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于忧患

    一、自强不息，“亚浦耳”创出品牌

    亚浦耳厂闯过了初创时期最艰难的岁月，至1923年渐趋兴旺。当时我尚存有一定的唯心思想，认为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年份，遂以该年为建厂年。

    1926年10月，由上海实学通艺馆张伯岸介绍，日商横滨正金银行楼上的振丰洋行陈瞻南来见我。陈的洋行设有一家小灯泡厂，因资金周转不灵愿意并入我厂，经几次磋商达成协议。振丰洋行灯泡厂在培开尔路（现惠民路）晋福里，有工人20余人，日本技师1人，我厂一并接受续用。当时，唐家弄亚浦耳厂因北福建路变压器负荷关系，用电发生问题，遂暂在培开尔路生产，一面又在杨树浦辽阳路建造新厂，增资扩充我厂机器设备。这个时期，制造充气泡及其他新型的高级的电灯泡，对机器设备的要求很高，我就向德国格勒狄兹（GLADZ）订购全套机器设备，向荷狄克罗士（HODDICK & ROTHL）订购精密仪器和大容量高真空泵。待该项机器及大小真空机到厂安装后，我们发现这些机件在当时德国已经不是最新颖的了。前面曾经记述，我厂在开始生产时，日本不肯卖给我们新机器，而此次德国又只肯卖给我们过时的机器，可见帝国主义都不希望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化工业。

    培开尔路（现惠民路）晋福里以北、汇山路（现霍山路）以南、韬朋路（现通北路）以西有一块荒地。当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虽有计划拟在这块地的西首开辟一条马路，但这不过是传说。这块土地因四面没有出路，地价较低。当时租界地契叫“道契”，非租界土地的契据叫“方单”，两相比较，道契地价要比方单贵十几倍之多。旧中国军阀连年内乱，在租界建厂可以不遭兵灾。中国亚浦耳厂把这块土地买下来建造新厂，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到了新厂房全部建成，因为没有马路可通，进出物件，必须先扛运到马路再用车辆运。在新厂址的北面有与仙水庵有关系的三个土坟挡住了交通，仙水庵的“住首”（寺庙董事代表）王申甫把这三个土坟居为奇货，要我们出高价才肯迁走。马路如不开通，开工生产就大成问题，我厂连连向工部局去了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后来花了费用托一外国律师写信给工部局，希望早日开通马路，以利生产。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把事情弄僵。工部局恼羞成怒，把我们厂外作为堆放垃圾之地，环境更加恶劣了。我又花了一些费用，托宁波同乡会穆子湘转托虞洽卿与工部局打交道，工部局才动工开辟这条马路。这条马路被命名为“辽阳路”，可见辽阳路的产生与亚浦耳厂是有历史关系的。

    马路虽然开通了，但辽阳路长期没有路灯，真是令人非常苦恼。接下来有人介绍兴泰电器行老板周阿香与我见面，阿香与工部局专管路灯的绰号叫“黄毛”的外国人是捞外快的联手。我们花了一笔钱，由阿香去同“黄毛”联系，辽阳路才接上了路灯。

    这期间，电灯泡的制造技术和外形都在不断变化。当时的电灯泡形长而底部为尖状，外国电灯泡先把尖底改为无尖底；第二步把长形改为圆形，同时把电灯泡内部直灯丝改为绕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与外商灯泡周旋，亚浦耳厂不得不改换新机件新设备。在这一阶段消耗了我们大批资金，经济又一次捉襟见肘。当时上海乾一银公司经理胡组庵，对新兴的电灯泡工业颇为热忱，向金融界加以宣传，于是，我厂得到了个别银行钱庄的贷款。我们利用这些款项加紧推进和改善生产与销售，再次走过了这一段充满崎岖险阻的道路。

    “亚浦耳”三字最终在消费者中获得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上海市公用局在市上抽验到亚浦耳电灯泡时，对这种优良的国货深为惊异，甚至怀疑中国人能不能自制这样的产品。局长黄伯樵亲自带了该局科长、技师等到亚浦耳厂实地调查参观。事实使他们不得不信服，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采用亚浦耳电灯泡作为上海一部分地段的路灯。

    我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一点微细的成就，仍不断提高制造电灯泡的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聘请马就云（交大电机系毕业，留英电机工程师）、汪经容（交大电机系毕业，留美电机工程师）、庄智焕（交大电机系毕业，留法电机工程师）为亚浦耳厂顾问，并延揽技术人才，以扩大本厂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加强技术管理，不断改进灯泡的质量及开发新品种，使亚浦耳电灯泡名牌更加响亮，以抵抗外国灯泡的侵入。1927～1928年，美国奇异厂的冯家铮、李庆祥两人，愿到亚浦耳厂来工作。冯系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在奇异厂为实习工程师，我安排他为本厂副工程师职（后升为工程师）。李系奇异厂修理部职工，但未能达成协议，李去了上海西安路另外一家装霓虹灯的华德工厂。这厂接下来也改制电灯泡了。在此期间，还有奇异厂一小部分技术员及技工也相继转入亚浦耳厂。因此，美国奇异厂的“大班”（当时外国企业的洋经理俗称为大班）潘奇（译音）对亚浦耳厂更加戒备，从此，也分外仇视。

    1927年，粤人梁某在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开设光亚电灯泡厂，我事前早有所闻，遂有所防范。这个光亚厂因本身内在的缺点，没有制造电灯泡的经验，经过了八九个月，技术无法过关，产品无人过问，停工半年后宣告闭歇，该厂全部机器设备以原价三折卖给我厂。此后，有光明电器厂在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开办，也因技术问题未曾出产品，该厂就把制造电灯泡的机器设备加以改装后制造热水瓶（电灯泡机器与制造热水瓶机器很接近，故容易改装）。所产“热心牌”热水瓶市上统称光明热水瓶，当时在同业中很有地位。

    亚浦耳厂日有进展，遂引起旁人眼热。振丰厂并入亚浦耳之后，躲过了经济难关，如今看到我厂的发展，陈瞻南又怦然心动，认为生产电灯泡是好机会，于是秘密计划另行重设电灯泡厂。我厂一部分工人被他诱去，但原振丰洋行灯泡厂的大多数工人不愿离开亚浦耳厂，日本技术员木村正也仍留在亚浦耳厂工作。陈瞻南在上海榆林路大连湾路（现大连路）重设华通灯泡厂，但不到两年就关门，大部分有用设备均廉价卖给我厂。这时亚浦耳厂的技术人才与机器设备逐步充实，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增加，与外国电灯泡已可以一较长短，使外国灯泡厂不敢再因中国无能力生产高级电灯泡而骄傲居奇。在此期间，我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邀请加入为会员。

    二、“中华国货维持会”与国货电灯泡

    中华国货维持会成立于1911年，初始参加该会的国货工厂及与国货有关的单位多是丝织业及杂用品业。会址初在上海抛球场（现南京东路河南路），继迁至偷鸡桥（现浙江中路北京东路），最后由各会员集资在上海城内九亩田高墩路购买大型的一宅三间两厢房作为会所。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会址就这样固定下来了。在抛球场时期，会员不过30余家，到了九亩田时期会员已发展为一百数十家。

    我正在惨淡经营之时，中华国货维持会闻听中国制出了电灯泡，认为这是国货的光荣，派秘书冯修梅来厂征求我厂入会。当时，我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管理工厂行政还要兼管生产技术，还要应付厂外活动，感到无暇及此，且对中华国货维持会内部主持人及组织情况都不甚了解，因此对加入该会一事颇为踌躇。我对冯秘书表示容我考虑后再作回音。后遇宝源造纸厂（1926年改组为天章造纸厂）刘柏生谈起此事，刘对我说中华国货维持会是一个纯粹提倡国货的组织，并竭力怂恿我厂入会。我厂遂于1923年6月参加“中华国货维持会”，厂的代表人是我。当年8月改选时，我被选为“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次年，被推选为常务委员。

    该会主要负责人，是当时大家称为三老的王介安、汪星一、黄汉强，主任秘书是黄强。亚浦耳厂入会之初，中华国货维持会在《申报》就中国首家灯泡厂的创始人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胡西园，撰了一篇介绍国货的短文，报道中国人有自己制造的电灯泡了，并号召全国同胞采用亚浦耳电灯泡。后来该会又在新闻报副刊发表一篇参观亚浦耳厂的小品文章，写得非常生动，引人入胜。在人类登上月球的今天，一只电灯泡已经不足为奇了，但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落后的中国，连一根钉子也要向外国人买的时代，中国人能自己制造出一只电灯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国货争了光，是值得宣传的大事。中华国货维持会常在该会会刊提倡，中国人应用中国电灯泡。该会还订立一个公约，在会员工厂之间，大家要相互采用会员工厂的产品，国货工厂自己以身作则，使用国货，以鼓动国人爱用国货。不言而喻，各种国货展览会会场以及牌楼用灯，一律采用国货电灯泡。在国民党政府主办的西湖博览会上，就会场里外所用电灯泡问题，我厂与美国奇异厂展开了斗争，得到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不少支持，最后获得胜利。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大力宣传推广中国货，还特别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冒牌中国电灯泡。当用户对我厂产品发生误会时，亦常由中华国货维持会协助解决。当中国电灯泡同业抗击外国电灯泡倾销时，该会对帝国主义侵害国货的罪行口诛笔伐，并大力揭发冒牌国货。最突出的是日本冒牌中国电灯泡一事。我个人在社会上奔走提倡国货运动，是从加入中华国货维持会开始的；嗣后，我参加一系列的爱国运动，主要原因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工作起点就是中华国货维持会。

    为了宣传提倡国货，全国各地的国货团体便应时崛起。上海为国货团体集中地，从王文典发起中华国货维持会之后，有陈栩园（《申报·自由谈》编辑，笔名天虚我生）、陈万运等的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陈翊庭、孙道胜等的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陆星庄、张子廉等的国货工厂联合会，邬志豪等的国货厂商联合会，方液仙、蔡声白等的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等。除“中华国货维持会”之外，上述国货团体我多数是在参加发起之列。我在亚浦耳厂负责工作之余，还热忱奔走提倡国货，数十年如一日，因为我认为在当时洋货充斥全中国的时候，特别在买办思想笼罩下的上海，提倡国货的工作确是当务之急。国货团体对推动国货确实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亚浦耳电灯泡与其他国货一样，因国货团体的宣传推动，加速了发展。

    三、面见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是提倡工业、提倡国货的，所以，经营国货工厂的人及提倡国货的爱国分子，都受到中山先生的嘉许和重视。1924年11月，孙中山途经上海去北京商议国事。在上海，先生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时，我除专办中国亚浦耳电灯泡厂之外，还经常奔走提倡国货。我认为经办国货工厂，如只管埋头苦干，闭门造车，而不与外界接触，就等于坐井观天，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对本厂产品是否符合消费者的要求一无所知，就会阻碍产品的进步。一个工厂既要能够生产优良的国货，也应该广为宣传，使国人知而采用。我从1924年开始挤出时间到外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从事提倡国货运动。当时我是后生小辈，在旧社会里所谓“资望”两字，对我来说还无从谈起，但由于我对国货的热忱并具有青年人的活力和干劲，颇为国货工厂中年长前辈如劳敬修先生等所推重。他们当我是提倡国货运动的一支生力军，想尽力拉我出来合作，多为大家所生产的国货服务。

    1924年11月中旬，我被推为国货团体代表之一，与王介安、黄汉强等去新开河外滩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由广州来沪。在码头欢迎的还有工商界劳敬修、王晓籁、大买办虞洽卿等及工农团体、教育团体、学生团体和其他人民团体，并有国民党在沪党员及中山先生的亲戚等。当时，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站在船上向码头岸边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我荣幸地与少数年长代表前往谒见孙中山先生和孙夫人宋庆龄，并与中山先生、孙夫人握手致敬。孙中山先生嘉奖了我制造国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四、我与“五卅”运动

    1924年5月，奥普回国，我厂的业务与技术问题由我一人兼办，我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奥普回国后，我厂立即充实技术力量，强化工程部门，增加生产，努力扩展各地营业网，并于1925年再增资银圆10万元，垫款18万元，改组为“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股份有限公司”，日产灯泡一万余只，同年4月1日，向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注册。在旧社会里，这就算是正式受“法律保障”的“法人”了。中国亚浦耳厂作为全国电灯泡同业工厂的创始者，以后在中国整个电灯泡行业起着带头作用。

    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罢”运动。这次“五卅”反帝运动激起了国人爱用国货的热忱，亚浦耳电灯泡销路亦骤增。当时，中国人反日、反英的情绪非常激昂，美国奇异厂一方面在商标及广告上大书“美商”两字，四处宣传美国与中国一向是“亲善”的，“美国只要和中国做生意，没有政治侵略野心”等等。其实英、美是一丘之貉，对中国的危害性并无区别。正如《美国侵华史》一书所载：“‘五卅’运动时，美国完全与日、英站在一起，把它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部分加入日本、英国军队，屠杀中国徒手群众，在它国内和中国的报刊上恶骂中国青年为‘暴徒’、‘叛乱分子’，美国激进者代言机构《新共和国报》就主张，以英、法、美、日四国联军20万直攻北京而占据之，徐图瓜分办法。这些都是美、日两国在均势下暂时合作对付中国人民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中国电灯泡加紧排挤，他们深恐在这次爱国运动中亚浦耳灯泡会更快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于是，出动了大批营员，在亚浦耳灯泡初次推销的地区，如广州、长沙、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用最优惠的办法如寄售、代销、延长放款、无条件换灯泡等手段在上述地区的电料行倾销奇异电灯泡，企图阻止亚浦耳灯泡的销路。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且亚浦耳灯泡的质量也足可以与奇异灯泡相抗衡，奇异厂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亚浦耳厂在上述地区设立了经理处，为以后亚浦耳灯泡在各地发展播下了种子。当时“五卅”反帝运动的影响，本埠和外埠业务虽有发展，但垫款周转期较长，我厂对流动资金的调度发生新的困难，颇费一番策划，方得以应付。

    “五卅”运动中，我曾间接地帮助投入运动的学生做一点宣传工作，也资助过爱国团体，赞助过少年宣讲团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并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条件尽可能出了一点微薄的力量。当时，对中国工厂是否罢工，劳资主张不一。中国亚浦耳厂有工厂、有发行所，“五卅”运动中，亚浦耳厂发行所停止营业，而制造工场并未完全停工。当时，三新公司（福新、申新、茂新）荣宗敬主张“外国工厂应该停工，中国工厂要生产”。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次运动中虽有爱国的一面，但也有不愿放弃图利的消极一面。“五卅”运动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对唤起民众觉悟起着极大的作用。

    五、发起成立全国性工业联合机构

    旧社会，办工业的所谓工业家是没有纯工业性“法定”的团体组织可以归属的，工业家所办的工厂附属于商业团体中各同业公会，由各级商会来领导。1927年之前，上海一地就有三个商会，即“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和南市商会，后来经过调整合并为上海市商会。北伐之后，蒋介石篡夺政权，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工业遭遇更为惨烈。当时的上海市商会控制在CC系之手，要它为工业叫苦完全是一种幻想。工业所属的同业公会只是为工业遭遇的困难说几句话，也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

    商会和同业公会都是以商业为主，当时绝大多数的商业企业是贩卖洋货或买卖土特产为各洋行服务的，与我们工业企业没有相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工业界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定要集合本身的力量，与反动势力做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对外打着国民党“革命政党”的旗子，像卖梨膏糖似的叫喊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欺蒙人民。帝国主义表面上作了让步，放弃关税协定，而事实上却运来大量外国货到中国倾销。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对外贸易入超比过去超出五倍；对内则宣称废除苛捐杂税而代之以名目好听的营业税，但税负比过去大大加重，弄得民不聊生。民族工业内受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外受洋货的倾轧，及至1929年，全国的工商企业濒于破产。上海国货工厂为了求生存，都深深觉得要团结起来，组织国货工厂联合会。当时各地已纷纷组织同业公会以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但是这些组织有其区域性和局限性，力量分散，不能对付当时危急的局面。每当遇到共同性的紧急问题，群龙无首，没有中心机构来带头，往往是枉费工夫，坐失时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业机构，以资应付。

    当时，我和刘鸿生、钱承绪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相遇，谈到组织全国性工业团体之事时，钱承绪对此大感兴趣，表示愿为筹备组织这个机构而奔走。我和刘鸿生也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工业的残酷搜刮，全国工业界确有必要加强团结，组织一个大团体。于是，大中华火柴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申新纱厂、达丰染织厂、美亚织绸厂、吴兴电气公司、华商水泥厂等七家工厂作为发起人，出面动员各工业团体及工厂加入。不久，全国火柴业联合会刘鸿生、丝织业公会蔡声白、面粉公会王尧臣、华商纱厂联合会荣宗敬、苏浙皖丝织公会沈骅臣、电器制造业同业公会的我、染织同业公会王敬宇、搪瓷业同业公会童季通、中国煤气公司陈受昌、天厨味精厂吴蕴初、华成烟草公司戴畊莘、仁丰染织厂朱赛陶，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南洋烟草公司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工业联合机构，定名为“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主席，我和蔡声白、王启宇、吴蕴初、朱赛陶、姚德培、王尧臣、李彦士、戴畊莘、沈骅臣等为委员，聘钱承绪（钱为留学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为总干事，租赁北京路盐业大楼六楼为会址（曾先后迁至中央信托公司二楼及企业大楼六楼，最后会址定在汉口路115号五楼），并附设益友社俱乐部。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成立之后，相继在各地成立分会。青岛分会，战警堂为主席；常州分会，刘国钧为主席；苏州分会，严庆祥为主席；山东分会，缪国英为主席。待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第二届选举时，因刘鸿生事忙，改选永安纱厂郭顺为主席。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声势相当浩大，国民党政府对该会也不敢忽视。如召开全国性的工业会议，总是让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代表占有重要席位；又如国外召开历届国际劳工会，国民党政府规定中国的资方代表及顾问由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推荐。该会还办《工业周刊》，发行各地，后该刊物成为全国工业界的喉舌。抗日战争时期，我被推选为中华工业总联合会驻渝总代表，在后方为全国工业界效一点微薄之力。自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成立以来，工业界依靠这个组织与国民党政府抗争，始得以减少了摧残。

    六、与少帅张学良的交往

    中国东北有8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面积，四千几百万人口。我厂想尽办法，要使亚浦耳电灯泡踏进这个市场，以供给东北同胞的需要。通过天津亚浦耳厂经销处的介绍，我们联系到沈阳姓越的电料商。他第一次采购去的一批亚浦耳电灯泡在试销时很受东北同胞的欢迎，于是第二次采购增加了较大的数额，这就引起日本人的嫉视。东京芝浦电气厂（与美国奇异厂是母子厂）是日本生产电灯泡的大厂，东北是它推销产品的尾闾。为要排挤中国亚浦耳电灯泡，日本芝浦厂的电灯泡在东北首先大大跌价，其他日本中小厂的电灯泡也削价倾销。当时的东北名为中国领土，事实上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亚浦耳厂虽有志要为东北同胞服务，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因此，我们想去联络政治人物，借重张学良，凭借上层力量的支持，在东北推广亚浦耳电灯泡的销路。于是，我随时留心策划，以实现这个计划。

    我通过一个亲戚的北大同学郭大民（张作霖部下东北将领郭松龄之弟）的渊源，认识了东北军前辈米春霖（在张学良时曾任辽宁省省主席），再依靠米的关系，在北京顺承王府见到了张学良。东北军易帜后（五色旗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张学良南来机会较多，因此对我厂的了解亦逐步加深。他以此厂创制国货意义很大，且已见成绩，颇有所感，就加入成为亚浦耳厂股东。通过张学良的关系，亚浦耳电灯泡曾为东北军及政府机关所采用，但终以日本灯泡跌价排挤，未得在东北市场畅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侵占，张学良受国人谴责，从守土有责的角度而言，是应该的，但“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所发。后来有人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正与电影明星胡蝶跳舞，说张“不爱江山爱美人”等，这完全是落井投石的有意中伤，毫无事实根据。

    1933年，张学良过沪赴意大利，寓上海旧“法租界”福煦路（现延安中路）181号，我去访谈了几次。当年4月11日，张学良乘意大利邮船浮第伯爵号出国，次年1月8日，又乘浮第伯爵号回国，在上海天文台码头登岸。我联合工业界领袖郭顺、荣宗敬、刘鸿生、吴蕴初、蔡声白、徐新六等30余人，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汉口路总联合会俱乐部宴请张学良。郭顺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主席主持这个宴会，并有全国商会联合会王晓籁、上海市商会俞佐庭等参加作陪。席间，张谈到西欧工业的发展时，颇有感触，深盼我国工业界同人努力迎头赶上，使国家富强。张以后就以“副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汉，间亦常到南京。

    有一次，我到南京北极阁访张学良，其时适有张的外国顾问端纳（此人曾任蒋介石顾问）在座。张与我谈到上海工业及亚浦耳电灯泡，娓娓不倦。端纳对张说，你为什么对中国货的电灯泡也这样感兴趣，言下大有瞧不起我们中国电灯泡工业的鄙夷态度。我就对端纳说：“先生不要小瞧这个中国的电灯泡呀，最现实的说法，今晚这里如没有中国电灯泡，那不是成了黑暗世界，要使人寸步难行，无事可做？”张学良接着说：“端纳先生，这位胡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创制电灯泡的人，很费苦心，我是他厂的股东。”端纳就问我厂里技术部门都是中国人吗？我说是的。端纳又问，那么原料呢？我说这一点还不能全部用中国货，但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完成用中国原料来制造中国的电灯泡。当时我对外国人说这一句话，不过是为顾到国家体面，一句外交辞令而已，何时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确实感到渺茫。当与张学良面谈国事时，我一再表示我是拥护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人。张与我握别时嘱我以后多通书信。

    由于南京政府对“九·一八”日军侵略东北采取不准抵抗政策，日本浪人便在上海、汉口、成都、北海等地到处制造事件。我目击心伤，与张学良通信常多愤慨之语。如1935年11月我致张信，其中有“外患不灭，国将不国”之句。张的复信如下：

    西园仁兄惠鉴：

    违别以来时切驰思，适辱贲书，就维时祉安和，筹祺懋介，忻颂无量。因家多故，殷期共挽，汲深绠短，陨越堪虞，嗣此鳞翼多便，尚祈时惠箴言，以匡不逮，耑复顺颂台绥。

    张学良（亲笔签名）廿八日

    1935年3月，我为筹设汉口分厂及视察华中业务，搭江新轮到汉口，事前亦曾与张学良作过联系。张派总务处长汤国桢到码头接我至武昌徐家棚（地名）“总司令部”，与他见面畅谈，当晚，接待我到行营招待所（汉口中国银行楼上）下榻。次日，张在武昌私邸设宴为我洗尘，在座除汤国桢之外，还有东北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张在席间颇以中国工业进展迟缓为虑，同时又赞扬经营国货工厂的人的热忱和毅力，并对参加宴会的东北同人说，大家要身体力行来提倡国货。后来，他又问到亚浦耳厂产品近况及其他国货的情况。宾主尽欢而散。

    1936年3月2日，我们上海工业界代表应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等邀请，去了解西南国货情况。出发之前，我与张学良通信提及此事，张复书如下：

    西园兄大鉴：

    接诵惠书，就悉台从将适岭南，考察实业，硕谟嘉猷，至深佩慰，尚希闻见所及，随时惠知为盼，专复并颂近祉。

    张学良（亲笔签名）廿五日

    1936年4月14日，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召开第十五届股东常会，张学良以股东资格函致亚浦耳厂董事办事处及我，托我在这次开股东会时兼作他的代表。

    致亚浦耳厂董事办事处函：

    径复者，顷接大函，以四月十四日举行第十五届股东常会，希届时莅临等由，特委托胡西园先生届时代表出席，除径函委托外，尚希查照为荷。

    张学良（亲笔签名）一日

    另有一函致我，嘱我代表张学良出席十五届股东常会。原文如下：

    西园吾兄惠鉴：

    顷接亚浦耳电器厂董事办事处函，四月十四日举第十五届股东常会，希届时莅临等由，弟届时不克分身，拟请兄代表出席。除函复外，兹特检同入会证、委托书各一纸，决议票二纸，函达查照办理。无任感盼，耑此顺颂筹绥。

    张学良（亲笔签名）一日

    1936年秋末冬初，张学良在西安。我曾写信希望他以国家为重，对外抗日，早复失地。我的信中有“国难当前，复土攘夷，尊重民意，保卫国权”等语。张致我复函原文如下：

    西园吾兄惠鉴：

    秋水伊人，怀思殷切，思奉惠简，至慰至欣，藻饰所加，令人惭悚。际此国难未已，敢忘兴亡之责，尚望时锡嘉言，以匡不逮。秋燥未干，诸希珍摄，特此奉复，顺颂台绥。

    张学良（亲笔签名）十五日

    此为西安事变张学良失去自由之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其余如当熊希龄（在北洋政府曾任内阁总理）与毛彦文在上海汉口路慕尔堂结婚时，张学良托我代表他去参加熊毛婚礼的电报，以及尚有其他函件，在本文不拟作一一的记述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上海部分国民党的喽啰借题发挥，夸大事实，叫嚷中国亚浦耳厂是张学良的“逆产”，应该加以处分。鉴于过去国民党官僚往往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其阴谋诡计防不胜防，而且当时国民党官办的资源委员会对亚浦耳厂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口吞噬，我颇为不安。为避免夜长梦多，防备造成麻烦后，更加棘手难办，我决定去一趟南京，好在宁沪相隔非遥。为釜底抽薪计，我去找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我对叶详细说明张学良在亚浦耳厂投资的真实情况，并说明亚浦耳厂是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叶在事实面前，对我表示歉意，并保证无事。

    1937年春，我专程到奉化溪口去探视张学良，先到溪口武林学校联系，再到雪窦寺妙高台见到了张学良。我感到当时的气氛不很正常，张的脸色也好像没有过去那样活泼自然。我问张起居身体可好，几句普通应酬话之后，觉得未便多谈，就与张学良握手告别，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

    我对东北锦绣山河常常怀念不止，总希望有一天从日本鬼子手里收回来。其实，收复东北失地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所以，大家认为谁能打日本侵略军，谁就是爱国英雄。当时，东北马占山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崛起抗日，后来马占山来沪，通过杜重远（杜系东北人，“九·一八”前在当地开办肇新瓷厂，与马占山是同乡）介绍，我招待了他。马有意参观亚浦耳厂，我就欢迎他到厂参观，并摄影留念。马在厂曾说：“收复失地是咱们军人的责任，努力生产是你们工业界的责任，我们来分工合作吧！”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听说蒋介石囚禁张学良于贵州息烽，后又听说张学良被看管在四灌县，在战争紧张中谣诼纷纭，莫衷一是。1960年初夏，我邂逅汤国桢于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向汤探问张学良的消息。汤答称他也并不清楚。后在国际通信中，我始得知张学良在台湾仍过着蒋介石控制下的软禁生活。1962年春，我曾修一书给张学良，告诉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突飞猛进，已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亚浦耳厂也在党的领导下大大地改变了面貌，产量已达到亚洲第一。原文如下：

    汉卿吾兄惠鉴：

    奉化一面，候又多年，每怀丰采，时切遐思，近维贵体康泰，兴居如常，为颂为慰。回念廿余年前尊驾游欧归国，道出沪滨，弟与上海实业界同人在“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设宴洗尘，席间畅谈每及西方工业之突飞猛进，与我国工业之杯水车薪，即相与欷然。当时吾兄精辟之论据，爽朗之言笑，迄犹萦绕脑际。嗣又屡获机缘，几度在南京倾聆教言。1934年弟漫游武汉，复荷在武汉徐家棚等处数次畅谈。

    每番良晤，盖无一次不以我国工业前途为念。高见对弟所从事制造电灯泡事业，认为确系我国重要工业之一，前途发展无限。惟以我国虽有丰富的钨砂蕴藏，而不能自炼钨丝，引为憾事。弟当时实有同感，盖过去之所谓中国国货，绝大多数，依赖外国原料，不过经国人加工而已。而且当时舶来品电灯泡倾销全国，国产电灯泡处境危殆，苟延残喘。彼时弟正在恶劣环境中奋斗，遍历艰辛，在此期间弟所经营的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每日生产电灯泡不过万余只而已，但此已为当时中国电灯泡厂中首屈一指，品种亦仅15～500瓦特，燃点寿命平均尚不足1000小时，采购原料与推销成品，亦均成问题。此正兄台力促我厂扩充，而弟当时处境坎坷，无法遵办之时也。每忆昔日摇摇欲坠之情，辄念兄台当时殷殷关怀之深。现兹将我厂年来生产情况略陈一二，藉慰高怀。

    目下我厂生产灯泡每日平均约13万～14万只，最高产量达到每日15万只以上，刻尚在增产中，燃点寿命已提高到1500小时。从前所不敢梦想自制而必须进口之大型电灯泡，如2000瓦特、5000瓦特、10000瓦特、20000瓦特，而今我厂均能自制，功效达到国际水平。此外，我厂并生产高压水银灯、红外线灯、日光灯、闪光灯、放映灯、无影灯、火车头泡、强光泡、照相泡、放大泡、聚光泡等数十种新产品。至于制造过程，原为手工操作者，已改为机器制造；原为机器生产者已大部自动化矣。目前，不仅国内全部采用国产灯泡，而国产电灯泡且大量外销，为各国用户所热烈欢迎，供不应求。尤可喜者，生产电灯泡之主要原料三项灯丝，即发光之钨丝、通电之导丝及制钩之钼丝，目前全部由国内自制，无待外求，其他原材料之自给自足更不待言，国产电灯泡今日才真正名副其实矣。是又为昔日所敢想象者耶？兄台关怀国货工业，数十年如一日，聆此佳讯，想见欣慰之情。

    弟健步如前，业余之暇，遨游山水间，年来兴之所至华北华中辄去观光，去冬复遍游江浙各地，今岁拟作大西南之行，藉以饱览南国风光。大地河山，纵横千万，游踪所及，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襟怀舒畅诚乐事也。不久前，曾在此间文化俱乐部与汤文藻兄晤叙，汤兄近况甚佳，并以附闻。韶光如流，大地回春，东望云天，怀念故人，临风寄意，不尽欲言，顺候春祺。

    胡西园二月廿八日

    此信交由有关部门转去后，经研究认为，张学良尚未获得自由，我此信可能会置他于不利，遂中止寄发。张学良过去与中国亚浦耳厂及与我个人的交往往事历历，确使我常有深刻的回忆。

    七、李宗仁、韩复榘、何键等地方军阀的“盛邀”

    当时，军阀官僚对我们工业界也常常表示“尊重”。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陈济棠均先后邀请上海工业家去两广考察。我们为要了解西南国货情况，组织了两广工业考察团。团员有中华珐琅厂方剑阁、中国征信所潘仰尧、中国化学工业社李祖范、永安纱厂郭顺等，亚美织绸厂蔡声白为团长，我为副团长。

    1936年3月2日，我们一行36人在上海搭美国邮船杰弗逊总统号前去香港转广州。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在外国的大邮船上，进餐时要穿礼服或扎黑领结，为我们一般的中国人所不惯，还有菜单都是法文，大家看不懂。因此，一上船，我们“两广工业考察团”就派代表找该邮船负责人，要求对我们团员废除穿礼服或扎黑领结吃饭的制度，并将菜单一律改为中文。这个外国管事很轻蔑地回答说：“这从来没有做过，办不到。”我们一再与之交涉，这家伙对我们的意见竟置之不理。我们认为可能此人权力不够，就直接去找邮船船长交涉。船长见了我们，也抱着瞧不起华人的傲慢无理态度，盛气凌人，对我们的要求回答说：“很对不起，这事不好办。”我们认为，既以中国团体的名义与美国人交涉，如一遇挫折即退却，其影响不是个人之事，于是至再至三与之力争，终于使这个美国船长慑服让步，态度也大大和缓下来。后来，他前倨后恭地竟邀请我们全体团员参观杰弗逊总统号邮船的驾驶台、机房发电部、供水部、洗衣工场、食品工场等各种设施。待杰弗逊总统号邮船近新港时，该邮船的头旗高悬中国国旗。据该船长说，这是对我们考察团表示给予一国大使级待遇的敬意。

    3月6日，我们两广工业考察团全体团员在参加了香港“华商总会”招待会后，搭广九铁路火车到达考察的第一目的地广州。陈济棠与广州市长陈纪文以及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地方官员出面“殷勤”招待，当地各人民团体也表示热烈欢迎。当时胡汉民在广州养病，亦邀团长蔡声白和我等出席茶会，他与女儿胡木兰共同招待。考察团考察了广州、佛山、南宁、桂林等地后回沪。

    此前，我们还曾受山东韩复榘的邀请，组织了山东实业考察团，永安纱厂郭顺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到过济南、青岛等地。在山东考察过程中无特殊收获，但在国家观念问题上，倒有一点值得一提。

    我们考察团团员的住宿由山东建设厅招待，部分团员被安排在胶济铁路饭店和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宿舍，我与吴蕴初、程守中、李彦士安排在“石太岩”饭店。吴蕴初与我同室，李彦士与程守中同室。“石太岩”饭店建筑古雅，设备华贵。大家经过一天的旅途奔波劳顿，得有陈设整洁的卧室、舒适的床榻，兼之窗外花香扑鼻，和风阵阵，催人欲睡，因此倒在床上，便鼾声大作。事后，我看见后院有日本妇人在指手画脚，询之侍者，才知这日妇是“石太岩”饭店的老板娘。“石太岩”原来是德国人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日本作为胜利品占有，而由日本人经营。看到这个日本妇人，想起东北三省同胞被日本兵奸淫残杀，想起日货倾销，有多少中国工厂被迫关门，我不禁热血沸腾起来，回房呼醒吴、李、程三位，告诉他们，我们现在住在敌人的旅馆里了。我们是提倡国货者，我们反对日本人侵略，我们不能住敌人开设的旅馆。我提出到小旅馆去，简陋又何妨，中国人应该住在中国人开设的旅馆里，民族气节第一，精神第一。吴蕴初首先拥护我的主张，程、李二人也极力赞成。于是，我们连夜离开“石太岩”，找到了一家中国人开设的旅馆安顿下来。我们这一举动，使当时“石太岩”的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悚然惊畏，也给山东一些昏暗腐败官僚当头一棒。

    后来，我们还接受了湖南何键与湖北武汉吴国桢的邀请，去长沙、武昌、汉口等地考察，我被推为团长。我们还在该两地举办国货展览会，到会参观者十分踊跃，非常拥挤，人民对国货热忱爱护，使人感动。生产国货的工业家们，在祖国南北东西各地跑跑，作了实地访问考察，对国货的改进和发展，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亚浦耳厂的电灯泡借此也在消费者中扩大了影响。

    八、中国第一个工业同业公会的诞生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商业机构大部分是经营贩卖外国货的。因此，工厂附属在商业团体的组织中，不但得不到推进和发展，反而受庞大的商业势力所束缚。亚浦耳厂在商业公会中，与其他工厂一样，也是受到歧视的。那时，我主张应该根据工商业的不同特点和立场，分别组织团体。

    这个建议经过多次提议，总算得到实业部的支持。1932年11月间，上海市中国亚浦耳厂、华而登厂、德和厂、耀明厂、晋丰厂共同发起筹组“上海市电器制造业同业公会”，设筹备处于山东路尚仁里321号。同年12月10日，经过多次交涉后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字第91号许可证，我被同业推为筹备主任。参加筹备的工厂有精大电筒厂、华一电器厂、东方霓虹公司、亚光电木厂、福安电泡厂、益中磁电厂、公明电泡厂、德余电池厂、新光华电泡厂、华兴厂、竞新厂等十余厂。

    筹备完竣，翌年10月6日召集会员大会，上海市电器制造同业公会正式成立，脱离了以商业为主体的上海电器同业公会。此为中国第一个工业同业公会。当时“电器商业同业公会”的部分负责人，颇不满这种做法，因我系工商业分组同业公会的倡议者，若干大电料行曾一度不经销亚浦耳电灯泡，以示抵制。

    到了1935年，吴鼎昌任实业部长时，全国工、商业分组同业公会已具体化了。抗战胜利后，1947年，经过工商界不断斗争，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工业会法与商会法并行，于是各地都先后组织工业会。1948年11月17日，全国工业总会成立于上海，与全国商会联合会分别领导工业与商业。

    九、刘鸿生卸任，轮船招商局官僚拒用国货

    上海是较早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大商埠，也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官僚攫取的财富，反动派向中国人民搜刮来的脂膏，也都在上海挥霍。上海也是中国工业的起点，中国民族工业家也以上海最为集中。上海有几个较大的俱乐部，俱乐部大部分活动都在夜里，自然少不了用电灯泡。对这些场合，我们亚浦耳厂主管营业的人是不会忽视的。一方面我们主动争取，一方面出于消费者的爱国热忱，加之国货亚浦耳电灯泡的质量可以和外国货媲美，价格却便宜三分之一，上海全数俱乐部的电灯泡都用国货亚浦耳牌。梵皇渡俱乐部和正谊社俱乐部是其中较具规模的俱乐部，梵皇渡俱乐部主持人是大中华火柴制造公司刘鸿生。这两个俱乐部不但采用国货亚浦耳电灯泡，而且无代价地允许我厂做广告。

    约在1929年间，上海又新组织了一个“上海俱乐部”，装潢得富丽堂皇，宛如“璇宫玉宇”，其间中坚分子都是当时的工商界巨子。我也是其中基本会员之一（每基本会员须纳基金银洋500元），因此，常到上海俱乐部去消遣。刘鸿生也是基本会员，所以也常逗留该处参加娱乐。那时，企业家们还常在该处宴客，新交旧友往往可以不期而遇。当时所谓中国工业家，在三座大山重压之下，实在透不过气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郁闷痛苦非言可喻，有这样一个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地方，自欺欺人来陶醉一下，未始不是暂时止痛的吗啡针。

    在刘鸿生继赵铁桥担任官营招商局总经理时期，我们在上海俱乐部碰面。谈到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已与我厂签订独家供给电灯泡的合约，我说中国人办的招商局更应该全部采用国货电灯泡。刘鸿生当即允诺回去与招商局主管人员联系后给我回音。隔几天，招商局总务科主管人来我厂接洽。经过几次协商，参考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合约，我厂与招商局也订立了独家供给电灯泡的合约。经过一时期的使用，我问刘鸿生，招商局使用亚浦耳灯泡后有何意见，刘答说回去问问后告诉我。有一天，刘鸿生在上海俱乐部四处找我，见到我说：亚浦耳电灯泡“呱呱叫”（赞好的习语），确可比得外国货，说罢还摸出一张招商局使用亚浦耳电灯泡后觉得亚浦耳灯泡成绩优良很为满意的书面证明，由招商局具名盖印。这表明刘鸿生的确是提倡国货的爱国者，对国货具有深厚感情。由于招商局采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效果极佳，影响所及，三北轮船公司、宁绍及其他轮船公司也都乐于采用亚浦耳电灯泡了，后来连川江民生公司也与我厂订立由我厂供给电灯泡的合约。从表面上看来，这只是我厂一家之事，但就中国人发扬爱国心而言，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不久，刘鸿生因故辞去招商局总经理之职，继刘后任的是蔡增基。此后招商局采用各种货物完全以外国货为主，尤其是重点购用美国货，轮船配件及日杂用品也完全购用外国货，电灯泡当然也排斥国货亚浦耳，而购买美国奇异电灯泡。我得悉之后，气愤之极。正在这个时期，在俱乐部碰到一批小报记者，我就顺便与各记者谈谈招商局新接任的总经理媚外可耻的行动事实，记者们听了之后也感到愤愤不平。几天后，有若干小报就以冷嘲热讽的文字，向招商局新总经理调侃，说他是媚外软骨头，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中国轮船招商局不用中国货，而用美国货是什么居心等等。我此时也向国货团体报告情况，各国货团体联合写了一封信给招商局，责问不用国货改用外货的理由。他们的回答是中国货质量抵不上外国货，成绩不好的陈词滥调，我们就拿出招商局关于亚浦耳电灯泡成绩优良不亚于外国货的证明，再派人与他们交涉，舆论界也大加指责，招商局才总算恢复使用亚浦耳电灯泡。在群众监视下，其他各种应用配件材料也不得不重新购用国货了。

    十、“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总经理的逐鹿

    在旧社会，创办国货工厂的人士，大多数都具有爱国心，但也难免会在一切为我的前提下，然后再来谈到爱国，虽然其间未始不有以爱国为前提而后再为自己的工商业者，但这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中国国货公司确是以提倡国货、推广国货为出发点而成立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于1932年3月邀集国货厂商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每星期五聚餐一次。这就是以后扩大的星五聚餐会的开始。同年8月，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成立，其目的是要“集中力量”、“打成一片”来发展国货。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参加的会员，规定是一业一家，我们亚浦耳厂也在延揽之列。其核心是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蔡声白的美亚织绸厂、任士刚的五和织造厂、叶友才的华生电器厂、方剑阁的中华珐琅厂等。以这五厂为核心，逐步形成了较大的组织。

    1932年9月1～18日，他们以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将各自工厂的产品廉价销售18天，以上述五家为基础，加上胜德织造厂、一心牙刷厂、章华毛呢厂、华福帽厂等四厂，号称九厂联合大减价[1]。在爱国的口号下，销去了一批存货。方液仙等认为机不可失，以这九厂为重心，发起组织“上海国货公司”，地点在南京路479号（直隶路口）。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上海厂商联合会邬志豪先发制人，捷足先登，在南京路479号，迅速把上海国货公司招牌挂了出来。方液仙等看到地址与招牌都被人先下手了，只得将招牌改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地址改在大陆商场（后改慈淑大楼）。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于1933年2月9日开幕，经理由方液仙亲自出马担任，副经理是方家的私人账房李康年。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根据产销协会的原则，规定一业一家，每一参加工厂都要以寄卖性质供应一定数量的物资，内分绸缎、布匹、棉织、内衣、针织、化妆、鞋帽、文具、五金、瓷器、钢精、电器等40余柜。每柜的柜长，由方液仙核心集团的工厂派人主持，例如，化妆柜的柜长由中国化学工业社派人充当，针织柜的柜长由五和织造厂派人充当。由于每业只有一家，参加的工厂如果不同意国货公司的办法而想放弃，又怕别家同业插进去，自己反被摈在门外，因此，心虽未甘，但也只得勉强参加。按照规定，各工厂交国货公司出卖的货物，是寄销性质，于卖出后按月计算，付还货款。由于工厂无权查究自己的寄售品到底卖出了多少，由此就不免产生流弊。国货公司付款的经手人，对与他“联络”好的工厂，货款可以付得多一些，否则就十付九不足，如此只苦了工厂，而付款经手人则脑满肠肥了。另一规定，厂方凭国货公司证明，根据寄售货物的数额，可向中国银行商借流动资金，由国货公司在售得款内扣还中国银行。这使银行生意兴隆，但这样层层克扣，厂愈小、牌子愈新、经济愈困难，那就大大吃亏了。

    1934年1月，成立了国货联办处。这个组织并非商业性质，而是团体形式，并无资本，由各厂（根据每业一厂）加入为组员，每月缴纳会费，以作开支。工厂既将货物作寄售，又缴钱作费用，所以难免有不平之感。国货联办处，公推方液仙为董事长，蔡声白、方剑阁、叶友才、王志莘为董事，王性尧为主任，陆乾惕为副主任。三年半中，先后筹设中国国货公司11处，计镇江、徐州、济南、温州、郑州、福州、西安、昆明、重庆、广州、长沙等地，方液仙等每年在上述各地的国货公司领取车马费每人总数以数千元计。

    1936年12月4日，在南京成立“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筹备委员会，我是被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这个未来的“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以后简称联营公司）的总经理一职，从一开始就被人格外注意。1937年4月11日，联营公司创立会在南京召开。此后，各工厂都瞩目这个总经理之职究竟落在谁手。当时各厂家觊觎这总经理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利，不如说是为了权。一旦权到手，利就滚滚而来，所以“权利”二字，在旧社会里，是拆不开的。如“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李康年，各工厂为了要李帮忙推销产品，尽力满足李的要求，因此，李康年挂名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的工厂有十余家之多。如今联营公司的总经理，握有遍布国内外分公司的支配大权，既可以增强自己厂的产品销售量，削弱同业产品在同一市场的竞争，还可以在国货界增加自己的“威望”，以增大政治资本，因此，围绕此职务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在“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成立之前，就总经理一职，方液仙“众卿拥戴”、“黄袍加身”之说风传一时，而方本人也大有“这总经理宝座，舍我其谁”之概。但是，在方液仙小集团内部所谓的核心分子中，也未尝没有人对这总经理之职有染指之想，圈外人如吴蕴初、陈小蝶则是反对方液仙当总经理最激烈者。吴与方之间有味精与观音粉的冲突，陈与方之间有家庭工业社与中国化学工业社化妆品的矛盾，而吴蕴初反对方液仙尤为突出，声称如果方液仙果真当了联营公司总经理，天厨厂就退出这个公司。还有若干工厂，因与方的小集团中工厂的同业矛盾，也反对方液仙。这使筹备主任实业部长吴鼎昌感到踌躇。

    当时，以吴蕴初、陈小蝶为首的反对方液仙的许多工厂，联合提出由我来当总经理。有一次在南京开会时，吴蕴初特约我去游玄武湖，在游艇中，吴告我有部分工厂推我为总经理，以分散方液仙的小集团操纵，并说这个建议已得到吴鼎昌部长同意。说老实话，我当时并不想争取这个总经理之职，所以始终没有为此而活动过，而今既有人属意于我，如真的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我是有动于衷的。所以，我没有坚辞，就对吴说：“且看事态发展到何等程度，到时真有这样做的需要，再行考虑也不会迟。”

    我与吴蕴初游湖这一行动，引起方派对我的侧目，他们认为我已倾向于吴一方去了，以后对我的行动分外注意，并散布流言，以离间我与吴蕴初的合作。随着亚浦耳灯泡行销的数年中，亚浦耳电风扇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华生电风扇厂对此事痛心疾首。华生厂叶友才看到我担任联营公司总经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想到万一真的实现，在联营公司范围之内的市场，华生电风扇的销路必被抑制，取而代之当然是亚浦耳电风扇。叶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用最激烈的态度来反对我任总经理。他也效仿吴蕴初反对方液仙的办法，声称“如胡西园当了联营公司总经理，华生厂就退出这个公司”。叶友才到处破坏，并尽力拉拢中立的工厂，增加他反对我当总经理的力量，方派当然也全力予以支持。

    吴鼎昌看到方液仙和我这两个棋子已先后被“将”，他当然要一着活棋来解围，在事前稍做一些联系准备工作后，在常务筹备会上，吴鼎昌当众向方液仙提出由美亚织绸厂蔡声白任联营公司总经理。方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得表示赞同。蔡声白虽属于方液仙一派，但织绸与别厂冲突较少，因此，其他参加联营公司的工厂亦无人反对。这个逐鹿已久的总经理之职，至此总算定局。

    “中国国货联营公司”遂于1937年5月17日正式成立。联营公司在当时提倡国货，传播爱用国货的精神，对加速国货工厂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这积极的一面，自不能一笔抹杀。但这个公司浓厚的宗派主义也无法掩盖，由多数工厂的力量而构成的组织，其权利则由少数人享受，极为外界诟病。

    第二节 国货之光

    一、观光客纷至沓来，“亚浦耳”成参观“胜地”

    当亚浦耳电灯泡在市上出现时，一般人都误认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因为日本灯泡质量没有这样好。但亚浦耳灯泡的价格又只及欧美电灯泡的一半，于是竞相猜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待了解亚浦耳电灯泡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国货后，始相与惊奇，因为当时大家想不到中国人能自己制造电灯泡，更想不到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电灯泡可与欧美货相媲美。于是，亚浦耳厂引起了全国学术机构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冬，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师生30余人首先到亚浦耳厂参观，以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来衡量，对我厂各种机件设备、技术措施，表示满意。他们本着提倡国货的热忱，在报上发布一则新闻，这更扩大了亚浦耳厂在群众中的影响。次年，又有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师生相继到亚浦耳厂参观。1925年，浙江工学院组织工业参观团来上海参观各大工厂，也到亚浦耳厂参观。以后武汉大学、齐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学术机构也纷纷到亚浦耳厂参观。

    这促使国民党各政府机构的仿效。他们把参观亚浦耳厂列为招待外地来宾的节目之一，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对民族工业的摧残。上海在张定璠、黄郛、张群任市长时，虽然表面上他们把亚浦耳厂炫耀为中国新兴工业之一，招待来宾参观，但实际上他们对国货工厂的摧残，包括亚浦耳厂在内，与帝国主义并无二致。及至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代，来宾参观亚浦耳厂更加频繁。吴铁城自己陪同所谓“国民党元老”及其他“党国要人”来亚浦耳厂参观，前后计有五次之多。其他人则大部分是由市府交际处李大超陪同前来。在此阶段，我厂变成了供人游览的“名刹古寺”，疲于送往迎来。1934年5月31日，西藏班禅喇嘛慕名到我厂观光，陪同前来的有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班禅及其随从在我厂各车间参观了一周，对制造电灯泡的机械技术惊为新奇，为中国有这样的工业设备而感到兴奋。我窃喜此于藏族同胞有良好的影响，遂亲自陪同参观，并与全体来宾在厂内草坪上留影纪念。

    在参观亚浦耳厂过程中，有两桩趣闻不妨略记述如下：上海来了一个云南某地傣族女土司（少数民族的领袖），叫高玉柱，大约30岁。上海各团体受市府的指使，不问青红皂白，在联络“民族友谊”的口号下，纷纷开会和设宴招待，新闻报章日有记录，确可称轰动一时。我厂当时接到市府交际处通知，要我们设茶点招待参观。高玉柱带几个男随从照例由李大超谨陪如仪到达我厂。高玉柱除头上戴的帽子是少数民族的外，旗袍革履，涂脂抹粉，装束与上海时髦少妇无特异。他们走马看花，究竟有何感想不得而知。之后，仍由李大超陪同回去。正在大闹欢迎云南傣族土司高玉柱之时，有一天，忽然发现昆明专电的新闻栏，有云南省府捉拿高玉柱冒名招摇的消息。上海人竞相惊愕，而当时所谓的傣族土司高玉柱已经逍遁。

    另一事件，是南京财政部陪同山东“巨室”梁作友来沪游览一事。据说梁是国内“豪富”，有“梁财神”之称。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以为梁是“财神”，可以动脑筋榨他点油水。所以，梁作友一到南京，财政部就隆重招待，除派员陪同游览金陵名胜之外，还邀请这位“财神”遍游沪杭各风景胜地。上海为工业基地，“梁财神”既到了此地，哪能不显出关心工业的姿态。参观亚浦耳厂又是市府必备的节目之一，“梁财神”是“中央特客”，上海市府哪敢怠慢，于是照例通知我厂设茶点招待。梁作友到厂“巡视”一周，莫明其妙，说不出什么来。他从上海去杭州再回南京，财政部派大员恭送如仪。后在报上见到梁作友到达济南时被山东省府扣留，其犯案累累，是一个大骗子。鉴于上述两事，可见国民党当局处事是何等昏聩。

    二、千挫百折，国货灯泡挤进西湖博览会

    1928年，工商部在上海市陆伯鸿主办的天主教新普育堂内，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并把新普育堂前的普育堂路改为国货路。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亲自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开幕升旗典礼。当时，亚浦耳厂的电灯泡是这个全国性展览会中电工器材部门唯一的照明产品，颇引起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展览会的观众及海外华侨的注意与重视。这对亚浦耳厂的产品后来在国外市场更为广泛地行销，起着极大的推广作用。

    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资格屈就浙江省政府主席，因“大材小用”总想“轰轰烈烈”地“作为一番”，以显示自己毕竟不同凡响，于是标榜首先要电化浙江省。其实，杭州电厂是美国摩根财团电气托拉斯电化江南计划中的一部分，所谓电化江南，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名词，其实是美国垄断资本家通过国民党买办政府，要榨尽中国人民的膏血。张也是美国的走卒而已。张静江为了要吸引全国的注意力，继工商部在上海市新普育堂举行的全国性展览会之后，举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西湖博览会”。从1928年开始筹备。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为了征集西湖博览会的陈列品，仆仆奔走于沪杭之间。当时承办国货陈列的主要是“中华国货维持会”（该会主席王介安、秘书黄强）。他们为了此事多次召集会议并与其他国货团体联合，征集了不少国货去杭州参加西湖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面积很大，分了很多馆，有好几个电灯牌楼，还有沿会场的湖边要用彩灯，场内外需用的照明，估计要用不少电灯泡。我通过“中华国货维持会”，建议西湖博览会全场用国货亚浦耳电灯泡，并与建设厅长程振钧面洽。程的态度非常模棱，虽未拒绝，亦不允诺。后来我又写了几封信与程振钧联系，但始终未得要领。我继续托“中华国货维持会”王介安面询程振钧。据说，程担心国货灯泡不耐用，会因电灯熄灭影响整个西湖博览会。当时不相信中国货的心理是很普遍的，但像程振钧这样提倡国货举办西湖博览会的人，是绝对不该有这样的想法的。难道以提倡国货相号召的西湖博览会，所用的电灯泡却是外国货，那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适有造纸业前辈龙章造纸厂庞赞臣来亚浦耳厂参观。庞与张静江有葭莩关系，我就将西湖博览会应用亚浦耳电灯泡的事，托庞赞臣向张静江打交道。庞以彼此都经营国货生产，表示同情，允为照办。经过了十天光景，庞写信给我说，他在赴杭之便曾与张静江提起亚浦耳电灯泡之事，张允转致主办人用电灯泡尽量采用国货。这一句话确实说得很响亮，但没有实际下文，消息沉沉。隔了一个时期，我听到美国奇异厂为了西湖博览会的电灯也在活动。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西湖博览会开幕日期一天一天接近，我焦急起来。我们不是为了争利，而是为国争光。我去杭州西湖博览会筹备处实地探察以明真相，在该处碰到了姓马的主管人。他告诉我，西湖博览会用的电灯泡原则上是要用外国货的，而且多数是奇异灯泡，如稍采用一些其他牌子的外国灯泡，他们可以做主选择，倘是决定用中国灯泡，非请示上级不可，未便擅专。我只得怏怏而回。

    到沪后，我总感到，西湖博览会若没有中国灯泡，不仅是亚浦耳之耻，也是中国人的不光彩，亚浦耳厂如果不去争取，美国奇异厂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亚浦耳电灯泡不亚于奇异灯泡，我们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在于我们努力争取的干劲不够。这时离西湖博览会开幕不过一个月左右，时间是相当紧促，我想到上海总商会（后改组为上海市商会）协助西湖博览会做了很多事，西湖博览会以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上海总商会的协助，于是去上海总商会要了一封介绍信，再去访见程振钧。这次程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允考虑后给我确切的回音。不几天，果然接到西湖博览会的正式通知，嘱我去联系电灯泡供应事宜。

    结果是，全场用的大灯泡都由美国奇异厂供应，中国亚浦耳厂供给了三万只左右的牌楼灯及路灯等普通电灯泡。1930年春，西湖博览会开幕了，国货亚浦耳电灯泡，也被运到西湖博览会的所在地。夕阳西沉时，美丽的西子湖畔人流万千，亚浦耳电灯泡大放光明。这次西湖博览会延长了三个月，前后达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之间，中国亚浦耳电灯泡的损坏率并不超过美国奇异灯泡，亚浦耳鲜明灿烂的国货之光，为中国人吐了不平之气。

    三、“开明”的工业家

    亚浦耳厂对制造电灯泡的技术工艺一贯是非常注重的。要生产精良的电灯泡，除机器设备应求其完善之外，首先要有科学的工艺制度。我们有一套玻璃吹制及装配灯泡的工艺规程，从这项规程订出了一套工艺制度，不但制造程序的技工要严格遵守这个制度，而且有关直接生产的科室管理部门也须为这个制度服务，不许轻忽。当时，苦于老工人对执行工艺规程、遵守制度还不很习惯而影响产品质量，为使这一制度得到贯彻，我们培训了一批新生力量。

    这批新生力量，分为艺徒、练习生及技术员三种，玻璃部招收艺徒100名，电机部招收艺徒50名，灯泡部招收艺徒100名，另行招收小学毕业的练习生50名，中学毕业实习技术员50名。这批培训生分数期招收受训。我厂把这300多名被培训的青年当作本厂的基本队伍，对他们确是另眼相看，在津贴待遇、起居生活方面均加以优待。为他们专设宿舍，宿舍里都是特制的两层铁床，新被褥、白被单，清洁又整齐；订有宿舍规则，起卧均有定时；辟有运动场，除举办各项运动之外，每晨做早操，在工余之暇还组织文娱活动；并办有业余学校，分文化学习及技术学习两部分。这些为当时工厂中所罕见，也是我厂对外宣传的重要资料之一。另外，我厂还组织他们外出郊游。如1933年春在培训生中选拔成绩优异者，用大卡车直放杭州游览，并考察当地工厂。又如1935年在培训生中对本厂有特殊贡献者，除给以奖金外，还让他们去昆山等地参观，持螯赏菊。为了使职工们安心工作，亚浦耳厂的工资待遇也比别的同业厂高，人们称赞我们为“开明”的工业家。

    这批培训生在训练完成之后，原希望他们“知恩感报”“效忠”我厂，但少数结业的培训生，有的在我厂工作不久，就到外面去与他人合伙开设新的小型电灯泡厂；有的被同业高价挖去，为他人去生产了；还有一部分人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厂招去，其中还有的人又从中央电工厂出来另开新厂，有的人则流到天南地北别的同业工厂中去了。所以，过去在中国各地绝大部分电灯泡厂的技术部门、管理部门，都免不了有原亚浦耳厂的职工。当时，我想我们辛辛苦苦训练出来一批有制造电灯泡根基的人，却未能让他们全部为本厂竭诚服务，反被别人坐享其成，心中常有不平。但从大局考虑，这对民族灯泡工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中国电光源之摇篮

    中国亚浦耳厂曾用德国工程师、日本技术人员，又聘用留英、留法、留美的中国专家为顾问。所以，我厂集众多电灯泡技术之长，加上1921年以来在创制中国电灯泡过程中数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我厂的产品确有一定的特点，受到国内外用户的欢迎。我厂人员出外开厂容易吸引别人的合作，全国电灯泡厂没有一家不直接或间接地与亚浦耳厂有渊源。年复一年，新厂陆续出现，电灯泡厂不断增加，便形成了灯泡行业。

    我们认为，灯泡厂都麇集在上海，不是好现象，而且我厂当时已有了足够的机件设备，我有意到天津、武汉、广州各地去办分厂，但是技术人员及熟练技工还不够分配，且当时军阀内战，顾虑很多，所以未能及时实现。蹉跎光阴，一直到抗日战起。这时在广州、武汉虽已选定厂址，但因抗战大势所趋也无法实现。抗战胜利后，我厂决定先设天津、武汉两分厂，天津方面托久大精盐厂李烛尘协助筹划，武汉方面托裕华纱厂苏汰余协助筹划。后因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我厂开设分厂的计划又成了泡影。

    从中国第一家电灯泡厂——亚浦耳厂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开设过50家左右的中国电灯泡厂（包括外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有29家（其中外埠四家），到公私合营时，通过合并，只有两家正式的电灯泡厂。此外，在上海还有两家制造电子管及炼制钨丝的工厂兼制电灯泡。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全国电灯泡工厂发展到80余家，其中70%的新建工厂的技工艺徒，是由亚浦耳厂培训出来的。

    五、“中国人请用中国货”

    广告宣传是一种用来联络买卖双方思想、感情和传递信息的好方式，是使产品映入人们思想的先行军，是推销货物的一种手段和武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告被列为一种专门业务，但广告宣传离开实际太远，反会消失其效力的。在过去虚伪的社会风气中，虽不能要求广告实事求是、说到做到，但宣传要恰如其分，适可而止，这是应当掌握的。还有一些人在广告中贬低别家货物来抬高自己的产品，这更是一种下品行为，不足为训。

    我厂的广告，主要是以提倡国货为中心，只攻击舶来品，绝不诋毁中国货。所以，我们在广告中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我们的广告不过分渲染，并力戒夸张，因为国货广告更要符合事实，以显示出国货的真诚朴素。人们通过广告介绍而买到恰如其分的货物，就会感到高兴，从而对这个厂树立信心，并对它的产品产生情感，成为该厂的一个热忱维护者。我厂的广告内容始终不超出“中国首创、省电耐用”这八个字的范围。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所以，我厂能赢得用户的信任。

    我厂办事处专设广告部，其中有设计、绘图、撰文、编排、发布五个方面分工。在大小报刊、电影院、戏院、轮船码头及各风景区的游艇、各线的火车铁路牌等，我厂都不放过做广告的机会。旧时以4月4日为儿童节。每年儿童节，我厂必招待数以千计的小学生来厂参观。每人赠送食品一包，在食品纸包上印“爱国同胞，请用国货”、“中国亚浦耳厂敬赠”字样；还赠送电灯泡一只，并附印就的意见书，托来厂小学生交其家长，希望在用了亚浦耳电灯泡后提提意见，以便我们继续改进，并请他们的家庭经常采用亚浦耳电灯泡。我们的用意当然是为了做广告，但当时我们的确还有一种想法，希望这样做能使儿童从小树立爱用国货的爱国观念。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而失去了东北大块国土。1932年9月18日，是日军侵略东北的一周年纪念日，中国亚浦耳厂、章华毛纺织厂、家庭工业社、中国窑业公司四厂选定这个纪念日作为上述四厂合办的富星广播电台开幕日，由我厂董事长秦润卿、章华毛纺织厂程年彭、家庭工业社陈小蝶、中国窑业公司胡祖庵和我在富星广播电台设茶会招待上海各界人士，并邀请电影界郑正秋、高梨痕、胡蝶、顾梅君、顾兰君、朱秋痕、郑小秋等，广播爱国歌曲及其他爱国节目。当天上海的所有大小报刊全部以两大全版，就是全张报的一半篇幅登载四厂广告，内容只印斗大的“918”三个阿拉伯字，上面印“毋忘”两字，下面印一句“今日何日！”连贯起来就是“毋忘918今日何日！”当时，蒋介石不但不许别人抗日，也不许人民喊抗日。他不许我们说“抵制日货”，我们就换一句“提倡国货”，不许我们喊“抗日”，我们就谈“救国”。我们这样的举动引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嘀咕，说什么我们这样“莽撞”会惹出“大祸”来，以后不要再这样“瞎闹”。

    那时“云南王”龙云，不知怎地心血来潮，也提倡起实业来了。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主委缪云台来沪时，特邀请我、章华厂程年彭、家庭工业社陈小蝶、中国窑业公司胡祖庵等在金门饭店（现华侨饭店）茶叙。他的动机是秉承龙云意旨，希望我们上海工业家去云南办工厂，而主要目的是盼我们联合上海其他工厂去云南举行一次国货展览会。当时因种种原因，我们未去云南办厂，亦未去举行国货展览会，但后来终于使云南有了一个电灯泡制造厂，厂的领导、技术员都是由我厂派去的。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在抗日战争之前，我也记不起是该校几十年建校纪念，曾举行一次盛大的纪念会，晚上有非常热闹的晚会。娱乐场跳舞厅等地方以及场里场外包括电灯牌楼，需用大小电灯泡三万余只，约计买价要一万元之谱。圣约翰大学校方曾向美国奇异灯泡厂商借电灯泡无偿一用。电灯泡一经几小时燃点，就成为旧货，不能出售。尽管圣约翰大学、奇异厂同属于美国，但帝国主义分子碰到金钱问题，即使对亲生父母也会翻脸不认人，何况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工厂。因此，圣约翰大学校方碰了一鼻子灰，借不到电灯泡，怏怏而回。后由该校同学会出面，托人向我厂商借。我了解情况之后，对圣约翰大学提出一些要求，要在圣约翰大学里面广场冲要路口竖立一块电灯泡广告牌，广告内容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中间“国货亚浦耳电灯泡”，下面一行是“中国首创、省电耐用”，还要在各会场显明的地方张贴“本会全场都用国货亚浦耳电灯泡”字样的各色纸条。这批电灯泡用毕由圣约翰大学负责送还到亚浦耳厂。经来人回校磋商，圣约翰大学同学会全部接受照办。到了正式开会时，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译音）见此情况，暴跳如雷，深责该校同学会办事不当，大骂奇异厂不识大体，使中国工厂破天荒在他们的高等学府得到宣传中国货的大好机会，但当时木已成舟，来不及撤除。奇异厂闻讯后，也大为懊丧，但已无可奈何。这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呀！

    六、亚浦耳灯泡成为“洋轮”的“走私品”

    我厂电灯泡的生产，由于受到国内外同胞的爱护与提倡，得以精益求精，逐步壮大。产品达到了高质低价，在国内外市场与外国电灯泡交锋都立于不败之地。由于亚浦耳灯泡的价廉物美，质量等同欧美，价格仅及于日本，就是外国在华企业也不得不改变中国人制造不出优良国货的不正确观念，收敛了轻视中国货的傲慢态度，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采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

    1930年7月1日后，旧上海法租界有一部分路灯就长期订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1930年9月18日，法商电车公司订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1931年1月8日，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也与我厂签订购买亚浦耳厂灯泡的合约。英商自来水公司、英商亚细亚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等，分别于1931年1月16日、1932年12月29日、1933年1月30日与我厂签订了供应电灯泡的合约。

    在国外，经营推销亚浦耳灯泡业务的大多数是华侨，但也有若干外商，如印度孟买“利别脱公司”（Liberty Light Agency）于1932年11月17日与我厂签订经销电灯泡合同，又如荷兰“海奇米耶公司”（Hagemeyer & Co.）、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分公司于1932年12月20日与我厂签订了经销电灯泡合同，还有暹罗（现泰国）曼谷“竺鲁乍拉民公司”（Jaruzerami & Co.），也在1933年2月与我厂签订了经销亚浦耳电灯泡的合约。

    我厂有两家五金电器行，作为协助亚浦耳厂的帮手，一方面为调剂经济，另一方面为推销本厂的产品。在我厂产品试制期间，它们经济调剂的作用大一些；到了生产上了轨道，其主要力量就完全放在推广亚浦耳灯泡的销路上。这两家五金电器行，一家是“益丰昌”，经理姓杨，设在北苏州路北山西路，专门联络应付苏州河沿岸、吴淞以及太湖四周小码头的电料经销商店；另一家是“安利”五金食品公司，经理姓陈，设在旧法租界朱葆三路（现溪口路）霞飞路（现淮海路），专注重上海南市及杭、嘉、湖、沪杭铁路线一带的亚浦耳电灯泡的出路。“安利”是食品五金，还经营罐头、洋酒等。因此，外洋各国轮船到沪，海员多向“安利”食品五金商店添购食用品及日用物资。各外轮海员于添货时，不但采购亚浦耳电灯泡在他们船上应用，还顺便带些亚浦耳灯泡，作为私货运到澳、非各地去贩卖。据说，亚浦耳灯泡颇为各地用户所青睐，海员贩运灯泡私货，也有厚利可图。各国海员私贩亚浦耳灯泡，数额虽不很大，但周而复始，相互更迭，经年连续不断，总数也颇可观。可见，亚浦耳电灯泡在海外各处，也是受到当地人民欢迎的。

    注释

    [1] 九厂国货临时商场，开始于1932年9月18日，廉卖八天，以纪念“九·一八”。参加的九家厂家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中华珐琅厂、胜德织造厂、中华第一针织厂、三友实业社、一心牙刷厂、华福帽厂。——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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