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连着召开会议，像抖去身上的虱子，纷纷抖去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者的职务。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关于撤销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部长职务的决定上，庄严地盖上了自己的大印。
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举手如林，一致同意撤销10名右派分子在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内的职务，并决定包括这10名在内的共38名右派分子，不得参加本次会议。
同日，毛泽东狼毫飞舞，签署共和国主席令，撤销龙云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原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祥的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作为政治家，即便在旧中国的政治风浪里也表现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从此，消失在新中国的政治旋涡里。三人所有的职务均被免去，开始了漫长而又郁闷的家居生活。
有意思的是，三人均有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空职得以保留，实属共产党这方面反“左”有方，按照往日他们在民主党派里的朋友们的意见，比如史良即要求将这三人秋风扫落叶一般扫出全国政协，黄炎培亦不赞成保留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倒是上年12月召开的一次研究对一批右派头面人物处理意见的中央统战会议上，刘少奇发话了：“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史良就表现得很左，似乎黄炎培也成了‘左派’……”（见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百年潮》2000年第9期）
章伯钧，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按这级别，仍有小汽车配备，仍住原来的住房。但车子由一辆新的“吉姆”变成了旧“别克”。章伯钧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还能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他曾对女儿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每天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章伯钧大抵无事可做了。他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往事并不如烟》）
罗隆基，显然因为态度不好，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乃住乃兹胡同。
犹如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将“文革”初期红卫兵内部“唯我独革”的两派，都抛去了风吹雨打、飞砂走石里劳作，彼此变得一样疲惫的神色，一样褴褛的衣着，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可奈何、怆然的苦笑，这时章罗两人似受潮了的爆竹，再也不争吵了，相反，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多半还因为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使得彼此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像从前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像个客栈了。”
--（《往事并不如烟》）
此后，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集他们和陈铭枢和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几位老友，轮流作东聚餐时，两人都愉快地答应了。
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餐桌上，清茶一壶，薄酒几杯，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佛学古玩，从旧时野史到烹调艺术……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来，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汨汨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现实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屈死的屈原的罗隆基，也很少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章诒和先生日后评论道：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
章乃器，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在1963年之前，他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待遇。到了1963年，事情有了变化--这年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消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消其政协委员资格。3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撤消其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此后，一夜之间，身边勤务人员全部撤走，工资不作数了，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得由章乃器自理。
在偶尔露面的公开场合，章乃器依然是一副俯仰无愧、锦鸡自雄的样子。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全体委员，当走到章乃器面前，周总理边握手，边笑着问：“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
章乃器亦笑着作答：“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
李维汉面有愠色：“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自己！”
在家里，他形单影只。他打成右派后，经组织上动员，他夫人杨美真与他离婚了。一对同林鸟，可谓大难临头，各奔东西，没想到还是殊途同归，杨美真日后也被打成右派，由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一下贬去民建中央机关，做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章乃器听不见前妻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恻然喟叹了，他似乎一门心思要履行自己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他将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释卷，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各方面的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此外的时间，便花在了强健体魄上，“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以外，每天坚持做二十五个俯卧撑，还在浴室里磨擦全身二千多下”（章乃器《七十自述》）。他的气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一呼一吸的时间可长达数分钟，一般的运动员也难以企及。他还把自己对气功的领会写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条件时再整理出书……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显然享有很高的“礼遇”，大约能赋闲家居的人还会有一些，但对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这一“礼遇”不要说成为现实，就连起了这一念头，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般荒唐、奢侈--
储安平，工资被取消了，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生活费一百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长城脚下的西山农场放羊。他原本位于阜内大街的家搬去了厂桥棉花胡同，家名义上还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暗度陈仓，和另一个男人关系暧昧，而此人还是一个颇有大名的国民党战犯，国庆十周年时已获特赦……
“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储安平似乎没有这般的感叹。一个昔日“面白，身修，美丰仪”的男子已经变得和一个牧羊人没有了差别。他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间，放下了自己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阵阵伴有无名野花清香的风儿，穿过芊芊的草浪，吹拂着他手中的书页，也摇落了他一个个神凝气定的日子，以致于两年后他调回机关改造，他还梦寐着草场上的时光，在自家的小院里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捧着一个装满鲜奶的铁罐，敲开了章伯钧的家门，他对不胜惊讶的后者说：
“这羊是我自己养的，奶也是我亲手挤的，你拿去喝吧，可以补补身子……”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日子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往事并不如烟》）
萧乾，被下放去位于渤海滩上的柏各庄农场劳动，每月发给26元生活费，此外由中国作协给家属按月发给40元津贴。
在这之前，他的妻子文洁若已被下放去河北省丰润县农村，面对三个孩子无人照料的前景，动身前的萧乾，给妻子写了一封满纸惊惶失措的信。妻子赶紧回了一封信，在作出种种事务性的安排之后，她写了一句：“你放心，有我呢，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你和孩子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能在政治的刺刀面前，高举爱情旗帜的女人并不太多，但这话，多半只是一句忠诚的“豪言壮语”。孩子们的童年勉强保住了，她的“翅膀”下却绝对保护不了丈夫。萧乾随冀东那些壮实的农村青年一起，风里雨里改造白花花的盐碱地，以使上面能长出高级稻米。因为活儿重，还有生活条件艰苦，他患上了肾疾。一次，文洁若去农场看他，在经过一座马厩前，他指着一头个大膘肥、毛色水滑的种马说：
“这可是几万元一匹的伊犁马，每天都吃得好，还有专人伺候，它比我可高贵多了……”
妻子心里一惊！她还记得家里保存有一篇丈夫少年时代写的作文，作文里他替驴子打抱不平，说人骑在驴背上，还嫌它跑得不快，驴子既得跑路，又得对付鞭子的抽打。可眼下人到中年的丈夫，竟有了“人不如马”的感慨……
丛维熙，前后被下放到京郊好几个地方劳动：
不是蛮荒的农村，蛮荒得当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能把一个妇女的裤子扒掉，以博得满堂喝彩；就是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当了一名开山筑路的壮工；或是去荒野上开垦一块块农副业基地，一边，为一场大饥馑已见端倪而农副产品日渐匮乏的报社食堂聊补无米之炊，一边，也每日望着远处进京的列车吐着缕缕白烟风驰而过，痛感自己是一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下来的乘客……
无独有偶，他也像萧乾一样地羡慕起马来。
有一年的深秋时节，他当上了车把式，每天赶着马车，去东北郊的一家酿酒厂，拉稀酒糟回来喂农场里那些饿得似狗般大的猪。他身穿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抱一根皮鞭，每每经过建国门大街、崇文门、天桥等几个闹市区时，总是提心吊胆，既怕犯了交通规则，又怕遇见往日的朋友、熟人。
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可又总想维持住这被车轮碾得破碎不堪的尊严。他觉出了自己心理的怪诞，便不禁羡慕起眼前拖车的这匹枣红色的蒙古马来：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走向混沌》）
可人终究不能变成马，他同被下放的妻子张沪，因体质太差，被照顾回报社印刷厂不久，终于精神崩溃，一天夜里突然休克，因从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医生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他坐上报社派来的一辆两轮摩托，赶去正抢救妻子的医院。他一路缄默，一路为吉凶难卜的此行而心头揪得发紧。车经天安门广场时，他下意识地朝城楼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投去了一眼：
照人的神采，如同金秋浓稠的阳光，从毛泽东那丰满的前额和睿智的双眼里倾泻下来，给人以庄严之色，慈祥之感，慈祥得好似站在五彩祥云上的观世音菩萨，正俯瞰一个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的盛世……
正好是四十年前，长沙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社会的命案，一个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强迫其嫁给一户有钱人家，在作出种种反抗无效后，于出嫁的当天，在花轿里割颈自杀。次日，长沙的大小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新闻，大多评论赵女士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者。
血性勃发而又敏感过人的毛泽东，更是大做文章，从第三天起，他连着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等十几篇文章，矛头固然直指封建婚姻制度及其腐朽的习俗，但他笔下更多的，是将赵女士的自刎上升到他极感兴趣的人格层面上评说：
她虽生长于不容许她有人格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瞬间，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件表达自己自由意志的武器，那便是对于个人生死存亡的选择。于是，在她握起这件武器的同时，她也拥有了伟岸的人格。
青年毛泽东，以激情如焰如诗的文字，这样写道：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了出来，顿然光焰万丈……（《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也许，在毛泽东眼下俯瞰的太平盛世里，他再也看不到被蹂躏的人格，被屈死的冤魂，即便发生了如张沪一类右派分子的自杀事件，在他的眼里，也不可与赵女士的悲壮同日而语。画像上，他总是那样庄重和慈祥，慈祥得让丛维熙感到他的微笑里，隐隐含有对自己一家及众多知识分子正蒙受的巨大苦难可以忽略不计的意味……
三十年后，当丛维熙回忆起这一场景时，一股股黄河惊涛似的愤懑，仍猛地向他的胸口打来：……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张沪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走向混沌》）
1958年春天，在险峻的太行山里，有一个铁路工地，工地上的工人都被告之，铁道部有一名大右派下来监督劳动。
这个右派有多“大”呢？年龄尚不及28岁，划右前的职务，不过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的文艺编辑。他的名字叫李国文，1957年初，他与未婚妻刘士容结婚。
7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处女作，一篇8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改选》，写的是一位诚恳地为工人服务、却不会拍领导马屁的基层工会主席老郝，领导想通过改选将他选掉，而换上一个拍马有术的年轻干部。在改选时，工人们却不顾领导意图，仍以多数票推选他当主席，他一阵激动，“两眼木呆呆地瞪着，发僵的嘴唇在流着口涎”，一会儿，“老郝死了……”
这年年底，李国文又得了个大胖小子。本来是三喜临门，可就因为“老郝死了”，他也“死”了，在既没有鸣放、也没有写大字报，乃至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构成右派言行的情况下，他被打成了右派，又一脚给踢到了太行山……
常干的重活是扛石头。石匠们在山上凿下一方方的石块，由力工们扛来崖边，沿山的坡势滚下来，下面的力工再一块块地扛走，装上公路边的汽车。扛的哪及滚的快，日积月累，待搬的石块堆过了崖边。这样，上面的力工就得分外注意，某一处的石块一不落实，踩在这石块上，就会跟着滚下去，摔个粉身碎骨……因为李国文是右派，自然抬杠得走在前面。工人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一个个动作熟练，出现险情时后退也快，他们见他一副读书人的样子，反应迟缓，便常常叫他走在后面。
有一天，监督他劳动改造的干部到了工地，而且，虎视眈眈地走到了他身边，他不得不走去了前面，不知是此刻心情太紧张，还是活该有事，他走到了崖边，刚放下杠子，脚下的一块石头就松动了，他返身想跑，脚却软软的收不回来，一下随那块石头下去了。有十几层楼高的石山呀，刹那间，滚石如雷，滚石如涌，只要有一块石头砸了他，不是脑袋开花，就是身子成了柿饼。
山上、山下的工人都在心里念叨：“这下这大右派完了，非死不可！”不少人闭上了眼睛，不忍看这即将血肉横飞的场面。可苍天有眼，他磕磕碰碰地滚到了山下，除了腿上受了点伤，骨头都没折一处。他从阴阳界上爬出来，又踽踽地上山去干了……
收工后，李国文还得承担诸多的杂务：扫工棚，清厕所，夜里工地上有会，他得先摆好桌凳，把炉子生起来，会散了，又得将一切收拾干净。这还未了，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工地上常有事故发生，严重的还要死人。于是，收殓下葬这类活儿，也得由他和工地上另几个“坏人”一起包圆。有一段，李国文一拿起那杠子，脚就索索地打抖。他扪心自问：这冒风险的活儿，工地上总得有人干，同样是条生命，农民们能干，为什么我就不能干呢？这样想想，生死也就置之于度外。
那些杂务也曾使他觉得屈辱，他思来想去：死者们上有父母，有的还下有儿女，为了国家建设，远走家乡，抛尸深山，你应该对他们表现出敬意。这样一想，他在干丧活时，总把自己当作死者的亲人，衣服给穿得好一些，坑给挖得深一些……
真正使李国文感到不堪负荷的，是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还有一种由此而带来的孤独感。
工地的食堂是个简易的大棚子，没有桌椅，工人们买了饭菜，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蹲在地上吃，或是找来个柴兜、石块什么的垫坐。对他，竟特别地优待，在棚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上面立着一块用刨光了的木板做的牌子，上书“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他就只能往这里坐下。
几百个人的目光一下压过来，其分量并不会亚于一块桌面大的石块，而且，耳边还不时响起一阵吆喝：“李国文，你今天干活偷了懒吗？”“你今天讲没讲反动言论？”他又得赶紧站起来挨训……
吃饭被隔离，上工受监视，写封家信还得检查，即使能回趟家也是痛苦的。出来时，别人有工作证，他没有，工地上便开个条子，上面写着：“兹有我队右派分子李国文由××地回北京探亲，期限由×月×日至×月×日。在京期间，请当地派出所加强监督，不许他乱说乱动！”回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派出所报到：
“我是右派分子李国文，现在回北京探亲……”
随后，毕恭毕敬交上条子，对方常常手都不伸出来接，仿佛条子上沾满了大肠杆菌，“你把条子搁这儿吧！”探亲假快完了，再去派出所，请他们在条子上盖个章，如果没有盖到，回工地可就完了，一连串的审问、批斗接踵而来……
复出以后，李国文有一次和秦兆阳聊天。他说：
“那时，人只有在火车上才是自由的，两头都不行。工地上将你当人下人，回到家，派出所知道你是右派，居委会的老太太们自然也就知道。唯独在火车上没有人知道，你尽可以装得一副不是右派的样子，坐在那里，和好人一起打打牌，聊聊天，享受列车员对人民群众的热情服务……”
对当时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秦兆阳也“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也只有在广西到北京的火车上，才有个人模人样。”
在太行山时，李国文也动过死的念头。
那时，上下班都要经过一条羊肠小路，一边是青森森的陡壁，一边是深不可探的山谷。冬季，天黑得早，下得班来，工人们都不敢站着走，一个个弯下腰，手脚并用地爬下来。有几次，他真想眼睛一闭，身子一侧，就这么滚下去了事……可他终究没有被死神所诱惑，他丢不下双亲、儿子，还有深爱着的妻子。
抗美援朝时，刘士容也在他所在的那个部队文工团。也许，两人是在战火硝烟中结识的，婚后没多久，她便经受住了因他而引起的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厄运的打击。
好好一家人，拆成了三摊，丈夫一会儿太行山，一会儿东北大森林，一会儿湘黔交界地区，都是寄一封信得走十天、半个月的偏远地带；儿子送到上海的老家，自己在北京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她的工资，加上丈夫的生活费，每月不过百把块钱，怎么经得住这三处拉扯？为了省钱，刘士容长年累月地吃挂面，吃咸菜。团里怕演员浮肿，一人发一点黑豆，她赶紧给丈夫邮去，一人一年里配给几听肉罐头，她也一定要丈夫带去工地。
精神上就更寂寞了，团里从外地演出归来休假，别的演员不是去父母家团聚，便是两口子领着孩子，有说有笑地去游北海、颐和园；只有她没地方去，也不想去，一个人关在房里，有时连着一个礼拜也不下楼……
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当一个右派的妻子政治上遭受的歧视，和一些人的白眼。可在给丈夫的信里，她从不提这些，一则怕国文知道了心里难受，二则也担心工地上检查。她总在信里写自己一切都好，叮嘱他千万保重身体，不要挂念自己。
李国文怎么会想象不到妻子的处境呢？他每年都力争回来过春节，一家人团聚了，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到快接近归程了，到拖到不能再拖的日子了，每当万籁俱寂时，只要远处响起火车的汽笛声，正情意绵绵的妻子，顿时脸上色变，似乎这声音不是汽笛声，而是古代牢房里报更的梆子声，而躺在身边的丈夫也只待五更一到，就得被押上鹰旋鸦噪的法场……仅从她那半是哀怨、半是恐怖的神色里，李国文也能猜想到在平常，妻子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她苦苦地等你，坚贞地守着你，难道图的是有朝一日去工地上取回你的遗物，而后由守活寡变成一个真正的寡妇？”
除了以自己顽强地去承受痛苦与磨难，来换取她的有朝一日团聚的希望，你再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来报答妻子这颗冰清玉洁的心了，就为这，李国文也觉得自己该活下去！
从1958年春天起，相当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农场监督劳动，或是劳动教养，其中名声远播的是靠近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兴凯湖，天津以东靠着渤海的清河农场。仅国务院系统，和吴祖光一批发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而在清河农场，仅文艺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美学家吕荧、作家孔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盛长、赵慧娟……全农场约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一边从事着最繁重、最粗砺、牛马有力也不堪其累的劳动--
伐木，烧炭，翻地，开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七、八个人一组，在荒原上拖着爬犁，上面是重达上万斤的粗大原木，横面上有着美丽的花纹，说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大会堂铺地板。
一株株上好的木头，送进一座座炭窑，未等熄火，右派们便得进去抢运木炭，一进窑门，一股窒人的炽热气体，陡然将人给包裹了，身体好点的，搬了木炭出来，抓起把雪擦擦脸，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又再进了窑里；身体差点的，一下就晕倒在地，众人赶忙抬出来实施人工呼吸，有的抢救了过来，有的就这么一脸烟垢炭屑地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机翻出一块块足有水泥板重的土块，右派们将其荒草朝下、一块块地架起来，再点火烧草，以烟熏土，说这叫熏肥。结果，草烧着了，土块里含的冰也溶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来，火渐渐熄了，深藏在土块里的草根，仍损伤无几，来年春天，这些土块打碎了翻进地里，等于给草更大面积地播了种。号称北国粮仓的机械化农场，那几年却年年饥馑……
一边，生存在最卑贱、最低微、牛马有情也会怆然泪下的境地--
1959年已见端倪的一场饥荒，到了60年，更像北大荒冬日满天飞舞的大烟泡一样肆虐全国，装满右派分子的各个农场自然首当其冲。
超负荷的劳动，使得知识分子们在停滞脑细胞活动的同时，却有了超发达的胃囊，每月一个人有着一百多斤的粮食定量，农忙时节，即使是胃病患者，一顿也能吃下一斤玉米面馒头。
很快，定量似扔去了冰水里的温度计急遽下降，开始减为72斤、63斤，接着是48斤、36斤、27斤，有的农场甚至少到只有9斤，而且，这里所说的定量，都不是成品粮而是原粮，即连皮带壳一起算的。右派们能否真吃上这9斤原粮，还得打一个折扣，否则，农场的各级干部们，哪有气力来抓管理和对右派们的监督？否则，火头军们哪会像当今的歌星影星一样，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受人羡慕的职业？
在北大荒，兴凯湖，开始尚有稀饭喝，一天三餐再减为一天两餐，全是能掀得起浪来的玉米糊糊，吃热的，呼噜噜几口就下去了，于是吃冻的，烧好了在露天里冻得一块块的，给你一块，你得在嘴巴里嘎巴嘎巴地咬上一阵，似乎这才找到了吃饭的感觉。
后来，稀饭也难维持了，便去田野上梳篾一样、一脚压一脚地搜寻田鼠洞。这洞总有前门和后门，一挖进去可见一个又一个小仓，仓里放有一堆堆的豆子。挖洞时，伴随急切、兴奋而产生的一阵阵惊异，戴煌发现，田鼠显然有数学头脑：豆壳里有三个豆粒的，它们放一个仓里，豆壳里有两个豆粒的，它们放另一个仓里，而没有了豆壳只剩下豆粒的，它们又单独放成一个小堆……
再就是去采摘柞树叶子，将其烘干后粉碎成面状，用来做馒头吃。不吃，你饿不过，吃下去了，你拉大便不出，好容易拉出一点，倘若是在野外，说起来像是在讲笑话，吹来一阵风，这大便当即无影无踪，它干砺得似沙子，松散得也似沙子……
到了后来，人们吃起了草籽，出去干活时，每人拎一条口袋，收工时都得勒一些草籽回来，烘干后将其磨成粉熬汤喝。可荒原再大，草籽能有多少？靠近纸厂的分场，便吃起了纸浆，将其熬得烂烂的，每人分上个半碗、一碗……
清河农场虽地处关内，在最糟糕时，劳碌了一天的右派们，晚上还能领到两个鸭蛋般大小、由白薯面捏成的窝头，但境况同样惨不忍睹。
后来也被发配去了这个农场劳动教养的丛维熙，一走进这个农场所属的五八三分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衣衫褴褛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嚼。他们对这些新号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丛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在这个约有百人左右的五八三分场，因饥饿导致的浮肿患者，达到了二分之一。严重者一旦倒下便再也站不起来，轻微些的只能在炕上挪动，或者虽能勉强下炕，两腿已虚空得似两团发好的面粉，手指一按下去，就是一个洞儿。人人都关注着自个儿的生殖器，倘若它也肿得吓人，乃至周围皮肤破裂，流出了黄色的淋巴液，这给人繁衍生命的器官便发出了生命频临死亡的信号……
人们悠悠惚惚，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暝中走来又向昏暝中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进空瘪的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挤得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的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
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条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两个新来的右派，在大田干活时偷摘了两根黄瓜，为了逃避检查，以带进监舍夜里用来充饥，两人相互帮忙，将黄瓜塞到各自的肛门里。一名工程师，在晚上集合站队时，捕捉扑向灯光的带翅蝼蛄，捉到一只便向嘴里塞一只，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如果不是腮边溢满带腥臭味的酱色汁液，真好像是在吃着美味的法国大菜……
曾经导演过影片《智取华山》的原北影导演巴鸿，在田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找来几根柴火棍儿一烧，辘辘叫唤的肠胃等不得了，也怕管教干部突然出现，就这么半生半熟地吞咽进肚里。不是反右斗争，57年本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农机学院毕业生陆丰年，有一天，将在野外抓到的一条蛇、一只青蛙、一只癞蛤蟆和一只老鼠，在一口残破的铝锅里一起煮来吃了，当时混了个肚子囫囵圆，可到了半夜，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抽风似地哆嗦，几个钟头过后，更是神智不清，满面钱纸似的蜡黄，亏得抢救及时，否则差一点丢了性命……“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二十多年后，和丛维熙一样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也以写大墙内生活为自己作品的重要特色的张贤亮，这时，则在西北的一个农场劳动教养。
他充分地享受着一种从屈原和荷马开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深刻描写过的虚弱，一种地下哪怕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从它上面迈过去却抬不起腿来的虚弱；
他充分地保持着一种一天24小时时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须呼吸的警惕，一种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会被同组人冷漠得似抬出隔夜的便桶一样给抬出监舍的警惕。
他还充分如绅士淑女品味名贵咖啡、古典歌剧一般品味着周围无处不弥漫的死神的气息，这种气息常常以人们的脸作为自己的通衢大道--“这时，人的模样很像植物害的一种‘萎蔫病’，即由于镰孢菌、轮枝孢菌和极毛杆菌等侵入植物的根和茎的维管束后，输导系统被病菌或病组织的产物阻塞或毒害而丧失正常功能，引起不能恢复的萎蔫现象。在人来说就是一种‘死相’。削瘦自不必说，还加上面部和全身皮肤发黑，失去光泽；头发枯焦，眼屎增多，但双眼却出奇地亮，发出一种‘贼光’，即一种贪婪的、闪烁不定的、怯弱而又狡猾的、软弱而又狠毒的光芒。不过没有一个人看了会害怕，因为彼此的眼光都差不了多少。”（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张贤亮从农场政委的一次训示里，听到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要计划用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杂以甘薯南瓜之类。
与清河农场一样，在他所在的农场，每天仅有几碗野菜汤份额的囚徒们，“活学活用”了这一指示。他发现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蜥蜴、第一个吃在干枯的水坑里死了多日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的，并不是平日里月黑风高、打家劫舍的强盗流氓，全都是右派分子，与丛维熙不同的是，张贤亮以为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充分地表现了探索科学的勇气……
在法律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本有着严格的界定。
可在中国，几十年里，法律似纨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谁去当真，谁便泡在了少女们痴情的泪水里。在它们的真实意味上，丛维熙与张贤亮倒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副。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是‘二劳改’。”（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将我们集中在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的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看来我们似乎高于正式的劳改犯人，可是自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呀！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去争取了。
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八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1960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的。1958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十八个小时。”（《烦恼就是智慧》）
除去下放、劳动教养的以外，还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实施劳动改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收押进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看守所，次年春节后，开始对他进行第一回合的审讯，这一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审讯，共进行了36次。再黑色的幽默，也难以“幽默”出这样的问答：
“1938年你在河南商丘组织了游击队，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打日本鬼子。”
“国民党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你百里挑一，独独会想起抗日？”
“你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少将督察期间，有哪些罪恶？”
“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遣我去的，我收集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交给党组织……”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你这是在公开污蔑共产党！我警告你，这里是审讯室，不是你可以胡说八道的鸣放会议室，你若再不老实，就得罪上加罪！”
显然，威风凛凛坐在葛佩琦对面的审讯员，不会比牛高出太多的智商。如果说，审讯室颇有点像古罗马的斗兽场的话，那么“斗牛”们无须懂得任何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只需凭着疾利的权力之角，还有眼里炭焰般迸射的阶级仇恨，便能雄赳赳地上阵，并腾挪出自己的胜利。
葛佩琦担心，这胜利须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从对方口口声声“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鲜血”的指控里，他感觉对方即使未把自己当成戴笠、毛人凤一类令人寒毛陡耸的人物，也视自己经常和他们通通热线电话，而他还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并不畏惧死，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的日子，他没少握过死神的那对冰凉之爪。他只是惧怕随着生命的结束，再不会有公正与公平的星光降临，他的灵魂，将永处于万劫不复的黑暗之中……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葛佩琦在审讯中不再坚持自己曾是个共产党员。可在同年秋天开始的第二回合审讯中，审讯员们像是服用了刚从瑞典进口的“脑活素”，终于想起了他曾是个共产党员，于是，审讯便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他是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换来了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
他一遍又一遍的回答，哪怕是一堵墙也该听进去了：
“我从来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相反，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党中央社会部西安地下情报组派到东北作地下工作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光在我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位同志；当上国民党少将并以这个身分作掩护的，也不止我一个人，我的单线领导人李年，也是一位国民党少将……”
中国人办事，有时不要说外国人不好理解，就是国人自己见了，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就说眼前的这桩案子吧，要说办案人员作风严谨、踏实，可这些问题，打解放后葛佩琦便申诉过多遍，虽然尚未获人民大学党委认可，但已经华北局函调证实。而且，除李年被敌人逮捕押往南京后下落不明外，当年和他在东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也还健在。他们只需花上几天，出上一趟短差，就能了结这个冤冤枉枉的案子；
要说办案人员作风粗疏、浮躁，继第一回合的审讯共进行36次外，第二回合的审讯，又走马灯似地转了30次，前后持续了一年。眼下这个时代，正庄严而认真地说着一个伟大的谎话，他们也是庄严而认真地讯问，庄严而认真地记录，庄严而认真地在精神上折磨一个有着非凡卓绝的革命经历的人的同时，也庄严而认真地将自己的光阴拧成满地哗哗流淌的自来水……
1959年2月下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起诉书认定葛佩琦是“历史反革命”外，还指控他是“现行反革命”--“借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各项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证据均引自57年的大小报刊上对他的批判、揭发之词。
4月，他由草岚子看守所被移送北京市看守所，这里关的大多数是判了重刑的犯人。
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内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葛佩琦为反革命罪，处以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人获罪，殃及满门。
7月下旬，在葛佩琦被逮捕20个月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亲人。来的不是妻子朱秀玲，同是人民大学教师、而且在1956年人民大学教授还屈指可点时就被评上了副教授的妻子，不能来，多半也不敢来。
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丈夫的同时，她在月子里染上的风湿性心肌炎犯了，被送进医院抢救，从此病瘫在床，一倒就是六年。就近入托的小女儿，两年没回家了，再见到朱秀玲时，叫了声“阿姨”。她含泪问道：“你妈妈呢？”孩子回答：“在公园里！”
原来，当每个周六，看着其他小朋友总被爸爸、妈妈接回家，小女儿常常问阿姨：“我爸爸、妈妈怎么老不来啊？”
阿姨们总随口应道：“他们在公园里……”
小女儿“丢失”了爸爸、妈妈。朱秀玲丢失不了一个信念。早年也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了青年团、而且姐姐弟弟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丈夫未判刑之前坚守着一个信念：党能在中国经天纬地，重整河山，怎会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儿子，身上究竟涌流的是鲜红的血液，还是乌贼似的浊液？
当法院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榻上，那信念，顷刻间被卷进了原子弹爆炸时的冲击波，而一种类似母鸡护雏的母亲本能，似骤然升起的蘑菇云，在她的脑海里经久不散：
无期！无期！她不及孟姜女，她哭不倒眼前这座不是砖石构筑却远比砖石坚硬的“长城”……
大女儿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全市中学生物理和数学竞赛中获奖，且高考成绩门门居九十分以上。结果却让母亲撕肝裂胆，叫女儿泪雨倾盆--不但她报考的北京大学拒绝了她，连一般的普通院校，也视她如不能接纳的麻风病人！想想不寒而栗啊，政审表中家庭成员这一栏里，只要有“关管杀”情况，那就永远得在精神荒寒笼罩下的“麻风病村”里呆着！下面，还有老三、老四、老五……
孩子！孩子！在一个总将“坏”出身在人们的额头上刻上一个无形的“红字”的国家，为了孩子，也为了父子之情、父女之情，孩子们必须放弃将终生囹圄之身的父亲！
来探监的是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玉。
二哥自小就在家种地，为了资助弟弟在北平上学，从早到晚他像驴子一样干活，葛佩琦收到来自家里的每一个钱时，都能摸到有从二哥身上抖落的汗水的滚烫。当年，每当假期结束，也总是他用家里的一头小毛驴，驮着行李，送弟弟去离村60里外的兰村车站上火车……眼下虽刚近半百，可腰弯背屈，满脸沟壑，又是他不顾村干部的劝阻，一路颠簸赶到北京，将五个侄子、侄女全带上，来看望罹难的弟弟，其中，老三正患猩红热住院，直接由医院接来了这里。
葛佩琦万端思绪，心如刀铰，潸然下泪，泣不成声。
他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哭，也为自己无缘以报二哥的手足之情而哭，他更为眼前走进高墙电网里茫然失措的五个孩子而哭，他不知孩子们将沦落成什么样的命运，他预感到，即便妻子有一副铁打的肩膀，也难支撑起这样一个永远没有了丈夫的家……
后来的结果正是这样，连料理自己生活都困难的朱秀玲，不得不忍痛让天赋极好的大女儿休学，在家照料。老二是唯一的儿子，说什么也要让他继续读书。老三送给了天津的亲友。老四送给姐姐当女儿。老五尚丫丫学步，最费气力，听说有一对中年夫妇膝下无子，想收养一个孩子，朱秀玲托人说项，想把老五送给他们。可对方一听说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仿佛将要送到家里来的是一颗小小的核弹头，甭说是白送，就是倒贴钱，他们也不肯要了！
此外，五个子女均改姓朱，延至1964年，朱秀玲正式和葛佩琦办了离婚手续……
1958年4月28日，孙大雨被上海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5月，复旦大学开除其公职。
6月2日，因诬陷罪正式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六年，遣送至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服刑。
据说，在全国的高级民主人士中，招致如此待遇的，孙大雨是唯一的一个。
同年，谢蔚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抗战时期，尚是满腔热血的青年的他，在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扫荡日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和平日报》）担任战地记者。他没少经历日寇的飞机轰炸、机枪扫射，不说是九死一生，也是朝不保夕，常常一篇稿子写完，便不知有无机缘发出下一篇战报……
1946年后，出于对国民党政权日愈专制、腐败的强烈不满，在南京他主动和中共代表团取得了联系，此后，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情报，便有了意志和双翅似的，不时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案头。
最令蒋介石七窍生烟的是，他刚下达了对苏北解放区使用毒瓦斯弹的旨意，几乎一袋烟的工夫，周恩来便公开提出强烈抗议，并向来华调处的马歇尔将军递交了备忘录。与此同时，谢蔚明则如沐春风，待之以上宾，廖承志、王炳南、范长江、梅益都专门请他吃饭……
他不比葛佩琦，后者的单线领导人李年下落不明，而当年饭桌上向他杯盏相碰、慰勉有嘉的这些人还在，且都是京城里颇为显赫的人物，可他的下场，依然未脱出葛佩琦的翻版。
林希翎，谭天荣，对于这两个被官方舆论称之为“大学生右派里的急先锋人物”，据说毛泽东倒怀有几分恻隐之心，他亲自批示了两人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结果，许是因为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一番古道热肠，大包大揽，前者遭逮捕、判刑，后者遭劳动教养。当谭天荣还在北大荒战风斗雪时，林昭曾为他写了一支歌《你在哪里》，以寄托自己的怀念。据说，在谭天荣右派改正调入青岛大学任教后，他在自己一本出版的数学著作上，署上了“林昭”的名字。
在劳教生活的十一年里，当年北大校园里那个口若悬河、不修边幅的才子，对枯燥的数理逻辑，“非标准分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沉醉其中，闲云野鹤般地自得其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林希翎，却还是一杆未退火的枪，一串不变味的朝天椒，在1980年6月她一口气写下的一封万言书里，她记下了1958年秋，她被关在草岚子看守所的一次半夜三更的审讯。
……北京市公安局的三位审讯员中，为首的一位是个老克格勃头子。他对我喝道：
“林希翎，你是共产党把你从小培养大的，你为什么要反党，老实交代一下你的反党动机。”
我听了后，不禁哈哈大笑地反问他：“真有意思，你问我为什么反党，我倒要问问你，既然你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从小培养大的，那我为什么会反党？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来回答，因为‘反党’的罪名是你们所编造和强加的……”
他骂道：“放老实点！我干这一行是多年了，什么大反革命、大特务我都审判过，到我这个地方的，没有一个敢不低头的，你林希翎的反动气焰胆敢如此嚣张，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我抬头望着堂上挂着的那幅毛主席像，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是我的母亲，我是党和人民的女儿，是共产党把我从小解放和培养大的，我虽然还未曾在组织上入党，但是在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就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方志敏、卓娅、白求恩等等这样一些人，我永远敬爱这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决心向他们学习……”
我忽然低头怒目，望着坐在台上的那位警察头子，不解地问他们：“什么，你们也是‘共产党’？呸！你们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国民党！”林希翎的话，把这位“老克格勃头子”气得暴跳如雷，他站起来对她拍桌子瞪眼睛地咒骂道：“你！你！你看着吧，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来人，带走！”
“我要让你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如同火印一样，永远烙在了林希翎的心底。
41右派也染上了“幼稚病”
倘若谁以为林希翎重刑在身，仍正气凛然，颇有几分表演艺术家的癖好；或是她年轻，而年轻必然要牵出自己的孪生兄弟--幼稚，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将会看到，除去少数洞若观火者外，大多数的右派，无论在大墙之内，还是在大墙之外，他们深感多大的冤屈，他们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乃至对被强加于身的“改造”，他们便心怀多大的虔诚。
或许，正因为他们什么都被剥夺了，几乎只剩下心目中血缘般不可更改的虔诚，他们才更需要以虔诚去铠甲般地包裹躯体，以抵挡烈日雨淋、虫扑蚊咬，还有冬瓜收获时节一般横陈的浮肿，掏空全身、最后只剩下一个纸袋子感觉的饥饿；
他们同样需要以虔诚去铠甲般地包裹灵魂，以抵挡小偷、流氓都可以堂而皇之施加的压迫，妓女、老鸨都能洋洋洒洒抛来的冷眼。在社会的垃圾箱和排水沟里，他们极力用虔诚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哪怕这常常是在向自己证明），从而似圣徒翘盼上帝一样，翘盼社会为他们洗去身上的污物和浊水，最终为他们作出“好人”的正名--
李国文坚信自己不是右派，可另一方面，他也坚信：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主席领导的、由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参加的一个政党，决不会无凭无据地视他作阶级敌人。他这样解释这一矛盾：一定是因为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自己才偶然地被打了右派，就像自己偶然地误入文坛。可为什么别人没有被偶然地误打，独独你就被偶然地误打了呢？
他想，放着我们社会上那么多完美无缺的东西不写，而去写那些有缺陷的东西，尽管动机是好的，但毛主席早就说过，动机和效果得一致呀。在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这样做，客观上不等于向敌人提供了炮弹吗？
再善良的商人，视线也绕不过金钱，再高尚的政治家，心舟也绕不过权力，李国文绕来绕去，还是搁浅在自己的世界观上。
于是，他比日后去“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知识青年，更像是个知识青年。
当他所在的施工队伍转来湖北修京广线的复线，在江南那被阴霾与淫雨挤压得难找一点干处的春季，他没有一天不一身滚落成一个泥猴，趔趔趄趄地回到工棚。收了工，他也不得清闲，一是为没有文化的工人写家信；二是来自农村的民工们每个月结起账来，总算不清楚，而工地上的有关干部也总不想爽爽快快地付给他们应得的工钱，他就为民工们一个人、一个人给算得不容置疑；三是教小青年学文化，有时给大家讲几段小说里的故事，在那除了打扑克便无事可干的漫长的工棚夜晚，他的周围常常坐满了工人……
他还重新拿起了笔，他寻思自己是因为这支笔被打成右派的，他决意再以这支笔写出好作品来，以证明他比谁都热爱这个党和这个国家。
在工人们的帮助下，大伙儿的箱子都垒起来，堆成个城堡似的一角，这里便成了他写作的天地。他找来个瓶子，弄上点棉花搓成芯子，再灌上煤油，当工人们的呼噜打得山响时，他便点着这盏自制的灯，在用工地上记录生产进度的表格纸装订的本子上，动起笔来。
只有在这时，李国文才完全忘却了痛苦，忘却了压抑，也不曾察觉那朵橙色的火苗所飘散出来的轻烟，熏黑了鼻孔，吐出来的痰也成了黑色，他只觉得和脑海里正自由驶骋的思绪一样，他也成了个自由的人……
二十三年之后，他发表的第一个短篇《月食》，荣获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人觉得奇怪，经过如此漫长、不幸的岁月，他的笔力怎么不见艰涩、生疏呢？
在去世前一个多月接受我的那次采访中，葛佩琦十分郑重地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建国前我坐过两次国民党的监狱，建国后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狱。我是否应该用对待国民党监狱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的监狱，这是我被判刑坐牢后首先考虑的问题。
坐国民党的监狱是敌人的监狱，破坏敌人的监狱，是革命者的任务之一；但破坏共产党监狱的秩序，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秩序。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因冤案关进监狱，对监狱秩序也必须采取维护的态度。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坐敌人的监狱要经得住考验，坐共产党的监狱也要经得住考验。
对监规纪律我带头维护，每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主动帮助被关押的人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文化，帮助他们写学习心得和家信。我也坚持每天学习革命文献，精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能一字不拉地背诵《矛盾论》、《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十篇毛主席著作及他的语录和诗词，此外，我还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在山西劳改期间，有一段，我因右眼的白内障发展到看不清对面的人了，左眼也患了青光眼，被送往山西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动手术，即使如此，在病榻上我也坚持每月写一篇学习心得，寄给山西第一监狱我所在的中队的指导员……
我想，以上这些就是我由无期徒刑被减为15年徒刑的原因。在举国被大跃进的热潮搅得异常亢奋之时，丛维熙正随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风景如梦如诗，以便日后来此疗养的官员们赏心悦目，他们还担负着将周遭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全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凌垂挂，里面冷得似个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在劳动上，不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山腰填充房屋的沟槽，就是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即便徒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这一趟活干下来，他们更是像打断了脊梁抽去了筋，一个个晃晃瘫瘫，踉踉跄跄，浑身汗透。而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洗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洗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也得叹为观止的环境里，尚没见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右派，创作了一首题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三十年后，此人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监制出了让许多中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许多中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这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文艺天才。很快，又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摇撼群山的战歌。
丛维熙也不逊色，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居然也发现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烫的热汗，从自己身上磅礴而出，他也写下了一首诗--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咀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这首诗被穿插在一个诗歌联唱的节目中，在一次晚会上进行了表演。表演者是他本人和漫画家李滨声，两人刻意模仿了小生名旦叶盛兰的激越唱腔，以突出右派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1962年暮秋，清河农场的右派分子再度被集中起来，遣送去另一个农场继续改造。
灰蒙蒙的天际，低沉的云块，恍若一床床摊开的巨被。
瑟瑟的风声滚过原野，带着一种诡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经四、五年的队伍，这是一支满脸菜色、衣衫褴褛、半人半鬼的队伍。每一张面孔，都像是一个劫后的战场，疲惫、凄婉，还有面对不可测前程的无比惶惑，唯有目光里溅射出几丝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颇有几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徙去西伯利亚时的悲怆。
但很快，这份悲怆被抹去了，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车上唱起了《歌唱祖国》，旋即众人跟着唱起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仿佛不是凝重如铅，由苦难走向苦难，而是身轻似燕，从胜利奔向胜利，可歌声却跌宕在一片荒芜而又饥饿的土地上；
仿佛卡车上装的不是“垃圾”和“污水”，而是五彩的气球、带露的鲜花，和鲜花一样盛开笑靥的孩子，可并未飞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歌声却扑满了滚滚黄尘……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判过的幼稚病，“右派”居然也染上了“幼稚病”。
努力沉溺在某一幻相中的生者染上了“幼稚病”，我实在不忍心指出，就是一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死者，决意离去时也未脱某一层面的“幼稚”，这大抵都是发生在日后更剧烈的一场运动中的事了--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邓拓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
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想想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我们就会感慨，虽然早就割去了阿Q的长辫子，可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走出小小的未庄；
读读十二月党人那些洋溢理性光芒与自由激情、鞭鞑专制黑暗、呼唤人道与人权的诗歌，诸如雷列耶夫的《致宠臣》、《公民》、《沉思》，奥陀耶夫斯基的《当听到波兰革命消息的时候》、《摇篮曲》，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即使被打进了炼狱里的知识分子，其最后的一缕思绪也极具中国的特色……
42“大跃进”之风景线
1958年8月4日，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
毛泽东的专列，由北京站徐徐驶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县。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徐水县委作了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
大部分劳力和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他老人家视察的地方，并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团、营、连、排、班，哪一级出了问题，找哪一级的头头示问。道路两边的庄稼不得有一点杂草，地里有人干活，就得有红旗飘扬。县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均被打发去偏远的地方下乡……
对伟大领袖的敬爱是真实的，对伟大领袖的蒙蔽也是真实的，一切细节的安排都好似出自于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在看了路边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一块庄稼地里两座正呼呼腾焰的土高炉后，毛泽东走进了一座颇大的干净院落，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它几乎被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计划图表和上级发的大跃进宣传画所淹没。在这里，毛泽东问该社社长：
“你们农业社叫个什么名字呀？”
“叫第八瀑河农庄。”
望着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四面墙，尤其是宣传画上那攀着玉米秸子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壳作舟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老汉，还有农业社的地里采摘棉花的嫦娥姑娘……
毛泽东一定呼吸到了在北京城里很难呼吸到的、来自广袤土地和庄稼的灼烫热风，而对于一位农民的儿子并终生关注着农民命运的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像这一股股热风，升腾起他胸中的激情，他想起了87年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犹如他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跟着赫鲁晓夫后面亦步亦趋，他也不想让中国的农村再重复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
他说道：“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当社长告诉毛泽东今年麦收亩产达到754公斤，县委书记又汇报到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要达到12亿斤时，瞪大了眼睛的毛泽东，和县社干部们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在人们众星拱月般地簇拥下，毛泽东又去看了社里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将土堆积成小山状、据说亩产可达120万斤的“山药山”。
33岁的县委书记一路滔滔不绝，向伟大领袖介绍这些新事物、新创造，水浪一样波动的舌头不打一点颤，既然《人民日报》连日来发表社论，批判“有条件论”，号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的舌头怎会去打颤呢？
毛泽东的思绪也滔滔不绝，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中国何曾有过为了粮食太多而发愁的日子？面对一张张激动而又拘谨的庄户人的脸，他高屋建瓴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接下来，毛泽东去了安国县，途中他还想着徐水的事情：全县11万多劳力，既要务农活，又要修水利、炼钢铁，显得十分紧张，这一逼，却逼出了个军事化来，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据说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他问同车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
“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力共11万人，其中男女青年可能有5万人，20%的发枪，共需一万支，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里一万支枪，5亿人里1亿支枪，6亿人得1.2亿支，没有这么多枪怎么办，你们会造吗？”
地委书记不会想到自己肩上还压着办兵工厂的责任，显然觉得有些意外：
“我们……不会造枪。”
还是在当年井冈山朱毛会师的仪式上，作为第四军党代表兼第八师师长，挎了一会匣子枪，仪式一完便将枪交给了警卫员，此后再没有摸过枪的毛泽东，却显然喜欢“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不要县里造，但一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将来每人一支枪，30发子弹，叫他们平时学打靶，这就是全民武装。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帝国主义吓死了。工农商学兵，要有兵，要发枪……”
在安国，毛泽东下得车来，站在公路上，望着阡陌如裁的田园，麦浪叠金的庄稼，一面面红旗和写有豪言壮语的彩旗猎猎飘扬，犹如穿行其间的飞舟……
那股由此而联想到巴黎公社的激情，又充盈了他的胸臆。巴黎公社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眼下的中国，也必将引起世界的瞩目。
他问一边菩萨般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安国县县长：
“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
巨大的幸福感，和节日焰火般的憧憬，双重地压在了县长身上。他好似阳光下的奶油蛋糕，快要溶化了：
“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
毛泽东舒坦地笑了，又进一步交代道：
“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所经之处无不一片丰收景象，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无不热气腾腾。他在被“大跃进效应”深深陶醉的同时，又在各地撒播了“毛泽东效应”，以徐水为例--
他离开的次日，县委召开全县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其后，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口、房屋、树木等等均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决定取消，各公社实行或准备实行工资制。
他离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怀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来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的试点。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中央、省、地和县各级一百多位干部组成的班子，对徐水的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田园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拿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又在一个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这一试行草案规定，全县公民“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
于是，家家砸锅炼铁，户户不再冒烟，人们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饭，就连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为了根除私有制，干部的工资停发，改为津贴费，县级干部每月9元，科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每月2元。在搞得彻底的地方，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为公有，可以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的都归公了……
在此基础之上，9月间，成立了实行县社合一的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在设置有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法公安部、军事部、工业交通邮电部、农田水利农业部、妇女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15个主要部门外，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道，内称：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上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这是原本在中国现代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徐水一段最风光的日子。
这风光来得如此迅猛，如刚刚还晴空朗照的平畴上兜头泼来的滂沱大雨，让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
它又如此真实，每日里车水马龙，黄尘滚滚，全国各地来此朝拜共产主义“麦伽”的人们，似过江之鲫，仅至10月底，来徐水参观的外宾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
徐水的老百姓，在一种半是梦幻、半是现实的状态里生活，说是梦幻，除去扛枪当兵，或是落草为寇外，吃饭不要钱，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儿；说是现实，每日里走进食堂，面对一桶桶白花花的馒头、米面，你敞开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对于敞开胸怀尽情拥抱风光和荣誉的在徐水的各级干部来说，他们则大体上处于一种没有喝酒却似喝了酒的醺然状态，除了自己姓什名谁没有忘记以外，多半他们已经忘了这是在尚一穷二白的中国，这是在泥屋、柴棚尚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为是在十月革命前夜那灯火辉煌、万头攒动的斯莫尔尼宫。
可与布尔什维克们手里那闪耀着历史冷峻光泽的枪杆比起来，此地用来升起“共产主义”旗帜的枪刺，却是一件以谎言制作的、浆糊还未干的道具。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高举它冲出徐水、“攻打”中国之时，于烧得全身每个细胞都沸水般嗤嗤冒气的激情里，终能萌生起几丝胆怯？
毛泽东是制作中国政治风景线的大师，当然不会降贵纡尊去制作一件道具，因此，他不会有胆怯之意。相反，在这由一件件道具拚凑成的中国政治风景线上，他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柯庆施将毛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刻进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他并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日，陈毅在广州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的一段话：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还指出，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在该规划上批道：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在高层，像周恩来这样双眼平和似秋水，而其实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在额头上却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的人，并不太多。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年》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像是销声匿迹了，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如火如风的激亢鼓点，在云里雾里，不辞辛劳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同年9月，刘少奇又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市视察了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的情况。
在开封，他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办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
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上课四小时劳动，要比较稳定，搞它8-10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10月3日，刘少奇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如数家珍地谈起人民公社：
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做二三年之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现在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二三个，请农民进工厂，消灭城乡差别。
这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和河南省的“教育革命”情况。
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个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那么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12日，在河南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犹如人总是难以忘怀自己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个恋人，人也总是难以忘记自己青年时代的旧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
“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蒙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向往有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熙吹拂的绿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乌托邦之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童话终究是童话。
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恍若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古色古香的瓷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彻底消灭不了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密如飞蝗、冰雹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
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囤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涨欲裂。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堆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其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讲道：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各级官员们的哄骗，则不少填饱了政治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圃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他兼任，他成了1958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莫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
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在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
他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他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六十条，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漂漂亮亮地打扮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声名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他领着天津静海小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是精采，可以让我们诸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却让农民们自己去折腾……
43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大跃进的发动，又显然是民粹主义的高扬。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
通过1957年，毛泽东已经摒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他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如雪如泉的纯洁性及其始终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在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而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排斥，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日愈变得理直气壮……
如果说，1957年是右派分子政治上的断头台，而1958年，则在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吊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你防不胜防，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掉下来；
如果说，1957年让众多的右派分子们去了月匿星藏、山寒水瘦的劳教、劳改农场，那么，1958年，则将所有的知识分子打发进了一座巨大的、无形的集中营，自然，看守这集中营的，不是警察、军队，却是比拿枪的警察、军队还要森严的民粹主义--
大约是你不交出些什么，总不能令人放心，于是便有了“向党交心”运动。
1958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似乎这又是一个聪明如阿凡提者，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亮堂的心来，他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覆有尘灰宛若铜锈的心来，他便没商量地将你打成右派。这年夏季，“补课”被补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进了这一陷阱而没能爬出来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独立翻译出几百万字的《希氏内科学》而享誉卫生界的著名科技翻译家王贤才先生，此时，大学毕业尚不满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苏联医学不见得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限定学习苏联一家。就因为这点“纤尘”，他的心就被嗤嗤冒烟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紧接着，又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
谁在单位业务突出，几乎谁就成了单位的“白旗”，自然摩拳擦掌来拔“白旗”者，又多是单位里那些业务平平或者低能的“红旗”；谁在大跃进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谁便成了“右派”的邻居--“右倾”，无疑，“右倾”划得越多，也如卫星放得越多一样，跃进的成就也就越加星光灿烂……
有学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标题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马灯般的眼花缭乱：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猜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观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3月10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内称：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
与此同时，《文艺报》出了一个再批判的特辑，刊载了15年前发表在延安报刊上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人民日报》称上述作品为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同年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上年7月，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根据自己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倘若按此办理，一个中国日后将会少去多少千古恨的主张，却被打成“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等学校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
1959年12月，马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自己坚持真理，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批判投降。据此，康生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并在次年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压带，骄横地掠过千山万水后稳定于南国。
“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恰似受其辐射的更暴戾的热流，一下倾覆了陈寅恪胸中那个高蹈于尘嚣之上的清凉世界，历来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尊崇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热之中被肆意凌辱与践踏--
“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令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68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世界。在莘莘学子的笔下，陈寅恪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
“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
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分，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10月开始，这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仿佛批判中国人还不能尽兴，只有批去了外国，才能像阿Q摸到了小尼姑滋润的脑壳一样过把干瘾，甚至连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仪仗队见了都会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被从俄罗斯的九泉之下拖了出来，当成思想上凶恶的敌人而加以鞭挞。有一家报纸，以最显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发表了长篇论文，题目赫然便是《托尔斯泰没得用》。
直至1960年春季，上海市作家协会还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对所谓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一场延续了49天的批判，不但托尔斯泰伤痕累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高评价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还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横飞……
不将人们变成色盲，就不可能将一条最廉价的月经带，当成王牌的金利来领带，光天化日下放去橱窗里出售；不将人们头脑里优秀的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给炸成断壁残垣，浅薄、浮躁、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文化”，则无法在中国的皮下静脉注射一针又一针的疯狂……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风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让文化陷于灭顶之灾，那么“大跃进”，则开始了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在整个文化领域，“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掌握有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而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就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93991份，剧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宣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死刑，那么，“大跃进”已经在编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起诉书--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政治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
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侏儒、白痴、心理变态者，乃至称其为“吃屎分子”，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诮与嘲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偻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在熟稔地作了一次捆扎稻子的表演之后，他又一次魔术般地将自己在几分钟内变得年轻了：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烦恼就是智慧》）
知识，好似是资产阶级的遗传因子，谁持有了知识，谁就必然持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谁就一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知识，还如放飞淋病、杨梅疮等性病的劣等妓院、大量繁殖蟑螂的夏夜阴暗、潮热的角落，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又是一位政委，在舒芜先生所在的“五七干校”召集学员训话说：“你们现在还算走运，还好没有打仗，要是打起仗来，先拖几个出去枪毙了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着你们反党反人民啊！”
舒芜听了一惊，我们是“牛鬼蛇神”，可听众里还有很多“革命群众”哩？
政委要表示自己的讲话并没有什么破绽，他接着说，“‘你们’是针对整个旧文化部讲的，文化部的人都一样，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文化部本身就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部，这个案永远也翻不了！”政委接着又说：“老实告诉你们，解放战争时期，或者再早一点，在江西苏区，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活埋你们！”
谢天谢地，国民党龟缩在那座孤岛上不敢打过来，否则……舒芜听出了一身冷汗。（参见《舒芜口述自传》）
不但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掏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掏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相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似乎是到了“大跃进”，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那便是麻木自己的求知欲望，磨灭自己的探索精神--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
在塞外一个朔风呼啸、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郊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第9版《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二十世纪已成了明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并由其本人担任主编，于1927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5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著，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旧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11斤半。此后除去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11斤半里。
这真是一个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一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颗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鳃里鼓出的串串气泡，缭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没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丰富的色彩美，大海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继续读着《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觉到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
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他的面前：
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可能直接阅读的，也不一定能得到这部价格昂贵、进口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著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的嘴巴，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腾腾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
希塞尔，还有一百多位医学专家在千万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地一阵搐动之后，化为了升腾的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他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
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朔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似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跃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理性、非科学环境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上，那你便可以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为其“左”出精当的理论和浩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运动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地锻炼、成长。其中著名的，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经济生活中最后的几缕商品市场的活水；陈伯达则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死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毛泽东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苟且偷安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害怕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无可置疑，这段话，却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大跃进以降，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44吉尼斯世界纪录
排斥科学性与理性化的大跃进，必然要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
从1959年起，中国大陆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钢的日产量，这年的第四季度为5.38万吨，60年第一季度降为4.98万吨，此后直线下降。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完不成生产计划，而低于第一季度的有11种，长时间工业冒进发展的势头，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了。
粮食形势更为严峻，全国粮、棉、油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到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9年还减少1000亿斤，油料作物的产量，则跌过了1949年。全国粮食短缺，大饥荒席卷城乡，连京、津、沪一类的大城市，局势都在动荡之中--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为这些地方调运粮食的紧急电报，这时北京的存粮仅够销售7天，天津10天，辽宁8至9天，而上海，已近吃完上顿再无下顿。
家家户户备缸置盆，以一家人的小便，养起了墨绿色的小球藻，据说这藻类营养无比丰富，报章上也层出不穷地推出如何煮饭的新招式，同量的米在不同的招式下，能煮出更多的饭来……但这些，都未能阻挡住像沙尘暴一样蔓延开来的浮肿病，在所有的城市里，它都暴升为各种疾病之冠。
在农村，后果更为惨烈，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的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所属的正阳县饿死8万多人，新蔡县饿死人近10万。在全国最早成立人民公社、也和徐水一样风光一时的岈山公社，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伦敦基尼斯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推出的最新版的《基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被列为世界上最大饥馑的纪录，发生在1959年至11961年的中国，仅华北地区，就有三千万人死亡。
而据某港刊称，1980年，中央高级党校29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成员共同估计，在这三年里，全国饿死的人数为五至六千万人。
自然，对于这来自西方和来自私下透露出来的估计，人们不可全信，对于这样一场远比八年抗战死去的人数还要多的饥馑，官方在近四十年后尚未拿出一个正式、公开的统计数字，不过，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最保守、最笨拙的办法来统计：
1959年，中国人口总数是6.72亿，60年为6.62亿人，减少了1000万人，61年又比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20%的人口净增长率计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全国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61年的三年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人。
即使是在1993年，江西省的人口也不过3900万，这也就是说，高于一个省的人口的性命，被三年“大跃进”的滚滚洪流冲决而去了，虽不见炮火硝烟，血肉横飞，其惨烈状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是在江西省，1926年至27年间，该省的总人口是2600万，到1949年解放时，只有1300万，换言之，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在国民党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就有五次之多，和“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恐怖手段下，作为红色故土的江西，22年里所死难的人数，尚不及和平年代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国内几本流行的毛泽东的传记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些事：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里时，他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毛泽东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时，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
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块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警卫员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病在蓬蓬勃勃地折腾了多少寻常百姓家后，终于挤进了紫禁城。
周恩来不止一次来劝说：
“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神情黯然：
“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没有比这些事，更能表现一位领袖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了，尽管这人民在毛泽东的心头，多半只是遍野饿毙的农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只有农民陡折的命运，才会让他的心灵遭到如此剧烈的震撼；
但作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在那捂馊了的糠菜窝头上，在自己7个月不见荤腥的餐桌上，毛泽东又在多大程度上品味出了大跃进的荒诞不经，并为自己这几年里几近儿戏般地领导这个东方古国而萌生起自愧自责呢？在上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又如此说过：
“……说不紧张是假的。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又少了，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可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
似乎是他的头脑先稍稍冷静下来，就在他对河南范县那份“共产主义”畅想曲的规划称之为“一首诗”后不到十天，1959年11月2日至10日，他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他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这是错误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称：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予澄清。
明明是他头脑里“一大堆混乱思想”，明明是他首先恨不能中国一个早晨进入共产主义，明明是总在教诲他人的导师最有本钱去做一个小学生，得从中国经济的A、B、C学起。因此，毛泽东的这番“冷静”，在高层他的朋友那里，除了能得到私下的哂笑外，实在再得不到什么喝彩。接下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似乎徒然大气磅礴、浮想联翩一场，毛泽东又回到了1957年的某种尴尬和微妙之中，不过诚如1957年已展示的那样，他是不会习惯于某种尴尬和微妙的。
他像一只河鳗，极善于滑过尴尬和微妙的水面，去捕捉水草般悠然忽闪的机会，让自己重新变得进退自如，挥洒尽兴……
在1959年之夏的庐山，毛泽东捕捉到了这一个机会。
“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仅仅为着彭德怀的一封面谈不成而不得不留下来的意见信，他的韬晦与义愤，便涌起了满山满谷的云雾，一下淹没去一个原本反“左”基调的会议，再耸出中国政治的地平线时，原本充满江南女子婀娜风韵的庐山，已变成一个横眉怒目、箭镞迸射的金刚，其“反右倾”鼻息之急促、浓烈，使之“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然的碰见，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
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的李锐，深感惊诧：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我的悲观情绪，田家英是觉察到了的，以致我常用的安眠药，后来都受到控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毛泽东又一次汪洋恣肆了，他称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历史上与我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彭德怀走，实在不行我再上山打游击”……
他称张闻天陷入的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军事俱乐部”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的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而且是“旧病复发”，张应该像枚乘《七发》一文里所说的那样“涩然汗出，霍然病已”、“痛改”……
毛泽东又一次换上军事斗争的思维和术语，犹如豁然贯通的电路，其黯然的目光又灼灼逼人了：“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要在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
“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终于得以扬眉吐气，他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信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党内投机分子，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他说的两首诗是《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
前首诗里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哪里有糠菜窝头被捂馊了的味道？
后首诗里有“跃上葱茏四百旋，遍地英雄下夕烟”，如此浩迈的境界，也非大半年里不知肉味的人所能企及……
如果，庐山会议不顿然转折反“左”的基调，折腾掉中国有限一点家当的“大跃进”，便得以及时刹车；如果，毛泽东能牺牲掉自己一时片刻午睡的清梦，平心静气地倾听彭老总那来自民间的如泣如诉的呼声，便不会有数千万之巨的中国人，倒毙在一首“共产主义”的畅想曲里，无声无息似被践踏的草芥，被冻死的蝼蚁……
当毛泽东的冷静与良知，远不及他的思维定势和斗争哲学孔武有力时，他的悲天悯人，便有了几分滑稽的意味。
谁若相信这冷静，并在他的良知前决意要兜底掏出自个的良知来，谁就要和彭德怀一样，落进这悲天悯人遮掩下的一口陷阱……
因为“军事俱乐部”的缘故，军队成了“反右倾”斗争的重灾区，庐山会议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军重点批判干部达847名，包括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钟伟少将等高级干部。
到11月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2.5%；另有许多军官，因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或表现不坚定，被指责为“中间派”，并列为“中右”、“二类”、“三类”，共15464人，加上前述1848人，总数达到了17212人！
在整个“反右倾”运动中，虽中共中央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要控制在1%以下，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到了365万人，而当时的全国党员总数为2600万人。
只是由于大跃进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馑和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的疯狂本身，才使得这部疯狂的战车一路松骨散架，倾覆于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到地县的领导干部和大型工矿企业的厂长、经理，史称“七千人会议”。
会上会下压抑不住的失望与怨言，恍若火山喷吐出的滚滚岩浆，翻腾起一股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
在1959年全国人大第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已当选为共和国主席，这标志着五十年代初中期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在政治上受挫后，他开始了在中央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
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忙碌地将代表们的情绪采撷进自己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里，“报告中，刘批评了大跃进，他说：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党……”（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在会议开了一多半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个人负责，个人怎么负责呢，是引咎辞职，还是诉之以刑律？个人，即便是一代伟人，又怎样负得起这一人类历史上特大“交通事故”之责？没有谁深究这些问题，在一种历来只需对上负责无需对布衣百姓负责的机制里，这些本来就不是问题。代表们深为伟大领袖的如砥坦荡所感动，在对中央和各部、省两级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最有资格批评毛泽东的周恩来，却没有参与对毛的批评，他反而说：“国务院工作的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只需看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2年起的四年间，在全国共印行了3.15亿册，使同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数也显得逊色，而且各级党委要求干部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必须学好刘主席的著作，便知道充满蔼然长者之风的画像常常相安无事并挂一起的两位主席，日后不会相安无事只是早晚的事。
即使是在眼下，周恩来也未少觉预兆：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毛泽东视为中共与苏共进行论战的一个重大战场。可作为会议的结果，是发表了一个内容冗长、言辞模棱两可的妥协性声明，而且，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刘少奇在会上的6次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事后，周恩来给了韩素音一份这个声明，要她不妨“研究研究，评论评论”，由周恩来这言简意骸的话里，韩素音显然觉得了毛泽东对于这份声明及参与炮制者刘少奇的极大不悦……
1961年以来，在1956年热闹了一阵子的杂文又突然热闹起来，在刘少奇、彭真等人控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前线》等报刊上，推出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杂文栏目尤其引人注目。
周恩来不会没有感觉，这些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恍若漫步东篱却又深藏机锋的文字，其实，是在用中国现实的材料，去充实一篇安徒生垂之久远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周恩来尽量避免卷入这场日益尖锐的对峙中去。周跟毛、刘、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计算机，太空探索，遗传生物工程学，正在世界上引起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火山爆发般的灾难之间的年头里，周恩来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维护了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同上)
大抵这便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了，没有大跃进的倾覆于野，从反右斗争以来紧似鹅卵石堆砌的中国政治空间，便不会得以松动。周恩来没有利用乍起于青萍之末的毛刘之争，却敏捷地利用了这一政治空间松动，去为自己焦枯、龟裂好似一片赤地的文化形态，浇注了一道活水。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种冷冰冰的声音长期打磨下显得木僵的耳朵，犹如一片片柳芽向细雨里耸起来，又再度听到了一个被打落于1957年的声音。
“七千人大会”过后不到二个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这本来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规格却不太高的会议，时间比金子还贵重的周恩来，用不着出席这个会议。在一种大约是迫不及待的心情的支配下，他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内称：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建国12年来，我国知识界有了根本的改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应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当中……
四天后，显然是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副总理陈毅也去这个会上讲了话。一副儒将风度的陈毅，讲起话来既放言无忌，又风趣扑面，他当着台下的160多位代表鞠了一个躬后，说道：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次年8月3日，陈毅在和《中国文学》编辑部有关人员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他在广州行“脱帽礼”时的思绪：北戴河会议之后，有人说我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错了，我不承认……我认为我是马列主义。在广州会议上讲话时，当时的空气是怎么样的？那时谁敢写文章？写就批评，扣帽子，这是干涉人家业务。一批行政人员、支部书记、副团长之流，干涉这样，干涉那样。现在我还是坚持广州会议上说的那些意见，把人整得那么苦，这样下去，哪个还跟我们共产党走？外交学院的学生早上读外文书，要盖上一本《毛选》。晚上读书，要偷偷摸摸点灯读，培养了五年的学生连普通会话都不会，这样下去要亡国的……
周恩来的讲话和陈毅的“脱帽礼”，博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却无力打捞起中国知识分子冰封的心河里那个1956年的春天。
历史尚未能赋予知识分子一副理性的目光，去看待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等人在文化形态上的差别，他们只是在感性上察觉两者确有不同，但后者又只能在前者的旗号下生存。
犹如“第三者”们只有在春节、圣诞节期间才得以休闲，节日一过，他们又得忙于和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去玩感情游戏；毛泽东在权力上的“休闲”，得以让周恩来等人表现自己主张的时机实在太少，而一旦他结束“休闲”回来玩政治游戏时，周恩来等人就得哑口无言。
为此，在反右斗争和“大跃进”里充分领略了毛泽东韬晦和魄力的众多知识分子们，宁可像虾米一样继续弯腰，也不愿站起来，以免在下一轮的游戏里，被切成薄薄的羊肉片，去滚烫的政治沸水里挨“涮”……
但周恩来的苦心孤诣，并非都成了扔进大海里的石头，起码让右派分子们五年来一个漫长如世界末日的等待，有了一个画上句号的可能。
45主席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1959年8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予以宽大处理。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内称：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期分批摘掉他们的帽子。”
与划右派时期各单位急如星火、挖空心思完成指标的情况相反，各地完成起这少得可怜的10%的摘帽指标，却前瞻后顾，蹒跚鸭步，三个多月过去，全国只摘掉18165人的右派帽子，占官方统计的右派总数的6.4%，即便到来年第一批摘帽工作完成，全国也只摘去了37506人的帽子，占官方统计总数的8.5%。
第二批摘帽工作，延至1961年底才进行，被摘去帽子的右派仍属少数。
只有在1962年里，在声望重新得到恢复的周恩来的大力干预下，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得到了甄别、平反的同时，第三批、第四批右派的摘帽工作，才得以接踵而至，并摘去了多数右派分子的帽子。
而且，在这一年里，中央统战部的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里，进一步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这一隐约含有反右运动扩大化了的意味、并且在16年后由胡耀邦手里才得以完成的方案，之所以能在1962年初步架构，除了长期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李维汉大约含有的几丝恻隐之心外，不能不主要得力于当时一个有了几分松动的政治空间……
“甄别”或者“摘帽”当然弄不到章伯钧、罗隆基头上来，但在这一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往事并不如烟》）
对于摘帽表现得无动于衷的，只是凤毛麟角，傅雷先生便是其中一个。
自划为右派后，他重新抱守书斋，犹如一个患了气喘病和肺气肿的老人害怕冬天一样，他害怕出门，他觉得外面是一个破碎支离、险象环生的世界，只有在翻译时与那些西方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们的对话中，才能搁置好自己一颗求真、求善、求美的心。
他在1960年8月5日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里写道：
“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做旁的事……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多做一天工作。”
他不再相信一切文件和号召，也不参加任何学习或开会。1961年9月有关方面表示，只要他形式上参加一次会，就给他摘帽，连这他也拒绝了，其理由是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不需要这个摘帽的形式。最后，由上海市政协一位负责人送“形式”上门，到他家里宣布了他的摘帽。
倘若彭文应先生不是撒手人寰，对于“摘帽”一说，也会嗤之以鼻。
他曾要求摘帽，就在1962年12月他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之前，他还焚膏继晷、屡写屡改，在一封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万言书里，用自己最后几缕摇曳的心焰，照亮了一个喋血的呼声：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他要求的一不是个人摘帽，或者是少数人摘帽，而是全部右派分子摘帽；二他所谓的“摘帽”，并不意味在无端冤屈之上缀上几架宽大的藤萝，以显示权力者的优雅，只意味以平反的银铲，除去无端的冤屈，让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格，重新萌生春日里的新绿！
他本人始终充满人格的力量。
没有了分文收入，家里穷得屡屡揭不开锅，他也不肯低头认罪，以换取生活上的出路；妻子遽然病逝，他最钟爱的正读大学的次子，沉郁难排，竟去了位于徐家汇徐长桥的江西公墓与母亲“团聚”，他如过昭关的伍子胥，一夜之间白发飞霜，可一旦从巨大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他依然没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让在政治上提“合理化建议”，他就在技术上提“合理化建议”
他设计过“钩搭砖”，这种砖靠钩相搭，既节省灰浆，又增强牢度。还有“两面裤”，即裤子可以前后两面穿，两面来回受磨，寿命就比普通裤子多了一倍。还有“保险饭盒”，这一设计目的，为的是风吹雨打的农民弟兄和在野外作业的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尽管一个非专业人员关在家里琢磨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都具有投产的价值，可他所忧所思的，多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在生活的小事上解决物质的匮乏……
在次子走了一年之后，彭文应先生也去了被一层层黄叶覆盖的江西公墓。遗像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依旧在头上无形地戴着。敢在这遗像前三鞠躬以示哀悼的人，除去家属外，只有“物以类聚”的王造时先生，和几位生前好友。还有一个“人以群分”的孙大雨先生，在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服刑三年多后，被保外治病回上海，早被开除了公职，同样无分文收入的他，虽行动不变，却也悄悄托人送来了20元钱，给彭文应的家属。
这事，后来被监督者们知道了，便要孙大雨作检查，恍若哪壶水不开偏提那壶，在劳改农场修身养性上被磨练得颇有长进的他，脾气又犯倔了：
“我十几岁时就和彭文应在清华同学，关系极好，一道革命，一道反对国民党，历史上他对民主革命有功！如今他走了，我送他家属钱，我没有错，更无检查一说；我只是有愧，我穷病交加，依我和他的情谊，我送上20元实在太少，该送上200元！”
对于多数右派，又尤其是那些被放逐到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去劳动改造的右派来说，摘帽便不啻是一件望穿秋水的事。
它给人以雨后彩虹般迷离的幻觉，好似小时在家里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在接受了父母的一顿训斥后，并不妨碍自己继续享用父母的温暖；并没有杀人放火的自己，在经历了这样一回与杀人放火者一道改造的处罚之后，大抵能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即便对于那些不抱幻觉的右派来说，摘帽，也意味着再也不用牛马一般的干活，吞咽猪食一般粗糙的饭菜，飞越阻隔的关山和亲人团聚，乃至回到自己的本行，再埋头荒疏以久的业务……尽管，摘帽只是个形式，可它在形式上保证了自己得以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的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
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
当右派们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时，那些当年打发他们下去的“左派”若良心未泯，应该震惊于这一情状：
恍若光秃的枝条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渐暗渐冷的炉灶里，吐出的最后几缕悲怆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窝里溢不住的兴奋或憧憬，紧绷似鼓皮的脸上艰难挤出的谦恭，他们脖子以下的身体几乎已经隐去了--
原中央司法系统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开了个会。会场在二楼，几十个右派却没有一个人能上得去，连过一道门槛，都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着门框，腿才能抬过去。
原来一米七八大块头的戴煌，回到北京时，连同身上穿的破旧军大衣、军棉服、绒衣裤以及军棉帽、毡袜、棉胶鞋等等，只有92斤；而在打右派之前，他光头赤脚，只穿条小裤衩，也有196斤。
他感觉自己像个无根的稻草人儿，一阵风就能被吹去。归途中，在牡丹江车站过天桥时，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员管仲祥和原中央乐团演员阎启明等人，将他架过去的。到了月台上要登车时，他的腿好似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车门的那三小步铁台阶，又是管仲祥、阎启明等人上拉下托，将他像个大棉花包似地硬塞上了车……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体，真的全部隐去了，可总还剩下个脑袋，便总能在上面进行摘帽的仪式，最不济的，是那些最后连脑袋都没能保住的人。
无法统计这样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是这样处理“他们”的：
倘若冻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积得有那么三、四十具了，便装上几辆大车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土冻得铁板般结实，铁镐使命挖下去，不过像远处酷妹一个无济于事的飞吻，于是就用炸药包炸。待炸出一个大坑来，大车拖到坑边上，一侧的栏板一撤，再稍稍倾斜大车，一具具尸首便哗的一下子像下饺子一样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便就地烧上一大锅开水，开水浇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具尸体便塞一个洞，好似在插什么树苗，然后再把周围的积雪呼拉拉地往上一掀，不过半日三辰，这洞口就冻得严严实实。
可这毕竟不是水泥板，倘若不见家属来收尸，来年春天，这尸首便成了腹中如洗的饿狼的一顿美味大菜……
也有的单位不临时抱佛脚，春夏秋三季先挖好一排排坟坑，以免冬天死者太集中了坟坑不够用。原北影导演巴鸿所在的文教队就干过这活儿，一段时间该队除去排演“革命戏”外，就是去一块临湖的乱坟岗上挖坟坑，每人每天定额三个坑。岗上，一座座坟包星罗棋布，上面插着一根根小木牌，多半写着“劳教分子×××之墓”。后来死人太多，便索性随处拣块红砖墩在坟头，红砖上用白粉笔写上死者的姓名，几场大雨泡过，粉笔字一旦消失，这死者就多半成了无人知晓的野鬼。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歌唱家，就葬身在这里，生前他没少唱过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可他1951年时由美国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并未能拥抱太阳，他一腔忠魂归去天国时则被“太阳”所拥抱，这片乱坟岗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太阳岗。
这里可以插上一笔，几年后，就在下章要提到的“蓝色时期”，天恩浩荡，长年被冷冻的张权获安排开了一个独唱音乐会。罗隆基去听了，那天晚上他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张权每唱一首歌，他都使劲鼓掌。半场休息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去后台，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堂堂的部长……
几日后，罗隆基对章诒和提起那场音乐会--
“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痛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像这样的举动，父亲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往事并不如烟》）
在关内的清河农场，死者之多，同样叫活着的人们不胜负担，有人便发明了一口活棺材--
“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五八六’进行（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活棺材，到五八六的坟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就把人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用，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五八六。我不很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丛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奥斯威辛那耸立无边绿树丛中的巨大焚尸炉，曾让整个犹太民族闻之如谈虎色变；在清河农场，代号为“五八六”的墓地，也让在这里改造的右派们毛骨悚然。
他们害怕经过这里--
周围芦苇沙沙作响，在附近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上，成群的水鸟衔出一片灰色的帆影。也像奥斯威辛那无边的绿树，轻柔，静谧，静谧得似一个能淘洗掉你全副性灵的危险的诱惑；可总有人在劳动休息时经受不住这个诱惑，忍不住要走进这里，他们怀揣几分悲哀，几分神秘，还有几分莫名难说的心情，以一种恍若是现世看来世的宗教般目光，去打量这块自己一不小心就得来此报到的地方--
“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们周围有密密的铁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凋敝尽迹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者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仓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流失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面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道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浮想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六一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同上）
在未能回城丢了性命的右派分子中，除了多数是当了饿死鬼，还有一些自杀者。
如果说，对于前者，还有可能在一堆白骨上进行摘帽仪式；那么，对于后者，这种可能便等于零。按照那个年代的逻辑，自杀便意味着抗拒改造，自绝于党和国家。
在兴凯湖农场，有个叫林澄的右派，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他服劳役不久就当上了狱医，由于医术不错，他不但给犯人看病，劳改干部们也找他看病。其他右派倘若想从干部那坚硬似冰块的阶级性上打个洞，无异于缘木求鱼，可在他的一根针、几片药下，干部们的阶级性都有了一点小小的溶化：
林澄有自己的单间，不必住进大通铺的监舍里，他可以上干部小灶吃饭，不必进囚号的大伙房。最令其他右派叹为观止的是，只要背起那口画有红十字的药箱，他便能自由出入农场的每一个角落。
貌似自由的他，却比谁都刻骨铭心地感知那背着红十字药箱的，其实只是一架失去灵魂、失去创造的行尸走肉。正是不会挨饿、不会遭训的他，在往日里恬淡似水光山岚的双眸下，深埋着一个曾令哈姆雷特骚动不安的问题--是生，还是死？
一天，他去田间巡诊时，面色如常地走去了一个小土坡后，像是要找个蔽人处方便。他放下药箱，打开后取出一只手术刀片，就这么站着，割开自己腿部的大动脉，不见剧烈悸动的双眉，神情平静得像是在农场简陋的手术室里给人割去一个瘤子。
也许是血统所致，他的心气太高，也许是觉得自己似一个软体动物一样爬行太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站立的机会，他尽力坚持着不倒下去，任凭鲜血如泉，由大腿上飞势而下，滴湿了裤子，染红了脚下的野草。他的脸色越来越白，身子也像风中的芦苇开始簌簌发抖，他终究要倒在这块复满了苦难与耻辱的土地上，但眼前波澜微兴、像是呜咽无声的兴凯湖可以作证：
在这里永远立着一块非大理石的纪念碑，一块即使化作无名野鬼也标识人格尊严的纪念碑。
张贤亮在他的《烦恼就是智慧》一书里，为后人描绘了另一类右派自杀者的典型。
在他所在的农场，一天，犯人正在田里劳动，通信员领着一对母女走了过来，母亲手里拎着一个黑底白花的小布包。许是边走边聊，对她们千里迢迢赶来盼早些见到亲人的心情，通信员已意怀同情，他向正站在大渠上值勤的队长说了几句什么，本来农场严禁在工地上接见家属，队长竟破例答应了，并连喊几声，从田里唤来了那个让一起劳动的犯人们羡慕得贼死的右派--
“奇怪的是，当这个幸运的丈夫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刹那，他既没有抚摩孩子，也没有向妻子表现出一丝温情的动作。我当时离他们最近，只隐隐约约听见妻子一人颤声说了些什么，但他还没等妻子说完，就像强盗似的一把夺下少妇手中的提包，急急忙忙独自一人爬到渠坝顶上。
“渠坝上本来有一株小柳树，那下面多少还有一些荫凉，而他却来不及选择地方，一上渠坝，半个屁股随便往渠坡上一倒，两只胳膊像拉弓似的，十根手指狠狠地扯开小布包，掏出东西就往咀里填起来。
“……少妇的脸偏向一边，手捂着眼睛悄悄地垂泪，小女孩却吮着自己的手指头眼巴巴地望着她的爸爸。看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她也饿了至少整整一天。少妇如领着孩子上渠坝去，女儿当然要向爸爸讨吃的。少妇搂着她，还含有一种阻挡的意味……”
突然，犯人们听见一声撕肝裂肺的呼喊，“啊……”等循声向渠坝上望去时，少妇不见了，她的丈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小女孩一个人站在坝顶上哇哇地哭。原来--
“他吃完后，却拿着割草的镰刀朝自己手腕上的静脉‘喳’地一下，并顺势向大渠内侧一倒。
“割一刀只需一眨眼的工夫，他妻子捂着泪眼恰恰没有看见。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没有看见她丈夫，只见那空空的黑白花布包像一只死去的喜鹊摊在地上，却以为丈夫解手去了。吃了这么多东西，需要解手是正常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领着孩子爬上渠坝。心里想，东西吃完了，丈夫也该吃饱了，现在可以坐下来缠绵一番了。但她在渠坝顶上只见她丈夫头朝下脚朝上地仰面倒在渠坡上，血管中涌出的鲜血淌到从黄河流来的水里，把一渠黄水染得彤红彤红，仿佛从黄河源头流来的就是这种鲜血。”
那声撕肝裂肺、让张贤亮听了陡然全身战栗、皮肤上爆起一片鸡皮疙瘩的呼喊，正是妻子目睹了这一情景而晕倒在丈夫身旁的前一刹那发出的！
事后众说纷纭，“有人猜测他就是要惩罚他的妻子，就是故意要当她的面自杀。这也是不了解情况的胡说八道。据了解他的犯人说，他妻子不但没有提出跟他离婚，而且为了他，也被县城的中学‘下放’到乡村小学教书去了。这样的贤妻千里迢迢来看他，他有什么惩罚她的理由？还有人说，他正是考虑到妻子和孩子的前途才选择了这条路。他死了，她们才能和他彻底划清界线，将来的日子会好过一点。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疑点上，难道他就不能等到她们走后再自杀？
“在事后所有的议论中，我只比较倾向这一条解释：和他同组的另一个犯人说，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宁肯做个撑死鬼也别做个饿死鬼！’”
事情还不如此简单。
此人原来同妻子一道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他是共青团员，教的是政治。如果不遗余力地按照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教材去照本宣科，他很可能被吸收入党。他却有颗苏格拉底式的大脑，总以思索为乐。一次在备课会上，他情不自禁地表现了自己的快乐，他声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确定的界限”，还列举了经典教材上从未出现过的他却以为是理由的理由。
命运本来安排他进一个房间，他却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同样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从此，他明白在中国不但物质世界有秩序，理性世界有秩序，连个人的快乐也必须有秩序。任何一点小小的冲撞，都会被无处不在的一副无形存在的铁掌，给整合进新的、更严厉的秩序当中。中国是一条秩序滔滔的大河，你尽管随波逐浪就是，脑袋不过是船上尽可以丢进大河里的破盆烂瓢……
也许，打从他悟出了这个哲学命题的那一天起，靠脑袋思索标识生命而不是靠胃囊吞食展示生命的他，就早已在无际的幻灭中死了。
他之所以等到今天再给自己的静脉血管上割上一刀，不过是给自己补办一个摄魂夺魄的死亡手续；而他猴急急作为一个撑死鬼死去，其实，是他在用一种剧烈相反的肉体方式，在掩饰自己灵魂的全部幻灭，如果他真的害怕饥饿，仅凭有朝一日能够吃上一碗红烧肉的诱惑，他也能够和饥饿中的其他右派一样活了过来……
当历史终于艰难地走到1962年时，近百万遍体疮痍的右派分子们，还来不及打量自己这五年来的生存遭际，更无暇去抛尸于天南海北、昔日朋辈今日新鬼的坟头，作一番从容地告别。他们大多激动万分地赶回了各自原本熟悉的城市，或许激动得还会在扑满黄尘和挤满各种异味的列车里，拉扯起萎缩得几乎鸡肠狗肚的身子，喊唱出《歌唱祖国》、《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等时代正流行的歌子。
犹如一群刚从海水里挣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鱼，在头上摘去了那顶沉重的帽子之后，他们之中即使再悲观的人，也以为只要自己日后夹紧尾巴作人，总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宁……
对于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一批批好似从劫后余生的战场上退下来的右派队伍，他们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怜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握有在政治风暴里趋安避祸的本领而深感庆幸。
他们可以接纳摘帽的右派们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们大多表现出某种矜持、某段距离。
他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们如今总算找回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矜持；
他们早被这个时代隔出了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可他们用右派的八十步来排解身处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无论前面破碎了的浪，还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这时大约都不清楚，它们只是一个整体内的轮回，一个注定要卷入苦难与耻辱的轮回……
两者间，大约在祈求未来上会是相同的--
中国啊，我们并不热望你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什么“脱帽礼”，只翘盼日后你真能给我们一张安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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