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绞杀——外商同业的一致目标
甲午中日之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开始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从电气行业来看，美国摩根财团就控制了中国最庞大的电气工业，如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等，对其他中国大商埠稍有规模的电气工业，摩根财团也莫不觊觎攫夺。在我们电灯泡行业中，美国奇异爱迪生公司，到中国倾销奇异电灯泡，后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原材料，在上海设厂制造电灯泡。他们开始是从美国运来电灯泡半成品，在上海大马路（现南京东路）114号福利公司后面开设工场，招工数十人装配成奇异电灯泡，充作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商品。后来为了进一步榨取中国人的膏脂，他们挖空心思，利用外国人在中国可以随处购地置产的特权，在沪西劳勃生路（现长寿路）购地建造工厂，扩展生产。所出电灯泡仍充作美国的舶来品，高价出售。美国奇异及其他国外厂商把中国亚浦耳厂视为眼中之钉，千方百计想拔去为快，所以始终对亚浦耳厂存着挤垮扼杀之心。首先，他们力图从原材料供应方面对亚浦耳厂进行破坏；其次，设置坐探，暗中捣鬼，利用奸商，影戤冒牌；三是抢夺市场，造谣中伤。
一次，我厂采购部门负责人徐某向我报告，前有日本大阪富士电料商店中村治一到上海来时，曾交亚浦耳厂试用一小部分全套原材料，经工程部门试用，勉可凑合，就去函大阪富士电料商店嘱其押汇15天期再来一批。经试用与第一次效果相同。现中村治一又来上海，住在虹口“万岁馆”（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旅馆，地处现在的闵行路长治路），希望亚浦耳厂能增加订购的数量，富士商店在货价方面还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折扣。于是，我和工程部门研究之后，授权徐某订购了三万银圆数额的货。中村治一代表大阪富士电料商店给我厂在货价上打了八五折，但要求货到上海后现款提货，不能照第一次押汇15天的付款办法。我们接受他的要求，签订了合同。隔了若干时，大阪富士电料商店把全部订货装运来沪，我厂付款提货后即投入生产。厂里的工程人员以为富士商店的原材料曾经两次试用尚称合格，就不再小量试制样品，即正式应用，结果出了岔子。原来这批原材料完全不符合原样，有的钨丝、钼丝已经发脆。待发现后立即刹车，已用去了四分之一。
我们发电去大阪富士商店交涉。他们多方推诿，矢口不肯承认。赔偿一事，函电往返达一个月余之久，总不得解决。亚浦耳厂与日本大阪富士电料商店交涉了六七个星期。由于对方毫无诚意，一味用狡猾手段应付，我厂只得派人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去交涉。日本领事馆允诺待了解情况后再作处理。又过了一个时期，日本领事馆回信，大阪富士电料商店卖给亚浦耳厂的原材料与原样一无差别，是亚浦耳厂自己制造电灯泡的技术不高明，造成产品质量低劣等语。如此强词夺理显然是出门不认货的无赖行为。亚浦耳厂当时加入了电料商店所组织的上海电器公会，于是我厂要上海电器公会出面与日本领事馆去交涉。上海电器公会负责人都是一般商人，这些商贩怕“触犯”日本领事会惹出祸事来，没有人敢做主。我就改变办法，要我们工厂自己组织的上海电业工厂联谊会出面与日本领事馆去交涉。上海电业工厂联谊会以理直气壮的措辞，向日本领事提出强硬的抗议，并声称：如日本领事再不妥善处理，上海电业工厂联谊会将邀集上海各团体开群众大会，并邀中外新闻记者将事实公布于众，请大家评理。这下才把当时在中国最蛮横不讲理的日本人压倒。我厂最终把尚未用去的从富士电料商店买来的原材料全部退回大阪。日本领事馆保证调换合用的偿还我厂。至于已经用去的原材料，富士商店还是死赖不肯认账，只好算是我厂的冤枉损失。
1927年，我厂钨丝曾一度供应紧张，我唯恐中断供应影响生产，所以在各处张罗，委托全上海的灯泡原材料掮客到各地去收集现货，可现货已被以奇异厂为首的外商厂所控制。因为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就有大量国外订货单到厂，我厂必须设法将钨丝接济上。当时有一与亚浦耳厂经常做生意的金姓掮客，介绍来一个从香港来的广东人霍某，他有钨丝现货10余万米（公尺），想削价脱手回港。掮客金某只取一笔介绍佣金，不负其他责任。我厂与霍某直接谈判，待将钨丝试样后，尚称合用，便全部以现款购买下来。待经过仔细检验发现这一批钨丝都已变质，如制成灯泡，光度、寿命都大有影响，不但灯泡晦暗，且随时要断丝，幸未投入生产不致影响产品质量，而霍某早已杳如黄鹤。问之金姓掮客，他也不知霍某香港地址。我当时即想，这看似偶然的一个骗局，其中或有背景。如果这批坏钨丝夹着极少数好丝，混进亚浦耳厂，使亚浦耳厂一旦投入生产制成灯泡，就会在市上对用户造成致命的坏印象，使亚浦耳电灯泡无人问津。由于我厂曾受过日本富士电料商店的欺骗，对外来原料提高了警惕，必须每一小包抽样试验后，才投入生产。这样购进这一批坏钨丝，虽然是花钱买了一批废物，受到一定损失，但却使构陷亚浦耳厂的阴谋破灭，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29年春，亚浦耳厂出口国外的几批电灯泡，寿命太短，甚至数小时即断丝，各经理处纷纷来电报告情况。首先是小吕宋（菲律宾）杨记电料行来一长电，详述最近一批电灯泡临时断丝很多，寿命只有数小时，往往在顾客购灯泡时，在柜台上通电即当场断丝，一连数只，使顾客不愿购买而去；已卖去的，顾客也纷纷持灯泡责问，给他们调换还要赔许多抱歉等等。我厂立即回电，将这批一万余只灯泡如数退回调换。继此之后，有新加坡兴发电器公司也报告同样情况，此外荷属苏门答腊婆罗洲（现印度尼西亚）亚浦耳灯泡经销处、海奇米耶公司（Hegemeyer & Co）也发现此种情况，我厂一律负责退回调换。不久，国内个别市场也出现了与海外同样的情况，不过为数还不太多。我厂将退回来的灯泡加以研究，发现红磷中有杂质，再三追查这杂质的来源，一时无法做出结论，只好把已调配好的该项药水重新换过，并嘱配料的人慎重仔细，防止杂质进去，同时要大家提高警惕，防范外人暗算。这种现象暂消失，不过有时仍有发现。亚浦耳电灯泡的寿命，有一段时间不能稳定。
一天清晨，有一技术员周某进厂房，瞥见一华姓职员在药水瓶边（就是用红磷及其他化学品调配涂在灯丝上的药水）鬼鬼祟祟伸手进瓶。闻有人进来，他就把拿有一小纸包的手缩回。这时工人已陆续进厂。周某一嚷，大家追问他干什么，华某目瞪舌结，形色慌张。于是大家把华某拉到行政方面去处理，还在他身上搜出一小包碱质粉末。再三诘问，华某坚不吐实。照情形探测，华某是在涂灯丝的红磷药水里放进破坏灯丝的药品，以侵害亚浦耳灯泡质量。我们因他态度顽固，只得将他扭送榆林路巡捕房。当天下午巡捕房来电话，要我厂证人前去与华某对质。到了晚上，捕房宣布我厂证据不足将华某释放，从此华某不知去向。经我们仔细调查，原来华某本来就是美国奇异厂的。
过后不久，我厂在本埠海格路（现华山路）发现一批冒牌亚浦耳的日本电灯泡，人赃并获。我们决心要彻底弄清真相，杜绝后患，花了一笔钱给巡捕房执办此案的探捕。捕房中外探员得了钱财，当然表示起劲，准备查究以再得到我厂的赏金，于是百般审问被捕奸商，弄清线索。据奸商口供，他是受专供奇异厂灯头工厂老板的委托，代为奔走推销，并供称在这家灯头工厂的栈房里，还有冒牌亚浦耳的大量日本电灯泡存货。捕房要我厂派人与捕房探员带同被拘奸商，一起前去灯头工厂栈房查看赃物。不料一到目的地，栈房门外贴一纸条，上书“美商奇异安迪生厂灯头栈房”字样。该栈房管理人员对捕房探员说：“这里是美国工厂的栈房，不准闲人进去，你们一定要进去需要美国领事馆签证方可。”他们竟无耻地假借“治外法权”来躲避自己的罪恶，后来捕房也没有开始时卖力了，这一案就不了了之。
总之，外商同业用大量劣质电灯泡，冒牌亚浦耳商标到市场上跌价倾销，其目的是要利用日本灯泡的低劣品质使亚浦耳灯泡声名狼藉，为用户唾弃，破坏“亚”字牌灯泡的商品信誉。如果亚浦耳厂破产倒闭，国外厂商没有中国的劲敌，又可以垄断居奇了。后来我厂与各地爱护国货的经销人合作，并依靠团体、同业公会以及各提倡国货组织的大众力量，宣传与揭发并举，很长时期与帝国主义分子及不肖奸商作激烈的斗争。在爱国思想畅行全国之际，我们国货产品得到大部分爱国同胞群力支持，用国货一时蔚为风尚。美国对中国亚浦耳厂的各种陷害都没有得逞，而我厂根基越来越稳固，声誉越来越提高。
奇异厂看到这种情况，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不得安定，又企图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来遏制亚浦耳厂。奇异厂的买办也开设一家“国货”电灯泡厂（以后就称之为买办工厂），以国货电灯泡的名义在中国灯泡厂同业中捣乱，主要的目标当然是美国奇异厂最畏忌的中国亚浦耳厂。
这个买办工厂是一个几十人的弄堂小厂，设备简陋，只能制造小烛光的真空灯泡，且产量也很少，但它在外面招揽生意，对任何等级的电灯泡来者不拒，似乎它是一家全能的大型灯泡厂。其实它连一只最起码的验光器都没有，哪能制造大烛光的电灯泡？制造大烛光的电灯泡工厂，就是美国奇异厂。这家买办工厂的营业路线，除美国奇异厂自身霸占的市场及销售处之外，紧随着亚浦耳厂行销地区，跟踪争夺市场，蓄意捣乱。凡爱用国货灯泡而美国奇异厂营销薄弱的地区，这个买办工厂就以国货伪装迷惑用户；凡在亚浦耳厂电灯泡的旺销地段，这个买办工厂的产品便挤进去干扰。这家买办工厂，对美国奇异厂负有双重任务，一是破坏亚浦耳厂的营业；二是破坏亚浦耳厂的名誉。这家工厂全部面积，只能抵亚浦耳厂一所废品间，但它对外谈起亚浦耳厂，说是“微不足道”的，使识者闻之齿寒。这家买办工厂对亚浦耳厂，一方面在营业上倾轧，一方面到处造我厂流言蜚语。它在我厂国内重点营业地区武汉、杭州、广州等处更是强烈地争夺市场，并在广州专设一个营业机构对付我厂。
可叹这家忘记自己国籍的工厂，产品不佳，即使由美国奇异厂替它出品电灯泡，也是十分不妙，因为奇异厂给它的都是第二流的产品，质量当然大成问题。美国奇异厂的合格产品与亚浦耳灯泡较量尚且无法取胜，而这个买办工厂更是与亚浦耳厂处处交锋屡屡失败。美国奇异厂既扶持它的买办工厂与亚浦耳厂为难，又怕它真的发展起来不易驾驭，或反会妨碍奇异本身的利益，因此，在实际有利于工厂生产的关键环节，奇异厂也不肯为它的买办工厂做出有效的帮助。听说有时这个买办工厂偶有较大营业额的大烛光电灯泡生意时，如消费者不限定国货或外国货的时候，美国奇异厂因为舍不得被买办赚去一笔中间过手费，就毫不客气地自己亲自出马，直接交货。所以这家买办工厂虽没有倒闭，但自始至终不能发展。
上述简略几件事例，足见当时外商灯泡厂是不择手段来陷害中国亚浦耳厂。我们抱着一颗爱国热心，不为威迫所屈服，不为利诱所软化，使中国亚浦耳厂在险恶的环境中，始终屹立于本国国土之上，与各国电灯泡工厂角逐于各国市场而处于不败之地。
二、满是血腥气的“商”场角逐
1923年3月，我到北京去访高恩洪，除再面谢他延揽之情外，主要是希望他继续在交通部所直辖的机构中提倡采用亚浦耳电灯泡。此事是通过高的机要秘书关源联（精帆）及其妻舅姚启儒（显澄）协助的。除在北京交通部本部及其附属机关采用一部分亚浦耳灯泡外，亚浦耳灯泡还打进了全国各地重要的铁路局（那时还没有铁道部，全国铁路归交通部路政司管辖）。一贯只用奇异灯泡及其他外国灯泡而绝对不考虑用中国电灯泡的沪宁、沪杭铁路局（简称两路局），也破格采用了一部分亚浦耳电灯泡。供应铁路局灯泡之后，我厂根据新的形势，生产了车厢泡、耐震泡，并研究制造火车头灯泡等有关铁路局专用的新型电灯泡。这又引起了与美国奇异厂的一场争战。奇异厂为排挤亚浦耳，讲我厂灯泡种种不好，后来两路局负责人突然不顾事实想毁约，借口亚浦耳灯泡质量低劣，要减少亚浦耳灯泡对两路局供应的数额。这种无理毁约行为，我们坚决不能同意，于是我们依据事实向该局上级负责人评理解释。几经交涉，合同虽得到维持没有修改，但以后我厂向两路局送交灯泡时，受到种种挑剔，增加许多麻烦。还有，我厂为铁路专用所制的新产品虽已经订立试用合约，但该局亦要毁约拒绝采用，又经过许多周折，才被该局少量试用。后来美国奇异厂仍不断使用阴谋诡计对亚浦耳灯泡多方中伤，企图迫使两路局仍旧恢复不用一只中国电灯泡的局面。此为我厂与美国奇异厂的第一次遭遇战。
自从亚浦耳厂与美国奇异厂在中国各地铁路局发生遭遇战后，奇异厂经理潘奇悻悻然地对人说：“中国电灯泡质量既劣，数量又少，不像日本电灯泡质量虽然也不良，但数量很大。中国灯泡质量既不如欧美货，其数量、价格又敌不过日本电灯泡，所以中国亚浦耳厂的寿命是不会长的，不需要多久时间，必然会被自然淘汰的。”这只不过是其借以自慰而已。实际上，他们也使出种种恶毒伎俩，企图把我厂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他们是天天等待亚浦耳厂关门的消息，而事情的进展恰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亚浦耳是天天在发展。如此三番，不能不引起奇异厂的注意。从上海公用局校正亚浦耳灯泡质地优良并采用其作为上海一部分路段的路灯后，奇异厂对亚浦耳厂即耿耿于怀。他们在市上罗致了各种亚浦耳电灯泡加以检测，试图骨中挑刺。但他们非但没有抓到什么“辫子”，倒发现亚浦耳电灯泡确实是价廉物美，不但不能被轻易消除，而且正在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这更使他们怒火中烧。于是，他们对我厂的封锁就更加严密了，不准奇异厂职工与亚浦耳厂有交往，并将他们不用的机器零件等均严加封锁，旧的干脆捣毁以免流入我厂，更为狡诈的是派不肖分子混入亚浦耳厂来刺探各项情报，并在生产营业方面多方进行暗中破坏。此种具体事例不胜枚举，但都一一被我厂揭破，终使他们无计可施。
中国亚浦耳厂在精益求精的目标下，邀集各专家共同研究，改进了不少技术和工艺规程，亚浦耳电灯泡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质量的改进是产品销售的关键，产品在用户方建立了信誉，就奠定了与舶来品抗衡的基础。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接近香港，洋货充斥比别埠更甚。当时的广州，繁华不亚于上海，夜市非常热闹。凡是夜市兴盛之地，电灯使用必广，所以广州成为各电灯泡厂商必争之地。在过去外国灯泡业之间竞争时，美国奇异厂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先条件（奇异在上海有电灯泡制造厂），在广州经常处于优胜地位。待亚浦耳电灯泡行销广州之后，奇异电灯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向以质劣价低的电灯泡到中国各地倾销，而独在广州市场却选择较为上乘的电灯泡“麦子达”电灯泡（在日本系第一流电灯泡）为主体，来广州与欧美等国的电灯泡较量角逐。
优质低价的国货亚浦耳电灯泡踏进广州市场之后，受到了广州同胞的欢迎，亚浦耳电灯泡源源流入广州，慢慢也扎下根来。开始，广州的亚浦耳电灯泡是由广东客帮在上海来办电器材料时向我厂发行所直接批购去的，后来因广州方面需要量增加，当地若干电料行向我厂提出在广州独家经销的要求。我厂就在该地几家电料行中选定港粤沪华美电料行作为经销机构，在香港的华美电料行作为国货亚浦耳灯泡香港独家经理处，在广州的华美电料行作为国货亚浦耳灯泡广州独家经理处。经华美电料行推销，亚浦耳灯泡在香港、广州的销售日有起色，对舶来品电灯泡造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对日本电灯泡的打击最大，还逐步替代了美国奇异灯泡在广州的地位。
到了1930年以后，美国奇异厂恃国民党政府媚美政策的袒护，在粤汉铁路局对亚浦耳电灯泡的排挤特别嚣张。当时我厂对生产大烛光充气泡（俗称哈夫泡）数量还不够充足，美国奇异厂就钻这个空子向经销者及消费者要挟，凡出售亚浦耳电灯泡的商店及大用户如广州华美电料行，就不批售或卖给他们奇异牌大烛光充气泡，天热时也不批售给他们奇异牌的电风扇。当时，国货电风扇在销售者中的信用还没有充分树立，且产量也不多。广州接近亚热带地区，一年之中热季较长，需用电风扇因此亦较多。当时在外国电风扇中奇异电风扇价格较低，在广州电料市场算是热门货。美国奇异厂对不卖或少卖奇异灯泡的电料商店，就采取不批发或少批发奇异电风扇的办法，特别是对推销国货亚浦耳电灯泡的商店更是如此。这使广州电料商店不得不为要批售奇异电灯泡和电风扇，而无法兼顾国货亚浦耳电灯泡。美国奇异厂就是用这种手段来要挟广州华美电料行和粤汉铁路局的。粤汉铁路局借口不合规格，把我厂送去的电灯泡全部退回。同时，广州华美电料行也来电报告，广州市“公用局”推说我厂没有大烛光暂时缓收亚浦耳电灯泡，致使亚浦耳电灯泡销路日渐减少。
当时，对付美国奇异厂的这种攻势，我厂的策略是当即增加机器设备，火速训练专制大烛光充气泡的技工，使大型（当时所谓大型充气泡不过是300瓦、500瓦，最大也不超过1000瓦）充气泡数量成几倍、十几倍地增加，并且设立我厂直辖的“中国亚浦耳厂广州发行所”。因华美电料行是在广州首先推销国货亚浦耳电灯泡者，我厂给予最优惠的批售待遇。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降低亚浦耳电灯泡的价格与奇异灯泡竞争，售价只有奇异厂大烛光充气泡获利最暴时售价的五分之二，而质量与奇异灯泡相当。这一下真使他们痛心疾首徒唤奈何，也不得不削价，但奇异充气泡的价格始终无法与亚浦耳充气泡匹敌，这使他们受到极大打击，暗暗叫苦。在广州发行所全体人员的努力下，我们夺回了广州市路灯供应的业务，并与粤汉铁路局重订合约。美国奇异厂还曾派人到我厂协议在广州统一售价的办法，被我们拒绝。这是中国亚浦耳厂与奇异厂在广州的一场激烈搏斗，结果我厂取得了最后胜利。
1928年，亚浦耳厂大量制造充气泡，市场上称为“哈夫泡”。制造充气泡，首先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器设备，充气泡的玻璃要经得起高热与严寒，对物料的配合与工艺技术要求更高，确要做到科学与实验相结合。在制造充气泡过程中，各部门的工艺操作都较为复杂细致，都要达到严格的规定标准，不许有所偏差，稍有疏忽便影响全部。如氩气纯度不够会影响灯泡的寿命和照明度，而纯度过高又会发生电弧而烧毁；气充得太多会使灯泡发暗，充得太少就容易断丝；而各种不同的充气泡，又需要用成分不同的氩气。我厂搜集各国制造充气泡的技术资料，作了很多次的试验，才得到成功。所以充气泡非一般工厂所能制成，即使日本的小灯泡厂，绝大多数也无法制造充气泡。充气泡为外国灯泡厂所垄断的时候，我国各地一般电料商行没有经销充气泡的权利，即使是较大的电料行，如果要批买充气泡，也必须搭购普通电灯泡。外国灯泡厂欲以此抢占中国市场，从而抑制中国灯泡的销路。而今有了亚浦耳充气泡，就打破了外国灯泡厂对充气泡的奇货可居和在中国市场上横行无忌的局面。
外国灯泡厂见到亚浦耳厂出产了灯泡中的高级产品，惶惶不可终日，无不惊恐和仇视。他们施展种种卑劣手段，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美国奇异厂在我国重要通商地区加紧推销奇异充气泡，并立即取消过去对电料商批购充气泡的种种限制，以“先发制人”的手段遏制亚浦耳厂新产品的销路。他们还在电灯泡广告中，竭尽侮辱破坏之能事，公然诋毁中国生产的充气泡质量低劣，万万不及外国货优良。当时中国灯泡厂除我厂外，没有第二家能制造充气泡的，美国奇异厂污蔑国货充气泡的广告，字里行间明明指的是中国亚浦耳厂。我厂提出强烈抗议，但政府主管机关始终不敢声张。同时美国奇异厂又派遣姓傅的买办带了大批推销员，分头到全国各大商埠，并对亚浦耳充气泡作恶意的反宣传，还在汉口囤积大量外国充气泡，以便遍销华中各地。姓傅的买办在汉口翼江楼大宴电料商及各大机关用户，席间叫嚷中国科学落后，技术幼稚，设备简陋，原材料低劣，无一可以及得上外国，即席引起在座群众的愤怒。大家哄堂反诘，并有部分被邀者拂袖而去。由此可见，中国人大多数确是爱国的，因此，亚浦耳灯泡反得到更多国人的爱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厂就在汉口阜昌街26号设立华中地区亚浦耳厂发行所，与美国奇异厂及其他的外国灯泡厂商抗衡，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这是我厂与奇异厂争战又一回合的胜利。
美国奇异厂眼看亚浦耳厂蓬勃发展，且在各市场屡屡碰到这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感到食寝不安，千方百计要拔去这个眼中钉。首先，奇异厂俞某向我游说，要重价收买亚浦耳的商标，不成；后来又要我厂与他们签订限额生产、分区销售的产销协定，也没有遂愿。于是美国奇异厂恼羞成怒，把上海生产的灯泡铜头全部包买下来，企图使我厂有灯无头，无法销售（当时亚浦耳厂自己不制造铜头，所用的铜头都向专制铜头工厂订购）。我厂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减少部分生产，暂时收用一批旧铜头，另托七浦路鑫泰机器厂用最迅速的方法为我厂代制铜头。美国奇异厂唆使它的附属厂“天开祥”老板，带了中外流氓包探到鑫泰厂去吓唬，声称制造铜头是“天开祥”的专利，未经“天开祥”授权，任何工厂不得制造此项铜头，否则要赔偿一切损失。我厂代鑫泰厂请律师登报驳斥，群众舆论的指责使美国奇异厂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5年，美国奇异厂策划准备很久时间，生产出一种新牌电灯泡，商标叫“日光牌”，英文“Sun Light”，每只售价只银圆一角，放款期长达六个月。当时上海电灯泡批价为每只银圆二角几分。奇异厂的日光牌电灯泡，批价低、放款长，它的意图是要使中国的电灯泡厂无法推销，断其生机，窒息而死。它的矛头又是直接指向亚浦耳厂的。据我当时所得的消息，它积存的日光牌电灯泡有三五十万只之多，预定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突然向中国市场抛售。当时，美国奇异厂蔑视中国，没有将日光牌（Sun Light）的商标向中国商标局注册。
由于同业公会有美国奇异厂的暗探，我方应付的办法须慎重详尽，我就只与同业公会中两三位较为稳妥的核心人物计议布置。1935年12月中旬，奇异厂买办及营业人员向中国各大商埠出发，预定于12月下旬十天内将日光牌电灯泡与各地电料行签订合同倾销。美国奇异厂以为，日光牌电灯泡的价格只有奇异灯泡的三分之一，而付款期有半年之久，中国商人图利，这样一笔好买卖，各地电料商定会争相批购，几十万只日光牌电灯泡定会一哄而空。在他们笃定心思欢度圣诞节之后，次年1月，大批日光牌廉价电灯泡会在各大城市塞足，到时中国灯泡一定没有去路，看中国的灯泡厂怎样度过这阴历年关。这就是美国奇异厂对中国电灯泡厂阴狠毒辣的“如意算盘”。
我们同业也早已秘密布置行动，12月23日（星期六），在中国各大城市各重要报刊大幅登载广告，出售日光牌（Sun Light）电灯泡，每只售价银圆五分，这比奇异厂的日光牌价格便宜一半（奇异厂日光牌电灯泡每只售价银圆一角，是奇异售货人与电料商人秘密商定的）。批发处在上海小东门新组织的某电料行（中国地界），见报即有货可批售。现在批发底价由我们在广告上向广大用户公开了，电料商卖奇异日光牌电灯泡不但无利可图还要大大赔本。这一下不但引起各地电料商极大疑虑，连奇异厂派遣到外埠的买办售货员（跑街）等也感到非常惊讶，摸不着头脑，于是纷纷拍电报到上海奇异厂报告此事，查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方算定23日星期六下午美国人是不办公的，第二天星期日也休息，第三天便是12月25日圣诞节假日，所以各地奇异厂的跑街虽有电报拍来，但奇异厂收发员以为是平常的订货事宜，原封不动地让这些电报在门房间睡大觉三天。各地奇异厂跑街得不到本厂指示，无事可为。而我方在这三天内做了不少工作，如接受订单发货，分派各同业厂的工作等等，且在外埠经销处存有少量日光牌电灯泡现货，使外埠电料商感到五分一只的日光牌电灯泡确有其事。总之，这三天中各方面的演变都有利于我方。
到了26日开关（过去假期休息叫封关，就是海关不办公，休息后办公叫开关），美国奇异厂主管人潘奇（译音）见到这许多电报大吃一惊。事情还没弄明白，各地电报又纷纷而来，都是来取消已订的日光牌电灯泡的合约的。原来，各地电料商人认为，日光牌电灯泡底价已被揭穿，无利可图还要蚀本，且两个日光牌电灯泡相差一半价格，在各方面都会引起纠纷。用户以为每只五分的电灯泡绝没有好东西，除好奇买几只试试之外，无人要正式采用。商人以图利为主，又怕纠纷，因此都拒绝经销五分的、一角的两种日光牌电灯泡。而我方的少数日光牌电灯泡，是中国电灯泡厂，在同业公会领导下发挥团结保产的集体力量，在全体灯泡厂的每日生产品中，按产额抽成捐献的。捐献出来的电灯泡，也同样加上日光牌（Sun Light）的中外文商标，本来没有本钱。而奇异数十万只日光牌电灯泡，从此就在他们仓库被宣判“无期徒刑”。待奇异厂发现两个日光牌电灯泡的时候，又无权提出保护商标的诉讼。
我们采取以少数扰乱多数的战略，造成市上有价格相差一半的同样日光牌电灯泡的双胞案，引起全国各销售商的疑虑，使他们对这纠纷复杂的日光牌电灯泡相率不敢进货。这使奇异厂措手不及。美国奇异厂潘奇暴跳如雷，原以为十拿九稳地扼杀中国电灯泡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奇异厂才得到一点线索，他们认为此事不管是同业公会搞的也好，还是亚浦耳厂搞的也好，总之，同业公会主席是我，亚浦耳厂总经理也是我，这一次一定要向我狠狠地报复一下，使我知道美国人是“不好惹的”，要我尝尝美国人的“厉害”。
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凭借不平等条约享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如外国人杀了中国人可以不要偿命，中国人与外国人涉讼要受外国领事的裁判，就是外国人与中国人打官司，中国人也要受外国领事的裁判。外国领事的裁判往往毫无法律依据，随意判决中国人，而且还规定不能上诉，就是说外国领事裁判中国人，等于拍一下生死板，死活全凭他一句话，没有再可辩诉之处了。这助长了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为非作歹、蛮横无理的嚣张气焰。
现在，美国奇异厂又想凭借领事裁判权，用慎昌洋行对付德泰机器厂的办法来对付亚浦耳厂。奇异厂先由美国律师哈华托致函我厂，硬说什么日光牌“冒牌”灯泡亚浦耳厂制造最多，还捕风捉影地说什么胡某鼓动同业登报妨碍美国的商务利益，“违犯”国际条约等等，如要和平解决，可以谈判以金钱抵偿损失，否则，决定诉之于法律，并限期答复，逾期即行起诉。我不为这种恫吓所动，将此信置之不理。若干日后，哈华托律师事务所派人到亚浦耳厂来找我。我派人回答来人两句话：关于日光牌电灯泡之事，哈华托律师无权来问亚浦耳厂，我们也没有答复的义务。来人不得要领而去。隔几天，上海租界总巡捕房中西包探各一人来我厂，查问仓库内还存有多少日光牌电灯泡，我厂答以本厂只制造亚浦耳牌电灯泡，其他商标的电灯泡我们一概不知，至于仓库有无日光牌电灯泡，这是与我厂风马牛不相及的，任何一个仓库听凭查看。这两名中西探捕轧不出苗头，只好没精打采而回。
美国奇异厂果然向特区法院控告我厂所谓的冒牌行为，要求追偿损失。我厂请戴景槐律师辩护，派我的秘书沈某为代表出庭受审。当时，外国领事裁判中国人会审公廨的罪恶制度，已经被进步力量领导的上海市民通过强烈的反帝斗争推翻了，过去的会审公廨已改为上海特区法院，中国人的事由中国法官审判。这个法院受着上海市民众目睽睽的监督，不敢过分偏护洋人。辩论终结，宣判奇异厂败诉。但奇异厂还不甘心，还要无理取闹继续捣乱，又控告“上海市电工器材同业公会”主席的我，以同样的理由要求赔偿损失。同业公会仍请戴律师辩护，由总干事林某代表出庭。法官认为美国奇异厂商标未曾向中国商标局注册取得注册证，无所依据，根本无权提出侵犯商标权的损害赔偿，奇异厂再次失败。
当时美国奇异厂不是不懂得商标未经注册无权提出保护，他们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一切可以由外国人来摆布，满脑子迷信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而哈华托律师是金钱主义者，通过打官司拿诉讼出庭费，打官司是他的生财之道，认为反正当事人有钱打官司，有生意经进门来，何必推开，不管有理无理、行得通行不通，做起来再说。社会在进步，中国人民革命的觉悟日日提高，美国奇异厂妄图以过去慎昌洋行对付德泰机器厂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亚浦耳厂，这是白日做梦。
在我创办亚浦耳厂的过程中，有很多回合与奇异厂的角逐，胜利常常不属于奇异厂。
三、颐指气使的租界“洋鬼子”
中国亚浦耳厂新厂在辽阳路落成之后，添置了新的机件设备。这批机件设备在新厂装置就绪，正在准备接电，忽有榆林路外国“巡捕房”派探捕来厂察看。他们百般挑剔，认为亚浦耳厂里面用酒精、红磷等都与“工部局”消防条例有所抵触，态度非常蛮横，并厉声告亚浦耳厂在得到该捕房许可前不得开工。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在亚浦耳厂建造厂房之初，设计图纸都是由“工部局”核准的，图纸上写明是制造电灯泡的厂房，今日我厂万事俱备，中途“租界”巡捕房却横加刁难，和中国工厂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认为我们亚浦耳厂是站得住脚的，不能在洋人无理取闹的压力面前低头，遂不去理它，然后定计划开工。在开工前一天，“巡捕房”又派人纠缠恫吓：“亚浦耳厂如不将消防问题解决而擅自开工，工部局要给予紧急处分”等。我在高压之下仍不屈服，气愤地写一份报告书向“工部局”说理，阐明建造厂房时本已写明是制造电灯泡的工厂，既然是制造电灯泡当然要用电灯泡上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化学用品如酒精、红磷等。
文去之后若干日，“工部局”派中西探员各一人，到亚浦耳厂到处检查，问长问短滋扰了半天。他们临走时说，“你厂有许多问题不合工部局有关条例的规定，详情另有文正式指导，在解决前不许开工”。当时，我们老厂机件设备已完全拆除无法生产，新厂不能开工，“工部局”给我厂的复文又一拖再拖，将近一月之久还是音讯全无，真使我们焦急万分。我再去函催问，结果“工部局”来件说，你厂里面煤气用火点太多，设计图中并未说明，且使用氧气、氩气、氢气等，危险太大，必须按照规定距离另建隔离室；根据你厂里到处设置煤气用火点这一情况，非钢骨水泥厂房不可等语。倘完全照“工部局”来文办理，亚浦耳厂非另造厂房不可，这可如何得了呢！
有人对我说：“工部局”及“巡捕房”的做法都是表面官腔，实际是要向中国工厂敲诈勒索大量金钱，亚浦耳厂声誉日隆，这批洋鬼子不肯放过这块肥肉，一定要榨一笔油水才肯放手。看上去，这事与贪婪之辈讲理反耽误时间，只会使亚浦耳厂蒙受更大损失，不如干脆用钱去走路子。
为了减轻亚浦耳厂一天一天停工的损失，我只好去找门路。当时在“工部局”兜得转的是福州路“总巡捕房总探目”李心福。我当即想到熟人中有当时称为“纱布大王”的徐庆云与李心福很接近，遂挽徐庆云去托李心福办理此事。经李心福与“工部局”主管部门联系后，我分别给“工部局”主管部门及榆林路巡捕房数目不同的银钱，还送李心福一笔“酬劳”金，事情总算了结，这时我厂已被拖停工43天了。不料，我们正在开工生产的时候，前次来亚浦耳厂查询的“工部局”两个中西探员又来了，声称“你厂没有危险品隔离室，工部局是不许开工的”，要我们赶快建造隔离室。我们以为花了钱事情已经解决，何以又来反复，很是诧异，就向李心福询问究竟是为什么。经李联系后知道，是“工部局”主管部门最上级的一个洋鬼子没有拿到钱，故又来兴风作浪，李心福要我再花一笔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得再拿出一笔晦气钱，总算把事情完全摆平。
四、日本人不许中国人“提倡国货”
“五卅”运动抵制日、英货高潮后，为了提倡国货，促使统治阶级注意国货，推动国人使用国货，各地国货团体纷纷成立，爱用国货一时蔚为风尚。我在国货团体中工作也逐渐增加，并被选为“中华国货维持会”常务委员。
我主张，国货应该首先提高本身的质量，第二步就是要广为宣传，并征求消费者的意见，以求不断改进，来抵制洋货。大家赞同我所提出的经常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大众试用国货，鉴别国货，而国货与国货之间，也有所比较，促起竞争达到进步。1925年3月，在上海大马路（现南京路）铁房子小菜场东首举行有时装表演的国货展览会，展出各种国货日用品。这是亚浦耳厂第一次参加的展览会。次年，在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所址在现北苏州路河南路）又举行一次国货展览会，后来在上海南市、闸北，以及外埠连续举行国货展览会，亚浦耳厂无一次不参加。这些展览会对宣传推广国货及推动国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所以凡举行国货展览会，都获得各国货工厂的支持，大家纷纷争相参加。这些国货展览会，都是由国货团体主持，并借各团体机关的场所举行，有时也自搭篷帐独立办理。
国民党政府实行亲美媚日政策，不许国人说“抵制日货”或“不用外货”，我们只得讲“提倡国货”。久而久之，我们“提倡国货”叫得太多太响了，美、日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国货界非常仇视，国民党统治阶级提心吊胆，唯恐我们过分刺激美、日帝国主义分子而酿成“滔天大祸”，因此对人民提倡国货运动，处处防范，随时阻止，有时还暗中破坏。有一次，在南京举行国货展览会，找场地发生许多问题，内部布置也有无数麻烦。展览会开幕后，售品部有一张广告说，中国草帽比日本草帽好，价格又便宜，劝中国人用中国草帽，实惠又爱国，何乐而不为？还有一则广告说，中国蚊烟香胜过舶来品“野猪牌”（日本牌）。这些就引起了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的干涉。他们勒令撤除这两牌广告，还将该国货展览会负责人传到南京市府社会局“训诫”，并威胁说，以后如再有“刺激性”的广告出现，将全部停闭这个展览会，并且还派了官方便衣纠察监视展览会的行动，以免因广告及其他动作，得罪帝国主义分子，引起国际纠纷。
1932年秋，国货团体联合举行了一次上海国货大游行，将近有100家国货工厂参加。各厂纷纷设计装扎自己厂里的产品，把货物及模型装在货车上，集中在上海闹市游行，以促进国人爱用国货的爱国心，从而也推广产品的销路。亚浦耳厂用大货车装着一只宽两米、高两米半的大灯泡模型，货车两旁，用电灯泡排出“请用国货”四个大字。这批国货游行车队，本拟从南市蓬莱市场出发，再由南通往北面的几条主要热闹马路，但因“法租界”不许通过，遂改从体育路出发。但“公共租界”大马路（现南京路）及几条干路也不许通过，再三交涉后，“工部局”始勉强允许游行车队通过西藏路，从北到南走爱多亚路（现延安路）北面，而不准到外滩（现中山一路）。当我们车队到北四川路天通庵路时，突然，有日本帝国主义军用卡车，不守交通规则斜刺里冲过来，把益丰搪瓷厂游行车水箱撞坏，并将前面一家玻璃厂的游行车翼平板碰落，全车玻璃产品大部分被震碎。日本的军用卡车一只前车灯碰得粉碎，一只震落地下。于是全体国货游行队伍停止前进。群众把日本军用车围住，与他们讲理。他们反而气势汹汹，不可理喻。如此僵持了几十分钟后，警察派人来调处，结果中国官方向日本赔偿军用卡车的损失，并向日方口头道歉，而我们国货工厂游行车的损失由自己负责。于是群情愤慨，大家怒斥国民党政府的媚外行为。这次日本军用卡车的有意寻衅，绝非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实际上是有政治阴谋的，国民党政府怕事态扩大，不易收拾，所以对日本方面俯首帖耳，不敢与之据理力争。对他们来说，为了谄媚日本，牺牲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是无所谓的。
1933年，上海国货团体又到山东济南去举行一次国货展览会，开幕第二天就有日本浪人在展览会内酗酒滋事，调戏妇女，激起公愤，酿成群众围殴日本浪人。后由警察赶到维持秩序，总算恢复正常。次日傍晚，国货展览会场内的纠察，发觉有人蹲在仓库边鬼鬼祟祟，似有不轨行动，上前抓住。原来这个坏蛋在准备用汽油、柴草，图谋纵火烧毁仓库及整个国货展览会。此人即被警察带去，以后未知下文。往后几天，国货展览会内不时有类似汉奸败类捣乱。这批坏分子显然是受日本浪人的指使，来破坏国货运动的。当时济南市府怕肇大事，提前结束了这个国货展览会。美、日帝国主义分子摧残中国民族工业，这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五、可笑的小支烛光电灯泡的骗局
电灯泡在长丝旧式时代，其光亮度是以烛光计算的。所谓烛光（Candle Power），通常以直径八分之七寸之鲸油烛每小时燃去120克令时所发之光度为单位，称为一烛光。普通所用之蜡烛，其光度近于一烛光。理论上则以白金达于熔点时一平方厘米表面上所发之亮光，作为光度之单位，称为一烛光。当时的15支光、25支光、50支光等，就是以上述科学理论为依据的。待电灯泡内部从长丝改为绕丝（弹簧丝）、灯泡的外形也由长形改为圆形后，光亮度的称号就代之以瓦特，如15瓦特、25瓦特、40瓦特等。1烛光相等于1.2瓦特左右。但真正代表光亮的单位不是瓦特，而是“流明”，1瓦特相等于7流明。如15瓦特电灯泡，其亮度就是105流明。
约在1931年间，日本忽有五支烛光电灯泡来华倾销，他们哄动想要省电的用户争相采购，引起我们同业的眼热。日本人宣传制造五支光电灯泡原材料较贵，所以这些电灯泡卖价也相应提高。其实，制造小支光电灯泡需用的细灯丝，在制造过程中虽易于损坏，但用料少足以弥补制作时的损耗。五支光电灯泡比一般的真空电灯泡获利多，这就使中国一些电灯泡厂主持人从眼热到手痒，自己也动手来生产五支光电灯泡了。
当时中国灯泡厂纷纷制造五支光电灯泡，用户也群起盲目采用。后来，竟有人青出于蓝，进一步制造三支光、两支光电灯泡了。他们把灯丝放长减低光亮但实际耗电并不节省，使用户付出超过所用光度几倍的代价，却过着暗淡的夜生活，岂不冤枉。国内通都大邑以及有供电设备的中小城镇，数家合用一只火表是普遍现象，往往使用了那种小支光电灯泡，使得每户的电费不符合实际，而引起许多纠纷。从理论上讲，用最细钨丝，例如0.60或0.55制造220伏电灯泡最小的光度，不能低于12.5瓦特，每烛光以1.2瓦特计算已是10支光了。有的工厂生产的所谓三支光、两支光电灯泡，就是用0.55灯丝所制，这与实际耗电量距离更远。用0.60灯丝制造的电灯泡在110伏时是7.5瓦特，这还算接近五支光，但全国电压110伏的地区非常稀少。这说明五支光电灯泡的耗电量超过同光度一倍，两支光、三支光根本是荒诞无稽。
亚浦耳厂为了此事，一再向上海市同业公会提议取缔小支光灯泡，但电灯泡同业工厂迷于追求厚利，不肯放弃这骗人的勾当。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告诉同业工厂，五支光电灯泡开始是日本人来欺骗中国人的，现在我们不要再来欺骗自己的同胞，应该揭发日本人的欺骗行为才对。同时，我们又大力宣传这些五支光电灯泡是不切合实际的，请用户不要上当。宣传日久，功效显著地表现出来了，购买小支光电灯泡的人逐渐减少，日本小支光的电灯泡已不为用户信任，销路一落千丈，不再涌进中国来了。
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到上海沦陷，两支光、五支光电灯泡的骗人伎俩又死灰复燃，而达到疯狂的程度。待至抗战胜利，我厂始终不渝地向群众揭穿两支光、五支光电灯泡的欺骗性，还呼吁同业工厂自动停止生产小支光电灯泡。这样，小支光电灯泡在市场上逐渐减少。到解放初期，五支光、两支光电灯泡总算销声匿迹了。
六、海外市场的混战
美国奇异厂首先以联合外国灯泡业酝酿垄断中国进口的氩气（充气泡用的特种气体），因种种牵涉不成，继而延长他们的充气泡的放款期，俾奇异充气泡充斥于各市场，以阻塞亚浦耳充气泡的销路，但也未能得逞，最后还是走到跌价的老路。这些经济侵略的种种伎俩，对于日渐觉醒的中国人民，已经逐渐不见成效。
1929年，亚浦耳厂在上海杨树浦鄱阳路建造分厂，建筑图纸经过租界工部局核定，承造人是周林记营造公司。在万事俱备只待兴工的时候，忽然工部局房屋建筑管理处主管美国人海勃（译音）通知我厂及周林记营造公司，说新建厂房的地基系小河浜填平，地土不够坚实，不准造厂。我厂再请原设计图纸的建筑师复核，并邀请其他几位专家测验。大家均认为，小河浜填平的地基确有一小部分，但建筑物所接触的是极微小的一角，这方土地建筑砖木结构的普通厂房，绝无问题，海勃则不过借口敲诈而已。不料周林记老板周林堃在与海勃联系后对我说，过去海勃是有名的要钱的“垃圾鬼”，这次与他商量，居然不要钱，就是不许亚浦耳厂兴工。再去交涉，海勃说要翻土重填地基方可兴造。这样做不但费用浩大，而且工期要大大延长，损失是难以估计的。我不得已去托工部局华董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我与徐同去工部局，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向工部局主管西人据理力争。我们理直气壮，海勃不敢违拗，只得勉强批准兴工，但以后在施工过程中还是处处刁难，厂房建成的日期被他拖延了将近两个月。后来我们经过仔细调查，才知道海勃是受了美国奇异厂潘奇的贿赂，有意与我厂为难，要让我们消耗经济力量，从而削弱我厂生产能力，最好能使我们知难而退，造不成分厂。
1930年，我厂充气泡在南洋各地受到用户的欢迎，销路逐渐畅通，因此引起荷兰飞利浦灯泡厂的仇视。他们借口充气泡及新式圆形泡在荷属东印度是他们的专利，不许巴达维亚、泗水等地（这些地区亚浦耳充气泡销路较广）进口亚浦耳灯泡。荷兰飞利浦电灯泡的所谓专利是：（1）直玻管抽气充气；（2）导丝镀硼砂；（3）钨丝结晶构造形状是大晶体。亚浦耳的充气泡不但（1）、（2）两点制造法与飞利浦毫无雷同之处，而且第（3）钨丝结晶构造形状，我们的是比他们先进的纤维状结晶。所以，他们诬陷亚浦耳灯泡侵犯飞利浦的专利权纯属捏造。我厂向飞利浦提出抗议，并请求中国外交部同荷兰政府正式交涉。但中国外交部置若罔闻，我厂不得已将荷兰飞利浦无理侵害亚浦耳灯泡销售的详情在各报披露，深得全国国货团体及爱国人士的同情，并激起公愤，纷纷提议在中国境内抵制荷兰飞利浦电灯泡，提出了“中国人不用飞利浦灯泡”的号召。飞利浦厂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荷兰政府也有所顾忌，收回了在荷属东印度对亚浦耳电灯泡的禁令。这是我国人民外交斗争的胜利，是值得回忆的事。
此后不久，日本冒牌亚浦耳电灯泡在菲律宾大量销售，使当地用户真假莫辨，优劣难分。由于日本的冒牌亚浦耳灯泡质量太劣，使真正的亚浦耳受到致命的打击。当时驻菲律宾的中国领事对此事漠不关心，致使中国国货在国外被人侵害而呼吁无门，这是一桩令人痛心的事。因此，我厂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在香港将“亚浦耳”商标注了册。但以后事实证明，在反动统治时代，要借帝国主义来保障中国货在海外的销售，只不过是一个梦想。
日本小厂看到中国亚浦耳厂生产出了充气泡，怎能不生嫉恨？他们绝不会以自己不能制造就安分服输，也绝不肯放弃捣乱，于是勾结中国奸商沈某用外形与充气泡相同的日本真空泡（如充气泡是平丝，真空泡是波浪式丝等）冒充中国充气泡，用肇基华行的名义大登广告，设发行所于大马路（现南京路）大陆商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各地倾销。亚浦耳的充气泡受到一定的影响。于是，我厂就登报揭发肇基华行的诡计，并告知用户如何试验并区分充气泡与真空泡及其功效的不同，不要被奸商所欺。居然有青年学生们照我厂的试验方法，揭破了肇基华行的伪造充气泡，并以读者来信方式向各报披露。我厂也将“肇基”伪造的充气泡送交“中央工业研究所”进行检测，证实“肇基”充气泡是欺人的骗局。我们遂将“中央工业研究所”的测试报告单摄影登报公告，肇基华行骗人的伎俩被彻底粉碎。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愈来愈烈，除军事、政治之外，经济侵略也变本加厉。电灯泡为日用必需品，他们当然不会放松，想尽办法将日本电灯泡在中国跌价倾销，并冒用亚浦耳商标，在市场鱼目混珠。这不但损害了亚浦耳的利益，还侵犯了中国商标法。而且由于日本冒牌灯泡效低质劣，也破坏了亚浦耳的声誉。1927年，美国、德国、荷兰、匈牙利、日本等国的灯泡在中国争夺市场，互相排挤，跌价竞销，最低每只电灯泡只售银圆五分，这价格不及中国电灯泡成本的一半，中国电灯泡厂被迫纷纷关门。亚浦耳厂再度陷于困境之中，产品销路锐减，开工不足，生产采取时作时歇的游击战术，来应付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个时期，确实非常艰苦，幸赖国外华侨的爱国热忱，我就避其锋芒，向国外市场发展，有少数产品，远销到澳洲、南美等地，主要出口到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暹罗（现泰国）、印度等地。亚浦耳厂电灯泡还在菲律宾、印度、新加坡、暹罗等地的展览会上，获得优级奖状。
到亚浦耳厂参观的华侨团体，有菲律宾华侨回国考察团、婆罗洲华侨观光团、暹罗华侨回国访问团、爪哇华侨旅行团等，并有华侨领袖陈嘉庚，新加坡华侨胡文虎、胡桂庚、欧华祺，小吕宋杨应蛟，泗水梁洪，巴达维亚冼人际，爪哇吴慎机、梁锡佑，印度加尔各答林肯堂等。他们到亚浦耳厂参观后都感到欣慰与满意，看到祖国有这样新兴的工业，表示作为中国侨胞为此感到自豪。
外国电灯泡在中国互相排挤跌价竞销混战一个时期后，参战的外商灯泡厂，一方面对旷日持久的竞争感到疲惫，另一方面，觉得中国电灯泡的潜力不易摧毁，特别是亚浦耳厂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未来的劲敌，不是单独一家外国企业所能对付的。于是，在美国奇异厂提议下，德国亚司令、荷兰飞利浦、匈牙利太史令以及美国奇异这四个灯泡厂，在中国组成一个“中和灯泡公司”，统销上述各厂的电灯泡，以国际联合阵线来抵制其他一切灯泡。他们的企图有三：一要把日本电灯泡从中国市场驱逐出去；二要排挤其他外国电灯泡来华推销；三要绞死中国电灯泡（“中和灯泡公司”把他们各厂原来牌子的电灯泡，仍旧按原来的高价出售，另出一种副牌产品以极低廉的价格倾销，使中国电灯泡高价够不上，低价赔不起。他们将此比作是用两条绳子，要把中国电灯泡绞死）。那时因为我厂灯泡产量多、质量好，销路已逐步推广到中国各大城镇，国内外销路与日俱增，致使奇异灯泡厂大伤脑筋。
此时，日本的普通灯泡又削价涌入中国倾销，给中国灯泡业带来不少灾难，资本薄弱的中国电灯泡厂复临难以维持的境地。当时我厂的产品在南洋群岛一带已薄有声誉，在国内也略具基础，因此，有条件得到金融业的经济协助，营业情况尚可。当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公权）、垦业银行总经理秦润卿（秦为钱业公会主席曾任亚浦耳厂董事长）都对亚浦耳厂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张公权并协助发起“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聘杜重远为总干事、王性尧为副总干事，亚浦耳厂为该会发起工厂之一。
七、奸诈的日本商人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军事、政治再进而到经济方面，如英、法、美、德、俄、荷兰、比利时等国都在中国设立银行，并侵犯中国主权，任意在中国发行钞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俄两国银行停业，而美、日银行有了迅速的增加。日本在中国设有横滨正金银行，还有住友银行、台湾银行（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当时尚在日本占领中）等。台湾银行在上海外滩（现中山东一路16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全中国抗日爱国的情绪空前高涨，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严加取缔抵制运动。日本商人也用种种方法来缓和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激情绪，同时，他们还用多种多样的利诱手法来收买中国一些软骨而贪利的工商业者，从内部来破坏抵制日货运动。
在此期间，日本台湾银行买办周某邀我在大华饭店（静安寺路慕尔鸣路现南京西路茂名路）晚餐叙谈，我不愿与为虎作伥之辈接触，辞未前往。几天之后，我接到与其有葭莩关系的沈某的邀请，约我在福州路一枝香西餐厅一叙，我去赴约时周某也早已在座。这次进餐就是一主两客的局面。席间周某向我进言，首先谈到制造电灯泡的原料问题，周说：“电灯泡的大部分原料日本都有生产，日本货不但价廉而且得地利之便，供应迅速。现在日本生产电灯泡原材料的各工厂成立了集体组织，委托台湾银行向中国有基础的工厂作贷款供应，中国亚浦耳厂在日本方面早已闻名，由银行贷款供应原材料是极够条件的对象。”我这才明白沈某出面邀我面谈，这是周某所设的诡计，诱我无意间堕其术中。当时我不但绝不订购日本原料，且不愿与周某谈下去，但碍于沈某的面子，不好意思马上拂袖而去。周某还是恬不知耻地继续对我说，如亚浦耳厂能与台湾银行订一全部购用日本原材料的合约，不但货款期限可以放长，而且因亚浦耳厂是大厂，订货额数量大，照一般的买价还可再打九折，倘若数量超过某一限度，日本的卖价还可再削减。如双方（指亚浦耳厂与台湾银行）往来合意，台湾银行还可以对亚浦耳厂考虑一般性的工业贷款或信用透支等等，数额可随亚浦耳厂的需要来协商，这是他们银行主管一再嘱咐周某转告我的。周还说，倘与日本人彼此有了“感情”，以后还有许多好处。我本想对周某直言斥责，继想客人吵闹，弄得主人为难，遂抑制心头怒火对周某说：“我是办国货工厂的人，不愿出卖良心，就是说不愿出卖自己的国家。日本侵略中国，杀害我同胞，是所有中国人的仇人，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采用日本原料的，我更不愿与日本人有任何合作，你不必多言。”双方言语柄鏊不相容，席间气氛极度紧张。出面作东道主的沈某只得从中打圆场说：“今天随便谈谈，不一定要有所决定。以后有事慢慢可以再说。”我在气愤之下，也顾不得一切，便不等终席先走了。
一次，上海广东路日商铃木商店老板铃木鸠三郎到香港路我厂发行所来见我，约我到虹口日本料理店（日本菜馆）有事密谈。我不愿前去，就告诉他，有事随时随地可以交谈，并请有事就直截痛快说，不必转弯抹角。铃木鬼鬼祟祟、嗫嚅着对我说：他受日本灯泡厂的委托和我协商，让我厂的生产到此为止，不必再扩充。如业务再有进展，日本电灯泡厂愿意以比出厂成本更低的价格把日本灯泡卖给我厂，由我厂作为自产灯泡出售，另外每月再给我一笔津贴，将来我厂所需进口灯泡数额扩展，我的津贴也相应增加。这样既可减少许多自己增产的麻烦，且利润要比自制灯泡更为优厚。我听了他的话，毫不考虑，断然拒绝。铃木临走时还对我说，如不这样做，将来日本灯泡来中国倾销时，我会后悔不听他言。我也不屑为之作辩，任其自去。
但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电灯泡都被改头换面装扮成中国货，日本灯泡上印上了老牌国货某某牌，或完全国货、省电耐用等字样，蒙混出售。恰在这个时候，亚浦耳厂工程部门雇用一个日本技师，上海专门经营日本电器的日本洋行商店，如隆记洋行、大仓洋行、铃木商店等等，就借此散布谣言，说亚浦耳厂有日本人的投资，甚至说亚浦耳厂电灯泡是日本货改装的。一般贩卖日货的奸商再推波助澜，以讹传讹，使大家真相莫名，造成混乱。“老牌亚浦耳”反而令人难以坚信是真正国货，新、老用户对亚浦耳灯泡的“国货”二字打起问号来，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当时亚浦耳灯泡销到外埠，各地方机构借此扣货勒索。上海不肖之徒，尤其是小报的流氓记者，认为这是大好机会，也伸手敲诈。我首先解雇这个日本技师，同时请各国货团体下厂调查证明，并吁请各地商会团体协助证明，花了不少的广告费，在全国各报刊登有关证明国货的证件。这一阵歪风总算逐渐平息下来。
日本对中国的电灯泡，也未尝一日去怀。因此，他们想尽办法，向中国倾销廉价的日本灯泡。当时日本电灯泡质量虽差，但价格每只只售银圆七八分，加之当时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不管我们国货工厂的死活。因此，日本电灯泡几至泛滥全国，大大妨碍了中国电灯泡的销路。亚浦耳电灯泡牌子虽较老，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以“上海市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的名义，呈请财政部对日本电灯泡增加进口关税，以保护中国灯泡的生存，但久久未得反应。
1932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具文，我与该会总干事钱承绪一同到南京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陈公博，当面交涉要求施行电灯泡的保护税，以遏制日本电灯泡在中国跌价倾销。同时，我们吁请新闻界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官僚难卸责任，规定电灯泡进口每百只课税4元金单位（等于当时8元银圆）。为了避免较高的税杂，日本就将不装灯头的灯泡按照原料纳税进口，以减少成本，以利于与中国灯泡的竞销。此事由同业公会揭发、力争后，海关对无头灯泡进口也按灯泡纳税。这使日本商人十分恼火，只得又另想别法，以达其在中国市场倾销的目的。
由于过去日本灯泡绝大部分质量低劣，用户对其的印象非常不好，且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深似海，所以，大部分中国人一听到“东洋货”就摒弃不要。于是，日本的灯泡商人就将没有牌子的电灯泡进口，由贩卖商指定，冒用其他电灯泡的商标，在上海加上各种商标牌子。有些不肖的中国商人就与日本电灯泡厂狼狈为奸，在上海以开设只有少数工人及机器的电灯泡厂为幌子，实际上大量电灯泡是从日本进口来的；有的奸商以贩卖改头换面的日本灯泡及各种日本电料为专业，干脆空挂工厂的招牌，全部电灯泡都从日本运来。这些人都以日本灯泡冒充中国灯泡欺骗用户。在日本灯泡鱼目混珠的情况下，市面上非常混乱，后经“上海市电工器材同业公会”详细调查，严格取缔，这批奸商才逐步敛迹。
日本商人与其他帝国主义商人一样，凭借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恣意妄为。其种种卑鄙手段，无耻行为，不胜枚举。有日本人长冈，通过曾一度担任我厂技术员的日本人木村正作介绍，来上海要求向我厂投资合作，组成中日合办企业，声称如此得以借日本国力，可将亚浦耳电灯泡销路打进日本势力范围的世界市场；并允诺制造灯泡的大部分原料也可以由日本供给。这与我创办国货灯泡厂的爱国宗旨相背，所以长冈一厢情愿的建议被我断然拒绝了。嗣后，日本电灯泡厂林茂尔、华南、细田等终于在上海设制造厂，侵害中国电灯泡事业。
八、外国同业笑里藏刀
帝国主义欺软怕硬，不仅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如此，就是在经济斗争方面也不例外。中国亚浦耳厂与外国灯泡厂经历各式各样的交锋没有被压而倒下，于是，外国灯泡厂就改变策略。1936年圣诞节，德国亚司令厂寄送我一本皮面精致的日记簿，用金色烫印有我的姓名，并附一张贺年片；荷兰飞利浦厂也送亚浦耳厂油彩画月份牌一全套；次年1月份，美国奇异厂赠我爱迪生铜质纪念章一枚，并附函问候。他们这一系列举动，不像是一般商业上的广告，这不是偶然的。经过这番“感情联络”后，果然，隔不多久，他们就寄来一信，以此为饵，提出要与我签订一个协约。
根据协约规定，承认亚浦耳厂为国际单位之一；制造电灯泡的寿命不得超过一千小时；以及在国际贸易中，要遵守统一的价格。他们以花言巧语诱骗我厂与他们合作，其真正的意图分明是想以燃点期来限制亚浦耳厂技术上的进步；以提高售价来阻塞亚浦耳灯泡的海外销路。我厂就回复他们一信，要点是，关于电灯泡寿命，目前我们已做到一千小时，以后延长与否，当根据需要与可能，不受限制；至于海外贸易，我们有自己的经营方针，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外国灯泡业的诡计又告失败。这就是发生在前半个世纪的、持续10余年之久的一场电光源之战。
1951年，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反特展览会，展出一特务的密电码底本，从电报留底的文稿中可以看出，亚浦耳厂、英联船厂和怡和纱厂（英联、怡和两厂早已改为国营，原名亦早取消）都被美帝和蒋介石政权列为炸毁的目标。这个消息当时披露在上海各报。我为此曾特地到文化广场参观反特展览会，亲眼看到这密电码底本中用钢笔明明白白写着要轰炸亚浦耳厂，务使毁灭等，与报上报道的一点也不错。由此可见，美帝和国民党政府对亚浦耳厂直至当时还是切齿痛恨的。
九、“一·二八”上海事变
1932年1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张学良主管政府所在地锦州。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日本就侵占了整个东北。不久，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事。当时，日本军舰满布在黄浦江上，海军陆战队到处横行。他们酗酒滋事，英美的巡捕房却不敢过问。曾经有一次，虹口巡捕房拘留了一个闹事的日本海军士兵，这个巡捕房就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重重包围，他们气势汹汹大有要占领巡捕房之势。后来虹口巡捕房将被捕的日本海军士兵释放，并由“租界”当局向日本海军司令部正式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情。嗣后，日军在虹口一带气焰更加嚣张。到了1932年1月间，日军竟多次在杨树浦虹口一带演习巷战。
1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我车过虹口蓬路（塘沽路）吴淞路，有日本宪兵拦阻我汽车，不许前进，并要我折向蓬路“日本居留民团”前停车。瞬息间，马路上行人断绝，日本的坦克车、机关枪队由东向西北作射击姿势前进。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军吆喝而来，随着坦克车、机枪队，向同一方向东窜西跑。初时我很惊异，后来看到他们虚作架势，也并未听到枪声，估计日军大概又是在演习巷战。这样一小时余，才恢复正常。那时，日军司令部已设在北四川路底（尚未曾新建）。
1月下旬初，我经过虹口公园时，汽车又被日军宪兵拦住，只得折向闸北天通庵路绕道而行。当时各方面的情形表明，日本随时会挑起战争，这种紧张气氛一天甚似一天。亚浦耳厂总厂在辽阳路，分厂在鄱阳路，均地处杨树浦。日军的种种行动，闹得人心惶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活动如火如荼，民族资本家组织了“抗日会”，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各提倡国货团体都奋起响应，在各地召开市民大会，排斥日货。我们亚浦耳厂订货单从各地雪片似飞来，但是因日帝的军事行动，产量一时难以增加。
当时，日本纺织资本家和商人因中国人民的抗日陷于苦境，怂恿日本当局打开僵局。1月27日，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禁止反日言论，解散上海抗日团体，从上海调走支持抗日爱国运动的十九路军。28日夜，日军突然袭击中国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坚决抵抗。当时日军指挥部设在杨树浦日本的公大纱厂，所以公大纱厂常挨中国军队的炮轰。亚浦耳鄱阳路分厂，在公大纱厂与江湾之间，也即夹在中国军队与日寇之间，此时只得停工。我自己也去做抗日后援工作，如捐送慰问品、捐制防毒面具的铁罐等等。
2月初，日本出动了陆军一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3月，又增加一个师团。但上海就不像东北那样易得，中国十九路军战斗很顽强，装备也很好，中国共产党发动以工人为首的全上海市民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十九路军在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沉重打击日军的疯狂进攻，获得辉煌的胜利。英美等帝国主义为了自身既得利益，当然也不会让日本独占上海。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向上海进攻时，美国参加了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的美、日、英、法秘密谈判，赞成“日英”、“日法”分别达成谅解，并要英、法继美国之后，认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自由，作为日本撤兵上海的条件，且联合英、法、意等国向中、日两国提议双方撤兵。日寇在上海处处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抵抗，难以得手，实出于他们意料，如要取得整个战局的胜利，日本必须动员更大规模的陆海空军。当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认为，在东北和长江流域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于日本不利。
至于国民党政府，害怕上海抗日战争会发展成强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力量，所以在“一·二八”抗日战争时，不仅没有给十九路军任何支援，反而坚持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竭力破坏上海抗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于3月10日召开了停战会议。3月底，十九路军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邀集上海各界参加“一·二八”抗日的爱国分子开了一次茶话会，我也是被邀者之一。会后，大家即在原址与蒋光鼐、蔡廷锴、戴戡、张衮、区寿年等及十九路军全体高级官佐摄影留念。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于当年5月5日达成停战协定。“一·二八”上海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试探性的战争，是以后日寇发动“八·一三”全面战争的前奏。
第二节 内忧无已
一、与华生电扇厂的一场摩擦
旧社会同行是冤家，亚浦耳厂制造电灯泡，华生厂制造电风扇，本来各不相犯。1929年，上海南阳桥晋丰电器厂陈子钧制造电风扇，稍有成绩，但因缺乏资金，难以发展，怂恿我增设电机部，他本人愿意到我厂电机部担任技术员。我想当时亚浦耳电灯泡在市上已稍有基础，如再有亚浦耳电风扇，双管齐下，发展或可更快，遂决计在北浙江路（现七浦路口）设立亚浦耳厂电机部，主要制造大小各种电风扇，还制造各种小型电动机。由于北浙江路厂房难以扩展，于是，又在杨树浦鄱阳路建造新厂房，准备增制大马达。
这引起了华生厂的不满，他们针锋相对就在我厂对面马路韬朋路（现通北路）开设一家“上海灯泡厂”，与我厂唱起了“对台戏”。其时，适有我厂管理原材料的高级职员沈祥甫想脱离本厂，另去开设灯泡厂，华生厂叶友才与沈祥甫遂一拍即合。沈辞去我厂职务，到上海灯泡厂就任经理。他把我厂稍有技术的工人、较为干练的职员作为以高工资挖用的对象，一时造成我厂人心浮动，工作不稳定。
上海灯泡厂把其所生产的“标准牌”电灯泡与亚浦耳电灯泡向同一地域的市场推销。我厂销路短暂间确也受到了影响。但我厂亦非易与者。在与华生厂竞争期间，我厂不与上海灯泡厂在电灯泡一行直接较量，采取以灯泡的盈余贴补电风扇不足的办法，保持亚浦耳灯泡不跌价，而大幅度降低亚浦耳电风扇的价格，迫使华生电风扇不得不随着削价，使其受到很大的损失，难以兼顾上海灯泡厂。
电灯泡是较为复杂的工业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很多，当时一般电灯泡厂技术都不能过关，生产的电灯泡质量不佳，不为用户采用，最后归于失败。上海灯泡厂也逃不了这个公式，他们投资银圆30万元，垫款7万元，两年零几天后资金就不能周转了。“标准牌”电灯泡牌子已坍台，无法挣扎，只得关门。亚浦耳厂以银圆8万元把该厂机器设备、原料及所有一切用具盘买过来。至此，亚浦耳厂与华生厂的摩擦表面上似乎结束，而两厂的主持人却因此产生芥蒂。
二、中国首都路灯不用中国灯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篡夺政权，盘踞南京，当时的南京就被称为“首都”。然而，就在首都宽阔的街道上，路灯不用一只中国电灯泡，岂非怪事？在刘纪文任南京市长的年代，南京全部路灯大部分是美国奇异灯泡，余者亦是其他的外国灯泡。
我们去问南京市公用局，为什么不用中国灯泡？他们推说中国灯泡质量不好。我表示：我厂保证质量，如不合标准负责调换，且可以先送一批灯泡试用。公用局干脆回答我们说，用中国灯泡是违反上面指示的，万一不好，局里要负责，要受谴责，而用外国灯泡是奉命办事，出了任何毛病，可以与局无关。我们以为此种官僚作风不成其为理由。至再至三与之交涉，但他们始终不理。由于我厂不断据理力争，长期不懈地进行争取供应南京市路灯的工作，终于在石瑛任南京市长期间，争得了参加南京市采购路灯投标机会。结果，亚浦耳厂灯泡虽然价格比美国奇异灯泡低廉三分之一，但仍不能得标供应，理由是“亚浦耳灯泡的质量比奇异灯泡差”。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我厂请上海团体致函南京市政府，并附中央工业试验所亚浦耳灯泡检测报告单，说明亚浦耳灯泡的质量与美国奇异灯泡并驾齐驱，毫不逊色。上海国货团体也质问南京市政府，为什么不用价廉物美的亚浦耳中国电灯泡，而要用超出三分之一价格的美国奇异灯泡，浪费支出而又不提倡国货。我厂复派人与南京公用局交涉，质问他们，为什么上海市、武汉市用了亚浦耳厂供应的路灯很满意，而首都路灯反不肯用国货亚浦耳灯泡，原因何在？
经过这样理直气壮的力争，最后亚浦耳灯泡获得南京市全部路灯三分之一的供应，其余三分之二还是采用奇异灯泡。后来，亚浦耳灯泡的成绩确实不差，供应南京市路灯的数额上升到全南京市路灯的50%。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官僚怕得罪美国，不敢多用价廉物美的国货亚浦耳灯泡，所以，供应南京市的路灯数量始终以美国奇异厂为多，亚浦耳灯泡从来没有超过50%的限额。在赵志游任南京市长期间，以我与赵之旧关系，经交涉，市政府增加了一点亚浦耳灯泡的数量。但因顾虑美国的压力，赵志游怕受上级的斥责，增加数字也不过10%。
三、做“财神”横遭流氓敲诈
旧中国，政治腐朽，官僚贪婪，流氓到处横行，而勤劳忠厚的人民，除了被统治阶级掠夺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强盗流氓的鱼肉。我就以上海为例，谈谈我在上海办工业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善良人民的苦海，所谓繁华的十里洋场，其实是可怕的魔窟盗薮，牛鬼蛇神的所在。旧上海抢劫偷骗的罪案，不但无日无之，简直是无时无之，尤其是绑票案层出不穷。那时，所谓社会的“上层分子”，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面团团成了有钱人”，但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多少有钱人被盗劫绑架或为了钱财而死于非命。所以，当时的有钱人出门如临大敌，除随身保镖之外，有的还有警卫车，真是日日提心吊胆。各处流氓如毛，小偷扒手充斥。杨树浦一带地近郊区，帮会分歧，械斗凶杀以及剥衣拦劫等事，为一般地痞流氓的日常功课。
1927年，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在培开尔路（现惠民路）北面荒地建筑新厂房（老厂房在培开尔路景星路——近胜路北段）。当时除汇山路（现霍山路）外，其余两旁还多为菜田。等亚浦耳厂新厂房落成后，由于我们的申请，同时向洋鬼子花了一笔钱，租界工部局在亚浦耳厂前门开出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原名就叫辽阳路，以后始终未曾改动。辽阳路筑成后，长期没有路灯，一到晚上黑影幢幢，成为歹人混迹、为非作歹之处，强抢哄劫经常不断，勒毙人命之事亦不是偶有，吓得亚浦耳厂内工作人员一到日落不敢外出，厂外人不敢过辽阳路进厂。后来，我们向工部局外国主管人行使贿赂，辽阳路才装好路灯，晚上始有微弱的光亮。
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是当时这一地区有数的大厂之一，就被当地流氓看作是一块肥肉，是索诈的对象，是他们的钱库。当时在培开尔路一带，有两个流氓最剽悍狠辣，动辄以斧头劈人，或断人腿或斩人臂。流氓在未出道之前都不以真姓名告人，而以绰号相称呼。这两个流氓一个叫小湖北，一个叫歪头阿生。他们为了敲诈，经常找我厂麻烦。于是，亚浦耳厂的厂外，常有流氓寻事，有时还闹到厂里来。年轻女工常受流氓欺凌侮辱，也只得含垢忍辱。厂方为息事宁人，往往出点钱要求这些流氓不再捣乱，而他们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你越怕他让他，他越是得寸进尺来欺侮你。久而久之，他们认为我厂软弱可欺，后来不但明目张胆，借故闹事，以达到索诈的目的，还暗地里盗窃我厂的原材料、产品、衣物等，甚至派小流氓混在工人队伍里，进入厂中无事生非，进而向工人勒索。我除处理工厂日常工作之外，还须分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对付流氓的纠纷，真是如芒在背，一刻难安。
为了工厂长远安全计，我不得不与上海大流氓之一、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苏北帮头目）结交，由顾竹轩主动与我换帖拜把（我抱定不拜老头子，也不收徒弟）。随着事业的发展，对过去“法租界”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我也不得不勉强敷衍，与之称兄道弟。在当时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稍有成就的工商业者，要结交大流氓以自全，而大流氓也要拉拢有地位的工商业家以资借重，所以相互间是彼此利用。我也为旧环境所迫，不得已，用以毒攻毒即结交流氓来制服流氓的办法。从此，我厂再没有一个流氓来找麻烦，这是旧社会的一股邪气。
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的中国窑业公司，厂内厂外也苦于流氓的缠扰，该厂负责人胡组庵得悉我结识了上海大流氓，就托我请顾竹轩到中国窑业公司去参观一次，流氓术语所谓摆摆“华容道”，使小流氓有所顾忌。顾竹轩去窑业公司之后，小流氓果然敛迹了。当时华人所办工厂，受流氓滋扰是普遍现象。
亚浦耳厂在杨树浦底的鄱阳路，靠近当时美国电力公司的地区，建立一座分厂，专制电风扇、小马达及电灯泡的灯头，范围与辽阳路总厂相仿。分厂内部有五个小流氓，是当地流氓“独眼龙”的徒弟。其中有三个小流氓，曾犯盗窃案被判处徒刑，刑满释放未久。因此，厂内纠纷时起，厂方也常常受到无理取闹，厂内失窃之事层出不穷。这五个小流氓受“独眼龙”的唆使，混在工人当中向工人群众搜刮钱财，如要求工人向“独眼龙”送礼、向工人标十人会（十人每人出钱，标利息最高者得钱）、向工人借钱借衣物等等。财物一入他们手中，就根本没有还的希望，积时既久，牵涉的人数也日多。工人被激怒了，群起向这五个小流氓责难，最后形成互相结队殴斗。“独眼龙”派遣大批爪牙，在鄱阳路口严阵以待，不许亚浦耳分厂全体工人通过，迫使厂内无法开工。我派人至杨树浦捕房报告情况，要求维持秩序、保护生产。不料，捕房的中西探捕都与流氓“独眼龙”一鼻孔出气。他们不为我们积极处理，仅派了两个探捕到亚浦耳分厂巡视一周而去，敷衍了事，如此反而使这批流氓的气焰更加嚣张。我不得已通过天蟾舞台顾竹轩托“总巡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向“独眼龙”施加压力，并由陆专嘱杨树浦捕房探目对此事要妥为处理。我懂得旧社会办事要用钱，一切虽有脚路打好了招呼，还是非用钱不行，我就送了杨树浦捕房探目一笔钱，始得将混进亚浦耳分厂的这五个小流氓开除出厂，总算割除了厂内赘疣，以后厂内就平静得多了。
我厂在辽阳路建新厂之后，又在东首置地添玻璃车间及办公楼，接下来在杨树浦鄱阳路再建分厂厂房。外界认为，这个厂一定大发其财了。旧上海，尤其是杨树浦，流氓匪徒出没之处，我作为中国亚浦耳厂的老板，哪能不引起歹人的注目，成为一个“财神”（那时绑票勒索称为“接财神”）。
1929年冬，我接到从宁波发来的一封信，要向我借银圆10万元，并恫吓我要识相一些，否则，当以激烈手段对付，要求我派人到提篮桥汇山旅馆（现为东海旅馆）某号房间与吴某接洽，并约定时日。我先去汇山捕房（新中国成立后曾作提篮桥公安分局，现为虹口公安分局临潼路派出所）与中西探目何仁福、强生（译音）说明原委，要求派几个便衣侦探，随我一同至汇山旅馆去捉拿匪徒。汇山捕房劝我不要自己冒险前去，以免出了事后悔莫及，说一切可以交给他们去办理，这样较为妥善。这些话表面上听来似乎他们是关心我的安全，其实，他们是想浑水里摸鱼，捞些油水。我坚持自己前去，免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法彻底解决。当时，我就对汇山捕房探目说，你们不派人与我同去，我也要一个人前去，不过我要求将这案子在汇山捕房主管部门登记。汇山捕房情知责任难卸，无可奈何，只得派了四名便衣侦探随我前去。
汇山旅馆与汇山捕房因同在汇山路附近，与汇山码头、汇山里等同以汇山两字命名。捕房与旅馆距离很近，所以尽管是便衣侦探，旅馆及附近的邻居，多数是认识他们的。汇山旅馆的茶房（服务员）看来都是一批熟人，这些侦探进了旅馆哪有不打草惊蛇之理。我按房间号码去找吴某，房间里出来一个不文不武的家伙，问我何事，我说有人约我来的，他问我姓名，我告诉他我是胡某本人。那人似感意外。看到旅馆内外的景况，他知事难逞，随即转口说：“你弄错了，这里没有吴某。”我不好无根无据去侵犯别人，遂即退出旅馆，到外面招呼那四个侦探一同再回到汇山捕房，将恐吓信交给捕房，嘱为查究。
其实，那时流氓强盗绑匪与巡捕房互相勾结，朋比为奸，人民是鱼肉，他们是刀俎。像我这种事情，如碰到怕事的人请求捕房保护，恳托他们办理，他们就上下其手，看事行事，与绑匪共同榨取你的金钱；倘若碰到硬干的人，就使他们无所使其伎了。后来，汇山捕房几次派了探捕，来我处探问有无动静，并对我说匪徒如再来信，最好交捕房去办，自己不要冒此大险。而我对他们表示，以后如有来信，还是要亲自前去，捕房如负责的话，应该多派探捕，随我一同前去逮捕。我这样硬干可能使索诈匪徒感到棘手，这样等候了好久，以后并没有一点动静。从此，我进出经常带了自卫手枪，保镖的两支手枪子弹都上了膛，严加戒备，匪徒亦似乎就无声无息了。
在旧社会办工业，要想尽方法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在大鱼吃小鱼的时代，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作为一个民族工业家，对自己前途命运，毫无把握，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无时无刻不在惊涛骇浪中颠簸。
四、无可奈何，与上海“大亨”称兄道弟
清朝太平天国之前，就有哥老会，又名兄弟会。自洪杨革命失败后，一批湘勇被裁遣无所归依，悉投此会，其势始盛，嗣有红帮青帮之分。红帮以湘勇系统为中心，为袍哥会的正统，为林钧所创。相传初起于洪钧老祖庙，因名曰洪帮，亦称洪门。后以赤心相待之意，改洪为红，其后又称红帮。始祖为殷洪盛，徒众较青帮少，帮规较青帮为严。青帮是哥老会的旁支，为清陈园所创，以安庆道友为基础，故又称安庆道友会。徒众皆运漕为业，开始是依运河为生，后蔓延到长江一带，岁居粮船，故亦称粮船帮。大江南北入帮者颇众。这些帮会到了近半世纪都为一批流氓所把持，大小流氓以青红帮的组织层层结成小集团。他们的经济来源都是通过危害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扰乱社会秩序而得来的，如抢劫、绑票、贩运鸦片、私贩手枪以及贩卖人口、拐骗扒窃、开设赌场和妓院等等。此辈流氓横行各通商大埠，而以上海为最甚，善良人民受其荼毒，苦不堪言。我们开设工厂，人多事杂，工人进出，厂负责人在外行动，如触及当地流氓，而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都会遭到这辈宵小的暗算。他们敲诈的目的达到后，才稍稍放松。但一事未平，一事又起，周而复始，令人难以应付，闹得当事者不得清静安定。川江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如不是因袍哥的关系，民生公司许多航线的轮船，天天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
上面所说的流氓头子，多从青帮的系统分列行辈，作为一个头目，都是剽悍泼辣、憨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他们双手鲜血淋淋，在罪恶累累的积案中打出来个“山寨”，逐步变成一个“山头大王”。上海出名的大流氓大多数是吃露水的流浪汉（白相人）起家。只有黄金荣、顾竹轩除外，黄金荣是从旧法租界巡捕房总探目起家，顾竹轩是从开戏馆起家，各有徒众二三千人。顾竹轩系苏北盐城人，在上海苏北人中很有“威信”，苏北帮的纠纷他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从青帮行辈而言，黄与顾同是通字辈，但以长江上游的“势力”及旧法租界的“神通”，顾不如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倒很讲现实主义，不以行辈拘泥，顾竹轩就愿自贬身份，向黄金荣投门生帖子。杜月笙是从摆水果摊而逐步挤到“缙绅”，形成如“恂恂儒者”的外表，以建造浦东高桥杜家祠堂为其声势的最高峰。他的势力是向工商界方面发展的，并且勾结国民党政府各级的头目，俨然一个亦官亦商的分子。在黄金荣、顾竹轩面前，他虽是青帮的后辈，但后来其名声窜出在各大头儿之上。杜在青帮中的行辈也无人再提起，他与黄、顾等平起平坐。
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席簏生，悭吝成性，一钱如命，对各级流氓的需索向不买账。席以为自己是英国大银行的买办，有了“大英”帝国的保护，在上海“大英”地界（英租界）还怕什么，对流氓百不开包，因此，结恨这批白相人。有一天，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门口，席簏生被流氓手枪击毙。于是，一般稍有“身家”的洋行买办都心惊胆战，怕得罪流氓，危及生命，纷纷托人介绍向大流氓投帖拜师或叩头为徒，以此作为本人生命财产的保护伞。大流氓对这些胆小怕死之徒，从来是装着不太稀罕的样子，搭足架子。他们越是这样，这批买办越是要争列门墙而安心。投帖拜师的人，往往不惜以巨万资金来表示敬师的诚意，如此这般他们才得到大流氓的“收容”，才会觉得有“安全感”。拜师之后，师父一年四季巧立名目地进行敲诈，师兄弟间婚丧喜庆的礼尚往来层出不穷。财力薄弱者，感到穷于应付，但已入其彀中，只得任其予取予求，也有因此破产者。这是为了得到保障造成的另一种痛苦。
工业界中，为了想要在上海流氓世界避免流氓侵害，花数万元的巨资仪拜大流氓为老头子的也大有其人，如荣丰纱厂（现杨浦纺织厂）总经理章初投拜杜月笙，南洋烟草公司副经理陈翊庭投拜顾竹轩，大无畏牌汇明电筒厂经理丁熊照投拜黄金荣等等。同样，中小工厂负责人也都非与流氓有所牵连不可，否则，就有意想不到的麻烦，或会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但是，这些大流氓对被迫与他们接触交往的大工厂的负责人，倒很迁就，乐于拉拢他们以自重，以为与大工业家接近，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扩大他们在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大工业家的态度与收门徒时的一套神气就大大不同了，他们装作很讲理的“谦谦君子”，举动有一定的礼貌，说话尽量减少流氓腔，务使大工业家与他们在一起时没有特殊感觉。他们对著名的工业家都不用拜师收徒这一套，而以兄弟平等的订交方式行之，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总经理荣宗敬之与黄金荣交往，大中华火柴厂总经理刘鸿生之与杜月笙拜把，天厨味精厂吴蕴初之与红帮头子徐朗西交好。永安公司永安纱厂郭家为了南京路、浙江路天蟾舞台（天蟾舞台在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之间）迁到福州路、云南路让出地基为永安公司建造七重天（现第一医药公司）而结识顾竹轩，常有往来。
顾竹轩就是上面所说的以剽悍泼辣而发迹的，此人外貌“和善”而内心狠毒，与人纠纷动辄伤人。他手下有一二百打手，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他与黄金荣大徒弟唐家鹏有仇就枪杀之，与做戏的常春恒结了怨也枪杀之。这是当时轰动上海的大事，其他案件当然不一而足，这已足以表现出顾竹轩杀性猖狂。凡为天蟾舞台聘请的演员，顾从不与其订立合同，双方是一言为定，订为口约，对梅兰芳也不例外。顾本人倒是“一诺千金”，从不违约。但如对方中途变卦，那顾竹轩绝不留情，如是旦角就用硝酸泼其面，是武生就用斧头劈断其腿，是老生就破坏其嗓子，总之，要使这个演员无法演戏。其残酷有如此，而顾对人总是笑面相迎，真是一只笑面老虎，使人见而心寒。顾的门徒弟子中有三教九流诸色人等，还有律师、法官、巡捕房探目捕头等，甚至还有当庭长的。最突出的是他的门下还有印度人，顾的贴身保镖叫乔尧三，就是顾四印度门徒中的一个。乔尧三剪头发穿西装一副欧美人打扮，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英语也说得不错，双手能开枪，百发百中，依靠顾竹轩的牌头，无恶不作。在顾竹轩处走动的也有名律师和司法界的“权威”，当时略有虚名的代特区临时法院院长吴经熊（德生）也出入于顾竹轩之门。吴经熊是通过下面一事而出名的。他在临时法院审一外国大赌棍葡萄牙人茄西亚（译音）时，不收对方10万元之贿赂，不肯开释茄西亚，坚决要判决茄西亚在漕河泾执行监禁。当时大家认为吴经熊廉洁，是硬汉，为国家维护法纪，使一个外国人受到中国法律制裁，是为创举。其实内情并不这样简单，茄西亚在沪西越界筑路的地方开设一个大赌窟，他本人是一个大流氓，在同道中有些恶名，各方面都吃得开兜得转。他来上海闯局面，有“法租界”另一大流氓张啸林撑腰。茄西亚到上海时不买顾竹轩的账，因与顾不和，又得罪了上海其他的中级流氓，遂有被捕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中国政府与租界特区法院的协定，茄西亚就要受中国法律的裁判。他怕在中国被拘捕监禁会大大失却面子，才愿出10万元向吴经熊行贿。而吴因另有人指使，一定要拘办茄西亚，狠狠触触他的霉头，自己则落得做一个不贪财的清官，何乐而不为？
我当时还年轻，但决意不拜老头子和投门生帖，我既跻身于工业界，与荣宗敬、刘鸿生、郭顺、吴蕴初等都是忘年交，因此在交际场中，也认识黄金荣、杜月笙、顾竹轩等大亨。当时稍有地位的工商业者，想接近大流氓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但又怕流氓反过来伸手需索，遂不敢去惹他们，所以，凡是有要烦流氓之事就辗转相托，不敢自己直接与流氓接触。有时在特殊情况之下，大流氓也偶然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来托外面人转为打交道。
瑞泰针织厂杨玉成受顾竹轩之托来访我，说顾竹轩有事托我帮忙。这倒稀奇了，我为之纳罕。原来，北伐战争后，蒋介石篡夺军政大权，上海成为蒋政府势力范围。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作风真是名副其实的，他们对上海社会内幕还没有摸清，一门心思伸手要钱。大概天蟾舞台没有向国民党政府主管机关送过见面礼金，而他们以往只有向人需索，从没有“贡献”给别人的。国民党在上海的主管机关，哪里肯买账呢？顾竹轩是上海一霸，但国民党官僚何尝不是一霸？他们糊里糊涂去惹顾竹轩，这等于冷不防给了他一闷棍。
事情是这样的，天蟾舞台那时正在上演连台“好戏”《女侠红蝴蝶》，机关布景大有噱头，内容尽是荒诞无稽想入非非之事。旧上海习惯于一窝蜂看热闹，因此，天蟾舞台生意兴隆钞票滚滚进来。顾四（顾竹轩行四，人以顾四呼之）笑逐颜开正在得意之际，他的徒子徒孙报来消息，中国官厅社会局行文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要禁止天蟾舞台《女侠红蝴蝶》的演出。顾竹轩倒为之一怔，租界巡捕房方面倒不成问题，暂可以遏制，怕中国官厅社会局打起官腔来，说租界巡捕房破坏协定不予执行，藐视中国政府的政令而提出抗议，迫使巡捕房勒令天蟾舞台停演《女侠红蝴蝶》，这样不但偌大的财源被他们切断，道具布景损失不赀，而且自己“台印”从此摘去（面子失完的意思）。流氓最讲面子，如果一失面子，徒子徒孙对他没有了“信仰”，就吃不开了，流氓“风头”从此完蛋。但是这种事又不能用打手去“硬上”，如花钱去与中国官厅妥协，被人传出去会大大损害他上海第一流“大亨”的“威名”。这使顾四大伤脑筋。
当时，社会局、教育局是戏馆、剧场、舞厅等类的主管机关，局长潘公展是CC系所办的《晨报》及《晨报画报》的负责人。报纸的生命全仗广告收入，我是同业公会主席及各国货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不但亚浦耳厂本身广告费每月支出数目可观，且我在各同业、各国货工厂的广告方面也有些影响，所以潘公展对我是竭力拉拢的。不知顾竹轩怎么会知道我认识潘公展，遂托瑞泰针织厂杨玉成请我转向潘公展打交道，希望正在上演的《女侠红蝴蝶》第一本演完后再接演第二本，因为该戏的第二本道具、服装、布景等都已置备齐全，第二本演完准照社会局指令停演。
我与潘公展虽有多次接触，但当时只是泛泛之交，我又不是CC系入幕之宾，此事说上去是否生效不得而知。我也懂得国民党官僚很难应付，要我把这事情搞得双方满意，希望实在太渺茫了。顾竹轩既委杨玉成郑重其事托我斡旋，我想这件事不接受会引起顾竹轩对我误解，就告杨去试试看。
我与潘公展电话约定，次日下午去山东路“晨报馆”与他碰面，我将杨玉成谈的天蟾舞台演出《女侠红蝴蝶》一事的要求详细说了一遍。潘公展听了开始似有难色，继而想了一想说，他考虑一下，隔天给我回音。第二天傍晚，潘公展打电话约我最好能再去晨报馆一次，与他当面接洽，电话谈不方便。我认为，不成功的话比较简单，电话里就可以说明，大概还有附带条件，所以要当面接洽。我从亚浦耳厂坐车到晨报馆，不到十几分钟就从杨树浦到了山东路晨报馆。下车进去，潘公展还没有到达报馆，由潘的秘书薛某招待我稍等。薛对天蟾舞台事似乎有些接头，他对我略略吐出一点消息说：《女侠红蝴蝶》恐怕非禁演不可，因为社会局和教育局内部都主张不可让它再演下去，潘局长似乎感到为难。我听了觉得此事恐怕说不通了，既是如此，只有将事实告诉杨玉成嘱顾四另想别法。
正在思索间，薛听到潘公展的汽车声即说潘局长来了。果然，不一会儿，潘公展进门来了，连说迟到抱歉。他开门见山就说：“老兄昨天所谈之事，实在有关中国政府与租界当局的威信问题，应该是要执行的。”我暗想果然不行了。潘接着说：“但碍于老兄的面子和从中国政府‘体恤’商人经济上的损失（指天蟾舞台已置好道具、服装、布景等不演要废弃之意）的观点出发，可以通融一下，不过老兄要保证天蟾舞台不再演第三本《女侠红蝴蝶》，现在所演第一本最好能提早结束，第二本演出时间不要太长。”
我一听，始觉没有白忙。此虽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对我经营工厂，今后可能会减少许多麻烦。我遂于当晚约杨玉成在西藏路晋隆饭店晚餐，把详细情况告诉他，总算有了交代。据说杨与顾四联系后，顾感到非常满意。顾竹轩从此对我似乎颇有“好感”，对人说胡某有“能力”、“够朋友”。
有一天，我到南京路劝工大楼（劝工银行楼上）出席“上海市民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这个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理事长是虞洽卿。虞是一个大买办，以献媚洋人而起家，他担任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的理事长岂非笑话。“上海市民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是由六个提倡国货的团体联合组成的大团体，各提倡国货团体，都有自己团体的主席，主席们谁也不服谁，于是大家认为既称“上海市民”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虞洽卿在上海市民中资格较老，就推他来当这个大同盟会理事长，而忘了虞是一个洋人买办。就这样，这个专为洋人服务的大买办居然就成为“上海市民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的理事长。虞洽卿不费吹灰之力，得到“领导”提倡国货的美缺，何乐而不为呢？但虞洽卿惟是买办，对于提倡国货当然不会有热忱，所以，他平时对理事之职只是挂名而已，常不出席开会，偶尔来出席亦顷刻而去。这一次，虞洽卿倒是既出了席又坐到散会，原来他是有所等待。
等会散之后，他拉我到一小房间谈话，说顾四托他征求我的意见，想要与我换帖拜把，结为异姓兄弟。我对这个提议感到突然，出乎意外。说实在话，当时我不但有顾虑而且感到疑惧。心想顾四是一个大流氓头子，我对这些人一直是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敢与之亲昵，我们办工厂的人，主要是“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他非我企图。常听说有好多莫名其妙的工商业者，挽亲托友想拜大流氓为师或“老头子”，而这些大流氓装着自己高不可攀，把这批想投其门下的工商业者看作是无所谓的。越是这样，想投其门下的人，越是千方百计要挤进去。今日顾竹轩反向我靠拢，违之当然不祥，承允亦非所愿，如何是好？我在一怔之下默然不语许久，倒还是虞洽卿对我说：“这种事在帮会中倒是不常见的，‘阿拉’（我们）宁波人在上海争气，人家才推重你，我们是同乡，不会给你上当。”我回虞说：“待回去想一想再给你答复。”这件事在虞洽卿说来以为“荣”，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很大的苦差事，在依违两难之间，只有拖的下策，或者日久事淡无形中自然消失，倒是一桩大好的结局。
日子过得真快，一星期后，虞洽卿约我到广东路航运俱乐部去吃饭，当然是为了顾四要我与他拜把换帖之事喽。虞洽卿重复说：“人家千方百计想投拜顾竹轩门下为徒弟为学生且不容易，现在是顾四向你拉拢，是人家看得起你。你胡西园三十几岁的人，顾四的徒弟门生中有很多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得将顾称为师父，顾四是四十几岁的人（顾长我十二岁），向你这小伙子称兄道弟，难道还辱没你吗？真是岂数（上海方言，‘想不到’之意）。不要辜负人家，勿要再犹豫不决了吧。”虞再三劝说，我想我是办厂的人，若不答应，我厂生产会受到流氓捣乱，看来此事非答应不可，已拖了一星期也不好再拖，左思右想之后，遂允许照虞的说法，让虞去答复顾竹轩。
这种事在当时社会有的人认为是求之不得，而我始终觉得并不光彩，别人受流氓金钱勒索，而我却受着流氓的“精神勒索”。因此，我在家中只字未提，我家里人直到顾竹轩于次年春节到我家向我母亲拜年时，才知有此事，我仍嘱家里人不要宣扬出去。
当时，亚浦耳厂在我总经理之下还有一个经理庄智焕，他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时代曾任电政司司长之职，拜浙江一个师长陈乐山（陈初隶属浙江督军杨善德，后杨离浙，归属浙督卢永祥）为师。陈乐山是青帮“大”字辈，还有袁克文（袁世凯之第二子，号寒云主人）也是“大”字辈，另一个“大”字辈我说不出姓名。当时也就还有这三个“大”字辈。庄智焕劝我去拜一个“大”字辈青帮老头子，成为正统的青帮“通”字辈。庄智焕说，我是顾竹轩“通”字辈的把弟，去拜“大”字辈，他们一定乐于收纳。我如果要拜陈乐山为老头子，他可以为我推引（介绍），如要投拜袁克文或还有一个“大”字辈（我忘其姓名）可由韦以黻作推引。我坚决不接受庄的建议，我与顾四拜把是出于无奈，是为了本厂四周流氓不要再来滋扰捣乱，使我能安心管理生产，职工可以稳定工作。我平生致力于电灯泡工业，其余都不是我的志愿。抗日战争时期，亚浦耳厂迁到重庆，推王正廷为我厂董事长，王与钱新之为儿女亲家，且钱原来是亚浦耳厂股东，王正廷遂邀钱新之为我厂董事。由于钱新之要拉拢杜月笙，于是，将杜月笙也带进为亚浦耳厂董事。这也是旧社会腐朽恶势力向工业界侵害所造成的现象。
五、垫款人逼我开门揖盗
旧社会开办银行，首先要设法取得钞票发行权，否则靠现款获取利息。这样的银行前途是有限的。但要取得钞票发行权，第一要有政治门路，第二要花得起巨额的运动费——金钱贿赂。中国垦业银行是先取得钞票发行权，而后正式开业的。开办之初，它发行了数百万元钞票，凭这花花绿绿的外国币（当时钞票是外国印的）就可以吸取别人的大量利息。所以，该行对资金贷放是非常注重的。当时亚浦耳厂已从立住脚跟进入发展阶段，信誉也与日俱增。在“银行家”眼光中，亚浦耳厂是可靠的放款对象。办工厂的如果不持保守态度，都会认为流动资金等于人体中的血液，当然以多为胜。当时亚浦耳厂不断扩充，添置机器设备，需款正殷，被大家认为是有希望的新兴工业，遂为垦业银行所“垂青”。
亚浦耳厂那时的境况与开厂初期有所不同，已有其他银行钱庄的透支往来，特别得到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重视。张允先放给亚浦耳厂银圆10万元，必要时尚可再议增加。此事为垦业银行所悉，它以先发制人的办法，愿以超过中国银行的数额贷放给我厂，并代垫还清我厂向其他钱庄长期（旧习惯钱庄是六个月一转的为长期贷款）零星贷款，计银圆十四万数千元，并答应其余我厂如有所需，再由垦业银行透支借垫。工业垫款数额大，周转慢，不像商业贷款那样灵活。随着亚浦耳厂的不断扩展，垦业银行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
到了1934年，垦业银行贷款给我厂的银圆已达70余万元。这个数字占该行放款数字比重很大。我厂应付垦业银行的利息数目也很可观，通过它们利上加利的盘剥，如同雪地滚球愈滚愈大。此时，垦业银行感到应施展“银行家”的“手腕”，便向亚浦耳厂频频催还欠款。厂方只有拿给垦业银行一纸资产负债表，收付相抵并有余裕，惟一时要等还现款，确难办到。垦业银行无可奈何，只好另想办法。
后来，垦业银行通过宋子文之弟宋子良，要把“垦业”在我厂的垫款移花接木，转到中国建设银公司去，并递来建设银公司一纸贷款条件。其内容非常苛刻：第一，要允许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亚浦耳厂投资入股，改组亚浦耳厂的董事会。第二，要对亚浦耳厂的不动产重新估价——就是要把亚浦耳厂的资产大打折扣。如此一来，无异把亚浦耳厂廉价出卖给中国建设银公司。
我厂制造国货电灯泡，经历许多困难，当时正在趋向兴隆之际，官僚资本乘机用经济压力强施攫夺，莫说我不能同意，就是我厂众多工人对此事也感到大为愤慨。垦业银行的办法，我当然拒绝。垦业银行竟以中止向亚浦耳厂继续贷款相威胁，一再威逼亚浦耳厂开门揖盗，接受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条件，以建设银公司的来款归还垦业银行的贷款，以遂其金蝉脱壳之计。我对垦业银行这种做法尽管不同意，但归还他们贷款的问题，还是应该解决的。我以本厂道契（上海租界地契）及贵重的原材料等商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其他较为接近的银行钱庄押款或信贷，凑成一笔大数，来减少垦业银行对亚浦耳厂的贷款，此事始得和缓下来。
六、名实不一，政客大耍两面手法
在旧中国，一般的中国电灯泡厂都苦于日本灯泡的倾销，惟亚浦耳灯泡品质优良，其等级高出日本灯泡之上，足以抗衡各种舶来品电灯泡。当时，亚浦耳灯泡最大的劲敌是美国奇异灯泡。长期以来，奇异厂对亚浦耳厂不断进行迫害和打击，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保护国货工厂，反而对美国奇异厂处处逢迎。由于爱国人士对亚浦耳厂的爱护与亚浦耳灯泡的确价廉物美，使得奇异厂玩弄的种种伎俩都徒劳无益。它又凭着当时美国控制中国的特殊势力，利用国民党政府排斥亚浦耳厂电灯泡。如在当时号称中国首都的南京，路灯不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而始终以采购奇异灯泡为主。还有，中国各地铁路局与亚浦耳厂已签订供应电灯泡的合约，但因奇异厂的胁迫，铁路局无故修改已经签订的合约。不但国民党政府主管部门对奇异厂对中国亚浦耳厂的公开污蔑不敢作声，而且纵容资源委员会电灯泡厂与奇异厂沆瀣一气，来迫害亚浦耳厂。总之，国民党政府对奇异厂的顺从讨好，与它对亚浦耳厂的摧残迫害，形成强烈的对照。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亚浦耳厂做种种的摧残，另一方面又施展手段拉拢工厂的主持人。1934年3月，我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聘请书，请我为中央党部工业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聘任书的附函中，还虚伪地对我吹捧一番，说什么“台端首创中国电灯泡工厂，为国争光，劳绩显著……”等语。这与行政院聘我为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聘我为顾问等等，同样是一种虚伪的笼络。
1937年间，蒋介石宣称要分批接见社会各界人士，举行所谓庐山国是谈话。于是，工业界有代表性的工业家也成为蒋介石邀请的对象。是年7月初，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各报发表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在庐山邀请刘鸿生、郭顺、胡西园、吴蕴初、蔡声白等参加庐山国是谈话。不久，我接到蒋的所谓庐山国是谈话请柬，约在7月12日在庐山“接见谈话”代表。旋以“七·七”卢沟桥抗日战起，遂临时通知，庐山国是谈话中止举行。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的渗透与攫取，也是我们的一大忧患。国民党官僚何应钦向人民搜刮民脂民膏之多，仅次于四大家族，所以，他实在是军阀而兼财阀。何虽然藏头缩尾不敢用本人名义出面，但在抗日战争前一个时期，他扩张经济势力的野心确曾一度显露。
何应钦曾垂涎中国几个民办大工业，企图步四大家族宋、孔的后尘，以实业的力量来加强他的政治资本。当时，新担任我厂经理的庄智焕（仲文）曾任何的妻舅、交通部长王伯群部下的电政司司长。通过庄智焕的关系，何应钦对亚浦耳厂发生浓厚兴趣，曾亲自到上海辽阳路亚浦耳总厂参观。他认为制造电灯泡，虽不是使人注目的行当，但确是新兴有前途的工业，以亚浦耳厂当时范围，是做不出更大成绩来的，应该大大扩充。嗣后庄智焕向我建议，欢迎何应钦向我厂投资，以加速发展经济力量。庄对我一再怂恿，以增加何的投资，可使亚浦耳厂实力雄厚，可以抵抗外货打倒同业，将来成为中国电灯泡业托拉斯等语向我游说。我不愿这个事业落入大官僚之手，受官僚资本的控制。我认为何应钦、庄智焕都心存异图，于我不利。我谢绝了何的投资，庄智焕大为不快，就此与我意见不合，存有芥蒂。不久，他就辞去了我厂经理之职，又去担任经济部企业司司长，重作冯妇。
1935年5月，我因华中华北业务由武汉搭火车到北平。在公干之暇，想乘便探听一点当时中日外交情况的消息，我就去访何应钦（这时何梅协定还没有签订）。我和何应钦在怀仁堂谈话，当提到日本问题时，何闪烁其词，总不愿多谈，却大谈外国工业规模如何如何的宏伟，中国工业与它们一比真是渺小得不足道也。何还说亚浦耳厂要注意实力，否则是经不起外国灯泡业一击的。他是长外国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我与何正在谈话之际，何的秘书进来，说有日本人要见他，何应钦看了秘书交给他的一张名片后，迫不及待，命秘书代他陪我，自己就匆匆忙忙出去迎“日本贵宾”了。我也不顾何的秘书的挽留，遂起身告辞。临行深悔多此一访，至今犹留遗憾。
由此可见，国民党官僚尽管是卖国投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搜刮掠夺，无所不用其极，而口头上总有一套愚弄人民的口号，对我们办工厂的人，也总是装着“提倡国货，振兴实业”的假姿态。亚浦耳厂制造电灯泡，是家族的机制工业，他们为了假充他们顽固的头脑并不落后，对亚浦耳厂加以虚伪的揄扬。工商部长孔祥熙提到亚浦耳厂，总是假惺惺地说，为中国能创制电灯泡表示佩慰。有一次，我被邀到南京工商部去开会，孔祥熙在会上谈到中国当时的新兴工业时，亚浦耳厂亦“荣幸”入被提名之列。照上述表面现象，孔对亚浦耳厂似乎非常爱护，但以官僚资本打击亚浦耳厂最猛烈的，也就是孔祥熙系统的企业。至于上海方面，从市长张群至吴铁城、吴国桢，仿佛都对亚浦耳厂表示热忱。吴铁城且亲自到亚浦耳厂多次，还陪同邹鲁来厂参观过一次，并誉称亚浦耳厂是首创国货电灯泡的新兴工业，要大家“爱护提倡”。吴铁城话说得很漂亮，但一经事实对照，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我为了全上海市路灯要完全采用国货电灯泡而不用外国货的问题，一再向主管机关联系，公用局不敢做主，我就径向市长吴铁城要求实行。吴始终唯唯诺诺，拖延不予解决。后来，我转托永安纱厂总经理郭顺，以广东同乡关系向吴说项。郭与吴尚称莫逆，以吴铁城平时口口声声有提倡国货的“心愿”，预料事无不谐之理。但郭顺给我回音，吴铁城认为凡牵涉外国人的事，中国人应该忍让一点，尤其对美国人的事要格外谨慎，亚浦耳厂怎能与美国奇异灯泡厂去争长短。吴铁城叫郭顺转嘱我知趣一些。由此可见，他们平时所谓提倡国货是怎么一回事了。吴国桢从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直到担任上海市长，都以大力提倡国货者自居。1946年秋，吴国桢在上海安福路官邸设鸡尾酒会，招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全场所用电灯泡，清一色是美国奇异灯泡，且内部陈设都崇尚洋货。又有一次，英国工业考察团来华，道经上海，吴国桢仍在安福路官邸设宴招待。当介绍我与外宾相见时，承他把亚浦耳厂吹嘘一番，并自吹他对提倡国货之如何热忱。当人们看到他的全室电灯泡无一只是国货，而都是美国奇异灯泡时，吴倒也感到尴尬。国民党官僚提倡国货，大都是如此而已。
七、资源委员会的倾轧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后称资委会）其前身是国防建设委员会，1934年4月易名。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是一个纯粹的官办机构。它以种种条款来攫夺较大规模的民营工厂，作为发展其业务的手段。它首先注意各大、中城市的发电厂，用种种借口把它们抢占过来。影响所及，闹得人心疑虑，惶惶不安。于是李彦士、沈嗣芳、汪书城等各地私营发电厂负责人，团结各地50余家电厂，发起组织“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该会于1934年10月在上海召开大会，中国亚浦耳厂也被邀参加。10月28日，亚浦耳做东，宴请大会全体会员，并招待参观亚浦耳厂，摄影留念。民营电业以集体组织的力量来对付官僚资本企业的侵害。至此，资委会开始不得不有所顾忌，锋芒稍敛，但它侵害民族工业的本质始终不变。
1935年，资委会建立中央电工器材厂，内分四个工厂，第一厂专制电线电缆，第二厂专制各种电灯泡、电子管，第三厂专制电话及交换机等，第四厂专制发电机、变压器、电池及蓄电池。第一、三、四厂的厂长，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独有第二厂即制造电灯泡厂的厂长是我厂培养出来的，因为资委会经过精密调查，认为我厂制造电灯泡的全套技术资料是值得“借鉴”的。1936年6月23日，资委会将我厂的工程师冯家铮及一些技术员和大批熟练工作人员，用高工资挖去。这种突如其来之事，使亚浦耳厂一时难以调度，几至不能开工。他们不愿我厂存在的心理，与外国灯泡业对我厂的倾轧如出一辙，而对帝国主义灯泡业却殷勤献媚，竟唯恐不及。资委会灯泡厂与外国灯泡业，是经常取得联系的，其产品价格的涨落，与洋商“中和灯泡公司”亦步亦趋。在洋商灯泡所到之处，资委会灯泡不敢与之竞销，尤其是美国奇异灯泡所霸占和主要销售的地盘，资委会灯泡则乖乖地退避三舍，恭让奇异独享禁脔。
资委会电工器材厂用种种阴谋引诱我厂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大批技术工人，种下了我厂无休止的麻烦之因。由于他们经验不足，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在电工厂开始生产时，各种应用物资未曾齐全，不得不推迟开工日期。于是他们就用种种手段向我厂攫去了一些稀有的原材料。以后电工厂不断扩张，我厂人员就不断临时脱身前去电工厂补充他们的缺额。资委会电工厂开工生产后，即标榜他们的电灯泡质量要比我们的好不知多少倍，并声称要挤垮我厂。以后凡是我厂出一种新产品，不久，他们也制造出同样规格形状的新产品，这是他们用虚荣与金钱为饵，与我厂作激烈竞争。当时资委会电工厂声称：凡是亚浦耳厂人员，如愿到他们厂里去工作，该厂是来者不拒，且在职位工资方面，都可以比亚浦耳厂高。这使得我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在安排人员问题及调度生产工作上，不能稳定，好像随时发病的疟疾，使主管人大伤脑筋。
抗日战争初期，资委会电工厂初由南京迁湖南下摄司，再迁广西桂林，因为用汽油代替煤气，储存汽油铁柜爆炸，全厂毁于大火。在那兵荒马乱之际，内外交通阻塞，要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重建工厂，谈何容易。资委会电工厂负责人竟不择手段，买通我厂驻湘西辰谿筹建分厂的职员，将若干重要机器零件、精密仪器、高级真空机及一部分制造灯泡的主要原材料，连人带物一并投入他们的工厂去了，造成我厂在湘西辰谿制造电灯泡的机件不能配套应用。待我们发觉时，由于这些人事前早已把有关账册簿据，有计划地全部改换，以偷天换日之手段，转移到他们名下，使我无法追控。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外有美国奇异厂对我厂欲得而不甘心，内有资委会电工厂对我厂多方迫害，亚浦耳厂在内外夹攻中抗争图存，确是一件十分艰巨费力之事。
八、战争在即，“亚浦耳”左右支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佯许抗日，但实际上对日本处处退让。由于日军用日本浪人造成的事故几乎是无日无之，以致全国各地人心动荡，市廛不安，电灯泡的营业也因此每况愈下。而日本电灯泡乘此混乱之际，冒牌走私，充斥中国各市场，一般用户分不清日货与国货。当时，抵制日货运动被国民党政府所取缔，只得改为提倡国货；抗日会等团体行动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因此，改头换面的日本电灯泡在中国遍地侵扰。美国奇异厂又以美国的“中立”态度，四处用“中美亲善”口号，伪装同情中国，来倾销奇异电灯泡。中国亚浦耳电灯泡夹在日美两大敌人之间，销路大受打击，银行到期贷款无力遵约偿还，而银钱业中的透支数额亦越来越大，这引起放款行庄的焦急而啧有烦言。特别是放款数额较多的中国垦业银行，曾要求将我厂存货原料移存垦业银行的仓库，以作贷款的实物保障。该行急躁分子甚至主张把整个亚浦耳厂通过法院假扣押。但这两种办法，都因有许多牵制难以实施而作罢。
通常从每年5月起是电灯业的淡季，到了1937年5月，兵荒马乱，电灯业情形更为恶化。我厂的生产力每日可达一万只左右，虽尽量减产，但也比一般电灯泡厂的产量高出几倍。此时，不但外国银行实物不做押款，就是中、交等银行对电灯泡这类押款，也早已拒之于千里之外。待至接近“七·七”开火之前，华北销路几至绝迹，独有四川、长沙等地添货反增。因为当时部分人认为，战事即起，长江上游当可作为战时后方。但对亚浦耳厂而言，仅是川湘几处的销路，远不能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只得将辽阳路总厂大大减产，维持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分厂产量，另外，以出口灯泡押汇作为担保品，向中、交两行协商临时透支，以勉维开支。
办工厂与商业不同之点，就是商业在市况不佳时，可以中止进货，暂作观望，而工业受着机器、人工的牵制，生产少就不够开支，不生产更无法开支，且工厂一停工，不但无处借钱渡过难关，反会引起放款者逼还欠款。“八·一三”前夕，战事气氛浓厚，且正值金融业紧缩放款催还旧欠的时期。作为一个工厂负责人，我一方面要维持开工，一方面要打开销路（那时，我厂积存下来的各种电灯泡就有一百数十万只之多），同时又要如期还款树立厂的信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打开销路，但恰恰销路一关不易打开，事情很棘手。
九、一支特殊的“老爷兵”特训队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偌大块国土，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被日本人侵占，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人们群情激昂，不可遏止。来自各地的一批又一批的民众，纷纷向南京政府责问，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把日寇逐出东北，收复失地。蒋介石为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伪装多种多样准备抗日的姿态，其中举办全国各地公民训练，是其手法的一种。
上海公民训练由蒋介石黄埔系李骧骐、陶一珊、曾庆等主办。1937年5月，“上海地方协会”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中路）浦东同乡会，召开第一次关于公民训练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金融界、实业界的代表性人士。我们当时确被政府虚伪外表所蒙蔽，以为蒋介石真的准备抗日，因此，也想投入爱国行动的行列，在社会上树立起好男当兵的风气。我们提议组织一支不限年龄（那时参加公民训练的人年龄不得超过35岁）的特别训练队（简称特训队），由各企业单位襄理以上到董事长参加组成之。
这个建议由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提出，不到一月得到同意。李骧骐、陶一珊等认为，这个特训队的成员都是当时上海社会的上层人士，大大可以利用一下，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因此，李、陶非常起劲，促其实现。在原来特别优待的基础上，再放宽条件，广为招徕。
说实在话，这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确是一片赤诚，抱着纯粹的爱国热忱来参加这个特训队，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鼓动大众。参加这个特训队的有刘鸿生（中国企业银行）、刘念义（大中华火柴公司）、刘念智（章华毛纺织厂）、王晓籁（上海市商会）、荣鸿元（申新纱厂）、荣鸿三（申新纱厂）、金润庠（民丰造纸厂）、王伯元（中国垦业银行）、薛福基（大中华橡胶厂）、陈小蝶（家庭工业社）、罗庆蕃（五和织造厂）、袁敦之（统一纱厂）、孙道胜（申报馆）、严谔声（上海市商会）、於崇仁（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朱公权（美亚绸厂）诸位及我本人，共130余人。每日上午6时，到枫林桥（谨记桥）上操，其中不上操而只做队务委员的，有黄炎培、吴蕴初、杜月笙三人。
这个特训队每日早晨去上操，汽车就有一百十几辆之多。开始几天，我们汽车一辆一辆过枫林桥时，常有日本人躲在桥堍边偷偷摄影。上海英国《字林西报》因为特训队有一百十几辆汽车，讥讽这个队是“机械化”部队。最可笑的是在演习野外战的时候，并没什么战斗行动，不过是整个队伍从操场步行到马路上，各人所坐的一百十几辆汽车排队蜿蜒后随。这个情形活像上海人大出丧。行不到一二里路时，“指挥官”发出“口令”说，“有走不动的人可以上自己的汽车”。开始有几个年老体弱的上了车，继而又有三四个老者陆续上车。忽而这个“指挥官”自己也一跃上车，同时伸首车外，大呼：“你们都上车吧！”于是大家纷纷钻进自己的汽车，马路上不剩一兵一卒。汽车去除了前面大腹便便、蹒跚不前的“老爷兵”的障碍，得到解放，便显示威风，狼奔豕突，不几分钟就到达了野外演习的最终目的地“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园主黄金荣备了十余席的鱼翅菜，来招待慰劳这批“辛苦演习”的“老爷兵”。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与全国同胞共同参加公民训练。二月余来，这批“老爷兵”互相勖勉，相当认真，每日上操从未间断，努力向青壮年看齐。到了“八·一三”的前一日，即在8月12日早晨，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大多数人还是照常准时去上操。
上海工商界组织特训队，国民党政府把这作为“有力”的抗日宣传资料。抗日胜利之后，特务们对我们参加特训队的工商界的“中坚分子”尤其是其中主要的工业家仍不愿放松，用欺诈手段再施诱骗。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继续做他们的工具。过去极力促成组织上海工商界特训队的政府官员李骧骐、陶一珊等，于1946年10月21日在上海西藏路金谷饭店四海厅，召集了上海市公民训练特训队队员第一次聚餐会。到会的有刘鸿生、王晓籁、金润庠、陈小蝶及我本人等65人，并有宣铁吾（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方希孔、潘公展一同参加，王晓籁被指定为主席。国民党政府几个头目都致辞，刘鸿生等还曾演说，即席就发起组织一个“上海市公民训练同学会”。陶一珊借此向我们所谓公训同学们派捐金条。大家慑于陶的恶势力（当时陶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被勒索去的黄金，为数很是可观。这些黄金当然没有人敢问一问下落，可想而知是落在他们私人的荷包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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