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

    《人民日报》刊出穆青、郭超人、陆拂为三先生的长文《历史的审判》，文中一段文字，未点名地涉及到林昭--“……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历史，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全国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需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

    1981年1月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交代。林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的思想轨迹及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林昭先后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部分师生，于上年末为林昭举行了悼念会之后，于本月以悼念筹备组的名义，向未能出席悼念会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发出了一封信，内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之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像片下抄录了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白塑料盆内，存放着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

    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题为《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

    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英魂致哀……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还集资为林昭母女在苏州灵岩山麓西侧的安息公墓里建墓。林昭被枪杀后，尸体由上海的慈善机构送火葬场焚化，骨灰自然不会保存，此墓只是一座衣冠冢--只有林昭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墓碑后刻着的便是上面这首五言律诗。

    1996年9月-11月9月20日，先父胡正谒，在走下家里房门前的台阶时不慎摔倒，导致左股骨错位，卧床不起，先送医院又回家中，再送医院。因褥疮严重而渐至脏器功能全面衰竭，于11月9日下午2时42分大归，享年79岁。

    父亲1940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大学任教。28岁上，晋升副教授，34岁上，建国后高校第一次评定职称时升为教授。

    因“法律”一说，在五十年代便日暮途穷了，父亲按组织安排，自己也决意要跟上新时代的步子，在1957年前开过《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并被任命为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63年后上过《中国古典文学》、《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论文艺》，又一人重开了《逻辑》。直到1982年后，才像一名几十年都在客串的演员，终于回到自己的本行来。在担任江西大学法律系主任的同时，也在江西的高教史上第一次讲授《刑法》、《刑事诉讼法》。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在鸣放已近结束、省委召集的最后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言。拿他的发言与傅鹰先生比，后者真是真刀真枪干了，他不过是像小孩使着喷水的玩具手枪，从枪管里下那么一点点毛毛雨……

    他被打成右派，与父亲同在师院工作的母亲，习惯了他努力跟党走，也被党欣赏的样子，接受不了他被党所唾弃的现实，宛如现在的股市一旦由牛转熊，解套便成了头等要务，趁次年春的干部上山下乡热潮，她急着申请去了下面县里的垦殖场。接着父亲被下放监督改造，一个家，顿时像一块布哗啦一下撕成了各奔东西的布条。

    1961年端午节前，日头毒得厉害，母亲背着大包小包自己省下来又通过关系买一点的食物，匆匆奔走于五个孩子和父亲所在的县市之间。赶回所在单位，先进办公室，喝了一口凉水，人就昏厥在地上……死得突然，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便草草埋在了附近一戴姓的祖坟山下。

    父亲原想等几年尸身都化为了泥土，可以拣出骨头烧成灰后，再携回南昌重新安葬。岂料没有几年太平日子，便是让父亲自顾不暇、虽保住了一条命却塌了一层皮的“文革”，而且，“文革”后期，不但母亲的原单位似泥牛入海，那一带还建了一个玻璃厂，地形地貌变化很大，她的坟竟无处可寻了……

    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后，不久即被省委调到原江西大学(现与原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筹办法律系。他的忙碌，认真而又执着，俨然是党国要人，一如1957年前。只是到了1988年退休后，他才闲了下来。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书房兼卧室里像一尊菩萨一样端坐，任凭窗外射进的光线，在身上由一片明晰走到一片模糊。他沉湎于抽屉里的那些日记、材料和影集，有时超然得像靠着南墙晒太阳、“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在看别人的故事；有时，三十多年来一个鳏夫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凄凉，在身上涌起一阵寒噤，这才回过神来，“此身虽在堪惊”，原来这布满箭镞与耻辱、蒺藜与忧伤的故事高原上，跋涉着的其实正是自己……

    有一次，父亲晚上做梦，梦到了一包绿色的“红塔山”香烟，可此烟没有绿包装的。还梦见一张纸上，写了这几个字：“跑不脱，总躲得脱”，颇有些怪异。次日，他分析家里只有我老抽“红塔山”，一天三四次地叫我到他身边，要我说清楚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大事，而儿子在瞒着父亲。

    我说：“没什么大事，一切很好，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他说：“你不要跟我胡扯，我说的是什么事情，你一定知道！”

    我说：“你就是将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讲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脸一下黑了下来：“好了，我不跟你讲了，你在封锁我，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父亲的目光如雾，常常是空朦朦的，好像暗合着人生本质上什么大相无形的东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住，宛如一只小虫，吭哧、吭哧地使力，几乎要挤出比自己身子还要大的汗珠来，可还是一脚滑下上了发蜡的鬓发……

    我总感觉，那里面有些酸楚的意味。

    父亲弥留的最后几天，证实了我的感觉。

    这时，他除了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幻象中的谵语声，诸如：“怎么还不通知我去上课？”“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了，要学习中央文件了”“你知道你是一个黑五类分子吧”……大抵已经不能讲话了。

    倘若，他神态没有糊涂，我们总会握住他已经肿得似个面包的手，他也侧过脸来，久久地盯住坐在病榻一边的某个子女，好几次，我看到那被皱纹密密包裹的眼眶里，泪光泫然一闪……

    父亲远行后，有几日我久久地坐在他坐过的旧藤椅上，打开书桌的抽屉，一一摩娑着似乎还留有他手温遗泽的东西。一个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装着他写于各个年代，几经动荡，终于得以保存下来的写在信纸上的部分日记，以及读书札记和唐诗摘抄。最让我注意的是，两个纸质已经发脆泛黄，廉价得像是中学生用的笔记本里，留下的是写于“文革”期间的若干“自我批判”、“请罪书”、“检查与交代”的底稿，每一份前均有编号，虽然没能全部保存下来，但现存的最大编号是(23)。

    父亲从不提及自己写于1957年前的那些为配合形势与各种学习任务而写的文章。八十年代后，他在《法学研究》、《争鸣》、《江西社会科学》和本校学报上，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法学方面的论文，它们加起来，可能还编不了一本书。我将它们与前面一类文字作了比较，两者的数量可能不相上下，但后者多停留于单篇每个学术观点的阐述，似乎缺乏总体结构的空间感与相应的深度开掘，这自然是行外话。

    可看前者，几乎谁来谁都不会看走眼，他拼尽气力，将自己打倒在耻辱的泥淖里，为的是强调某种反动立场的自然延续。他蓬头垢面，在自己的心房里穷追猛打，掘地三尺，为的是表明自己世界观的全面、深刻的嬗变。他用一种扭曲了的真诚，首先蒙蔽自己，似乎自己真的罪孽深重，生下地来血就是黑的；再用它蒙蔽走马灯似的专案组、监管小组、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委会，仿佛在一个红太阳高悬，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伟大时代里，他就是一个被改造好了的“奇迹”……(参阅附件二)

    在中国饱经忧患的二十世纪，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父亲的理想并不高远，他没有解民族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的宏大气魄与志向，只想做一个大学教授，教书也著作，以其师长、四十年代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的蔡枢衡乡贤为榜样，为从来只有专制气息桎梏的中国庙堂和从来遍布宗法关系、小农经济藤蔓的中国大地，在导引现代法制精神的热风与活水上，做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情。

    凭他的学养与操守，看他在解放前的履历，他能够做好一个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可以让他做教授的那些岁月里，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一派长者风范……

    于是，我发现打退休后，越是往后来，每日枯坐着乃至像是有点痴呆的父亲，越是触到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性。

    我看到了，在父亲临终前泫然一闪的泪光下；

    也在这书桌的抽屉里，深深地藏着一个历史隐痛--

    1996年上半年，分布在各地的父亲所教过的厦门大学法律系48、39级同学，筹划在这年10月间聚会南昌，为他做80岁(实为79岁)寿辰。均已两鬓霜染的弟子们，一个个古道热肠，如原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何永龄先生所说：“胡老师一生坎坷又丧偶多年，我们也是坎坷一生，能为胡老师祝寿也是一种表达。当今世风不佳，有多少人还记得教过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一代人是永远会记得老师和同学的……”

    父亲却执意拒绝。

    他又担心有弟子会来找我，然后联手搞一回“突然袭击”，他叫我过去，讲话一板一眼，脸上庄重得好似在起草《圣经》。

    中国古人讲人生之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复次有立言。我这个老师，一辈子退而求之，连立言也成了泡影，还有什么资格，去让学生们做寿呢？

    1998年8月7日

    中午，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食堂用餐。沈阳先生碰到褚赣生，说起他刚看完我的近作《千年沉重》。老褚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指指我的坐处，告诉他：作者就在这里。

    餐后，我和沈阳先生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上海办事处工作，同一个院子里办公的东方出版中心出了什么新书，他都能看到。《千年沉重》已经出来一个月了，也在他满布书阵的家里放了一个月。他说这也是缘分，昨晚他在一堆新书里一下就翻出了这本，先注意的是附在书第二部分的《一个中国女人的墓志铭》，这是写我那40岁便离开了人世，至今坟地也找不着了的母亲。随后，他不能不看了第二部分，即《不再是秦兵马俑的脸--给父亲的五封信》。接着，从头一口气看起，整整一个晚上，便压趴在一个名叫胡平的家伙用文字、自然也用思想和情感垒起来的沉重下……像偶然又像必然，我和他各自从茫茫人海里钻了出来，有如两只刚刚从山林里钻出来、硬甲下满是泥土和乱叶的犰狳。不过，从我们两人身上抖落出来的，均是历史的碎片流影。

    沈阳先生对我说：你的父亲活着获得改正了，不管他老人家这一生活得窝囊不窝囊，他至少在晚年的事业和生活上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即使父亲与儿女间有过误解，或者你这个做儿子的，对父亲怀有某种内疚，但最终你们与父亲互相理解了。或许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你还没能走进他的心里，可你至少可以拟一幅挽联，以文字砌一个永久的墓碑，并在清明、冬至时节，在他的坟头放一束素菊，烧两柱清香，以寄托后人的不尽哀思……可我呢？我的父亲呢？

    现在，问起父亲的往事，已经八十岁的母亲，依然马上闭上眼睛，“你们不要谈他”。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大约她现在也不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沈志锐这样好唱《满江红》的汉子，才有了变幻莫测的1957年，而是因为有了包藏祸心的1957年，才有了他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或者，母亲根本就不能去弄明白，她是因那一年刺激太狠太深而患癫痫的，好容易回到清醒状态中的她，倘若又想起在老北站最后一眼见到的形同囚徒的丈夫，一片浓浓的黑雾，便会像一头能急剧膨胀的魔鬼，一下给她打回到癫狂的状态……父亲曾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唯一痕迹，就是一张照片。

    为着母亲，我和妹妹从不祭奠父亲，这张照片被在市郊住的哥哥拿去，并放大后挂在了墙上。除了已成了亡灵的沈陵，因父亲的问题兄妹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了，少年便失学做木匠养家，该娶媳妇了，不上农村找，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哥哥却从不忘祭奠父亲。如此一个忍辱负重、端恭孝义的好人，两年前竟患了食道癌，作了手术，不久前去复查，又转移成淋巴癌。

    一天，一个和尚打扮的人由此经过，我嫂子请他为哥哥算了一命，那厮说：他多病多灾，是因为父亲在阴间受苦，要他来赎罪！没有什么文化的嫂子愤怒了，沈家儿女里，他对父亲最存一份心意，何以独挑他去赎罪？坚决要把那张照片取下来，我对嫂子说：你若要取，就给我吧，我不和母亲住一起。我挂起来，我不怕。

    我当时太小了，父亲没能给我留下一个成熟的印象。我看了你在《一个中国女人的墓志铭》里写的，母亲死后，你们五个孩子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不提起“妈妈”两字，以至于它对于婚后的你们也成了最陌生、最难说出口的字眼。我也一样，“父亲”或是“爸爸”，也成了我最陌生的字眼。

    为此，凡是有关于写父亲，写父子之情的文章或作品，我见到了都会去读。《千年沉重》能抓住我看完，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写右派命运的回忆录，我也会找来看。大体上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存活有我父亲的影子。可以说，你父亲的形象也是我父亲影子的一部分。

    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找不到父亲，甚至连他死在哪一天，葬在何处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走近我父亲……沈阳还告诉我，父亲获得平反、改正后，他曾经凭着一股冲动，写了一本原打算只给自己看的书《死的，活的，还疯的》，是从一个儿童的眼光来写的。一家人里，他是还活着者之一。

    其实，对于童年时代发生过“反右”、中学时代经历过“文革”、母亲当年便猝然而去、父亲则在前年大归的我来说，我也是一个还活着者。我发现，当我与沈阳先生偶然地在这里相聚时，也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还活着者，大约是“老三届”年纪的人们，除了少数人(其家庭背景，在频繁运动的冲击下没有任何损失，却相反被压延成了一片光闪闪的金箔)，大家坐在一起，当说起父辈和我们自己曾经历过的低贱的“狗崽子”生活时--这一切的叙说并没有成为历史。

    或者说，我们已经成了遥望明天并憧憬明天的历史。

    1998年8月31日

    还记得，从1993年的暮春开笔，到搁笔时，已是1994年的深秋了，经过500多个日夜的冥心苦索，撕裂肚肠，好似一个胎儿终于痛苦而又艰难地走出了母腹。那时，除了秃笔一掷，几声大气长叹，也有几分快慰的感觉，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可言状、几近蚀骨的孤寂……些许的快慰，为着虽不是手握蛇山之珠，但自感言之由衷，言之成理。这是一部描述我们父辈整体命运的书，一部追问二十世纪执中国之牛耳的文化形态的书。前些年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影片《辛德勒名单》，极大地战栗了全球观众的心灵，比起影片所反映的本世纪四十年代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种种同样令人类的理性匪夷所思的东西，离我们的今天并不遥远，因此，这又是一部呼唤未来的中国不再把思想当成罪恶、智慧视如瘟疫、人血贱似胭脂的书。

    孤寂，则贯串在窗外俨然一派太平盛世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消解这份孤寂的惟有一份信念。我想，这世界上总是要有人去解读沉重的，唯有认真去解读我们所历经的磨难与迷茫，才能在今日的燧石上，打磨出一份生活着、工作着的共同的信念，即文明是战无不胜的，科学是万古长青的，今天总比昨天好，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再一遍改定此稿，是在今年七、八月间，我所在的江西，还有整个长江中下游，真可谓是水深火热，迢迢苦夏。

    今年的夏季，对中国来说，不但是意义非常的，更是惊心动魄的！

    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惴惴然地走近书桌，也几乎没有一天不惴惴然地打开电视。诚然，在洪峰泰山压顶一样扑来的时候，我为灾民的忍辱负重、军队的一往无前、五湖四海发自血脉的和衷共济而多次湿润眼睛；但我也屡屡深思，长江今日的滔天之怒里，其实，藏有多少国人有意或无意造下的孽啊……在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堤”上，又何尝没有酿积多时的诸多隐患：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政治伴生的如山困难与如流纠葛，屡见不鲜的吏治腐败与司法腐败，还有初一侥幸地躲在封闭的资本市场掩体内，便希冀十五也能躲过眼下几乎满世界都在弥漫的金融炮火……因此，还有理由说一遍我在《千年沉重》一书里说过的一句老话--在这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其实忧患远大于欢乐。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向五年前在北京、上海等地热情而又认真地接待了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大量人事线索的诸多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与祝福。倘若没有他们，我便不会有对于本书主旨意义的深刻洞悉，而多年来总是蜻蜓点水般写作的我，是不可能铁下心来去面对此书前后长达五年的写作。

    暑意渐消时于南昌青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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