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右运动的锋芒直指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让民主失色的运动。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主这是一样火炬般亮丽、诱人，若把握不好又常常炙痛身心的东西。近八十年来，在街头、广场上，它作为一个政治的概念，多少热血青年迎着枪林弹雨，为它而声嘶力竭地呼喊；在一篇篇宏论大文里，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多少民族精英希冀以此如滔滔江水，一洗历史沉滞的血脉，现实褐色素纷起的脸庞……
热闹是热闹，时髦也时髦，风流云散之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现状呢？
在上世纪最威武雄壮、最大规模的一次较量里，如果说，有着八百万全副美式装备军队的国民党，是被仅有三百万小米加步枪的军队的共产党打败的；不如说，蒋家王朝首先是被民主打败的。从共产党扛着斧子，闯进国民党那貌似壮观、实际上强烈弥漫了腐败、专制气息的树林，并锲而不舍地发出斧劈之声：“反对独裁”、“实现民主”……那一天起，共产党就拥有了一个远比正面战场更为广阔、更让蒋介石先生淘尽了心力与体力的战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胜利。
犹如我们当今可以进口电脑、小汽车，可以进口保龄球、高尔夫球，却进口不了人的现代化一样；中国可以轻松地引进民主的口号，乃至民主的形式，比如现在农村村镇一级普遍实行“海选”，在部分城市的街区也由选民直选，但与此相比，要引进民主的真谛颇为艰难。
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的喜好使然，而是受几千年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制度所决定的一个民族的局限使然，也是闭关锁国的中国积弱积贫达数个世纪后的必然悲剧。如果，中国人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过程有一个长期的心理准备，也许，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便会省却许多麻烦……
毛泽东显然缺乏这样的认识。
建国后他未少奢谈民主，在举国一片宛如唱诗班对于上帝赞美的“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在中国人眼里，多半，也在他自己眼里，他是一位给六亿神州带来了和平与民主的贤明君主，尽管这一贤明君主的形象，对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嘲讽。在他的种种民主的作为里，重要的一条，便是他把本可以随着第二战场的终结而未尝不可以予以解散的十几个巴掌大的政党，也带进了新社会，并一并以民主党派概括之。
可在毛泽东的民主修养里，民主，不是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只是社会变革的手段，犹如他多次使用这一手段：
1957年，让知识分子从臃肿的冬衣里，伸出头来惊叹早春天气的“大鸣大放”、“整风运动”；
1966年，让一代青少年刚刚啄破鸡蛋壳，就冲上中国政治舞台、俨然天兵天将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民主党派，除去要求它们为中国的政治橱窗装饰民主的花篮外，仿佛并不乐意它们为这个国家再做太多的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民主党派，显然也缺乏这样的认识。
他们还记得，在第二战场上共产党人与他们嘘寒问暖、相濡以沫、并肩冲锋的情景。他们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关于民主的允诺，以及毛泽东在首次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上所摆出的民主的架式。除去在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外，在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正职有15个，他们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其实只有14个，如前所说，胡愈之为中共秘密党员。
民主党派，在同样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对中国全方位领导的同时，它们中的许多人，又难脱过去在欧风美雨里耳熟能详的西方民主的巢臼：
他们以为民主得有形式，民主最高和最集中的形式，就是政党，如同无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对待传言中的胡愈之等秘密中共党员总敬而远之，他们总想保持自己政党的某种独立性；
他们还以为民主要有力量，民主力量的主要表现，便是在执政党的声音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他们期待共产党，能像成熟的庄稼倾听金风、秋寒的江山倾听雁鸣一样，潜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
于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模糊不清的--
虽然，每个党派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上至中央委员会，下至基层支部，几近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虽然在各级人大、政协里都有每个党派的位置，在各级政府里也有每个党派的代表；但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却没有一部在国家政治生活里运作的必备法典--《政党法》。
与口头的允诺，或是朝令夕改的看法比起来，唯有一部法律，才能有效地保证每个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的职责、相互间的关系，并保证它们在尽职尽责之时，不会受到惩罚……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又是泾渭分明的--
犹如毛泽东异常警觉共产党内部的集团活动，并像在晴空下抛丢飞碟的少女那般潇洒、自如，动辄以“集团”的帽子，抛掷去自己昔日战友或同事的头上；他对于民主党派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的。
从质量上讲，共产党内知识层并不富裕，尽管如此，还是将其中相当多智慧的大脑，放到了统战部门；从数量上说，前面已有涉及，在1953年，各民主党派加起来，总共不过6万人，但从中央开始，到省、地、市、县各级，作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干部，犹如一个浩瀚的大海，即使少于6万，没有一比一的比例，也该不会少于三比二。从人员编制、活动经费，到发展方向、工作部署，无一不得经过统战部安排或首肯。
也许，正是这视民主为目标与视民主为手段之间产生了某个误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鼓动你说，像闪电鼓动风暴、风暴鼓动海鸥一样，鼓动你破门而出，去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你被他的真诚所感染，你以为可以说，其实，双方都未意识到，这是在玩火式的玩水。犹如原始森林里必然爬满藤萝野蔓一样，只要你涉及到了这些问题，你就很难不涉足体制那伟岸的“原始森林”，即便你小心翼翼似柳絮一样在那潮湿的地面上放下自己的足尖，可他对你的愤怒，还有因这体制已拥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人们对他、更对你的愤怒，顷刻间，就会像水一样从复满古老青苔的地面上喷射出来……
也许，正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中这模糊性的一面，与泾渭分明的一面之间，蕴藏了某个陷阱--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请你们挺起腰来，要你们打掉因渐感当瓷瓶、花篮而生的几分消极、几分委琐，你们被他的胸怀所感动，以为真可以挺起腰来，其实，双方都未意识到，这是在玩水式的玩火。阳光不折射在焦点上不会燃烧，监督不表现为力量便难成其为监督。当你们从有形无形的戒律中伸出自己的手脚，并渐渐地使他感觉到一股又一股的力量，而且，这股股的力量，都接近于最敏感的部位时，他根深蒂固的怀疑，由来已久的戒备，便似阳光走到了焦点上，陡然间烧起了一场熊熊大火，让你们如羊肉串一样在火上烤着，刚刚舒展不久的筋脉，立马又嘶嘶地收缩了回去，而他自己为着失言，为着原本就被人们明里暗里指责的轻信与轻率，也脸上感到一阵阵火辣辣的炙痛……
1957年，因急剧地在中国考验了民主的命运，而充分地展露了这个误区，清晰地呈现了这口陷阱。
毛泽东，似乎由此看到了，民主--不但有自己的传统，还有自己的惯性，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很难嫁接在中国的枝头，长成一个符合自己口味的果子。
于是，走过了这个误区的他，不再抱有两年前在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认识：几年来，民主党派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它们的领导和成员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确有很大进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已经跨进了一大步。如果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有一只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门槛，那么，可以说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了。民主党派作为整体来看，已经选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它们将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而是随即打下一根大棒，他的愤懑，几乎能让中国的民主党派，永远沦为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破落户子弟！
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内称：“在整风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大批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成员。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地位，并且，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这班人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他们在全国、在地方上，或者在一个方面、一个单位中，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在一个时间内，右派路线在各民主党派内都有深刻的影响；一部分民主党派，就整体而不是就局部来说，右派路线曾占了上风。因此，在一个时间内，各民主党派有许多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合法工具。”
“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死心塌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是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看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是死心塌地，而是三心两意……”
“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只有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这一个改造之所以是根本的改造，因为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
中国的民主党派，大概由此发现，在掉进了那口陷阱之时，它们所有关于民主的期待也跌进去了，而这正是它们以后二十年内再也爬不出来的灵魂。
这期间，虽然它们的外壳尚在，人大、政协里，还能听见它们丝丝缕缕的呼吸，可这只不过是一个个没有思想也没有感觉的梦游患者……
1957年，注释了这样一个命题，1966年更证实了同一个命题--
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倘若突然讲起民主来，这多半只意味着接踵而至的，将是一场对于民主的灾难。
33一张万能的膏药
从反右运动的阵势，紧紧地包抄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叫知识惊恐不安的运动。
在人类的历史上，知识是这样一种东西：
她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第一次打出火焰来的燧石。她是在牛顿的凝望里从枝头落地的那只苹果。她是马克思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的一张桌子下，日久年深磨出的那双脚印。她是本世纪初美国莱特两兄弟驾驶的一架木制骨架、麻布蒙皮的双翼飞机，在2.5米左右的低空留空的那激动人心的12秒……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实现了旧有的诱惑、又感觉到新的诱惑，并极力去再实现它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打碎了旧有的羁绊、又感觉到新的羁绊，并试图再打碎它的历史；那么，知识，正是这历史不断嬗变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动力。
在知识新鲜而又温暖的子宫里，永远生长着思想与科学这一对孪生兄弟。
若失去思想，人的大脑，不称其为大脑，而只是一堆糊状的白色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若失去科学，人类社会不称其为社会，只是大自然中一个循序变化的生理过程。
为此，知识是崇高无上的。
知识化的程度，标识为一群人口的质量，一个民族的质量。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前途，是如日升中天，还是如日下江河，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们爱不爱看书、看些什么书，或者知识在与权力、金钱的排列中，列于什么位置，便一清二楚了……
知识，又是生性自由的。
她是夏季太平洋上的飓风，高山海峡隔不断它，意识形态的藩篱也隔不断它，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便有知识的闪耀和知识的汇涌。她还是无形又无价的私有财产，她一旦升华或爆炸起来，无论纽约，还是东京，任何一家牛气冲天的股票市场也为之逊色……
为此，知识又标识风险，常常意味着痛苦。
她总在流动之中，追求之中；而她的一个孩子--思想，又总让她处于观照之中，她的另一个孩子--科学，则总让她处于批判之中。而黑暗，因害怕光明总拒绝观照；愚昧，因害怕文明总拒绝批判。在这些地方，知识，常常是异端的别名，反动的化身，等待母子三人的不是沉重的荆冠，就是森严的法庭……
实际上，1957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二十多年后比起来，还远没有扬起加里略式的大脑，他们仍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过不满于这“地球”不断发生冲撞激烈的“地壳运动”。他们更没有去做让中世纪教会害怕的“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历史、文化都在晓谕他们，眼前是一轮中国之巅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日出，他们只是为自己不时被排斥在这朝阳的光环之外而感到委屈……
毛泽东却嗅出了浓厚的异端气息。
如果说，党内的不少人是从本能上排斥知识，那么，在整个大鸣大放的高潮里，他那冷峻的双眼，大抵却从理性上看到了这深藏在知识分子头脑里的私有财产，比起资本家压在箱底的金条、地主藏在墙缝里的帐本，对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更具有不可估量的挑战性。
就这方面而言，毛泽东比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党内的多数人来，绝对更有“知识”。
犹如薄情的男子写在流水上的誓言，他很快改变了1956年他曾经同意的周恩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总体看法：“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他现在的分析是：“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10%的人，是不赞成或者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10%是多少呢？是6000万人。”
又分析道：“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大概有1200万人”，“现在知识分子有500万人，资本家有70万人，加在一起，约计600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3000万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虽然，在前面的一段话里，他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加了一个限制词“一部分”，可联系起后面的话一想，我们便会发现，这限制词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老妪的胸罩：这前面的6000万人里，大概是包括了后面的3000万的，否则仅有中间的1200万人，前面的估计就远远不能成立……
比起1966年开始的全面疯狂和酷烈来，说反右运动里中国的大地上已林立森严的“宗教法庭”，可能尚言之过重；但在1957年，首创了一种非枪杆子的语言、又绝对是枪杆子的语言，与知识分子“对话”。
这便是以政治斗争或叫政治暴力的方式，来大规模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表面上，有被划为右派和未被划为右派的两部分人，其实，杀鸡给猴子看，两部分人都被打击了，在显然经过毛泽东审定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如此断言：……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两部分人的唯一出路，同样在于改造。
而所谓改造，实际上是放逐的代名词，即将知识，剥下一点无产阶级认可的东西外，连同她的孩子--思想与科学，大规模地赶进一个虽无法触摸却真实存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似乎这是一张万能的膏药，此后历次运动或斗争，大抵都先拿知识分子开刀。仿佛这又是一针让社会主义江山、无产阶级天下永保天年的麻醉剂，每有国内外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局势所引起的种种矛盾，都因注入此针，而达到了某种“妥协”、几分“缓和”。
然而，这决不是麻醉剂，而是一针毒剂。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在这张万能的膏药下，一个以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敌人的社会，渐渐病入膏肓……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扉页。
34毛泽东找到了感觉
从反右运动得以迅疾发动，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民粹主义得以在中国正式登台的运动。
如果说，过去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斗争和运动，仅仅是毛泽东等上层人物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流露，因为其范围、规模的相对狭小，尚未能形成全国性的震荡；那么，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看法与处置的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犹如列车奔驶在静悄悄的峡谷中那撕开天籁的一声声汽笛，立马撕裂了周围群山的胸膛。
这群山不是别人，正是作为这个国家政权主体的农民，自然里面也包括了众多不久前才换上工作服、军装的“农民”，以及很早就走出了桑麻小道、眼下远比一般人更多地享用着小车、电话等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可对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却依旧茫然、排斥的“农民”。
这冲出胸膛的，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股早就深藏于心的疑惑与愤懑，一股伴随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的同时，必然要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而萌生的疑惑与愤懑……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其实这标题并不确切，应改为《农民阶级说话了》。这社论一发表，便意味着与过去的历次运动、斗争不同，毛泽东决意冲决过去相对狭小的范围和规模，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拎到全国的工农兵大众前接受一场浩大的审判。瑟瑟缩缩站在被告席上的人们，一开始，就能感觉到民粹主义的汪洋大海上那铅云般低垂的巨大舆论压力--
在6月28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江西代表小组会上，几位劳模当场质问罗隆基：
“你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
“作为江西人民的代表，你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
萍乡煤矿工人、劳动模范郭泗清警告说：
“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是不答应的！”
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也正告：
“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贫下中农就要跟他拼命！”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危秀英的一番质问，几近将手无寸铁的罗隆基，当成了三十年代几次围剿苏区几次失败的蒋介石：
“你的家乡就在革命老根据地，你怎么不了解江西人民的力量？”
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江西省进贤县钟陵乡农民给储安平的一封公开信《储安平在土改中就露出反动立场》，内称：
“为了分田的事，你曾和农民胡结才吵嘴相骂。有一次分配地主的浮财，为了一口脚盆的分配不合你的意，你大发雷霆，拍桌子凶人，样子实在难看，群众见你害怕，背后骂你和强盗一样。”
“你以为自己了不起，旧知识分子臭架子十足，根本不把我们种田人看在眼里，你和我们之间不仅有高墙，而且有大海隔着。可是你在对敌斗争会上，总是缩头缩尾，没有掌握过一次斗争会场。人们想了一下，你那次来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参加土改，只是看了一看。”
“你需要很好的清醒头脑，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作严格的批判，接受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民对你的批判和分析。”
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三天，由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的批判和揭露储安平的大会上，特地请来了工农群众的代表。农民代表、北京市昌平区五一农业合作社的魏国宾，特别严词谴责储安平用“老和尚”、“小和尚”等字眼“侮辱全国大民敬重的领袖”，他说：
“我们农民能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永远不会忘掉共产党的恩情的。我们决不再过二十斤玉米面就交换一个闺女的日子。右派分子的企图，一定要被我们劳动人民打得粉碎！”
在8月27日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的批判大会上，上台作自我辩护的彭文应，在满场嘘声中狼狈地下台后，紧接复旦大学一位副教授的穷追猛打，上海市工业劳模杨新富愤怒地站起来说：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决不容许这个老狐狸在庄严的讲台上耍花招，向党猖狂反扑！”
6月24日，民盟在湖北省最大的支部--华中师院支部举行大会，对民盟湖北省委主委、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进行批判的同时，他的家乡湖北黄冈县范家岗乡红星第二农业社的社员，也齐聚马哲民家对门屋内开批判会，他的侄儿、婶娘也参加了会。他侄儿马复初说：
“我二伯心毒辣得很，野心又大。去年他回来时，到陈欠楼、上巴河、程德岗等地去搜集统购统销的材料，找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今年他又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捏造说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共产党领导不好，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要不是生产太忙，我要去问问他，你想干什么呢？想国民党和地主回来吗？我要告诉他，我虽然是他的侄儿，但我和他不是一条心，我和群众在一起，要和他斗争到底！”
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玉门油矿工人樊廉馨的来信，内称：“去年8月份，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分来玉门油矿采访。可是这位记者和别的记者大不相同，她一到玉门油矿就到处点火，闹得玉门油矿满城风雨。她每见一个工人就问：‘有冤吗？不要怕，讲出来，我为你申诉。’她曾经公开侮辱玉门油矿的工作是‘一团糟’，辱骂玉门油矿的领导都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者，并说这些官僚主义者‘都应该枪毙’……”
“林希翎不但自己不写玉门油矿的好人好事，反而反对别人写。新华社驻矿记者姚秉鉴同志曾发过一条‘玉门油矿多方改善野外工作人员生活’的消息（完全符合事实，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可是林希翎当面侮辱姚秉鉴同志是‘捏造事实’，她认为野外人员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同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了林希翎原工作单位--空军某团的部分军官集会声讨她的消息，以“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她在人民大学所吹嘘的“在部队的光荣历史”，人们说：
“程海果在部队就表现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谁都瞧不起，骂政治处主任是‘无能’、‘愚蠢’、‘官僚主义’。对战士，则利用她是文化教员的职务进行无耻地拉拢，硬要战士称她为‘亲爱的程海果导师’。她这种领袖欲到人民大学后发展更甚，以至变成了狂妄的野心家……”
“程海果在部队时，就已表现出她的反党情绪，她往往抓住工作中的个别错误，对党和政府进行大肆攻击……”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批判谭天荣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一个炊事员气愤不过，跳上台来，指着鼻子警告谭天荣：
“你不要臭不要脸，人民拿大米、白面养着你，你反共反社会主义就老实交代，甭跟我讲什么辩证法、物理学儿，你再耍赖，假充乐观，我就断了你的粮，让你喝西北风去！”
虽然，从下刀之准确、见报之迅速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弥漫于国中的好似惊涛拍岸的工农兵大众的种种言论和文字，十有八九，经过了领受旨意的文化人的剪辑与润饰，但一般地说--人民看来是全身心地赞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治和持不同政见的思想，在知识界以外，是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指责知识分子不忠于党和伤害了党，这种说法打动了大多数人民，因为他们仍然投身于党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事业。知识分子从整个人民中被孤立了起来……（罗德里克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似乎，没有比动员广大的工农兵大众来对付知识分子更奏效的了，这不仅仅是数量上巍巍昆仑与一捧黄土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尚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作出根本的跨越之前，尤其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被视为工农大众的胜利，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作为一群破落户子弟，被收留上这趟新的时代列车之时，身为新旧文化的两重载体、远没能形成自由、独立的个体的知识分子，一旦处于与整个工农大众对立的境地，一种犹如狂风中柳絮的精神无法着陆的迷茫感，一种好似蚂蚁翘首大象巨足的自我渺小感，一种几近儿子背叛父母亲，吃了他们的、用了他们的、却不被他们所认同的道德愧疚感……便成了交汇众多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了。
正是这个梦魇，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使理性蒙上眼睛，骨头流失钙质，本该礁岩般坚守的漫长沉默，化为了虽撕裂自身也要去媚俗于一刻的泡沫……
也似乎没有比动员广大的工农大众来对付知识分子更容易的了，罗德里克、费正清先生注意到了“指责知识分子不忠于党和伤害了党，这种说法打动了大多数人民”，他们却忽略了“大多数人民”被打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抛开种种华彩照人的意识形态的外壳，其实，每一个运动都在利用一部分人的原始欲望，去打倒另一部分人：
土地改革之所以势如破竹，得力于贫苦农民多年来觊觎他人土地的欲望；“文化大革命”初期之所以排山倒海，依傍于广大青少年去门窗紧锁的课堂解救自己奄奄一息的青春，和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历来禁锢在下层的小人物，期待去上层舒展自己的压抑的欲望……
因此，每一个运动，都是原始欲望潮汛般地泛滥；
每一个运动，都是各阶层人们利益的不断整合。
在一次上海市各界群众批斗孙大雨的大会上，南洋卷烟厂的一个名叫卫雪珍的女工，在讲台上异常愤慨，她向孙大雨厉声质问：
“我厂工人每月最低工资56元，最高工资93元，而每月生产的产值，最少的是5550元，多的是8977元。你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国家津贴房租在内）是462元，可买大米3000多斤，比我们工人的工资多好几倍，你拿了这些钱，替人民作了些什么事？”
在知识常常被视为异端的同时，知识，又被折成金钱计算，且常常高于一般工农群众的收入时，政治仇视的烈火，一下烧透金钱压抑的干柴，便是很自然的了。
这样的发言，胸中无须任何点墨，更无须任何人的指教，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这是变换季节的风；在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小农经济装满马铃薯的口袋里，这是马铃薯们互相制约、互相压迫的存在哲学；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他方面多少会有所改变、而在这方面颇难改变的心理史上，这是人们没有机会便在街头巷尾议论，而一旦机会降临，便气昂昂地打上门去发出的共同、古老的语言……
如果说，建国后在经过多次的徘徊和反复后，毛泽东面对一支在心理结构、生活习性上完全不同于他所熟悉的军队的知识分子队伍，终于在1957年找到了一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正是即使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必须高扬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并以此戒备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控制他们在事业上的热情。
或者简单一点说，不是将农民更多的知识化，而是将知识分子更多的农民化。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本身就长着一条计划经济跛腿的中国，又跋涉于民粹主义的茫茫流沙之上，她的工业化进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之前，何以表现得趔趔趄趄，步履维艰？
35无须一兵一卒
反右运动，比起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来，在手段上有所不同的是，从总体上看，还未对知识分子进行肉体的摧残（以后被送去劳教、劳改的或是下放的，那当然自当别论了），但在精神摧残方面，已经成了集此前历次运动和斗争的大成者。
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仅仅八年间，他不仅统一了除台湾岛外的中国大陆，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本犹如毛细血管一样纷繁来自各种理念、各种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的滋养，统统变成了一根连着“单位”的脐带。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单位无所不在的审视每一个人的灵魂，单位无孔不入地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从荣辱兴衰，到生老病死，从升学就业，到冷暖饥饱……单位，成了全中国人民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母亲”。这却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母亲”，除去她的意志外，“儿女”们不得在自己的心枝上长出另外一点柳芽般大小的意志；除去她的个性外，“儿女”们很难在她的视野里流泻另外一点哪怕是萤光般微弱的个性。
如果说，五十年代，我们把“儿女”们对于“母亲”的感情衷心地或是半衷心地赞美为敬仰的话；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儿女”已经看清这一“敬仰”的实质，起码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只意味一种对于生存的恐惧：
“单位”若接纳你，你便在一张社会巨大而又无比细微的网络上，有了一个活不太好却能平安的位置。若不接纳你，这网络便成了一块你怎么也塞不进脚的厚玻璃，而且，你一下跌落下来，无论爬去哪里，早春的第一点冷雨，就能击穿你的皮肤，深秋的第一片落叶，就能打扁你的脑袋……
1957年，在利用民粹主义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之外，再加以充分利用的，便是“儿女”们的这一对于生存的恐惧。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比起宇宙中的黑洞来，恐惧，有着更强大的力量，中华民族传统中那些积淀千古、稳定似泰岳华山的伦常关系，一下被冲决得颠倒了个，被历代中国士大夫引以为楷模的屈原、太史公的光照史册的气节与品格，顿时成了纷纷散落于政治茅坑里的手纸、月经带--
情人可以揭发情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浦熙修以背叛，结束了她与罗隆基既充满了深刻的幸福又充满了深刻痛苦的十年情谊。
妻子可以揭发丈夫。
1958年1月，萧乾的妻子文洁若，被下放到河北省丰润县农村。下乡伊始，下放干部们开了一个批判会，为了让文洁若能在会上揭发萧乾的问题，担任组长的一个党员，在会前给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单位的一个女同志，有一天跑去找领导，指控她爱人是右派。起初人们以为她疯了，因为她丈夫从来也不胡言乱语，只知道埋头工作。这位女同志就把她丈夫对某件事说过什么，一一揭发出来。于是，领导把那个丈夫隔离审查，他就一古脑儿招认了，结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去监督劳动。这样的妻子才是毛泽东的好女儿。”
儿子可以批判父亲。
1957年6月19日，《文汇报》在第三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同父亲划清界线》的消息：【本报南京18日专电】章伯钧之子章师明今天在农工民主党江苏暨南京市委员会联席扩大会上说：
“章伯钧的这些反动思想和错误行为，是有他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野心的。他参加过共产党，因经不起考验和个人政治野心作祟而脱离了共产党，想独树一帜，搞军事投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了国家政权工作，但由于未能彻底改造，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政治立场，所以他的原形又毕露了。从他过去历史发展过程和最近一系列言论说明，他是有政治野心的，想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以巧妙的方式散布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从组织上做法上进行活动。”
又说：“章伯钧同志如仍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错误的政治主张和两面派手法，我有权要求农工民主党中央，考虑他是否继续担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以至是否仍是农工民主党成员。他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父亲，对我是莫大的耻辱。”
七天后，储安平的长子，当年一个没有受够教育、就凭父亲一句话“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而参加了志愿军的青年，给《文汇报》写了一封信，该报于6月29日刊发出来：
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回家。
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作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告：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储望英
6月26日学生可以批判老师。
5月间，钱伟长曾向来访的记者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自己的得意弟子胡海昌、叶开源，为的是让总像小虫一样围绕他们飞的“红眼病”，气得跌断翅膀。二个月后，在清华大学万头攒动的会场上，胡海昌本人，则像一只小虫翩翩地飞到了台上：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我获了科学奖学金，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作了不正确的介绍和宣传，去煽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教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
“大家看他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多么强调听话啊！如果有谁真正照他的话去做，那真是危险的事。在钱伟长的许多学生中，看来最听话的要算叶开源了……”
随后，叶开源未有半点迟疑，他走上台去，同样使自己的老师也跌破眼镜：
“钱伟长是我的老师，我也曾为他所说的培养目标、理工合校等主张迷惑过……我要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们要正告钱伟长，不要再存任何幻想，假如你不翻然悔悟，就是连你认为最可靠的学生，也不会再和你一起工作下去！”
朋友可以揭发朋友。
自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作为《大公报》记者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并被文化界同视为巾帼二豪杰的彭子冈，宛如世界跳高冠军，一下便利索地跃过了两人间二十多年的友谊，及应有的心理障碍或是道德障碍。在7月2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批判会上，她列举了“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她说：
“直到上星期我到浦熙修家里帮助分析她自己的错误时，她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隆基描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
《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十年前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和浦熙修同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打，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在7月5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再次举行的批判会上，面对经过连日来多方面的车轮大战已支撑不住、病恹恹好似一个纸袋飘进会场的浦熙修，昔日的患难，似乎成了当下股市里一家濒于破产的空壳公司，急于投入正时髦的“资产重组”。他指出：
“浦熙修是章罗联盟中一个重要角色，她在罗隆基出国后替他撑了半边天。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浦熙修一面派人去《光明日报》观察气色，另一面，自己出面张罗费孝通等人写文章，为储安平辩护，指挥若定，想以螳螂之臂，压倒全国人民反右斗争的声势。”
“浦熙修在座谈会上装出一副诚恳的面孔，说自己‘天真’、‘胡涂’、‘无辜’，但是在交代和罗隆基的关系时，只拿出罗隆基给她的三封信……和罗隆基‘十年密谋，同床共语’，难道和他的关系只有区区三封信吗？”
会前，他还做了谢蔚明的工作。他邀后者去了附近的和平餐厅喝咖啡，伴随小勺摇出的一股股扑鼻的浓香，他也一丝一缕地摇走了后者本想在狂澜既倒前装聋作哑的决心：
“浦熙修的事情，现在闹到了毛主席点名、举国皆知的地步，只能怪她自己咎由自取了。你和她在南京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在驻京办事处，你们又桌子对桌子，整整共事8年，她的情况你应该知道得最多。你想想，是不是下次开会时，你也该起来揭发她？”
在5日的批判会上，清瘦似伞柄的谢蔚明，缓缓撑开了满脸的愤怒：“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清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熙修是答应了的。”
此刻，浦熙修即使真成了一个纸袋，也不会将她放过了，因为这个被扩张成某种形状的“纸袋”，在最需要与上面保持一致的时候，正好用来包装满场人们对党的无限忠心和对非党者的无限愤慨……
最令人震惊咋舌的是，就是那些已被捕进网里、丢进锅里的“大鱼”，在越来越接近沸水的温度中，竟还能翻浪搏击，相互撕咬--
6月24日，在民盟北京市委第八次常委扩大会上，佛祖般的圆脸上历来光洁坦荡、颇像一幅刚铺好的床单的费孝通，这时，好似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额头上拧满了曲曲弯弯的皱折。在与会者的穷追猛打下，随着一颗颗黄豆般大的汗珠，一串串的揭发，也从那皱折里滚滚而下：
6月5日下午，他与钱伟长、曾昭抡到章伯钧家里，向章汇报北京几所大学的情况，“章伯钧听到学生和教师如果联系在一起就会出乱子，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是举足轻重的。6日晚，在会上，章伯钧对紧张的局势幸灾乐祸，并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
6月10日，“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重复了不止一次……”
显然，“佛祖”并不能因此而恢复额头的光洁并卸去心头堆积如垣的痛苦，相反，倒有可能使那皱折更锐利似一颗颗钉子，并更痛楚地扎进他的心灵。其中的一颗“钉子”是：他揭发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曾在6月6日的六教授会议上说，教师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否认），几天以后，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师生的炮轰下，揭发费孝通把他拉进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美］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
7月15日，罗隆基在全国人代会上作半是检讨、半是申辩的长篇发言《我的初步交代》后，同一天，他的“从小同学，熟识多年”且被视为“章罗联盟在四川省的代理人”的潘大逵，要求发言，一气列举了“密友”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他指出：
“罗隆基是一个专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永不知足的野心家。”
“章罗联盟的阴谋，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部分，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采用的方法就是有意歪曲传达，或利用他们的地位，发出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利用合法的组织名义，有时又利用私人邀请茶饭谈心方式，或者大谈一套，或者三言两语，总之，不外散布毒素，陶醉自己，迷惑别人……”
也在这前后，为《文汇报》对自己的态度颇为不恭而一直感到悻悻然的罗隆基，突然从《人民日报》上得知，这只是一场“误会”，当然，这不是一个导致双方重归于好的“误会”，而只是让他更深地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的“误会”。徐铸成在该报上如是揭发道：
“去年《文汇报》复刊后，4月间，我和罗隆基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你这样迁就的态度是自由主义。’”
“《人民日报》的社论，不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人民日报》。不要迷信党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一定比我们高。”
“他知道我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因此，就暗示我不要相信党的领导，在单位里可以独断专行，不要服从党组的意见。他还建议我们，在复刊之初首先开展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他们知道，文字改革问题最能打动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最能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章伯钧、罗隆基都想抓报纸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文汇报》就被他们拉上了右派报纸的道路……”
作为著名化学家的曾昭抡，精通各种元素的不同组合，将会导致不同的化学反应。在揭发与自己一道参加了“六教授会议”的钱伟长时，为了在清华园里激起最强烈的“化学反应”，他也选择了一种最佳的“元素”组合方式。在高教部检讨时，他说：
“当他们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以后知识分子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
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对彭文应的几次批判大会上，各路精兵强将走马灯似地上台，彭文应就是批而不倒，尤其是在章罗联盟在上海市的小集团的问题上，他更矢口否认。
一百多位代表写出对此表示极大义愤的纸条，雪片似地涌上主席台，强烈要求终止他满口喷溅“毒汁”的申辩。他仍不为之所动，一脸平和、高邈的神色，恍若他此刻是站在阳台上，正看一派银妆素裹的雪景。真正使他赫然变色，按当时媒体说法，是“挤眉歪咀摆出一副无赖相”的，是来自这个“小集团”另一首要分子陈仁炳的声音：
“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小集团经常集会，接受罗隆基的指示，商量如何抓领导权，抓《盟讯》这个刊物，反对执行正确路线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反对统战部……对盟内的进步分子，尽管其中有好些人并没有批判过章罗，我们也要反对。”
在这场虽不绝后却是空前的、实是集体谋杀却叫“揭发”的高潮里，人们似乎个个红着几近滴血的眼睛，恨不能每双青筋毕露的大手，都能一下卡向对方的咽喉。
赛马跑不出马场，在中国要打倒一个人，也历来跑不出一个三角形，其三只角分别是政治、经济、生活问题。好在知识分子一般不经手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人们猎犬般冲向政治和生活领域里，搜索着对方的咽喉地带，哪怕它早就成了往事烟云，也要顽强地将其从岁月的风尘里给连筋带皮地拽出来；哪怕对方并不存在咽喉地带，也能不知从哪里叼来一根“骨头”，让充当判官的看客们感到，自己确实在无比努力地咬住了对方的咽喉--
费孝通的一些老朋友，对他的某些揭露，大概着实让国家安全部门的神经绷紧了好一阵子，也让认为肃反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脸上白过一会，又红过一会：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接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比如，1931年，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林诺斯基”，此后又去美国，“勾结哈佛大学的美国特务费正清夫妇”。1947年，勾结上了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孝通是一个“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1935年，他得到广西军阀黄旭初的资助，第一次带着他接受的功能学派和种族歧视的反动学说去大瑶山进行‘调查’，结果给反动统治者送交了情报，使大瑶山无辜的瑶民在1940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瑶族人民痛恨地控诉了他的罪行……”
在北京大学，一位称曾昭抡为“恶婆婆”、并自称为“受尽气的小媳妇”的教授，几近要将“恶婆婆”当成纳粹分子起诉：
“曾昭抡原来在外国是学化工的，留学回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于德国在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孙大雨成了上海滩上的葛朗台。
有人揭露说：他见钱如命，有一次他的母亲向他要些煤油，他竟说：“先交钱，后交货，否则不给。”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某次向孙大雨借一元钱交民盟盟费，第二天，孙大雨就寄明信片给他，要他立刻把一元钱交邮局寄来……
陈仁炳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门庆。
报上如是说：“陈仁炳的私生活也是臭不可闻的。在他的寓所的密室里，经常放美国黄色音乐唱片，开家庭舞会，而且，带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到他家。有一次，他在一个香烟摊买烟，看上了女摊贩，于是买下她所有的香烟，把她诱骗到了他住的公寓里。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时，在讲台上，他的一双鼠眼尽往台下瞄，看准那个女学生长得漂亮，下课后就请她跳舞去，如果拒绝，他就扣分……”
而林希翎，“在道德上的堕落，已经达到了很惊人的程度”，7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人民大学两位作者写的题为《流氓和骗子手》的报道，其中“罗曼蒂克史”一节，以国家统计局的口吻，发布道：
“据不完全统计，在她过去短短的一段生命史上，就和十多个人谈过‘恋爱’。在南京时，她曾同时和好几个人发生暧昧关系，创造了‘多种恋爱方式’。她和别人‘恋爱’，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而已……”
犹如豺狼奔袭进毫无抵抗力的羊群，在撕咬对方的咽喉中不会有一丝的痛苦与歉疚，只会获得一种鲜血喷溅时性高潮来临般的颤抖着的强烈快意，这便是那些野心似金三角地区的罂粟花一样肥沃生长着的人们，在他们眼里，眼下正是收获野心的季节。
他们或是丢失过权力，期待借此机会夺回来，或是尚未真正享用过权力，但已充分注意到在自己翻腾起来的血腥气里，正飘过青睐者的目光……
因此，他们的批判文字，最为霸气，最为冷血，以致能使被批判者看见自己的血肉，在他们的门齿、犬齿、臼齿中被不断肢解，并清晰地听到自己的骨渣被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1948年11月24日，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予以永久停刊处分”，其理由是“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
九年后，《光明日报》的一位前总编辑，在该报上这样评价1957年奉旨接任他的储安平及其《观察》：
“《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观察》曾是一个人民革命的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这不是武断，这是一种科学的说明。”
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史上著名的“金棍子”姚文元，大概永远不会忘记他这样一个“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是怎样第一回在政治的魔术箱里变成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6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他《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长文，内称：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
在这场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的相互攻讦、相互诬陷中，紧随着目的与手段的卑鄙，精致得能表现人心灵的每一丝战栗、天籁的每一痕流韵的汉语，优美得似龙飞凤舞、剑走鹤飞、乃至在世界的所有语种中唯一能成为一门书法艺术的汉语，也陡然间变得青面獠牙了。只要翻开反右运动期间中国所有的大小报纸，这类触目惊心的语言垃圾比比皆是：
“蠢驴”、“野猪”、“国家放火犯”、“狼扮外婆”、“三窟的狡兔”；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应该打死它们”；
“费孝通这一条毒蛇曾经是怀着吞象的野心，想改写人类的历史”……
文革落幕后，申诉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惨遭迫害的文章可谓满坑满谷，个人写的大多缺失反省与忏悔；亲友追忆的，或是经作家、记者“纪实”的，几乎有一共同特征，那就是文章主人公常常被塑造成思想受难者的形象。这些文章曾让后人唏嘘不已，乃至潸然泪下，但如果你能够再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料，比如“思想受难者”至今不但在空间上也在心理上回避着的某些人们的回忆，他们那悲天悯世的形象便会一下大打了折扣……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如此了，据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记，当时胡风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批评《文艺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会上的状态是：“慷慨陈词，没有迟疑，没有含蓄。胡风坐在扩音器前，发言稿都没有，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指称朱光潜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
还有沈从文、叶君健批肖乾，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他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躲避风雨。又有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聂绀弩，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批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批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肖也牧，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后来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时，作家、艺术家、学者们闻风而动，万炮齐轰，郭沫若尤其切齿咬牙道：对于胡风这类“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吕荧不识时务，敢于唱反调，终被关入大牢。有人称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编一本《二世世纪名人混战大全》。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过的文学家只有鲁迅了，许多人曾设想：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大抵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郭沫若彻底革命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紧跟新时代前进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著《我与鲁迅七十年》，人们才发现鲁迅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翻译家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四十年后，人们大概只记得“黑七类、“狗崽子”、“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等一类红卫兵的语言，而早遗忘了这一类语言。在写于1989年春天的一本书里，我引用过智者的这样一段话--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正是在维持人的内在尊严上，1957年，无须一兵一卒，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打败了！
晨星寥落，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毛泽东亲自钦定“章罗联盟”的两个多月之后，罗隆基仍秉笔直书，致函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内称：
“在9月11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分，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
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作为专职的政协常委，每月的180元工资津贴，是他唯一的经济收入，片刻间，他便成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右派里罕见的没有任何生活着落的人！高额租金的花园洋房住不起了，全家仓皇搬去了重庆南路太仓坊一间只有15平米的房子。即便如此，妻子撒手西去，子女均未成年，上面还有老人得赡养，原来有限的一点积蓄很快就光了，家里真到了穷得揭不开锅的境地……
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统战部门，不是不想给以一点帮助，一位领导干部亲眼目睹昔日经济上一向优裕的他，眼下如此穷途潦倒，不禁感叹道：“老彭啊，你们家的门槛都快给我踏烂了！你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呢？只要你承认下来，写上几十个字的检讨，你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他年幼的女儿饥肠辘辘，在原本不应该知道何谓“承认”、何谓“交代”的年龄，也跪倒在他的面前，如鸟之将死，其鸣可哀：
“爸爸，为了儿女，你就承认下来吧……”
无论是彭文应刀枪不入地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还是此刻他泪眼花花地面对女儿揪心的呼唤，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字，那便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渴望自由的人们在希腊伯罗本尼撒半岛上的一棵树上刻下的一个字，一个被当局多次用石灰涂抹可又总涂抹不去的一个字--“不”！
当孙大雨在复旦大学已成墙倒众人推之势，他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行”，其中，包括他和自己“亲密战友”的联系。而他的“亲密战友”之一、复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依然在批判会上脖梗挺直，气冲牛斗：
“让我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带到棺材里去！”
“你们要砍下孙大雨的头，那我陈子展的头先伸出来！”
几十年间，丛维熙的脑海里，总如刻如镂地浮现一个人盘旋着爬上窗台，而后纵身跳向漠漠的大气……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天进6月，礼堂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厉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走向混沌》）
此人是刘宾雁的好友戚学义。他的死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但这无疑有着以生命和鲜血在北京的长空与大地上写下强烈抗议的寓意……
然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维持自己尊严的勇气。
仅仅八年以前，他们敢于和一个庞然大物、武装到牙齿的旧制度对垒的勇气锋芒，在建国后无穷尽的以消磨理性与情感为代价的思想改造中日渐锈蚀了，那种对于生存恐惧的战栗，几乎时时传递到神经的每一根末梢，剩下的只有几近动物本能地如何保全自己。
为了保全并非灵魂的而是肉身的自己，在紫电狂舞、黑风恶浪、险相环生的政治运动大海上，在一条千疮百孔的航船上，只有千方百计将别人一脚踢下海去，才能在昏暗、浑浊的船舱里塞进自己的一个位子；
或是自己掉进了怒涛之后，仍作极度忏悔之声，企图以冬夜旷野上那负伤老狼嗥叫之哀鸣，换来船上抛下来一条救生艇，或是一个救生圈--“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自己的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费孝通）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一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我灵魂的丑恶。
“党一再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悛、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彻底交代检查，把我从泥坑里救出来。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涕零。”（徐铸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罪恶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二意。”（陈仁炳）
残阳如血，海面如血。
宛如巨鲸之间有过惊天动地的搏杀，好似精疲力竭的海鸟炸弹般掷落于海滩自杀……
这是一片相残与自虐、惨不忍睹的海面。
这是一片沉没无数的冤魂而不堪回首的海面。
这是一片中国的文化人麻木而又耻辱地埋葬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的海面。
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给了红卫兵一代什么精神遗产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片尊严和人格如黑黢黢的礁岩一样沉没于海底的海面。
在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文化大革命”式的大劫数，便几乎是命定的了。
有了五十年代这惨不忍睹的一幕之后，除了日坠月落、更骤更狂的黑风恶浪之外，难道你还能指望在六十年代这片海面上会出现天水一碧、波光潋艳、悠扬的渔歌、美丽的珊瑚岛，以及各种各样嬉戏自由的海洋生物？
不是窃贼，不是妓女，不是贩毒者，却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1957年永远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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