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厂事与国事，后者为先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时，上海虹口的亚浦耳总厂即遭沦陷，八年多来，全厂被蹂躏得支离破碎，凄惨万分，复工非常困难，千头万绪，百废待举，必须我亲去料理。当时我本要东回上海去筹划亚浦耳总厂的复工，但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国事蜩螗，民不聊生，厂事与国事相较，当然以国事为先，厂事在后，重庆还有许多有意义的进步工作，需要我们共同去干，我遂留在重庆参加救国活动。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这个协定，而国民党政府却把谈判和协定当作掩护部署战争的烟幕，蒋介石早在谈判之时就秘密发送了罪恶昭彰的“剿匪手册”。“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军队就在平汉、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军大举进攻。“双十协定”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中国共产党事前作了自卫准备，解放军给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政府不顾信义发动内战，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当时在重庆的进步人士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沈钧儒、黄炎培、冷遹诸位及我，在重庆白象街116号中国亚浦耳厂办公大楼四楼作了数次会谈，商谈对策，交换外面各种消息，并在工业家座谈会上作扼要的报道，以使大家更加认清国民党残暴阴险的反动本质。大家都对国民党政府有无限愤恨，决心投身到反美反蒋的革命浪潮中去，并推我负责发动进步的工业家及中小工厂联合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年11月成立的重庆各界人士反对内战联合会（后改称为“重庆各界人民反对内战协会”），呼吁各界人民以行动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昆明、成都立即响应，反内战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在昆明，12月1日，国民党反动军警闯入学校杀人，造成“昆明惨案”。人民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的怒火愈燃愈烈。我为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所感动，并受到进步人士思想行动的影响，更加努力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到1945年12月30日去上海之日为止，我无一次不追随诸位进步人士参加各项会议。
二、重庆山城无所不在的“美”灾
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美援为续命汤，以美军为护身符，把美帝国主义奉为太上皇。对驻重庆美军头目魏德迈手下的美军，国民党政府是无权、无法而又不敢管束的。因此，美帝兽兵在重庆横行不法，无所不为。他们每日酗酒滋事不一而足，有时还开枪杀伤人命；侮辱妇女，殴打行人，是经常的事；白吃强买，打店毁物，也不足为奇；坐了黄包车不给钱，还要痛殴车夫。有一天，我在重庆七星岗亲眼看到一群美帝兽兵，打走了车夫劫去一辆黄包车，互相拖奔追逐以为嬉乐，最后将黄包车从高坡推堕数十丈深处，车子轮折档断，车身跌成数块，兽兵就一哄而去。在美帝心目中，中国人的人格、中国的主权还存一丝一毫吗？这就是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所造成灾殃的缩影。
除美帝兽兵为灾之外，美国货排山倒海倾销到内地，给重庆的工业带来无穷的灾害。国民党政府对美货泛滥熟视无睹，四大家族依靠美国货来发财。美国货由美国军舰包运，美国军人到处走私，中国海关对美货而言等于虚设。当时，由重庆到上海的轮船，人货都满，而从上海到重庆的轮船则满载美国货，重庆各工厂的产品销路因此大受影响。
美国奇异灯泡厂对中国工厂的摧残又死灰复燃，他们把大量奇异电灯泡装运到重庆倾销。由于重庆气候不适宜制造大烛光的电灯泡（重庆空气潮湿，有空气调节设备的车间方能制出优质的大烛光电灯泡），奇异厂就采取将销往重庆的大烛光灯泡涨价、普通电灯泡跌价的办法，与经销亚浦耳电灯泡的电料商店展开竞争。
当时重庆的爱国人士不愿用奇异灯泡。奇异厂姓傅的买办奉了美国奇异厂的旨意，开设一家小型的电灯泡厂，充当奇异厂的卫星厂，伪装国货工厂，加入同业公会，作为美国奇异厂的情报机构。这个厂生产的大烛光电灯泡及特种灯泡，都是由奇异灯泡改装的，冒充国货来欺骗人民。受愚弄的人虽有爱国心，结果还是买了改装的美国货。
当时，重庆所生产的充气泡质量是有一些问题，亟待改进，而亚浦耳上海厂因复工筹备尚未完竣，还未能出货。美国奇异厂故态复萌，又以大烛光电灯泡为奇货可居，抬价出售，奇异买办所开的厂也以假冒国产大烛光电灯泡在市场上助纣为虐。他们造谣说，亚浦耳厂制造充气泡的机械设备在内地已被炸毁，现在外国制造厂定货忙，一时不能供应这项机器，所以亚浦耳厂在短期内不可能生产出大烛光充气泡。还有谣言说，亚浦耳厂制造充气泡的工程师已被国营灯泡厂挖去，现在厂里没有能制造充气泡的工程师。种种蜚语谰言，不一而足。
事实胜于雄辩，亚浦耳总厂很快就复工了，不但恢复生产一般电灯泡，而且还生产2000瓦特以上的充气泡新产品（当时充气泡2000瓦特为最大），并与民生公司签订专运电灯泡去重庆的合约（当时因货多船舱少，一般货物往往无船承装上运）。这样数月之后，在重庆，各种亚浦耳电灯泡存货充足，奇异厂及其走卒的气焰一落千丈，在川的一般爱用国货人士大为扬眉吐气。由此可见，对付帝国主义分子，只有拿出自己的力量与之针锋相对地斗争，才能杀灭它的威风。
三、从上到下的空前混乱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被全国人民压力所迫，虽做出抗日的姿态，但为了要保全他的兵力，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重庆。蒋介石到了重庆，躲在峨眉山上，坐等胜利。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面伪装和平，一面磨刀霍霍准备屠杀人民。当时，反动政府的庶政废弛，形同瘫痪，整个社会非常混乱。就政治方面而言，贪污风行，公开贿赂，政府上下宛如贸易机关，开口美钞，闭口金条，一切事情非钱不行。至于经济方面，币值不断下跌，日用品及粮食价格无休止地上涨，外汇黑市价与官价简直无法比拟。在全国各大城市，脑满肠肥的“劫收”大员与冒充地下工作者的汉奸到处投机倒把，如群蝇逐臭，闹得乌烟瘴气。重庆的交通运输搞得一团糟。蒋介石的侍从室及特务机关人员包办飞机票，控制船只车辆。如果有急务要事须动身他去，或想回乡的工厂人员，因买不到船票、车票而无法启程，要出高价的贿赂，才能得到方便。老百姓要想回乡更是寸步难行。而四大家族的狗、猫却可以享受空运。
美帝国主义的各种消耗品及奢侈品大量倾销到中国，独有美国进口来的工业原料奇货可居，不断加价，尤其是美国垄断的稀有原材料价格涨得更猛。亚浦耳厂所出的电灯泡，受到美国奇异厂及其他外国灯泡的跌价竞争，而制造电灯泡的原材料价格反而大涨。亚浦耳厂又面临严峻挑战。
我当时虽身在重庆，想到全国电灯泡业的这种困难，大家认为应该同舟共济，一致御外，遂与上海同业取得联系，由工业团体要求政府主管机关做出挽救办法。但是，这批贪婪无能的反动官吏，他们的神经已被金银外钞的毒素所渗透，弄得麻木不仁，这样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们认为我们是小题大做。我们与之再三说明，这批“大员”还弄不清楚其中道理，以为大家既说美国货太便宜，妨碍中国工业产品的销路，怎么又说美国的原料太贵呢？他们只知捞钱不知其他的简单脑子，对此感到莫名其妙。我们要使这批蠢材明白道理，只得用最通俗简单的所谓“板贵棺材贱”的说法来启发他们。
对板本身价格较贵，一做成棺材就变贱货的例子，他们虽有所领会，但仍没有做出任何措施，原因是怕触犯美帝激怒上司。他们只为自身打算，反正老百姓的事吃亏者是老百姓，他们做他们的官，正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就是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哲学。所以，这批高坐机关的老爷们，干脆“闭门推出窗前月”，对我们所要求的事不理不睬。
当时，国民党简直像患内战狂的疯子，除专心进行屠杀人民的内战之外，其他各事已到不可理喻的地步。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日益壮大，他们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好像一个垂死之人，神不守舍，朝令夕改，举棋不定。这种日暮途穷的景象，使老百姓无所适从，局面更加混乱。
在这样全国空前混乱的境地，我们亚浦耳厂受尽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抗日胜利后，亚浦耳厂的苦难还在继续，仍不免重遭美国奇异厂的侵害。国民党反动政府唯美国之命是听，奇异厂就以主子的态度挟持国民党政府来压制亚浦耳厂。但是，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海外爱国华侨的爱护，在这种大混乱时期，冲破许多难关，给美国奇异厂以狠狠的反击。
四、八年零七十七天后重返上海
抗战时期，我入川最早。抗战胜利后，因我担任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代理事长之职，为了解决后方内迁工厂的战后困难问题，联合工业界中坚分子，奔走呼号，向反动政府交涉工业贷款等等，因此，回乡亦较迟。当时，内迁工厂的悲惨遭遇急需挽救，而反动政府却把这些工厂在八年抗战中艰苦卓绝的功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忍令这些工厂窒息停工。我们经数星期向国民党政府的往返斗争，好不容易才领到工贷，始得把全部内迁工厂安顿下来，使留川、回乡者各得其所。为了恭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参谒毛主席，并面聆主席的教诲，我又特地留在重庆。此后，为了参加重庆各界人士反对美蒋勾结的反内战联合会，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假和谈真内战及美帝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我就又再留重庆一个时期。
后因上海来电频频催我回去，于是我转而对自己所辖的四川八个工厂做出安排。这八个工厂是电灯泡厂、机器厂、热水瓶厂、炼油厂、松香厂、化工厂、制革厂和胶木厂。其中，电灯泡厂、机器厂、热水瓶厂和松香厂由我自己负责任总经理，其余四厂我虽亦担任总经理，但下面都设有经理各主其事。到了我东下之时，对这八个工厂作一通盘安排，并把人事重新调整了一下。这八个工厂原则上是全部留在四川，职工尽量以当地人来补充，但有不少的江浙人仍愿留在四川工作。电灯泡工厂改名“亚洲”厂，作为亚浦耳厂在四川的卫星厂，经济、管理各自独立负责，互不相牵。其余各厂亦都做了新的部署。
八年抗战，我在四川留下了八个工厂，这或是过去四川从未有过的，或是过去四川少有的。解放以后，这些厂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光大，在大西南起着很大的物资供应的作用，很多产品还远远供应到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回溯我们一行总算在抗战后为四川人民留下来这些生产机构，对地方、对国家都做出了一点贡献。
1945年12月31日，我搭飞机回沪。至此，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后方从事工业生产整整八年零七十七天。我所搭飞机于当天下午到达上海，承中华工业总联会代表及上海市电工器材同业公会全体理监事惠临龙华飞机场接待，并即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社为我接风洗尘。
我到沪的第二天，就是1946年元旦。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官吏来上海“劫收”贪污，上海被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虽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战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又引美国进入中国，这等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令人民大大失望。所以，1946年元旦的庆祝并不热烈，整个上海处在冷淡气氛中。新年的市况外表似乎繁荣，而实际是非常惨淡，公债狂跌，法币币值继续暴落。国民党政府假谈和平真打内战，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反对。中国的爱国人士、进步报刊尽情揭发美、蒋欺骗人民的大阴谋。上海人民激烈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及美帝干涉中国内政的怒火也普遍燃烧起来。
当时，上海非常动荡，人心极度不安。过去的汉奸及投机商人仍非常嚣张活跃，国民党的新贵及劫收起家的大富翁在纸醉金迷中穷奢极侈。上海租界虽被收回，但仍是牛鬼蛇神黑暗的魔窟。上海酬酢很多，都是彼此利用，有着不可告人的意图。总之，人民八年流血，没有使国家面貌有丝毫改善，而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掠夺，使上海已变成了经济总崩溃的前哨。没有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中国就要亡于这个经济总崩溃。
第二节 复员整顿
一、惨不忍睹的烂摊子——上海亚浦耳厂
上海亚浦耳厂是抗战时期受到日寇蹂躏最惨烈的中国工厂之一。抗日战争初起时，上海亚浦耳厂虽留有较多的原材料存货，但都被不肖分子与日寇里应外合陆续盗卖殆尽。由于亚浦耳厂在战前抗击日本电灯泡来华倾销，并夺取日本电灯泡在南洋各地的市场，因此，在沦陷为日寇占领区后，受到了它们报复性的残害。设在当时租界小沙渡路（现西康路）的亚浦耳分厂，因日本人的挑衅和亲日奸商排挤，不但厂务没有进展，而且生产也大大萎缩，致使海外侨胞虽有爱用国货之心，却批买不到大数额的亚浦耳电灯泡。
我回到上海后，查点本厂财产，发现除不动产（房地产）外，动产部分所余无几。至于存在银行的现款更少得可怜。所有旧债，按照我迁厂西上的预定计划悉数还清。如要重新开工生产，势非再举新债不可。我到沪一星期后，购买第一批原材料及机器配件等的大量流动资金，还是向重庆厂调拨借用的。辽阳路总厂几套自动制造电灯泡的机器及一大批新式绕丝机等，都被日寇芝浦电气厂拆装到北四川路另一家电灯泡工厂去了。抗战胜利后，辽阳路总厂被国民党政府的劫收机关作为敌产而封锁，其实厂内早已空无一物。
当时卖身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花了金钞美元，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者。这些民族渣滓依然逍遥自在，用通过出卖灵魂、出卖祖国所得来的造孽钱，而过着荒淫堕落的生活，还恬不知耻地自以为得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西园兄，你如不去重庆，现在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大富豪了。”对这批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的风言风语，我本不屑理睬，但为要给他们一棒，以示民族正气，就作了一个很简单有力的答复：“我所得到的东西，你们这一辈子是不能得到的，也无法可以得到，这就是爱国精神。”
我在内地参加抗战八年，尽管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我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
当时，上海亚浦耳厂早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但我还是很乐观地鼓足干劲，把这个厂逐步恢复起来了。我对这批发国难财之辈确无一丝一毫的羡慕之心，对汉奸败类更是切齿痛恨。我坚定地站在本岗位与贪官污吏做斗争，与当地流氓地痞恶势力做斗争，驱逐了强占我部分厂房的坏分子，收回了全部厂房，并排除了孔祥熙企业对我厂制造日光灯的干扰，建成了日光灯部。
由于全厂工人的共同努力，亚浦耳厂不但很快就恢复到战前原状，而且还有大幅度的进展。亚浦耳电灯泡以头等中国货的声誉，主动与美国奇异厂去竞争，不断攻破它们垄断的营业据点。亚浦耳灯泡质量更臻完善，品种与日俱增，国人爱用国货的爱国心日益提高，美国奇异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
二、孔祥熙一手遮天，进口原料求购无门
四大家族在抢夺人民胜利果实之后，心更狠了。首先，强化金融统制、施行货币统一发行的办法，无异于给四大家族在金融上发财准备了一种更方便的道路。法币1元兑换伪币200元，弄得人民好苦啊！辛辛苦苦的积蓄即刻化为乌有，有很多人因此破了产。亚浦耳厂在上海所存的现款，亦扫数被四大家族劫走。千千万万人民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不得聊生，痛苦万分。四大家族接收了日寇在中国掠夺的庞大财富，变本加厉地掠夺人民，通过暴力以最低价格劫夺人民手中的各项物资，并对民族工业进行绞杀，其凶暴程度不亚于日寇。
对于原有或新设的民营工业，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接管或加入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四大家族及其系统下“人物”的蛮横强制劫夺，更加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这不是明目张胆并吞强占民族工业又是什么呢？对于还没有被接管或没有投资的民族工业采取商业垄断办法，来控制从外国进口或国内统购统销的工业用原材料，以窒息民族工业，迫使其毁灭。
孔祥熙有许许多多的官僚企业，其中有一个强华公司，是经营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的，它与各国洋行及在华的外国厂商代理机构签订一些非法的“君子”协定，彼此勾结，进行垄断买卖。四大家族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与这些外国洋行及外国公司机构作交换条件，如给这些洋行、公司收购丝、茶、桐油、猪鬃等土产及钨、锑、锡、汞等矿产出口物资的便利等等。反动政府在新的国际贸易条例细则中规定，凡各工矿企业在抗日时期没有直接从外国订购过的物资，胜利后不得直接向国外订购，必须经过国际贸易机构代为订购，就是必须要通过洋行或四大家族经营的进出口机构，这显然是反动政府为便于四大家族控制原材料而采取的措施。中国亚浦耳厂制造充气泡的氩气及制造日光灯的纯氩气，当时必须由国外进口。
抗战期间，由于运输关系，我们无法从国外运进氩气，就以重庆中国炼气公司的氮气代替，这种灯光的光效率相当低。抗战胜利后，亚浦耳厂向外国订购氩气、纯氩气及制造日光灯的成套机器设备，但国民党中央银行不给外汇并退回申请书，理由就是亚浦耳厂在抗日期间没有直接进口过这些物资及机件。亚浦耳厂又向法商东方氧气公司去订购，该公司回我们说：“这笔交易，孔系强华公司已与东方氧气公司打过交道，要让强华公司去承办。”
我厂与孔系强华公司去联系订购氩气，不但佣金（俗称中佣，代介绍买卖从中取得之酬金）较大，还要外加帽子（商业习语：利润），比外国工厂实价增加50%。这样一来，亚浦耳厂所制成的充气泡成本高得不能与外国灯泡竞争了。至于购买成套制造日光灯的机器设备，孔系强华公司推说外国制造厂订货繁忙，短期不接受订单，其实他们是怕中国自己制造出日光灯后，会妨碍孔祥熙另一官僚企业扬子公司进口美国日光灯的垄断利益。我厂只得向其他洋行去订购，与进口气体有关的英商安利洋行、美商慎昌洋行及美国人代理的德商裕平洋行都回说这批生意强华公司已经与他们联系过，应由强华承办。这充分显示四大家族与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
四大家族的辣手狠心，真出乎人的想象。我气愤之下，径向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公权）交涉，但张也慑于四大家族的淫威，借故推辞。我绝不甘坐以待毙，就与上海银行陈光甫去磋商。陈开始也怕惹事，不肯接办此事。经我再三与之协谈，陈意稍动。我又作多次的曲折活动，并得王正廷（王系亚浦耳厂董事长）从旁协助，陈遂答应由上海银行驻美国纽约的机构代为订购氩气、纯氩气及制造日光灯的成套机器设备，用上海银行的名义进口来华。我厂拿上海银行的提单提货。
事后，我探索陈光甫为什么经几度与之协商就对亚浦耳厂这样热忱，原来，陈光甫与孔祥熙在某项经济问题上曾闹过意见，对孔心中早有疙瘩。我在无意中，利用孔、陈矛盾达到了目的，是一桩侥幸的事。旧社会办工厂层层压迫，处处束缚，一路不通，寸步难行，中国有多少工业家被这种残酷的环境所困死！
三、流氓与军政部的联手敲诈
日寇占领上海时，辽阳路亚浦耳总厂被日本帝国主义芝浦电灯泡厂所占用。日寇临走时，把厂内机器设备全部拆走。抗战胜利后，亚浦耳厂要在上海正式复工，但厂房已封条重重：有警备司令部的封条，有警察局的封条，有敌伪产业清理处的封条，还有经济部特派员的封条。其主要理由是，这个厂被日本人占用过，里面有些日本的敌产。其实，好东西早已被日寇搬空，日寇不及搬去的不过是一点旧铜烂铁及破碎用具。
根据国民党“劫收”机关的规矩，要启封就得拿出金条来。抗战爆发后，亚浦耳厂拥护抗日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八年来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血枯膏尽，哪里还拿得出金条来？留在上海的亚浦耳沪西分厂也是奄奄一息，自顾不暇。但是，这批“劫收”大员别的事倒可以马马虎虎，唯有讲到钱的份上却是铁面无私。没有办法，我就跑到南京，以迁川工厂的名义和他们几个头目交涉，总算不花大钱，辽阳路总厂得到启封。
辽阳路总厂的这许多封条费了大力总算被清除掉了，但总厂北部的大车间被一个姓张的流氓所设被服厂霸占着，因此一时还不能开工。张姓流氓指派几个小流氓驻守，多方留难，无意迁出。我开始认为此事不成大问题而不大在意。不料，日复一日，张姓流氓声称要我们给他找到房屋后方肯迁出。我派人去与他好言磋商，但他总无诚意，最后表示要我们拿出金条来解决，否则不必多谈。我发动厂里人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而这批流氓竟派来大批打手要和我们打架，我只得仍用以流氓制流氓的办法来制伏他们。20余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以流氓制服了流氓，想不到20年后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不料，中间又起波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军政部被服厂出来阻挠。他们强调张姓流氓的被服厂与他们有长期定货合约，为免误交货日期，在没有找到房屋之前，这个被服厂不许从我厂迁出。他们其实又是想伸手要金条。我只得小题大做和他们上司去说理，结果还是我们晦气，贴他们一笔迁移费，才把这事了结。
在蒋政府反动时代办工厂，工业家处处受到折磨，办工业的人平时吃苦，战时吃苦，胜利时吃苦，复员回乡还要吃苦，真是苦上加苦。要不是中国解放了，我们会永远吃苦，这话是有事实依据的。
四、“特派员”财迷心窍，颠倒是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一般所谓“接收大员”和“重庆分子”（抗日战争时在重庆有背景的人，胜利后回到上海，处处以重庆分子自居，欺凌蔑视别人）纷纷飞到上海，趾高气扬，俨然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他们到上海唯一的目的是抢收工厂、劫夺物资。一转眼间，个个都腰缠累累，束素丰满。这批人财帛兴旺就讲究生活享受，于是就大闹其“五子登科”（条子、面子、房子、车子、女子）。
我回上海比他们迟了四个月有余，那时劫收闹剧已成尾声。其实，我并不想在上海多得一草一木，至于本厂应有的财产利益，我有责任不让它随便落入别人手中。上海辽阳路亚浦耳总厂被日寇占领后，先被作为日寇的沪东作战指挥部，后又让给日本芝浦电气厂。这个厂是美国奇异灯泡厂的子厂，是日本几大工厂之一。芝浦电气厂占用亚浦耳厂之后，利用原有设备，再添置从日本运来的新装配机件，并存积了大批原材料。抗战时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寇的节节退让，日本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长期占领中国的上海，所以他们都作长久之计。不料，在中国南北战场日寇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得精疲力竭，元气大伤。那时，日本大部分精锐都集中在上海，美帝国主义为了要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仇，想要炸平整个上海重要地区，特别是沿黄浦江一带。亚浦耳总厂离黄浦江很近，于是东京芝浦电气厂慌忙把亚浦耳厂原有设备机件以及存货、原材料，除一只小写字台之外，一股脑儿劫走一空，估计约值美金45万元左右。
抗战胜利后，这笔被日寇劫去的财产天经地义应该物归原主。但此时此事，早被金条安排好了。我厂被东京芝浦电气厂盗去的财产早已被人通过贿赂上下其手私相分赃了。我们向经济部特派员申诉，并提供凭据，但这特派员受了大批贿赂，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处处为亚浦耳厂财产的非法占有人辩护，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一味偏袒对方，结果我厂一无所得。我只得在一个家徒四壁的空厂重置生产设备。
不久，我接到“特派员”一个通知，要我去接收北福建路一家热水瓶厂、闸北一家机器厂和虹口一家针织厂（这些都是敌伪产业清理处查封的敌产），以抵偿亚浦耳厂战时的损失。我对这个“特派员”的“好心”拱手称谢，但表示这三个厂我们一个也不要。我还是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作风，鞭策自己，勖勉同仁，重整旗鼓，把亚浦耳电灯泡的光辉重新发挥起来。正如上段所述，最后，我厂迅速发展到可以主动去与美国奇异厂一争高低。
五、“你胡先生对大后方的工业经济是有功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我在重庆与工业界同仁共同研究策划战后工厂的复员问题。当时，在渝各工业团体所属的工厂及不参加团体的零星小厂共计一千数百余家。因各工厂经济困难，我复与工业界代表向政府有关部门交涉，要求发给巨额工贷等等，兼之我自己负责的八个工厂的善后安排，我夜以继日未获休息。1945年岁末，我由渝飞回上海后，又因沪厂所托非人，上海亚浦耳厂被搞得经济枯竭，内容空虚，情况非常凄惨，如要正式开工必须从头做起，筹划安排又大费周章。因此，半年多来，我长期睡眠不足，造成心脏有不正常症状，自己常感困惫。
次年3月中旬，我从南京乘夜车一早到沪，未经休息即到“上海市电工器材同业公会”开全天会议，不料到了下午，昏倒在主席台上，被送往公济医院（现人民第一医院）救治。医师诊断为操劳过度，心脏极度虚弱，要我长期休养，在医院不可见客。我静养三天之后，闲得无聊闷得发慌，就在卧室里与亚浦耳厂几个主要代理人通电话，嘱他们每日告诉我厂里的消息。
休养期间，在宁静的气氛中，我躺在病榻上闭目冥想，溯往思来颇有所感。想到在过去八年中间，我对抗日战争总算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绵薄力量。在此期间，我见过几次毛泽东主席，有很多机会接近周恩来副主席，并见过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王若飞同志、董必武同志、邓颖超同志。我也几次向蒋介石当面折冲过，为了解决工业界一些问题与国民党各机关头目进行多方面的斗争。我也联合工业界同仁，团结工业团体，对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官僚。到了抗战胜利，我碰到四川当地工商界领袖如温少鹤、胡子昂、康心如、卢作孚和潘昌猷等，他们对亚浦耳电灯泡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亚浦耳灯泡对战时工作有不少帮助。就连张群（张系四川华阳县人）也不得不对我说一句良心话：“你胡先生对大后方的工业经济是有功的。”当我与川中友好话别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对亚浦耳厂产品质量、供应不断等表示好感。
我独个儿想来想去，想到这里觉得悠然神往。又想到当时虽然眼看留沪同业大多数发了国难财，而我亚浦耳厂因内迁受到极大牺牲，估计损失在100万银圆以上，但我总觉得是值得的，且这八年工作对我来说，是不虚此生，足以自慰的。
有一天，亚浦耳厂里来电话告我，有邓华民、唐云鸿两人要见我，于是我就与医院医师联系，约期会见。邓华民是四川大军阀邓锡侯的长子，唐云鸿是四川银行界中人。我与邓、唐两人见面后，邓华民首先谈到他所接触的四川人中，对亚浦耳厂八年抗战期间在四川的生产工作、经营作风都有极好的印象，就是他的父亲对我厂也深表钦佩。我在留川期间和邓氏父子并不接近，邓华民今日专程而来，我想绝非普通访问。果然邓华民说出了来意。原来，邓锡侯要在上海银行界占一席之地，要开设一家通惠银行，希望我在该行担任董事。同时邓氏想在亚浦耳厂投资，使银行与工厂互相依扶，并想以亚浦耳厂来带动上海其他各大工厂与通惠银行发生关系。
我认为邓华民可能不熟识上海情况，事情绝不这样单纯。我首先谢绝担任通惠银行的董事，同时告诉邓华民拉拢大工厂要看银行本身的实力，我是愿意为通惠银行效力的。至于投资问题，当时亚浦耳厂的子厂大亚荧光灯厂是吸收外股的，我告诉邓华民欢迎他在大亚投资。数天后，我出医院到厂办公，邓华民又约时来访。他对我说，投资大亚厂很好，但据他父亲的意见如能投资在亚浦耳厂更为其所希望。我就诚恳地告诉邓华民，亚浦耳厂不招新股，又无人出卖股票，而大亚厂是战后新组织的，原来就是为吸收一部分对亚浦耳厂有兴趣的亲友投资的，事实也是如此。邓华民亦不强求，事情就这样解决。
亚浦耳厂与四川朋友打了八年的交道，离别后还能得到四川人的好感，全厂同仁引以为慰。
六、“二陈”对我的拉拢与报复
CC系对我一直有拉拢之意，要我出任上海市商会委员。王延松等对我说，上海市商会的委员别人千方百计要想当选而不可得，但我还是屡次拒绝。当上海市商会改选执监委员时，我远在武汉，在不知不觉之间当选了上海市商会委员。这是CC系对我的“推重”。我还被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及市府各项委员会的委员，如劳资仲裁委员等，这也是由于CC系的推荐。但我始终认为不能与CC系合作。在重庆组织中国工业协会时，不同意CC系指派理事长和秘书长的是我；当组织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时，主张否决CC系所推荐的官僚资本代表张剑鸣当理事长，而策动群众民主推选民族工业家李烛尘为理事长的也是我。总之，CC系要操纵我们的团体，我是处处对CC系持反操纵的态度。
抗日胜利之后，中国工业协会总会全体理事会公推我为代理事长，我与刘鸿生、李烛尘、胡厥文等留在重庆，为解决数以千计的工厂复员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向政府交涉，并面见蒋介石，迫使其批准巨额工贷。等我们回沪时，1946年3月，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成立，但已被CC系攫夺；我虽仍为理事，但整个理事会全被CC系所操纵了，完全是跟着CC系所控制的上海市商会行事，根本失去一个民族工业团体的气质。
当时，美国货充斥全国，我提议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应有所表示，要求政府对美国剩余物资酌情增加关税，以资抑制，从而保护中国仅有的一些民族工业。CC系分子认为我这是给政府出难题，说什么美国是帮助中国的盟国，怎可以向美国货增加关税，说我的提议明明是要政府为难，他们不愿去碰这个大钉子。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中国工业将来要美国帮助的地方正多着呢！现在去得罪美国，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我“眼光放远一点，中国工业得到美国的好处还在后面呢”！这些梦呓痴语实在是自欺欺人。
在工业会法未颁布之前（工业会法颁布于1947年10月），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内的CC系分子用种种方法来阻碍“工业会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图苟延残喘，把持工业协会。他们翻云覆雨，完全以他们小圈圈的利益为中心，所以，我抱定宗旨，绝不与他们合作。因此，CC系对我是切齿痛恨的，但他们对付我的方法不是直截了当而是迂回曲折，有时用“七擒七纵”的权诈方法，有时用“三顾茅庐”的虚伪礼貌。我识破他们的诡计，也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针锋相对的策略与之周旋。
还是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一次，西南实业协会理事会有人被CC系利用，此人接受他们的授意，要陈立夫在工商界集会时到会演讲，我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反共，做贼心虚，要借人民的喉舌为之掩护，以混淆视听。CC系曾邀我代表工业界去国际广播电台，要我照他们的稿子向国内外广播说，国民党是“抗日到底，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等等，被我拒绝。
为了报复我对CC系的反对和不合作，陈立夫向蒋介石进谗，说我是“左”倾分子，接近共产党。抗日胜利之后，中国亚浦耳厂在内迁时期受中国四大家族的掠夺，遭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牺牲极大，回沪后重建工厂急需贷款，CC系直属金融机构不但分文不肯帮助，而且还指使CC系喽啰到处破坏亚浦耳厂的信誉，使我厂向各银行贷款受到影响。
1946年8月间，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假上海南京路冠生园召开理、监事扩大会议，这实际上相当于会员大会。我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利用大会的讲坛，提醒会员们不要盲目跟着CC系一路走，也不要听信他们。会上胡伯翔起立致辞，大意是CC系所预拟的所谓“戡乱胜利在望，和平统一指日可期，工业界目前一点小困难，各厂要暂时克服忍受，繁荣就要到来”等等谰言。
我就根据我的发言稿发言，中心大意摘记如下：“（上略）目前政府向美国订购大批洋货，领头买外国货，抛弃了本身的建设，这样下去国家是成问题的。目前中国中小工厂正在闹着停工和减产，要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畸形态度，要是政府的政策仍然让官营企业（当时不懂叫官僚资本）垄断，独占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再加上买办经济势力（当时不懂叫买办资本）的活跃，中国可以不必有工业了。内在因素窒息了我国中小工业，再之最近长江港口的开放，美货长驱直入，真是频繁透顶，无可讳言，这是对中国工业的致命伤。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不能仅靠洋货大量输入而生存，中国需要的是中国自己的工业，特别是民间中小工业，中国要走向工业化，应该从这里着手。那么，对官营企业、买办经济势力也应该适当地加以遏制。我认为，现在政府执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是断送民族工业的自杀行为（下略）。”
我的发言使CC系分子相顾失色。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进步舆论的监督，对政府具有很大的压力，因此他们不敢阻止我的发言，全场群众的阵阵掌声对我也是有力的支持，使CC系分子无可奈何。这种开会场合，有新闻记者列席，CC系竟嘱咐记者们将我的讲词删去不要发表，但进步报刊仍将我的发言摘要披露。
次日，该会秘书长庄智焕来访，劝我以后发言不要这样激烈，免出乱子。我在6月间到重庆时曾向《新蜀报》谈话说：“现在不但口红、胭脂等化妆品都从美国进口，连炒米花和花生糖也从美国进口，再下去恐怕连大饼油条都要从美国进口来了。”庄并说，南京方面认为我反美反得太激烈了。后来，我到南京西路“公训俱乐部”碰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他假仁假义地对我说：“我们都是朋友，当作朋友来谈谈，胡先生在群众集会场所宣传反政府、反盟邦（指美国）的议论，于公于私都不相宜，以后希望胡先生能与我们站在一起。”我对宣铁吾说：“我说的都是真话。”宣对我说：“发言能谨慎些总是好的。”由此可见，CC系已将我那天在会场发言情况到处做宣传了。
在“工业会法”颁布施行之时，陈立夫还亲自邀见我，怂恿我赴美考察。CC系控制下的金融机构如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主管人向我表示，愿为亚浦耳厂效劳。我想金融机构对工厂放款是一业务行为，况我用款付利息，任何钱庄银行都无所谓。当时亚浦耳厂正在张罗本厂复工费用，我就接受他们兜揽的放款。于是，我与中央信托局谈妥一笔信贷放款，用于添置机器设备增购原材料，并在中国农民银行为亚浦耳厂开一信用透支往来。为了筹集重建钢骨水泥三层楼厂房的资金，我再试与中央信托局谈借款事宜，该局主管人沈熙瑞允予考虑。最后获得条件优惠的押款允诺，只要中央信托局内部手续完备后草约即可签字。我与建筑公司负责人张济光联系，并在张陪同下到厂实地察看，绘就建造房屋设计图样，准备与中央信托局正式押款契约签订后即付定银开始动工。待全国工业总会大选，我仍不与CC系妥协，捧陈蔼士担任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并反对在CC系操纵下安排的全国工业总会理监事人选的名单，引起双方激烈的斗争。
在我们工业界与CC系斗争最紧张阶段，CC系对我是威迫利诱双管齐下，人情友谊同时并用。庄智焕是接近CC系头目徐恩曾的人，庄也曾担任过我的助理人（中国亚浦耳厂经理），所以虽已脱离亚浦耳厂还是常来我处。当此全国工业总会筹备的紧要时期，庄又到我处来了。在谈话之间，他半讨好半恫吓地说：“西园兄，你要么与二陈（CC系头子）合作，过去的事对方不但不计较，他们还是非常推重你的，要么你不再反对他们，大家平安相处，否则你要吃大亏的。在政治上决斗，无论如何，你是斗不过他们的。大丈夫要识时务，你要千万注意。”当时我在庄智焕面前没有表明态度。
在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召开前两三天，CC系所内定的理监事名单与理事长人选还是与我们大有分歧，庄智焕又匆匆到来。他似乎抱着“好意”，怕我遭CC系的报复，苦口婆心地劝我及早罢手，不要与他们对立到底，以致自己遭到不幸。此时我不得不直告庄智焕说：“仲文兄，当我办电灯泡厂遇到无数困难时，有多少至亲好友以为办电灯泡厂不会发财，劝我改弦易辙，另办别业希望较大。所谓希望较大就是有发财希望。我认为，中国少一个人发财毫无关系，但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制造出来的电灯泡，我就排除万难，坚定地苦干下去。我认为对的事就要干下去，一定干下去，利害得失，非所计也。别人无论如何不能动摇我的信心。你于此如能举一反三，对我就会有足够的了解。”庄知我绝不愿与CC系妥协和解，遂失望而去。
在全国工业总会组织成立的阶段，我是始终与CC系站在对立面的。不但他们控制全国工业总会和各级工业会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在各方面的政治影响也一落千丈。CC系集中怨气于我一人身上，突然之间，将中央信托局与亚浦耳厂的一切贷款及即将签字的建筑借款全部取消，并向我厂逼还旧欠各款。CC系直辖的中国农民银行也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我厂。这一下倒使我一时颇感棘手，但通过宋汉章、陈光甫的关系，除建筑借款之外，我厂其余的贷款得到了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的临时通融，我厂总算渡过了难关。
后据中央银行贴放委员会负责人林崇墉对我说，CC系分子还向他挑拨，叫林不要借款给亚浦耳厂。他们还扬言要使亚浦耳厂关门，要我活不成！于上述两语足可以充分表现他们对我的刻骨仇恨了。
后CC系又派一个姓邵的到亚浦耳厂工会做指导员，此人是上海出名的捣乱分子，对厂方无理取闹，对工人欺骗诈取，搞得亚浦耳厂厂方与工人都遭到不利。他是由CC系派遣来搞垮亚浦耳厂的。CC系另派一名姓叶的参加上海市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的工作，因为我是该公会的理事长。姓叶的进同业公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来操纵会务；二是对我进行掣肘，使我不能自由。这姓叶的还常到亚浦耳厂来问长问短，对我的行动一面调查一面监视（新中国成立后，叶、邵两人均被人民政府逮捕）。
《中央日报》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报”。亚浦耳厂接受各电力不足地区的请求，定制当地适用的轻磅灯泡，这是在旧中国电压凌乱情形下不得已的权宜办法。CC系借此夸大其词，在《中央日报》发表新闻，大放厥词，破坏亚浦耳灯泡的声誉。《中央日报》新闻标题是《亚浦耳灯泡不合标准》，小标题是《政府将加以取缔》，内容是“亚浦耳厂在各地发行的轻磅电灯泡，不合规定标准，主管部门将加以取缔。近来亚浦耳电灯泡，质量不如以前，制造工艺及所用材料都有问题，用户纷纷表示不满，希望该厂及早改善，否则亚浦耳灯泡将会遭人唾弃，前途未许乐观”。这显然是借题发挥，对亚浦耳厂作恶意的宣传。
第三节 苟延残喘
一、“亚浦耳”灯泡成了囤户狂购的目标
抗日胜利后，美国的商品及剩余物资大量涌到中国。根据1946年5月江海关上海进出口贸易统计，进口货物价值为法币813亿余元，出口货物价值为111亿余元，进出口之比为8:1；另“联总”救济物资进口312亿余元，入超702亿余元。五个月来进口总额为228021806000元，出口总额为28076942000元，入超199944864000元，约2000亿元，相当于当时官价外汇200亿美元。这当然摧残了中国薄弱得可怜的民族工业。
我们工业界在战时支持了抗战，在战后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和奖励，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民族工业被我们所协助过的政府判处了死刑。在战时，只在西南区，民族工厂就生产过布匹3亿匹，仅嘉陵江区的二厂、五厂就产了2140000吨煤，皮革10万张以上，纸张产量也在28470吨以上，汽、柴油600吨，机油4万加仑，我亚浦耳厂也生产电灯泡2 000万只以上。战时设备简陋，我们居然创造了这样的成绩，满足了内地军需民用的要求，这是值得欣喜的事。
就我亚浦耳厂而言，在抗战后方并非毫无贡献。不料，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敢制止美国奇异灯泡厂对我们的危害，反而支持它们来扼杀中国自己的电灯泡工业。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摧残了中国薄弱得可怜的民族工业。中国的中小型电灯泡厂销路滞呆，经济困难，中国亚浦耳厂也是满目疮痍。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与困难搏斗，把工厂建设起来。幸而国内用户对亚浦耳电灯泡的爱护久而弥坚，亚浦耳厂电灯泡的销路逐渐打开，经济也逐渐好转，终于恢复了过去的繁荣。经过战火考验的亚浦耳厂更受到国人的器重。
抗日战争后，通货膨胀，造成了大家重物轻币的心理。一般日用品生产工厂受了这种影响，销路渐有转机，特别是名牌产品、市上所谓“热门货”，大受囤户欢迎。亚浦耳厂在国内外的经销处也在此时纷纷汇款订货，而本市亚浦耳灯泡也供不应求，多数顾客宁愿付足全部货款，提货日期也可延后。由于原材料价格高昂，我厂常感到虽有款但抵不了进原材料，形成买空卖空的危险，于是就订出了无货不收款的制度。但要求付款订货者仍络绎不绝，他们建议付款之后只要拿到亚浦耳厂的栈单，可以不来提货。在大户强烈要求下，我们有时偶一为之，居然只要一纸栈单巨款立至。开始时我们在栈单批明见单15天付货，后来，顾客竟自己提出在栈单上批明见单提货日期面议。我们以为这总不是办工厂的踏实做法，所以不敢轻率扩展。
由于群众对我厂的信任，亚浦耳的栈单就在市场上被作为筹码四处流转。亚浦耳电灯泡成为上海囤户的宠儿，遂引起不肖同业私制亚浦耳冒牌灯泡。我厂悬赏侦查，迭在虹口、闸北、静安寺等处破获，均由警察局通过司法程序予以法办。这种消息在报上披露后，我厂不但未受不良的影响，反而因此牌子更加响亮了。
所可痛心的是，我迷于这种情况，踌躇满志，将这种昙花一现、海市蜃楼的幻景，误看作是转向欣欣向荣的前兆。这是十分危险的。及今思之，还汗流浃背，感到抱憾无穷。
二、到台湾设厂计划的放弃
抗日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从爱国观念出发，同胞们对去建设经营台湾而感到兴奋。中国亚浦耳厂首先对台湾市场作一具体调查，以便远销电灯泡。其时，也有人建议我厂到台湾去设分厂，以供应香港及南洋群岛市场。曾一度任亚浦耳厂经理的庄智焕，在辞去经济部企业司司长后，进了交通银行，在交通银行也颇不如意。因与台湾魏道明、郑毓秀有留法的渊源，庄又想去台湾活动。当时魏、郑在台湾政治当局任职，想利用职权以官行商，组织一个大企业“台湾投资公司”，在商业的幌子掩护下，以填补其另一方面的欲望。
要我厂去台湾设分厂的主张，就是庄智焕向我建议的。庄对我说，台湾这一企业组织，内部也规划设立一个电灯泡厂，且已有现成工厂，即可开工。之所以要拉亚浦耳厂加入，主要是借重“亚浦耳”三字在南洋等处易于推销。我听了庄的说法，当时是有动于衷的。但我有两种考虑，是自己独立开厂，还是加入这个台湾的官僚组织？我遂暗派人到台湾去实地调查，以便于我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
经过调查之后，我了解到台北有一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小野电球株式会社”，略具规模，基本上可称得上是一个全能制的电灯泡工厂，但已被作为敌产没收。庄智焕谈的台湾投资公司的电灯泡厂就是这个工厂。我想现成的工厂既被没收，若在台湾独立开厂，非另起炉灶不可，为了简捷起见，只有加入台湾的官僚组织。台湾投资公司提出电灯泡厂名称为中国亚浦耳厂台湾分厂，经理人由上海亚浦耳总厂委任，但须得到他们同意，经济调度由该厂自行筹划。亚浦耳厂台湾分厂资本定为相当于25万美元的法币，台湾投资公司占全部股本的50%，但不缴现款，将来从该分厂红利中扣缴。
我经过细细研究之后认为：第一，原有敌产日本工厂作价太高。第二，与这批官僚交手，我们肯定是牺牲者。如为了海外贸易，那么亚浦耳厂设立在通商口岸的上海，到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是无往而不达的，而台湾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3万余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我国最小的一个行省，不值得去设一分厂。因此，亚浦耳厂台湾分厂之议遂作罢论。
1946年，沈鸿烈（成章）调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我与沈在他任青岛市长期间已相识，沈亦曾到亚浦耳厂参观过。抗战时我们在重庆接触尤多，胜利后我杭寓在西湖边（柳浪闻莺）附近（屏庐）。1947年秋，沈约我到省府便餐，由其秘书皮作琼到我家专邀。我想此宴绝非普通酬酢，必有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碰面之后，果真如此。原来沈鸿烈为了要实现他的“施政方针”，要使杭州不但成为游览区而且是兼有生产的工业城。沈以我为中国工业界的活跃分子，要我劝导全国工业界主要是上海日用品工厂到杭州来建立分厂。照沈鸿烈的意见，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应当带头先去建立分厂。我想沪、杭相距不远，且多一单位，则多需一整套的机器设备，还要安排一批人员、技工，这些在当时都成问题，万一因制造方面不周到而影响产品质量，会牵涉整个“亚浦耳”的牌子。所以我对沈鸿烈的要求很是踌躇。沈一再怂恿我，并保证浙江省银行可以作经济上的支持，还说其他工厂到杭州来设分厂，亦可在经济上得到适当的协助。除此之外，沈鸿烈还有一桩事与我磋商，他要举办一次像张静江主浙时期举办过的西湖博览会那样规模的全国工业展览会，并邀我为该展览会的筹备委员之一。
我回沪后开了几次会议，行政管理人员与专家联席讨论，研究亚浦耳厂在杭州开设分厂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认为无此举的必要。至于举办全国工业展览会，各工业团体多数颇表赞同，但沈鸿烈常因他事无暇积极进行。蹉跎到次年春，再度讨论，沈的劲头没有开始时热烈了。不久，沈就去职，继之以陈仪主浙。当然人去政亡，过去事只好作为历史谈资了。
三、进言蒋介石颁布“工业会法”
再来谈谈我之所以为CC系“重视”，就是他们认为我当时确是中国工业界“中心人物”之一，在工业界有一定影响。说实在话，我20余岁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就搞工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制造电灯泡的亚浦耳厂，也参加工业团体活动。开始的时候，虽谈不到旧社会所谓“资望”二字，但以我对国货工业的热忱和具备青年人的勇猛干劲，颇为国货工厂年长前辈所推重。1924年11月，我随工商业界前辈劳敬修、王晓籁、王介安、黄汉强，还有大买办虞洽卿等，见到了孙中山先生。我作为青年办工厂的代表，提倡国货，得到了中山先生简短的嘉勉，这真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从此，我对制造国货信心更足，为群众提供国货服务的热情格外强烈，与工业界中朋友们日益融洽。举凡工业界的活跃分子，大多与我成了莫逆之交。我年未30，已成为国货工业的主要人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迁厂到武汉、湘西辰谿、重庆、川南、川西等地，并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工作八年有余。当时的重庆是全国工业家云集之地，因此，我结识了来自各地的工业界的头面人物，成了一个在中国工业界四面兜得转的活动分子，并被推举为当时陪都几个重要工业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也确实为工业界群众尽了一些绵力，为大家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得到工业界多数人的信任。
CC系在商业组织方面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在工业方面，他们以为工业是商业的附庸，一向对工业不加注意，以为只要拉少数工业家入他们的伙，就可以解决问题。CC系的主要任务是搞组织，控制操纵全国各项组织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也是他们的生命线。
抗战胜利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无形中解散了。在国民党政府还没有颁布工业会法之前，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以后简称工协总会）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全国性工业社团组织，CC系企图控制利用这个组织，因此蓄意插手。它首先派进庄智焕（庄系中统徐恩曾部下）任工协总会秘书长。
1946年4月，工协总会在南京召开全体理事会，各地理事云集南京，陈立夫除设宴招待赴会理事外，还邀请工协总会常务理事到“国民政府”大礼堂共同参加国民党纪念活动，蒋介石对全国有代表性的工业家集体接见。会后，蒋介石另邀吴蕴初、束云章和我三人面谈，对我们假意殷勤谈些“慰勉”的话，以及要全国工业界与政府合作，对国民党忠诚等陈词滥调。蒋介石一方面对工业界惺惺作态，似乎对中国工业相当重视；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包括亚浦耳厂的摧残却推波助澜，助长他们的凶焰。国民党政府从蒋介石起以至各级机构对待民族工业家使用两面手法。我认为，媚外尤其是媚美，是国民党政府的国策，拉拢工业家，则是他们欺骗迷惑人民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手拿枪，一手拿香，软硬兼施，玩两面手法，来掩盖他们出卖祖国出卖民族的反动实质。
战后随着各项工作的复员，国民党政府也回到南京。谷正纲不能忘情于控制工业界，因而又想搞工业会法。但是，工业会法的实行，需要经过立法程序，而立法院对工业会法反应冷淡。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碰到任何一桩事情，都不愿别系有所成就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这工业会法在他们看来虽不是一件大事，但究系初次创举，不愿CC系有所得而暗中加以阻挠。谷正纲成了唱独角戏，音调越唱越低，终于沉静下来。
我们工业界看到这种情况，感到非常焦急。1946年春，我在南京碰到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谈及工业会法时，吴的态度没有1936年时那样积极了。吴对我说：“凡一件创举的事，必须要俟条件成熟方能顺利实现。”他嘱我们耐心等待。
同年3月，蒋介石来上海，寓东平路（旧法租界贾尔业爱路）。蒋又展放虚伪重视工业家的故技，在东平路寓所约见上海少数工业家，我亦为被邀者之一。当时我对蒋介石实无事可谈，唯有促使早日实现工业会法为我日夜盼望之事。我就以此事为谈话主题，并将“工业会法”的需要及要求的过程事略，缮一节略，面递蒋介石。待蒋回南京后批复“工业会法事已转有关部门迅即核办”等语的官样文章。
同年4月2日，按照“社会部令”，要求各地制造业同业公会先一律改为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电器制造业同业公会“依法”改组为第三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我以为这是当面给蒋介石的催颁工业会法的节略起了作用，工业会法颁布有希望了。但半年之后，工业界望眼欲穿的“工业会法”始终未见实现，有很长一个时期工业同业公会反仰赖商会来领导。谷正纲已呈疲沓状态，大有听其自然之势。
1947年4月，我在上海长乐路（旧法租界蒲石路）张嘉璈沪寓遇见张群（岳军）。我与张群谈起工业会法之事，张亦无所表示，只说：“如果实际需要，政府当然迟早会颁布的。”后据国民党立法委员陶百川谈起，立法委员中有好多人不赞成工、商分家，并谓独立的工业组织只有英国有一个“工业联合会”，但无基层组织，工商界如有问题，还是以商会为主体。日本有商工会，也是商会性质。中国工业并不发达，还不必有单独的工业会法的需要等语。我听了陶百川的话，大为反对。
同年8月，我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业生产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碰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我托他探探立法院对工业会法研究进度如何。不久，毛庆祥来上海给我回音，谓立法委员对工业会法意见未能一致，一时恐难以顺利通过。毛庆祥还对我说：“工业会法对工业界肯定有很多好处，可以促使中国工业发展。你们工业界何不筹一笔款子向立法委员中的反对派打点打点（行贿）。”毛言下之意，大有承揽这笔政治交易之愿望。我即诚恳地对毛庆祥说：“工业会法对工业界未来是有好处的，但日前是公众的事，谁肯拿钱出来，况经营工业的人未见实利，先要花钱，大家都没有这样远大眼光，此事难以办到。”后毛庆祥组织一个中国生产促进会，我被他推为常务委员。在工业界方面，毛有很多事需要我协助，我们常有春风夏雨的交往。我就干脆再缮一份呈文，重新说明“工业会法”的前因后果，并再提及1946年3月我在上海面递蒋介石一文，事隔一年几个月，“工业会法”还在立法院打转，何时能够实现这个工业会法，音讯杳然，这真使全国工业界绝望等等，并在呈文上盖了三十几家重要的工业同业公会的图章。我托毛庆祥递交蒋介石，并嘱毛一定要使蒋介石看到这文件而发生效力。毛庆祥想到以后在工业界方面尤其是他主办的中国生产促进会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我帮忙，只得允为照办。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工业会法”及“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章程”等法案，这与以前所颁布的“商会法”是并行的。就是说，以前根据商会法组织各地各级商会和同业公会（在工业会法颁布后，商会所属的同业公会纯粹是商业同业公会了），现在实行“工业会法”，各地可以组织各级工业会，过去工业团体组织是社团性的，此后工业会组织是法定的了。从此，县有县工业会、县商会，省市有省市工业会、省市商会，中央有全国工业总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工、商两个系统都有各个独立法定的组织，工业会与商会并驾齐驱，可以各自发展互不牵制了。
“工业会法”颁布后，谷正纲又起劲起来，将这完全由民众一再促动出来的“工业会法”据为自己的功绩，于次年4月，在蒋介石御制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大言不惭地将“工业会法”列入社会部施政报告中。这是国民党反动官僚丑态百出的丑表功，令人可鄙。
四、第一支国产日光灯的诞生
1938年间，美国奇异厂向中国推销进口日光灯之后，先在香港大量推广，继而各地纷纷采用。抗日期间，亚浦耳厂因限于战时后方条件的不够，虽有心制造日光灯，而难于实现。
抗战胜利后，我厂派去美国考察的杨友三从纽约拍来一电，报告他在美遇见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英国留学的毛振琮。当时毛已在英国毕业，实习制造荧光灯等类的工作也已完成，特地到美国去实地考察，在纽约与我厂杨友三碰面，表示回国后拟找工厂实现制造日光灯的工作，并极愿在亚浦耳厂服务。我就复杨友三一电，对毛振琮来亚浦耳厂工作表示欢迎。
不久，毛振琮回到上海，由其挚友方子卫陪同前来我处。我与毛谈得很为投机。我们经过几次商讨，彼此同意合作，决定亚浦耳厂日光灯制造部分请毛振琮为总工程师，由胡鼎炜、吴绍泽两工程师协助之，就在辽阳路总厂内划一部分厂房为制造日光灯专用。
日光灯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涂以荧光粉的玻管，两端各有一个灯芯，灯芯上之叠簧钨丝上涂有电子发射剂，灯管内注入一定分量的纯水银，抽成高度真空后再注入若干纯氩气，利用水银蒸汽游离导电而产生紫外线，紫外线通过荧光粉的作用，改变波长后发出与太阳光相似的光波，故有日光灯之称。其具体工艺过程非常细致复杂，而全部原材料绝大多数在当时的环境下必须从国外进口。
我们制定了向美国订购原材料及全套机件的具体计划，不料这个计划又遭到了孔祥熙儿子孔令侃所主持的扬子公司的阻挠。因为扬子公司有几百万支美国的日光灯陆续进口，想要独霸中国市场，亚浦耳厂如出了国货日光灯，必定会打破他们的垄断计划。因此，扬子公司授意中央银行外汇部对亚浦耳厂多方留难。但亚浦耳厂并不因此屈服，想尽方法，克服了许多困难，扫除了不少障碍，在大力生产白炽灯泡的同时，日夜不懈地进行日光灯试制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试制成功第一支国产日光灯。1950年，亚浦耳电灯泡厂终于生产出第一批国产日光灯。这对冲破当时美帝的封锁政策有着重大的意义。上海《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到厂摄影，并在报上发刊消息与照片，以示表扬与鼓励。后来，毛振琮调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工作，旋又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亚浦耳厂的日光灯研究扩展工作由工程师胡鼎炜担任，日光灯的研制成果逐步扩大，甚为用户所欢迎。
五、金钞、金圆券的毁灭性浩劫
抗日胜利之后，美国货排山倒海而来，美货泛滥给我民族工业带来了巨大灾难。根据1946年5月份上海港进口统计，美国淡奶粉进口值16880.8万元，罐头及他种食品21850.1万元，从美国进口的橘子等水果数目更加惊人，为241001.6万元。以上这些不必要的物品就有这样惊人的数字，进口其他美国物资数字之庞大，是可想而知了。当时中国有多少民族工业被美货逆浪所冲没呀。有许多牛奶棚因受美国奶粉及炼乳倾销的影响，被迫宰奶牛来维持开支，真是惨痛万分。
我们电灯泡工厂也同样受到美货倾销的影响，部分灯泡厂生产又不能正常了。美国奇异厂准备再次打击中国电灯泡工业。有的人说，奇异灯泡将如何如何的放盘；有的人说，奇异灯泡如何如何的跌价。我们电灯泡同业听到了这种绘声绘色的消息，都感到惴惴不安。美帝以中国为它事实上的殖民地，蒋介石政府惟美帝之命是听。美帝在中国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除控制蒋政府军事、政治之外，在经济上还实行毒辣的垄断手段，要把中国的民族工业消灭殆尽。就以电灯泡行业而言，1946年冬，西屋（Westing house）厂与奇异厂合作，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中美电工器材厂”（据说孔祥熙、宋子文也在该厂投资），总厂设在上海，将在武汉、广州、华北、东北等地遍设分厂，妄想将中国所有的电业工厂一网打尽，当然包括电灯泡厂。这个垄断企业，如果一旦成立，不但中国的同业工厂将被吞噬而无噍类，就是整个远东的电业制造厂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当时美帝分子及一班买办阶级，兴高采烈，煞有介事，但后来因蒋政府军事上败象越来越显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力量日益强大，美帝这个危害中国工业的恶毒计划只得无形中停顿下来了。
抗日胜利，几经辗转，亚浦耳厂总算将银行钱庄的贷款如数偿清，摆脱了长期的经济束缚，满拟可以独立自由来放手经营。但蒋介石政府为了进行内战，横征暴敛，滥发纸币，四大豪门互相抢购黄金美钞及其他外币，致使金钞上涨，法币暴跌。1946年3月4日，美元1元官价等于法币2020元，到了同年8月17日，外汇高到每1美元等于法币3350元，黄金从每两203万元涨至285万元。物价跟踪直上。电灯泡价格也不得不同时上涨，而制造电灯泡的原材料价格涨势更猛，必须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抢先补进原材料，才可避免工厂被这金钞浪潮所冲垮。
于是，我厂财务部门每日在急迫紧张的气氛中调度金融——就是当时所谓的“轧头寸”。我也经常周旋于中央银行工业贴放委员会林崇墉及中央信托局沈熙瑞之间，安排临时贷款的来源。如遇到要结特殊性的外汇，或数额较大的工贷，还须去见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及后继的总裁张嘉璈。弄得我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本厂改进产品、增制新产品等预定计划无法实行，发展受到很大的牵掣。
随着法币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到9月中旬，美钞黑市价到了4450元，1947年1月，黄金价格突破每两400万元大关，同年2月15日，黄金突破900万元大关。物价疯狂上涨，电灯泡每只价格3万余元，但还抵不了原材料。我们办工厂的人真是苦透了，机器不能停，原料无法进，又不能像囤积商那样可以坐等货涨善价而沽。工厂倘只生产而不出卖，流动资金即成问题。因此，只有在不断售货的同时，不断进料。这样，我们是无时不受到威胁，我们的神经亦没有一刻不在紧张中。
1947年2月16日，黑市美汇从12000元直涨到160000元，法币也就从此崩溃。国民党政府给我们的灾难是永远无止境的。只要蒋政府存在一天，祸患就会更深一天。怎样叫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倒悬情况之下生活下去呢？我在反动的蒋政府末日期间，深深体验到过去在暴政的强烈压迫下的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受。真是无可比拟的怨苦啊！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总崩溃前一时期，更变本加厉地进行残酷掠夺。法币已告彻底崩溃，金圆券尚未发行之际，1948年七八月间，上海部分消息灵通者已在沸沸扬扬传说国民党政府又将要改革币制了。流言所及，引得人心浮动，物价飞涨更速。当时的官价外汇，已成为四大豪门及有势力的达官闻人或与这些有关的骈枝机关的专有权利，没有靠山的一般民族工业休想染指。到了8月上旬，连黑市外汇也不易得到。当时，制造电灯泡的原材料绝大部分是舶来品，很少有国货可以代替，因此，亚浦耳厂购买原材料多需外汇（如向市上现购原材料，其价格与直接向外国订购相比有数倍之差，灯泡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外汇成了问题就补不进原材料，会造成生产毫无把握的恐慌现象。
我正在彷徨焦急之际，8月19日晚上，南京公布从8月20日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其办法规定，各种物价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而公用交通事业的收费，则又规定可以调整。因为上海电力公司是美商创办的，上海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是英商创办的，其他如电车、公共汽车等交通运输企业与美、英、法都有关系。这又是国民党政府畏惧外国人的媚外政策的充分表现。运输费的涨价与我们工厂有一定的牵连，而电灯泡制造厂是一分钟也少不了电力、煤气、自来水的。亚浦耳厂对上述公用事业的水、电、煤气每月消费很大，其在电灯泡的成本内占一定的比重。金圆券发行还规定，限期收购黄金、白银、外国币券，如此，对我厂结汇更增加麻烦与困难，使电灯泡的成本不断上涨，而售价已被限定。
上海经济督导员名义上是俞鸿钧，事实上完全由蒋经国一手包办。8月下旬有一天，蒋经国在上海中央银行三楼邀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蒋经国到上海来常在中央银行楼上邀请我们工商业者谈话），座谈金圆券发行后的实施情况。蒋经国讲了要大家拥护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以利“戡乱建国”，并安定大家的生活等语。我与刘鸿生坐在与蒋经国较近的座位，蒋遂对我与刘鸿生说，你们几位都是工业界的领袖，格外要以身作则，帮助政府贯彻发行金圆券的政策。我当时正因为金圆券政策，心中有说不出的怨苦，面对着蒋经国，真有啼笑皆非的况味，满腹牢骚，无从发泄，只有向蒋经国作无言的抗议。其他工商业者如徐寄庼、吴蕴初等说一些言不由衷的敷衍话，就此散会。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崩溃前夕，实施“雷厉风行”的金圆券政策，实际是用强迫蛮横的政治措施劫走了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其他财富。这种敲骨吸髓、残酷掠夺人民膏血的罪行，真是惨不忍睹。我们亚浦耳厂的电灯泡被限价每只金圆券三角，而黑市价格却飞速上涨，从几倍到十几倍，后来竟高到几十倍。亚浦耳厂上海北京路总发行所外面，从深夜排队准备次晨抢购我厂电灯泡的，每日有四五百人之多，以致挤破橱窗，到非警察进来维持秩序不可。亚浦耳厂每日均有损失，如这样无止境地下去，非把整个厂拖垮不可，幸而金圆券政策很快崩溃。
在限价期间，经济部部长陈启天手下一个司长，要照限价向亚浦耳厂订购灯泡10万只至20万只，被我们拒绝了。他们就在南京报刊上以及上海新闻报经济新闻栏发表消息，声称亚浦耳灯泡不合标准，经济部将加以取缔，进行威胁和破坏。由此可见，这批无赖穷极无聊的讹诈，是不择手段的。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当时也利用金圆券政策，凭借职权到处额外勒索，向亚浦耳厂要电灯泡二三十万只之多。亚浦耳厂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给陶一珊10万只电灯泡的栈单。后因解放上海意外的迅速，陶为了急于逃命，来不及提取我厂电灯泡及同业一部分货物。这里列举的不过是当时千千万万贪官污吏强盗行径的几个小小的例子，但已足以证明国民党政府上上下下大小官僚都是一群饿虎贪狼。
在金圆券急风暴雨的灾难中，亚浦耳电灯泡成本日日涨，原材料天天少，而电灯泡的需要却越来越多。如满足来购买者要求，厂将被拖垮；如不照单配售，人家则可以指控我们破坏金圆券政策，还可扣上更大的帽子——阻挠“戡乱建国”。我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如坐针毡，不得安宁。等到9月上旬，抢购物品风潮普遍发生，物价急剧波动，黑市价格时有变动，无法控制，不久，金圆券崩溃。在这一次灾难性的金圆券风暴中，亚浦耳厂虽没有黄金、白银、外币被兑收，但损失之大非一年半载所能恢复。聊以自慰的是，亚浦耳厂经过这样的空前浩劫，幸得生存下来。
六、角逐“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大混战
1948年9月，筹备成立中国工业总会，我被委为筹备会实际负责人。1948年11月17日，中国工业总会正式成立。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
1947年11月中旬，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南京召集全国有代表性的工业家开了一次关于工业会的座谈会。次年春初，又邀上海部分重要工业家去南京社会部磋商组织上海市工业会事，被邀者有刘鸿生、刘丕基、吴蕴初、金润庠、杜月笙、徐学禹和我等。我们是搭夜快车前去的，我与刘鸿生是在同一间卧车室，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在旅途中间，刘与我谈起应该谁来担任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的问题。我实在是胸无成见，反问刘鸿生的意见。刘笑谓我说：“你自己有此意吗？”我摇头说：“我资格太浅，应该尊重老前辈，我就是够得上当理事长，我本岗位事业也不允许我脱身去搞更多的社会工作。”刘即拦住说，客气话不谈了，我们慢慢再来交换意见。
到了南京社会部，谷正纲意图要上海市尽早组织工业会，为其他各省市做示范。这次会议谈不上有怎样重要，不过是旧官僚借事做事，摆摆样子而已。
返沪时刘仍约我同车室回去。在车上，他直截了当提出杜月笙可否作为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候选人，“揄扬”杜之为人“很够朋友”，并说杜对我一向是有好感的。我感觉刘是为杜月笙做说客的，要我在“上海市工业会”选举时控制选票，同时我也明白了此次京沪来去，刘鸿生都和我同车室，这是杜月笙有计划的安排。
当年4月，谷正纲来上海，在王家沙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绿杨村约我吃午饭谈谈，在座有吴蕴初、潘士洁、徐寄庼及谷的秘书等。谷的意见，希望多多安排当时上海工业协会的理监事，进入未来的上海市工业会当新的理监事（上海工业协会是CC系控制的一个社团性的民众团体，而未来的上海市工业会是一个“法定”的工业团体），至于理事长一职位，暂时不提人选，让大家来酝酿酝酿。你看谷正纲表面多么“民主”，其实他肚子里早有打算，不过当时还不到把人选推出来的时候。听谷的语气，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人选并不属于杜月笙，但他又不显明反对杜月笙。谷正纲很郑重其事地嘱咐我，利用在工业界熟人多的有利条件，在将来工业会选举时多出份力量，以助他们不足之处。
上海市工业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我被推为筹备委员之一，并担任实际负责工作。一次，刘鸿生、杜月笙请我在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丽都花园吃饭。杜因事先走，刘鸿生就代杜月笙说话，要我帮助杜月笙竞选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我与杜素无恩怨，且常有往来，又以我与刘鸿生的交情，他们既这等联络我，自己既然具备帮忙的条件，落得做一个顺水人情，于是，我允为尽我绵力。继此之后，杜月笙又在慕尔鸣路（现茂名路）18层楼寓所邀我便餐，当面再作一番联系。
1948年8月22日，上海市工业会成立。到会的有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市参议会长潘公展，还有上海市商会主席徐寄庼、上海黄色工会水祥云等。选出杜月笙、束云章、刘鸿生、徐学禹、刘丕基、金润庠、吴蕴初、颜耀秋、洪念祖、蔡昕涛、潘士浩、唐缵之和我等为理事，童季通、胡伯翔、严致中等为监事。8月30日，上海市工业会召开第一次理、监事会议，票选杜月笙为理事长，刘鸿生、束云章、金润庠、徐学禹、吴蕴初和我等为常务理事。杜月笙想担任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的梦想变成了事实，当然踌躇满志。这是“工业会法”颁布后第一阶段的经过。
要谈全国工业总会，必须从上述经过谈起，否则搞不清楚其上下牵连、前后呼应的关系。大家不明白“工业会”这个组织依据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还有我胡西园这个人怎样会成为上海市工业会及全国工业总会组织过程的重要一员？并且我胡西园为什么在全国工业界熟人这样多？这些问题都从上面所述历史渊源给予了说明。再说一向专搞组织工作的CC系，在这次争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时却不能得心应手，也有其前后客观原因。
1948年9月3日，陆京士（社会部司长）来上海到亚浦耳厂访我。他衔了谷正纲之命，约我在9月8日到南京社会部，协议全国工业总会选举事项。我于9月7日乘夜车去南京，第二天上午先到社会部。谷正纲在部长室单独见我。谈到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问题，他说：“社会部方面以上海为中国工业重心，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一席应选上海的工业家为宜。”他问我意见如何，我颔首表示同意。谷继续谈到理事长人选问题，说了全国性工业团体的领导人要能庆得其人等一套后，认为我在全国工业界熟人较多，又一次希望我在选举中起一些作用。总结这次谈话，客气些说是谷正纲请我协助他们完成选举任务，不客气说是要我听他们的指挥，供其驱使，达到CC系的目的。谷正纲并传陈立夫口约，邀我于当天下午4时到陈处茶叙。
下午，在社会部会议室开座谈会，系陆京士主持。田和卿、胡伯翔早车从上海赶来，骆清华因气喘病早一日与潘士浩同来南京，金润庠、刘丕基因事未来，所以出席座谈的人数不多。座谈会主要拟订几条筹备会的大纲及第一次筹备会日期等等。其实这都是表面文章，实质是CC系在南京磋商策划夺取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一职的办法。
下午4时许，我从社会部坐谷正纲的汽车去陈立夫处，到了像风景区里一个别墅的地方，这地方既不像机关又不是住宅。陈立夫请我到楼上一个客室，态度很是“亲热”。大家落座后，陈先问我厂里情况，再问我生活起居。我心里盘算，陈立夫哪里来的闲工夫与我作无聊的寒暄？正在猜测间，陈立夫忽对我说：“西园先生喜欢到美国去考察电机工程事业吗？这倒是对中国电器工业很有帮助的。”我听了心里一动，觉得有机会去美国走一走，倒是固所愿也。想到曾任我厂经理的庄智焕曾通过CC系的关系游美之后，不久刚刚回国，所以陈立夫对我提游美之事倒不是谎言。尽管这样，但我想陈诡计多端，还是贯彻一向对CC系的态度，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我就对陈立夫说：“去美国考察电器工业的确可以借鉴美国的技术，但我最近因为厂务不能突然离开，且待回去研究后再说。”陈还是“和颜悦色”问我厂里有什么困难，我答暂时可以维持。谈到这里，我认为陈立夫仍是在拉拢我，再没有其他要事可谈，我即直截了当问陈，“立夫先生还有什么见教？”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我们以后要多多取得联系，使中央与地方打成一片。”我就与他告辞，陈送我到楼下，握别时他还是维持他虚伪的“和蔼”态度，原车送我回招待所。
我细想，陈立夫因我对CC系常落落不合，不但对我不满，且怀恨在心，今日对我这个向不惬意的人忽然有这种“深情厚谊”，这倒使我一时感到莫测高深。但无论如何，这次与争夺工业总会理事长之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9月10日，我参加社会部的全国工业总会发起人筹备会后即回上海。
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是全国性工业团体的总领袖，将来在国内或国际上都有他一定的重要性，会起着一定的影响。所以CC系对此志在必得，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千方百计要夺取这个理事长职位。但CC系在工业团体中的基本队伍非常薄弱，尤其是与全国工业界大多数活动分子有历史渊源的人在他们中间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就成了他们“三顾茅庐”的对象。
从表面上的安排来看，CC系推举的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是吴蕴初。吴蕴初一名葆元，与张崇新酱园老板张逸云合办天厨味精厂，其妹吴茂元嫁田和卿。抗日战争前，田在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工作，但喜欢到外面露露脸，搞搞社会活动。他组织了一个“工业安全协会”，因此，认识了上海一部分大小工业家。吴蕴初为了田和卿在社会上活动方便，就安插田在天厨味精厂为挂名职员。田和卿做事冒失，得罪的人不少，致使工业界中人有因此而连带不满吴蕴初。在全国工业总会筹备竞选之前，田和卿自作主张拟出一份未来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全体理监事当选人的名单，拿了这份名单到处招摇，逢人许愿。后来CC系内部安排出来的全体理监事名单，与田和卿预告的名单，其中大有出入。那些田和卿曾经向他们许过愿的人而在正式名单中却名落孙山的，吃了空心汤团，大起怨意，都骂田和卿是卖梨膏糖的，说到哪里是哪里，不负责任。有的竟质问吴蕴初，那一张理监事名单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工业会法”未颁布之前，我们在重庆组织过一个中国工业协会，各省、市也由各该地工业界人士组织分会。例如，我们在重庆除组织工业协会总会之外，还组织重庆市工业协会分会，公推李烛尘为理事长。抗战胜利后，上海也组织了一个分会，田和卿为这个分会筹备负责人。我当时为着料理多数内迁工厂的复员事项，留在重庆有很长一段时间，回沪较迟，因此上海市工业协会的筹备工作我不及参加。待会成立，内部组织安排完全由田和卿一人操纵，吴蕴初为上海市工业协会理事长。田以筹建上海市工业协会为政治资本，以该会总干事的名义奔走沪宁间，经常在各报栏发新闻。这次在全国工业总会选举大会之前，田和卿又以上海市工业协会为据点，积极活动，引起一些工业界中人的不满。
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会期一天一天近起来了，各方面的动态也一天一天显露出来了。约在9月20日左右，金润庠来访我。他是为刘鸿生竞选工业总会理事长的事情与我来联系，征求我的意见。我与刘虽称不上怎样知己，但是极熟的朋友。说老实话，我对刘鸿生印象不坏。我对金润庠说：“鸿生先生担任这个理事长够得上资格。”金并转告我杜月笙当晚邀请我吃晚饭。金润庠是嘉兴民丰造纸厂的总经理，杜月笙是民丰造纸厂的董事长。我到杜宅，杜月笙也是为了推刘鸿生当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代刘说话，要求我在选举时及事前安排上为刘出一把力。杜又对我说：“目前这次的选举，是历史交情关系，别人是难以圆满做到的，就是CC系在这样短促的时间中，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是无法插手的。”杜言下之意，大有“要挑这副重担非君莫属”之概。不管杜的谀言，我反对CC系是主要的，因此答应杜，计划一下再从详计议。
9月下旬，全国工业总会筹备会的工作准备粗粗就绪。10月1日上午10时，在南京中山东路上乘庵“全国营造工业联合会”会议厅召开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发起人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工业会19个单位（其中山东工业会报到而代表未能出席）以及全国各重要工业联合会计14个单位，共计代表77人，并推吴蕴初为临时主席。下午3时，各省市工业会14个单位及全国各重要工业联合会14个单位代表56人，仍在原处继续开会，推刘鸿生为主席。全天会议均由社会部司长曹沛滋为指导员。关于筹备委员会本身有两项决议：第一，根据发起人会议通过，当天出席单位的代表均为筹备委员；第二，由各出席单位各推一人为常务筹备委员。
10月3日，假座河南路爱多亚路所改的“中正东路”（现延安东路）中汇大楼二楼，召开全国工业总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社会部科长李仕衡为指导员，依据9月10日社会部决定的筹备大纲推定筹备委员名单，并提出田和卿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每一会员单位（如省、市）得推派代表一至七人，其人数依据每月所缴常年会费之多寡，照下列规定推派之：（一）金圆券30元以下推派代表一人；（二）超过金圆券30元而在60元以下者推派代表两人；（三）超过金圆券60元而在90元以下者推派代表三人；（四）超过金圆券90元而在120元以下者推派代表四人；（五）超过金圆券120元而在150元以下者推派代表五人；（六）超过金圆券150元而在180元以下者推派代表六人；（七）金圆券180元以上者推派代表七人；无全国联合会之地区同业公会限派代表一人。田和卿就以主任秘书名义提出吴蕴初、刘鸿生、李烛尘、陶桂林、潘仰山五人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
会后我与刘鸿生、杜月笙同到杜家晚膳，席间谈到下午会议情况。当时五个召集人的安排事前并未与我们商量，激起了我们的情绪，而田和卿的专横态度尤使人看不顺眼。古人说“请将不如激将”。我对刘鸿生说：“我胡某必努力使你出来登上这理事长的‘宝座’。”刘即拍拍我的胳膊，相与大笑。同时他在袋里摸出一封信，塞在我的西装袋里，嘱我回去后方可拆看。到家一看，信的内容并无只字，赫然一张中国企业银行金圆券两万元的支票（当时相当于200两黄金）。不言而喻，这显然与全国工业总会选举理事长一事有直接关系。我对刘鸿生此举大不以为然，次日，即以电话与杜月笙说明此事。杜恐事情搞僵，要我在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杜的老宅见面。我到时刘鸿生已先在，杜忙代刘解释，这两万金圆券是刘鸿生为此次选举事宜作交际费的。我在极度不乐意的心情下，将原支票交还刘鸿生。刘一再要我收下，我遂将支票放在桌上匆匆告别。当时杜到我处找我，坚请我当晚在丽都花园叙谈，刘鸿生亦在。刘允收回支票，请我不要误会，希望彼此继续合作，杜亦从中斡旋，我意始释。我们继续策划反对CC系，争取选举胜利的对策。
想当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人不止刘鸿生与吴蕴初二人，天津代表李烛尘也有问鼎之意。李系我在重庆时的老友，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看当时情况也就放弃了竞选。建筑业陶桂林也要竞选这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的理事长，到处拜客请宴，闹得一天星斗。重庆市代表潘仰山，在重庆也把持着几个工业团体，如重庆厂商联合会、纱业公会等等，确也是一个山头大王，一度曾有跃跃欲试之意，但他晓得自己在全国性的工业界里的所谓“资望”还差得多了，到底还是知难而退。
这次田和卿得到全国工业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的“荣衔”，自然想出出风头呢。最有效的办法是他以主任秘书身份招待新闻记者，使几个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筹备委员会召集人露露脸，以讨得他们的好感，同时显显自己的“才干”。他主要的目的是让吴蕴初当选理事长。
1948年10月7日，吴蕴初方面在《新闻报》发表一则新闻，大题目“全国工业总会定下月成立”，下面附题小字“筹备委员会展开工作”原文如下：（本报讯）“全国工业总会筹备委员会昨假本市工业协会俱乐部招待记者，报告该会筹备情形，由该会主任秘书田和卿主持，据称该会现已定十一月十一日筹备结束，举行成立大会选出吴蕴初、刘鸿生、李烛尘、陶桂林、潘仰山五人为召集人。”
田和卿还以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名义，在冠生园宴请外地的筹备委员及代表，陶桂林、潘仰山、胡伯翔等为之拉场。田和卿在宴会席上散布将以工业协会班底为基础来遴选全国工业总会的理事长的舆论。
10月8日下午3时，在上海四川路企业大楼五楼大中华火柴公司会议室召开全国工业总会第二次常务筹备委员会，到会委员（以签名先后为序）有潘仰山、王葆和、陈大受、李烛尘（陈汉清代）、刘鸿生、颜耀秋、李国伟（王亦清代）、陶桂林、刘念义、刘丕基、胡西园、杜月笙（杨管北代）、沈嗣芳、杜殿英、吴蕴初、许晓初、朱仙舫、恽震、李荐廷、林挺生（刘晋钰代）、陈云章、彭士弘、王鸿声、荣尔仁、章剑慧（何致中代）、龚伯炎（蔡昕涛代）、王翼臣（夏宪讲代）、金贵湜（葛和林代）、林君扬（刘栋业代）、洪念祖30人，缺席尹致中一人，开会时公推刘鸿生为主席。
大会有三个议程，第一由主席报告出席人情况，宣告大会召开；第二由主任秘书宣读常务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并报告秘书室一周来概况；第三由常务筹备委员许晓初、沈嗣芳、陈云章等临时提议：全国工业总会作为领导全国工业的组织，在筹备期间常务筹备委员会责任重大，为慎重起见，秘书室人员包括主任秘书在内，不得协助任何选举人非法组织选举，亦不得代表他人进行选举，全体秘书室人员完全是对筹备委员会内部工作负责，不对外有所行动，如要对外发表文字性的信息，事前应得两个主管常务之核准，主席提出某提案前先经大多数委员同意，主席要严格执行，并请全体筹备委员随时监督。从此，所谓主任秘书被我们束缚，不能在外公开招摇，难以动弹。这次会议为以后会议奠定了基础，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通过了很多决议，其中有关会员选举问题的决议摘录如下几点：（一）定11月1日为大会截止期；（二）洪念祖、李荐廷、沈嗣芳、杜殿英、王葆和、彭士弘和我等七人组成会员入会审查小组，负责审查事宜，并推荐我为召集人；（三）入会申请书、会员登记表、团体会员名册、工厂会员名册、出席代表通知书依照秘书室所拟表格付印。
我们会员入会审查小组为求地点适中便于代表联系计，假宁波路上海机器染织工业公会为办事处。另外又设立一个不公开的联络小组，由徐学禹、刘丕基、潘士浩、章剑慧和我五人组成，我为召集人，其主要工作是为各地来沪代表安排住宿等生活问题，并与他们交换选举理事、监事人选的意见。说穿了讲，就是抓选票的活动组织。刘鸿生方面派杨立人，杜月笙方面派郭永熙参加联络小组。
田和卿要吴蕴初多与各地来沪代表联络，吴苦于人头不熟，不易彼此会面，即使碰了面也无法深谈，于是就用宴客等手段进行拉拢，但赴宴的代表却零零落落。听说有一次，吴蕴初与陶桂林在南京路新雅酒楼宴客，所邀代表大体相同，两个东道主事前各不相知，到宴客时双方互争来宾，使代表们无所适从，左右为难，有的索性双方都不去，落得一个彻底中立。
CC系的潘公展主办《晨报》《晨报画报》和《新夜报》，因广告关系，与我接触较多。正当全国工业总会筹备紧张时期，潘公展约我在国际饭店船厅晚餐，同席还有吴开先和王延松，一共四人。他们三人是一致对我进说词的。首先潘公展对我说：“过去立夫先生对西园先生性情不很清楚，现在已了解得多了。”潘劝我要与他们合作，说什么我如真心与他们忠诚相见，他们将先给我弄一个“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然后进一步可以代我搞到一个全国性类似代表。他们误认为我对社会活动有兴趣，其实我的社会活动是为制造国货，是为联合大家提倡国货，是为救国，不是为社会活动而活动。我当时也不明白全国性类似代表是什么东西，反正姑妄听之，不求甚解，随他去说就是了。吴开先与王延松则用另一种口气对我说话。吴说：“南京方面说西园倾向共产党，这将引起不良的误会，不但会牵制你个人的行动，也会影响你企业的前途。我们曾在多方面为西园先生解释。”王说：“西园兄你是有工厂的人，犯不着跟别人乱来。”他们三人一方面对我利诱，一方面又进行威胁，我笑而不置可否，但心里明白他们的用意，我看破国民党政府的诡计阴谋不知多少次了。那天晚餐时，我对潘等三人始终取敷衍态度，在唯唯诺诺之间无肯定表示。散席时潘等只得说，有机会我们下次再约详谈。
10月15日，第三次常务筹备会议议定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日程表草案如下：
11月9日下午2时，全体筹备委员第二次会议；
11月10日上午9时，预备会议，下午2时，继续开预备会议，下午4时，主席团会议；
11月11日上午7时半，全体代表谒陵（南京中山陵），上午9时半，成立大会开幕典礼，下午2时，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报告工作及各行业概况，下午7时，欢宴各界庆祝工业节（以11月11日全国工业总会成立日定为工业节）并有游艺赠品助兴；
12日上午9时，举行各提案小组审查会，下午2时，继续提案小组审查会；
13日上午8时，全体大会讨论提案，下午2时，全体大会讨论提案及章程，选举理监事，举行闭幕典礼；
14日全日，分组游览名胜（星期日）；
15日上午，理监事就职典礼，举行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议。
经会员入会审查小组审查，合格的各省、市工业会及全国工业联合会的代表如下：福建省工业会 林君扬、刘栋业、黄谦若，台湾省工业会 林挺生、高禩谨、蔡常义、孙景华，山东省工业会 李资廉、李公藩、苗星垣，湖南省工业会 陈云章、鲁荡平、陈崇鉴，山西省工业会 彭士弘、曹斐然、赵建，沈阳市工业会 王鸿生，青岛市工业会 尹致中，河北省工业会 王××（电文不明）、刘泽民、姒南笙、吴蕴初、徐涫禹，江西省工业会 余行鲁、王德舆、朱仙舫，湖北省工业会 李荐廷、刘海生、周兹柏，重庆市工业会 潘仰山、黄亦清，汉口市工业会 李国伟、华煜卿，天津市工业会 李烛尘、朱继圣、陈调甫，北平市工业会 郗超民、陈大受、陆宗贤，南京市工业会 王宗龢、孙际如、钱贯之，四川省工业会 潘兆馗、程云集、章剑慧，江苏省工业会 荣尔仁、华晋吉、陈蔼士，火柴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刘念义、黄欣哉、徐致一，机器棉纺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吴味经、刘丕基、章剑慧，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杜月笙、杨管北、荣毅仁（杜月笙改袁国梁、荣毅仁改席德柄），营造建筑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陶桂林、黄秀山、康役，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胡西园、恽震、姚永耀，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支秉渊、王文皋、颜耀秋，电气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钱新之、陈中熙、沈嗣芳、童季通，丝织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朱惠清、蔡昕涛、龚伯炎，橡胶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杜殿英、徐学禹（加推刘史赞、周茂柏），水泥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颜惠庆、刘鸿生、陈汉清，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许晓初、鲍国昌、陈丰镐，金属品冶制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于瑞年、顾松龄，酒精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金贵湜（张昌培代），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金润庠、赵煦雍。
10月22日，召开了第四次常务筹备会议。
10月29日，召开了第五次常务筹备会议。会议决议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改在上海召开，并向南京社会部申请。社会部回电不同意，大意是：全国工业总会系法定的全国性的工业团体，成立大会理应在首都召开，以示隆重，所请一节未便同意。11月3日，占全体大会代表总数三分之二的留沪代表召开临时大会，同意第五次常务筹备会议关于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决定，专推金润庠、刘丕基、徐学禹等携文面向社会部再次申请。CC系鉴于我方的群众力量，并妄想通过妥协在选举中换得一点便宜，不再坚持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社会部不得已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11月5日，第六次常务筹备会召开，把成立大会议程草案所拟定的11月11日上午全体代表谒陵及14日分组游览名胜两项节目删去。会议日程由五天缩成三天，并改在开幕日选举理、监事。
11月上旬，各地代表纷纷到沪，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市、天津市、汉口市、广州市、北平市、南京市、重庆市、沈阳市、江苏省、台湾省、湖南省、湖北省、福建省、河北省、云南省、山西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等。各省、市工业会及火柴业、交通器材业、丝织业、造纸业、纱织业、面粉业、水泥业、电气业、橡胶业、营造业、机器业、电工器材业、制药业、酒精业等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30余单位（有的同业公会为了要参加这个全国工业总会，临时组织全国联合会）都派了代表。他们到筹备会报到后，都到南京路东亚旅馆安顿。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已施行戒严令，到半夜12点车辆不准通行，我事情较忙，有时也只得住东亚旅馆里。
不晓得陶桂林究竟被什么东西冲昏了头脑，一厢情愿也想过一过理事长之瘾，他就单枪匹马，横冲直撞，到处拉选举票，不分东西南北，青红皂白，“抓到篮里就是菜”。殊不知，他这种糊涂莽撞的做法是在与吴蕴初争夺选举票，是在拆吴蕴初的墙脚。后来，陶转而与吴蕴初合作。最后变成吴蕴初、陶桂林、潘仰山三位一体互相合作，再加颜耀秋的啦啦队，还有田和卿操纵的上海工业协会班底的摇旗呐喊，吴的声势倒也不小。在大选前一星期，竞选各方调兵遣将，用尽心机，都希望别人落选，自己成功，百般讨好抬轿人（旧时代习语，投选举票的人叫抬轿人，意思就是把人抬上山去），希望他们能把自己抬上“宝座”。
1948年11月4日，吴蕴初方面的上海协会由胡伯翔出面（当时胡系田和卿的追随者），假座南京路冠生园三楼，宴请该会中坚分子，到会的有傅良骏、徐志超、冼冠生（宋代）、董日森、吴人冀（董代）、田永寿、陈丰镐、谢天沙、康际武、徐肇和、叶茀康、张善璋、颜耀秋、梁嵩龄、蔡昕涛等。席间，胡伯翔讲了一番推举吴蕴初担任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鼓动词，颜耀秋等立起发言响应。宴会场面非常热烈，为吴蕴初当选理事长增加了不少乐观气氛。
11月初，全国各地代表云集上海，全国工业总会秘书室的工作大忙特忙，田和卿这个主任秘书公开要忙筹备会的公事，暗中又要忙帮拉选票的私事，且又常要去南京，筹备委员会常务会通过临时决议，增派杨立人为筹委会秘书室副主任秘书。
1948年11月初的一天，我接到陈蔼士邀我在上海安福路284号晚餐的请柬，这倒不是常有的事。陈蔼士虽是熟人，但我与他交往较少。去时同席有洪兰友、陆京士，陈蔼士显得分外殷勤，称我为“西园兄”，对我很亲昵。洪兰友、陆京士谈些陈蔼士“热心提倡国货”和“重视工业”此类话，要我这个工业界中坚分子（洪、陆对我揄扬语）多多与陈蔼士取得了解互相联系等语。终一席之谈，他们吞吞吐吐，没有开门见山打开天窗说亮话。虽然如此，但我心里已猜到八九分。
陈蔼士就是陈其采，是陈其美（英士）的兄弟行，也是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常以国民党“贵族”的身份到处招摇活动，为自己扩大影响。抗日期间，陈蔼士在重庆搞了一个宏丰实业公司，有三个不大不小的加工厂，陈蔼士任董事长，他就自以为变成一个很有势力的工业家了。为了能里外配合，他利用一些CC系的喽啰，并拉拢一部分接近CC系的工矿厂商，自封为理事长，并指派了一批理监事，还把一些有“资望”的工矿企业家函聘为该会名誉理事，以衬托抬高他自己的地位。记得在抗日战争后期，CC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我认识徐是庄智焕介绍）通过庄智焕，邀请我到重庆曾家岩商谈关于若干工业团体问题。我到徐处，庄智焕也在，三个人就谈起来了。徐恩曾意思要把全国各个工业团体合起来，组织一个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我识破他们是想控制整个工业团体，心里老大不赞成，但表面上唯唯诺诺，用虚与委蛇、搪塞的方式应付之，告诉徐让我仔细策划一下。后据庄智焕向我透露，如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能够组成的话，CC系已内定陈蔼士为总领导。好在这个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的工作我始终没有帮他们搞过，CC系的如意算盘也无从实现。根据上述回忆，我觉得安福路陈蔼士请我吃饭的热络态度，与这次争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一定大有关系。
在此期间，作为会外组织的“联络组”，在丽都花园三楼包一套房。刘鸿生经常到此，杜月笙也偶来动问情况。在陈蔼士请我吃饭几天后，刘鸿生、杜月笙与我同在丽都碰面。杜问我：“你猜CC系真正要捧出谁当理事长？”我说是二陈的本家。杜月笙惊异说：“你怎么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这个聪明人。”杜继续说，据骆清华在CC系内部得来可靠消息，CC系的真正意图是要推出陈蔼士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我想陈蔼士在工业界的声望还不够高，且CC系如果这样完全暴露自己的意图，反而使人预存戒心，打草惊蛇；迫使吴蕴初、田和卿和CC系对抗也是未尽妥善。所以，他们用阴险狠毒的手段，先导演一出民族资本家内部争夺理事长的活剧，用拉拢迷惑的方法，骗得整个理事会多数的席位，再在理事会选举理事长时，移花接木，捧出陈蔼士，造成既成事实。到那时，全国工业界虽瞠目结舌，但已经无可奈何了。刘鸿生说：“如此说来倒要出冷门了。”我笑谓刘：“你跑头马有危险了。”杜即指我说：“有足智多谋的大都督（总司令）在此，大事无妨。”我正经告刘、杜说，这个内部消息，不但CC系要守秘密，我们也要为他们代守秘密，否则也会打乱我们的计划，现在让田和卿在黑暗里东碰西撞就是了。这个秘密大家真的守口如瓶，一点没有泄露出去。
在竞争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过程中，杜月笙对刘鸿生很热忱，为刘出了很大的力，其原因除他们之间以利害相关的交情之外，更主要的是刘鸿生为杜月笙活动，使他当上了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蒋介石篡夺政权之后，商会整理委员会决定将上海总商会改为上海市商会，杜月笙想得一个上海市商会的委员，而CC系分子王延松偏偏要挖杜月笙的痛疮疤，说杜是流氓，不配混入堂堂上海市商会。后来，杜月笙勉强挤入上海市商会，但杜对此事始终悒悒于心。今日他坐上了比上海市商会还胜一筹的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交椅，感到称心如意，扬眉吐气，当然要对帮他忙的人表示感激，向刘鸿生献殷勤，对我也另有一套。旧时代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难得有真正的是非和善恶之分。
开会前三天，我们“联络组”索性搬到东亚旅馆，与各地代表住在同一旅馆，彼此接触较为方便。大会开幕日期愈来愈近，流言蜚语层出不穷。有的说CC系以最大的决心要推吴蕴初担任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谁敢与之作对，以后就给谁好看（就是有危险的意思）。有的说，在理事长人选问题上，如再有人“捣乱”，社会部会下令暂停其组织。如此等等谣诼，此起彼伏，不一而足。当时的情况使CC系感到棘手，这是由于CC系过去只抓紧商业组织，在全国工业界却无控制力量。事前毫无组织，仅靠临时一点布置是起不了作用的。而全国工业总会是根据新颁布的工业会法来组织的，为全国工业界人士万目睽睽之所在。在群众监视之下，CC系动作不敢太造次。天津代表李烛尘看到各处扰扰攘攘，以老友身份劝我适可而止，何必为别人火中取栗。当时我自信心很强，除感谢李的善意外，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准备与CC系在这场选举中拼到底。
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召开之日本定于11月11日。其所以选定11月11日，说来可笑，原来“十一”相合便成“土”字，“土”字者工字出了头，表示中国工业一向受人欺压，但愿在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后，一向受人欺压的中国工业从此可以出头了。当时哪里会懂得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民族工业头上的道理呢？在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口彩迷信上了。
11月8日下午，南京社会部来电话关照，因召开大会，部方手续尚未准备完竣，指令延期一星期召开。在沪CC系喽啰放出各式各样的谣言，并对我进行种种威吓，还离间各地代表不要上我的当。在此紧张混乱的气氛中，也有若干地区的代表奔走调停，企图息事宁人。11月9日晚，我们召集了一次临时全体筹备委员会，对社会部延期一周开幕的指示表示遵办，并奉令决议于11月17日召开大会，选举理、监事，在各报向全国工业界登一通告，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推潘士浩、郭永熙、颜耀秋于次日携带呈文向社会局备案。我们此举，彻底破灭了CC系想再通过延期来争取时间的阴谋诡计。
等到开幕期近之时，11月14日，束云章突然来找我商谈，说他受人之托想推陈蔼士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可见CC系被大势所迫，图穷匕首见，不得不拿下假面具摊出底牌来，暴露当初捧吴蕴初是一个骗局。对这个骗局，不但吴被蒙在鼓里，连田和卿也还在捉迷藏，看不到真相。束云章说：“陈蔼士先生年高德劭，必孚众望，其余全体常务理事的选举都听凭你们支配。”我当即对束说：“无论哪一个要担任理事长，我个人都没有成见，既然已正式提出候选人，待理事会成立后，理事长候选人名单出来，请各代表或理事民主推选就是了。”束云章虽也不好再要我作具体的答复，但表示对我完全失望了。CC系怕秘密被揭开，所以托年老沉默的束云章来联系此事，以避人耳目，免人注意。
由此来看，杜月笙的消息和我的分析果然符合事实。官僚资本是千方百计要渗入工业团体，侵害民族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会理、监事名单的安排上，CC系无论如何与我们不可能有取得一致的希望，对代表方面的选举票，他们又茫无把握，要占理事会多数席位的意图亦成了泡影；大会日期已经决定，又不可再拖时间，来争取对他们的有利条件。事到其间，CC系明知与我们无法协调，所以通过束云章来做非正式的试探。只有田和卿还像无头苍蝇似地乱碰乱撞。大会前夕，刘鸿生对吴蕴初说：“我们两人好似蟋蟀，有人拿了草来挑拨，要我们两人斗起来。”
11月16日，是筹备期最后的一天，当晚办事人员都弄到深夜。我详细复核预定计划，对如何按照部署进行作了周详安排，并随时准备应变办法，几乎通宵未得好睡。次日11月17日上午9时，假迪化路（现乌鲁木齐路）纺织公会大礼堂，召开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代表大会。在开会前一小时，陶桂林还向我警告说：“今天会场怕不得安静，你要当心闯祸。”我不动声色，不表示态度。陶见我非常镇定，无言而走。
9时零几分钟，振铃开会，大家所盼望的全国工业总会终于到开幕的一天了。国民党政府只派吴开先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当年上海市工业会成立时，谷正纲亲来上海参加，并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市商会徐寄庼、黄色工会主席水祥云等凑热闹，而今天全国性工业总会成立大会，谷正纲却不来，仅派一原在上海的吴开先来敷衍一下，CC系前后态度的截然不同，足以说明他们对这全国工业总会有气。吴开先是唯一的长官，影只形单，显得局促不安。
尽管CC系态度很冷淡，但大会开得还是非常热烈。出席代表154人，大会主席潘仰山致开会辞。在吴开先代社会部致辞后，开始选举理、监事。选举前会场内虽稍有骚动，但立即为大会群众所制止，捣乱分子无从使其伎。选举结果，选出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理事（以选举得票数为序）有刘鸿生、胡西园、杜月笙、徐学禹、潘士浩、钱贯之、李烛尘、李国伟、尹致中、任国常、鲍国宝、郭英珠、潘仰山、荣尔仁、王涛、张峻、史乃修、陈云章、翁来科、李荐廷、林挺生、沈镇南、恽震、彭士弘、林君扬、章剑慧、朱仙舫、孙满、束云章、刘丕基、程年彭、颜耀秋、钱永铭、陈中熙、金润庠、刘念义、徐致一、杨管北、陶桂林、洪念祖、蔡昕祖、许晓初、张善漳、周茂柏、缪云台等45人，选出的监事有吴蕴初、陈蔼士、杜永修、胡伯翔、杜殿英、王翼臣、于瑞年、楼兆馗、韩巨川、王启宇、邓秉承、谢天沙、厉无咎、刘晋钰、田和卿等15人。
11月22日，假丽都花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理监事会议，票选刘鸿生、胡西园、杜月笙、徐学禹、李烛尘、李国伟、郭英珠、潘仰山、荣尔仁、陈云章、钱永铭、金润庠、朱云章、杨管北、缪云台15人为常务理事。依据章程，全体理事又在常务理事中选出刘鸿生为理事长，另外选出吴蕴初、陈蔼士、王启宇为常务监事。理、监事会后大家在丽都花园聚餐，席散后在休息室茶叙闲谈。我在里间忽闻有人高声噪闹，出来看到，那人大声狂呼把玻璃茶杯摔在地上。原来有一理事因没有进入常务理事，大感不平，假醉佯狂，使酒骂座，大家好做歹做才扶他回家。全国工业总会第一次理监事会的会后叙餐会，也随着这热闹的“喜剧”而结束。
经群雄角逐，最后是刘鸿生登上了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宝座。事情本应该已经过去，各地代表和理、监事们都先后回到本籍，从骚乱而趋平静。但是事实并不如此。CC系不甘心这次选举惨败，用政治压力争回面子，但又不好抬出陈蔼士来，便硬要全国工业总会理事会给吴蕴初一个名誉理事长的名义。因为会章无此规定，理事们都哄然反对。我当时认为会章是人订的，也可以由人补充修改。众理事经争辩后，意见慢慢一致，就因人设事，聘请吴蕴初为全国工业总会名誉理事长。
第四节 喜迎解放
一、拒收汤恩伯的飞机票，留待解放
1949年二三月间，解放军席卷全国，蒋军土崩瓦解，江南半壁已呈朝不保暮之势，蒋王朝大小头目都纷纷准备逃窜。国民党政府认为我是全国工业总会及上海市工业会负责理事，要求我发动迁厂赴台运动，并嘱我厂应先迁台湾，以示提倡。我当时思想确在动摇中，不信任国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我已尝尽人生疾苦，但又被国民党反动宣传、反动谣言所惑，对共产党认识不足，歧途彷徨，数夜失眠，难以抉择。而当我几经回忆起在重庆时我曾多次坐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聆听教导，他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的气度，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风采，像阳光春风的照拂，深深印入我的心中，让我不会忘掉；又想到在重庆其他党领导如周恩来同志等对我们的热忱帮助和谆谆教导，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政策是宽大仁厚的，于是，我的思想就乐观起来，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前途所在。我遂决计等待上海的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兵南下，国民党政府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上已完全失控，政府部门纷纷准备撤离上海，并要我参加动员工厂迁台工作，我与他们敷衍并未照办。同年4月，国军总司令汤恩伯着徐学禹（招商局总经理）持两张飞机票，要我带眷飞往台湾。我诡称拟先到福州女儿处再转往台湾，飞机票仍托徐学禹带回。我声称二日后赴闽，其实是蛰居海格路（现华山路）亲戚家。直到上海解放，我才出面。
不久上海解放，美蒋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但他们仍不甘心让上海这个工业重心继续完整地进行生产，蓄意捣乱、破坏，并且狂妄地散布一种不知自量的谣言，说什么美蒋飞机会经常出现在上海上空，蒋介石要于当年的中秋节回上海吃月饼。等到这个牛皮吹破了，又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到次年他们要回上海度元宵。还有许许多多不值一笑的谣传，一个一个都被事实击破了。但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敌机的骚扰亦是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1950年的“二·六”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部分发电机被损，工业供电受到了严重影响。亚浦耳厂在党的关怀下，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千方百计设法开工生产，并自置直流发电机，以补充电力不足，克服了美蒋所造成的巨大困难。美蒋还派遣反革命特务，潜伏我厂进行破坏工作，但由于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的警惕及工人群众的协助，被全部肃清。美蒋政府这样垂死挣扎，活像油尽灯灭时的回光返照，徒见心劳日拙而已。
在此期间，美蒋侦察机不断在上海杨树浦沿黄浦江一带侦察，在亚浦耳厂周围上空盘旋。当时上海防空安全设备相当落后，尤其是多数工厂的工人，在敌机凌空下工作，安全问题实在使人担心。当时我们常常产生疑问，为什么美蒋飞机常在提篮桥与兰州路一带上空飞行侦察？究竟有哪些大目标使它注意？1951年，我在文化广场参观了反特展览会，才恍然大悟。原来，提篮桥至兰州路一带的亚浦耳厂、英联船厂、怡和纱厂等几个工厂正是美蒋轰炸的目标，美蒋早有蓄谋，在上空摄取地面上这几个工厂的坐标。幸赖我党领导下的上海空防日益增强，终于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在我们强大的空防威力下，美蒋不敢再来侵犯。
二、企业新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扭转乾坤，河山重振。在这样伟大的变革时代中，亚浦耳厂于1956年进行公私合营改造。蒙党和人民的信任，我仍荣任这个社会主义企业的总经理，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光荣。经过内部改革，亚浦耳厂各方面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企业面貌大大改变，生产突飞猛进，新产品也层出不穷，过去数十年私营时期所不敢梦想的事，合营后都一一实现了。亚浦耳厂不但自己努力生产，钻研革新，而且为祖国各地新兴的兄弟厂热忱培训技工艺徒。这些工厂遍布全国，共计达60余地区之多。此外，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灯泡厂派了厂长、科长、技术员、艺徒50余人来亚浦耳厂实习，厂里的技师及老师傅专心教会他们各部门的所有技术。待实习结束后，他们都满意地回国参加生产。
1959年10月，我们将“亚浦耳”三字改为“亚明”，亚浦耳电灯泡厂就改为亚明灯泡厂。在党的领导下，亚明灯泡厂继续向前发展，努力生产，制造各种更多更好的电灯泡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致力于增加出口任务，扩展海外贸易，以供应兄弟国家及各友邦的需要。1963年10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灯泡厂派负责同志及技术人员到我厂，作几个月的长期观摩，我们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了作为参考的各种技术资料、工艺措施以及制造各种灯泡的经验记录。由此可见，在党的政策方针指引下，亚明厂对支援反殖民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新兴国家更是不遗余力的。
20世纪50年代，广州《羊城晚报》曾刊载“访我国第一家灯泡厂”的专访，介绍了我厂情况，现特摘录两节如下：
“到过上海的人，都喜欢浏览夜上海街头的晚景，夜上海巍峨大厦上的霓虹灯在欢乐跳跃，马路两旁的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家家户户的电灯，从楼窗里向外争辉。当人们看到这茫茫无际一大片的国货之光时，哪里会想到从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第一只电灯泡之后，直到中国解放前夕，其间不知走了多少困苦艰难的道路啊！”
“上海的灯多种多样，单是灯泡一项，就有几百种之多，不久以前，我在上海亚明灯泡厂参观时，就见到六十多种。这个厂前身是亚浦耳灯泡厂，是我国第一家生产灯泡的工厂，也就是在1921年4月4日，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第一只电灯泡的工厂。它除了生产饮誉国内外市场的‘亚’字牌普通真空和充气灯泡外，还生产着许多特殊用途的灯泡。这里有一种红外线灯泡，壳内涂着晶亮水银，据说用它烘干油漆作用很大，它能烘干一般火不能近、太阳不能晒的油漆。这里还有一种摄影灯泡，它是用来拍摄彩色电影的，它的制作很不简单，特别是玻璃不许有一点厚薄不匀，否则拍出来的红色衣服会变成紫色。还有其他如车床的指示灯，耐震的车厢灯，轻磅大光的车头灯，远程照射的反光灯……形形色色，不胜枚举。这个厂被人称为‘灯泡之家’确是受之无愧。我从车间回到经理室，总经理胡西园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又给我看了有关亚明灯泡厂的厂史，从那里我们还看到我国灯泡工业所走过的一段艰苦曲折的道路。1921年，当第一只国产‘亚浦耳’牌（‘亚’字牌）灯泡在上海亚浦耳厂（即现在亚明灯泡厂）诞生，它在市场上就一直受到外国灯泡的打击和排挤，特别是霸占我国市场的美国奇异灯泡厂，对亚浦耳厂明打暗击，无所不用其极。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灯泡工业欣欣向荣，所有200多种灯泡材料，都能自己制造了。胡西园总经理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亚明厂虽然有40余年的历史，过去曾号称我国第一家生产国产电灯泡的老牌厂，其实真正的国产灯泡，还是应该从现在算起，嘿嘿。’从他的笑语里，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羊城晚报》不但为广州大多数市民所欢迎，在港、澳两地拥有大量的读者，此次该报特派记者来沪访问上海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工厂，本厂为其中之一。
三、一篇总结性的“征文”
我厂经营40余年，产品为国外用户所熟知。过去亚浦耳电灯泡在港、澳、暹罗（现泰国）、印度及南洋群岛一带有相当数量的出口贸易，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侨胞至今对我厂留有印象。1953年九十月间，有海外报刊向我征文，指定要我写亚浦耳厂的过去与今朝。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不揣谫陋，率尔操觚，写了一篇题为“光明的前途”的文章，描述我厂目前的蓬勃发展，反映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祖国日益强盛，人民快乐幸福，以告慰我亲爱的海外侨胞，使他们从我厂的现状了解祖国的近况。让他们看到我们六亿五千万同胞的光明前途而更加得到鼓舞。后悉这篇文字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兹把原稿记录于此，作为本文结束时的简短小结。原稿如下：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想起十四年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处处使人兴奋。我们中国亚浦耳灯泡厂，在这一时期，也像其他工业一样有惊人的进展，不断出现过去所梦想不到的成绩。四十二年从事制造电灯泡工作的我，亲眼看到中国工业包括电灯泡制造厂在这十四年中，一日千里的繁荣兴盛，确是衷心欢欣鼓舞。回忆1921年4月，中国亚浦耳厂试验成功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美国奇异灯泡厂对我厂的阴谋中伤，打击排挤，欲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而后快。亚浦耳厂诞生以后就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图存，长期以来与他们进行殊死拼搏。如：号称中国首都的南京其路灯不准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又如国民党政府管理时的沪宁、沪杭铁路局，因慑于美国奇异厂的恫吓，竟无故修改我厂与该路局已经签订的合约；以美国奇异厂为首联合德国亚司令、荷兰飞利浦、旧匈牙利太司令四个外国灯泡厂，在华组成“中和灯泡公司”，以国际经济侵略阵线的集体力量，来摧残中国电灯泡，其矛头是指向亚浦耳厂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资源委员会也办一电灯泡厂，它与奇异厂沆瀣一气，来欺压我厂之事，亦不一而足。总之，从1921年到1949年29年间，作为历史悠久中国首创的电灯泡大厂因经常忙于抗衡敌方的侵犯，技术和业务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而现在我厂不但能制造较大支光的一般电灯泡，而且能制造2000瓦特、5000瓦特、10000瓦特、20000瓦特的摄影泡，以供应电影制片厂拍摄五彩影片之用。我厂除制造各种荧光灯之外，还制造高压水银灯、车头泡、照相灯泡、放大灯泡、反射型灯泡、红外线灯泡、紫外线灯泡、生丝纤维检验灯泡和磁色、透明、内涂色等各种五彩灯泡，以及医疗用的无影灯泡，捕鱼用的水下照明灯泡等共六十余种最新型的电灯泡。我厂四十二年前从制造第一只长形有尖底的旧式长丝泡开始，今天居然能与有八十四年历史（世界上于1879年才有电灯泡）的美国奇异厂一样，制造精密复杂的高级照明品种。
中外来宾到我厂参观时，在特殊灯泡的制造工场看到各种各样的灯泡，有滚圆的，有狭长的，有长到像二磅热水瓶的，也有圆到像篮球的，还有活像一只小喇叭形式的，又有像绍兴老酒酒坛状态的，大大小小，千姿百态，他们感到妙趣横生，誉称我厂为“灯泡之家”。近来我厂制造一种荧光水银灯，光色柔和而明显，有“小太阳”之称，是一种新型精贵的高级电子照明产品，它已被市政建设部门采购作为全国各大都市路灯之用，首先从上海开始使用。上海在今年七八月间动手拆除市中心南京路电车轨道的同时，对整条马路进行了全面的美化，就以路灯来说，前几年安装的日光灯路灯，本来就不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路灯所能同日而语的，可是为了好上加好，这次又全部换了我厂出的荧光水银灯为路灯，其光亮如同白昼。人们如果漫步夜上海的街头，就可以看到高楼大厦和万家灯火从楼窗里向外闪烁，与街上路灯、霓虹灯相映争辉。站在夜上海街头仿佛置身在灯火的海洋里，这样绚烂的光彩衬托了上海美丽的市容，真是一幅绝美的夜景画面。我每次看到这景色总是流连忘返，心想汇成这片灯火海洋有我们亚浦耳灯泡厂一份功劳，喜悦之情也便尽溢言表。
现在不但工业发展，城市日趋繁荣，而且随着农业的逐步现代化，农村的发电设备日有增加，农民逐步在实行“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愿望，因此对电灯泡的需要，就与日俱增，国内市场潜力非常广阔。这给我们电灯泡厂大展宏图创造了条件。我厂为适应各方面对电灯泡的需求，不断扩建厂房，扩充生产能力，提高质量，增加产量。但尽管这样，电灯泡还是供不应求，跟不上全国发电量的发展，跟不上我国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有一桩可喜之事，是值得特别提出的。过去我们制造电灯泡所需的两百余种原材料，其中一部分采用外国货，现在基本上完全自给，无待外求了。我国产钨量占全世界85%以上，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只管把钨砂大量出国，而不想自己炼钨，致使号称发光发热电灯泡的心脏的钨丝非仰赖外国进口不可。当时我国钨砂出口，主要是卖给美国，每吨价值银圆两千元，而细过于发的钨丝，向美国转买进口，每公尺以美元计价，如以重量结算，相当于每吨银圆两千万元，这样进口大于出口一万倍的差额，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无动于衷的。那时以同业公会名义写了许多封信，要求中国办炼钨工厂，以获得电灯泡工业的独立性，并挽回偌大利权。不料，国民党政府竟置若罔闻。现在不同了，全国每年制造数以亿万计电灯泡的钨丝，早已完全由我国自己炼制出来了，其质量完全可以与舶来品媲美。而今灯泡原材料全国产化，圆了我的国货梦。
中国亚浦耳厂（现改为亚明灯泡厂）正在日新月异地蓬勃发展并且仍在不断壮大，作为一个老年工业家，我觉得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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