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头几年，随着思想解放旗帜的猎猎飘扬，知识分子一头从政治原罪感里钻出来，一头又扎进忏悔意识、审父意识、忧患意识和悲壮意识之中，他们自觉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即在政治上支持、鼓励自由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努力消解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各阶层，似乎也愿意伸出一片喇叭花似的耳朵来，倾听他们牧师般布道的声音。
这是知识分子心态最充实的几年。
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最饱满的几年。
他们以为自己在埋葬一个噩梦般年代的同时，正在开创一个霞光般的新时代。
当他们在政治上的呼唤并未得到充分地响应，却屡屡被某些势力视为世界观仍未得到有效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又经他们努力消解的传统计划经济，在终于消解了之后的新旧机制方生未死时期，并没有给他们中的多数人带来多少实惠，或许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更清贫，更动荡，心态也更失衡，知识分子们的理想和热情，便遭到了无情地颠覆和嘲弄。
而且，由于经济改革的渐次深入，高度政治化的中国，日益被瓦解得商业化和世俗化，各阶层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生存机会，呈几何级数增加，人们更需要的是疾利的眼睛与手脚，而不是听起了老茧的耳朵。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像泥石流一样，哗哗地从当代“牧师”的角色里滚落了，很快便混同于社会上的芸芸众生……
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急剧地动荡：
一小部分人在当不成“牧师”之后，从芸芸众生里爬出来，宁愿去当权势的幕僚。一度，他们在鼓噪“硬政府，软经济”、“先专制，后民主”的“新权威主义”的同时，也将自己打扮成了与“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的领袖人物相得益彰的精英集团。随着“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这些人昙花一现，作鸟兽散……但是，为权力中心所重视、吸附，今天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最高向往。
一位地方政协委员告诉朋友，在政协分组开会时，众委员谈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官场腐败时，一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但倘若省委书记、省长或是什么主任、主席一到，一个个争着与官员们握手照相，发言中自是一片“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颂词……这位委员称此场面为“习成软熟”，这是宋元时期的文人对为阔人帮腔的一个说辞。
虽然，鲁迅先生说过：“我是不和政治家说话的”(《文艺和政治的岐途》)，但敢如此标榜又真这样做了的知识分子，打建国后可谓凤毛麟角。
其实，知识分子进入权力中心，做一名被葛兰西称之为的“统治集团的管家”，让天性就想摆脱制衡的权力多一些理性的制衡，这对政治体制的革新并没什么不好。我注意到，当今官场上的知识分子们--
他们虽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公仆”，可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明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主人”还只能压进镜框在墙上挂起来，在中国，眼下要创造什么，要改变什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公仆”。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将权力的一边装上科学的轮子，另一边，装上有限的民主的轮子，以尽快实现一个地区的现代化。也不排除有些人，会将权力放在私欲的铁砧上使劲敲打，然后，让那闪闪烁烁的含金量，飞进自己的口袋……
他们比上一级的头头脑脑，更了解民心心情，他们又比一般的国人，更多地知道外部世界。
他们常常操两种语言说话，在权力系统内，他们多说官话，在非权力系统内，他们多说实话。当不能不讲一种语言的时候，他们便不把话讲绝……
再一部分人，视“下海”为对自己生存智慧的挑战，对自己生存手段的挑战。
其中，视线短者，大抵完成了自身现代化的物质包装，因无须党落实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沾沾自喜；
其中，大胸襟者，已经从方方面面的效益、信息和关系里感知，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壮大，对于中国的未来，远胜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一百打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然而，民营企业在很多地方的生存环境又是粗砺的，即便是早上醒来，他们也常常挂着夜游者的倦容……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纷纷转移到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里去遁身。
倘若他们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或者他们虽从事人文科学，却自信在这番研究之中，能开发出一种形而上的、超验如宗教的东西，好比学术是一种神职，治学是一种出家，他们则是在寒冷而又寂寞的时刻，为人类的文化庙堂守夜，书桌上便能放下他们的一颗宁静如烛焰的心……
麻烦恰恰在于，能持有这一心境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太多，事实上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在经历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强奸之后，在不动摇整个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只妄图去传统文化或是西方文化里捞几根救命稻草，这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消耗性的学术挣扎……
“身在江湖，心在魏阕”，儒家精神的烙印，却深深地打在他们的骨子里。可在他们的眼里，入世不行，除非依傍权力，但权力的实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多半会加速学统的崩溃；回到书斋不行，他们担心远离社会实践的结果，会消解自身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全部依据。
走出体制之外“下海”，他们体制内生，体制内长，尽管他们批判这个体制，可在精神上与这个体制上又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他们从未成为个自由人，必然临渊履薄，忐忑不安……
他们大概没有注意，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营经济所实行的租赁制、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在日益表现出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点：
老板可以炒工人的鱿鱼，工人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员工可以选举厂长，员工也可以罢免厂长；
股民对业绩满意，可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一旦不满意了，又能马上抛掉它的股票……
当民主程序像水墨一样，一抹一抹地浸濡起经济生活的这张宣纸；民主观念就将像柳芽一样，一点一点地绽开于人们的心枝，并将不可阻挡地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辐射开去……
他们大约多感叹，自己曾满怀激情撒播的一些口号：民主，自由，平等……被满大街的商贩们，批发成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被形形色色的“大款”与明星，制造出一个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高消费阶层。
他们在多少人觉得可以自由呼吸的年代里，不适宜地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昔日政治决定一切的社会秩序遭到空前瓦解的今天，看到了茅盾在《子夜》里所展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的残酷竞争法则，正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里悄悄地确定。
还使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是，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物质基础变得坚实了的同时，粗鄙却在成为时髦，精神正肆意受到奚落和调侃。恰如屈原去找太卜郑詹尹算命时慨地说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如果他们中有人真觉得自己又被打倒了一次的话，而且，还不甘于寂寞，想让自己手里正摆弄的什么东西成为一门显学；那么，前文所列的一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一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出自于他们之中，便是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有时真不清楚--
自己是变得保守起来，还是变得比过去激进？
自己是变得深刻起来，还是变得比过去肤浅？
是自己在忽略生活本质的嬗变，还是生活在忽略自己并使知识分子日愈地边缘化？
是自身堪称清高卓秀如飘逸于碧色湖风之上的一枝红荷，还是无奈苍白，不过是栖居于一片水泥森林里的软体动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却有相当多的人，在惶恐与寂寞中，迷漫着一片无法着陆的迷茫--
如果说，在上世纪初期，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为一个饱受凌辱与贫穷的民族的生存位置而焦灼；那么今天，在一个方生未死、除旧布新的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更多地是为自己的生存位置而惶恐。
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父辈们更多地是为自己单一的价值取向，如何被革命所接纳、所承认最后又导致“革命”的蹂躏而感到痛苦；那么现在，在一个政治上一元化却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已经被历史贻误了多少宝贵时光的我们，更多地则是为自己怎样把握并接纳这个时代而感到迷茫……
在我看来，从父辈们让组织，让单位给安排生存位置，到眼下，我们得要自己去决定生存位置，哪怕因它一时定不下来而觉得惶恐；
从父辈们即便是对一名小小的科长提几句最最善意的意见，也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到今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发太多的牢骚，持太多的批评，乃至后来我们自己都发现不说白不说，说了大多也白说；
从父辈的年代里一切精神活动都被一个思想一网打尽，即便有逃亡的可能，那思想却强大得足以让人们对自己大义灭亲，到近两年来在太平盛世的主旋律之外，文化界、思想界、经济界却有众多的远见卓识之士，表达了众多的令人心头一悸、冷汗迭出的危言……
其实，这一切都在传递出--
因为没有自由贸易的传统，没有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也极鲜见大知识分子在疏远权力却又批判权力上居功厥伟，其风范垂之以久远，即使如胡适这样曾被认为是开了中国“自由”、“人权”舆论先河的学界泰斗，也被鲁迅先生评论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所以，从来自由主义土壤贫瘠的中国，偶尔长出了青苗日后身架也显得异常单薄的中国，今天倒活脱脱存在着自由主义话语空间形成的契机。这一结果，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无数死亡和无数血泪堆积而成的历史睿智与历史能量的总释放；
也显示了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中国改革开放所能达到的大气度。
有论者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忽略……
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没有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意义。(刘军宁《北大传统的得与失》)我们得明白自己的先天不足。
可能我们很多的惶恐与迷茫，正来自于对市场经济的判断有误。
想起市场经济，十有八、九，我们就会想起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富者暴富，贫者赤贫，假货、水货，像大疫一样不可扑灭的蔓延开来……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其实，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联想，这联想大概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记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所有媒体的作坊里，都在使用光怪陆离的颜料，这样涂抹着资本主义的脸谱。二是遗传。在数千年以农耕为本、读书为上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所谓做买卖的商人，历来被社会更被文化人视为小枝未流。三是现实。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叫都有。现实总是能寻到某个例子证明，市场经济就是一座野物出没的大林子，这里除了一条“弱肉强食”外，再无其他实行的公理。
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看了经济学家们的文章，总让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文凭也是假货。他们告诉我们，自由、平等、公正、守信……这些人类的神圣精神，都源自于最初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在市场上有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在这经济自由中逐渐获得了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失去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坚持经济自由，就必然让总想使用无限权力的政府，变成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原则，不但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且也贴近后者对于尘世的理想，即如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传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所肯定的，建立在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不仅是最有效率、最为繁荣的社会，而且在道德上也优越于其他社会。
实际上，眼下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混乱，正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回光返照。后者至少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泛政治化，昔日是强调为某条政治路线服务，当下则可能变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劳民伤财一番，自然也吹吹打打一番，结果是人走了，“福”未见莅临，甚至可能留下来的是“孽”，于是新一任将其推翻，又发动新一轮的“造福一方”。
二是等级制，严格的等级制度必然造成不自由、不公正、不诚实、不守信，进而摧毁传统中国在伦理本位上的道德规范。当失去道德规范的国人进入市场经济，势必爆发出计划经济所催化出的全部人性恶……但经济学家们指出，“这种爆发是暂时的，人们在追求个人得益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暂时对自己不利的规则，其实是有利的，于是就会形成道德的自律，这是人文精神存在的前提。”
我不禁想起，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其传统社会里，已逐渐分化出一个工商业精英集团，时人称之为“绅商”的阶层。这里所谓的“绅”，指的或是鼓吹洋务运动或倡导新的生产方式并热心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文人。前者以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江浙一带的郑观应、王韬、徐润、张謇为突出代表。
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揭橥，哪个地方的这类“绅”多，那个地方就能引欧风美雨，激浊扬清，人文宽松，人才腾蔚，工业化与商贸化似烟波浩淼，一泻如注；
哪个地方的这类“绅”少，乃至被逼得亡命天涯，那个地方一定“严防死守”，人在“墙”在，人文禁锢，人才凋蔽，扑进眼帘的，依然是无边单调的阡陌，悠悠的稻浪……
这一差别，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但决定当时各地社会新旧转型的程度与速度，而且，在今天仍表现出所谓现代中国城市中国与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极不平衡。
当时铁下了心来要“严防死守”的文人，没有料到这一步走错了，竟耽误了日后桑梓故园的150余年！
若九泉下有知，如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暮年寓居南昌的胡思敬，便不会如此攻击盛宣怀：“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国闻备乘》)，而只会呼吁，让更多的盛宣怀来赣省“长袖善舞”……
我们不能再做世纪末的胡思敬了，下个世纪中国的面貌将决定于眼下的这一刻，今天的这一步。
一一澄清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判断。更严厉地摒弃那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那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服膺市场经济，并欣喜于它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将带来的蓬蓬勃勃又意味深长的变化，警惕于它年轻的肌体上却可能窜出来的陈年风湿……
如是，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和实践在一起，和普通民众在一起。
而且，知识分子将像一枚巨大的榫头一样，牢牢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扎进了自己的位置。
在人类迄今所经历过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气时代和电气时代里，每一次生产力新的发射，虽然无不以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为炮座，但这时它们表现为正熵，即它们自己射不出炮弹，大抵得经过炮筒--人的体力劳动的消耗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发射。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犹如火炮时代已变成导弹时代一样，更高速、更威猛的生产力的导弹，无须通过人的体力劳动的消耗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便直接升起在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发射架上。因为由正熵变成了负熵，生产力的发展有了伟大的转折，在西方对此定性各有千秋：“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第三次浪潮”……在我国，早在1988年，也有学者将其阐述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历史前进杠杆的新生产力时代。
十年之后，中国的媒体上频繁地出现一个词--知识经济。
中国人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在美国人的一次晚宴上。1997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应邀参加白宫年会，克林顿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的“知识经济”，给他带来了极大震动，这种感觉，或许像一个来自小镇的画家进了卢浮官，一位中学的音乐教师，首次去听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
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企业，在国民总产值里已达到50%以上。在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堪与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时代里，首要的资源，不再是土地、矿产和资金，而是知识；经济和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使知识阶层更富有生产力，即运用知识去生产更多的知识。有关知识的创造、交流、扩散，将作为一个产业被独立出来，这个产业自身具有生产力，又是其他产业的设计者和操纵者。这个产业注入社会的资本是知识，产出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交流的是无形或抽象的信息、观念、文化符号，得到的是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日愈清晰地呈现出它将是一个网络时代。
在跨越空间、时间的网络上，知识的创造、交流、扩散愈是发达，与此相忤的专制、保守、封闭，愈是被动摇其苟延残喘的墙角。
当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沟通和策划，一步步接近成功，从而表现出在社会的一切劳动者中，知识分子是最有前途、最有力量的劳动者；
那么，在二十世纪中叶，曾经那般羽仪贵胄，安车驷马，动辄舞剑纵兵，以后日渐鸡皮鹤发，面如苍槁，却贼心不死的民粹主义，将只会作为供未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档案，被永远地锁定在电脑里……
其实，今天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代言”的身分，这正成了寻找新的叙事可能和叙事权利的契机。
在诸种价值多元化起来之后，在熟悉了市场经济进程的全部规律、并对这一进程所出现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种种现象，既能作出道德评价、更能作出历史评价之后，在越来越多的不但有着年轻的面孔、更有着年轻的心灵汇入这支队伍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涵，便得到了改写。
它不再首先标志着这一群人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如教师、工程师、科学家、律师、作家、记者……如果，一个人的全部兴趣始终囿于职业范围之内，他将愧对这个骄傲而又庄严的词汇。
它的重要涵义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科学、民主、自由、公正等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作为社会上的批判性力量存在；
另一方面，又根据这些基本价值，作为社会上的建设性力量存在。
1993年5月13日-1994年9月9日一稿
1998年7月16日-8月31日二稿
2003年12月-2004年2月26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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