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周恩来这本书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

    “需要化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

    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便懂得了毛泽东所谓民主的含义。

    要了解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的心态和境遇，我们就得先读懂周恩来这本书。正如写了《周恩来传》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的一个说法：周恩来童年时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

    周恩来的二叔，刚刚20岁时，便染上了肺结核，到处求医抓药，仍缠绵卧榻，咯血不止。最后想到的主意，是将他过继给新婚燕尔、尚无子嗣的二叔，以便冲喜消灾。结果是消灾不成，但因为有了儿子，二叔的牌位得以放在祖宗的祭坛上，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之外，又有了一位嗣母陈氏。

    万氏文化不高，但生性慈祥、温柔、宽容大度。陈氏才学出众，处事精细，自己新寡，闭门不出，也将童年的周恩来整日关在房里念书。他4岁时，能读写好几百个字，6岁便可朗朗背诵古诗。在陈氏给他讲的故事里，最多的是关于淮安这地方自古以来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韩信，正是此人耿耿忠心，辅佐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登上了汉高祖的皇位……

    在两位母亲的濡染下，周恩来仁慈、礼让、好学、好静。他又是长子长孙，在一个有着儒家传统、日渐败落的绅士大家庭里，这一地位无疑使他有了支撑门庭的责任感，也磨练出他周旋于种种家庭矛盾和处理纷繁巨细家庭事务的能力。《周恩来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

    还只有10岁时，他便把家族亲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了日子便去借钱送礼，张罗应酬。如何不失面子和必要的礼仪，又得兼顾羞涩的囊中，在这里梳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和理财的水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10岁孩子的智商……

    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他对斯诺讲过那时父亲是“执政党”，他和弟弟、母亲则是“在野党”，并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来反对脾气暴躁、有一点闲也要催他下地干活的父亲。他13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当着客人的面，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也回骂起来，眼看父亲就要动手，他撒腿跑出家门，直跑到一口池塘边，对追来的父亲说：如果再逼他，他就要跳进塘里。结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也跪下一只脚向父亲磕了一个头。

    他对斯诺评论道：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驯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显然，在一个所有的生活乐趣都被土地所淹没、所有的生活秩序也像四季交替一样刻板的小康农户家里，毛泽东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周恩来所希冀的安宁、和谐与维持，他自小张扬的是一种叛逆与挑战的个性。

    周恩来9岁时，生母万氏因贫病忧愁而遽然去世，一年后，嗣母陈氏又魂归道山，家景凄凉使得他的叔父和婶母总在家翻箱倒柜，以便“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一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1910年春，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堂伯父家寄居，从此开始了他东北、天津、日本、法国的青年飘泊时代。

    在沈阳，新学堂的费用是旧学堂的三倍，伯父还是将他送进了新学堂学习。就是在这儿，他读到了达尔文、卢梭、穆勒等人的西方人文著作。在天津，他就读的是由两位有识之士于1904年创办的南开学校，一位是清末翰林、却认为必须把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引进中国以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解救出年轻一代的严范孙，另一位，则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

    建校的头几年，该校从美国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外，还有英国文学和生物、化学、代数、地理等。在南开，他首次读到了在中国思想的天空上正鼓动风云奔走的《新青年》杂志，认识了在这天空上闪电般狂舞与辉映的梁启超、蔡元培和吴玉章。

    他无疑是个满怀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毕业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赴日本前，给同学留诗一首，更表明他将是一个旧制度的掘墓者：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因发动学生驱逐校长张干而要被学校当局开除；而同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周恩来，却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赏识。

    严范孙非常宠爱他，乃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做自己的女婿。张伯苓则在他毕业时给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另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渴望一种志同道合的团体生活，前者发起、组织过新民学会、船山学社等不少团体，并始终担任要角。毛泽东的这一敢为人先、争为人先的劲头，在他早年虽还不能证明是他写的、他却当作座右铭般抄了的一首《咏蛙》诗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后者，虽在南开也为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的成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由衷地推举另一同学做会长，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在当时写给好友的一首诗里，他这样表现了自己的真诚心情：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此外，16岁终于走出庄稼地、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岳麓山颠的晨浴里，在橘子洲头的咏唱中，很有几分自视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材料，或者如斯诺所说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子弹”的那种材料。

    这种钢铁般的材料，也眷恋韶山的松涛和日出，品味故土的亲情与温馨，却绝不会为它们所牵扰。因此，青年毛泽东写的家信很少，每有假期他也更愿意同朋友一起去游学天下，品味社会。只有在母亲病故以后，他一颗游子的心，才星驶回慈母的灵前，并写出一篇哀恸无比的《祭母文》……

    周恩来虽也怀鸿鹄之志，但在对群体关系的寻求中总未失去个体。在南开读书时，他常在作文里抒发“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的感情，有时这种感情竟折磨得他“泪盈枕席，夜不能寐”，尤其是在年节时，眼望千家灯火，万众团圆，他常觉茕茕孤影，并发出“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亦何如？”的悲叹。

    即便他20岁东渡扶桑之后，闻讯久病的叔父去世，他马上想到的便是“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

    尽管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日渐在他眼里变得高于一切，可对于故土、亲人，对于自己该了未了的责任感，似周恩来心头总也抽不尽丝的一颗蚕茧……

    出落得浓眉炯眼、一表人才的周恩来，便是以这样的文化剪影，走进了中国风云跌宕的二十世纪，也走进了他和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貌似牢固、还有几分神秘的关系中。

    如果说，毛泽东善于写意，舞金戈铁板，唱“四海翻腾云水怒”；

    那么，周恩来则善于写实，操吴侬软语，吟“小桥流水人家”。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希望对方为新中国提供“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穿着高跟靴也显得比毛泽东矮的斯大林，却没有多少热情，对于已经宣称拒绝承认旧政权所签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他满腹狐疑，是不是除了1945年蒋介石拱手相让的旅顺港及东北铁路，连十九世纪沙皇获得的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前这土头土脑的家伙也想要了回去？

    于是，“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

    “周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绌。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地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于是，在毛泽东出入于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大剧院，或是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风景如画的别墅里，拜读《彼得大帝》、研究拿破仑的时候，一个好看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一个好吃的东西--总数为3亿美元、5年交付的贷款，装上了毛泽东返国的专列……

    周恩来严谨、细腻，追求完美。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设计出所有新的货币，送到他案头，他除逐一观察新货币的图案、大小和印刷质量，又指示人民银行，得收集旧政权发行的包括各地军阀印制的60多种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以此让后代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他读到一份香港杂志，上面刊有一条中国12世纪的两幅珍贵字画正在香港出售的消息，他马上一个电报，打到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乔冠华，责成他立即去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周恩来特别交代，请柬要制成写名与不写名的两种，以便让当时敌视中国而不便邀请的国家的记者能自取。结果，西方国家的记者来了不少，并为影片中所表现的那建国之初朝气蓬勃的建设劲头所感染。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在那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和飞机声中嗅出了一股“军国主义”的气息，周恩来得知后，又指示再放一部戏曲片《梁祝哀史》，他要让姹紫嫣红之上萦绕中国人民美好、善良天性的那对蝴蝶翅膀，扇落去那位记者先生太过敏的嗅觉。

    工作人员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了一份长达十五、六页的说明书，他接过来一看，马上说道：真是党八股，对牛弹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他自己动手，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这份说明书--“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果不其然，放映时，场上不时传来阵阵的啜泣声，结束时，各种肤色的观众仍如痴如醉，全场静默一分钟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些在毛泽东看来，多半是雕虫小技，是地面上蚂蚁搬家、枝头上墨燕垒巢的干活；而他自己，则是云天里的一只白鹤，高蹈远举，气韵飞扬，他去关注、解决的是搅得古今哲人们不得安宁的那些形而上的问题：诸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的沦丧、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的矛盾，以及树欲静与风不止、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

    周恩来干练、老道。

    就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文革”期间了，“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像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的话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

    以致于他的秘书之一浦寿昌先生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

    宛如悄无声息爬上地平线的晨曦，却一点一点坚韧有力地吞没掉大地的暗色，周恩来总是不露痕迹地借别人的鸡孵自己的蛋，让他人的牌来和自己的牌。

    “1972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到1973年3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复出作出具体安排”……

    就后者而言，最能表现他对人性、国情与党情深刻洞察力的例子之一，就是他在对自己夫人邓颖超的安排上。

    “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魅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定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做白骨精……”

    “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1976年12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以上四位女人大开大合、令人喟叹的命运，其实都是被这四位男人所塑造的。前三位女人，随丈夫的显赫而显赫，最终不是未能善终，就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唯有后一个女人，以丈夫生前的沉默，才换来了丈夫死后的显赫。

    周恩来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与一生中只两次出访过苏联的毛泽东相反，他早年到过日本和欧洲，建国后又出访过亚洲、非洲、东欧许多国家。他懂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发现，在翻译还未开始将自己的话译成中文之前，周恩来其实已经听懂了，而且，他还偶尔纠正翻译的译文，以便使尼克松能更精确地明白他的观点及各种差别细微的词义。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晤谈中，每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毛泽东总是说：

    “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去讨论。”

    尼克松这样评价周恩来：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笔者注：此人为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恩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领袖们》）

    在中美建交这样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政治游戏中，既玩得小心谨慎、又玩得洋洋自得的基辛格，更是庆幸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游戏伙伴。

    在与周恩来之间，两人真有惺惺惜惺惺之意，他对周恩来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称赞不迭，周恩来也佩服他电光石火般的机智与充满学者风度的优雅举止。两个人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喝了陈年醇酒，精神上好一阵迷醉、兴奋，以致于告别时，周恩来总是对基辛格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这样说，并不意味周恩来可以在自己意识形态的地毯上，与敌对信仰者共跳华尔兹。意识形态对于他来说，不是一块可以践踏、可以收起的地毯，而是他胸中一棵根盘枝虬、从不倒伏的大树。

    尼克松将一句用来描述十九世纪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查尔斯·帕纳尔的警句，放在了周恩来身上：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而基辛格在会谈中从未对他失去戒备，曾经将他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保持着出击的姿势，以便伺机猛扑过去。

    周恩来，却未因这棵繁茂的大树而遮挡住对这颗烽烟不断的星球的深刻洞察力，最具说服力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中美关系，从开始的蒋介石和朝鲜战争，到后来的台湾问题和各自归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两国间没少剑拔弩张，乃至互相视为长着一对狰狞怪角的头号敌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上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周恩来都提前到了会场，而且在大厅里相遇了，周恩来伸手给对方，可杜勒斯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摇摇头，走出了大厅，他告诉身边的记者说，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才和周恩来会面，那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

    尽管如此，但自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由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驻华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起，一直到25年后，他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秘密会晤，他的观点始终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他还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见包瑞德《1944年美军观察组》）

    当近半个世纪后，因“六四”政治风波使双方关系陷于冷战状态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雷尼尔俱乐部再度握手言和时，我们可以发现除去能删去第一句话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里的不少内容，几乎是周恩来这一讲话的翻版。

    穿透历史的风云，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似乎早就看出中美两国是一对拆不散的冤家，彼此间虽不时打断骨头，但骨断筋不断，而只要有筋在，便总会长出新的、更结实的骨头。

    另一件事，便是周恩来对于红色高棉的态度。

    在西哈努克统治柬埔寨时期，红色高棉几近仓库里一面弃置未用的旗子，当朗诺发动军事政变，将这个遍布热带雨林的国家掷于狂风骤雨之中，这面旗子猎猎飘荡起来，朗诺政权垮台后，其席卷河山的力量似乎能使它插上金边金碧辉煌的皇宫。

    周恩来逝世前不久，在北京接见了踌躇满志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和乔森潘，他劝导他们说：

    “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

    “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

    “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

    英萨利和乔森潘，显然没有听进周恩来的意见，在柬埔寨依旧有了长达十六年的战乱，在引起国际社会严重不安之后，这面旗子被视作抖动红色恐怖的旗子，英萨利成了不敢公开露面、暗中存在的影子。在联合国主持的大选中，人民选择了西哈努克亲王和长期受北越支持的洪森。面对这次大选，红色高棉起先选择了枪声发言，继而又有了一番觊觎权力的忸怩作态，权力的诱惑，终究让面子变成了厚实的鞋底。

    就在1994年我初稿写到此处之时，乔森潘飞来了北京，他要向正在这里治病的亲王提议：红色高棉将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放弃它所控制的全国20%的地区，唯一的条件是红色高棉在政府中必须拥有几个高级职务。

    行同高级乞丐的乔森潘，坐在高级轿车里，沿长安大街，通过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时，会不会想起当年周恩来那番语重心长的劝说，若想起了，他的心里又会有着怎样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慨……

    周恩来很是注重现代人的平等相待关系，请注意这里指的是现代人，加上这么一个限制词，为的是和毛泽东的人际关系加以区别。

    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也是和群众接触最多的一位，他喜欢接触的大抵是两类人，一类是农民，在他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他未少和老农在田头扯一扯年景；也未少走进庄户人家，和男女老少话一话家常。长年跟随他的著名摄影师侯波，1956年在湘江边的一间农舍给正与农家妇女和孩子谈天的毛泽东拍了一张照片，整个画面生动、朴素，溢满一种天伦之乐的氛围。农民们那亮堂的目光里固然有敬仰，但暖意融融的脸上更多的是亲切。仿佛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还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来佛和玉皇大帝，而是慈眉善目、救苦解难的观世音……

    在这一鱼水之情的关系中，我们能感觉在中国几乎没有比农民的生存境况，更让毛泽东同情与关注的问题了；可细加品味，我们还是能察觉一种农民的儿子一旦成为伟人后，又俯身桑梓田间，去教诲农民的富有极大道德魅力的形象，或明或暗地闪动在这一关系中；

    第二类人，便是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基本身处新文化运动之外、尤其不是革命队伍和党内文化人的旧式文人，以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变得无足轻重、除了感激涕零之外再难剩下什么东西的旧日政客，诸如章士钊、柳亚子、李济深、张治中、程潜、周谷城……在一派纵横古今、吟诗唱和的儒雅之风中，揭开平等相待的外壳，多是执君臣之礼、送溢美之词的内囊……

    如果说，在毛泽东的人际交往中，他的“人民大救星”和最高领袖的身分总摆在那儿；

    那么，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他的国家领导人的身分多半不见影儿，他总找机会生活在普通人当中，并按普通人的生活常情去交际。

    这里有两个极富感染力的例子：

    其一是长征途中，周恩来一度病重，当时任民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和几个同志坚持要用担架抬他行军。饥寒交迫之中，在走出沼泽遍布的草地之后，杨立三本人也累垮了。十九年后他因病去世，周恩来闻讯后，当即放下手头的公务，赶去了追悼会上，并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其二，是在一次欢迎志愿军英雄归国的舞会上，作为特邀代表黄继光烈士的母亲也来参加了。她的身边一下围起了一圈人，真诚地嘘寒问暖，真诚地表达对烈士的崇仰之情。那知这反而勾起了她老人家的思子之情，两串泪水，一下洒落在那遍布沟壑般皱纹的脸上。

    周恩来听说了，赶快走过来，扒拉开众人，自己拉起老太太的手，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又轻轻地用手揩去那脸上的泪，对周围的人大声地说：“好了，不说啦，都跳舞去！”然后，他扶起老人，双手牵起她的手，宛如一个孝子，陪着她在舞池里慢慢地走着圈子，直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周恩来交往最密切的，恰恰是受新文化传统熏陶和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国统区胜利地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俊彩星驶的骁将，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自身所服膺的道义力量，使他们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也得力于周恩来给他们的友谊、支持和信任，使他们即使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也会在所不惜。

    建国以后，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更是几乎遍及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他和他们在一起，或是为着解决他们的某个难处，听取某个问题的反映；或是，为他们某个方面取得的进步鼓气；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朋友聚会，谈谈天，叙叙旧，听听音乐，品赏时鲜……

    在风诡云谲的政界和风轻云淡的文化人之间，他情感的砝码，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或者说，他是由一位学者型的人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他的身上，却从未蜕去学者的那层壳。

    凭着与周恩来的多年交往，老舍夫人胡洁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胡洁青《巨人的性格》，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周恩来淡泊、知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并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这件并非权力之争的遥远的往事，却被毛泽东永远地记住了，在建国后的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曾当面指着旁边坐着的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他反对过我！”

    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出席第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与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里，除去对邓小平有着良好的评价：“你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对中共政治局里其他的成员，“都说成漆黑一团”，其中，“我记不得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怎么说的了，反正都没有好评。他在批评这两个人的时候，给我讲了人名、时间和具体事例，以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是对的。”（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想必在讲到周恩来的时候，这还是一件必须打捞出来的往事……

    在这次“失足”之后，周恩来慎之又慎，如履薄冰。1932年7月，他由上海到苏区后，中央局提议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尽管这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仍比毛泽东高，他仍两次力辞，并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理由是否则只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将在前线无事可做。

    10月，在“宁都会议”上，多数与会者猛烈地抨击了毛泽东的“右倾倾向”，并要求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前方由周恩来负总责。他又断然驳斥，提出鉴于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前方必须要有毛泽东在，或是由周负责，毛助理；或是毛负责，周监督……在三年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更是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重庆谈判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周恩来：

    “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他的回答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一回答，不能说是违心的，但我相信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那就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党内、党外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之后，他浓眉下那一对充满理性的目光，不会不洞察到，在东方这块亚细亚生产方式盘根错节的土地上所诞生的一场革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发动的，即少数既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受“普罗主义”感染的知识分子，和人数远比前者广大的农民。

    若没有前者，这场革命，便没有了二十世纪的特色，流于历朝历代“犯上作乱”、杀富济贫的农民起义；

    若没有后者，这场革命，便难走出李大钊的皮包，陈独秀的文稿，失去了春汛般泛滥于中国大地的激情与动力。

    两者相比，又尤其在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不承认农民是第一位的。

    倘若没有一个高出农民的境界却又有着农民文化的背景、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熟悉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向往、农民的智慧的人，来充当这场革命的精神偶像和最高领袖，遍布广袤原野的干柴，便聚不起一场烧塌旧世界的熊熊烈火；

    而且，面对革命内部两部分人文化形态之间必然会有的磨擦与纠葛，也缺乏有效、权威地驾御与处置。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一个个从党的最高权柄上落荒而去，与其说是他们各自执行的所谓“错误路线”所致，不如说是这是受中国革命的基本构成与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不会重蹈覆辙，也许在共产党内，他是第一个看清：犹如有着贵族血统的人，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里总会受到红地毯的欢迎，而有着农民文化背景的毛泽东，在原本荆棘丛生的中国革命历程上开路，将总会有惊无险，畅通无阻。

    为此，在与毛泽东长达42年的合作关系中，周恩来总是精心辅佐在毛的周围，几乎毛的脑袋上掉了一根头发，他的心巅也为之一颤；毛的书案上掉了一颗回形针，他的耳畔，也如洪钟似地一响。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

    周恩来离毛泽东最近，可甭说是正眼，就是侧眼，他也从未觊觎毛泽东的宝座。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宣传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他总是心静若秋水地将所取得的各次胜利和各项成就，归功于毛的英明领导及其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光辉照耀。

    “文化大革命”中，他像乡野的孩子挥动春枝一样，首先挥动起小小的红宝书，引人注目地佩带起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的毛的像章，而且一戴就是十年，直至他枕着毛刚刚发表的两首新诗告别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出色的灯光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将历史的聚光灯不折不扣地打在毛泽东的身上，倘若自己不得不登台，也要把自己藏在毛那宽大的身影后。

    曾为他做过翻译的朱青回忆道，在五十年代，“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跟他跳舞……”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即使在舞场上，也怕自己丝毫影响了毛泽东陶醉其间的那种众星拱月的氛围，这到底是出自于周恩来的理性抉择，抑或是已经化作了他的生存本能？

    好似三棱镜下的阳光，周恩来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丰富多彩的性格，其每一性格侧面，都鲜明似突兀而起的大山，它们却错落有致、静动呼应地构成周恩来生命历程云开云聚的山脉。在这时开时聚的云雾里，一定潜藏了无数的文化之迷、历史之迷、政治之迷和心理之迷，将来总会有专家们凭着足够的史料去探幽发隐。

    眼下，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子宫里受西方文化射精而发育长大的儿子；

    与他们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在一百多年以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两难处境，一直在困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放下了困扰，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虽不见得远大、却最为实际的道路，因此，才得以与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变革力量的代表，相逢在这条道路上。

    如果说毛泽东的心理结构上，有着农民、士大夫、革命者的三种成分（见晓峰、明军主编的《毛泽东之迷》），而且，后两者成分并未使毛泽东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他终生背负着农民的文化形态；

    那么，在周恩来的心理结构上，则有着现代学者、士大夫、革命者三种成分，而且，后两者成分也未能消磨去前一种成分对他铭心刻骨的影响。

    他命运的华彩乐章，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的观照下，舒展着自己的人生；

    他命运的低调段落，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农民的文化形态的冲突下，委屈着自己的人生……

    37架在火上的羊肉串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双百方针和发动的整风运动，周恩来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了；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刚刚有了五个星期的自由讨论，毛泽东便作出的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周恩来的焦虑与沮丧，也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反右斗争里，他确实保护过一些人，有些人他保住了，有些人他没有保护住。

    据韩素音了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员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周恩来说：‘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正是反右斗争高潮时，7月里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名单中有已经在报纸上公开批判的吴祖光、萧乾。若不是中国作协的领导讲话了：“这是周总理定的名单，你不能不去”，萧乾实在没有胆量再进中南海那扇朱红色的大门。约见时，周恩来又特别将他们两人叫起来，以明确无误的口气称呼他们为同志之后，要他们正确对待批评，早日放下思想包袱，和同志们一道轻装前进。

    回到家里，萧乾喜形于色，对妻子文洁若发了一番党真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感慨……可第二天，该怎样批他还是怎样批他，他还是个梦里发财醒来卖豆腐的王老五。

    吴祖光的幻觉，比萧乾的多维持了几日，周恩来约见的第二天，他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贴出了他写的《风雪夜归人》的海报，他以为自己的戏可以演了，自己人也就还在时代的舞台上。岂料，随那海报很快的被覆盖，他也一脚被踹去了台下……

    从反右斗争中和反右斗争后，周恩来对一些人的情感倾向里，我们能发现对他想保护的人，一定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

    1958年4月，冰心的丈夫，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的吴文藻先生被“补课”补成了右派。受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1950年，凭一张美国耶鲁大学的任教聘书，以去美的理由才得以离开日本回到祖国的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回到国内来反呢？”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的冰心，还只能要丈夫好好地“挖掘”思想根源，她知道他无论在做学问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个绝顶认真的人，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一条“黑道”上走下去。这对于一个少女时代便写过《春水》、《繁星》一类的美文、心灵也始终像春水、繁星一般清纯的冰心来说，无疑便有了几乎压迫得她透不过气来的双份痛苦……

    一天，门外来了一辆小车，将她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她一见到了周恩来夫妇，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腔悲愤似带雨的满树梨花一样绽开了：

    “如果文藻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离毛泽东一箭之遥的地方，周恩来夫妇听完冰心的倾吐后，说了几句冰心也不得不在丈夫面前说的“挖掘”一类的话，但最后一句话，冰心永远地记住了：

    “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

    次年12月，吴文藻先生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这在全国是属于为数极少的第一批。

    1959年9月的一天夜里，周恩来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和以往的习惯一样，看完戏，他总要见见演员。在场的有一位演员的丈夫叫苏丹，是搞灯光设计的。当年在重庆，周恩来常来看话剧界的演出，彼此当时就认识。这时，他又看到了苏丹，便问：

    “苏丹，你也在人艺呵？”

    “不，我在中国评剧院。”

    “你怎么搞评剧了？”

    “是新凤霞将我拉进评剧院的……”

    “新凤霞”三个字，恍若几点迸裂的火星，让周恩来的浓眉陡然悸动一下，他马上问：“吴祖光现在哪儿？”

    “去了北大荒……”

    “新凤霞呢？”

    “她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据新凤霞说，“1957年我受丈夫牵连，领导逼我离婚‘划清界限’。我想到祖光没有反党的心，全是为党好；但他不被党理解，我可不能不理解他，因此，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见《周恩来和艺术家们》）

    周恩来大概不明其中就里，可他马上说道：

    “新凤霞是贫苦出身的民间艺人，我很了解。你赶快回去告诉你们院的负责人，让他们赶快摘去帽子，去了处分！”

    半是惊呆、半是雀跃的苏丹，连夜去找了中国评剧院的党委书记。书记和院长一碰头，白天还在院里对新凤霞的批判会上，声言她给丈夫寄去一盒食品是“犯罪”的院长，深更半夜叩响了新凤霞的家门，要她赶快写一份要求摘去帽子的报告。

    一切都像发生在梦里，一切都像踩在急如星火的鼓点上，次日上午八点交的报告，九点便开全院大会，书记在会上宣布：鉴于新凤霞认真接受改造，摘去她的右派帽子，并恢复原有的级别待遇……

    浦熙修一被打成右派，便深知自己这个右派的分量。

    在此之前，她去上海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石西民来见过她，告诉了她一个可谓是“通天”的消息。回到北京后，她又去见了妹夫彭德怀，彭老总认真看完她写的一份检查后，面对她一脸的惶恐，连声说：我看写得不错，认识了就好，没事，没事……但她还是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这便意味着，她是个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的右派。

    她估计自己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一定被撤去了，岂料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时，她仍然接到了赴会的通知。一天开会时，她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周恩来，正想将自己的身影藏匿进人群里，周恩来一眼看到了她，并向她招呼道：

    “熙修，熙修，你过来呀……”

    口气未变，神情也未变，眉宇间溢出的还是往日的那份亲切。她不得不走了过去，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问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想起过去在他身边的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眼下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似乎清楚她的境遇，自己接着说了：

    “有错误也没有关系嘛，人活一辈子，哪能不犯一点错误呢？我就犯过错误。你得鼓起勇气，从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来……”

    事后，浦熙修了解到，她这个政协委员得以保留下来，是周恩来给关照的。而且，对她原上报的处分意见是从行政11级降为16级，批下来却是降为13级。13级，正是所谓“高级干部”的门槛。不能再干新闻工作了，又是周恩来，将她安排进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最初主编《文史资料选辑》，以后较长时间里当了文教组的副组长……

    在反右斗争之中和反右斗争之后，受到过周恩来的关照、使之一辈子对他感激涕零的事例，要写还有很多。但这并不意味，在反右运动里，周恩来对肝火大动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读读1957年6月26日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会发现比起手执批判的砍刀，拿破仑般四处征伐的吴晗来，这个报告的火力要集中些，却也是一门弥漫着浓烈火药味的加农炮。

    如果说，这是一篇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作的官样文章，并不能说明什么，可在非众目睽睽的场合，通过他对一些关键的人和事的处置上，我们仍可发现在1957年这堵由无数冤魂堆砌而成的墙上，若明若暗地闪动过他铁石般的面影……

    倘若不是57年3月周恩来的那次召见，尽管王造时与其他几位“君子”比起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但已经甘守寂寞的他，总能躲过反右斗争的风浪。正是周恩来与他的那番促膝长谈，使他深信，因当年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而与党之间形成的一层“薄膜”已消，并为“您那冲旷的胸襟、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而“深深感动，永不能忘……”（王造时1957年6月12日致周恩来的信。）

    于是，回到上海后，便开启了自己多年的沉默，投身于整风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给周恩来发出信的当天，他便当作上海的“大右派”给在报纸上揪出来了，在一篇由十个人共同署名的长文《揭露王造时反动言行的实质》里，不但批判了他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而且，那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又被当成杀手锏掷过来，并声称：其实出自于周恩来的恢复救国会的意图，为他本人的“阴谋活动”。

    既有历史罪恶，又有现实反动言论和活动，他便激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愤怒和声讨，当年在敌人法庭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他，如今却有口难张，有咀难辩，6月22日，王造时不得不在这迅猛的洪水即将淹没自己之时，再度给周恩来写信，全文如下--

    恩来总理：

    6月12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上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恐。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迭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

    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增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害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一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有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亦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休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亦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病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后，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增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犹如鹿之中箭，鸟之扑网，这是一封字字喋血、行行溅泪的信……

    好似黄鹤杳然，泥牛入海，这又是一封不见丝毫回应的信……

    不知岸上是否正徜徉着那浓眉下闪电般惊悸的目光，知道的只是王造时沉没了，似一块重石般急骤地沉没了……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销了粮食部部长的职务。

    在撤职前夕，周恩来找了章乃器谈话，后者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去西花厅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两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

    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对于章乃器，周恩来不可谓相知不深，作为当年深受共产党人称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他去安徽主持该省财政，正是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协助新四军的嘱托；建国以后，他担任第一任粮食部部长期间，工作勇于负责，多有建树，毛泽东多次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周恩来也组织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介绍粮食部的工作管理经验……

    这本该是一场十分艰难、十分痛苦的谈话，其情状，几近要把情同手足的朋友推下云涌鹰盘的山涧峡谷。周恩来却表现有一种银针般的冷静，表面上似乎还带有几分轻松。他当然不是以别人的苦难取乐的张春桥、姚文元一类的小人，因此，眼前也就不是在一张洒满泪水的地毯上跳华尔兹，但他身上确有一种对功过、是非、曲直什么都清楚，可就是能闭上眼睛缄默其口、犹如坐禅入定般的境界……

    次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一段周恩来以为彭德怀的“错误”比自己前年的“反冒进”问题要轻，他曾找来后者“现身说法”--“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倔头犟脑的彭德怀，偏不肯“到此为止”，抗声道：“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何尝没有同感？但他永远不会像彭德怀那样“硬顶”、“抗上”，他只是绕山绕水地讲了钢、铁、煤、粮、基建等等方面的紧张形势，流露了“同感”之意。

    彭德怀听到同情的声音，立刻叫起来：“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解释：“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眯细两眼，盯住周恩来，终于从厚重的唇齿间，迸出几个字：“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他喘口气，意犹未尽，一字一板：“老奸巨滑”。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彭德怀这一字一板的四个字，未免太意气、太激烈，但是大约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华人世界》刊物上，我读到了徐铸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情也令我至今未忘：

    反右斗争初期，周恩来还召见过一次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龙云，要他承认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枢铭，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

    尽管自己已在报纸上的一片批判声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犹豫，龙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枢铭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块，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军人出身、戎马半生的龙云，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钧，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应下来，那就永远不会答应，即便如浑身都是外交细胞的周恩来，也就只有徒劳而返；或许，这事终究让始作俑者觉得了某些荒唐，周恩来召见之后也就不见有新的动静……

    徐铸成先生还在文章里提供了这段史实的出处：

    他是听一位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的老人讲的，这位老人是龙云生前的好友，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时候，前者则在云南省参议会做事。我想，无论是徐铸成，还是那位老人，大约不会也风马牛地捏造出这一段情节来，他们直到行将就木前说出来，写出来，无非是要为历史保留一点真相……

    显然，不经十分警惕党内党外有人结成联盟、可又偏偏嗜好在历次运动中炮制出种种“集团”来的毛泽东的授意，周恩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的。

    虽然都有违于良心，但将王造时的求援信束之于高阁，大概还可解释在一场中国政治地平线上汹涌而来的黑风恶浪中，周恩来能解救出几个人，几十个人，可他无法解救出更多的人；

    与已陷入灾难的章乃器进行一次冷静得令人心悸的谈话，或许，在那份银针般的冷静中，也含有几分周恩来担心章乃器陷入更深重灾难的隐忧……

    利诱龙云承认“龙陈联盟”一事就不同了，这是在炮制“章罗联盟”之后的又一桩大冤案，倘若此案真成立了，将导致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主党派苦难的祭坛上，放上更多无辜的苍生！

    这是在无所制约地剪裁历史，当然能取轰动的政治效应于一时，但终究要被水落石出的历史，交付未来的人们给予政治的道德的评判！

    依周恩来的干练与老道，依他眼睛里时常春泉般清纯泻出的人情味，依他连敌人也不得不推崇的现代学者的修养和风度，依他成为革命者后即便在他的呼吸里也可以感觉到的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他何以会在这一文化的载体--中国知识分子大劫大难、大冤大悲的1957里，若明若暗地闪过自己铁石般的面影，并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人格代价和情感代价？

    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狱，对周恩来来说，它也绝非是天堂。1956年，曾让毛泽东的心揪得发紧，在当时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他不得不对在周恩来的羽翼下孵化出来的“反冒进”，保持了沉默。反右斗争的发动，给了毛泽东一个打破沉默的契机：

    抹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这不正是右派分子的行径吗？而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知识分子，在和周恩来发出同一个声音，这后面深层次的底蕴，对于毛泽东那从飘拂而过的云雾中也能拧出一把水来的犀利目光，显然是不会漠然视之的……

    在1957年9月21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里，对此沸沸扬扬，不少人感到迷惘与震惊，毛泽东在闭幕式的讲话里仍断言：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还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1956年反冒进的强烈不满。在他眼里，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内称：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

    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

    他的这一定性，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不仅周恩来，还有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其他参与反冒进的领导人，个个心惊肉跳，恍若几尾不小心游进了海水的淡水鱼……

    1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去年一年，几亿人口进行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群众热情甚好，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绝，像除四害一样。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是平等的。劲可鼓，而不可泄。对事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

    可谓打虎震山，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将周恩来和右派分子们拴到一块说了。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称“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次日，该报又发表题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那是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又重申：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要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会议继续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将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前赫鲁晓夫主旨为“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无异于送来了一面镜子，有人想把它挂在中国的墙上以正他的衣冠；在成都会议上，他自感水到渠成地摘去了这面镜子：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对战争与对毛泽东同样有着极好悟性的林彪，适时地领会了他话里的潜台词，于是三个月后，多年抱病不出家门的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指示强调，在揭发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

    整风整到了这时，即使政治上再麻木的人，也能感觉到如今这“风向”扫到了哪里……

    从1957年的9月到58年的4月，大半年的时间里，宛如一个卖羊肉串的新疆小贩，毛泽东十分娴熟地将周恩来架在一堆火上烤着、烫着--他当众斥责周恩来：“你说这是冒进主义……你把它叫做急躁，没有耐心，但长征就是这样，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我们横渡长江时，怕过蒋介石、怕过帝国主义吗？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他当众奚落周恩来，他拿着柯庆施写的一篇豪言壮语似黄果树瀑布一样滚滚而下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样鼓劲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他在心理上似挤牙膏一样挤压着周恩来，后者为了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问题，找来自己的理论秘书范若愚，帮助自己写检查。他得知后，发话了：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怎样认识怎样写……

    韩素音了解了周恩来当时的境况：

    “他心情十分沉重，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两眼盯着天空。他也工作，但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在办公室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他的同事中，有些人已经抛弃了他，只有贺龙、陈毅除外。他夫人邓颖超和往常一样，充满着自我牺牲的精神，默默地支持他。2月，周将外交部的工作交给陈毅。陈毅不愿谴责周恩来。他说：‘我对外交工作一窍不通。’只要有问题，他就说：‘去找恩来同志’，然后，快步穿过中南海大院去见周。陈毅对周忠心耿耿，说话又谈笑风生，这给了心情不快的周恩来一点欢乐。贺龙的来访，也使他轻松一些，贺龙每次进周的房间，都不忘把烟灭掉……”

    范若愚则回忆到：

    “平时周总理反应敏捷，准确无误，起草指示都是自己动手，写好后差不多一个字都不用改，可现在连一句话都凑不起来！他讲一句，我写了下来。他沉默了一大会儿，接着再讲一句……陈云副总理从杭州打来电话，周总理听着，听着，然后放下话筒。神情有些恍惚，接着，又开始十分困难地口述起来，每说一句要停三、四分钟。这时已经很晚，都午夜时分了……”（以上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自制能力极强的周恩来，也有得靠泪水渲泄胸中沛然感情的时候，给他身边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在重庆，随他住了一段时间的父亲，因中风突然去世；第二次是46年4月8日，由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人乘坐的飞机由南京飞延安途中不幸遇难；第三次发生在同年10月，和时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次关于时局的谈话中。

    这最后一次，便发生在1958年南宁会议之后--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眨，三秒钟一眨，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惘；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止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又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玷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然，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和前面三次不同的是，这次周恩来没有“泪飞顿作倾盆雨”，也没有哭声断石裂帛，撕人心肺。

    宛如疲劳至极的金属构件，在隆隆地高速运转中默默地颤抖……

    好似拥抱玫瑰却被它的锐刺给穿透胸脯的白鸽，在无言地抽泣……

    莹莹泪影，欲卸难卸……

    滔滔悲愤，欲吐难吐……

    这是真正发自血管、堪称是透明的血的那种至情眼泪；

    这是放在肚子里硌破肠胃、提上喉间又硌断舌头的那种至深痛苦。

    犹如泪水成了鲜血的一部分，痛苦也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除非化为粉屑，金属构件惟有继续隆隆地高速运转；

    除非戳穿心脏，白鸽惟有更紧、更有力地去拥抱玫瑰……

    周恩来在一次次的会上会下作出检查，每检查一次，他大概都得觊觎一次毛泽东的脸色。

    而毛泽东，已经不是1956年的毛泽东了：

    1957年的10月，他去了一趟苏联。他以谈论莫斯科如画风景的口气，来谈论原子武器在全球的使用，使赫鲁晓夫对他的“好战性”不胜震惊。他对前者害怕西方又献媚于西方、企图与美国搞缓和以共同主宰世界的心态，也洞若观火。毛泽东决意加快中国自力更生的步伐，并以一种国际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怎样建设、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建设的问题。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便和刘少奇共同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并使之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性文件。

    怀揣这份文件，至1958年1月，全国1100万党员中，就有150万干部从城市下到了农村、工厂等基层单位，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几乎是眨眼之间，工农业等各个领域奇迹般的成就，破纪录的产量，像孩子们一口又一口吹出的肥皂泡，开始升起在中国的天空，令人眼花缭乱，更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这一“准备打仗”、而且“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战略目光，还有身后的魔术箱里不断掏出来的五光十色的成就，使毛泽东打量起周恩来来，更多了几分怒气……

    更重要的是，1956年，当在毛泽东眼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充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别动队的时候，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寄托了某种希望，支持了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无论是周恩来，还是知识分子，大概原本只期待在新社会的床上被挤得快摔在地上的知识分子，能够稍稍向里翻个身，喘几口气，毛泽东却拖来一块“双百方针”的软垫子，鼓励他们在上面翻起了筋斗……

    1957年，毛泽东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他愤怒，他沮丧，在多半有了一个遭知识分子欺骗了的感觉的同时，也多半隐隐生发出一个被周恩来利用了的感觉。而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众多的右派分子和周恩来持同一个腔调说话，更会加深他的这一感觉……

    凭着毛泽东几十年来对周恩来的洞察，他不会视这是经周恩来导演的一出戏，他却会视这是展示周恩来社会基础的一出戏。若真是周恩来导演的，这事便简单了，诸葛亮斩马谡，还曾挥下几行热泪，可毛泽东将功高盖世的彭德怀逐出中国“共产主义”的山门，何曾有过几声唏嘘？

    其社会基础自发性、必然性的表演，这事就不那么简单了，正像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断言的那样，得归类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谁都没有解决过的，他决心以自己终生的心智和斗志，在中国的大地上去解决的重大课题。

    也许正鉴于此，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地将周恩来和右派分子们作了联系，他对周恩来说：

    你知道吗，你只差五十步就成了右派了！

    周恩来诚惶诚恐地做着检查，他不像陈云，“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能搞运动了，陈云又生病躲开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周恩来必须承担责任，毛泽东也非得要他承担责任。在书面检查里，他承认了--

    “我没有摆脱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反冒进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史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所有的亮色都逃匿了，周恩来想得昏天黑地，也写得昏天黑地。在他建国后的第一个政治暗夜里，他寡妇守节般地苦熬着心灵的暗夜……

    当耗费十余天，几易其稿的检讨书，送去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并终于获得通过后，范若愚发现那逃匿的亮色还在，不过都散发在周恩来的头发间，仅仅半个月时间，他有了一缕缕迸生的银发……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曾向中央正式提出过辞职要求。

    迄今为止，有关党史研究人员虽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当时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1957年9月至1958年6月间的这一幕，正是历史对于“文化大革命”里的周恩来的一次命运预演，一回精神操练。

    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的确是在党内和党外、高层和下层两个战场上，同时打了一场大仗：

    两个战场的区别在于，一个战场上风云变色，明火执仗，另一个战场则云遮雾绕，兵不血刃。

    两个战场的联系在于，以外压内，以下撼上。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周恩来何以会鼓动毛泽东在1957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瓶子里放出来，又很快不得不随毛泽东将他们收回瓶子里……

    38戒备他，又离不开他要了解周恩来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及这一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命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我们还得把目光更纵深地投入历史。

    1943年，在被韩素音称作“史前穴居般的小城”--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里，已经弥漫出1957年那狂躁、幽暗的气息……

    这年夏天，周恩来夫妇和他手下南方局的100多名工作人员，由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周恩来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

    有人批判他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分裂活动”；有人批判他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这里的“教条主义”者指的是王明。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周恩来1939年秋天因治疗手臂的伤，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尽管“1935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可因为他“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仍视他们为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动都被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四十多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一位看过这方面材料的成员，这样告诉韩素音：

    “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如果不是更糟的话……”

    整风运动里，王明自然首当其冲，可一向拉大旗作虎皮的他，一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激越与苍凉之中对那面大旗不屑一顾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便没有了根基，虽仍披虎皮，却是一只一推就倒的纸老虎。

    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在全党普遍存在的四对矛盾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根据地干部与白区干部、八路军干部与新四军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他与每对矛盾的后一方面，无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恍若绵密、博大的根系，使他挺立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株顶云啸风的巨树。

    也许，正因为他是巨树，他才和纸老虎的王明殊途同归，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在上层遭受打击的两个主要目标，以致于有材料透露，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与王明，提出强烈抗议……

    在中下层遭受打击的，则是周恩来这株巨树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凡是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或是凡是由白区投奔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恰恰长年在白区工作，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也多经南方局的介绍与帮助到的延安。

    在审查--这一“逼、供、信”的代名词下，南方局遍体伤痕，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知识分子出身，被定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其中著名的例子是陈慕华，当时她还很年轻，仅因为一个叔叔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军，她被打成了特务……

    对周恩来的批判持续了六周，他刚从悬崖边上抽回脚，便转过身来力图挽救自己正像雪崩一般垮下的干部队伍。他罕见地在毛泽东面前发了一顿火，陈毅也气得眼睛里堆满了红云，他们动感情地说：“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后代人都听过一支气势雄浑、并为之心潮激荡的歌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却怎么也难想象，在“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去一年之后，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精神上仍有如此深重的创伤，人们像史前人一样，孤独地守着心灵的“穴居”，空气里似乎随处飘散有麻风病菌，互相不敢有一点粘连……

    1944年2月，也是经南方局的安排到达延安的舒强，在近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到延安的第三天，周总理派车接我们到他家去，分配我们去鲁艺工作，并对我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来找我。”当时我对总理这句话并未理解，心里想：回到了“家”--党中央的怀抱里，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后来到了鲁艺，周围的同志对我都很冷淡，就连过去的老朋友也不多说话。我原以为老朋友们几年不见，现在终于在革命圣地团聚了，大家一定会热烈拥抱、欢呼、彻夜畅谈的，谁知老朋友看见我们，总是轻轻地点点头，便逃避似地走开了，连我的爱人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对我也不热情……

    我是从大后方去的，穿的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办事处的细布做的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而延安的同志们，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粗布八路军制服，相比之下，我们的样子就更像国民党，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害怕接触我们，甚至用怀疑和蔑视的目光看我们……

    --（舒强《怀念周总理》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在整风运动及其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与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南方局成鲜明比照的是，由刘少奇负责的来自晋察冀等根据地、多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北方局，几乎未损一根毫毛。

    个子高大、相貌好似哲人般严肃的刘少奇，这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几篇文章一起，被列为广大党员在整风运动中的必读著作。在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的标志--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他热情洋溢的报告里，104处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宛如孔雀开屏，翎彩斑斓，他着力展示毛泽东对于正走向康庄大道的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并首创了“毛泽东思想”一词。北方局也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以建国后为例，由刘少奇控制的纵贯全国的党的系统里，在高中层拥有各级领导权的干部，大多来自北方局……

    无独有偶，若对历史背景作一番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在1957年，在被整者与整人者之间，仍飘拂有北方局与南方局的影子。

    这年的8月间，一天夜晚周恩来去首都的一家剧院看戏，他看见了坐在后几排的高集，便要陪同来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过去，请高集过来谈话。

    周恩来问高集：

    “高集啊，反右斗争两个月了，你们情况怎么样啊？”

    高集毫无顾忌，脱口而出：

    “总理，社会主义这一关很难过啊，我们怕是过不了了……”

    “怎么呢？”

    “以党员为例，在新闻界，当年在白区工作被国民党视为左派如子冈一类的记者，今天有70-80%被打成了右派；以朋友为例，在文化界，当年在国统区要求进步、靠拢我党的如吴祖光一类的朋友，今天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周恩来何尝不清楚这些？

    高集提到的这些人，不是当年的组织关系就在他手里，就是和他有着深厚或是比较深厚的情感。似乎这是一个他已有预感却未敢证实的问题，而一经旁人证实，他刚刚还宁静似秋空皓月的身躯，随着胸脯的几阵起伏，有了微微的颤抖，那陡然蹙紧的眉头和抿紧的嘴角，往里深埋的多半是一种刀尖划过般的骤痛，一种硫酸蚀骨般的悲哀……

    这肯定又是一个周恩来不愿深谈的话题，沉默片刻后，他的喉结，好似在顽石的磨砥下艰难地抽动了一下：

    “同志们……自己得努力，社会主义这个关……的确不好过。”

    显然，周恩来这一深埋了骤痛与悲哀的感叹，对于反右运动里正忙于整人的原北方局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一定陌生得似火星上的语言……

    再联系起使中国知识分子陷于灭顶之灾的“文化大革命”，及周恩来在这场“革命”里众所周知的境遇，我们便会察觉，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党内斗争历史中，除去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斗争对立面外，其实，还有周恩来。

    两者不同的是，对前者的斗争，按官方的文本，更多地具有权力斗争或是路线斗争的内容，而对后者的斗争，依我看，更多地具有文化形态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与中国知识分子，是捆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是共用半个身子的连体婴儿。知识分子心惊肉跳了，周恩来的日子准不好过；

    或者说，一旦周恩来的情感世界与人格世界发生了扭曲，知识分子也就一定扭曲成了一口政治油锅里的麻花……

    毛泽东身上弥散出一股浓厚的农民文化形态，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着力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推动战争获胜的力量，又主要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兼之毛本人在未夺取政权之前的清醒与稳妥，中国革命之舟，在他的把握下，一步步地驶向了胜利的彼岸。这时，农民的文化形态作为创造历史的主流形态，与其他非农民文化形态之间的抵牾，不但常常被掩盖了，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令知识分子们予以叹服。

    建国以后，中国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农民问题，而主要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农业社会向一个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

    创造历史不一定要有枪杆子，但一定得有笔杆子。可以保持战争年代狂飙突进的热情和气壮山河的牺牲精神，但更得树立循序渐进的科学规范和张扬在物质利益之上的生产力。这样，农民文化形态的局限性，乃至劣根性就逐渐暴露无遗了，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它的矛盾冲突，也就日愈剧烈起来。

    开国之初，毛泽东如泰山日出般的威望，到了1957年，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已跌落为过午的太阳，便是这一矛盾冲突必然折射的心理曲线……

    尽管，建国后从来没有谁公开地打出文化批判的旗帜，似乎也没有谁真正注意到了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营垒里，除了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蛛丝马迹、月晕础润，更有杂离斑驳的文化形态足印，如雨后原野上的负离子一样跃动其间。

    但在毛泽东，无论是就其口袋里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还是就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与军事斗争的严酷环境里培植出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秉性，抑或是他毕生所信奉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斗争哲学，对此，都是异常敏感的。

    从周恩来的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及这两者间难以从组织上界定却的确存在的某种联系上，毛泽东一定在潜意识里深藏一种固有文化形态遭侵入、乃至被沦陷的威胁感……

    于是，他不辞辛劳，如填海的精卫鸟，一次次的巩固自家的城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五七”道路，农业学大寨……往深里想，他所期盼建立的，无不是小农社会千百年来憧憬却又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式国度；

    于是，他不惧战尘，如善骑的匈奴人，一次次的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说穿了，他所要挑落的，无不是现代文化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他所要推倒的，也无不是这一文化形态在一块几近流沙的土地上好容易构架起来的建筑……

    既然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表现为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而这属于本能的冲突，又该经常性地表现为一抬手、一投足间的排斥；那么，这为什么没有导致后者在党内斗争中成为公开的阶下囚，乃至与刘少奇一样死于非命，而是多少回如履薄冰，如戴荆冠，却最后能得以善终呢？

    这是一个庞大到足以包容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的课题。

    这是一个复杂到足以让中国多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皓首穷经的课题。

    无论就我蜻蜓点水似的学识，还是就我眼下身处的时空位置，我要条分缕析这一课题，不啻于刀耕火种的原始人也要写《红楼梦》。

    但我觉得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宏观上的，当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中国不可能再是一片被万里长城包围的广袤的孤岛。世纪之初，欧风渐进，美雨东来，“五四”运动，正是这一文明的一次最强劲的登陆。而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揭橥的不仅是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也揭橥了农民的文化形态，再也支撑不起几千年来中国这片悠悠的皇天厚土。

    与其他以农民为人口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一样，在中国趁势而起的民粹主义思潮，貌似表现了农民文化的强大，它并没有随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寿终正寝；其实，却显示了农民文化形态的式微，它不过是在文化的跑马场上，为了能与那匹咴咴鸣叫、四蹄撒欢的马驹一争高下，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夜半时分才赶吃的一堆露草……

    在二十世纪，中国虽有刘邦、朱元璋的子孙，可他们再难做刘邦、朱元璋一类钟鸣鼎食、黄袍加身的梦了，期待创造历史的人们，历史首先就会让他正视：只靠农民文化形态一个轮子，推不动泥潭沼泽里的中国。

    诚如毛泽东所言，志士仁人们大抵经过了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路历程。在这一历程里，“具有民粹思想的人，经常处于某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们并不经常否定近代大工业、大生产，同时‘西化派’中也有不少人揭发、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因此，农民文化形态与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区分，无论就其整体的发展，还是就其某个个体所传达的文化形态倾向，便只有相对的意义，而难有精确的定量定性分析。

    或许，这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不仅如阴阳一样相克，也如阴阳一样相依。文化的多元形态与文化载体的多元化，正是中国的二十世纪有别于其他世纪的一个显著特色。

    犹如诗情、豪情与漫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同样澎湃的1958年所证明的，民粹主义思潮排斥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却并不妨碍它向往工业社会，毛泽东的中国排斥知识分子，又总离不开知识分子。

    在他的重要著作中，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即使“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已打算将整风运动，变成知识分子手里一块烫手的洋山芋之时，他仍如是说：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能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事情正在起变化》）

    尽管工农群众是大梁和立柱，可在二十世纪的长街上，中国这幢房子，还必须得有知识分子作它的门窗；

    尽管毛泽东是呼啸不息的发动机，可在热战、冷战此长彼消的这颗星球上，中国这台宏大的机器中，还必须得有知识分子的链条和齿轮，从开发柴达木到治理淮河，从解放牌汽车到武汉长江大桥……没有链条和齿轮勤勉而又默默地工作，发动机发出的不过是一堆空洞的豪言壮语。

    培根写于16世纪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句谶言：

    在工业化的大潮里，以几何速度在递增知识作用的二十世纪，他们在中国饱经磨难，原因在于知识就是力量；

    他们在中国总算有一块巴掌大的立足之地，也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牛可以负轭前行。牛能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可这并不妨碍人们一边喝着血红的葡萄酒，一边品味烤得泛出金黄色光泽的牛排……

    毛泽东的中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的折射。

    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即使是排斥他们的人，也不得不利用他们；

    那么，周恩来的魅力，也很大程度上表现于即使是几乎终生戒备他的人，又几乎终生离不开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毛泽东、周恩来离开这颗星球五年后写到：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领袖们》）

    韩素音也使用了一个比例，来形象地评价两人的关系：

    “罗伯特·佛罗斯特在诗中写到：‘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离不开汹涌的海洋。”（《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是的，若没有坚定、沉着的海岸，海洋便浩浩荡荡得失去了边际，便形不成富有伟力和节律的潮汐，常常成了肆虐与灾难的代名词；

    若没有万千气象的海洋，便塑造不出海岸那博大的胸襟，拍打不出海岸那峭岩般的斗志，海岸便等同于一片不见色彩、不闻喧响的普通的沙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建国后总在这浏亮、雄浑的旋律中登场的毛泽东，自然不会这样去看。在与周恩来的关系上，他的骨子里，大概也持一个外国人米夫相同的态度，此人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这样挖苦了周恩来：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另一个微观上的原因，便是周恩来认识到了毛泽东身上有一种似大自然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或者如毛自己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周恩来几乎从不正面抵撞这一力量，而多是在顺从这一力量的过程里，渐渐地筛减这一力量。

    与此相比，刘少奇则显然低估了毛泽东，以“文革”初期为例：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中宣部长和文化部长，以及刘少奇手下各大报刊的主编。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他拿出彭真保护副市长吴晗的勇气来为彭真辩护，如果他把他的支持者都联合起来，也许有可能制止毛……”

    “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能像莫斯科党代会上的那些人让赫鲁晓夫下台那样对付毛呢？刘在军委也有他的支持者，尽管毛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刘不能把毛‘挤掉’？他是不是想过要这么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刘少奇多半不打算搞突然袭击。长期主管党的机构的他，大约相信凭着全党的力量，终能使日益亢奋得似个异教徒的毛泽东平静下来。直到后者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出来，他才后悔不迭地领略了这位湖南同乡的能量，在毛泽东的“千钧棒”下，即便巍峨、庄重如党的神殿，弹指之间，便成了说捣碎就能捣碎的泥丸……

    此外，韩素音在她的另一本著作里，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周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甚至能与魔鬼一起工作，并在魔鬼身上找到一些好处……他从来没有忘记主要目标：中国和中国人民。（《再生凤凰--中国·自传·历史》）

    她在这里说的魔鬼指的是林彪。

    只要回忆一下“文革”初期，在毛泽东、以林彪为首的地位急剧上升的军人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三者所形成的权力铁三角之间，疲于奔命的周恩来，随时可能倒下，却终于没有倒下，并竭力撑持住了中国这艘苦舟没有在惊涛骇浪里覆灭，我们就不能不对韩素音的评价表示苟同。

    如果说，和上帝在一起，必然要增添一些美好的人性；

    那么，常和魔鬼打交道，则很难不牺牲一些人性的美好。

    周恩来牺牲了一些什么呢？

    我以为，这不在于他没少挥舞过小红书，像十几岁的红卫兵一样喊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也不在于诸如他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在196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主持了对刘少奇问题作出的决议，以“大叛徒”、“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顶帽子，赠给了自己昔日的同事、中南海里的邻居。在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付诸表决的时候，周恩来像其他的中央委员一样，毫不困难地举起了右手，唯一未举手的，只是一位名叫陈少敏的女性……

    犹如春日失落了酥风，秋夜失落了皓月，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失落了那双永不停止旋转的红舞鞋，而拳王泰森在铁窗里失落了肌肉铜块般饱绽的膂力……

    周恩来失落的东西，历史该计较的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诚如他在1957年里所展示的那样--

    作为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总代表，周恩来在理性上对农民的文化形态作出抵御的同时，也曾因感性所迫，随这一文化形态将自身的文化形态给咬得伤痕斑斑；

    作为与中国知识分子同捆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共用半个身子的连体婴儿，周恩来在竭力保护了几十、几百个文化精英免遭罹难的同时，却未能在整体上有效地保护过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人格尊严……

    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注意这一点。

    相反，在爆炸于温都尔罕并震惊了世界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尤其是在细雨纷纷、素花皑皑的丙辰清明，直至一曲著名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悠悠徘徊的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当知识分子们心中的神坛上，毛泽东他老人家日渐暗淡，昔日辉煌的油彩剥落似秋径上的点点枯叶，而周恩来，则从祖国的大江大山里走来，北斗七星般地升起，明洁而又清丽，亲近而又邈远--

    一个天空阴沉得可怕的日子，在北京医院一个最小、最偏的太平间门口，排着络绎不绝的悼念队伍，当人们走进狭小的灵堂，看见被国事与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周恩来，躺在堆满马蹄莲和松柏树枝的灵床上，中国人的心都碎了！

    除了几个对他持有敌意的人以外，由身分、地位所决定的往日的矜持和疏离，乃至各自的年龄，都像一件大衣似地脱去了外面，人们泪如雨下，泪花纷飞，好似一群先民紧紧聚集一起，在痛哭一位曾率本部落在滔滔洪水里登上了诺亚方舟的酋长的逝去，那充满原始性的哭声撕肝裂胆，一个又一个哭得倒在了灵床前，一位又一位昏厥者被架离了太平间……

    一种大厦已倾的感觉--“总理死了，我们成了孤儿了”，似深谷中汹涌翻腾的浓雾一样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弥漫。

    就在当时，或是在此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几天里，不是几个人，而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牙床里咬着愤懑，目光里溢出凄婉，彼此间递送着这样一句话：“总理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也去死吧……”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们怀念周恩来的一本文集里，冰心写下了以下的序言--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就连从未与周恩来谋面、与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叶文玲女士，在体验了1976年那个无眠的雪夜之后，每到年年雪似花的日子，心里都要进行一次圣洁的礼拜--此时的雪和今后的雪，不单单是天象物象，而是我们总理在天之灵所幻化成的灿烂无比的精神花朵，它带着一种祥兆，静静降落人间，就像细雨无声洇湿大地一样，永远抚慰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尽管，周恩来的情感世界有过一回回的扭曲，人们仍俯瞰他为一条情感的扬子江；

    尽管，周恩来的人格境界有过一次次的分裂，人们仍仰慕他为一座人格的珠穆朗玛峰。

    也许，是人们觉得在中国复杂似迷宫的权力场上，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位以极大的心理负担和风烛残年之躯支撑住了危局的老人；

    也许，是一个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耶苏赴难式的形象，比起一个一往无前、横刀跃马的大勇者，更能打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

    或者，是人们在对周恩来的绵绵情愫里，其实，包含有对知识分子自身苦难的不尽感叹，对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国多舛的命运的扼腕唏嘘……

    无疑，周恩来是一位现代的“大儒”，他将孔夫子“克己复礼”的儒家道德，熔铸进了他终身的革命实践及其价值准则。

    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周恩来身上也存在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在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周恩来的崇拜上，我们同样能察觉出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背负的传统包袱--

    在西方，上帝早就死了；而我们像一群在精神上未长大的孩子，还需要“父亲”，否则似雏鸡失去了母翼的保护，我们顿感身无所托，孤苦无依。

    在西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以批判社会作为自己终生的文化使命；而我们却始终期待着哪一位伟人的“良心”来垂青我们，否则再纯洁、再热情的我们，随时有可能被社会所批判，成为公共厕所里大众的垫脚石……

    39多半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大约是1958年6月末，中央拒绝了周恩来的辞呈，他才渐渐走出了建国后他的第一个政治暗夜。

    然而，他得以痛苦、违心地承认中国一个越来越向左转的社会现实为代价--

    这一个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至此，仅仅20个月前，由党的八大通过的一个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犹如一根潮湿了的火柴，在中国没能擦亮任何一点光焰之前，就被抛去了历史的窗外。

    或者说，如马拉多纳，尚不及去绿茵场上一展骁勇的英姿，便被罚下了场，代之而上的是一个膀大腰粗、气焰逼人却不懂规则更不懂战术的“前锋”。

    为此，在至1978年的整整二十年里，中国失去了多少进击世界之门的时机，延误了多少跟进现代文明的机遇！

    颇有意思的是，这一科学论断见之于八大的政治报告里，这一报告也是由刘少奇作的。

    他不会不感到，这两个南辕北辙的论断，对于中国将会各自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他却决不会料到，它们其实还是两块神秘的路标，在冥冥之中昭示着他日后天霄地壤般不同的命运走向……

    经济不景气，苏联模式幻想的破灭，暗淡的获援前景，对技术掌握和管理者的不信任……这一切，都使计划经济的制定者们处于防御地位，而使毛泽东与刘少奇进一步携起手来。

    1956年里，两人都赞成加快经济发展，都深信不疑《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当1957年秋，因农业的停滞成为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时，两人也都力主恢复被周恩来在反冒进时一度搁置了的这一纲要，并作为发动新的跃进的信号。

    尤其是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会聚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里，冠盖云集，气冲牛斗，青梅煮酒……1955年曾设想中国用50年到70年即10至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去争取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毛泽东，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内赶超美国之后，他的血脉也一下贲张起来，向世界作了如下的宣告：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以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以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英共总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这样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面容流光溢彩的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接着，刘少奇又步履如风地走上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坛，他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内称：

    “在15年以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15年赶超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内涵呢？

    以钢产量为例，英国1870年产钢22万吨，1957年达到2099万吨，估计到1972年可以达到3600万吨。而中国，1949年产钢才15万吨，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到了1972年，则要达到4000-4500万吨。这意味着年轻的共和国只需用23年的时间，便能走完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了102年的路程。

    在饱经忧患、积弱堆贫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激发民族自信心、也激发国人巨大热情与巨大想象力的口号与目标！

    对于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畏首畏尾、亦步亦趋的计划经济制定者，又该是一场多么生动、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教育！

    在被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指出的我国正经历着的“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里，毛泽东一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目力所及之处，无不“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作意化为桥”。难怪他要在对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语中建议，将中国的第一号博士头衔，赠给“跃进”这一口号的发明者……

    从此，大江南北，砸锅扒房毁林，数百万吐着黑烟的土高炉，日日夜夜，以贪婪的焰舌吞噬进中国有限的一点家当，连一向庄重、静谧的外交部大院，也举袂成幕，烈焰熊熊……

    长城内外，卫星密似飞蝗、冰雹，每一天都在发射伟大的神话，这一个刚刚令人目眩，另一个又凌绝其上，变换之快捷犹如昙花一现。苏联的卫星是以火箭发射的，我们的卫星，则多是“人造卫星”，只要翻翻当年的《人民日报》，上面堂而皇之地登着水稻亩产最高者，已达八十二万四千五百斤……

    反右运动，貌似让毛泽东在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的同时，也在世人面前给了自己一记耳光，但其实，并不意味毛泽东的失败。情况恰恰相反，1957年在他的政治收支账上，有了不小的进项：

    他洗刷了56年反冒进时的沉默与愤懑，从此谁敢在经济领域持稳健、保守的态度，谁就有在政治上踩响地雷的危险！

    比起在这之前的的各项运动、斗争和在这之后的“文化革命”来，他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一次不轻不重、却切切实实终生受用的教育，唯有将对方禁锢在这一教育中，他才能在中国的讲台上，坦荡如坻地构架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他以“阳谋”之说，将56年至57年上半年里党内多数人的失落与困惑，调理成了57年下半年的义愤与快悦，又以“大跃进”一词，将57年的这一义愤与快悦，适时地调理成了58年的亢奋与激越。

    他大概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位无比高超的心理学大师，可他却在这一漂亮的调理过程中，又一次完成了自身战略大师形象的塑造……

    多半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在他的眼里，反右运动起码意味了他和党的机构的胜利，不过，他却没有因此而表现得咄咄逼人。

    毛泽东大约在青岛会议前流露出自己要退居二线之后，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他显然有着更多的机会成为毛的继承人，他不想因为任何一点轻率而失去这个机会；此外，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一向视党的纪律如同党的形象一样，高于自己的生命。1957年12月，他在接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显然有感而发地说了以下一番话：不管党的路线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党都必须维护自己的统一……对革命来说，党的分裂比失败破坏性还大，所以人们必须忍耐，甚至忍受痛苦……我们党始终维护自己的统一，一直没有分裂，党的纪律一直被执行；没有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汉不提当年勇，刘少奇表现得颇为大度。但是否大度得愿意以修改他曾极力推崇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作为他重新弥合他与毛泽东56年以及57年头几个月里彼此分歧的代价？

    1958年里，他布衣便鞋，扑扑风尘，奔走于中国的农村、工厂，相信常常严肃、认真到不苟言笑的刘少奇，不用多久就会严肃、认真地发现，所谓的“大跃进”不过是一场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足以让后人引以为笑柄的闹剧……

    然而，对自己那位湖南同乡始终缺乏深刻认识的他，十有八九，不会察觉1957年里他所谓的胜利，只不过为他九年后终被架上苦难的祭坛，增添了一块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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