多去催催呀！他却挺安心：我急有啥用，要急，耀邦会急。果不其然，在他辞世之前，接到了平反通知。
朋友们为之感叹，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如此的信任，在各自的记忆里，除去抗日初期投奔革命之外，后来再没有见过……
当时在京都，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紧俏商品摆上柜台的百货公司，哪一家在首轮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而是位于西单的中组部。满城注视着这里辉映星光的灯光，满城传说着“胡青天”匡正解难的故事。
在此期间，胡耀邦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胡耀邦几乎开创了一个人的解放的新时代。他大气磅礴地将人的命运还给人自己，而这正是邓小平能将断层上的中国引向再生之途的基本条件。更为难得的是，胡耀邦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让很多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但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与历代的农民运动一样，依然没有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毛泽东在建国前的困厄时期，对“左”倾路线和错误一直比较警惕，也比较注意与发挥知识分子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但自建国以后，他发动和部署的一桩桩运动与斗争，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学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耀邦则不同，虽然与烽火长征路上的许多先驱者一样，他也是因为那句怦然心动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而提着梭标大刀冲出了蓬屋柴门，但在这个很大程度上由农民习惯、农民心理组成的队伍里，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他绝对是个异数。尤其是在“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与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深知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声。对此，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
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
--（白桦《怀念耀邦》）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1957年而蒙难的知识分子们的命运，终于提上了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统战部协同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草拟了一份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风吹去所有右派的帽子，在某些人看来已是大大的善举了，可此时全国尚未摘去帽子的右派，只有10万余人，在这之前多数已摘帽子的人，脑袋上依然扣着一顶无形却结实的帽子“摘帽右派”。在寺庙的山门前吹吹打打，披红挂绿，嫁娶新人，即使再热闹红火，可这对只能在青衫黄卷里驻扎生命的和尚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1962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这个意见，即反映在当年的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了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李维汉不满，其实，胡耀邦更不满，他已经预料到了在拂荡有“两个凡是”的水草的一口圹里，钓起来的会是这样一条鱼。
中组部参加烟台会议的是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两人觉得必须向中央反映如是的处理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将信的副本给胡耀邦看了，胡当即表示完全赞成，并指示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请中央对此再作定夺。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近两个月后，“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
会上，争论很激烈，“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帐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了”。“杨士杰……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终，杨士杰的意见，获得了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胡耀邦知道后，“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以上引言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经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共同修改，《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于8月25日再度呈送中央。到底是这个文件的草案里，已经出现了“改正”一说，还是在中央批转下来后才出现的，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可眼下我只能存疑。
在中国常常不见大路消息而只有小道消息的透露里，事情的经过，被说成是这样的：
当最高层讨论此事时，有一位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同意给右派平反，往日里总显得神秘幽深的他，只有到了类似的场合才会给人一点谜底，他从塞满毛泽东“条子”的口袋里，仔细找出一张，放在大家面前说：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何地对何人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说道：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
“改正”一词，由此滥觞。
据说，“改正”一说，还深得国务院一位负责人的垂青。务实的他，早在肚皮里算了一遍账，如果得给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补发工资，至少得四、五十亿元。一场浩劫下来，万般重创，百业待兴，国家难拿出这笔巨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便有了一个说词：你就不能像平反者一样享有经济上的赔偿……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78）55号文件批转全国各地。
鉴于这是一份让右派分子们真正由鬼变成人的文件，一份决策者们力图按照自己的愿望给震惊中外的1957年作出历史交代的文件，我们同样得不惜篇幅，将其一字不删地留给历史--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8）55号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公社级党委。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遗志，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英明决定。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了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对右派分子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政策。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指示，要分期分批摘掉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五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同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考虑到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准备全部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未能实现。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78）11号文件，现将有关规定如下：
关于安置问题
必须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搞革命，搞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重新安排适当工作，有专长的发挥其专长；不能工作的，退职退休处理。
安置后的工资问题，原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根据现在分配的工作评定工资级别。原受降级降薪处分的，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降得过低的，可适当调整。
需作退职退休处理的，工龄应连续计算。退职退休金计算标准，按划右派处分后的级别，或后来评定的工资级别确定，工资过低、维持生活有困难的，计算标准可适当提高。退职退休金由所在的单位解决，没有工作的由所在县、市负责解决。
二、开除公职的，也要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给予安置，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有关部门可以重新录用。其他的人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置就业。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从社会救济中解决，使其维持当地一般居民或社员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准其返回城市落户。原已离职退职现需要安置的，也按本条规定办理。
三、在劳教单位的，除本人愿意留场者外，调离劳教单位按上述各项原则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的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排。留场就业的人员，列为国家职工，给予职工待遇。
四、原是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分配工作的，根据专长和需要安排适当工作，评定工资级别。
五、原是军队干部的不再返回军队，按上述原则，由所在地方负责安置。六、安置所需要新增加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尽量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从严掌握核实后报国家计委解决。
七、安置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由所在县以上的组织、人事民政等部门负责办理。
关于政策问
一、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务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二、对家属子女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过去因右派问题受牵连处理不当的，应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今后入党、入团、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三、原是共产党员开除党籍的，一律不得恢复党籍。经过考验，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重新入党。
四、对于工人、农民中已戴了“右派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要按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指示，予以改正。中等学校学生、解放军战士、民警、营业员、民办教师和其他类似的人员，戴了“右派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也要照此办理，需要安置的应适当安置。
五、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六、过去有结论不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论处、只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因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因右派问题而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均按上述原则处理。
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这次不摘右派帽子。
七、对于有新罪行、并且依法判刑的分子，不宜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分子对待。
八、因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救济或劳保待遇。
原保留公职已死亡的人，对其家属子女按国家规定给予抚恤。
九、被查抄的财物，要退还本人或其家属。查无下落的，要讲明情况，酌情处理。
十、对过去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按以上规定办理。
关于改正问题
按照一九七八年中央十一号文件的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见附件），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规定的依据，凡符合划右派分子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意义。
对要求改正申诉，由申诉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受理，转交原划右派单位处理。原单位应认真调查研究，做出结论。原单位已撤销的，由申诉人现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负责处理。改正结论由县或县级以上党委批准。受理和审批单位对申诉案件要认真负责、抓紧办理。
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加强党委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各有关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主动承担任务，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要认真解决问题，不要互相推诿，不要把矛盾上交，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党对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意义，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
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搞错了予以改正的人，都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此后的几个月里，右派分子们激动喜悦，少许遗憾，而又惴惴不安。
他们压缩了21年的脖子，无不鸭子争食般伸出来，翘盼着改正。可55号文件里，反右运动仍“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定，则叫他们深信不可能人人获得改正，花好月圆。
改正不改正的依据，依然是1957年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当年这是鳄鱼一张大而阔的嘴巴，几近从哪个方向上，都能将猎物撕拽进运动的血盆大口；今天，它是否能变成鹭鸶那副长而尖、只能啄食的嘴巴，而让自己得以放生，几乎谁都心中无底……
中国历来是一个典型开道的国家。
犹如1968年春全国大张旗鼓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没有多久，《人民日报》便报道了清华大学军宣队的经验；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上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调动积极因素》为眉题，首次报道了中央一些部门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
这天的报纸，一定宛如高悬在昆仑和泰山之间的一柱天梁，吊起了百万右派的精气神儿，我认识的几位右派，至今还珍藏着这张报纸。在他们的眼里，这张已变得发黄的报纸，无异于佛门弟子心目里色彩晶莹的舍利子。
该消息透露：
55号文件下达后，中央不少单位对这项工作抓得较紧，进展较快，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改正的名单。中央党校原划右派分子98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王谭等39人属错划，应予改正。最高人民法院原划右派56人（包括原司法部、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等单位），现确定林亨元、贾潜等12人被错划，应予改正。公安部原划右派63人，经过复查，现确定有60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外贸部原划右派分子193人，现认定属错划、予以改正的达104人。人民日报社原划右派分子30人，现第一批认定错划、予以改正的，也有10人……如果说，这一则消息展露出改正工作业已雷厉风行开展，且不受比例限制，错多少，改多少，一股清新、浏亮的风，正向一堵爬满枯藤的高墙徐徐地吹来；
那么，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报道，则传递出即便连高擎阶级斗争之剑的国家专政部门，改正的幅度也可以如此之大，操作政策的人们的态度，也能如此通达和富有失落了多年的温情--
公安部在复查中，凡错划的就坚决改正，不搞繁琐哲学，不附加任何条件，不纠缠具体问题。对1957年因给本部门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改正结论里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却不是从立场上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对于一些全部闻名、难度较大的案件，由部领导主持召开典型案例分析会，引导大家不要仅仅凭当事人几句尖锐的话下结论，而要分析他通篇言论的基本思想。
有一个干部对自己在肃反中遭审查有意见，57年整风鸣放时，他写文章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因此被划为右派。有人认为，此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且社会关系复杂，他的上述言论是阶级本能的反映，故他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经过案例分析会，与会者终于统一了思想，认为他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言辞虽然尖锐、刻薄一些，但他的文章并未否定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按标准衡量仍属于错划，不能以他出身不好作为附加条件而不予改正……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笔者注：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这般大刀阔斧复查下来的结果，公安部原划的63名右派分子，均属于错划，在1978年年底前已经全部获得改正。
风由半空而至高天，越聚越涌，越吹越紧，温暖而又恢弘，墙似有岌岌可危之势。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以上均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右派们沉沉的担心，开始冰释于怀。在农历戊午年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他们期待与自己梦魇一样挥之不去的苦难、卑微告别，与在苦难、卑微的繁殖下那爬满家人心壁的屈辱、惊恐告别，而后焕然一新地踏上新年的春节。
相当多的人实现了这一愿望。
在春节的前三天，即1月26日，团中央系统经过突击般的复查，原划的56名右派分子中已有51名得到改正。
其中，有原《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他因对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法持不同意见，及对团中央领导与团的工作发表了某些看法，而被划为反党分子。经复查认为，对团的工作、上级领导发表意见、提出批评，是应该允许的，不应视作“否定团的工作成绩”、“反对党的领导”、“向党进攻”。
原《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已病逝），由于对机关政治生活、干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而划为右派。这次复查的结论是，他提出的问题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有的是针对个别人具体事讲的，即使有些意见片面、偏激，也不能断定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原《中国青年报》编委兼工商部主任刘宾雁、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李庚、原《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青年专业作家刘绍棠，因对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作发表过一些议论和看法，或因发表过一些作品、文章，而被打成右派。现经复查，前者多数是属于探讨性和学术性问题，对学术理论问题的探讨应该是允许的，不应视为“恶毒攻击”和“猖狂进攻”；后者中，大都也是好的，即使有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不应该随意打成“毒草”、“反党文章”……
团中央认为，这些获改正的人当中，不少都是出于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提出意见，是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有的还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为党作了大量工作，对革命有一定贡献。他们在被错划右派之后，仍然坚信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始终积极努力为党工作。
真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与1957年团中央对右派分子们不遗余力地喷射满腔的愤怒截然相反，当今它对他们又不遗余力地待之以满腔热情：改正结论一经批准，便似救火队听到了火警，立即口头或打电报通知本人，并开大会宣布。随即，又着手对受株连的家属亲友进行消除影响的工作。
26日这一天，团中央书记处还召开了获改正的在京工作的同志座谈会，重新回到了“同志”队伍中的人们，好似久经追捕和饥饿的熊猫，终于回到了遍布青葱竹林的自然保护区，无不心潮澎湃，血脉贲张，众口一辞表示：这是自己的“第二次解放”，无限感谢党中央，自己要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农历羊年的春节，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因1957年罹难的知识分子来说，乍一看，都是一块新鲜的大陆。
由胡耀邦发起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让毛泽东由全能全知的神，还原为也可能看走眼、办错了事的人；
让“凡是派”刚露出地平线的桅杆，折断为一根连他们自己的权力都坠不住的草绳；
让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宛如下山西削面一样被“削”进社会阴沟里的“百分之五”，纷纷地爬上来，那所谓的“罪恶”一旦冲洗掉，他们的目光中长年犹如被围捕的动物似的惊恐，旋即代之以做人的从容……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将全党工作的重点由昔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
一个铁桶里因凝滞而几近腐熟的中国，一个被剪裁得思想都有统一尺寸的中国，一个自近代以来被虐与自虐几乎从未消停的中国，终于站在了太平洋西岸……
这时，人民与共产党精诚团结、革故鼎新的精神状态，是建国初期之后从来没有的；
这时，展现在邓小平面前的民族振兴的契机，更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祖国，脸上开始呈现一派红润的鲜活，兜胸满是湿润的、负离子雀跃的海风。她要升腾，她能升腾。因为实行民主和开放、改革，无论在西方政治、还是在东方政治的天文射电望远镜里，她都将迅速升腾为一颗新的、亮丽的星座……
餐桌上摆开了从未有过的五彩缤纷。
心头，充盈着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恬适感。
浓酽的人伦亲情，溢荡在琥珀色的美酒里。一次次的碰杯，碰落了彼此心灵深处对命运的一串串唏嘘与恚怨……
窗外，孩子们用绚烂的焰火编织日后的憧憬。摇撼全城的鞭炮声，在大人的耳朵里，炸响出新旧历史痛苦而又壮丽的嬗变……
51三个人和一个小数
昔日的运动狂飙突起，几乎一夜之间，百万好人变成了坏人。
今天，改正的大潮汹涌而至，呼啦啦百万坏人又变成了好人。
其摧枯折朽的势头，让人胸中峭岩顿为纷飞石雨。其不逐泡沫、不扯海草的大气襟怀，让人悦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四川文艺出版社有一个名叫张继顺的人，1957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被打成了右派。在收到北大改正通知后，他当即电邀同班几个也被打成右派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现分在山西、内蒙等地的同学，回北大相聚。
到京的当晚，他们下榻一处，不约而同各人都带来了好酒，又去街上买来一大堆冷热食物，以庆祝历经劫波人还在，满头华发重聚首。几个人喝了一夜，聊了一夜。次日早上，张继顺坐不住了，满脸惨白，鼻息微弱，众人赶紧送他进了医院，终因抢救无效，遽然而去。
听着医生的感喟：二十年的苦日子都熬过去了，可一下喝酒喝死了！几个同学，无不呆若木鸡，片刻后，又抱成一团嚎啕大哭……
曲折的海岸线上，并不总有堆银溅玉的风景。
也不是所有的前右派分子，怀着一颗僵冷的心，都一股脑地进了一个热水充盈的政治澡堂……
1980年，全国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已基本结束，获得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未获改正的，仍有一万多人。其中，当年知名的右派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林希翎、谭天荣等人。
他们之中，从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本来倒有可能最早从那顶大重无形的帽子下解脱。早在1974年，他的大哥章培曾，就为解决他的问题写信给陈云。次年，中央决定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章乃器本人又给毛泽东去信，对溥仪、杜聿明，乃至对黄维，都颇具一副古道热肠的毛泽东、周恩来，这次大约心头有了触动，他们指示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和章乃器谈一次话。
同年4月的一天，章乃器被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整整四十年前经他和三弟联系，又经上海特科安排转道去了苏联的陈云。后者亦向他展示了一条新道，即摘去“右派”的帽子，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拟恢复他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再担任财政部顾问。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及不久后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新道终成天堑！1977年5月13日，带着药石罔效的病痛，章乃器撒手人寰……
此次右派改正，在1980年中共中央60号文件中，章乃器原被列为“不予改正”一类。据说，起因于在当时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里，胡厥文、胡子昂等人，主张给章乃器改正，但孙晓村、胡子婴表示反对。章乃器的后人，为此，分别上书胡耀邦和邓小平、陈云，申诉显然有了结果。同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到底是理应改正，还是高层动了恻隐之心，当时隐隐约约存在的一种说法是：即章乃器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改正带有照顾性质，主要是考虑到他历史上对革命有贡献云云……便谁也说不清楚了，但至少在形式上，他获得了完满--1982年5月，章乃器先生的骨灰被移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比起章乃器来，日后葛佩琦的改正充满了一波三折--
55号文件下达后，葛佩琦即找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你早已被开除公职，不属于我们学校的人员编制，你的问题，只能去找政府解决。事不得已，他不惴冒昧地去拜访了成方吾老校长，后者答应将他的申诉报告转给人事处。
此时，人民大学刚刚复校，师资紧缺，正各方面往回调人，葛佩琦琢磨自己的改正问题，有希望和工作问题一并得到解决。过了几天，他到人事处询问处理结果，那位负责人说：你的报告已经收到了，但成校长在上面没有批一个字，还是无法处理。
他顿觉自己成了一条晾在沙滩上的鱼……
这年12月22日，报纸上刊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其中重申对历史遗留的一切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鱼又鼓足勇气游进了海里。
25日，他到中组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队排得宛如一条长龙，好容易排到领取一张登记表，工作人员问他叫什么名字，“葛佩琦”三个字一出口，立刻有好几个上访人员围过来，目光里溢不住的惊奇，恍若他是那具西汉古尸，突然从金缕玉衣里站了起来。众人感叹道：真想不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在领到一张登记表的同时，还领到一个接待号码，按此号码他须等到第二天才能被接待，这时，旁边一个持外地口音的上访人员，察觉到他脸上的焦灼，眼前这一拨拨人里，大概顶数他“水深火热”，没有一点犹豫，便提出：我给你换个号码，我这个号马上就可以进去谈。
葛佩琦晃起满头银丝，给对方作了一个揖后，赶紧进了接待室。里面的一位干部看了他的登记表，马上问：你真是57年的那个葛佩琦吗？
他回答是。对方说：那你先到外面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又叫他进去：我打电话上去联系了，有领导同志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等。他忐忑不安地去了，约有十分钟，从办公大楼里下来一个干部通知他：现在领导同志开会去了，请你后天上午来。
27日一上班，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
在楼上的一间会客室里，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长接见了他，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称其为“葛佩琦同志”，又说：这许多年，你受苦了！他一定充分领略了一块冰激凌从冷柜里一下拿去了阳光下的滋味……
郝局长在询问了他是怎样出狱和回到北京的情况后，告诉他：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他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恢复党组织关系；二、改正错划右派问题；三、彻底平反“历史反革命冤案”。
郝局长听完，嘱咐他将以上要求写成一份材料，由中组部批转人民大学党委复查。又劝他：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这个问题不解决，便谈不上恢复党籍。
79年元旦一过，葛佩琦将写好的材料送到了郝局长手里。
他劝慰自己：自己的事再大、再大，可对正复校的人大来说也是小事。自己已经熬过了二十多年，何必穷急于眼前的几个月呢？这么一自觉为领导分忧，延至4月初，他才去了学校，右派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他，中组部已经转来了他的材料，人大正在复查。
他满怀感激地打道回府，从学校同意为他复查上，他感到了在冒着腾腾热气的时代蒸笼里，没有蒸不熟的馒头。此后，他无须再东奔西走，状如一条气喘吁吁的老狗，只要坐在家中，静候佳音……
这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终于来人，也许因这“佳音”太“郑重”了，一气派出了四个人，满脸肃然，宣读复查结论的更是话语铿然，颇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某著名播音员，在六十年代播送“九评”的风采。其主要内容是，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证据确凿，不属错划，现决定不予改正。
他顿感一把、一把粗砺的盐，在自己身上急剧地搓揉。一条原来晾在海滩上的鱼，彻底断了回大海的念想，被人拣起来，要腌制成咸鱼干，以诠释那个已过去二十二年的运动的正确性。
他拿过结论，抖抖地看了一遍，发现这耗去了大半年的复查，所依据的材料，还是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自己的诬陷不实之词……
次日，葛佩琦带上复查结论，和57年的那份“强奸”了自己的《人大周报》，去了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问他，报上刊登你的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意见？你是否在稿子上签了字？
他说：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签字。报上登出来后，我立即就要求人大党委和人民日报社更正，前者找了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后者去过报社，还给报社写了信。
律师的意见异常肯定：既然这样，他们发表没有经你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根据。
葛佩琦抱着律师的论断，又开始新的一轮上访。
每到一处，他都给各部门领导写了申诉，不说行行溅泪，页页惊心，就说加起来盈尺满筐，也足让人叹为观止了。可似乎“葛佩琦”三个字，是一根断了的保险丝，所有的电路一过它，便即刻短了路。各部门的接待人员几乎众口一辞：人民大学给你作的复查结论，已经有关方面批准，我们不便过问，实在爱莫能助……
几个月下来，天上还是那个太阳，水里还是那个月亮。对他来说，黑漆漆的，似乎只有一口非得进去的腌制咸鱼的缸。他住在京郊的一个大杂院里，邻居们都是些下层的劳动人民，见满头白发的他天天拖着一双铅腿回来，神色日显憔悴、晦暗，便劝他：
老葛啊，你甭难为自己了，人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新的一茬，人被委屈了，就是委屈了，你那冤案真的水落石出了，还能叫你搬进中南海？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和咱草根庶民为邻吧，权当自己当年没有参加过革命……在他起意要将自己封闭到那口缸里之前，他想最后去一次中组部。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位年青干部，对方听罢他的情况后，快人快语：我看，你的问题已经盖棺论定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谁都难起死回生。
葛佩琦的心，猛地震慑了一下。他一下想起，李逸三几天前告诉自己的“胡青天”的故事。“反右”时，后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他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按照有关“政策”，在校党委会议上，他举手同意将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后来，他又公开反对将其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
李已届古稀之年，早调离了人大，却对那回举手经久不忘，难释于怀。他也本有足够的理由，参加此时举国风行一时的老干部“伤痕”合唱团，他却由城东南的劲松小区，独自跑到北郊的这个大杂院，找葛佩琦聊天。除了捎来一些水果、零花钱、粮票，也常带来一些当时像满城传说的“胡青天”一类的对葛至关重要的信息，如胡耀邦，不但积极地为他当年在团中央亲手划的右派改正，而且，还把其中的一些人召到自己家里，当面认错赔礼……
身上搓揉的盐粒，在“胡青天”的故事里渐渐稀释了，鱼儿有了作最后一搏的力量……
1980年4月2日下午5点，葛佩琦来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按打听到的地址，找到了胡耀邦家住的一个院子。
“文革”中，胡耀邦由“干校”改造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几年里没给他安排工作，颇像一个寓公，许多境况和他差不离的老干部，常常到这里来发牢骚。住在附近的团中央的一般干部，也爱来此串门，和他谈得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文革”后，他很快出山了，仍住在这里；在两个月前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也依然不见搬离这里的迹象……
葛佩琦发现，胡同里不见便衣巡逻，大门口没有武装警卫。朱漆斑驳的大门上有个电铃，弥漫出缕缕的平民气息。
他一按铃，出来一个穿军装的人，礼貌地问他找谁。他说：我来拜访胡耀邦总书记。
对方转身回去，跟着出来一位工作人员，询问了他的姓名、来意，又接过他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再告诉他：耀邦同志正在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但今晚我一定把你的材料交给他，明天下午这个时候，你再来一趟。
次日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工作人员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印着红框的大信封，叮嘱他：你持这封信去中组部吧。
时近黄昏，他视力不好，烧饭时，连蜂窝煤的眼儿都对不准。他急如星火赶回自己住的那间小屋，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一看信封，是用红铅笔竖写的，左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右边是胡耀邦签名。
打开信封，在自己写的那份申诉书上，有胡耀邦的一段批示。他发现由于自己匆忙大意，在落款中将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在“3”字下面点了两个红点……
次日上午，葛佩琦来到中组部。陈野苹去中央书记处开会了，一位姓任的秘书收下了这个大信封，又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给他，要他过几天打电话来。过了两天，他便按捺不住，给对方打了电话，任秘书告诉他，陈副部长已指定一位干部审查局的领导和他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方详细了解了在57年5月25日、27日《人大周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他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反党言论”后，他本人要求更正的经过，及他所能提供的人证、物证线索。
最后，这位领导向他表示：我们将按你提供的线索进行重新复查，复查出来的材料一定会同你本人见面。
三个月过后，他1957年6月9日写给人民日报社的那封要求更正的信，终于在报社找到了，并转来人民大学。说葛佩琦不幸，可又万幸，要在历经变迁的人民日报社那浩如烟海的文字堆里，寻觅到这一件“古迹”，其偶然性，真不亚于要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找一根绣花针……
他当即将此信抄录下来，分别寄给了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至此，他的右派改正问题，才算正式提上了有关单位的议事日程。
也许，因为当年他这个“大右派”的名气实在太大，“要杀共产党人”的血腥叫嚣，至今让某些共产党人忐忑不安；也许在“决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和“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的两副刀叉间，某些人总是娴熟地更偏好使用前者，这依然是一个踽踽缓缓的过程，犹如瓢虫爬在蛛网上，工兵走在雷区里……
直到1981年秋天，尚挂名为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忍不住展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直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里他以在场者的身分，证明葛佩琦的发言在见报时，被明显地歪曲和篡改了。
不仅仅是一封证明信，纸上，还随处跳动着一位老战士对于一个正远去时代的大义之言。
我现在认为：57年的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悲愤之情慨然萦怀时，老人不禁写上：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这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想想似有不妥，李逸三划去了前一句，改为“葛佩琦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当这封信，经中央办公厅转到北京市委后，市委一位负责人，依然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再议议”。此公大抵从来不曾“问心有愧”，也多半视老人的建议，为孩童斗架式的洋洋意气而深觉可笑……
以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57年时人大一个姓张的副校长，他也认为葛佩琦的右派一案，确系冤案，应予改正。
延至次年3月，人民大学党委才送来一份复查结论，其大意是：经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现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其原高教六级工资的待遇。
一个包子做得有模有样，皮子里却没有肉馅。这个复查结论，只表明对他1957年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予以改正，可复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属于错划，对这一要害问题却回避了。似乎对方要在这一个已经沉冤二十多年的历史遗案里，再制造一个遗留的问题丢给后人……
葛佩琦拒绝接受这一结论，继续向有关方面申诉。
又是燕山山脉四载银装素裹，昆明湖畔双二桃红柳绿，1986年2月6日，不是人民大学，却是由北京市委办公厅，给他发了一份正式结论：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调查属错划，现予以改正。
在这之前，1980年12月，他的“历史反革命”冤案得到了平反。83年5月，他的党籍业已恢复，党龄从1938年起连续计算。与他在中组部里第一次见到的那位郝局长的估计恰恰相反，在他提出的三个要求里，右派改正的要求实现起来最难、最难……
葛佩琦给胡耀邦写信的事，曾被当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详细报道，标题为“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李逸三的信，胡耀邦是否收到，并作出批示，虽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此信并未泥牛入海：距李老发信仅二十天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即对葛佩琦一案作了“再审判决”
1989年4月，胡耀邦遽然去世。在报上登出的亲赴胡家吊唁的满是冠盖交集的名单中，独有一个小人物，这便是被泪水糊满了眼睛，也糊住了一副一千六百度老花近视镜的葛佩琦。
三年多后，他本人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离开了本打算复婚、且要纪念金婚的老伴。在他的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在爱国激情与青春热血交相辉映的“一二·九”运动中，他们都曾是葛佩琦的老同学、老战友：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顾大椿、任继愈、唐敖庆……
日后，孙大雨也获得了改正。
无独有偶，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里，要拿去右派这顶帽子也最费力气--粉碎“四人帮”后，孙大雨连续五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及上海市委领导，详细申述了“文革”时期受“四人帮”迫害，自己遭逮捕关押及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惨状，请求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复查“四人帮”党羽给他扣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问题。
他的请求，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市公安局在收到市委转来的他的第一封信后，就立案复查。1978年8月21日，作出复查决定，撤销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但同时，仍认定他有写作反动诗词、影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错误行为，应予以批判。
孙大雨不服，要求彻底平反。198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再次进行复查，又于6月11日作出决定：所谓孙大雨“现行反革命”一案，是“文革”期间造成的一件错案，原对孙大雨同志的拘留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在此期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开始复查原判孙大雨诬告诽谤案。办案人员反复核查原始材料，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询问当年被孙大雨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党内党外数十名原告。“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几十年整人与被整的轮回里，哪个人的心里都积淀有厚厚的五味，众人对他57年后的惨痛遭际抱有同情，对因他当年的几分狷介、几分桀傲所造成的这一案件表示了谅解……
1982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查刑事裁决书：
原判材料属实，鉴于孙大雨解放前曾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又在1957年9月12日市人代会上就此作过《我的检讨与交代》的检查，现在本人对此已有进一步认识，为此撤销原判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至此，他头上的第二顶帽子也被摘除。
孙大雨的右派问题，却一直固若金汤。他是在复旦大学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如同“文革”结束后对他调回复旦任教，该校一些人持排斥态度；对他右派的改正问题，复旦党委也不愿从他57年的结论上松口。
复旦校园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逝世后，孙大雨得意地对别人说，老人家在《毛选》第五卷里说要斗我五百年，可我未被斗死，他自己倒先去了……于是，有一种看法是，像孙大雨这样又硬又滑的鹅卵石，不是右派，那中国就没有右派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大雨的右派改正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80年9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悯其境遇，爱其专长，将其要来华东师大任教。在其家里，几次两人促膝长谈至深夜。次年5月，施平写信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反映孙大雨到华东师大后，虽历经浩劫，年愈古稀，仍教学勤勉，著译不断，建议有关部门，对其右派问题加以重新考虑和审理。
此信引起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指示市委统战部提出审理意见再报市委。在这前后，胡乔木来上海视察，派了个秘书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执弟子之礼，他说：十年“浩劫”，学生也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老师，让老师吃苦了……
于是，孙大雨的一封申诉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据说，总书记阅毕，眉头紧蹙，说了一句话：一个七老八十的孙大雨，我们都不去团结，以后怎么去团结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呢？
1984年初，在中央领导和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了孙大雨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当该校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将结论送到孙大雨家中，他戴上一千度的近视眼镜，使劲地辨认着结论上的每一个字，直到他确认全篇字字无误的时候，他才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大雨”三个字……
陈仁炳为谋取自己右派问题的改正，除了给人一种浓浓的悲怆意味，还使人感觉，运用一般的逻辑，在这里是无法推理的。
陈仁炳因“认罪”颇快，摘帽也早，1960年第二批右派分子摘帽时，他就忝身其列了；可到了右派改正，复旦园里后几批摘帽的，早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了，可一直到了1985年，他还像一匹病马，在“摘帽右派”的一根桩子上牵着。
要说这对他，也没多少实际影响，教授职称和工资级别早恢复了，住房面积也给增加了，政治地位上相应也作了安排，自八十年代起，他又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但就是在他的右派是否是错划这句话上，复旦党委始终沉默似一头铁狮子……在夫人眼里，陈仁炳仿佛是个看开了尘世、云淡风轻的人。
她在家时，见他总爱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唱的多是外国抒情名曲，或者是他自己作曲的急就章。她下班回家，问他一天干了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上午看看报刊信件，下午睡一觉起来，便去附近的一个曲艺场听评弹……实际上他如坐针毡，尤其是在孙大雨也获得了改正之后，放眼在57年罹难的熟人和朋友中，唯有自己孤家寡人，他更是魂不守舍。
每天一多半的时间都用在了写申诉信上，从中央领导到有关部门，从民盟中央到上海市委……他逝世后，夫人整理他的文字材料，其中最多的，便是一包一包申诉信底稿。
到了中午邮递员送信的时间，他瞳孔放亮，脸上的皮肉也微微抽搐，恍若服了可卡因的人开始处于梦幻状态。他总要自己颤颤地去楼门口的信箱里取信……
写信和取信，几乎构成了垂暮之年的他生命历程的全部轨迹和全部动力。
下面照录的是陈仁炳写给胡耀邦的一封信--民盟中央委员会楚图南代主席转呈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
我名叫陈仁炳，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我曾于1985年2月1日，在北京上书民盟史良主席，此函当应由史良主席转送给了党中央统战部。
我的1985年2月1日函中大意是：目前形势大好，迫切希望党中央体验我个人迫切要求，迅速对陈仁炳1957年划为右派一案，予以彻底的复查改正。我在去年2月1日的函中说，我年已77岁，来日少，去日多，心有余，力不足。如能改正，这将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我海内外的亲朋子女，也将极大地影响他们，使他们更认识党的伟大。在美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是华裔工程博士，另一个女婿是美国律师。我有6个外孙子女在美。如有好的音讯转去，他们知道我已蒙改正，将是多么高兴。
此外，台湾的“外交部长”朱抚松是我的门生。1937年在武昌，我指导他写大学毕业论文。我的问题的解决，将能使我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做一点小工作。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这在客观上被各方认为是历史上一件大不幸。一个多少年一贯忠于党、忠于民主事业的社会学博士、教授，1945年入民盟的老盟友，《展望》周刊的创办人，竟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棍棒下被打成右派，造成江南第一冤案。这是为一切亲者所痛、为一切仇者所快的大冤案！
此案若不蒙改正，将成为党的历史上不可理解的一大问题，也将成为一切热爱党的友人为之痛心的一项不明智的措施。
胡耀邦总书记，对这样一个老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回忆1948年，即38年以前，在5月22日晚上，在上海交通大学广场上，在反美扶日反蒋独裁大会上，我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对一万五千大学生发表演讲（我是那次大会唯一的演讲人），拥护党的事业，说出人民的心里话。我当时何曾梦到竟有一天，被人当成党的敌人看待！
胡总书记，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期待你向我伸出救援之手。
敬礼
民盟中央委员陈仁炳上
1986年3月22日
住址：上海市裕德路45弄21号11楼3室有乞怜，有自荐，有怨愤，也有某种程度的危言耸听……
不管是什么，它们都为血泪所浸泡，都能令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为之动容。
也许，是因为1986年时的胡耀邦，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头几年的胡耀邦了，此时的他焦头烂额，动辄得咎，自身难保，成了过河的泥菩萨；
也许，这封申诉信，根本就没能到胡耀邦手里，转了一次没有动静，再转交，民盟中央是否太不识趣？
最终，如同写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一内容的一封信一样，陈仁炳望断北国，却没能得到一个字的回音……
他的改正之梦彻底破灭，是在1989年的12月22日。
宛如气球遇到热气流便骤然爆炸，他的“气球”也是在一种颇为热烈的气氛中炸开的。这一天，是他的80岁生日，民盟上海市委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生日庆贺会，包括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各级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共一百多人到会。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人比黄花瘦，每餐饭都像吃药，只能咽下一点点东西。他还是在夫人的搀扶下去了，面对人们的舌头上流水般倾泻下来的美词赞语，面对一个精心制作的硕大蛋糕和上面几圈燃烧的华烛，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衷心”的主要根据，便是在发言中他没有提到自己的右派改正一事。
回到家里，刚一进门，他便哼了一声，夫人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了，他却接下来自语道：
“可以承认我做了这许多好事，但是就不改正！”
此后，陈仁炳在夫人面前再未提起“改正”一词……
次年12月9日，陈仁炳因心脏病发作，遽然去世。
次日，复旦大学派人登门了解家属要求。他的夫人提出了三条：一、陈先生从年轻时代起就喜欢热闹，希望追悼会能开得隆重。二、陈先生在海内外的亲朋、学生很多，要求《文汇报》或《解放日报》刊登一个讣告。三、因遽然而去，陈先生对后事未留下任何交代，可在1988年经组织确认他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时，她曾给丈夫说了一句笑话：在世时我们两人朝夕相处，可这下好了，你走了可以进龙华革命陵园；我一个平民百姓，走了骨灰就只有去哪里散掉算了……陈先生当时并未否定这句笑话。据此可以视作他的一个心愿，也请组织上照此办理。
虽小有曲折，但这三条要求，经过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基本都满足了。
在12日举行的陈仁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哀乐低回，松菊相衬，挽幛高悬，花圈林立，场面煞是壮观。送花圈的各级领导和著名人士有：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复旦大学顾问谢希德，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复旦大学顾问谈家桢，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冯志浚，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宗友恒……
孙大雨也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
哀悼民主先锋
仁炳道兄千古
弟孙大雨敬挽
在陈仁炳80岁的生日庆贺会上，没有谁提到他的改正一事；在眼下由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宗友恒作的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涉及到这个问题。悼词的结尾是这样的：……陈先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过不少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我们今天悼念陈仁炳先生，要学习和发扬他爱祖国、向往真理、追求进步的优秀品质，齐心协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陈先生安息吧。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充满中国特色的悼词。
大厅里，大概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谁都在安详地倾听这深藏历史破绽与历史无奈的悼词……
章伯钧、罗隆基也同样未获得改正。
仿佛要留他们下来给中国的右派做种，直到1978年55号文件下来，才决定给他们摘帽。
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里评论道：“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的味道--
‘章罗联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此时，罗隆基离开忽雷锋遍人间忽敌人满天下、忽剑拔弩张忽莺歌燕舞的世界，已有十三个春秋；章伯钧也于1969年作了古人。
摘帽决定无法抵达冥府，只有通知家属。前者身后无直系亲属，后者的夫人李健生及子女仍在。据说召见李健生时，原打算由当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亲自出面，后考虑再三，改为由一位过去与章家比较熟的副部长出来。谈话的宗旨当然是为了让家属接受这一结论。
最后，这位副部长一再向李健生说明：这都是历史上的事了，丝毫不影响到你和子女们的现在。你在政治上、生活上或是对子女工作的安排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组织上一定会去尽力解决……
李健生回答说：有您这样说就行了，我什么要求也不提。
即便她不提，该做的事情仍然做。
1982年深秋，被称之为“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庄重地移葬去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可以顺便提及的是，在此之前的1981年，本存放在八宝山老君堂的浦熙修的骨灰，由全国政协买了个更好的骨灰盒，也安置去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想想在此安息的“烈士”们，生前有多少人被推进革命、反革命的方阵，被贴上“左派”、“右派’的标签，一番番的冲锋搏杀后，现在，他们终于能在这四季葱郁的松林里共享太平同此凉热了……
李健生担任了丈夫创建的那个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
在她年事已高、足不出户之后，又将当年在《文汇报》上表态与父亲坚决划清界限的那个儿子，从外地调到北京，担任了这个党的副主席。
组织上真费心张罗。
罗隆基的骨灰在偌大一个中国一直找不到一块安放之处，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去不成了，却想到在他90岁冥寿时，即1986年10月24日，召开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他的隆重纪念会。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
阎明复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他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在这个会上，当年在民盟反右斗争最前线上如蛟龙得雨、鹰隼盘空的千家驹先生作了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古人云：“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其实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没有错，只是自己很多年后才认识到。为此，他一直感到愧疚……
历史多少还罗隆基以几分公正。
早年，对罗隆基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袁冬林女士，在《怀念我娘浦熙修》一文中，也不禁写下了以下一段文字--我看了当时报纸上登载的纪念他的文章，才略知罗隆基先生的历史。他不为强权所屈服，只为真理折腰的骨气使我尊敬；他心无百忌、直言不讳、锋芒毕露的鲜明个性和才气，使我佩服。我在此文中略谈这些感受，安慰他的在天之灵……
在中央一级决定“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除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外，还有1962年就去世了的彭文应，迄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
令人深长意味的是，当时这五人中，仅有一个活人。
据说，这五人是在一份二十七人的名单里筛选出来的。这二十七人均是上层民主人士里的右派。核实，推敲，征询，平衡。既要给历史一个说法，又要顾及现实的需要。既要盯住当事者，又要纵览当事者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既要少争议少震动少后遗症，却又不能推出不会说话的清一色亡灵……
这筛选过程，得迸射多少政治智慧，熬去多少良苦用心。
其指向似乎是必然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章罗两人，自然板上钉钉。
又确存在偶然的机缘：
如果拍板者对某人，也如传言所说，像对章乃器一样投上一点恻隐之心；如果胡耀邦没有为葛佩琦写一封信给中组部，或者，这封信不是写于1980年的春深似海，而是写于旋即辞去总书记的1986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如果是陈仁炳，而不是孙大雨，有一个胡乔木这样重金属族的学生……
那么，在这最后筛选出来的五人中，或许就有葛佩琦、孙大雨，而没有了陈仁炳……
含中央一级决定不予改正的五人，至全国右派改正工作全部结束，共有九十六人未获改正。
有人作过精确计算，这九十六人，即按官方的统计人数，占原戴帽者总数的0.00018，即万分之二都不到。
无论在中小学生笔下，还是在家庭主妇、统计学家眼里，大抵这小数点后面的第四位数，都是可以抹去的。然而，一个大气起来的年代，对此却表现得格外认真，或者说是分外吝啬。
不能不认真。否则，反右运动仍“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将会被当成错页、倒页，毫不犹豫地从一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拿去；
否则，在历史的旷野上血污遍体、奔走呼号不止的1957年，因为没有了“反右运动没有错，向题是扩大化了”的一针镇静剂，永远不会缄然其口……
0.00018，这真是一个承载巨大的数字。
也是一个只能用在此处而不能移去彼处的数字。
因为它意味被称之为“扩大化”了的反右运动，一下扩大了五千余倍。“文革”里所定性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不至于扩大了五千倍吧？
倘若“文革”也照此办理，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之船上，也依然是甲板上一片沉重而又无法解体的集装箱……
52奇文共欣赏
我在民盟中央私下采访时，听说即便是改正后安排了显赫职务的当年一些“右派”的重要人物，对“反右扩大化”一说也持有歧见，他们曾当面对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委婉谈过：用“扩大化”三个字，来概括1957年这场风暴是远远不够的……
吴祖光先生则直言无忌。
1978年改正时，有一道看似形式却又是必要的手续，即右派们得先向组织上递交要求改正的申请。他所在的文化部几次催促他写好申请交来，他就是不想写，五内俱热，不吐不快：
明明是你自己搞错了，整了人家几十年，你全部改正不就完了，可还要说是“扩大化”，还得被整的人写申请，这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吗？
他的态度惊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文革”中因“四条汉子”的罪名也塌了一层皮的阳翰笙，他托人捎话给吴祖光，要后者无论如何来一趟。吴祖光去了，刚向翰老请过安，翰老便说了：
“祖光，你怎么总这样认死理呢？改正右派不是一风吹，最后还得留下一些，你这不写申请，组织上是否可以视你为自动留下？也许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可这会影响到凤霞和你的一对宝贝儿女……”
这一说，吴祖光心怵了，回到家赶紧写了申请。
一边，在解剖历史与现实时，必须有高度的理性和热情；
一边，愈是接近癌变部位，却手臂颤抖起来，心口也有点发虚。
在八十年代初期，不要说其他人，就是在极左政治下九死一生熬过来的近百万前右派分子们，除了多是关起门来的窃窃私议，不太可能整体性地站出来，公开指出那束当时令的“月季花”不过是塑料花，或者，在“银幕”上正走红的某“影星”的“乳房”是假的。
人们多半作如是之想：
比起1957年的政治暴力和1966年的暴力政治所具有的无孔不入、无处逃匿的特征来，现在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上了！虽然心绪上有些别别扭扭，担心这总体上留有尾巴的改正，日后可能会变成一场新的雷雨，但今非昔比了。昨日是无枉之灾，当今则是天空上不到正电云和负电云相撞，便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也能找去哪片檐下躲避的雷雨……
或者，人们用一种善良而又智慧的沉默，表达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
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地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律惩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的国家罪错这一概念，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汉语词汇是模糊的，又是精确的，所谓“改正”，比起“平反”已经中气不足，调降N度，而其实“改正”亦不过是对“右派”们重新安排工作，补发工资，政治上恢复名誉而已。他们精神和肉体上饱受的巨大磨难摧残，家庭子女由此遭受的痛苦，却很难由此得到补偿。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法理随同现代文明还远没有成气候的国家，你不能因为给了你部分人道，而要求讨还全部人道；不能因为对方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清醒，而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清醒。
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得以时间作为执著的双轨，如同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变成两年后的伟大的“四五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变成1980年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时间将梳理一切，时间将证明一切。
中国虽然在精神、物质上贫瘠的东西太多，在时间上却绝对富有。悠悠五千年都这么过来了，还用得着担心在未来的日子里，1957年，乃至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不会被再圈再点？
与身后的再圈再点比起来，人们自然更务实地关心他们本该得到却未能得到的经济赔偿。在我接触过的前右派分子里，在提到这事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表现得悻悻然--
杀人偿命，欠帐还钱，此乃天经地义。改正那会儿，国家千疮百孔，经济上欠帐太多。十年后国家总该有钱了，1988年以来，全国公款吃喝，年年要吃掉一百多亿元，加上进口小汽车，这就在一千多个亿人民币以上。按官方的算法，当年给全国右派补发工资，大约得四、五十亿元，就算物价指数十年间涨了十倍，这笔钱也不过四、五百亿元，远不及每年在衮衮诸公的腹部里、臀部下被消耗掉的……
倘若实在觉得要掏出这笔钱，无异于在身上割肉，就给我们一个说法也行，即告之于天下：
近百万前右派分子，将自己长达二十一年的苦难钱、血汗钱，全部捐献给了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样，我们和儿女的脸上也有光彩……
--我记得，我的父亲就这样多次说过。
1993年，即便是持1957年是“娘错打了儿子”、改正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念及天下同道，也忧心忡忡地对我感叹：我的生活是可以了，可许多同志当年整得那么惨，清贫了几十年，眼下垂暮之年，又得应付物价这么个涨法，不补发他们的工资，真是说不过去……
在我接触到的有限材料里，唯有林希翎对“反右扩大化”的论断，和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78）55号文件下来时，林希翎刚生下第二个儿子不久。她的第一个儿子是雇保姆带的，对这一个她自己抱病哺乳，几乎整日抱在手里，睡觉也不愿分开。这年她已经42岁了，这个年纪的中国女人，徐娘半老，不少已当上了婆婆，她觉得自己被久久压抑了的母性，第一次似山洪一样爆发了。不断有厂里的干部、工人，和社会上的朋友，在听了文件的传达之后，纷纷向她祝贺，称她为双喜临门。
她大约也自忖：自己生命的汁液再苦再苦，可只要春风绿透了江山，苦菜花也能怒放一片鲜亮的金黄。她激动地给小儿子取了个“春临”的名字。春临尚不足周岁，她咬咬牙，满怀憧憬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她是1979年3月到的北京。一些关心她命运的朋友接踵而至，向她打听这年1月胡耀邦和她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里，谈了些什么。
她被问得一头雾水。后来才闹明白，满城风雨的缘起，是在1月8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耀邦作了一个讲话，里面提及他曾在1957年和她曾有过一次4小时的谈话，并表示他次年就觉得把一名大学生逮捕、投入监狱不妥……
迄今为止，她尚不以为自己当年是一个名噪全国的大右派，她相信由人民大学党委便能解决自己的改正问题。现在既然胡耀邦提到了她，自己至少得向他表示敬意。
她给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不到三天，中宣部便打电话来找她去钓鱼台，一位干部告诉她：胡耀邦已经看到了她的信，因为工作太忙，先由中宣部的同志和她谈谈，并向她转达了胡耀邦在她的信上批示的三句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
在这言辞明快、却内涵丰厚的批示里，后人能感觉正为这块土地拨乱反正而奔忙的胡耀邦，那高屋建瓴的胸襟，火焰般燃烧的激情，踩在鼓点上的工作节奏，以及他对林希翎苦难的深长体察。还用得着去细问吗？他当年的秘书曹治雄，正是林希翎当年的未婚夫，为此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
二十二年过后，她作为一个已为人母、体态开始发福的女人，曹治雄作为一个已为人父、小老头似的男人，在北京相逢和第二次握手时，似梦魇似现实，似开始似终结，似此生似来生，两人泪水洗面，抱头痛哭，彼此身体一阵阵的悸动，震颤于不可磨灭的友谊和爱情化作落花流水的永久创痛；此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林希翎的遭际，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
《人民日报》1979年6月1日的内参，即《情况汇编》上，刊出了《应为林希翎冤案彻底平反》一文。
胡耀邦在这份内参上批示：“改正有利。”
中央组织部一些干部呼吁为她的右派问题改正，写信给邓颖超。
后者将信转给了胡耀邦，他再一次批示：“拟以改正有利。”
著名作家丁玲、剧作家吴祖光、诗人艾青等人，也分别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作出了相同的呼吁。刘宾雁在人民大学作的一次报告里，开门见山就是：你们人大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张志新，一个是林希翎。海外谣传她受迫害早已死于狱中。鉴于她是侨眷，且沾了1957年的光，在海外华侨界知名度颇高，为了澄清真相，宣传新时期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国新闻社于同年12月开拍一部题为《林希翎在北京》的彩色记录片。
该片采撷了她和艾青夫妇、吴祖光夫妇等社会名流的交往，她在已故电影大师史东山家中居住和写作；她与“四五运动”的英雄会面，她去八宝山，在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的骨灰盒前悼念等社会活动的场面……
那明朗、温柔的色彩，舒缓、细腻的节奏，还有主人公那常常显得安宁、恬适、充实的面容，无不使人感到，北京城，以香山红叶般的热烈，陶然亭畔柳丝似的温柔，接纳了这位二十二年前被自己放逐了的儿女……
这时，不但林希翎本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在社会各界看来，她的右派改正一事，不说是守株待兔，也该是易如反掌。
唯有一个人看到了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人大张副校长当时对女士(笔者注：指林希翎)说的话，还是相当切实中肯的，“现在胡耀邦还叫你勇敢哪？他的批示其实对你有害，你还是回去好，不要在北京，你越找胡耀邦，越不能解决问题。”(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
7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给林希翎作了右派不予改正的复查结论。但补发毕业文凭，恢复1957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工作由浙江省委重新分配，并建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其“反革命”一案予以平反。
后者经过复查，决定撤销原判，予以彻底平反，但正式决定得经过北京市委批准后方能生效。1980年5月，这份决定终于下达了，内容和五个月前法院的态度拧了个个--“维持原判”。
随即，以“特约编辑”的名义，借调她来协助两位老作家编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打了招呼，要求停止她的工作，并要她速回浙江原单位。
原单位则从5月份开始停发她的工资，也来电报催促她回去，缘由是浙江省委一名主要领导，在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的报告里，如是说道：林希翎的右派帽子，是一顶铁打的帽子，这是经过全国人大决定的。
显然，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发生了误读，将“中国人民大学”，给弄成了“全国人大”……
去年3月，林希翎曾写了申请，想携全家去香港，探望三十多年未见的父亲，和从不曾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弟妹。这时，浙江省公安厅也以她右派未予改正为由，不予批准，只同意她母亲和一个大儿子出境……
留京生活无着。出境探亲无门。回家愧对江东父老。
可以断定，震惊，愤懑，愧怍，失落……犹如风扇叶片搅着她满腔的血泪，在呼呼地旋转！
一个当年不过扎着一对辫子的学生右派，今天竟俨然成了个国家级规格的“大右派”，而且，所有有关部门、知名人士的呼吁都未起作用，直至党的总书记的三次批示，也像批在了流水上……这显然让林希翎的心理承受力穿越了底线。
我注意到，她的性格里有这样一种成分：锋芒尽露，毫无顾忌，乃至偏激得像是有些胡说八道。在适当的时候，它会像一匹野马似地冲出其心厩--
比如1957年6月2日，她在人大校园内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曾让校党委紧张得似在哪幢大楼里发现了一张反动标语。比如，她在终于出国之后，被称为“反共义士”邀请到台湾，她当着老行政院院长谷正纲的面说：“要反共，我就不出来了，台湾没有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吆喝反共岂不滑稽？”把原以为如获至宝的国民党，给弄得哭笑不得。
再比如，杨炳章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期间，曾读到她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内称：“同许多年轻人上床的时候，我也因为想到国家的命运，而感到乏味，没有热情，没有高潮”……
这些，都发生在林希翎尚不知改造是什么滋味或者再也不可能要她改造的日子里，她的脱口而出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在1980年6月，她刚刚从长达22年的改造生涯里走来，那所谓“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春风，不过在她的脸颊上稍稍抚摸了一下就拐了弯，她依然一气写下了一封万言长信，一决胸臆间的滔滔长江之水。
该信一式两份，一份当时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另一份，托一位朋友带去香港保存。可见改造，哪怕闪动刺刀峭寒、投下高墙电网的改造，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抗不住性格。
我择其要旨，抄录几段，一来这或许是用得着的史料，二来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分析”--
现在我看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是根本上就错了。现在，党既然已敢于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浩劫，那么为什么不敢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灾难呢？后者，是前者的预演和起因，前者，则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当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来已久了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的，但主要还是从反右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为一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祸根是从这时种下的。按理来说，一九五七年应该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搞起来，那在实质上应该是开展一次反左运动，才能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贯彻下去，从而也就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照毛主席指定的“十大关系”的方针走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可是突然搞了这么一场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倒退和大复辟。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就算还有百分之一的右派，那么难道有必要为这百分之一的右派，而搞一场直接冤枉上百万人、间接还不知株连多少人的反右运动吗？根据最近统战部的文件来看，既然上层民主党派中的大右派基本上也都改正了……全国估计未予改正的右派，也许只占全部右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了。那么，这种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理论，岂不是同蒋介石当年所鼓吹的反共原则“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同出一辙了吗？
我真的想不通，怎么党就不怕麻烦呢？当初给这百万的人打右派时，就是逐个地“调查”，制造罪名，批斗、改造，化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现在纠正起来，又要在各地各级成立什么“摘帽办公室”、“改正办公室”，抽调大批人员来逐个复查，而右派也得个个申诉，还有的一趟二趟三趟地上访……真是劳民伤财啊！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设了三十年后的社会主义，究竟为什么还是如此落后和贫穷？我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整人整穷了。一个接一个的整人运动，不仅被整的人浪费了，而且，整人本身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挨过群众批斗，被“四人帮”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难道一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和犯过任何错误和甚至罪行吗？为什么在给走资派平反时，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并没有划分什么可平反的“错划的走资派”和不可平反的“摘帽走资派”，那么，为什么对右派却要这种搞法呢？假如说，历史上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会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运动，以至会影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威信的话；那么，为什么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连一个走资派都没有，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却并没有因此被认为是否定运动和有损于毛主席的威望，仍然可以打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旗帜呢？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把右派的错划，称之为“改正”，而对走资派的错划，称为“平反”。“改正”和“平反”，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可在实际上却又有区别，特别是在待遇上大不相同，走资派平反后工资统统补发，而且一次补完。而右派改正后，却是工资不予补发。这在情理和政策法律上说得过去吗？
不同意给我改正和平反，那么，我有一个建议，请在政协和人大的代表中也给我一个席位，就让我当个专职的右派代表吧！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在全党和全国培养起来的“左派”、“极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是多如牛毛了，而且，大多还都享受着高官厚禄，那么留个把右派当代表，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们现在对国际上的右派政党和右派代表人物不是都很欢迎、很感兴趣和常打交道吗？那么，对自己国内的右派，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一点起码的尊重呢？童年时代我曾狂热地信仰过基督教，后来，因我参加革命叛了教，改信了马列主义，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母亲总认为我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我不信上帝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和报应。虽然我早已不信上帝了，但《圣经》上记载的耶苏为救世人而钉十字架的故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当历史需要把我作为祭坛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苏来钉死的话，我只好如此了。耶苏在死后三天就复活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也总有一天会复活的。出卖过我的犹太们、钉死我的刽子手们，以及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们，请记住我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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