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七千人大会”后七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念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箍咒，他箭矢般的目光，总隔三岔五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个部位打出一镞镞火星来；但大抵上说，1963年和1964年，中国的天空有了几分蔚蓝色。
这是在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狂暴的激情之中的一段相对平稳的“蓝色时期”。
像非洲莽原上那些大嚼活物与腐肉的野狮一样，自1957年始，在中国的大路小径，无处不乏极左政治和民粹主义的食物。它们的肌肉日益强健，它们的胃囊异常发达。所谓的“蓝色时期”，不过是它们边打着饱嗝，边以牙签剔牙的一次小憩，一旦小憩过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们将中国掀进更大范围的动乱与苦难之中……
这一次不叫“运动”，不叫“斗争”，而叫“文化大革命”。
这场似乎是由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学术到政治的争论引发开来的革命，迷惑住了相当多的“老革命”。
1966年2月，开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扩大会后不久，陆定一便去了春光初放的江南。经上海，到南昌，上井冈山，再经瓷都景德镇到了安徽。他勃勃兴致地参观了传说中李白去世的采石矶，又来到黄山脚下，打算登临四月里这座奔云泻雾的奇山……
他沉醉于一路的桃红柳绿，莺啭燕啼，也向一路迎来送往的各级官员们强调：要吸取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尤其被装进了套子的是刘少奇。
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
1964年6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后者带上让她一时声名鹊起的《桃园经验》，赴全国十一个省市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7月中旬，他到了南京，《江渭清回忆录》中写到，从济南开始陪同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特地先从合肥打来电话给江通气，要他“小心”、“注意”，这一路，刘少奇“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在南京，长达两个下午的报告里，刘少奇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指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
江渭清将魏文伯的招呼弃之于脑后，他当面告诉刘主席：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苏省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他又抬出了毛泽东来：
“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里拿着一份江苏省委办公厅近日发出的要求各地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搞好社教运动的通知，当面诘问江：
“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在这位“护法大师”面前，1957年里曾敢面顶“真神”的江渭清，终于手脚失措，坐卧不安。在小心翼翼送走刘主席以后，迅速布置传达刘的指示，并且自己亲自下乡蹲点。回了京城的刘少奇不甚放心，派出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率领工作组，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
据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拟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由此看来--……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直到1966年6月份，还以为这场革命又是一场“四清运动”，即城市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驾轻就熟，采取了农村里开展“四清运动”的办法，向首都各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园里已布好了网，除了右派“游鱼”蒯大富等人外，她或许觉得，打捞上来的，一定还有更肥硕的“桃园经验”……
这场革命初期时，也迷惑住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
它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幕幕云诡波谲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对它的反应也越是激烈。这不禁令人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并不是穷苦人，而多半是商人和绅士……
美国两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马克·布莱奇和戈登·怀特，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解剖某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后发现：
在这个单位里三分之二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这个发现意味着，越是知识层次高、越是具有人文意识的人，越是萌生“造反”的倾向。
换言之，“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条极左路线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们，在它的初期，反倒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支持者！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自然，绝大多数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不会轻举妄动。即使他们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土里，心里也惊恐不安：莫非眼下又是一次引蛇出洞？
似天兵天将，陡然间叱咤起中国政治风云的，是那些未能亲身经历反右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校园里被经卷般刻板的说教与繁重的功课压趴了身心的“老五届”、“老三届”们。
在当时清华园里没有卷入红卫兵运动的学生，尚不及千分之一。即便他们有父辈、兄辈已是痛失1957年“滑铁卢”的拿破仑，那份悔恨乃至恚怨，没少磨出他们耳朵里的老茧，可到了1966年10月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作组一夜之间撤走了，原革委会、老红卫兵们挥舞的“血统论”大棒不灵了，人们自组各种兵团、战斗队的自由已成既定事实，甚至一个人也能拉起“战恶风”、“炮声隆”、乃至“一小撮”战斗队……
他们便再也按捺不住，破门而出了--
看着平反大会上一包包烧毁的“黑材料”，他们觉得自己身上也有某种扭曲了的东西，随着那腾空而起的火苗一下释放；
看到多年来颐指气使的领导干部，还有自视为天之骄子的干部子弟，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神情委琐，他们能感到自己的恶毒--好啊，你们也有今天！
不能有人的意义上的平等，那就让我们在非人的意义上平等，当你们在阶级斗争的铁拳下风声鹤唳时，你们也将尝到心惊肉跳、坐以待毙的滋味。而且还不能讲平等，因为我们在你们面前有着某种优越感，即一种阿Q式的--“造反派”的“狗崽子”面对“保守派”的“狗崽子”的优越感；
当听说刘少奇被拉下马了，当目睹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这场运动结束后常常自称的震惊之后的痛心，多的却是振奋之余的期待：
也许，这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将会得到彻底清算？
我们父辈、兄辈头上那顶虽经摘帽却总也摘不去的石磨般的帽子，有朝一日会纸片似地吹落？
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们便甘于冒上断头台的风险。
他们，虽尚看不清楚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眼前三倍的兴奋--能做个“人”的兴奋，能当一个“造反者”的兴奋，既能摆脱些什么、又能期待些什么的兴奋，就足以使他们磨灭去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泪经验，而投身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了……
遑论他们，即便是一些右派分子也掉进了迷惑之中。
莫非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场革命似乎改变了历次运动的做法--它不整一般人，却整那些多年整人、在它的初期沿习惯思维仍想整人的人，这便像阴冷、灰沉沉的雨季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新鲜霞光，令人温暖，令人鼓舞。
右派中，少数十年苦雨里也未浇灭去血性的人，不再甘于羡慕这代知识分子碰到的“好时光”，竟也破门而出，不约而同地标榜自己是最早的“老造反派”，早在1957年就批判“苏修”，批评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或是怀疑过刘少奇。
1967年夏天前后，他们在全国各地相互串联，进行了有组织的翻案活动，其中闹得颇有影响的是湖南，在这个省，《万山红遍》、《赤遍全球》、《新湖南报》等小报，连连让右派出来陈冤情，倒苦水，并发表洋洋洒洒的长文《抨反右运动中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虽然打的只能是死老虎，丝毫未敢触及正大气磅礴发动这场革命的那位始作俑者，可在中国勇敢地揭开了反右运动沉重帷幕的一角，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帷幕后那段历史的悲怆……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文革”初期这一颇为混沌、复杂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毛泽东真变成了一个戴红帽子的圣诞老人，给知识分子送上了一份可人的礼物；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倾向掉了颜色；
而是毛泽东在预感到自己驱动的这场革命的车轮，将会在刘少奇多年来苦心营造、对异己力量的反应异常灵敏党的庞大系统前，和在全国为数众多的被称之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保守派”前遭到强大的阻力，他铤而走险打出的一张好牌。
说是好牌，因为这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人权问题。
十七年来在中国的每一次运动、或是斗争，无一不是将知识分子视作异己，并将其置身于非人状态。无疑，没有比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更能激荡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热血。毛泽东恍若高超的气功大师，一下便让暖酥酥的气流贯穿去了最令知识分子浑身通窍的那个穴位……
他利用这张“人权”牌来排除阻力，“炮打司令部”；
知识分子则利用“炮打司令部”，来发泄多年来在极左政治形态下被缄默在心的强烈不满，并企图重新找回被这一形态打落掉的人格尊严及价值体系。
于是，如同土地改革需要贫雇农作主力，这场标之以“文化”的大革命才有了文化人作主力，亿万群众才得以真正发动起来……
说毛泽东铤而走险，是因为“左”历来都是中国政治的传动链条，他第一次采取“右”的策略，便解开了一块障眼布，给了知识分子们一个回眸这根传动链条的机会。
他们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现，它不过是由林林总总的社会和政治矛盾连缀而成。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了，批判的果实便会不可遏止地生长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还是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乃至在今天，我们收获的“果实”里，仍然饱含“文革”沛然的水分……当时的毛泽东在玩这场大火时，必须得有极好的分寸，不烧到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会轰然倒塌；稍稍烧过头了，他本人也可能“纸船明烛照天烧”……
唯有在熟稔心理学方面，如同在运用政治策略方面同样杰出的毛泽东，才能想到打这张牌；
唯有一辈子追求雄奇险峻，在军事指挥上常常举重若轻、化险为夷的毛泽东，才敢于打这张牌。
1966年5月上旬，陆定一从安徽被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批判了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汇报提纲”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的左派，包庇资产阶级的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并“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也正是这次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至此，由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即将沦为阶下囚的陆定一，方才醍醐灌顶：在毛泽东决意抱拥中国之山的奔云泻雾里，自己及自己所认同的学术批判的主张，不过软弱似他巨足下随时能踏碎的草叶上的露珠……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动承担了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责任。毛泽东在这个检查上作了批示：少奇同志的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得很好，后半部分尤其好。
被林彪奉为“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导师的话，放在刘少奇身上，好似作废了的粮票，过期了的布票。
次年，继王光美在清华园里被其实由她一手“捧”紫的蒯司令给斗得七晕八素后，刘少奇本人，又在中南海被几次批斗。这年8月5日，是夫妻诀别的日子，这天的批斗，刘少奇遭残酷殴打，鼻青了，脸肿了，鞋子也被如雨的飞脚给踢掉……当批斗者将夫妻俩紧握的手给掰开，要带他们去各自关押时，刘少奇从身上掏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中国的荒唐集中于这一刻--抗议来自中南海。
宪法保护不了中南海。
到1969年4月，留下他当个活靶子、以便党的九大上能同仇敌忾、群情激愤时，他已脱了人形：
身体瘦骨伶仃，头发和胡子又长又蓬，恍若一个鸡毛掸子。两手控制不住的颤抖，连根火柴也擦不着，双腿也渐渐失去机能，即便走不到10米长的路，都得扶着墙和桌椅，蹭上好长时间。他经常来不及上厕所，大小便拉在了身上，再加上整日卧床，全身长满褥疮，以致在由北京被押解去开封监狱时，没有谁愿动手，一条毯子一裹，就将这“鸡毛掸子”丢上了飞机。
几天后，这“鸡毛掸子”又变成了一个名字上写着“刘卫皇”的骨灰盒，盒上还注明：无职业，因严重传染病而死。
猫对于老鼠，并不一定要一下子将其置于死地，可以与其周旋，与其戏耍，将其叼到咀边时，仍可用温柔的鼻须与唇须去抚摩，让其以为这死到临头的灾难，只是一次愉悦的接吻……
在濒临死亡之际，与毛泽东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刘少奇，不知是否醒悟，其实，在1964年，毛已经决意要搞掉他。这年年底，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找到被刘批评了的江渭清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参见《江渭清回忆录》)
次年夏，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将由他人取代的消息，已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流传。这年秋天，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在家赋闲多年的王稼祥，言谈中，提到接班人将在林彪和邓小平两人中产生……(参见朱仲丽《内乱之中--王稼祥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
但作为一个忠诚、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刘少奇多半致死也弄不明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肌体上，何以射出如此冷辣的目光，最终长出如此残忍的利牙？
越是老知识分子，也越是较早地结束了自己的迷惑：
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固然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政敌，但只要看看他在“反修防修”一类神圣的光环下，将权力斗争运作得极其残酷，政治上的失败者纷纷落到囚徒的境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陶铸……哪一个不是死于非命？
便可知，这场由民粹主义实行总清算的革命，对于自己文化形态上的异己力量--知识分子，几乎除了“牛棚”与停尸房里的安静外，很难再划出一块安静的所在……
早在1966年3月，毛泽东便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次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首都各报纸于1月3日转载。文章除周扬外，还点名批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等人，并首次称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等人为“资产阶级权威”。
在审阅此稿时，毛泽东显然觉得即使有“金棍子”之称的姚文元，仍未表达出自己钩沉问题的老道与提升问题的魄力。好似又一次站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他的手在触及升启国旗的电开关的同时，也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他多半以比秦皇汉武、成吉思汗更踌躇满志的心情，也更剑拔弩张的意志，加上了以下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老知识分子们的脖子上，日益冰凉地触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意志之刃。
自然，右派分子们更是瓮中之鳖--
从1966年8月开始，章伯钧家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赶到靠大门口的传达室和警卫室住。已愈七十的章伯钧，隔三岔五被批斗，有的会是专斗他和罗隆基，有的是两人分开，各自陪斗其他人物。一天，下午一点多，他踽踽而归，他对女儿说：
“我满以为民盟今天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罗隆基）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
章伯钧又说：“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竟成了章史之间最后的会面。（《往事并不如烟》）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进章乃器的住宅抄家，又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打得死去活来，不久后死去。他随后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继昨日震惊中外的北京国子监武斗之后的又一次“打人集会”。
送来这里的“黑七类”分子大多是有来无回，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好似一滩滩破碎了的八月骄阳。章乃器虽凭着意志和气功功力硬挺着，可不久，也因遍体鳞伤而昏死过去。许是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位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有个三长两短，不好向中央交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他成了从这家戏院里活着出来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一个蹬三轮的车夫拉上还有一口气的他，送到医院时，却遭到拒绝。醒过来的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
信由民警送出去不久，他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急救后，被送回家中。可他的苦难还刚刚开了一个头：
“8月2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了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七十自述》）
随后，章乃器进行了8天的绝食。直到他终于获准迁出原来的住所，以摆脱这种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住进了东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才恢复进食。
他以修炼多年的气功治愈自身的创伤，“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上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淤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疼痛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同上）
那些日子里，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要员及干部们，没有一个来看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常做些吃的，悄悄送到他家。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这栋普通居民楼的斗室里渡过的。他在逆境里仍抱着“顽强地活着的积极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同上）
当健康完全恢复以后，他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做饭烧菜。他的生活费在运动中被降到50元，这点钱要维持他和小儿子两个人的生活，自然很是拮据。他总能一分钱掰成几瓣花，时常买些价廉而又富有营养的“猪下水”，漂洗干净，做成酱肚、溜肥肠、心肺汤等各色菜肴下饭……
当儿子偶尔为生活的艰辛发出抱怨，父亲的回答常常是：
“现在的生活，比起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失业时好多了……”
也像章乃器这样“淡泊以明志”的储安平，却没能像前者一样保住一条命。
他自从长城脚下的农场调回北京后，一直住在厂桥棉花胡同。每天除了读书写字，就是伺候院子里的那几只羊。直到“文革”爆发，“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时，他在饱尝拳脚之后，又被责令当上了街道的清道夫。他心如止水地扫了两个来月的街，木然得几近过往的行人，不知他是路边的电线杆子，还是路边的电线杆子就是他。
在深秋的一天，他黯然的瞳仁里有了几丝生命的活光，突然扔下手里的一把大扫帚，跑了数十里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求死，不料水浅未遂，被红卫兵小将押回九三学社机关。
其时，已是深夜11点，院内临时工住的小南屋，暂借他栖身。重返阳世的第二天，他首先交上了“畏罪自杀”的检查，然后，向小将们提出“能不能不回家了，就住这儿？”并要求交几张银行存款单给组织上保管，但结果是“不行。”
他又黄鹤一去，这是9月里北京一个无边秋光的日子。
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回忆道：
“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哪里去？’‘你知不知到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储望华《父亲，你在哪里》）
据说这个专案组足足存在了两年，北国江南，大河上下，乃至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河湖港汊，都尽力去找了一遍，仍未见他的蛛丝马迹……
两年后，调查组就此写了个报告。
康生阅毕后，极为不悦：
“储安平，一个大右派，就这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赶着要告诉章诒和一个消息：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吴祖光颇有些欣然地说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
当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时，李健生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关于储安平的去向，日后还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跳河死了，在北京；有的说，跳海死了，在天津；还有说，是在青岛跳海。还有一种说法，是储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两年，还有人写文章说储没有死，而是出家做了和尚……”(谢泳《想起了储安平》)
1960年9月摘去帽子的王造时先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次年在这妻逝子病、满目凄凉的晚景中，他身边出现了一双总漾着和熙暖意的明眸，一位37岁、名叫邓毓秀的女人，撑持住了这个快要散架的家。当它从每一个角落里萌生起的绿意，恍若长青藤渐渐爬满了王造时枯干的心壁时，“文革”咚咚地擂响了房门！
第一回上门来抄家的，是附近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大约是与大学比起来，中学里池浅王八少，溢不住孩子们的满腔激情，他们便更早地杀向了社会。王造时搞的是逻辑思维，能让孩子们一下想到国民党、蒋介石的东西没有，他们折腾了半天，悻悻然无所得而去。
再去抄家的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专业知识不学了，他们显然有充裕的时间，去训练自己能从字里行间搜索出国民党、蒋介石来的本领，他们把王造时的书籍、文稿、信件以及译书的底稿，一古脑儿席卷而去。不过，这一次王造时还没有受到肉体折磨，学生对老师还维持着最后一点礼貌。
如果说，前两次仅是一番蚊子的嗡嗡打扰，那么，这一次便是一群饿瘪了的蚊子，终于要嗜血了。十几天后的一个半夜，冲进来20多个红卫兵，先把王造时夫妇隔离开来，在扫荡了所有的房间之后，他们在客厅里摆开了自己的行李。次日，将邓毓秀赶出王宅，交她工作单位的造反派监督劳动。夫妻双方谁都没有料到，自昨日半夜把他们从床上叫起之刻，便是双方的永诀之时！
此后，把王造时关在自己家里的审讯和折磨，持续了一个月，被从床上叫起时他赤着一双脚，这一个月里，他便这样赤着脚地站在轮番的拷打中。对方似乎掌握了铁的证据--王造时同复旦大学另一名教授，组织了一个“第三党”，两人曾为将来谁当总理而争执不休……
11月21日，邓毓秀接到通知，说是让她回家。当她由本单位的造反派“陪”着回到家里，她只匆匆地看到丈夫一个背影，随后，便听见勒令他承认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叱喝声。当他连着三声傲然回答“没有”时，客厅的门被重重的撞开，窗户玻璃哗哗作响，公安人员出现了，咔嚓一声，将王造时反背铐住，装进了楼下停着的囚车。
这是王造时继“五四运动”中被北洋军阀两次逮捕、抗战初期作为“七君子”之一锒铛入狱后的第四次被捕。
他关在位于南市区车站路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囚号是1416，从此无人审，无人问，无人理，一直是个未决犯。按照规定，未决犯的家属每月可以送一次东西，但不能接见。邓毓秀每次送东西时，能拿到一张丈夫亲笔签名的收据，从这签名里她知道丈夫还活着。
到了1971年春天，她发现收据上“王造时”三个字，歪歪扭扭，有气无力，像是丈夫的身体糟到了写字也困难的地步。下次再送东西，看守所不再收下，理由是“人不在，看病去了”。下个月，还是如此。她提出：“王先生年纪大了，既然有病，要不要人服伺，或者至少让我见一见？”
回答是：“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作安排。”
这年8月5日，邓毓秀终于等到了通知，却不是可以接见的通知，而是丈夫已魂归道山的通知。
她和因乳腺癌刚作过手术的女儿王海容，哭成一对泪人似的，赶去了龙华火葬场。先生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在留下的遗物里，除了一条他补了又补的破床单，就是一只米黄色的旧搪瓷杯，临死前，他大口大口咯出的血，就吐在这杯子里，她们见到这杯子时，杯里还残存着血迹……
当时，作为家属，即便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母女俩也极想知道，王造时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哪所医院治病，治疗过程怎样？还有已被关押近五年的他，问题究竟有没有结论？
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嘛，烧掉拉倒！”
次年秋风萧瑟、落英缤纷时节，浙江余姚的一座荒山上，陡地冒出了四冠新坟。
从墓碑上看，死者皆性王：王雄生，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
自从王造时入狱，工资停发，哪有钱再支付两个儿子每月近百元的住院费，四十多岁的长子王钧陶和三十多岁的次子王钧枢，被赶出了精神病院，两兄弟都是武疯子，去了外面一定闯祸，白天要上班的邓毓秀，只好将他们绑在床上，关在家里。三个月里，两兄弟先后死去……
小女儿王海容是“小右派”，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后游街，精神上深受刺激，又因为父亲离去的巨大打击，终让癌情扩散为不治之症。
他们本不该埋在这里，余姚只是王海容丈夫的故乡，他们本该埋在自己故乡那青梅酒一般碧透的泸水河畔；
如同王雄生也不该叫王雄生，而应该叫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即便到了1958年仍被收进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里的“王造时”！
如血的残阳里，未亡人邓毓秀和她的女婿踽踽地下了山。泪水已干，心血耗尽，可在几步一回头的顾盼中，无言而又无边的愤懑，将四冠新坟，陡然拉成了写给苍天的四个惊叹号--
这是一个生不让你好生的年代！
这是一个化成了一撮冷灰、也不让你好死的年代！
费孝通和潘光旦被关在潘家的厨房里，通向居室的前门锁死，只留出后门供他们出入。在一连串的批斗、游街之后，他们被告之除去劳动和批斗外，他们绝不许擅自走出这间厨房。
它不足七平米，却关了四个人，另外两个，一是潘光旦的外孙，其父挨斗后寻了短见，其母自顾逃命，他只能随外公为囚；还一个是潘家多年的老保姆，潘夫人谢世很早，临走时将丈夫的起居饮食托付给了她，老太太视一诺如千斤，也和他们挤在了一起。
屋里一张大床，左右各加一块木板，便占去了大半。屋角垫起几块方砖，仅存单腿、坐卧多有不便的潘光旦，整天就盘踞在这个角落。他的思想，却像一股自由自在的风，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从拉马克到达尔文，从社会学到生物学，从英国宪章运动到中国的二十四史，从来不知疲倦，不受限制。
一次，他问也坐在木板上神思冥想的费孝通：
“孝通，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现在。文化革命作为一次社会试验，在社会学上未尝是一件坏事，一切平时看不到的，看到了，一切平时听不到的，也听到了。可是，它后退的步伐太大了，简直就像回到了野蛮时代。人们还得要多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又得要多长时间才能走回来呢？”
“如果说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对于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适用的，那么，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雨过天晴，冬尽春来，这一切也都是守恒的。现在人们看不清自己的历史，只是因为他们离历史太近了。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倒退都是暂时的，只有前进才是永恒的。”
潘光旦笑了，笑得那么豁达，那么自信。
当年在美国西部的雪谷，他曾凭单腿拄杖滑雪，面对美国同学的怀疑，他发出的是这种笑声；三十年代在湘西搞社会调查，为了能走去深山老林里的村寨，他在马背上多少次地掉下来，又多少次地爬上去，脸上溢出的也是这种笑容……
这份豁达与自信，犹如被酷日毒吻了的朝露，在潘光旦的脸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病了，日后才查明是因为长期坐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才得的病。他被折磨得腹痛难耐，整个人蜷缩成了虾米。费孝通站在后门口大声呼救，校园里回荡着他那焦灼不安的回声，却无人答理，恍若身处亘古死寂的北极……
终于，他顾不得禁令，背起潘光旦走出了厨房。这是1967年一个月暗星疏的夏夜，像是折腾了一年多的大学生们终于累了，想起了他们并不真是天兵天将，而只是人，人则需要睡觉，学校附近的路上阒然无声。
只有他们俩，许是想为下面的人分散一点负重的感觉，上面的人，发出了一串细若游丝的声音：
“孝通，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的病……”
费孝通粗粗地喘了一口气，与其说他是因背着一架残躯很累，不如说他是因为身上压着一个畸形的世界很累。
“我拜托你一件事，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这本书，我翻译了12年，一直没有机会出版。这是达尔文继《物种起源》后又一本影响了世界近代史的巨著，中国总有一天会有人坐下来读这本书。现在全稿杀青，分装成册，就封在我的书房里，将来……”
“潘先生，我清楚了，你就别说了……”
潘光旦的腹痛又发作了，他闭上眼，用尽全身的气力死死地咬住嘴唇，可费孝通还是感到了他的搐动，还有那像雨幕一样密密攒攒滚落到自己脖子后的汗珠……
“潘先生，你赶快吃点药吧！”
他停下来，取出几片安眠药，这是他们眼下仅有的一点药，也是一个不得安眠的年代里一种最紧俏的药。医生偶尔多开几片给你，你有一种接过几粒金砂的感觉。
潘光旦睁眼看看，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也许他已经明白，无需这药，自己马上就能获得安眠了……
果然，到了医院后不久，尚未等诊断出病因，他就在观察室冰凉的铁床上睡着了。他蜷缩的躯干慢慢舒展，两腿微开，双手紧握，成了一个再也不会改变的人字……
王西彦先生在他的《焚心煮骨的日子里》一书中，记载了傅雷夫妇的离去--
“1966年8月下旬在全国刮起‘抄家’狂涛时，30日夜11时许，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带领一批红卫兵冲进傅家大门，开始了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埋头译书，离开书桌时，就到小花园里种花浇水自娱。这时，他手植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挖地三尺，搜寻傅雷夫妇埋藏在小花园里的‘变天帐’。屋子里的地板也被橇了起来，连小阁楼也不放过。至于书房里的书籍，自然更是可以作为房主人‘反动言论’的‘罪证’，几乎全部被翻查过。随后，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先被逼跪在地上；到了9月2日上午，又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被戴起高帽子。傅雷居住的地段江苏路的里弄干部，是‘文革’中被认为‘运动搞得最红火’的，他们不用说积极参加了斗争‘大右派’的暴行。到了3日凌晨，傅雷写好遗书，夫妇两人从被单上撕下两块长条，打好结子，悬挂在铁窗横框上，并在地上铺好棉胎，才放上方凳，双双自缢……”
在写给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的遗书、其实是写给远在英国和北京的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最后一封家书里，傅雷先生拍打着含恨弃世的滚滚心澜--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退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傅敏注：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遗书的下半部分，林林总总地嘱托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归还他人托代修的奥米茄自动男式手表……乃至交代所余的现金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等事项。
人们能够发现，傅雷夫妇绝对走得从容、冷静，这个世界欠他们的东西太多了，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却不愿带走一根稻草。
仅比傅雷夫妇晚一天，萧乾先生也在一张十六开的白报纸上，用红铅笔写了一份字迹潦草的遗书：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付给你了。
乾九月四日凌晨
萧乾夫人文洁若，在《臭妖婆自述》一书里，写下了这份遗书的来由--
“……由于九月三日那天是星期六，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统统被释放回家。出版社特地派外文部的俄文翻译刘连增把我们那五间南屋的封条去掉，打开了锁，并告诉姐姐，亚回来后，可以进去睡……
“刘连增临走时，气势汹汹地又跟我姐姐说了几句什么。我姐姐大概产生了错觉，以为叫她烧东西。母亲死后（笔者注：文洁若的母亲，因丈夫在抗战前当过20年外交官，长女解放前又入了美国籍，而被打成了“老特务”。这位平生与政治不沾一点边的七旬老妪，难以忍受轮番的批斗折磨，于同年8月27日午夜自缢身亡），我被软禁在出版社期间，不知从哪里冲进来一群暴徒，将我姐姐的后脑勺击伤……我估计姐姐是由于脑震荡而产生了幻听……
“姐姐爱烧什么烧什么，亚自顾踩着凳子往小厨房的横梁上系绳子……她说：‘你别以为娘死得那么痛快，就也想跟她学。她上了岁数，身子单薄，又有多少天没吃东西了。你这么壮实，哪里一吊就死啦？’接着，她还告诉亚四十年代辅仁大学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故事。他因国文不及格，赌气上了吊。不知怎的，弥留之际，竟也在地面上踹出一个大洞才死成……‘何况咱们这里是砖地，连踹脚都没法踹。’
“……亚听了这个故事，就进屋考虑另外的死法……写好遗书后，亚就在小厨房门口的大缸里放满了水。他试了试，厨房里那个照明用的台灯的电线，长度足够到缸里。他打算在服安眠药后，手里紧攥通了电的铜座台灯，把上身扎到水里。那样，安眠药加上触电，死亡就有双重把握了。他还在小黑板上写了‘有电’两个大字，并画上几道闪电，以免家人因救他而触电。
“这是神志清醒、头脑冷静的死亡设计。他看到我被斗成那个样子，看到他辛辛苦苦重建起来的家被毁成那个样子，就打定主意不想活了。他又记起在柏各庄，认识一个右派。她小时，父母都在镇压反革命中被枪毙了，她却在孤儿院里照样长大成人。他想，与其让孩子们跟着自己背黑锅，还不如让他们当孤儿，也许日子倒好过一些。
“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大量安眠药，喝了半瓶白干。白干下肚后，还没来得及走到水缸跟前，就醉得人事不省，跌倒在方砖铺的廊子上了。倘若那是数九寒天，这么躺上几个钟头，冻也得冻个半死。抄家后，我们家的大门一直是敞着的。天光大亮后，一个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偶然路过，往门里探头一望，说了声：‘怎么躺这儿呀。’他走进院子，只见亚口吐白沫，鼾声大得很不正常，就赶紧骑自行车到出版社去通知了工作队……”
当萧乾被送进医院，作了紧急抢救后再送回家里，文洁若才被允许回家，以免他再来一次“神志清醒、头脑冷静的死亡设计。”
妻子告诉丈夫：“出版社有些人说你那封遗书是假的，因为连一句抗议的话都没有。”
丈夫的回答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呀。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
除了对肉体和灵魂的无尽鞭挞外，这个时代还大批制造了另一件杀人武器，这便是癌症--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先生因胃癌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在这前四年，即1965年11月7日，“章罗联盟”的另一“巨头”罗隆基，前一天晚上，去附近住着的同类人物刘王立明家借酒浇愁，据说是吃了一点涮羊肉，回家后又染风寒，夜半，几十年病史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他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想叫人救助，可只差半尺距离便断了气。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和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600元美钞；大概他留有极少量的资金。把他的书箱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走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惊悉这一噩耗的章伯钧，适逢几天前，眉头紧锁地读完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沉默良久，最终抖动激烈的喉结里，向女儿掏出了两句话：
“老罗他，这个时候走了也好……”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
此后，自顾不暇的全国政协，再没有派出联络员登门，也再没有了老友间恬淡如菊、也舒展如菊的聚餐。他孤零零地蛰伏在家，好似一吊悬挂在檐头被风干了的腊肉。直至死时，人比黄花瘦……
1959年10月，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浦熙修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命运真是戏台，奇诡莫测。四十年代，两人同在西南的雾都里笔走龙蛇，1957年，子冈与浦熙修，又双双被当作“蛇”给引了出来。而且，在由满清承王府改成的全国政协机关大院里，两人同在一间打了蜡的办公室，隔桌相对，直至1966年。再有，四十年代，她们曾采访过的的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在经过了五十年代的“战犯”阶段，现在一一成了文史资料的组稿对象。其中，若干位一跃为文史资料专员乃至全国政协委员，中南海里时有召见，国宴上频频露面，他们仿佛抹了一层釉彩的脸上，收不住的一股风光劲儿，颇让她们有几分仰视……
子冈曾叹曰：真搞不懂，党的政策，为什么对那些曾是“外人”的人如此雅量如海，对于曾经是“自己人”的人，却这般肃杀如冬呢？
关于党，浦熙修想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摘掉右派帽子后不久，她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在有生之年，渴望自己能幸福地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事业上也有目标，除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1962年她开始了广泛的读书研究，从《史记》、《史通》、《文心雕龙》，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她打算先积累，后写作，用十几年的时间，写出一部中国文化史来。在个人生活上，也渐渐泛出她喜欢了一辈子的绿色，水墨画一样湮开的绿意里，是一只叫枝的喜鹊……
在六十年代，中国现代逻辑的开山鼻祖金岳霖先生，已经70多岁了，仍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的有关学习。李文宜先生回忆道：金老在学习期间与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女士过从甚密，常约请她到家用餐，因为金老家的一位高手厨师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西餐都让金老满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赏识。不久，他们便相爱了，并准备结婚。这确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喜讯。不巧的是，此时金老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笔者注：浦熙修之女袁冬林先生指出此事有误，她只是认识彭德怀的侄子，却并无来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考虑到这两个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金老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我在去医院探望金老时，婉转地劝他“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告诉他，供他参考。他听后，立刻严肃地说：“这是件大事情。”他出院后便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经卧床不起了，金老终于没有结婚，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遗憾……
还是在浦熙修和罗隆基之间，似乎有什么冥冥之中的联系。
她是在他辞世的前一个月病倒的。1968年11月，她在病榻上忍痛写了一份交给组织上的自传，内称：
“1965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12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1966年1月动大手术，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6月7日才出院。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11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12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1967年3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不是家人不想来，而是来不了，一子一女均被运动给牵扯进去。有病而又未住上院的日子里，原《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邓季惺伉俪，这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不顾年老体衰，不怕受牵连，一个早早去医院替浦熙修挂号，一个去将她接来，看完病后，又送她回家。
虽有一个叫刘嫂的保姆，照料她的生活，但家徒有虚名，多数时候，与世隔绝的她，作伴的唯有大团大团水母般浮动的兰色烟雾，57年以后，她开始吸烟，现在可谓一枝接着一枝，像一头潜在雾谷中的母兽。再有，“文革”时旧帐重提的批斗，妹夫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又似一场场鹅毛大雪，压白了她的鬓发。
病情最严重时，大小便都十分困难，她常常痛得整夜不能入睡，几次对来探慰她的一个同龄表姑叹道：要是每天能睡着一个小时有多好啊！一瓶瓶的止痛药，几乎掏空了肠胃，表姑买来往日她爱吃的酱鸭、炒杏仁，好容易咽下一点点，她就吐了。一次，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京的费孝通来看她，她提到好多年前，在费家吃过一回他夫人烹制的红烧肉，真香！次日，夫人做好后，他从西郊骑自行车赶紧送来。离开时，因癌症复发躺在床上的浦熙修，紧紧地牵着费孝通的手，一对1957年的难友，彼此心里都明白，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期间，“民盟中央派王健同志去看望她。当时，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民盟中央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她为此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经组织上同意，就把这些信件归还给她，她当时非常感激，使她多年来心灵上的重负，得到了少许的减轻和平衡。”（金若年《我国新闻战线一颗亮星的陨落》见《忆浦熙修》一书）
1970年4月23日，当皑皑雪山下的一对瞳仁，凋落尽生命的最后一丝色彩时，浦熙修和曾是她十年情人八年陌路之人、但始终对其怀有歉疚之心的罗隆基的结局，竟是不谋而合，两人都孤寂凄恻，幽幽而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享年不足60岁。
必须得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不可阙如的史实是--
在这场“革命”中，本已成为“黑五类”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大抵可以去做一只死老虎。在遭受初期的凌辱与暴力后，渐渐成为一道隔夜后取出来的菜，让那些高傲、追逐新鲜而又强刺激的胃口失去兴趣，于是得以苟延残喘，坚韧地等待一身血污的时代之躯爬去历史的河边擦洗自己的面容。
但终有不甘于做死老虎的右派。他们多是血性之人，要赶去时代前边，揭开反右运动那沉重的帷幕，煞有介事地以为1957年该是“刘邓黑线”上的一截；或者，一颗并未沦为水泥地的大脑，在欧洲中世纪般禁锢的思想暗夜里，却自我敲击出一簇簇明丽的火星，对极左政治泡制出的诸多政策、运动，干脆已经有了全面、深刻的怀疑。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活老虎，被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主政者需要证明革命在红得异常斑烂的同时，又红得何等严峻，比如紧接在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遍及全国的“三查”运动，既有老帐又有新帐的他们，便成了一头现成的祭牲。
“文革”对于他们，只意味着完成了由“右派”到一名死囚犯的阴阳转折。
“文革”谓之惨烈，当表现在即使是跨世纪地到了今天，它对于至少两亿中国人来说，仍是记忆中的一片硕大无朋的停尸场。
人们可以在此寻找到自己伤痕累累的长辈，死不瞑目的亲友。在这片寒烟衰草、暮云鸦噪的所在，到哪里去找寻这些“右派死囚犯”的名字呢？
在苦难的废墟上去清理苦难，多半叫人蹙眉黑脸，恰如去成就的大厦里装潢成就，一定让人神采飞扬……
现在，我能够记录在这里的第一个人，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林昭：
林昭在北京劳教两年多后，因支气管扩张，时常咯血，由母亲接回上海看病。这一期间，她常去复兴公园散步，很快就有“慧眼”们察觉，她并非来这里看凝霞敷锦，赏曲径风荷。她偶尔还去大光明咖啡馆坐坐，到此也不是为着喝咖啡，她与之接触频繁的，是一个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和另一个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
在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定论的荒诞上，在所谓的“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性命的巨大破坏与巨大摧折上，乃至在将南斯拉夫咄咄逼人地判定为修正主义的对外方针上，三人均有强烈的不平。他们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信件寄去了中央有关部门。很快，三人均遭逮捕。
林昭的父亲亲历了公安人员来家搜查的场面，连橱子里的几个罐头也一一撬开，当即变了脸色、口出谵语的他，不到一个月便自杀身亡。林昭被视为“首恶分子”，加上“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两人各为13年和7年。
在服刑期间，林昭又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不服。她曾经这样对同监的难友们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消灭的……”
一次，其妹彭令范去探监时，当探视的与被探视的人都走完了，浑身素缟的林昭才被允许出来，有如昆剧里窦娥的扮相，上穿一件破旧的灰色夹袄，下穿用白被单改成的长裙，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扎在额头上的一方白巾上，写着一个血红的“冤”字(笔者注：据与林昭当年同一监号的丁芸女士回忆，在监狱里有时林昭则手臂上戴一只黑袖套，上面用白棉线绣了一个“冤”字。)，妹妹一下明白了为何自己被安排在最后的原因。
在一度保外就医期间，林昭曾告诉妹妹，她曾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即被连续背铐180天。以后，她将为何背拷一事告诉了张元勋，后者1965年刑满，仍留劳改农场就业。有了有限的一点人身自由后，他马上请假赶到上海，看望林昭--
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
“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
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母亲和妹妹都不敢目睹被林昭自称为的“杂技表演”，即在反铐的状态中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妹妹却又远比母亲镇静：
1968年五一节那天，下午二时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令范下楼开门。进来的是一个男人，倘若不是一身警服，你还以为这是上门来收水电费的--
他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
令范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对方就是来收水电费的，她面如素月，清远，从容而又冷漠，上了楼，从抽屉里找出5分钱，又下楼交给他。只是每走一步，全身都像在通过一堵寒意沁骨的冰墙之中。也跟着下楼的母亲，忙问：
“为什么？”
这几个字，一脱口而出，大抵那答案便已如一颗子弹似地击中了她，母亲一下昏厥过去……不久，因为这个冤案，又一次导致了林昭母亲的自杀。姐姐罹难后，我们没有见过判决书，也未看到任何公开审判的贴出像当时一般判死刑犯人的告示。大概半个月后，母亲的一个学生黄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区离提篮桥不远。我去后，他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一条街道的电线杆上，贴着有关林昭的判决。他说，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到天黑了带一只电筒去，不过得小心。我又紧张又焦虑地找了许多时候，终于在那不受人注意的电线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种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语句，读起来很吃力。在幽暗的电筒光下，我背下了判决书。我的心沉沉的，那夜晚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彭令范《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据丁芸女士日记记载：林昭是在4月29日经秘密审判后，于当日下午执行死刑。当她被带出监号时，向难友们招手频频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时，她想要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咀，她又嘶喊着：“妈妈，你在哪里？”狱吏们用早已准备好的布条，将她的脑袋给裹了起来……
林昭年仅36岁，仍是处女之身。
我还知道的一个“右派死囚犯”，名字叫沈志锐。
与林昭相比，他留下来的生平便显得简约了，而提供这些给我的，还是他的儿子--现在新闻出版署上海办事处工作的沈阳先生。我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沈志锐”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成了表示一个人曾经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汉字符号--
他籍贯无锡，从小喜好文艺，擅写会画。上世纪四十年代，来上海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曾在影片《孔子》中饰演过门生子路，此后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沈路。
其妻子的大哥，是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因为叛徒告密，转移去了苏南新四军。在他的来信里一片天崩地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将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儿。沈志锐带上弟弟，也去苏南投奔了新四军。
上了一段类似“抗大”性质的军校，他分去了东北，正赶上辽沈战役。沈阳尚记得在童年时自己看过的几张照片，胸前缀有军功章的父亲，站在威猛的坦克车上，方正的脸庞上年青、英俊，爽朗得像东北黑土地上无边的高梁。
大约是在打四平时，我方缴获了国民党大量武器，全部带走有困难，留下来还给敌人更不行，最后堆放一起用炸药炸了，沈志锐被震聋了耳朵。送进医院治疗了一段，所幸是假性的，出院后转业到了沈阳市总工会，以后又去一所中学当校长。1954年经组织上照顾，让他偕妻携子，一家人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北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北郊中学当副校长。
在沈阳的印象里，那是自己唯一美好偏偏又是那么短暂的几年。
家住在卢湾区皋兰路上，旁边是孙中山先生故居，这一带在解放前显然是富庶人家的住宅区，中西合壁、风格多姿的各式楼房，宽敞、幽静的马路，两边是蓊蓊郁郁、高大的法国梧桐，还有夏日时会绽开大团大团象牙白的广玉兰，如同一道将嚣嚣市井声挡在了外面的悠远长堤……
从他所在的教室恰能看到自家的窗口，父亲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若有一点空闲，便会进儿子的房间，从窗口父子一道看这夕照中美丽、安谧得令人心醉的校园。他给儿子讲岳母刺字、孔融让梨的故事，唱那秦腔一般高亢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屡屡提醒儿子，在学校里一定不要有优越感，更不能去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
日后长大懂事了，沈阳才明白父亲难过1957年这一劫，几乎是命定的。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像他这样将《满江红》当作人生浩歌来唱的人，怎会去官场上趋炎钻营，违心作态？像他这样不无温情的视线，屡屡萦绕在出身不好的学生身上的干部，怎甘愿出入于一道道斗争与运动的旋转门，并享受到一种整人的快乐？
沈志锐在北郊中学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次年，被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教。家顿时成了秋风中的黄叶，被扫出了洋楼，住进了一间逼仄、潮暗的小屋。随即降临的厄运，好似高速下降的电梯--
去北站给父亲送了几身旧衣服回来便变得缄默少语的母亲，突然得了癫痫，病一发作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还常常发作在小菜场这类地方。可能是精神上的巨大压抑，迸发为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她不停地揪自己，捶自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条碎布……
刚进金融中专的哥哥，再没有钱读下去，学做木匠，决意要挑起养活家人的重担。一次，正使凿子凿眼，木料很长，另一头有人经过一碰，这一头，凿子便一下戳进了他的大腿……
沈阳还有一个弟弟，叫沈陵。当时，母亲就说这名字不太吉利，唯物主义者的父亲，却执意按此名字，说是为了纪念自己牺牲了的战友，他们都安葬在沈阳的北陵公园。一次，弟弟发高烧，脸烧成了紫茄色，家里却掏不出一个子儿，左邻右舍实在看不下去，凑了几元钱，赶快送去广慈医院。急症室里，护士一针打了下去，弟弟5岁的小命却一下断了气。
这在今天，再升斗小民，也敢将官司打到海牙国际法庭去，可在那时，沈阳、哥哥和母亲，没有一个人敢吱声，仿佛是自己给这世界上添了乱。这不，区卫生防疫站又派了两个人来，戴着厚实的大口罩，在家的里里外外喷了一圈药水……
上课时，沈阳常常神思走马，想看而又怕看的地方，便是以前家居的自己房间的窗口。大概这种倒翻了五味瓶的心情，便如他父亲，西望一片烟水气中的大上海。
劳教时失去了人身自由，结束劳教后，分去合肥市郊的一个砖厂做工人。允许请假了，却又在窑中摔折了腿，等腿治好了，已是“文革”。他回了上海一趟，十几年来，这座东方大都市的金融、商业功能全面萎缩，但革命警觉性之高，几近能分辨出过往蚊蝇的雌雄，他的一举一动，均在有关方面的注意中。
沈阳所在的中学也找了他：你得交代清楚，你父亲回到上海后，对你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我估计，沈志锐的血脉里可能还拍打着《满江红》。
他会不会这样想呢，老子不是穿一身潜水服从吴淞口爬上来的台湾特务，老子当年是作为有军功的战士被欢迎回故土的。在目睹了一家人因自己而起的如此凄惨的生存遭际，他暗下誓言，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身分！
回到安徽，他立即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颇有影响的造反组织。他以为，如同当年要打土豪分田地，去地主婆娘的牙床上滚一滚，就得投奔红军；今日，若要还自己一身清白，就得揪住“刘邓黑线”并揭批去历史的纵深处。
他吃错了药，烧错了香，岂料，此一时，彼一时也。
此一时的结局是，大约不是1968年，就是1969年，他因安徽“五·一六集团”的“首要分子”之罪被枪毙。
1999年，还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丛维熙先生的《幸存的死囚犯》一文。这篇短文的主人公是一位叫朱希的老人，1957年，在储安平当着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时，他正出任国际书店总经理，两人的私交也不错。尽管他在1938年便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曾奉命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等人，由石家庄进驻当时党中央驻地西柏坡，筹划全国宣传出版工作……他被打成右派仍是不奇怪的了。
奇怪的是--
“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过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未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事件发生了--朱希因此捡了一条命。令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
此文同时透露，约是1970年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在南京枪决了四名右派。
“踏破铁鞋无觅处”，但四年后，即2003年秋天，无意中，他们的名字与大致经历，我在大学同窗李辉的《和老人聊天》一书中获知了，书里有一篇对杜高先生的访谈，而杜高当年恰和他们一起劳教。
他们的名字是--
姚祖彝，燕京大学英语系1948年毕业，原外贸部英文翻译。
王桐竹，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
陆鲁山，1957年正在北京农机学院学习。
孙本乔，1957年正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均送劳动教养，期满后又留农场就业。
他们获判死刑的罪名是“企图偷越国境，煸动知青回城。”
47左派也在盐水里煮了三遍
右派知识分子在碱水里泡过三遍，“左派”知识分子也在盐水里煮了三遍。除去郭沫若先生拼凑起最后一点小聪明，在浩劫到来之前，惨白着脸宣布：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可以一把大火烧掉外--
无论你是理论旗手，学术大师，还是文坛巨擘，无论过去你将这个国家和这个制度装进一个镀金的画框里，并为这幅油画增添了多少绚烂多少凝重；
或者，在社会的一列疾驶的火车里，你曾异常谦恭地为身架庞大、吆五喝六的民粹主义让座，热情地递茶点烟，而且俨然以铁路警察自居，将那些不愿让座的人们一个个拎起来，将他们推下风驶电掣的列车……
可眼下，你都无法挡住“文革”的意志之刃！
1966年8月23日下午3点半，燥热，憋闷。
一队腰扎皮带的女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歌，冲进了北京市文化局、文联大院。先闯入编辑部，把稿子、刊物撕碎；又冲进文联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养尊处优”、“精神贵族”、“斐多菲俱乐部”，一边手里的剪刀，挨个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些大窟窿……
紧接着，她们从文化局、文联两个门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大院里，40几个人站在一圈，在40多度的高温下，老“牛”们一个个颈吊黑牌，弯腰九十度。20几个女红卫兵则站在大圈外，手挥皮带往老“牛”们的脊背上骤雨般地抽打，一下，五下，十下……
身上随皮带晃动、遮去了一切曲线的旧军装，灼热似两颗烧红了的煤核的眼睛，被仇恨扭曲了的脸部，阴沉，麻木，像被雷电击中的枯木，因为竭尽全力而又力不可支，引起的咻咻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魅力，泯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剥落了！活脱脱变成一台以皮带绞肉的机器。
当打到20几下时，也站在圈里的老舍，皮开肉绽了，鲜血淋漓了，两腿麦秸杆一样在那里摇颤。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圈外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他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酆都城……
下午4时30分，老“牛”们被红卫兵押解到国子监街孔庙。那里已堆满小山似的京剧行头--刀枪剑戟，袍甲绫罗。红卫兵们手持舞台上用的木刀，勒令他们将这堆行头一趟趟搬去院中间。行头点着火后，红卫兵又要他们在浓烟里跪成一圈，并用木刀朝他们的脑袋上砍去。突然，不知哪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流血了，头破了，真他妈的太嫩！”
被称作老东西的，正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又流进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
今天，他以一片凝固的鲜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红色的尸布。
他死了，25日下午，发现他死于太平湖。
有人看见，老舍从24日早晨起，就坐在太平湖西岸边，直至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塑，眼睛里溢出一股奇特、梦幻般的光。也许先生是在和叠影于湖面上的屈原、田横五百壮士对话；也许先生的心，随着《四世同堂》里被迫穿上白布红字坎肩的祁天佑，在古城踽踽游街，尔后，一直跟着他走进了护城河……
1964年的一个冬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一个会的吴晗正要出门，他听见有人喊他，一回头，原来是周总理。
后者邀他上了自己的车，一上车未作任何寒暄，周恩来便面容严肃地问他：
“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
他呆住了，“没有哇！没有，没有……”
在说了一串“没有”之后，仿佛觉得在对方那犀利如电的目光前，这还显得软弱，又极其郑重地补了一句：“绝对没有！”
“喔。”轻轻应答一声以后，周恩来调过头去，凝神望着窗外车流如水的长安街……
“我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它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大家都很清楚，市委的领导也都了解……”
吴晗想把这出戏的来龙去脉讲上一遍，可这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在车上讲清楚的。正踌躇间，周恩来又望着他，目光显然比刚才宽松些：
“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报告，把情况讲一讲。”
吴晗遵瞩写了个报告。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一个人物是海瑞，毛泽东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从他看过的哪本线装书里拎出个海瑞骂嘉靖皇帝的故事，并联系起1958年全国普遍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提议该宣传一下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似乎在“大跃进”里他本人是还未下凡的七仙女。
在场的胡乔木心领神会，会后便通过钱俊端找到了素有“明史专家”称号的吴晗，吴晗自然闻风而动。不到两个月，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海瑞与皇帝》，随后又有《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章陆续面世，俨然成了个“海瑞专业户”。
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注意到了这些文章里颇含戏剧冲突的因子，当他又获悉这些文章后活跃着伟大领袖的旨意，便于59年下半年，约吴晗写一个有关海瑞的戏剧提纲。60年初再得寸进尺，请他根据这提纲为北京京剧团写一出京剧。
吴晗觉得自己不懂戏，曾想推诿，但马连良盛情难却，便答应一试。可这一试，便像美国人当年陷入了越南战争的丛林沼泽，欲罢不能了。写到第四稿时，还是有史无戏，演员们避开他，却在马连良耳根前叽叽喳喳：
“这戏只能唱，无法演！”
他年过半百，还得重学戏剧结构。且在副市长之外，一身兼职多如英国皇家卫队服饰上闪光的扣子，大小事务，将他的时间解体得几近一具光秃秃的鱼骨，他只能在汽车上、床头旁，想起几句写几句。赶上参加大会，就像中学生上课偷看小说那样写起来……
直到1960年底才得以定稿时，已经写了七稿。
殷殷苦心，总算是苍天明鉴，《海瑞罢官》公演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的马连良。请他一起吃饭时，又要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迭迭称赞：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
毛泽东也提到了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怀着满心的喜悦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这出戏的评价。虽未躬逢其盛，亲沐伟大领袖的飞扬神采，但后者和前者一样感慨万端：“毛主席真是满腹经纶，礼贤下士……”
好似1957年里有一段日子，章伯钧、罗隆基以为只要讲清楚了各自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原来都散见于毛泽东本人1957年初的讲话，便可以化险为夷了；此时，吴晗也以为，只要周总理弄清了这小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的写作过程，有人的所谓“影射”便成了纸上画饼。
不料转年春天，吴晗又风闻上海正有人在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的心再次提到了喉咙口。他不得不冒昧地去打扰了同在一层楼办公、正埋头于一大摞公文之中的彭真。
无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火焰与铁砧上锤炼出坚强性格的彭真，对知识分子神经之敏感和脆弱，又多了一层了解：
《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戏的事情，又经周总理作了了解，时过半载，不会再生枝节。再说此戏上演后，在多有赞扬的同时，也引出一些有关历史剧的探讨和争论，这都属于学术讨论范围，“批判”二字从何谈起呢？
更重要的是，身材魁伟的彭真，眼下还绝对感觉到自身的重量，除非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搞的突然袭击那一套，也搬来了中国党内，否则，他就不会相信：要批判自己手下的一位副市长，事先却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的自己打一声招呼？
彭真笑了，像是一位经世练达的老人，在慈祥地看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孩子：
“教授啊，把心放回肚子里，与其为这些事伤脑筋，不如静下心来，再搞几本学术大作……”
当姚文元那篇洋洋万言的批判文章终于出笼，已是这年的11月。
风闻终成事实，这表明蓄之既久，发之必猛。
彭真果然是条汉子，当《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来电话，请示该报是否要转载此文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我们不登，我们听政治局的，不必看哪个人的脸色行事！”
当上海市新华书店向北京发出征定此文的小册子的通知时，他丢出的，还是这句话：“我们听中央的，北京不必跟着哪个地方跑！”
直至延宕到28日这一天，他才顿感自身的分量，像泡在滔滔洪水里多时的堤坝，正在一块、一块地溃决、消失。这天，他接到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要北京市委研究转载此文。
彭真问周本人对此有何看法，周明确无误地告诉他：
“现在不是听我的看法，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
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了此文，后者转载在《学术研究》版。两报都在文前，加了由周恩来、彭真分别定稿的编者按：党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他们都尽量不露声色地为吴晗网开一面。
1957年时，像一挺机枪一样四处扫射、却从未被别人扔过一粒石子的吴晗，只有过将一排排黄澄澄的子弹射红了枪管的酣畅，哪尝过自身被击倒的滋味，何况又是被发动了的举国舆论机器的狂轰烂炸？当年右派分子们所经历的血压陡高、汗冷浃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想必这时他也都领略了。
不过，吴晗比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幸运，由那两篇编者按里，他获得了一份镇静药，由此他还有毅力和时间坐在家里，费去了近一个月，写出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同样是洋洋万言，他企图从被认为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罢官”要害里金蝉脱壳。
彭真也帮着他金蝉脱壳。
在副市长万里的具体安排下，他化名李明光，由秘书陪同，去京郊昌平县大东流村参加“四清”运动。这时，村里的高音喇叭，几乎整日里响着“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棵藤上三毒瓜”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吼声，村里隔三岔五开起批判会时，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干部，便被村干部请上主席台，他还得举起臂膀和群众一起呼喊：“打倒吴晗！”
这场面，便颇有了几分当年秦兆阳、李国文由流放地回京探亲时，在火车上明明是个“坏人”却充作好人的意味……
吴晗也有比章伯钧、罗隆基更不幸的。
后者在反右运动中，即便如相知已久的周恩来，都采取了起码是划清界限的态度，更遑论有哪位党的高级干部幕前幕后保护他们了，他们像一道众人拆的篱笆，说倒就一下倒了；
吴晗则始终有彭真或明或暗的关照，可也因为彭真有情，他更不能割袍断义，他便被丢进了令龙颜大怒的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中，并被当成攻克这个王国的突破口，从而使他比章伯钧、罗隆基，遭受了更长久、更痛苦的磨难……
由“五一六通知”下达的那一天起，吴晗便开始了漫无休止的挂牌子、“喷气式”、漫骂污辱、拳打脚踢的被批斗生涯，他关过设在市委党校内的“学习班”，又戴上手铐，一块黑布蒙上眼睛，被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
查了他的“罢官”问题，又追他的“叛徒”、“特务”问题。审讯中，专案人员质问他--
“你那时为什么不去抗战，跑到大后方的昆明干什么？”
“你去了昆明，为什么闻一多、李公朴牺牲了，你却还活着？”
“你一肚子历史题材，为什么对其他题材不感兴趣，提笔写第一个戏就写了海瑞，而且，偏偏要写海瑞骂皇帝而罢官？”
“你自己说说，凭这些事实，你不是叛徒、特务，哪谁是叛徒、特务？”
很难说专案人员这乌云压城般的义愤，只是些随时可以拚装或是拆走的道具，它确是像血液一样奔走在当时亿万中国人的胸臆间；
也很难说这发自专案人员的连珠炮似的质问，只是剪径强盗们语言的翻版，它无须任何逻辑。不，它合“逻辑”，在一种日益成瘾的“理性”下，它也确是当时亿万中国人使用过或是被别人使用过的一种“逻辑”。
这又是一种在微观上，能够将一个不容置疑的好人，不容置疑地推导成一个不容置疑的坏人的“逻辑”；一种在宏观上，能将一场千真万确就是坏的浩劫，千真万确地推导成一场千真万确就是好的革命的“逻辑”。
这“逻辑”似压路机一样将整个中国碾在下面的强大，正来自它的“理性”；而它将一个民族，掷进史无前例的疯狂之中的可怕，又绝对来自它的非理性。
这一扭曲的恶之果，矛盾的海洛因，无疑是在“文化大革命”里泛滥成灾的，可它的源头来自于哪里呢？
只要翻检一下反右斗争期间，吴晗本人那些常常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发表的暴风骤雨般的发言、文章，后人们便可以发现，在那里面，其实已经有着罂栗花那泛出一股甜腥味的微笑，不过陶醉在浓郁的革命激情里的当事者，大抵浑然不觉……
我们无从知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升沉浮降、荣辱兴衰的命运之河里，此时的吴晗是否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和早年的右派分子们坐在了一条破舢板船上；
可他在监狱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乃至大口、大口地吐血，牢房墙上喷着大团大团凝成了黑色的血迹时，他喊出了当年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们，翻腾于腹内却始终未能迸发于口的一个抗议：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举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庆声里，吴晗的这个抗议，不过像“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
革命按照自己的“逻辑”，继续绞肉机般隆隆地运转：
11969年3月17日，吴晗夫人袁震从“学习班”里放了回来，她本来就是一个病了30多年、夏天都不能离开棉衣的重病号，在“学习班”里睡了一年多冰冷的水泥地，两腿已经瘫了，当晚又病情再发，被14岁的女儿小彦背着，11岁的儿子小彰在后面托着，踉踉跄跄地送去了医院，因是“臭名昭著”的吴晗的老婆，虽经两个孩子苦苦哀求，医院方面勉强抢救了，却未给必需的药，拖至18日凌晨，她只丢下了一句话：“妈妈就想喝点稀饭……”便停止了呼吸，她至死没能闭上含泪的眼睛。
同年10月10日，在一边吊针输液、一边突击审讯的阜外医院病榻上，吴晗也撒手人寰……
过了近7年，终于独力将弟弟带大成一个比自己长得还高的小伙子的小彦，在为父亲的冤案几乎上访遍了北京的有关单位未获半点结果后，她觉得自己成了一只忍着巨痛飞过冰雪又是冰雪、不见一点波光绿意的天鹅。
一天，她包了许多弟弟爱吃的饺子，在给弟弟盛好一大碗后，又在父母的遗像前摆了一碗，剩下的送去了邻里。在十六年后拍摄的一部长达十一集的电视剧《吴晗》里，这样表现了她再回到家里的情景：
她打开柜子里的一个抽屉，满面泪水如注，神经质似地一遍遍喊道：
“我实在受不了！”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镜头对准了地面，一小瓶，两小瓶，三小瓶，四小瓶“敌敌畏”的空瓶……一一落地有声，化为了遍地冷洌的碎屑。
仿佛饱经了大苦难与大残忍的中国人，竟在事隔多年之后，经受不住这隔着电视屏幕的小苦难与小残忍，北京电视台，在播放此剧时想必是抱着一种善良的心情，删去了这些画面。
小彦去和父母“团聚”的这一天，是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被抓的日子，只有13天……
历史风云尽在彀中的吴晗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的一次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讲中，说了一句名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
其实，他本人也是一面镜子，一面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镜子。
如果说，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揪“五·一六分子”，使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又一轮“滑铁卢”里掩面而泣的话；那么，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则使“造反派”和“红卫兵”一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剔出中国的政治生活。
在“三查运动”中，当初少数经不住血性的诱惑而破门而出的右派分子，纷纷被打成造反派的“黑手”和“后台”。他们有意混淆的1957年自己对于极左政治、韬略政治的不满和1964年以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被油和水一样清清爽爽地区别开来。在一个冤案堆满国中的社会，在不准翻案这一点上，不但有着猫头鹰似的警惕，而且，也极能达成上下共识。
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
毕竟是打牌，没有谁真的准备用人本主义的意识来观照中国人过的日子。相反，让你暂时摆脱些什么，是为了让你更长久、更沉重地负荷些什么……
1968年秋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制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1971年，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文件，确认“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即是将教育界翻了个底朝天的著名的“两个估计”。
这便意味着，只是你不是张铁生一类的“白卷英雄”，而是在1966年前中国各类专业学校接受了教育的人，虽然你曾在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上，泪眼花花地遥望着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登上城楼的毛泽东，并为此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或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苍茫暮色的日子，你曾有着“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巨大激情，和“无限风光看险峰”的坚定憧憬……
这一切，统统不算数了，陡然间，你成了一个将缀满勋章与绶带的衣服扒得光光的、进了澡堂的将军，一幅被拆走了庄重的框架、像只死鸟似的摊开在地上的油画。
不，你还不如这个全身压满赘肉的胖子和这只“死鸟”。
你被视作某种病毒携带者，它毒到仿佛只要在吴淞口投上那么一滴，便能叫太平洋的鱼类全部死光，这病毒便是“知识”。
于是，在中国的大学由434所急剧下降为328所、一本《毛主席语录》可以让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路畅行无阻的同时；你必须因知识而忏悔，并接受走马灯般来自工农兵的“神父”，你必须为知识向非知识的转化不断地填加荒废了的光阴！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专业是数学力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人长得武高武大，被分去火葬场抬死人；学高能物理的高才生，因为是女的，蒙受了“照顾”，被“照顾”到商店里卖酱油……
与总还算分配了工作的“老五届”相比，最惨的莫过于“老三届”了。
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摘桃子与分桃子的大会。各路新贵纷纷受封，八方好汉弹冠相庆。一个刘邓陶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垮了，一个由野心勃勃的军人与政客结成的“神圣同盟”崛起在紫禁城。在这前后，数千万“老三届”们，除了少数属造反派的红卫兵因“打砸抢”被投进监狱外，都被驱赶去了北塞南疆，穷乡僻壤……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后，突然发现，“前进”的结果是彼此又呆在了一起，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砂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吞咽下粗糙的不见油腥的食物，一样地怀春却不知春在何处，只有一样地意淫、手淫。有时，在蓬草瑟瑟作响的山路上碰到，或者，相遇在风雪几近封门的公社邮电所，也是一样褴褛的衣着，疲惫而又迷惘的神色……
这时，再想起不是太久前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唾沫迸射，棍棒横飞，乃至动枪动炮，可能有人“英雄斗志皆入佛”了，也可能冒出几个“天有病，人知否？”的思想者，但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于是，在我们这代人里，流行起一句话：“历史的误会”；
如同二十多年后这代人里出现的一些作家，高擎起他们当年谓之在理想光焰下照彻的精神历程，也作结于一句几乎让世人皆知的话：“青春无悔”。其实，你可笑，我也可笑。
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
不仅是“老三届”们，建国后历次运动、斗争中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在因频繁的理论、更迭的口号、变幻的策略，而改变了自己遭际之后，一旦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自己留下了多少荒诞不经的脚印！
从五十年代的“红卫兵”郭沫若、老舍、吴晗，更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到六十年代真戴上了红袖章的红卫兵；
从批《武训传》、《红楼梦》的唯心主义研究、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到批“合二为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海瑞罢官》、《二月提纲》……
从被毛泽东批示“照发”全国、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典型清华大学，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在不到6000名教职工中被立案审查的达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加上清查“五·一六分子”和所谓“清查反革命”等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2000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到几乎任何运动乍起之刻，都要来此割肉祭旗的中国文坛：根据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印发的文件粗略统计，在十年动乱里，大约有200名以上的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死，自然，在官方悼词里，迫害者千篇一律是林彪、“四人帮”……
没有永远的“团结”，只有永远的斗争。
没有永远的“摘帽”，只有永远的改造。
没有永远的“真诚”，只有永远的韬略。
犹如一节挨着一节被嚼尽了汁液、最终化为一地残屑的甘蔗。
好似一代又一代都在受着伤害、而且得自己为自己擦干血迹、自己为自己打好绷带的橡胶树。
只有到了文化全面毁灭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烈境地，多少年以来，像先天不足的软蛋壳、孵化不出一只生命的青鸟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有了痛定思痛后灵魂的大躁动，也才有了新的人格成长起来的思想养料……
48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萧乾是以一种奇特的祸福观当作枕头，以挺过了长达十年的噩梦：
如果1956年自己不曾忽然受到重视，不曾被邀去听那场“引蛇出洞”的报告，那么大鸣大放期间，自己肯定依然是一只头牢牢缩进壳里的乌龟。
然而，1957年戴上右派帽子，却又使得自己在1966年成为了一具没有油水的稻草人，人们的“梭镖”，在稻草人身上捅了几下后，很快便没了兴致，和老舍、吴晗等人的结局比起来，自己反而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一场噩梦过后，每逢外国朋友问起他在1957年的遭际时，他总说那是一次“塞翁失马”。
陈仁炳靠着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以驱赶心头蝙蝠翻飞于暮色般的惊恐。因为家里信基督教的缘故，小时他受了礼。人近中年，他又着了魔似的受了马克思主义之礼。解放头几年，他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不辞辛苦地去许多单位讲授马列主义和辩证法。1957年，他却被打成异教徒，尽管如此，他对这红色宗教仍未敢有丝毫不恭，及早作了相当“深刻”的忏悔，被当局视为低头认罪的右派，在1960年便被列为第二批摘帽。
“文革”初期，他家里成了公众的一个小小的迪尼斯乐园，一伙人刚满载而去，一伙人又聚啸而来，砸烂窗户，捣毁钢琴，妻子的珠宝首饰悉数收去，他的字画古董、满墙书籍也洗劫一空，仅一回抄家，书就装走了两卡车。每天夜里，不到十二点不敢睡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要到此尽兴的“游客”。怕吓着两、三岁的儿子，妻子不得不抱着他，整日里躲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似雏鸡躲去了母鸡的翅膀下，陈仁炳终于回到了幼时的皈依中，每日临睡之前，他都和妻子作一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请你以无比仁爱之心，引导我们走出这苦难的尘世……
不知是由于上帝之光在冥冥里的庇护，还是因为他一贯所持的谦恭态度，此后，他的境遇平静了许多：
他当上了复旦园里的勤杂工，冬天，他去幼儿园或是哪个领导家里装炉子，安暖气管，夏天快到时，他又去拆掉管子，装上风扇。他是以工人的身分退休的，每月退休金57元。退休后人也闲不住，不是打扫公共卫生，便是帮街道搞搞宣传，曾被评为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
孙大雨去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神飞心驶，排解了现实世界对于自身肉体的一回回折磨。
1967年5月的一天，他在卢湾体育馆遭批斗，被打的昏死过去，此次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
次年4月28日，他第二次被捕入狱，关进一间只有十几个平米却住了14名犯人的号子。在光线晦暗、空气污浊、有如洞穴的日子里，只有人的声音在证明这里并非史前洞穴。他也投进了自己的声音，可这声音总能被狱方猎狗般利索地从一片窃窃私议里给叼出来，不是贩卖了“封资修”的黑货，便是将矛头指向了姚蓬子，因而，也就指向了此公当今炙手可热的公子姚文元……
他先给戴上了半个月的背铐，再被戴上了半个月的手铐，除去吃饭、大小便，手铐一直放不下来，将两个手腕给啃得皮开肉绽，鲜血涔涔。监狱本有规定，对犯人只能叫囚号，不能称姓名，监狱管理员却向犯人们宣布：1083号的名字叫孙大雨，他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上海有名的反革命，今后你们不仅要同他划清界线，还要帮助他认真改造。
犯人们心领神会，动辄对他拳脚相加，连他一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也时常被众人抢去分吃了。次年春天，他被打得在号子里休克，经提篮桥监狱医院紧急抢救，他才幸免于死。
1970年12月15日，像忽然将他逮捕，又忽然将他释放，二年另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折磨得他耳朵失聪，骨瘦如柴，体重由原来的178斤下降到92斤，而这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回到徒有四壁的家里，孙大雨仍像困在铁笼里的狮子，在房间里团团转悠，咀里不住地长吁短叹：如果莎士比亚的原著在有多好，我可以了结几十年的一个心愿，还莎士比亚剧作一个真面目，让世人看看我孙大雨翻译的莎剧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风格。
在他眼里，莎翁的作品既是可供演出的剧本，也是有韵律有节奏可供咏叹的诗文，可在国内已有的译本里，远未能表现出后者妙如天籁的音乐感……
他的夫人孙月波顾虑再三之后，拿出了她在抄家时冒着风险藏起来的几本原版的莎剧剧本，他欣喜若狂，开怀大笑，笑声恍若漫过原野的春风，哗哗地抖开了一面面书页。
从那以后，他白天在城隍庙九曲桥扫地，晚上老伴坐在家门口望风，又拉起窗帘，在台灯上盖起一块厚布，他握着一支粗粗的自来水笔，以工整端方的楷书，在稿纸上展现那个人文主义精神犹如闪电划过荒原般照亮的伊丽莎白时代，也在一个个空格里，填进自己被几十年心血凝练出的卓识与严谨。
继反右之后，又在“文革”的磨难中，他先后翻译出《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拜斯》、《暴风雨》、《冬日故事》、《罗米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七部莎剧，加上早年出版的《李尔王》，他共译出22332行语言风格与人物性格一样鲜明的诗句……
在沦为囚徒的右派里，更多的人靠着扳指头，迎一次次日升月落，送一回回春凋秋残，以打发那几乎似水蛭趴在水面上动也不动的苦难年代--
1973年春天，离林希翎的十六年刑期只差两个月，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个曾是“一支带刺的玫瑰”的女子。
林希翎得以提前释放，出狱时，发还了过去没收的她的军装和军队干部转业证，并被告之：从今以后她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帽子，将分配去浙江省武义县农机厂，作为一个国营工厂的正式职工，在政治上、生活上享有其他职工同等的待遇。
她以一个37岁的老处女之身，出现在蔽塞、半山区的武义小县城，宛如在一口油锅里扔进了一把豆子，好奇与猜测，便在她身边弹跳开来：这一定是一个有着严重生理缺陷的女人，抑或，这是个性格孤僻脾气乖戾的女人……
只有县委书记对她的情况略有所知。起初，她的历史得到了保密，政治上的某种神秘感，使得这种好奇、猜测充满了勃勃兴致。因为未婚，她住的是厂集体宿舍，老有人进来看她，也老有人来给她介绍对象，几乎除了孩子，谁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将脑袋伸进她私生活的阳台……
可这些，比起15年来的铁窗生涯，不过是小菜一碟。
促使她结束自己单身生活的，其实，是一句如同火印一样烙在她心底的话，这话是1958年秋，在一次审讯中审讯者扔给她的：
“我要让你年纪轻轻地进我这监狱，一直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让你断子绝孙！”
进厂半年之后，她接受了一个比她小10岁、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技术员的爱意，与她的经历比起来，他的思想几近一张白纸。
他远没能发现她在这场婚姻里卸下的并不是情感，而是一个久远的报复，一番痛苦地赌气；他极短促地考虑了她要他再三考虑的问题，他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既然是毛主席亲自过问你的问题，下令释放你的，这就表明毛主席现在是信任你的，既然连他老人家都信任你，我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你呢？
他拉起她的手，紧紧地握着：让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的生活！
没有不透风的墙，技术员很快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和他同时分到厂里来的大学生，入党的入党，升官的升官，或是被调去搞新产品的开发，惟独他还在车间跟班劳动。
厂里的一个头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没问题的老实人，可讨了这么一个大右派当老婆，你就活该倒一辈子霉！”
似乎天遂人愿，两个儿子很快相继呱呱坠地。
一进厂幼儿园，阿姨便主动地给他们“启蒙”“你的妈妈是大右派，是坏人……”
而后，又麻木地看着他们遭受其他孩子的欺负，好几次，他们鼻青脸肿、泪流满面回到家里，问道：“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个什么东西？”
心如刀铰，肠肝寸断，她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在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从未滴过眼泪的她，眼下，被一种巨大的深及骨髓的悲恸所淹没，她搂起两个儿子放声痛哭！
刹那间，她真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因为自己，老母失去了工作，在农村里由光荣的烈属（林希翎的舅舅是烈士）和军属，陡转为耻辱的“右派”、“反革命”家属。全家被迫迁往宁夏农场，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馑里险些饿死，至今还有一个妹妹在宁夏安家落户。弟弟失业，在农村做木工，也受尽打击；另两个妹妹，因为小时读不起书，都早早地嫁给了当地农民，生活极为艰窘。出狱后，自己奢望成家立业的资格，贤妻良母的权利，再次招致牵连无辜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在政治上从不吃后悔药的她，此时，却感到了这一生里一件万分悔恨的憾事，一桩不可饶恕的过错，这便是自己不该结婚和生育！
飞扬的泪水，好似一场滂沱大雨，洗刷着压满了心窗的悲怆和郁结，不一会儿，在清晰起来的心窗上，她看见不是别的，正是魔鬼般的1957年，如同尘网包裹了蜘蛛，将自己严实地给包裹在这罪孽之中，倘若不能从自己的档案里赶走这个魔鬼，自己将永远进退不得，生死不能，而且，活着就意味亲人们政治上的一个个毁灭……
1975年10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林希翎抱着病痛，也抱几线希望，来到北京上访。
前者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如同她要将自己的案翻过来一样急迫。当时，中国的一张政治时刻表，仿佛就是专为他们两人设计的--一场骤然而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让邓小平立马处于瓜田李下，首都大街小巷里刷着的“翻案不得人心！”的标语，也让她一下噤若寒蝉。
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夜里，从她借住的丈夫的堂兄家，她被抓进了海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拘留两天后，又被押回浙江武义。农机厂的运动，顿然有了一块从天而降的活靶子，县委工作组狠抓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组织全厂职工狠斗了她这个搞“右倾翻案”的典型。
当此事沸沸扬扬地传到她丈夫的老家武义下绍公社时，世代务农、拙朴勤劳的婆家，在村民们诡异、亢奋的目光里，仿佛多年来一直窝藏着一个外国特务。婆婆气得大病一场，公公则为此辞去了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
与林希翎不同，戴煌是组织来找他翻案。
1962年，他回新华社不久，正在那个相对短暂、平稳的“蓝色时期”里，他也有过一段蓝色的梦境。大约，是因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的大多数人得到了甄别、平反，而他红小鬼出身，同是党员干部，比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更需勇气地早说了两年，他眼下的处境，似乎让头头们的良心感到了不安，他们想在新华社系统里第一个为他进行“右派”的甄别。
从党小组、支部，到总支、机关党委，各级都动员他写申辩材料，他考虑再三，迄今为止他的所有不幸，皆因口蜜腹剑的“动员”而来，可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即便在北大荒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在劳动上可以为牛为马，形遁骨立，可在思想上，他公开申言自己是块永不低头的花岗岩。
赤裸真理如同发现真理，快感是那般强烈，他提笔写了，洋洋十万言，从1957年里自己一番以“神化与特权”为核心的言论的形成，到这几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等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是花岗岩与剑的较量，每一个问题都硬碰硬，每一页文字里都溅跳着火星……
写好后交上去，从党小组、支部，到总支、机关党委，层层传阅，耗时几个月，最后，由社党委委员兼国内部总支书记，代表党委和他谈话：你经过了这么大的打击和磨难，党籍开除了，工作失去了，老婆离了婚，连刚生下来不满十个月的孩子也改名换姓送了人，可还是能讲真话，敢讲其他同志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你的这份材料，我们要打印送去中央，让中央领导看看，戴煌不是敌人，而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好同志……
接下来是国庆节，57年前的国庆节，他多次和各界优秀代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眼下未正名之身，上观礼台是不可能了，但安排他扛大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通过广场时，毛泽东不会在百万革命群众中注意到他，他却看到了城楼上的伟大领袖，他手中的旗帜举得更高了，仿佛他高擎的不是旗帜，而是在权力显赫的金字塔前，自己的信念与勇气高高飘扬的人格！
如同林希翎1975年撞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上，没过几个月，戴煌的“蓝色梦境”也挂穿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上，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打退单干风，要打退翻案风！
经过了半年多的沉默，1963年5月，新华社开始了对他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特点，一是准备的时间长，二是不开全社性的大会，多开十几个人的小会。同是走南闯北的记者，又是中国方方面面信息的总汇，一年前对戴煌所持的观点表示了相当肯定的人们，现在却要对戴煌表现得不共戴天。
他们需要勇气，与被批判者的勇气来自良心的执著相反，他们的勇气，则来自良心的溃烂。
在清醒的状态下，要目睹自己良心的一点点溃烂，便如同病患者在被告之得了癌症之后，得习惯死亡冰凉的阴影在周身一天天地蔓延开来，无疑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心理震荡。
在清醒的状态下，要展示自己良心的一点点溃烂，还如同为生计所迫的女人去卖淫，即便是在政治上卖淫，谁也不愿意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如果实在得有人在场，自然，也是人越少越好……
每开完一次会，都印上一份戴煌的材料送上去，是径直送到天上的菩萨手里，还是给灶王爷像送上一把糖果一样糊住他的嘴，以便让他上天后报告新华社院内一片众志成城，戴煌不得而知。
1964年4月，他第二次结婚不久，因“坚持反党立场”，被送去劳教二年，而其实，这与妻子一别，他在监狱里呆了14年半！
妻子的精神为之分裂，他的神经，却如一片生命力极强的古藤，与这漫长的时间的长城，契合成了一种稳定得谁也无法消解对方的状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排队如厕，点号集合。修路，盖房，烧砖，种庄稼，他心静如水。一页页地翻阅马恩全集，再比照现实，他恍若隔世……
“文革”初期，一批批长着胡子的“红卫兵”，扑向他所在的劳改农场，要将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揪回去批斗。农场也拉扯起一支长了胡子的“红卫兵”你们有火眼金睛，我们的眼睛也不是泥巴球，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农场一样批斗！
当戴煌事后风闻了一系列发生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武斗事件后，他便有了萧乾先生对待1957年的那番塞翁失马的心境：倘若1962年他真翻过案来，倘若他没有如同一个什么物件，被免费寄存在监狱这口硕大的保险箱，依自己的秉性，在“文革”里不给斗得一命呜呼，也会斗成肢缺身残……
在监狱里整整呆了18年之后，1975年12月1日，葛佩琦被山西省第一监狱送到太原的一个劳改工厂。
数日之内，这里集中了来自全省各监狱和劳改单位的几百名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在分组学习了一段有关文件以深刻领会当前的大好形势之后，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山西有关方面的领导首先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比掌声更汹涌的是，人们胸中的五味瓶顿时哗哗坠落，在历史与现实的峡谷间，汇成了一条跌荡不息的河流……
随后，又宣布了几条政策：
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外，被宽大释放的人员凡有家可归的，都可以回原籍。无家可归者，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三个月以后定级。愿去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
要求回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者，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一、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省政府、省党部委员以上；二、要去的大城市里，必须要有常住户口的直系亲属予以接受；三、必须得到要去城市的公安机关的同意。
在会后酒菜丰盛、气氛融融、每桌还有一个政府干部作陪的大聚餐中，一头青丝已转为一袭银发的葛佩琦，宛如马路上走来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因为最有可能回到北京，而受到众人的仰慕。微醺的酒意，却遮掩不住他满脸的怆然，犹如沙滩上刨出的一具鲨鱼尸首，在这个他曾经为之付出了巨大勇气与忠诚的国家，他还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了一个“国民党少将”。
倘若不是那座孤悬于南中国海的岛屿的存在，展览这具“鲨鱼尸首”还有些统战意义的话，自己大概仍走不出拉满电网的高墙。唯一使他些许激动的是，由此，他可以回到北京，能见到18年来朝思暮想、魂牵魄挂的五个儿女……
出乎众人也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在回北京的被宽大释放人员走了几个月之后，却没有任何人找他谈回北京的事。他耐不住了，自己跑去劳改局询问原因，一位科长告诉他，早把他的材料寄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可至今未有回音。他自己又给北京去电话，打听到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被撤销，因没有接受单位，难于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北京市公安局不同意他回来。几经交涉，最后，他正面临分娩、且小家庭住房只有10平方米的大女儿，给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份保证书，保证父亲回家之后不会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他才于1976年3月26日被送回北京。
多年来摊上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父亲，山野里苦菜花般长大的儿女们，生命的每一道年轮里，都刻满了苦难和深深的创痛，眼下也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不是实在无力，就是自己作不了主。也许怀着怜悯之心，也许怀着愧疚之意，儿女们多方奔走，在北郊清河镇借了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这间房在一个挤满了16户人家的大杂院里，由此葛佩琦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谢蔚明虽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结果却过了21年囚徒生涯。
十年刑期结束时，他本想离开北大荒，农场却留他就业。和犯人稍有不同的是，多一点活动的空间，每月发上32.5元，但吃饭、穿衣得自己掏钱。
和葛佩琦的命运一样荒唐，他也是因为特赦“历史反革命”，才得以离开那片冰天雪地的土地；他又比葛佩琦多一层曲折，他的“反动资历”里没能混上个少将，回原籍又无家可归，童年时父母双亡，发配北大荒前妻子离异，一个人赤膊条条，他回北京、上海不成，想回家乡安徽桐城也难。
1976年特赦时，他就提出退场，农场表示：要不你先回桐城，办个地方同意接受你的证明，我们才能让你退场。
回去时正好碰上了“四五运动”，各地如惊弓之鸟，熬红了眼睛地追查“政治谣言”和“小平头”一类的“反革命”，山清水秀的家乡却是世外桃源，许是祖上“桐城派”的遗风，公社还在挖空心思地想办一所高中。
在乡亲们为他接风的酒桌上，公社书记在和他碰了一杯酒后说：我们欢迎你回来，回来后，不会要你干别的什么，你就在这高中里教文史。
他兴冲冲地揣着公社开的证明，回到了农场。
原以为很快就会批准，可一拖再拖，过了一年多，在整整咀嚼了他19年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两鬓苍然、形影清癯的他，才得以像塞在牙缝里的最后一点肉丝，给北大荒吐上了南下的列车……
49剪不断，理还乱
即便是大墙里关着的右派，也能感觉“文化大革命”--一个血光冲天的神话，正在支离破碎，那条原本意气高扬、屡屡在巍巍紫禁城上一舒云水襟怀的飞龙，日益有了疲惫之态。
无疑，它最大的病灶来自于1971年震惊于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很大程度上，正是林彪构筑了毛泽东这尊“人间神”；又是林彪仓皇而去，以来不及化为灰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外蒙古荒野上的几柱烈焰黑烟，表示了对这尊“人间神”的背叛和某种深刻的怀疑……
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一场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试验的实践与理论，陡然撕裂开了巨大的窟窿。大约，在这莫可言状的精神痛楚里，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跌入苍茫暮色里的一震！
他很快中风了，在他的病榻边，常常站着两行人，一行人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需要他们去填补理论上的窟窿。精美的瓷器破了就是破了，补得再好也有裂纹。大抵，他也明白这番填补只能是技术上的操作--勉强将林彪的覆灭与林彪当初的蹿红，同视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另一行人，是周恩来、李先念等少数能在薪火上跳舞却又不许他们烧着衣服的政府官员，毛泽东需要他们去填补实践上的窟窿，在林彪那双阴沉的眼睛消失之后，他们怀着几分悲壮去补好中国这只碗……“1972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1969年有18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1973年底，增至31个。计委于1972年7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57%降至40%，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些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1971年12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1942--1945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1973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周恩来并不满足在实践上有所作为，他还将目光伸向了历来被江青、张春桥等人视作自家后院的理论领域。
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左”倾思潮。这三篇文章，是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而组织的。
71年底至72年，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72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语重心长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9月，周恩来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他的目光如此警策，决不仅仅为着一年前就化为了孤魂野鬼的林彪……
1972年，是周恩来的胜利之年。
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上海公报》，他似黛色远山上的一束新鲜霞光，终于穿透了泼墨似的乌云，辉映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一年里，他像是将“文化大革命”这头怪兽逼进了死旮旯，并擦亮机器，开始编织乱麻似的中国。
尽管已是74岁的老人，但人们常看见他行动敏捷，步履轻快，跑在他后面的秘书们，反倒气喘吁吁。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年的5月，在对中央领导每月一次的便尿和痰的常规化验里，他的尿液中，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在进一步作了细胞检查后，又经北京、上海、天津的医学专家确诊，他患了膀胱癌……
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普通老人。他的意志会随着丧钟的敲响而发出钢铁般的冷峻，因为来日无多，他不会再工于心计，巧于周旋，他正在锋光毕现地逼近“文化大革命”。
也许，他还会保留后者的皮囊，如同在活杀了一头虎之后，留下那毛色斑斓的虎皮，但是它的内容，却绝对会被他掏空得所剩无几……
而“文化大革命”，对于江青一伙人来说，并不仅仅是客厅里一只宠爱的波斯猫，他们常常交织的最高尚的理想与最卑鄙的私欲，战士般飞奔疆场的激情与肉食动物般嗜血的本能，都源自于它在中国的全部历程。
于是，他们对周恩来的仇恨与攻击，便不但有着理想的驱动，也有着私欲的翻腾，不但有着激情的灼烫，也有着本能的压迫……
毛泽东病榻前的两行人，其实，是谁都想以自己的烈风惊涛撕裂中国云水的两行橡树。
廉颇老矣，且患心脏病、帕金森病、白内障和脑血管粥样硬化等诸多疾病，出现在外国贵宾前常常是一张眼泡肿大、暗得出奇的黄脸，宛如出土的陶器，可毛泽东仍然是一块决定着两行橡树命运的土地……
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30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
张春桥12月1日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依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次日，江青又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里，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意见，并反映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
17日，毛泽东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王若水的看法错误，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毛泽东的这一看法，以文件形式传达到全党、全国。此后，举国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不再涉及极左。
1973年11月，有人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前者好一阵恼怒，“……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并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后者进行批评。
12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皇后，当会见结束，毛泽东起身同客人握手告别时，周恩来走至近前，轻声说：“主席，等会我想向你汇报点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好哇！”
周恩来和王洪文将尼泊尔国王一行送出门外，待客人们乘车离去，两人回到客厅，一左一右在毛泽东身边坐下。周恩来沉吟片刻，语气平静地说：“我最近向主席和中央写了份检查，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听他们念过了，错误有一点，但没你讲得那么严重。检查可以了，以后不用再写了。”
周恩来：“政治局连着开了几次会。我感谢大家的批评帮助，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多次检查，但对有些同志毫无根据的指责，我不能接受。”
毛泽东：“政治局的会是我让开的，无非叫大家讨论讨论，把思想统一起来。我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我们是党员，是同志，有错误可以开展批评。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可以批评。但林彪就不行，他的事情靠批评是解决不了的。另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怎么能这样讲呢？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么！”
王洪文惊愕地望着眉头紧蹙的毛泽东，小心解释道：“这句话是江青同志讲的……”
毛泽东的声音陡地高了：“我批的就是她！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才是迫不及待，迫不及待要夺我的权，她好当主席。这个江青狂妄得很，谁也不看在眼里，夜郎自大，老子天下第一，好像很革命，其实左得很，整人的革命。你们政治局要管一管，不要怕她，不要和稀泥，更不要吹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她就是被一些人吹得飘飘然了……”
毛泽东一边对“文化大革命”最终可能被关进历史的铁笼子里，并不比江青缺少警惕。
暮年时他一再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将国民党、蒋介石赶到那座孤岛上去了，在这件事上，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可在这件事上，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与其说，这是毛泽东在强调后者对于自己历史的分量，不如说，这是他在悚然于自己面颊上已经触摸到的一股微风，它将在自己死后急剧地升腾起一片飓风，将他生前耸立的青铜般结实的纪念碑，给吹落似一顶顶草帽，而那些被自己打击得支离破碎、难以成型的东西，却能穿透苍然的岁月青苔，变得日益高大、厚重起来……
毛泽东一边对从死旮旯里解救了“文化大革命”的江青一伙，又未少满脸秋风黑云的训斥。
在毛和江青被世人称之为政治婚姻的关系里，其实积淀着极为复杂的情感内容：
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自“文革”发动以来，在他形形色色的拥载者中，唯有江青死心塌地，并不惜为他闹得天怒人怨；也没有谁比他更明白，在他暮年可供选择的接班人里，唯有江青“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荒”可以，但真正要她去治理一个国家，无疑要孙猴子去看守一片桃园。
我想，他不能不为她的忠诚和刚烈感动，又不能不为她的骄奢与缺乏自知之明而愤懑。
他批她，乃至当众羞辱她，有时还表现得有几分肝火大恸，其实正是他亦爱亦恨、亦怜亦憎、欲断欲连、欲推欲拉的心境的曲折反映。也许，平生喜欢刺激的江青，比起深水静流的夫妻情爱，倒更乐意接受丈夫的这份复杂情感。由此，我们便能理解，在毛泽东的暮年岁月里，他没少训斥江青，却没有一回真正折断过妻子那细腻、白皙的高贵脖子，恰恰相反，不要多久，这脖子又陡耸似一只正司晨的公鸡……
毛泽东一边得越来越仰仗周恩来。
继“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以后，“文革”十年，损失又达5000亿元，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近30年中，全国的全部基建总投资不过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是4000-5000亿元。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分量的4.7%，至80年下降为2.5%。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可到了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
愈近暮年，毛泽东愈是对中国面临崩溃的经济作哑巴状，愈是将自己的脑袋更深地埋进卷帙浩繁的线装古籍里。可以说，这时的周恩来，是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后一道疆界，是毛泽东得以陶醉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话说孔孟、评点《水浒》、神游于生死哲学之上的最后一间书房。
最后几年，毛泽东每每接受外宾的朝觐前，都得被迫理发穿衣，乃至化妆整容，这一切，都得出自于周恩来的安排，他几近成了一个孩子，一个连打针、吃药都得大人哄的孩子……
毛泽东一边又越来越怀疑周恩来。
在后者待他依然谦恭、周全的态度里，他多半怀疑后者，正在不声不响地将中国的未来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这将是一个革命激情渐渐冷却的国家，一个意识形态不再精血饱满、物质利益却像三角肌一样发达的国家，一个在精装的册页里装订他一些话而实际上拿掉了他更多话的国家，一个在他高大的塑像前放上鲜花却又在附近的小摊上将他的像章、语录与古玩一起去换钞票的国家……
1975年6月，毛泽东一次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谈话，谈到周恩来时，毛说：他现在是买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平生壮阔如“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毛泽东，从未像现在这样软弱。
他制约他人，又被他人所制约。
他心系天下，又被天下所累。
在南辕北辙的矛盾里，他苦寻平衡；
在非此即彼的悖论里，他穷思出路。
大概，毛泽东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孤独。登高一喊，即山呼海啸、风集影从的盛景，已成明日黄花，谋臣如雨已去，猛将如云安在？眼下，身边可靠的人多不能干，能干的人多不可靠。
他是否会蓦然发觉，自己的所思所想，多半是高蹈于云端的鹰旋鹤舞，常人难以企及；自己的所言所行，常常似北中国的雷电，虽堆涌满天的乌云，可结果打湿的，只有一层薄薄的地皮……
他变得抑郁而孤愤。
宁可在激烈中死去，而不愿在平和里求全。
1975年，面对来访的尼克松女婿--朱力·艾森豪威尔夫妇，好似卜者在吐露某种谶言，他小声、神秘地说：“党内将有斗争。”
这年隆冬，他发布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在次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里，他又发出一条令举国为之震动的指示：“安定团结并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他变得有几分宿命。
他告诉来自菲律宾的漂亮的女强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你地位越高，就越会有人向你扔石头。
他对泰国总理克立说：几乎每一位来见我并招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就遇到灾难。他一口气讲了他曾见过的7个国家的领导人--尼克松、田中、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威特兰、西哈努克。他们回到国内，或是被卷进丑闻弹劾下台，或是碰上了流血政变……
他又变得散淡而邈远。
他接见基辛格时，后者提到自己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学生阅读他的著作。他的回答是：“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
他会见尼克松时，后者赞美到：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一个古老的国家，也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他沉默片刻，半合上眼睛，声音低了下去：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
一代豪雄，今日行也颤颤，坐也岌岌，连从沙发上站起来，都得要由张玉凤、孟锦云两人搀扶。他说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他不愿理发、刮胡子，似乎也不愿见外人，常常一人在书房里坐卧、转悠。
与他的意志和热情期待拥抱的那个“彼岸世界”越来越远相反，他感到自己的躯壳离死亡的门槛越来越近……
进入七十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
1975年4月18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此说得最具体，也最苍凉：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
周恩来没有坐卧、转悠的功夫，如在炭火上烤馒头片一样，他在为中国烤干自己的最后一点精血。
1973年他住院的日子长达72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而从次年的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进医院前的五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里，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剩余的九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在他住院前的五个月，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在便血水。在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发生缺氧症状，他常常是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一个正常人也无力承担的工作量。
1973年6月，他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仿佛越南人成了老子，而老子又为儿子承担了几个世纪的苦难，对方一阵又一阵的抱怨，一个比一个更苛刻的要求，致使会谈从子夜谈到东方欲晓。
其间，周恩来不断地喝茶，不停地请服务员送来湿毛巾，他擦额头、眼窝、脸颊、脖颈，在擦去一串串豆粒般涌出的虚汗的同时，他仿佛还在用毛巾拼命挤压自己最后一点残剩的心力……
他一再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最后，每隔10分钟，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会谈结束后，两名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顿时灌满了服务室，她们不是为自己手指和掌缘被烫起的一串晶明透亮的水泡而哭，是为周恩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哭。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也无不潸然泪下……
周恩来更忍受着精神的巨大痛苦。他的名字和他身上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在林彪覆灭之后突然留下的权力真空里，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安，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尊法反儒，到75年、76年的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始终未让他得到安宁。
当毛得知他大肠里出现了肿瘤，不到24小时，便同意他进行手术。但是，他报告自己病情的一封信，却被毛搁置于一边，读了这封信的韩素音这样写道：“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读来使人心如刀割。这是一种悲哀的呼唤，恳求对方能作出一种姿态，承认悠久的伙伴关系……”
毛泽东不愿意作出这种姿态，在1975年里，虽步履维艰却还未丧失走动能力，直到次年还接见了好几位国家元首的毛，却没到医院看过一次他奄奄一息的总理……
这是两个几乎纠缠了一生，而且，折磨与被折磨也几乎一生的老人。
这是两个愈觉死亡昏冥、冰凉的气息扑面而来，而愈是彼此牵肠挂肚又彼此揪心扯肺的老人。
这是两位谁都害怕对方死去，可在潜意识里，又害怕对方不走在自己前面去见马克思的政治家……
1975年7月1日，在周恩来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之后，陪护人员提出要跟他合影，也许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与人合影，工作人员赶忙为他换了一身郑重的灰色中山装。摄影师精心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完后，有了一阵静默，现场凝滞着一股说不清楚是喜悦还是感伤的气氛。
周恩来打破了这一静默，他往众人的脸上扫视了一遍，用仿佛是开玩笑的口气说：
“照片是照了，但将来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啊……”
次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从昏迷中醒来的周恩来，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两首诗词。
他要工作人员拿来当天的报纸，并为他读这两首诗词。当念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灰黄如败絮的脸上，绽开几丝霞光般明亮的笑纹，隐隐的笑声后，他讷讷地念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这最后一次的合影和最后一次的微笑之间，周恩来的情感世界里，一定翻腾着一只巨大、凶猛的蓝鲸！
他却对妻子缄口不言，对天天来看望自己的妻子，只说过这么一句：
“小超，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没有告诉你……”
时刻守护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奉叶剑英之命，时刻准备了纸和笔，用以记录他的政治遗言。他依然嘴角紧闭，没能在那纸上留下半点浪花，一曲微澜，似乎他满腹的心里话，就像危险的核废料，必须无声无息地密封于铅桶之内，永远地沉没于海底……
然而，周恩来最终向他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祖国，向他挑选来继承自己事业的同事，交代了自己的遗嘱。
清癯、羸弱的周恩来，身着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在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篇近两万字的报告，对于晚期膀胱癌患者，要站在讲台上近三个小时，不啻于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他常常戴着面具的人格，似乎到了假面舞会散场的时候，露出他并不一定要委曲求全的面容：
他压抑了多年的热情，勃勃穿透“文革”坚硬的石灰岩，呼拉拉长出一片青葱的竹林；
他身上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犹如叶落归根，江河注海，终于发出了火焰腾空前最壮丽的一闪！
在这篇为中国未来的进步作出全面规划、并表明中国将向世界开放的报告里，他宣布：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讲完话时，他累得双手颤抖，但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依然身架挺直地离开讲台。据说，这天晚上，他的小便里几乎全是血……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文化大革命”，将农民的文化形态对于工业文明文化形态的压榨，表现得最为惨烈，然而，就是在这铅汁一般浓稠的中世纪黑暗中，后者无声地吸吮民族的耻辱，几代知识分子的血泪，缓缓蠕动起来，蠕动似天边一点点发出鱼肚白的曙色，并在这微微的曙色之中，有了爬起来和前者作出短兵相接的信念与勇气。
这时，毛泽东还活着，尽管他茕茕独立，大气长喘，可在他头脑里，那接踵而至的形形色色思维与幻象的断片，大抵上，还是剥落自他终生未能走出的农民文化形态的古老土墙……
1973年12月，他有过一次典型的“意识流”谈话--……还有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来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我们革命也是斗啊，和蒋介石斗，和帝国主义斗，和修正主义斗。这么大的国家，七亿人哪，不斗行吗？人家打上门来了，要杀你的头，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就斗了几十年。
现在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你们也要准备打仗呢，不要怕什么核战争，核威胁。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是广岛，一个是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当皇帝的。总之一句话，要准备打仗……
请注意，这个时候，乃至上溯到六十年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似法拉利赛车迅猛掠过全球之时，欧洲、北美、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变幻如一个失去了控制的万花筒，在给世界以经济恢宏冲击的同时，也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文化晕眩。
这一切，正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除了还呆在那个巨大的蚕蛹里出不来的大陆中国人，几乎全人类都在惊呼这加速度的残酷与多情：
它犹如一根不可逼视的魔杖，能叫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乃至辉煌的盛唐气象，一下变成只有萤火虫般的光亮，即便是二十世纪初期、中期，由战争这个怪物恶性怀胎出来的林林总总的军事发明，此时在魔杖下一点，不过也几近成了孩子们玩的游戏；
它又犹如一对紫铜般饱绽的臂膀，将二十世纪推向了一个神圣的标识--
人类历史的子午线由此贯穿而过！
1976年1月8日9时25分，周恩来溘然长逝。
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消息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当天晚上，在看电视里发布周的讣告时，他掉下了眼泪……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普通的公共汽车送往八宝山火化。他生前留下遗嘱：不要留下骨灰，将其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尽管事先未作任何宣布，还有百万首都市民肃立20多里长的街道两侧，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他送行……
4月4日，丙辰清明，细雨纷纷。
天安门广场上是诗文的海洋，花圈与挽幛的群山。
次日下午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加以断然镇压。两天后，周恩来挑选的继承者邓小平，被称作躲在后面煽风点火的“纳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底，一场空前猛烈的大地震，将河北唐山市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近25万。
北京在冲击波的震撼下，毁房3万多间，大约2000人死亡。
一时间，各地纷传将要发生地震，各种流言，好似雨后森林里疯长的野菇：鄱阳湖里的乌龟变得烦躁不安，四川的熊猫抱头尖叫，东北的虎豹感到了大地的微震，像吃了迷幻药一样，纷纷躺倒在地上……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撒手人寰。
同床异梦、纷争不止的最高层，暂时搁置起纷争，以最快的速度通告了全国和世界之后，人人红着眼睛，去大会堂里轮流守灵，准备隆重举行他的丧事。
长期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政治的罗斯·特里尔注意到：“全国各地都降了半旗。多年来，人们又第一次带上毛主席像章。平时从来不耐烦读《人民日报》千篇一律文章的数以万计的人们，纷纷来买报纸，以便了解详情，北京报纸的发行量是往常的九倍。
“然而，首都的气氛平静如常。全国其他地区更是如此。全然没有像斯大林死时笼罩苏联的那种惊恐不安。群众中没有出现自发的场面，人们像往常一样上班，料理家务……”（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
时值金秋，碧空明洁如湖，远山黛蓝似海。
黎明的果园里，到处溅跳着思想猩红色的果实；
夕阳正缓缓辞行的群山上，升起淡青山岚一样默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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