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被审视的黑匣子

    1957年，曾长期是历史遗留在岁月汪洋里的一只黑匣子。

    中国改革的最伟大意义，在于它使中国摆脱了自我孤立状态，进入了现代文明主潮。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各种各样的钥匙，期待打捞这只黑匣子。

    1989年以前，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个人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徐铸成的《阳谋亲历记》、丛维熙的《走向混沌》和《冬天的往事--背纤行》……以1957年去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一度还是个时髦。

    虽然对“文革”研究，尚处于“失语”状态，但因为在这个舞台上过往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直接涉及到他们，或者有可能将罪责归之于他们的材料，其实，并没有绝对地被锁进保险箱。叶永烈先生能够写出厚厚的几本《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就是证明。

    此外，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亲身经历过“文革”，他们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于“文革”的记忆，也共同丰富着一般人对这场千古浩劫的整体认识。或许，正是“失语”的结果，这认识在有些人那里显得偏颇、乃至可笑，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听过有上小学的孩子将其概括为“坏人打好人，学生打老师”。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种整体认识。

    与此相比，反右运动迄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关于它在中央高层的档案材料，仍像深宫里的佳丽，未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们大抵没有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渠道。

    外国学者虽写出一些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论证的著作，前些年国内也有学者出版了有关1957年的专著，如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先生评价为“孜孜，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但它们，自然更包括本书在内，很难说已经对反右运动作出了正确而又准确的总体把握。

    或许，还没能够深入打开这只黑匣子。但没有深入打开，却并不妨碍人们久久地审视它。

    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的人们，无论是当年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是打成了右派的，还是作了漏网之鱼的，只要面对历史时灵魂有过一阵阵战栗，而且，能在这战栗中冒出一簇新芽，就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理性雨露，并因此生长为一种新的人格气象--

    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在浦熙修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的领导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几百人，怀着沉痛、肃穆的心情，伫立于浦熙修的遗像前。

    应袁冬林女士的请求，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了追悼会，1957年反右运动中，康克清曾公开表示浦熙修不是“右派”的意见。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许是因久病在床，请人送来了花圈。

    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悼词里称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

    悼词经徐铸成、温崇实、石西民等生前好友几易其稿，征求家属意见后，再经修改，交民盟中央、中央统战部推敲、通过，又报中央书记处备案，再一次上下通气、接受后，才最后定稿。袁冬林注意到，定稿中最显著的改动是，原悼词里有一段话：“她虽身处逆境，但对党的信心不变，热爱党的感情不变，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为党、为人民工作，以达到她多年来期望入党的夙愿”，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在定稿中被删去。

    在这天的追悼会上，浦熙修的亲属收到了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是陆定一写来的。内称：“……1957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从1966年5月8日至1978年12月2日，他被囚禁了近十三年，其中多是以“68164”的囚号，作为一名特等囚犯，关在北京秦城监狱。现在他病残之躯仍未康复，住北京医院治疗休养。

    眼下，多少老干部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仿佛受尽了人类一千年以来的苦难。这时，陆定一却想起要写这样一封信。日后，谢蔚明来医院看他，问道：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想起要写致歉信？

    他回答说：当时我是中宣部长，全国那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当然有责任，我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应该向浦熙修的亲属致以歉意。

    另一封信，是由治丧办公室转来、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写的。在反右斗争时，他画了幅浦熙修的漫画，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意指她欲承认未承认，欲揭发未揭发，内心世界还挂在“章罗联盟”的犄角上没有下来。

    谢蔚明至今还记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日报社开浦熙修批判会的那天，开完会他和华君武出来，两人同了一段路，后者的神情颇是气愤，问谢蔚明看没看《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

    眼下虽混迹于批判他人的革命群众队伍里，但自感大祸难逃的谢蔚明自然看了，社论里有一段阐述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政策。

    华君武说：像浦熙修这样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我看这社论里给的政策太宽大了……说得谢蔚明的心里似触到了刀尖猛地一颤！

    也许这句话，华君武早忘记了，可他的记忆，在中国人里还是惊人的。

    在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每一个运动都要制造的千百万吨笔墨的垃圾里，诚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在缺乏原罪意识的东方文化里，现实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增长，难见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他却“此事久压心头”，尚能在24年后勾索起当年的那一块豆腐干般大的漫画……

    巴金先生则不但从自己的记忆里，而且还要努力从一个民族的记忆里，作出这样的勾沉索隐。

    翻开他的五本《随想录》，他总难以忘怀1957年。

    冯雪峰遗孤的造访，让他顿然回到那年在首都剧场由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的大会；看了包括傅雷绝笔在内的“傅雷家书墨迹展”以后，他一下想起自己在反右时期写过文章批驳知识分子“不可辱论”；朋友转来的一封信件，让他翻检起旧作，一篇写在1934年题为《月夜》的散文，在1961年10月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卷里虽还保留着，但是关于“朋友Y”的整个一段被删去了。“Y”正是他三十年代的一位朋友，一个在闽南扎根默默办教育的青年，名叫叶非英，57年被打成右派，60年死于劳役和饥饿中。从此，一年来，一张被亚热带的阳光与风雨鞭打着的清瘦、粗糙的脸，总浮现在巴金的脑海……

    在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左腿摔坏的折磨中，在一次次住进医院的间隙里，连移动一支圆珠笔，也觉得十分吃力的巴金，就这么慢慢地将笔往后移。有时，纸上出现不了字迹，他几乎得使上全部生命的重量来写，一天能写上两百个字，他便感觉自己的心脏衰竭得好似一只被子弹折断了翅膀、就要从空中掉下来的鸟……

    然而，他的笔在那些年颤抖着，却始终握在手上，他思想的翅膀也一直在云端里高翔：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若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纪念雪峰》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

    --《二十年前》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里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怀念非英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为了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该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

    --《无题集·后记》

    持有巴金先生这样“欠债”心理的人，在知识界不会太多，却也不少。

    提起“范用”这个名字，人民出版社的老人，无不知晓这是一个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之“纲”上翻腾的典型。多半日子，他意气风发地站在“纲”上整别人，尤其反右运动里，他对王莹丈夫谢和赓的那番穷追猛打，几近可与当年蒋介石要在江西铁桶般围剿红军相媲美；自他1963年当上该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编辑以后，他也没少蓬头墨面、枯瑟如槁地站在“纲”下，被他人一块块地从精神上加以肢解……

    199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他，忽一天接到社里来信。这是一封约稿信，人民出版社即将迎来自己建社四十周年的纪念，社里决定隆重推出一本纪念文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大抵在这种时候，谁不想在这纪念文集里有一个清丽如星辰的名字？而且，在四十年的变化更迭里，总能找到几分美好，几缕温情。

    范用却“美好”不起来，“温情”不起来，坐在书桌前，那紧蹙的眉头，箭镞打下似的皱纹，恍若他要完成的是对一个世界的审判。他的笔下，渐次出现了这样一篇文字，它们不像世人已经看得太多的那类从流水线上下来的文字，而更多的像一个油尽灯枯的老者，在向后死者交代遗嘱：下面，抄录一节我填写在1985年整党时共产党员登记表上的话：

    “入党四十五年，最痛苦的回忆，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肃反’、‘三反’、‘反右’、‘反右倾’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盲目追随‘左’倾路线，虽无害人之心，却有保护自身的私念，唯恐组织上说我右倾，宁‘左’勿右，‘文革’中挨斗，胡乱认罪，‘活学活用’又作违心之论，是我的最大弱点，也是我一生中的污点。今后加强党性，首先是要加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提高识别上的能力，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抵制。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抛开个人得失，以党的利益为重……”

    写下了存入档案，又在建社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当众讲了这番话，这样做，不是为的检讨，也不单是忏悔，更无意用这种方式评论历史，只是借此机会向同志们作一个交代。

    一位共事多年的老领导这样说过：这种事个人并无责任，应该让组织处理。这是他的看法，也许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组织确也作了处理。但我认为，各有各的帐，个人自不必替组织认帐，倒是多年来从未有人算过我的帐，提都不提。正因为如此，更需要自我解剖，净化灵魂。在人生归途，不能不想想做人如何？欠帐多少？

    纪念既往，我们更珍惜未来。人民出版社四十岁了，如果说前几十年不更事，在历史的大风浪中曾经随波逐流，而现在它成熟了。但愿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同志们，不必再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负担，轻装前进，从而一心一意做好出版工作。

    作为一个过来人，在暝目之前，我要一说再说：

    让我们永远告别吧，“七斗八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斗！

    我还必须写到周扬。

    至今文艺界的老人们还记忆犹新：

    “文革”前的那十几年，周扬正值壮年，一口湖南乡音，滔滔不绝，即便是两、三个人谈话，他也条分缕析，一丝不苟，言必马列，言必工作。到了真开会时，他更是汪洋恣肆，声势夺人。有人看到他，便会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在文章里骂以他为首的“四条汉子”，西装革履，坐在咖啡馆里谈革命的情景，并在心里鄙薄他……

    1957年5月，刘宾雁在上海采写《上海在沉思中》一文时，有感于党委宣传部门与作家的关系不正常，致使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与五十年代的情况相差无几，都似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一头冷时，他几乎未加任何思索，便在此文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因为再没有一个可以和周扬相抗衡的鲁迅。”更多的人则敬畏周扬。

    无论是鄙薄他的，还是敬畏他的，无不从骨子里感到，他是中国文艺界的红色沙皇。批俞平伯，反胡风，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反右斗争……在每一个席卷文艺界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里，他无不站在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主宰着每一个人的生杀予夺……

    1978年，周扬复出，被安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当人们再见到他时，他神态龙钟，步履踽踽，慢慢移射过来的目光，像有几分呆滞，几分茫然，宛如它的主人从来未曾有过巨大的权力，也未曾有过惨烈的痛苦。

    如果仔细注视他一对甸甸下垂的眼袋的眼睛，便能发现在那最深处藏有一种寒冷的压抑与孤独。与在“文革”中被打伤致残一条腿，又因为延误治疗而失明了一只眼睛，性格却依然开朗而刚烈的夏衍比起来，他更像是一位从肉体到精神都在加速衰弱的老人。

    然而，这又是一位思想上并不需要拄拐杖的老人。

    1979年春天，《文艺报》在北京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周扬借在这个会上作报告的机会，向首都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逐一点名赔礼道歉，其中还包括当年在新闻界划成右派、与他并无干系的刘宾雁。他提到在那场反右斗争中，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讲得诚恳而又沉痛，泪光一度泻满那张烙满历史风尘的面孔，宛如黎明时，灰白色的雾气覆盖的一片湖泊……

    次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个现实主义的研讨会上，周扬明确指出：胡风的问题，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却被我们党弄成了解放后第一个严重的“文字狱”。

    此时，社会上只不过刚刚有了些胡风可能得到局部平反的传说，即“反革命集团”一案子虚乌有，可他的言论仍有政治问题。在文艺界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毫无保留地为胡风讲出公道话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一向被人称之为与胡风不共戴天的周扬……

    1980年夏天，文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侧会议室开了一个会。一位英国留学生旁听了会议，并想就一个问题听听周扬的看法：即从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形成两派，一派不断挨整，一派长期整人，而周扬，显然是后一派的核心人物。

    周扬见了这位留学生，他仅就各个历史时期的复杂背景作了一些说明，却没有为自己辩解半句，也未提及自己后来也被整得人仰马翻的事实。

    结束时，留学生问：“那么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

    他答道：“那不会了。”

    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起码我是不会再那么做了。”

    沉思了一下，他又作补充：“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显然，那位英国留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不仅停留在长城、秦兵马俑和古运河上，但只要不是一个当代中国人，就很难从周扬三次回答之间的微妙差异里，去发现其中的复杂寓意。

    周扬清醒地回首历史，尽管每否定一场过去的运动，每推倒一个时髦多年的口号，对他都意味着要在心灵里留下一片痛苦的废墟，可他坚定地踩在自己的废墟上，和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队伍一起走了过来。

    周扬也警策地面对未来，如果说当年在毛泽东那威严而又多疑的目光里，他曾十分害怕处于瓜田李下的窘境；那么今天，即便真处在了瓜田李下，他也敢于在天空乌云陡翻的时刻，打出自己思想的排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无异于惊蛰时的第一阵春雷，在长期“冬眠”的中国大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本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春风不度，寸草不绿，似乎还呆在遥远的北极。迫于全国理论工作者的强烈要求，这年的7月中旬，该院不得不开了一个由全国各省市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一开会，主持人就宣布这个会的基调，是一次“纯学术问题”的讨论。

    周扬的讲话，一下便把主持人的基调踩去了脚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我看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问题。

    会议沉闷的气氛，顿然一扫而光，人们纷纷联系新中国的曲折社会进程，指点江山，挥斥方酋，与正开始席卷举国上下宣传机器的这场大讨论遥相呼应。

    当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要把这个热气腾腾的会，放进冰箱，再搁冷了。作闭幕讲话时，他宣布：我负责地向大家声明，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绝对不存在思想路线分歧，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显然看出了以上二人在肚皮里是为哪家拨算盘珠子，这次他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周扬的意见。在五个月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论及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意义时，他几乎使用了与周扬同一样的文字：“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子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1981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那几个月里，因不主张轻易对一些文章作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周扬被前面提到的二人，列为与胡绩伟一起必须清除“污染”影响的主要目标，在1981年8月3日至8日举行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他们原以为在自己的费心张罗下，会上能够形成对周、胡的一场批判。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周扬的发言，反而受到了大会的热烈欢迎。

    周扬提出：我们的国家，到底死水一潭好，还是要滔滔长江，泥沙俱下？选择哪一条路？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我主张黄河长江，不要怕泥沙俱下。山间小溪流水，同我们伟大的国家相称吗？现在双百方针受考验，不能动摇。农民怕政策变，知识分子也怕政策变。要不要调动精神生产的积极性？精神生产的积极性更容易挫伤，要保护、珍惜这种积极性，发扬这种积极性。两种自由要保护：学术自由讨论，艺术自由发展。不要不敢讲自由，不让讲话不是党的政策。不让讲比较容易，但危险大。

    夏衍、于光远在8月8日上午的简短发言里，支持了周扬的意见。

    当天下午，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位领导人登上了讲台，他显然对眼下怀仁堂里有多少人能追随他去讨伐同坐一堂的“战友”感到了沮丧与失望，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下面的话：这次会上相当多的同志，相互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像这样我们怎样能够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向我们的敌人，国内外的敌人，亲密无间地、像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讲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去作战呢？现在不但没有这样，是不是能像两个人，像两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我还怀疑。这样，就不能作战。哪怕是一个小问题，也争论不休，拿不出统一的意见。这样我们的党，怎样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怎么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支柱？据说，讲到这里，他泣不成声了。片刻，又示意他冷，要增衣。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加上一件递过来的毛线衣，喃喃地说：“我，已是风烛残年了……”

    此时，会议适时地宣布休息。

    可谓从同一个营垒里出来的两位老者，一位为追悔历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也给自己留下的创痛而掉泪；另一位为眼下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不能精诚团结去迅速投入新的“作战”而哭堂……

    1984年12月29日上午，北京京西宾馆。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这里的“隆重”，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词，在建国后中国作家们举行的大小会议里，从来没有如此的盛景，以胡耀邦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坐。

    来自辽宁的女作家陈愉庆，担任了贺电、贺信和贺诗的朗诵人。她首先宣读的是后一位老者从广州发来的贺电，一向以礼仪著称于世的中国人，即使生疏、反感也能保持寒暄与敷衍的中国人，此时此地，却完全不对劲了，好似水泼去了大理石的廊柱上，泼上去多少，溅回来多少，全场竟没有任何反应。

    再次，宣读的是二人之中的另一位，由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记录，全场依然鸦雀无声。那掉下一根针也能听清的寂静，使某些主席台上的人感到了如坐针毡般的尴尬；这寂静又是强大的，强大到某些与会者不得不违心地与与会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陈愉庆第三个宣读的是因患严重偏瘫住院治疗的周扬打来的电话记录。“周扬”两个字一落，寂静，旋即被雷鸣般的掌声所埋葬。掌声之猛，持续时间之长，让胡耀邦的脸上有了惊异之色：

    表示敬重？鼓掌十秒钟足矣。表示对一位病中老人的慰问，并祝他早日康复，再鼓五秒钟就行了。掌声竟长达近二分钟，这其中的底蕴，一定让胡耀邦经久难忘……

    虽然，民心有时是廉价的自来水，给它倒上点高锰酸钾，自来水在世界的眼里便一下变成了紫色。但民心，毕竟早就作出了足够的选择。

    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也从1957年的这只黑匣子里，当然还得加上“文革”、这只东方巨大、神秘的蚕茧里，感知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秘密。

    这一感知的意义，不在于高层的权力之争或是路线之争的渊源与流变；也不去过分计较对每一个运动所作出的理论属性是否准确、严密：

    比如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毁灭性大清洗？是一次实施思想专制的政治大跃进，并以此推进毛泽东期待已久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经济大跃进？比如文化大革命，是否能视为东方封建主义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交媾的一个怪胎，它是人类历史回到中世纪的一种返祖现象，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的一次历史大倒退……

    这一感知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洞悉了运动对人的操作及对人的扭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我就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接触。对于运动，人们今天较普遍的认识，我可以作如下概括：

    运动利用人心灵里意识形态纯正的一面，去打倒自己不那么纯正的一面。当人们越是相信意识形态的崇高和正义，就越是麻木于人性的日益腐烂。

    在这里，苟且偷生不叫苟且偷生，而叫“站稳立场”；落井下石不叫落井下石，而叫“划清界限”；人云亦云不叫人云亦云，而叫“紧跟形势”……

    除去少数人闯荡于人性的荒原，却能矫造出如同普希金吟哦于俄罗斯大雪纷飞的土地上的激情，多数人正表现为一种真诚的腐烂，抑或一种腐烂的真诚。

    运动还利用人的生存、发展的愿望或者恐惧，去调动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

    人们越是想保护自己，就越是要攻击和出卖别人。人们的原始欲望越是从心灵深处被恶魔般地煽发出来，运动便越是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运动是意识形态的盛宴。是山河封闭的标志。是经济落后乃至濒临崩溃的障眼法。

    运动还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家伙，连军队的装备与服饰都变了好几代了，可它几十年一贯制，创造不了什么新的模式。中国日益在冷淡它，昔日它打一个喷嚏，老百姓也要感冒，现在如果它发烧到四十度，老百姓多数也难打一个喷嚏。倘若有谁在呼风唤雨邀它出来，十有八、九，此公一定是借它去掠取私利……

    运动在这块土地上一遍遍重复自己过程的时候，也在有力地推动另一个过程：由迷信--怀疑--疏离--再置身事外，乃至保护无辜。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聪明起来了的国人在总结历史经验--

    再有要你写交代材料的日子时，多讲自己，少讲别人。多讲背景，少讲实质。多讲主观，少讲客观。到自己这里就划句号，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提供了什么线索，而让有关部门能去追查别人……

    当意识形态的力量日见式微，人们最终发现，在所谓的伟人身上，或者，那些原来因意识形态的贲张而头上都长了一对峥嵘怪角的国家，现在都很难找到一种贯穿如一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当社会的发展终于给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日益广阔的空间，或者说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了变化，不再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寄托于昔日能将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统筹安排了的“单位”；

    运动便像瘪了气的车胎，打不湿沙漠的阵雨。

    运动是运动自身的天敌，不管是反右运动，还是十年“文革”，都写下了中国历史上墨色如漆的章节；可又是运动自己，终将乃一声，双桨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鹃声雨梦、新日浑圆的章节。

    北京大学几位教师向我感叹道，运动制造了三种人：

    一种人便像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今日反右派了，我就去反右派。明天拔“白旗”了，我就去拔“白旗”……在时代的洪流里翻滚着，这一翻，几十年悠忽过去了，运动之后，除了留下自我谴责和心理扭曲，事业上几乎一无所成。只能夹着老掉牙的讲义，去课堂上照本宣科，有点让学生提起兴致的东西，老实说也是从哪本书刊里移花接木来的；

    再一种人是受难者。

    运动里被斗得七荤八素，不亦乐乎，可只要“人还在，心不死”，有的也能因祸得福。厉以宁被打成了右派，不能教书了，打发去了图书资料室，整日里接触西方各国经济学方面的动态和著作，现在成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扛鼎人物之一，常常被邀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

    乐黛云在当了《红楼》主编外，还和金开诚等三个人，办一个名叫《当代英雄》的同仁刊物，刊物还未出来，便被打成“当代英雄”右派集团，也让时代的洪流卷去了不见阳光的角落。一进入新时期，他们真成了当代英雄，乐黛云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泰斗；金开诚是楚辞研究领域里的巨擘，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的副主席……

    “文革”太残酷了，不但要触及你的灵魂，还要触及你的皮肉，不太好说，可到北大各个系去了解一下，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当今多半在业务上都成了大气候。

    昔日的受难者里，还有一些人，使我们感到他们总是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关于这些人，我可以写出一长串名字：李慎之，吴祖光，李锐，胡绩伟，戴煌，邵燕祥，白桦，朱正，舒展，公刘，李国文，丛维熙……最近让知识界许多人熟悉并大为感佩的一个名字是：章诒和。

    尽管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各人有各人的操练阵地，但是某种相似，使他们像一支精悍的部队，这二十多年来，一直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误区乃至雷区，不倦地挺进于中国当代思想的层峦迭嶂。与他们其中一些人的身影已渐行渐远相反，他们溢满睿智之光的灼热呼声，却日愈清晰响起在当代中国人耳边，并成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程最终走向法治与民主的伟大动力之一。

    这种相似，不仅因为他们的思维和操守皆出发于1957年，还因为他们总被一类人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这类人又总是在这支“部队”的准星之内--

    这类人，有着传统人所广泛具有的那些心理状态：害怕和恐吓革新与社会改革。不信任乃至敌视所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凡事总要以“圣人”、经典、传统或个人的经验来衡量评判，一旦不符，便加以反对和诋毁。嫉贤妒能，对持不同意见与观点的人们严加防范，寻机迫害。漠视人的痛苦，更漠视人的价值。

    冷酷有见形迹的，如江河上几尺厚的封冰，檐下一串串的冰溜；冷酷也有不见形迹的，似腊月走去北国的郊野，那空气冷得叫你鼻头发辣，让你腮帮子酸得像喝了一壶老醋，无论裹了多厚的皮袄，你都觉得整个人被扔进了一口硕大的水缸里……

    这种人的冷酷，常常表现于后者。一方面，以谦卑的态度绝对顺从于更高的权力，另一方面，牢牢地抓住并尽可能地膨胀手中的权力。蚌壳般自我封闭，灰烬般熄灭了一般人都会有的情感，能够促使那蚌壳打开一条缝的，只有眼前的功利。

    这类人，便是北大几位教师称之为的第三种人，即人妖、人精。

    他们能像一种蜥蜴一样在不同的光照下变换自身不同的颜色。反右时，他比谁都左；反左时，他比谁都右。他们能像维吾尔族姑娘扎辫子一样编织谎言，而且，说起谎言来，颇像印度宗教节日里无处不飘洒的花朵，可以说得一路芬芳。

    他们是被运动养肥了的撒旦。

    是中国文化人里的犹太。

    几位老师告诉我，这些年的北大，这第三种人早没有了市场，他们被称之为“反自由化专业户”，像几个蠕动的臭虫，在床板上明摆着，自己在私下里也喟叹：在北大有着空前的孤立感……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业已证明，如果说，日后还会有什么运动，即便它“形”不散，“神”也散了！“形神兼备”的运动，在中国的确像是走到了尽头，第三种人在中国却远远没有绝迹--

    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溃疡。

    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我们民族走向民主、走向科学、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人的心理状态，与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今众多地区的落后与不发达。

    54影子倏然一闪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展现在世界眼里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中国的叠影--

    一个中国，再圈再点了毛泽东。

    她否定了毛一生中自认为只做了两件大事之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反右、反右倾，到刘少奇、彭德怀，乃至胡风、王实味……她以推土机般的意志，推倒了在车水马龙的运动里制造的遍及国中的冤狱。

    她决意审判江青，让毛的遗孀像一条落水狗似地站在法庭上，但从落水狗最后的叫唤里，除了能使世人更深入地洞察毛泽东所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并不能让历史承认江青是当代的妲己、武后……

    她否定了毛泽东澎湃激情和诗情的“大跃进”。以平静如秋水的目光，注视着安徽、四川的农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锄头、犁铧，短短两年功夫，便瓦解了因为政社合一、像经过油浸的麻绳一样紧紧勒住农民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私生活的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的瓦解，及随之崩溃的“统购统销”政策，似黄钟大吕一样震荡了马克思所说的那条盛满“马铃薯”的口袋，结束了中国农村几千年以来自然经济加上五十年代以来“统购统销”产品经济的历史。

    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顿成柳色新摇、桃蕾初开的充满希望的田野。在一个商品经济的新时代里，如同当年激奋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当然成了中国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强大动力，千百年来，农民吃饱饭的问题第一次不成为问题。

    另一个中国，又和毛泽东魂魄相连。

    倘若是“周恩来热”萌生于当今，还有着相当的意义。可据说是一股久违了的“毛泽东热”，大约自1990年后的一些日子，起于青苹之末，扬于长风大野，最终烧遍了中国，一时间光怪陆离、寓意幽深的言论，充斥于报端：“一代人在寻找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他的伟大是客观的，寻找他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在位的28年里，国家社会风气好，党风正，人与人之间有着淳朴的阶级感情。这怎能不使人依恋毛主席？”

    “毛泽东，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相结合最成功的典范。”

    “毛泽东热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人们渴望有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也就是所谓的‘期待圣贤’心理……”一个中国，犹如庖丁解牛，曾疾利地抓住了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要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里，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邓小平文选》，136页）

    在1980年5月31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又说：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毛、刘、周，都没有完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严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它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

    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分不开。还有到处搞纪念馆，主席的，总理的，现在又搞少奇的。还是家长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党内生活……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

    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

    --（中宣部印发的该讲话记录稿）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主义及其在当今的表现：一言堂，人身依附，权力寻租，黑金政治，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为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窃以为，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邓小平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当一切天女散花般令人昏眩、迷离的说教，朴素、简洁地还原到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为着发展生产力，都为了充分地满足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的真理时，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会似火山岩浆喷溅开来。他只需要接受人民的创造，或者如禹作敏所说：邓小平不折腾农民，他只让农民自己折腾自己；

    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时年76岁的这位老人的一番大彻大悟，却为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增添了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他人老心却不老，起码比他的生理年龄年轻，至少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戈尔巴乔夫，是在五年之后，才有了自我感觉极好的“新思维”，正是这“新思维”，却带来苏维埃帝国一朝解体的命运。

    另一个中国，却有些叶公好龙，杯弓蛇影。

    迄今为止，经济体制改革，总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力配套，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总是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大的腐败是政府的腐败，政府的腐败不是经济上的腐败，而是用人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可谓是用人腐败的结果。

    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些人总爱描绘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倘若有的话，它还未走出阿Q所在的未庄。从当今全国农村已普遍建立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来看，其实，现在问题的症结不是国人的民主素质太低，而是领导者们愿不愿意放弃特权，有无勇气进行自我剥夺，还既得利益于人民；

    一些人总要将民主政治渲染为西方民主，而后者的指向，又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这是一个别有居心的渲染，这是一道巫师般暖昧的暗示。

    只要看看中国改革进程的每一回严重受挫，几乎都能隐隐听见这巫师在某些人耳朵边嗡嗡唧唧：民主力量的一颗钢青色水雷，正默默地逼近权力的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屡试屡爽、杀手锏式的巫术，这是一个玩弄起政治老人们的心理来，比起“文革”初期毛泽东玩弄一代青少年的心理更稔熟的巫术……

    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一腔热血、为改革披荆斩棘、铺路架桥、丹心可鉴日月的胡耀邦，也死于这巫术之下……

    其实，西方民主并不意味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如同苏哈托倒台前在印尼实行的和李光耀在新加坡实行的亚洲式民主，虽然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却并不是西方民主。

    当今，西方民主已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它指的是自由民主，以及权力通过公开、公平与竞争性的方式产生。眼下，全世界至少有7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

    一个中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她推翻了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文革”前教育战线上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

    1977年，她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使得在这一年和其后的两年里得以再进校园的“老三届”们，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心绪都像在当红卫兵时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邓小平。

    他还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洛阳纸贵，让一位时年37岁的科学家温元凯的名字如日升中天。

    尽管，前者并非他的专利，后者如火药、指南针一样古老，可由他说出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是新鲜得像春天里第一阵从柳丝和鸭掌下吹来的风，让纷纷走出穴居冬眠的人们，抖掉脸上和身上的灰蒙蒙之色，满怀憧憬地赞叹：

    “科学的春天来了！”

    “教育的春天来了！”

    “文艺的春天来了！”

    邓小平鄙薄那种以为不向西方学习、便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城堡居民心理。他清楚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即便是连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轰轰烈烈将地球犁了几遍的各式武器，今日也不过几近成了孩子们手里的玩具。

    他本可以颐养天年，饴弄子孙，他却有了赶不上最后一班车的焦灼。他监制车头，催促全党上下打开中国车站那扇被沉沉铁锈锁死了的大门。由此，中西方两列科技、经济对开的直通列车，走得日夜兼程，响得山回谷应！

    他将被打得趴在泥淖里起不来的民主党派，又召唤起来，动员他们参政议政。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给安排了社会职务；不少头面人物，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当了最后一名副职。

    民主党派的队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以目前人数仍最多的民盟为例，据1994年年初的《人民政协报》披露：全国盟员达到了10.5万人，其中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就有311名。在改学部委员为院士之前，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盟员也有64人。这只是十年前的情况，想必现在的民主党派有了更大发展。

    他到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注意到了文质彬彬的王兆国，几乎立马揿下按钮，将这个年轻人腾云驾雾发射去了中央。自1989年后，他几乎每年都携全家去上海过春节，他欣赏两扇浓眉颇像一对凛然大刀的朱基，他力排众议，让有右派“前科”的后者，破天荒地打进了中央政治局。本来这在重资历重出身的政界是不可想象的，1978年按55号文件获得改正时，度过了“20年没有党籍”的日子的朱基，还与他参加工作时一样，仅仅是个副科级干部。

    因为他是“右派”，从某种程度上，他的思维与操守也出发自1957年。当1991年朱基领命进京时，这一举动便有了某种程度的象征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积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对于家国天下的理想与设计，其中的一员终于在权力高层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在庸俗哲学、作秀风气日趋盛行的官场，他以滚地雷阵、跳万丈深渊的一副硬骨头精神，给政坛带来一股阳刚之气。同时，也将中国带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他主持了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度、低通涨的“软着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亦纷纷破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任期内，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若干年以后再看，这是朱基给他百年来苦难深重、时下又处于剧变中的祖国最大的贡献。

    当一代英雄归隐时，人们发现中国仍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深刻矛盾，仍背负着历史与制度的沉重包袱，一些改革的目标尚没有达到，最为突出的便是“三农问题”。人总是有自己的局限，雄才大略如朱基者，也莫不如此，而有的局限性还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因此，2003年的春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片春汛般汹涌的掌声送走一位75岁老人的清癯身影，人民又调过头来，对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

    不仅仅是朱基、王兆国，从1984年起，邓小平让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负载起权力的压力，当然有的殚精竭虑，有的迷惑于官场变幻，有的还享受起为官的愉快。他还设立党的顾问委员会作为走向绚烂夕阳的过渡机构，让一大批老干部痛痛快快或者骂骂咧咧地退了下来。

    早在1993年9月30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日本国民经济协会理事长叶芳和，发表了题为《中国是民营化的先进国》，内称：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变，这次我访问了吉林省，地方的领导人都非常年轻，让我感到吃惊。领导人都是40多岁，特别是有些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还有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地方干部的年轻化简直令人难以相象……

    与全国人民一样，这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好过这之前的任何一年。再没有半夜敲门。再不怕海外关系。无须去“五七道路”上锤炼红心。调动一个单位，也不像昔日几近调去另一个星球上一样困难。而且，无论是在“世界大串联”中，还是在“孔雀东南飞”里，知识分子都是急先锋。饭不但能吃饱，还能够吃好。再拮据，家里总会有电视机、冰箱，或者电话。很长时间里，每评一回职称，僧多粥少，几乎都打得头破血流，心有余悸，可不管怎么说，只要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摸到下巴上长了胡子的，十有八九，不是正副教授、研究员，就是国家一级、二级编剧、作家；每加一回工资，多出来的十几、上百块元钱，已不被许多知识分子看在眼里，他们的兼职收入，已足以使他们向小车、别墅阶层挺进……

    另一个中国，将科学锯为两段，一段是自然科学，拿去做桌面，尽力在上面漆出各种各样美丽的花纹。再一段是人文科学，好像只用做椅子腿，之所以说是椅子腿，一是说它造型如何、材质如何均无关大碍，只要它能立在那里就行了。

    据报载，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每年花在洗桑那浴上的公款达到了200亿元以上，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更多达2000个亿，但国家每年只能拿出几个亿来作为社会科学发展基金。对科学短视化，急功近利化的结果，使实用技术性和工具性教育，在当今的校园里浮躁地蔓延，匆忙地产出，其伪劣“产品”之多，足以让王海们在这个领域里打一场“淮海战役”。

    注重熏陶社会良知与培育价值创造的人文学科却日愈萎缩，也据报载，在国内第一流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其历史系、哲学系多年来招生也发生了困难。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竟向老师提出：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们耗费四年所学到的一切，对于校园外那个红尘滚滚的世界，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之所以说是椅子腿，二是说人文科学虽无碍大局如椅子腿，却又似椅子腿一样总被某种力量紧紧压着。不是没有呼唤过松动和实际上的松动，但大约可以如是说：

    这是一条表现思想的个性难于表现技巧的个性的椅子腿。

    一条可以去马王堆、象牙塔或是莽林蛮荒里潇潇洒洒，却一不小心，就会在被现实呼应的历史，被历史制约的现实中给绊个仰面朝天的椅子腿……

    有学者问道--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的问题？我们有反右、“文革”这种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浩劫，但对这两段历史，我们至今最多只有展示运动经过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文革”？更没有产生过代表这一时代阶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时期或三十年代曾辉煌过的一些文学大师，经此两役以后，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莺”。

    中国的荷马、亚里士多德、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将会如星辰一样升起在哪座年代的峰峦上呢？

    传统上缺乏宗教背景，因而难有终极关怀的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呢？

    这肯定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严峻的问题，之所以称其为严峻。

    1993年，由几个最多对美国的“可口可乐”、好莱坞、摩托罗拉有些了解的年轻人，在商业化的流水线上，赶造出来的一堵冷战时期的残垣断壁--《中国可以说不！》，据说竟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至少到现在，社会上清浊不分，恃强凌弱，乃至助纣为虐、逼良为娼的事儿，仍屡屡发生，并几乎让人们见怪不怪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经常能感觉到两个中国之间的冲突。

    即现代中国城市中国与传统中国乡村中国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我们常常能在现代中国目睹传统中国的陈迹，在城市中国感喟乡村中国的陋习。

    在1998年我的《千年沉重》一书的上海讨论会上，专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形象地将前两个中国概括为外滩中国，上海外滩是宏伟的，美丽的，璀灿的，风情万种的，无论白天和晚上，她都在展现自己站在太平洋西岸面向世界的博大胸襟与深沉呼吸，她可能在诸多方面代表了或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但现在，存在一种可能是为着紧跟什么或是回避什么的倾向，即将长不过十里的外滩外延为当代中国的倾向。

    其实，由外滩往东，往西南走上100公里，即便在经过了比比皆是的不计工本的亮化工程，那大街后面的颜色仍是斑斑驳驳，灰灰暗暗，好像一件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家具。倘若再深入几百公里，你便常常发现自己在外滩上所激动所感悟所憬悟的一切，在这里已经成了稀世之音，这里酱缸里老酱一样厚实积淀的，仍然是传统思维、传统心态与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唯一的区别是此地的酱缸上闪烁着迷离的霓虹。

    如果承认传统中国、乡村中国更多地决定了今天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更接近于今日社会之深层状况，那么，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的宠儿，乡村中国的产物--民粹主义的影子，有时还会在哪块地面上倏然一闪……

    尽管，赞颂、美化农民，排斥知识分子和远离城市的民粹主义，扼杀科学与民主、企图绕过现代西方文明而依靠本民族的精神资源，以跃入工业化道路的民粹主义，到邓小平时代，已经严重支离破碎了；

    上世纪初期的毛泽东的两句名言：“谁否定农民，谁就是在否定革命；谁打击农民，谁就是在打击革命”，也已被邓小平所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取代；

    可能在形式上，民粹主义已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为此耗去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血泪和苦难，折腾掉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而且，我们民族用了百年才获得的这个世纪性主题，在西方人那里三百多年前“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就已经解决，迄今只有萤火虫般的光亮，可这依然体现了中国社会历程的巨大而又深刻的进步。

    但在内容上，民粹主义并未断气，有时还能坐起来，眼睛珠子绿荧荧地一旋……

    有些问题还是满复皱纹的老问题--

    对于知识分子若尚存有一丝戒备，本质上就是对于知识的戒备。

    对于知识又尤其是人文知识，若尚存有一丝戒备，便不但解决不了那条“椅子腿”的问题，可能“桌面”也将岌岌可危--

    君不见一边，以水银泻地似的进口轿车，以夏雨里瓜蔓般疯长的宾馆、酒店，以十年前还是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拥有草地、游泳池和车库的花园别墅，显示我们的繁荣、富庶。这一切，不仅让国内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惊讶咋舌，大开眼界，也让相当多的西方游客感到困惑。意大利《共和国时报》一位记者发表了这样的感叹：“中国显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穷”；

    另一边，在倾塌的土墙、破败的祠堂下，在挤得像压麦杆秸子、唯有污染和噪音能自由穿行的教室里，处处可见读书的孩子。1985年时，按人均所占教育经费，中国位居世界第149位。91年时，中国教育经费总额为731亿元，虽比80年增长了4倍，可人均也只有10美元，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嘲讽的是，仅1993年，全国进口小汽车就达40万辆，若每辆车平均以21万元人民币计，这便用去了800亿元。

    更严重的是，大批新的文盲正在产生，在美国每四个人里，便有一个大学生，而在我们这儿，每四个人里必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此外，大批有着培养前途的学生无法得到深造，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人才无法发挥作用，转而厌学、经商、出国……

    已经有学者预言：如果说过去因教育危机导致生产力降低而最终直接带来今天的人口政策；那么将来的人口危机（人口素质危机），却再没有变通解决的办法了。届时出现的劳动力断层，将比“文革”后的知识断层更为巨大，而要弥补这一断层可能需要50--100年的时间！

    面对这一严峻的前景，我们好容易有了一个“希望工程”，可它在多大程度上激发起了全民族普遍的焦灼和忧患感呢？

    君不见一边，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接近了70岁。每天早上或是下午，你去公园、花市、鸟市，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看看，处处可见鹤发童颜、走路生风、牙齿结实得可用来咬开酒瓶盖的老人；

    另一边，知识分子的英才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年已见怪不怪了。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次统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55-57岁。在50岁以下的，也不乏其人，如在1992年去世的陕西著名作家路遥……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仍捉襟见肘，如牛负重？是工于谋事、疏于谋身？是蛛缠网封，块垒郁结？抑或，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寞、若隐若现的失望，像一个个宇宙里的“黑洞”，骤然吞没了他们黄金般的生命？

    有的问题，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出现的--

    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丛生、贫富悬殊的状况，在许多方面的确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乃至民怨沸腾的地步。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风险，却不在于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我以为在于以下一个局面的形成：

    一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它否定改革开放及其伴随的社会巨大进步，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理想精神、社会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稳定；

    一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它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一股脑儿归诸于资本主义在东方大地的重演，除了质疑、消解与鼓吹抵抗，几乎没有多少正面的建设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前者的殊途同归，既然拿着绿卡或美国护照，吃着汉堡包、热狗，却如此痛心疾首于资本主义，他们对彼岸曾经发生过的“社会主义”自然一往情深--更有甚者，他们认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尝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文化上，都包含了不少极有生命力的创新因素，它们和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后福特主义”等最新东西不谋而合。他们中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也可以吸纳转化为制度创新的要素。(徐友渔《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再一种，便是在“反腐败”的口号下，要求进行一轮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社会深层心态。

    它的立足点不是健全体制，开启言路，加强监督，以制约乃至杜绝种种腐败劣迹对市场经济走向良性发展的侵害，而是釜底抽薪，指斥经济自由，而“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在现代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出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倘若有一天，这种道德主义的评价，后现代思潮和这一社会深层心态，彼此混和起来又呼应起来，且裹着扑朔迷离的“民主化”浪潮，不但喧嚣着而且行动开来，中国就将置累卵之上，立危崖之畔，一步步地逼近全面倒退乃至举国动乱的一刻，而将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尤其是价值创造毁于一旦。

    于是，只要想想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里，民粹主义以大批判为履带，隆隆地碾过思想的长街，它还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浑如一头怪兽般地敌视来自西方的一切的同时，又好似雨夜西窗下剪烛的少妇那样真诚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我们便可以察觉，民粹主义在这里埋得很深，很深，它一旦露出头来，此时，那眼睛珠子发出的绿荧荧的冷光不见了，常代之的是两片激荡的红云，俨然是两面呼啦啦飘着的旗帜，在向眼下万象纷呈的社会，求以公平与正义。

    警惕呵人们，为着几乎九死一生才终于打落了被民粹主义如张牙舞爪的章鱼一样久久纠缠的中国；

    为着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深刻地思索，自由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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