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后语

    十余年来，我受着党的长期教育，深深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主席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祖国大家庭里，感到无比幸福快乐。数十年前，我创办中国第一家制造电灯泡的工厂，受尽了反动统治的摧残和折磨，以及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奇异厂的排挤倾轧。本书以我数十年办工厂的苦难历程，用具体事实来揭发“三座大山”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残暴压迫，歌颂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政策的英明伟大。

    外国制造电灯泡比我国早了40余年，人们以为中国人是不可能研制出电灯泡的。电灯泡是本重利轻的工业产品，不易获大利而发财。当时办工厂的大部分人虽有爱国的动机，但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到底还是为图利。电灯泡是卖价低、设备复杂、牵涉的科学技术面较广的工业品，所以在40年前无人肯下功夫去研究制造。当时我从未曾实地见过怎样制造电灯泡，而是将从书本里、从学术研讨中所得到的知识，通过反复试验，居然摸索制造出来中国人自己的电灯泡。这在半个世纪前科学落后的旧中国，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但因我早有中国人应自己制造国货电灯泡的志愿，再受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孵化，所以，不计盈利，坚持研制，终于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过去“崇洋轻华”的不良心理，在旧中国是很普遍的。受这种心理的影响，一些人对我厂试制成功中国人自制电灯泡的事迹不愿向外声张，怕人们认为中国人是制造不出好东西的。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媚外政策所致。

    从制成第一只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电灯泡以来，我作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始终与本厂历届工程师及有关专家、顾问等一起，为了提高电灯泡的产量、质量做长期不懈地努力。我还以自己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的便利，经常到该会向有关电子照明的科学家请教、质疑问难，一起研究。因此，我厂电灯泡的技术工艺不断取得更多的进展。精美优良的国货亚浦耳电灯泡受到广大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在国内外市场能与欧美同业相抗衡，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充分显示出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

    在旧社会反动统治时代，有些从外国回来的有技术的工业家，认为只要专心于工厂内技术，何必去问外事？结果工厂因被反动势力所欺凌而遭到很大的损失或被反动势力迫害而竟至关厂。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闭门办厂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在30多岁时虽然在厂里兼管工程，但还是经常参加外面的会议和进步的社会活动，为了本工厂的事或整个工业界的事以集体力量与反动政府官僚折冲交涉。当时也有人不理解我这样做，认为我办工厂要常去接触反动官僚和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党棍干什么，人家哪里会知道这是我与国民党政府周旋的另一种方式。我生平没离开过亚浦耳电灯泡厂，没有脱离过工业界，在旧时代始终站在工业界的立场与反动统治做斗争。那时，稍有发展的工厂，都无一不与外界有联系。我记得有一次，从南京回来参加“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会议，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与反动政府财政部交涉工业税情况时，全场屏息静听。当讲到在往返多次、几经折冲后，总算迫使财政部做出让步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在会后漫谈时，申新纱厂荣宗敬就指着我说：“我们工业界是要有这样一个年富力强而有头脑的人来干事，这样工业界才可以少受不必要的牺牲。”这虽然是荣宗敬对我的一种揄扬语，但也不能说他不是有感而发的。

    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媚外政策，与对内残害人民的毒辣手段，使我厂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双重迫害。美国奇异厂对我厂刻骨仇恨，恨不得一口将我厂吞噬下去。蒋政府惟美帝之命是听，帮助他们来压迫我国货工厂。官僚资本资源委员会也用政治势力压迫我厂，以金钱名位诱惑我厂制造电灯泡的人员，包括工程师、技术员、技工及设计记录员等，挖我厂墙脚，妄图使我厂无法开工而倒闭。虽然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但对我厂的排挤倾轧无以复加。因此，民族工业长期以来是在夹缝中喘息求生。

    在我数十年办电灯泡工业的生涯中，有一条铁律，那就是产品要赢得消费者，品质优良是最根本的保证。为此，我们孜孜不倦研究并试制成功电灯泡后从不自满，千方百计谋求产品质量的改进。我们在自制电灯泡经验的基础上，收集德、日、法、英、美制造电灯泡的技术资料，以本厂固有的技术基础，结合各国制造电灯泡的优点，再作技术创新，因而大大提高了我厂产品的质量。亚浦耳电灯泡在国内外市场上成了外国灯泡的劲敌，赢得中外用户的欢迎。这足以告慰国内外爱国同胞，也是我厂所窃以自慰的。

    蒋介石为首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假“国家”、“政府”的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并为历代帝王所望尘莫及的以吸取民脂民膏为生的最大富翁。22年来（1927～1949年），四大家族用“官”、“商”的形式来掠夺民间的工业及其他方面的财产。资产达200万银圆的中国亚浦耳厂，其中我本人资本为120万银圆，其余都是外股。在四大家族独占财产的数字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四大家族对人民的榨取是锱铢不遗的，使无数的中国人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甚至死无葬身之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了政权之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比过去更加艰难。中国亚浦耳厂无论在抗日战争之前、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都受蒋介石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蹂躏。幸而我建厂的思想根源于五四爱国运动，爱国思想深深铭刻于我心坎之中，因此，我能奋发抵抗外来的侵害，并与恶势力周旋应付而不至懦怯。因拥护抗日，中国亚浦耳厂内迁损失了100余万银圆，我回上海时对同道中之发国难财者，不但没有丝毫羡慕之意，相反感到极度鄙视。这除了我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重庆亲聆毛主席的训导和周恩来的明教，使我有极大的感受与领悟。总之，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我能千方百计抗御外侮，反对四大家族，始终坚持制造国货，提倡国货，使中国亚浦耳厂能维持到全中国解放，踏上前途灿烂的光明大道。

    自中国亚浦耳厂之后，陆续建立了许多同业工厂，全国电灯泡同业工厂先后大约有80余家，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剩下不过20余家。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不但无产阶级翻了身，而且我们民族工业家也幸运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幸福之门。我作为一个年近70岁的老工业家，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14年取得的辉煌成就，看到我自己在40余年前筚路蓝缕所创办的企业——中国亚浦耳厂现在的亚明灯泡厂（最后定名为上海亚明灯泡厂）回到人民的怀抱，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胡西园

    星五聚餐会之始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而自1929年下半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个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间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妄图以掠夺弱势国家来逃脱经济危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党政府抱着不抵抗主义，把祖国大好江山拱手让出，引起全国沸腾，民情激昂。

    1931年10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从华北返沪。我与中华珐琅厂方剑阁、五和织造厂任士刚三人想约张公权一聚，以了解东北沦陷后华北方面的局势，由任士刚与张接洽，张说外面吃饭不方便，于是改约，张公权定于次日中午，酒席由外面送入至中国银行三楼便宴，并再约集亚光电木厂张惠康、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美亚织绸厂蔡声白、大中华火柴厂王性尧、华福帽厂陈吉卿以及中国银行副经理史大熬同宴，午餐时，大家表示对华北局势引为深忧，随即张公权将所见所闻告知，遂引起你一句，我一言纷纷讨论起来，各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谈了很长时间还意犹未尽，于是，我们提出每星期聚会一次，以交流时事、了解大局动态，此提议得到全体同意，因该日为星期五，故定名为“星五聚餐会”，后定于每星期五中午聚餐一次，记得第一次活动日期是1931年10月30日。后来又有些人要求加入，有鸿新染织厂胥价南、华生电扇厂叶有才、中国煤气公司李允成、新亚制药厂许冠群、康元制罐厂项康元、华通马达厂姚德甫、申报馆孙道胜、南洋烟草公司陈翊庭、益丰搪瓷厂董伯英等。

    1931年11月的一次“星五聚餐会”，约到了辽宁省主席米春霖来聚餐，米在席间详谈东北张学良撤兵情况，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军突然以重炮轰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蒋介石为免事态扩大，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再派特使王柏龄与张学良碰面，传达蒋的命令，绝对不许抵抗。日本在中国军队一枪不打的情况下占领了沈阳城，张学良含泪率领东北军退入关内。东北全部被日军占领，大家听米春霖陈述后都非常愤慨。

    1931年12月，请到了邵力子先生参加聚餐，邵在席间谈到当时华北形势说日军已占领全部东北，接着很快向关内推进，热河等地危在旦夕，但大家不要悲观，只要团结对敌，会转败为胜的，大家听后热烈讨论起来，异常悲愤激动。

    后因参加者人数不断增加，中国银行三楼已容纳不下，于是就迁至南京路慈淑大楼，这时新参加“星五聚餐会”的有上海国货公司的邬志豪、中法药房许晓初、三星棉织厂张子廉、泰康饼干厂乐辅成、三友实业社沈九成、华丰搪瓷厂支炳元、五洲固本厂项绳武、冠生园食品厂冼冠生、振华油漆厂宋沛道、瑞泰手帕厂相玉成，中国征信社潘仰尧、中国国货公司李康年等，以后参加者不再列举，因“聚餐会”办得很有成效，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以促进各方面的认识和了解，每次聚餐均邀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来演讲。搬至慈淑大楼后，第一次就请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演讲；第二次请上海总商会秘书长严谔声；第三次请闸北商会主席王秉彦。后来“聚餐会”中著名实业家也被推选出来演讲。

    1932年1月27日，日本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禁止反日言论，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国团体，将十九路军调出上海等，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否则日军就采取自由行动。尽管国民党政府答应照办，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于1月28日夜间突然袭击驻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出于日方意外，十九路军严阵抵抗，战争爆发，“星五聚餐会”为了支援抗战，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宣布抗战期间停止聚会，并邀请上海地方协会黄炎培、杨卫玉来报告当时支援抗战的后勤工作，黄炎培谈到为了抗战，地方协会已分设总务组、供应组、宣传组、征募组等，希望大家为国效力。当时“聚餐会”人员踊跃报名参加，我被委任为供应组主任，曾多次赴前方慰劳战士。日本侵略者原定四天内占领上海，出于他们意料之外，战争竟持续了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不惜丧权辱国，同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星五聚餐会”又恢复了活动。

    “星五聚餐会”邀请爱国人士杜重远作为来宾参加聚餐，杜重远是《新生》杂志主编，因在该杂志上刊登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讽刺文章，国民党政府说杜煽动人心，蓄意捣乱，将其逮捕，上海各界（包括“星五聚餐会”人员）纷纷为杜重远声援，后杜被释放。杜在席间感谢“星五聚餐会”人员对他的支持和慰问。

    1932年11月，著名爱国将领马占山来上海，“星五聚餐会”招待马占山聚餐，他谈到东北游击队，行动捉摸不定，使敌人心惊胆战，打得他们叫苦连天，大家听后感到十分振奋和欣慰。

    有一次，冼冠生向大家说华侨陈嘉庚先生听说“星五聚餐会”人员极大部分是工商界的重要人物，极愿到“聚餐会”和大家碰碰面，这当然是我们所欢迎的，1932年11月，邀陈嘉庚来聚餐，陈边聚餐边与我们随便谈谈，陈说：海外华侨，切望祖国昌盛强大，很欢迎国内同胞到那边去走走，彼此可以加深了解，增强团结，共同努力使祖国强大起来。散席前，我们希望他来上海时，再来“聚餐会”叙叙，宾主尽欢握手告别。

    “星五聚餐会”有一次最具深远意义的演讲会，也是我个人感到最荣幸的是1945年10月19日在重庆邀请周恩来总理（当时是中共副主席）出席“星五聚餐会”演讲《当前经济大势》，主要内容：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乎民主与和平，中国不但要政治上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积极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有人知道我将担任此次演讲会的执行主席，就来劝阻，我心已决，毫不动摇。（见《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0日）

    “星五聚餐会”主要是听时事报告，关心国家大事，其次工商业者每周碰次头，在业务上有需要，也可藉此接洽事宜。“星五聚餐会”邀请来演讲和座谈的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爱国将领、爱国华侨以及各界进步人士，使大家有机会接触到爱国进步人士，接受新思想，大大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过去参加过“星五聚餐会”的成员，绝大部分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这个团体成员，自“民主建国会”成立以后，一部分人加入“民建”，无暇去“星五聚餐会”。后来“星五聚餐会”易名为“正谊社”，成为以娱乐为主的俱乐部。

    胡西园1978年12月5日

    关于要求开放南北通航、通商、通汇等问题赴南京请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凭借长江天堑，悍然封锁南北水陆交通，禁止南北航运、通商、贸易、汇兑和人们正常往来，上海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提出开放南北通航、通商、通汇的强烈要求。

    上海市工业会不顾国民党方面的阻挠，接受各同业工会的要求研究南北通商问题，数次召开理、监事会商讨后，拟订南北通商易货“办法”，并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陈述意见。推定刘鸿生、金润庠、洪念祖、蔡昕凌、田和卿、潘士浩、胡西园等七代表。上海工业会接着又召开常务理事会将整个“办法”重新谨审决定后，代表们即当晚乘车出发前往南京请愿。为了争取时间，代表们连夜在一起研究进行的步骤、方式、重点申述的内容等等。次日上午，我们首先到国民党行政院，由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接待，黄说：何院长要在下午可以约见各位，我们听了立即离开行政院去交通部，见到了端木部长，陈述了通航的重要性及“办法”内容，接着到经济部、财政部，当我们见到了两部部长后，陈述实施南北易货的重要性，并特别申述了以下三点：一是上海各厂商之制品很大一部分销往北方，而原料则大部分来自北方，为维持生产，安定上海经济，必须开放南北通商、通航、通汇，于国于民皆有利；二是上海如不直接与北方通商易货，南北方均需绕香港进口所需物资，徒耗物力，则利权外溢，于政府不利；三是上海有数十万工人，如原料中断，或产品滞销积压，工厂不能正常开工，使从业员工之生活难以保障，会对社会带来严重后果。我们根据以上实情，故拟订南北通商易货办法，请政府予以指示。经济部孙部长、财政部刘部长均表示当重视此问题。

    当天下午，由黄少谷陪同见到了行政院院长何应钦，我们申述来意后，递上呈文，何听代表们申述后看了呈文内容，表示将交主管各部研究办理，认为易货原则上可以采取，但对实施步骤、业务技术问题再邀请各位来南京参加会议讨论商定。当我们告辞时，何讲：希望工业界支持政府，使经济得以维持。

    任务完毕，代表虽因不停地奔波，甚感疲乏，但觉得肩负全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托付，并寄予莫大的期望，深感责任重大，决定立即返沪报告请愿详情，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返沪后，上海市工业会立即举行理、监事联席会，由潘士浩报告赴南京请愿经过，由胡西园等代表加以补充，即决议推动方式三项：一是电中共毛泽东主席，请对南北通商易货予以支持。电天津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共同促成其事；二是工业品运销交换等业务问题由运销研究小组研究；三是征询各同业公会，对北销工业品之种类及商标名称等问题由技术委员会审定。

    不久，行政院提出讨论关于开放南北通商、通航、通汇问题，分别通知下列机关团体参加会议：全国工业总会、上海市工业会、全国航联、全国商联、上海市商会、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请愿团代表均应邀参加，并出席座谈会参加讨论。

    这次请愿尚属成功，对促进南北物资交流，沟通二地同胞的联络，尽到了我们的力量，工商界朋友认为请愿团代表的勇气及果断精神值得钦佩。

    胡西园1979年5月14日

    垂暮之年的愿望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各项正确政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我深感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工作，将有生之年的光和热奉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为一个将一生献给民族工业的前辈企业家，我觉得，为了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将所有改名的名牌老企业恢复原名，将使我国在国际商品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现在已经有些著名老企业重又恢复了原名。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是我国第一家研制出国产电灯泡的工厂，命名为“亚浦耳”的寓意颇深，表示我们的电灯泡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亚”、“浦”二字表示决心超过当时占据中国市场的德国的亚司令和荷兰的菲利浦之雄心；“耳”则为我们欲执电灯泡牛耳的壮志；为使大家知道这是中国自己的工厂，故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二字，全称为“中国亚浦耳电器厂”。

    自从创制出中国第一只电灯泡后，我一直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精益求精。故中国亚浦耳电灯泡能在国内外市场上与欧美同业相抗衡，在剧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且频占优势。将来我们的产品一定要打入国际市场，是在我试制电灯泡期间就明确了的目标。因此，在商标方面，我们费尽心机，最后决定以亚浦耳的“亚”字作为商标。商标与厂名有联系可加深用户的印象，“亚”字似“十”字，便于人们认识和记忆。当产品远销到海外各国，果然不出所料，当地人喜购这精美、价平、易认的“十”字商标（称“亚”字为十字架）的“中国亚浦耳”电灯泡。各国外洋轮到沪备购物资时，也总要购置大批亚浦耳灯泡。由此可见，亚浦耳灯泡在海外各地都受欢迎。

    中国亚浦耳电灯泡饮誉国内外市场，引起全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视。以当时工业水平来衡量，电灯泡这新兴工业相当于现在的高、精、尖工业。亚浦耳厂的设备、技术措施和生产管理，在当时称得上相当现代化的。除上海大学来参观外，还有浙江、山东、湖北、广东各省的知名大学组织人员前来参观。甚至连中央研究机构也派人来参观。各报记者来厂采访更是频繁。

    亚浦耳厂的声誉同时也吸引了上海市府国民党官员的“光临”，上海有这样的工厂他们颇引以为自豪。因此，亚浦耳被列入市府招待“贵宾”参观观摩的单位。国民党元老要人以及西藏喇嘛、云南傣族女土司等少数民族首领，也都先后来厂参观。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马占山将军等也曾亲临参观。来参观的还有各界名人，其中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许多历史性的照片经过十年浩劫已荡然无存）。

    纵观全国灯泡厂，实际上都或多或少与亚浦耳有一定的渊源。有些厂是亚浦耳厂人员离开母厂自行开设的，有些是这些人与他人一起合办，有些厂的技术人员不少来自亚浦耳厂。这样年复一年，随着灯泡厂增多而形成了电灯泡行业。而亚浦耳厂的全体工人为维护创始厂的声誉，产、质量一直保持领先，不但在同行业中各方面起带动作用，而且在整个工业界也极有影响。

    从创办开始，亚浦耳厂不知走过多少困苦艰难的道路，始终能顶住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抗日战争爆发时，不投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全国有影响的工厂，汇集众多企业，冒着沿途种种风险内迁入川。抗战期间，一切以国计民生需要为重，不搞变相投机发国难财。新中国成立前夕，我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要我动员组织当时全国有影响的工厂迁往台湾的要求，亚浦耳厂在拼搏苦斗中发展壮大，坚贞不屈，一直坚守在祖国大陆，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亚浦耳厂不但自己努力生产，并为全国各地新兴兄弟厂培训技工、传授技术，还为邻邦国家培训技术骨干，派遣专家出国辅导。当要为这样一家老厂更改厂名征求我意见时，我表示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于是老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改名为“上海亚明灯泡厂”。许多朋友得知后认为，将有如此悠久历史、负有盛名的电灯泡创始厂改名，太可惜了。如今已时临20多年，仍有许多人提及，说明亚浦耳厂在人们心目中留有极大的好感。

    现在亚明厂的外销产品按外贸部门提的要求，需注上亚浦耳厂名。因老牌中国亚浦耳电灯泡为外商及海外用户所熟悉和信任。至今报刊报道上海亚明灯泡厂事迹时，有些记者总要附注“原亚浦耳厂”等语。如今已是80年代了，亚浦耳厂史还为我国研究经济的学术界所重视。最近，经常有研究经济的学者、专家来访，向我了解亚浦耳厂的历史。其中有位在报纸和学术刊物上常发表文章的经济学家说：“胡老你撰写的亚浦耳厂史，是旧中国民族工业受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摧残下、艰苦拼搏情况的缩影。在亚浦耳厂不平凡的经历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现在仍值得借鉴。”

    亚浦耳厂的曲折经历，是中国第一家电灯泡厂的诞生史，也是整个电灯泡工业的发展史。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重又一一呈现在我眼前，使我激动不已。作为亚浦耳厂的创始人的我，足以感到自慰。

    因而我觉得，如果将“上海亚明灯泡厂”重新恢复原名“中国亚浦耳灯泡厂”有其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统战工作。在海外侨胞心目中，“亚浦耳”是国货的一颗“明珠”。恢复原名必为侨胞所欣喜，从各种大大小小的具体实例中，更进一步使侨胞了解我党现在的英明政策。

    二、有利于外销多创外汇。亚浦耳电灯泡在国外有较高的声誉，为国外用户所欢迎。

    三、有利于为四化做出更多贡献。恢复原名，便于对员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职工以作为驰名中外的电灯泡创始厂——中国亚浦耳灯泡厂的一员而产生荣誉感。由此更进一步增强责任心，确保在产质量等各方面精益求精，保持领先地位；更能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注意安全生产，从而促进管理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更便于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各个方面能成为同行业的楷模，有利于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多的贡献，进而有利于更好地投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由此可见，使改名的名牌企业恢复原名，无论面向国内，还是国际市场，均将会使中国产品处于有利地位。

    这是我在垂暮之年，出于爱国、爱党赤诚之心所产生的想法和愿望。

    胡西园

    （1980年）

    怀念父亲

    父亲故世已经二十几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父亲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父亲的性格是魅力四射的。我们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荣。

    父亲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衣着搭配得体大方。每到一处，常令人有眼前一亮之感。由于仪表出众，在业内素有“国货梅兰芳”之称。父亲口才极佳，幽默风趣，经常妙语连珠，引来阵阵笑声和喝彩。

    父亲兴趣广泛，年轻时酷爱足球，凡有当时球王李惠堂的比赛，他总要抽时间到场观看。在重庆时，他和作家茅盾、导演应云卫、影后胡蝶、摄影家郎静山等交情甚深。每当有金山、张瑞芳这些名演员的演出，如《家》《屈原》等，他也必到。由于交通不便，来回徒步往往要走二三十里路。有时看完戏回到家里已是半夜。对京剧，他更是痴迷，无论是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还是谭、余、马、麒四大须生，或是盖叫天、俞振飞等名家的演出，他都不肯遗漏。他习练武术，善吹笛子，特别是他年逾60后，还专门请老师教他唱京剧中的老生，学场面中的大锣。不久，他还在家中搞了一个票房，远近票友都来聚会，电影演员舒适、程之也常来吊嗓。父亲还粉墨登场，演过《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他那宽亮富有韵味的余派唱腔，颇得行家好评。

    在我们眼中，父亲既是慈父，又是严父。他对九个子女一视同仁，无厚薄之分。他作风民主，从不打骂子女。在学习上，他不硬性要求考第几名，考多少分，只要尽力就行。他还鼓励我们多看杂书、影剧，多交朋友，多接触社会。因此，我们的知识面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广的。在从业上，他也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干什么。他说：“我不规定你们，你们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一旦决定了，就要干成第一流的。”有一度，三儿子因待业在家，想组建话剧团，经常邀请一些朋友在家排戏，把家具乱摆乱放当道具。他们一会儿大呼小叫，一会儿又哭又笑。换成别人定不堪其烦，他却说：“你们要坚持下去，这对你们来说，也是在搞事业嘛。”对第三代，他更是疼爱有加。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自己身心受到的伤害，每天傍晚总要牵着四五岁的小孙子外出走走。他必定是先给孙子买一根五分钱的棒棒糖（造反派给他的生活费是35元），然后问：“今天去三角花园还是去襄阳公园（免费开放）？”孙子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在公园里孙子跑来跑去，跳跃玩耍，他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直到孙子兴尽方归。

    尽管父亲对子女非常慈爱，但绝不放纵，相反，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严格的。首先，他要求子女热爱祖国，他说一个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自己就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我们还清楚记得，在重庆沙坪坝的夜晚，他一遍遍教我们高唱当时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我们亲眼看到他终生提倡国货的高昂激情，看到他在当时洋人洋货压制打击下的铮铮傲骨和奋力抗争的胆略智慧；看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常给在台湾的故旧张群、张学良等写信，劝说他们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父亲有句名言：“中国人用中国货，从我做起。”在他的生活中，除了美国轿车和瑞士手表外（因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其他吃的、用的、穿的皆以国货为本。他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其次，他要求子女先要学会做人，然后再学会做事。而做人首先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他常说要待人以诚，以心换心，要一诺千金，不可失信，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家信任倚重的人。他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时期，驻华美军军需官某上校亲驾吉普至重庆白象街116号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办事处，慕名订购“亚浦耳”灯泡，父亲以礼相待，并说明重庆分厂因受条件限制，灯泡质量不如上海总厂。为了保全“亚浦耳”名牌的声誉，重庆制造的都用“电光”牌商标，所以只能提供美军“电光”牌灯泡。这位美军军官非但没有拒绝，还翘起大拇指对父亲的诚信表示钦佩。这项业务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美军撤退。再次，他要求我们生活节俭。他最反对铺张浪费，子女的衣着不许豪华，零用钱也给得不多，家里虽有三辆轿车，但从不让子女乘轿车上学。他说：“在生活上你们一定要大众化，不能特殊化。”最后，他要求我们要坚强奋斗，鼓励我们克服困难。他说：“只有自己打江山的儿女，才是好儿女。”

    父亲是个信念极强的人。他一生拒绝做官（有过多次机会），专心致志搞实业。他也不置房产，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于扩大生产和科研开发。当时，生产灯泡赚钱不多，而从事纺织、面粉等行业则获利颇丰。有不少人劝他转业，他总是一笑置之。他说：“我之所以搞电光源，是为了填补中国这方面的空白。再有，人的目光要远大。虽然在农村和许多小城市还没有用上电灯，但中国是一个四亿人口的大国，随着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生活的提高，对电光源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一生很少涉及其他行业。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求他像当年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那样组织迁台（台湾）工厂联合会，他婉言拒绝了；后来又给他送来去台湾的飞机票两张，他就到亲戚家躲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路线下，父亲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而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毫无怨言，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没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首当其冲，造反派乱打乱砸，家中被洗劫一空。当时，大家都很绝望，父亲却一再说：“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共产党和国务院制定的，抄去的东西以后都会还的。”在当时环境下，我们认为资本家能保住命已经很不错了，甚至认为他是不是受到的刺激太深，神志不清了？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记得在受迫害期间，有个亲戚偷偷来看他，悄悄对他说：“总结你的一生，作为企业家，我认为你有两大失误：一是抗战时你不该去重庆，留在上海的人都发大财。而你的机器设备在搬迁的路上被炸得差不多了，损失惨重。二是解放时你应该去台湾，去的人都发大财，现在更加风光，而你却留在这里吃苦。也就是说：不该走的时候你走了，该走的时候你不走。”父亲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说：“人怎么能光为发财！我去重庆，是因为不愿当亡国奴，是为了参加抗日；不去台湾，是因为我对国民党已经绝望，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富强。对这两次决定我绝不后悔！”

    父亲是个很讲究原则的人。他为人的信条之一就是：一不欠情，二不欠钱，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文革”时，他身体不好，生活困难。每每有人前来探望，或经济上给予帮助，他都要在小本子上记录下来，一笔不漏。落实政策以后，凡关心过他的人，他都会买好礼品登门拜谢，对经济上帮助过他的人，则加倍奉还，连子女给的生活费也不例外。

    父亲的意志和毅力也是为人所称道的。他一生从不抽烟，从不喝酒，从不打牌，对嫖娼吸毒更是深恶痛绝。父亲具有超群的社会活动能力。在旧社会的十里洋场，他经常打交道的既有高官巨富，又有三教九流。他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律己甚严，不管工作或应酬到多晚，天明照样早起。第一件事情就是洗冷水浴，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哪怕寒冬腊月零下摄氏几度照样坚持。接下来在花园里练几遍“八段锦”（后来又打太极拳），还要来回走几千步。这些习惯，他从二十几岁一直坚持到八十几岁。父亲的家庭责任感很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要把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并尽可能抽时间和妻子儿女聚聚。不管在外面遇到多少挫折，受了多大气，他也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回到家里从不显露出来，对家里人仍然谈笑自若。

    20世纪60年代，父亲已经步入晚年。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民族工业史的研究上。除了应有关杂志之约，写了不少文章外，他还在工作之余，历时数年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为了符合历史事实，对有些模糊之处，他必定要和当事人探究或到图书馆考证。回忆录写完后，他还准备写一部大著作《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提纲已经拟好，可惜“文革”使这一计划没能实现。1981年，胡厥文副委员长来沪视察，让吴羹梅先生接父亲到副委员长下榻的静安宾馆见面。老友相逢，言谈甚欢。特别是谈到重庆的许多往事，胡厥文先生感慨颇多。他说：“关于迁川工厂这段历史，我一直记挂在心。直到今天还没看到这方面完整的著述。我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写了。胡西老（业内对父亲的称呼）是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记忆力还这么好。我看，此事非你莫属。”父亲愉快地答应了。

    回家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除了吃饭外，他人不离案，奋笔疾书，天天如此。父亲一贯的专注、投入、坚毅的风格依然如旧。可他毕竟已经是85岁的老人，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心脏病频发，还有过一次小中风。家里人一再劝他放慢节奏，劳逸结合，可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说：“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很多事只有我知道，所以我要尽快把它写出来。”那时父亲恐怕已经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他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写完这篇文章后，有关领导曾来看他，他已经卧病在床。这位领导对我们说：“根据对外开放的形势，上面有意思请胡西老出山，看来我们来晚了。”果然，没过多久，父亲在一次深夜突发心肌梗死，结束了他漫长传奇、爱国敬业、顽强拼搏的一生。

    二十几年来，我们时时怀念着父亲。我们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他所热爱的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所投身的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牢牢地记住了他：凡涉及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书籍或文章，基本上都写到了他，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在逐步恢复。父亲可以含笑九泉了！

    胡鼎英、胡鼎华、胡鼎熒、胡鼎茂、胡鼎汉、胡鼎森（美）

    2005年7月22日

    忆父亲

    1921年，在父亲百折不挠的努力下，第一只中国人自制的电灯泡诞生了；后来父亲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商电灯泡制造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从此，为了发展民族电灯泡制造工业，父亲在风风雨雨中奋斗了大半辈子，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青年时代阅历甚广，沪上的新兴行业几乎都做了试探，最后认定实业救国为己任，全心全意扑在振兴工业上。当时最热门的行业是纺织，他认为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衣”是第一位的。为了“衣”的现代化，纺织厂如日中天，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20世纪是“电气时代”，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电灯”，因为现代的生活离不开现代化的照明。从古老的煤油灯到进口的洋油灯、煤气灯、汽油灯等虽已跨进一大步，但技术含量不高，只不过是一次“改良”。只有电灯当时算是突出一个“电”字的技术革命，也是与国计民生休戚与共的新生事物。于是立志为开发电灯奋斗终生。

    环绕电灯泡研制，按技术要求和工艺条件的不同，开办铜头厂，灯泡玻管玻壳厂，钼丝、钨丝、杜美丝加工厂和综合实验室等，构成外围生产链和研发中心。各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按各自的要求和特点发展提高，彼此开展适度的竞争以相互促进。总厂则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放在后来电照明的品种发展和提高质量的主业上。上设公司总管理处，专门从事经营管理。这类似于现在的集团公司。在重庆，也是按此模式，按当地的市场需求，资源情况和环境条件，从电灯泡的相邻行业为起点，开办保温瓶厂、日用五金厂、机用传动皮带厂和松香松节油厂等轻化工业。

    父亲早期就具有“珍惜人才、发现人才、善用人才”这个现代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美国企业界流行的金科玉律“3M”即资金（Money）、人才（Man）、设备（Machine），父亲在创业初期是单骑行千里。中国有句古话“一个好汉三个帮”，至发展期他就找到了三个帮：第一帮就是灯泡方面的於崇仁，他是我大舅，他的确是个人才，青年时代在上海英办华童公学高中第一名毕业，被保送到香港大学电机系，又以第一名毕业，又被保送留英深造。不幸外祖父过世，家庭负担压在他身上，只得放弃，进待遇优厚的汉口发电厂工作。1932年，湖北大水灾，大舅从二楼窗户被救出来沪避难，父亲即专访以汉口电厂同等待遇留他在亚浦耳任职，后来成为厂长兼总工程师。在亚浦耳广告语“中国首创，省电耐用”上做了很多工作，业绩显著。第二帮是日光灯部的毛振琮，毛是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留英学者。抗战胜利后，亚浦耳厂派杨友三去美国考察，恰遇在英国完成学业后特地到美国实地考察的毛振琮，毛表示拟回国找工厂实现制造日光灯的工作，并极愿在亚浦耳厂服务。我父亲对毛的到来十分欢迎，二人很为投机，彼此同意合作，决定亚浦耳厂日光灯制造部分请毛振琮任总工程师，并在辽阳路总厂内设立日光灯部。后来，毛振琮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第三帮是於崇仁＋李书桓，大舅於崇仁是核心技术的掌控者，当我代病休的吴亚甫工程师去日光灯部工作时，我和李做的一切都是在大舅指导下进行，他指导，我们实施，两者互补才显示出它的作用。这样共同创业，更好发挥团队集体的结合力，使1+3＞4。

    抗战时期，在重庆，叔父胡洵园学成进保温瓶厂协助父亲工作。因物资短缺，生产条件恶劣，所制造的保温瓶，虽保温性能良好，因玻璃材质问题，在寒冬凌晨，因瓶胆内外温差过大导致定期自动爆裂，沸水四溅，用户遭殃，虽为数不多，但坏事传千里，为对用户负责，主动停产整顿。父亲拟向当时玻璃学术界的权威赖其芳博士求援，其职务身价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很少能经常到现场亲临指导，必须有相应人才从中联络才能实现。叔父临危受命，父亲要他拜赖博士为师，真正把本领学到手。这些学者桃李满天下，一个普通学生不会得到他的重视，于是父亲用传统的点烛铺红地毯叩首，古为今用，以建立老法紧密的师徒关系。此法果然见效，给赖博士一个极大的惊喜，对这个唯一的门徒的确另眼相看，加上叔父人缘好，诚信尊师，得到师父的特殊关照，很快学到本领，还建立起情如亲人的忘年交。经叔父在盛夏高温的炉窑前反复试验，终于得出适应原料变化的配方，使厂起死回生，重庆保温瓶厂现在已成为名牌企业，叔父对此功不可没。

    抗战胜利后，重庆的电力严重不足，商场及公共场所为聚集人气，需要电压稍低高亮度的灯泡，要能满足使用要求而寿命就打了折扣，必须充以高纯度的氩气才能延长寿命，在重庆的专用设备已老化，难以达到要求，叔父当时身为分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安排好生产后，单枪匹马到上海去取经学习。经刻苦努力，掌握了制造工艺。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总厂技师的帮助下，修复了老损的专用设备，连同技术资料一并运渝，很快生产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还为企业增添了不少财富。

    上海总厂在抗战时遭到日寇的严重破坏，要恢复原有生产，除投入大量资金，还需要大批管理人才。亚浦耳是个老厂，各部门的主管大部过退休年龄、体弱多病，人手更显紧张。叔叔一直担任技术工作，也当了多年厂长，有一定管理经验，父亲调他到上海总管理处协助工作。他简直就成了一名“消防队员”，哪里着“火”就到哪里去救“火”，总管理处的所有职能部门几乎都轮到过，最忙的时候身兼四职，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他一方面向前辈请教，以从速适应这种环境，同时他在青年员工中物色副手，到各科室实习，经考验后择优选拔。由此既加强了管理又培养了人才，一举两得，也把自己锻炼成既有技术又善管理的多面手。

    1949年以后，原料供应成了生产中的软肋，甚至影响生产，于是供应科成了众矢之的，父亲感到压力很大。为了摆脱困境，叔父辞掉所有兼职，迎难而上，集中精力啃这根硬骨头，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率领全科室智取信息、细觅货源、耐心工作，要求事必得手，打通正常供货渠道。但总有一些为数不多而又不可缺少的稀有原材料，它们的产地多数在云贵等边远地区，生活十分艰苦，他一去就是半年一载。争取货源，排队等货，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雪上加霜，即使取到货，运输也很紧张，须夜以继日排队等候机会，千方百计保障上海企业的正常生产，还满足了企业增产节约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叔父是父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他把毕生都贡献给了亚明厂。

    乐善好施，父亲发动重庆宁波帮救助“交通大学”甬籍贫困流亡学生。抗战时期，重庆“交通大学”不少甬籍学生，家在上海或老家，由于日寇封锁而经济来源断绝，为维持生活不得不中断学业，父亲得知后带头捐助，为了发挥集体力量，他倡议向重庆的宁波帮募捐。同乡们纷纷慷慨解囊，募集到为数不菲的救济金，不仅甬籍同学的经济问题得以解决，对在校生活清寒艰苦、体弱多病的同学也给予适当的补贴。从1946年至1949年，四届受惠的同学没有一个因贫失学，也没有一个因病辍学。他们感谢在渝同乡的热情关怀，宁波同乡会在校的名声从此大振。

    抗战胜利，大批在渝的上海人士，纷纷从海陆空涌向商机无限的大上海，以父亲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以及上海总厂急待恢复生产，完全有理由在胜利后立刻回上海重振事业。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迁都南京，对迁川工厂弃之不顾，使大批工厂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父亲受众人之托，代表迁川工厂向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请愿，要求和“国营”厂一样发放复员费。父亲义无反顾抛弃个人既得利益，牺牲自身的发展和机遇，为迁川工厂联合会作最后的贡献，为此，他推迟一年半的时间才回到上海。

    父亲把一些在川企业留在了当地。留川工厂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父亲离渝时，鉴于在川八个工厂都是填补当地行业空白的企业，若迁沪对当地工业有一定影响，遂决定这些工厂留川，他不仅在硬件上作了善后安排，在软件上也作了重要部署。其中人才的去留是关键，因这些厂的技术精英和业务骨干均来自上海，抗战胜利后都急于返沪，父亲做了不少思想工作，留下灯泡厂经理吴沛霖、热水瓶厂於坤裕经理和费回春厂长，以及松香厂胡醒民经理等，使留川工厂能持续运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工厂都是行业的核心，留川人员也大都在企业担任要职，於坤裕还担任过重庆市沙坪坝区副区长和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只有少数洋人和高等华人拥有汽车这一珍稀的交通工具，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从福特modelA篷车、雪佛来带有帽檐的方形轿车、别克略具流线型轿车，直到“二战”后新型克莱斯勒轿车，他都曾经拥有过，可算是这一时期汽车发展史的见证者。他认为私车除了物质享受外，对提高工作效率、满足社交活动和改进企业形象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父亲还是我国民航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当我孩提时，父亲出差，我常随大人到龙华机场迎送。当时，龙华还是个简陋的机场，虹桥是军用机场。这时民航所用是单发动机，气缸露在机身外的双翼小型飞机。续航距离短，以航邮为主，兼作客机，只能搭乘少量乘客，安全性较差，只在南京、上海较近的大城市间飞行。如上海到武汉沿途要停靠南京、安庆、九江等城市，除上下客外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加油，父亲已是那时的民航常客。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中国民航跨进了一大步。有次父亲去广州，我第一次看到三个发动机的正规大型客机——机身为波形金属蒙皮的德制容克民航机，这当时是最新的客机。“二战”爆发后，美商中国航空公司垄断中国民航，父亲出差乘坐最多的麦道DC-3，有时是波音的DC-4型。“二战”胜利后，才有了四发动机麦道的“空中霸王”大客机。正因父亲对飞机的爱好，凡是能勉强通航的地点，他均以飞机为交通工具。如抗战时期，中国民航只有“中航”维持重庆至香港的航线，国内航线几乎全都停航。他出差到武汉，搭乘航邮单发动机双翼老式水上飞机，这种飞机风险较大，且没有专用的码头，靠小木船摆渡上下飞机。

    父亲还结交一些著名飞行员为挚友，号称中国第一飞行员的孙桐刚是其中之一。年幼时我曾两次陪同父亲见过他，一次是到龙华机场观看他的飞行表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飞行表演，当时国内也很少见到。另一次是父亲出差我送行，当时孙是欧亚航空公司容克客机的机长，父亲登机时他特地到舱门口与父亲打招呼。

    父亲还是一个较早欣赏并接受西洋文化的人。在西方交谊舞传入上海后，即成为交际的新时尚。父亲也是早期的“弄潮儿”。德国海京伯马戏团来沪演出，洋人在现霍山公园创办“明园”（相当于早期的迪斯尼乐园）。尽管票价昂贵，我有幸随父母观摩世界最大马戏团首次来华演出和游览“明园”，并乘坐中国第一个“摩天轮”。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我开了眼界，见了世面，长了见识。

    在教育子女方面，父亲也有他独到的新思路。

    20世纪30年代初，幼儿园尚在萌芽时期，寄宿的幼儿园（相当于现在的全托）更少，入学者多为当时工商界和文艺界有新潮思想的名流子女，他们想从小培养孩子的集体观念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使之不致过于依赖家庭，能够健康成长，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当时我只有五岁，大妹只有三四岁。开始我们很不习惯，大妹整天哭丧着脸暗自流泪，我心中也很难受，真想大哭一场，只是受“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制约不好意思罢了。我苦于无言来安慰大妹，只是天天盼星期六早日到来。每到星期六午膳后，我就带大妹到校园草坪边上的凉亭里。我爬到凉亭的上横梁，眺望公路上的过往车辆。一见到深蓝色福特车出现，我就喜出望外，从梁上一跃而下，拖着大妹，穿过草坪，到校门口去迎接父亲。周六下午至第二天晚上，是我们兄妹俩最高兴的时光。但到晚饭后，我们就忧心忡忡，因为一觉醒来又要被送到幼儿园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经初始阶段的磨砺，我们不久就习惯了独立生活和集体活动，还交上了好多小朋友，也熟悉了他（她）们的家长，这算是我们早期的社交生活。

    记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从沪迁渝，到达时已届岁末，重庆南开中学招收初一和高一新生，这时我刚好小学毕业，于是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很幸运，我被这所重庆最好的中学录取，父亲也很高兴，学校虽在郊区，父亲还是亲自送我报到和办理住宿。当领取课本时，我发现全是下册或第二册。按理我应该是初一上学期，课本却没有上册或第一册。我问父亲是否搞错了。经父亲询问，原来我是跳了半级考入初一下了。我当即激动起来，考入名校不易，考名校跳半级更是喜上加喜，的确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就严肃地向我指出，你发现跳了半年，不愿将错就错占便宜而提出质疑，这是诚信的表现，难能可贵，确认跳了半年内心喜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这与诚信是格格不入的。诚信与谦逊是相辅相成的。

    在当时“男尊女卑”旧观念盛行的社会里，父亲却非常尊重女性。西方盛行在社交场合带夫人陪伴。母亲受过一定的教育，在新思潮的熏陶下完全可以胜任，但因子女多，忙于家政难以应付，于是父亲就带女儿参加集会或其他交际活动。一次国货厂商联合会上，父亲带二妹参加，被媒体誉为“国货之花”。我结婚时母亲因心脏病在重庆疗养，父亲为了尊重母亲，不远千里坚持从上海赶到重庆举办婚礼。按当时的习俗，婚事基本上由男方做主。考虑到亲家长期卧病在床，儿媳又是个独生女，为了尊重女方，虽则当时不时兴“订婚”，父亲还是特意在沪举办了盛大的订婚典礼。到第三代，我虽已有两个男孩，父亲还是宠爱排行第二的孙女。我们到老家拜访父母时，父亲已退休，他经常抱孙女到淮海路逛街观光，同嗜冷饮西点，孙女10岁时，他们还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父亲早年进入沪工商界上层社会，在全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难免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沾边。他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虽应酬繁忙，但不吸烟、不饮酒、不赌不嫖，对当时上层社会风行的吸“大烟”更是深恶痛绝。中午、晚上几乎都有几处宴请，他从不暴饮暴食，坚持节食，注意营养。为了健康，天天早晚做操、步行、游泳、洗冷水浴，从不间断。他注意劳逸结合，早起早睡，修身养性，不做劳心伤神之事。年轻时爱好训犬、狩猎、旅游等户外活动。退休后考虑到“老有所乐”，兴趣转到种花养鸟、轻唱、休闲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文革”期间，累遭折磨，由于过去的基本功，古稀之年尚可承受冲击。粉碎“四人帮”后颐养天年，达85岁高寿。

    父亲把每分时光、每分精力、每分金钱都投在事业上。他不置豪宅，不请豪宴，不购豪华轿车，虽讲究仪表，早期进入“西装革履”的时髦行列，但他不着奢华进口名牌。西装，领带，衬衫，皮鞋，大衣等可以说是“完全国货”。在当时仍然风度翩翩，有工商界“梅兰芳”的美称。

    父亲十分珍视家庭，为多病母亲的健康，为众多子女的培养不遗余力。抗日战争胜利时，母亲有病滞留重庆，病情稍有好转即在杭州置别墅供母亲疗养。每逢周末，他都谢绝应酬赶往杭州探望。母亲很快痊愈，他就将母亲接回上海团聚。对子女，他也是尽心培养。我们兄弟姐妹，无论是男是女都受过高等教育，个个健康成长事业有成。

    总之，父亲不从商、不从政、不投机、不参加帮派，一生为他国内首创的“亚浦耳”电灯泡而奋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业家。

    胡鼎炜 胡鼎芬 胡鼎斐

    2012年10月28日修改

    青藤为证教子心

    胡西园与夫人於森龄共育有九个子女，他对孩子十分疼爱，家教颇讲民主，但也非常严格。

    战时的重庆，常遭日机轰炸，胡西园将家眷疏散到重庆附近的一座县城，租房安下家来。房主院中有一个硕大的葡萄架，此时已挂满了淡绿色的葡萄串。浓浓的绿荫下，砌着精巧的石桌、石凳。孩子们在架下学习、嬉戏，总忍不住要时时仰起头来——登上石桌，或攀上侧旁的假山石，伸手就可以摘到那诱人的果实。但是，爸爸、妈妈非常严肃地告诫过他们：“这是别人的东西，一粒也不能动，谁动就惩罚谁！”

    微风徐来，孩子们望着那向他们点头招手的葡萄串，使劲咽一口涎水，学着寓言故事中的狐狸那样想：“这葡萄是酸的，还是让馋嘴的麻雀去吃吧！”

    葡萄由青变紫，到了收获的季节，胡家通知房主来收葡萄。当初，房主看到这家排起来一个挨一个的小孩子，心想：都在淘气馋嘴的年纪，今年的葡萄怕是保不住了。现在，他感慨万千，连声夸奖胡家的家教，执意留下一半的葡萄请他们分享。

    胡西园主张不必给孩子过多的物质享受。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进亚浦耳厂工作。他穿着十分朴素，工作却非常勤奋，常常星期天还到厂里做实验。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儿子穿着旧衣服来到厂里，看门人望望周围没人，拉着他提出了久存心底的疑问：“大少爷，侬阿爸哪能不送侬读大学？”满脸带着怜惜的表情。大儿子回家后谈起此事，做个鬼脸说：“谁说我没读大学？第二个大学都快毕业了！”

    在子女的学业教育上，胡西园却舍得花钱。他认为，使孩子有知识、有本领，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除送子女上正规的学校外，家中常年请有家庭教师。在浓厚的知识氛围下，子女九人都用功读书，全部上了大学。

    20世纪60年代，胡西园的小女儿在同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她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想到要到生活不习惯的北方工作，心里实在“犯怵”。她打听到，当时华东建筑设计院与同济大学正准备合作，搞浦江地下过江隧道项目，与她所学的土建专业正对口。她央求父亲去走走门路，使自己能留在上海。但是胡西园谁也没去找。

    报到的日期一天天临近，饭桌上往日的欢乐气氛没有了，哥哥姐姐们也舍不得瘦弱的小妹妹只身远行。这一天吃饭时，胡西园对小女儿讲开了笑话：“你在学校里当广播员，普通话学得好，到北京肯定有利。不像我，普通话‘不来事’，到北京总闹笑话。热天，我拿钱说：‘买奶油冰棍。’卖冰棍的说：‘我这儿就有冰棍。’我想正好呀，再说一遍：‘买奶油冰棍。’他还是说：‘我这儿有冰棍。’反复几次，他就是不肯打开木匣给我拿冰棍。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找人翻译，原来他把‘奶油’听成了‘哪有’，我急出一头汗才吃上冰棍。”

    “还有一次，我到文具店去买白信封，售货员很认真地数出了八个信封，我虽然只要发一封信，也只好把八个信封都买下，谁让上海话‘白’和‘八’分不清呢！”

    胡西园一边说，一边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一家人笑得前仰后合。这顿饭高高兴兴地吃完了。在胡西园的说服下，女儿也愉快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中国人用中国货”——这既是亚浦耳厂的常用广告语，也是胡西园的人生座右铭，他造国货、用国货，意志坚决。不论是在旧中国还是新中国，凡是有国货的，必不让买舶来品。夫人也绝对秉承他的旨意办事，紧紧相随。

    20世纪40年代，在一次大女儿的生日聚会上，与胡家时有过从的一位影星送了一套美国化妆品。胡夫人悄悄对女儿说：“你爸爸一向反对用外国货，他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发脾气的。”过后，胡夫人很委婉地将礼物退还了。女儿为此闷闷不乐，胡西园开导她：“如果连中国人都不用自己的国货，那我们的国货工厂还怎么办下去？你妈妈用的都是国产化妆品，不也压倒群芳吗？”一席话使得女儿破涕为笑。

    20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发还“文革”中查抄的存款，正逢胡夫人过生日，胡西园特意去百货公司转了一圈，最后选中一块国产上海牌手表。子女们颇不以为然，笑他小气、传统，怪他为什么不买一块贵重的进口表。只有胡夫人理解丈夫的用心，对这件礼物十分珍爱，一直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

    寿乐英

    〔附言〕

    本稿在成书过程中曾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鼎新，上海历史博物馆潘君祥、徐雅芳，上海市档案局（馆）编辑部邢建榕及上海亚明灯泡厂有限公司张栋珏、刘耕砚等同志多方帮助和支持，特此致谢！

    胡西园的子女们

    200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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