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中，作为信仰者的他们既有被动的接受，也有主动的选择。他们宁可崇拜多个神灵，满足自己的宗教情感和不同的需要，也不去只信仰一个万能之神。中国民众所崇拜的神灵不仅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虹、霓、云、霞、水、火、山、石等自然体、自然物和自然力，还有各种动植物，更有人物。总之，所有人力所不及、幻想中具有超自然力的事物都有可能被民众纳入到崇拜之列。不仅如此，民众还崇拜人死后以及被认为附在活人身上的某种“灵”，或神灵，或鬼灵，或精灵。此外，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海底的龙王，以及东厨司命灶神、看守家门的门神和专司安寝的床神也都受到了他们虔诚的供奉。民众既跪拜那些高大金身的神佛，也向那些残缺褪色的小木偶神、小泥塑神、小纸绘神叩头；既供奉降恩赐福的福、禄、寿神和送子观音等至善之神佛，也祭拜为数不少的散播疫病、致人伤亡的恶神。他们在崇拜那些与人友善的神仙、精灵的同时，也向那些作祟人间的恶魔厉鬼献祭，还虔诚地崇拜那些善恶兼有的神神鬼鬼。
因此，中国民间信仰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神灵崇拜体系。无论神或大或小、或高尚或卑微，或天上或地下，同样能够安享民众的祭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把对神灵的崇拜作为一件极为刻板的事情，而是为神灵编制了一个颇为开放的谱系。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不仅可以不断增加新的神灵，而且分属于不同宗教的神灵能够齐聚一堂，和谐共处。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中，佛教、道教的神灵与祖先、财神、灶王、孔子同时奉祀的情景比比皆是。
近代学者顾颉刚对家中悬挂的神轴，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我七八岁时，我的祖父就把新年中悬挂的‘神轴’上的神道解释给我听，所以我现在对神道的印象中，还留着神轴的型式。这神轴上，很庄严的玉皇大帝坐在第一级，旁边立着男的日神，女的月神。很慈祥的观音菩萨是第二级，旁边站着很活泼的善财和龙女。黑脸的孔圣人是第三级，旁边很清俊的颜渊捧着书立着。第四级中的可多了：有穿树叶衣服的盘古，有温雅的文昌帝君，有红脸的关老爷，有捧刀的周仓，有风流旖旎的八仙，又有很可厌的柳树精在八仙中混着。第五级为摇鹅毛扇的诸葛亮，捧元宝的五路财神。第六级为执令旗的姜太公，弄刀使枪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伴着黑虎的赵玄坛。第七级为歪了头的申公豹，踏着风火轮的哪吒太子，捧着蟾蜍盘笑嘻嘻的和合，瞋目怒发的四金刚。第八级中是神职最小的了：有老惫的土地公公，有呆坐在井栏上的井泉童子，有替人管家务的灶君。”
此外，在民间的庙宇中，供奉众神的现象也较为常见。以台北的行天宫为例，该庙以关公为主神，同时供奉南宫孚佑帝君、九天司命真君、先天豁落灵官以及精忠武穆王岳飞，此为“五圣恩主”。关公的侍从神关平、周仓位列左右。在行天宫北投分宫，又多出下列几位配祀神灵。他们分别是三界公，即紫微大帝、清虚大帝、洞阴大帝，以及三教教主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不仅如此，在民间举行的一些丧葬、祭祀仪式中，也常会出现巫师与僧人、道士各司其职或同时作法的场面。
宗教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谈到世界宗教现象时，曾提出迄今为止的宗教信仰无论简单抑或复杂，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特色：“神圣与凡俗这两个类别之间的对立，总是能够通过某种可见的记号，把自身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要依据这个标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这种极其特殊的分类。既然在人们的思想里，神圣观念随时随地地与凡俗观念相分离，人们已经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逻辑界限，所以心灵会断然拒绝将这两种混为一谈，甚至不允许两者之间建立联系。”
然而，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有关神圣与世俗的观念，却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形态：一方面，人们普遍相信在世俗社会之外，存在着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中，充满了神仙、亡灵和各种鬼怪。另一方面，在中国普通民众看来，“凡间所有事，皆需神照应”。这恰好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对神圣世界的期待和要求。人们在从事宗教活动时，尽情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对自己务求实用、重视现世人生的心态也毫不掩饰。他们对神灵乃至神圣世界有两种不同的需求：一是心理的，完全是要得到心理安慰。焚香拜佛，可免灾祸。另一种是经济的，求神拜佛可以保护他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连年有余、大吉大利。中国民众对宗教及其神灵的崇奉正是期待着具有神圣色彩的超自然力量能够解决自身的现实问题，并给予自己心理安慰。他们对神的要求和期待更多的是灵验，无论是信奉玉皇大帝，抑或是敬仰观音菩萨，都是为了借助神灵的庇佑，摆脱人世间的苦难。因而，那些以解决现实问题相号召的宗教宣传，比较容易被中国普通民众所接受。
在中国民众的眼里，世俗人操持神圣的仪式，或神圣世界关注凡事俗物，都是相当平常的事，绝对不会引起观念上的冲突。他们相信各路神灵都有悲天悯人的世俗情怀，会对人们的俗愿加以关照。他们习惯于像看待世俗事物一样地看待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神灵，并以现实生活中对待俗人的方式来换取神灵的帮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对神灵的“神圣性”的质疑和亵渎，反而会使这些神灵具有“人性”，与人的现实生活更加贴近。这也有助于民众通过人可以采用的方式，祈求神灵为满足人的世俗愿望服务，使自己得到某种实惠和安慰。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会为辨别神灵的真伪而花费精力，大伤脑筋，只要能够保佑自己的世俗利益和现实生活，都一概予以接受。
中国民间信仰来自于民众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关注与现世人生相关的议题，故而带有比较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虽然，广大普通民众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严苛、经济比较匮乏的社会条件下，不过世道的艰难并没有使他们一心只向往远离凡尘俗世、不沾人间烟火的神仙境界，而是把一切的希望、信念与享受都放在现世生活之中，既不懈地努力、奋斗，改善实际生存状况，又用美酒、美食、美言向神灵表达心迹，祈求神灵降恩赐福，使自己得到某些实惠。正如在近代中国生活很多年的外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说：“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中国的宗教信仰，好像只是介绍什么为崇拜仪式。我们都知道，中国所有的神灵崇拜不是一系列宗教仪式，就是一桩交易——多少崇拜可以得多大好处。”中国民众信仰的功利倾向还反映在人们普遍相信因果报应上。因为无论是修善得福报，还是作恶受惩罚，都强化了民间信仰中业已存在的目的性。民众一方面希望做好事或者行善事能够得到预期补偿；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恶报来惩罚行为不端的人或者破坏社会秩序者。由此可见，中国民众就是生活在一种既不暧昧又不玄虚，而是十分实在的信仰世界中。
前辈文人学者认为，中国人“享受仅有一点东西的决心和能力都比较大，把精力集中在世俗的幸福，这一特性是我们缺乏宗教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经过这趟中国民间信仰之旅，我们是否应该调整乃至修正一下中国人缺乏宗教的某些传统认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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