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陷入战火，“亚浦耳”被迫停产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驻防北平西南卢沟桥地方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鉴于当时民心士气，蒋介石政府再也压制不住人民抗日的决心了，上海战事肯定难免。于是，我于7月11日就在上海旧法租界永安街租了一幢大堆栈，7月15日，开始陆续把杨树浦辽阳路亚浦耳总厂部分机件、原材料向永安街搬运，并计划将一部分人力及机件设备迁到内地，在战争的后方开工生产，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为人民补充生活供应，以增强抗日的持久力。
8月11日，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经济部主持的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被动员内迁的工厂以能直接协助战争的机器五金制造企业为主体，也包括一部分生产关乎民生的日用必需品的工厂。我厂的产品与军事民用都有密切关系，我原本就准备将工厂内迁的，但厂行政部门高级职员意见却不一致，有的主张全部内迁，有的主张一部分内迁，也有的主张不迁。当时，全厂资产总值已达银圆260余万元，日产电灯泡二万至三万只，为中国最大的电灯泡厂，它迁至后方对于国防及民生日用，的确起着较大的影响，对当时抗日的支持也是毋庸赘言的。
日寇侵略华北后，并不以占领平津为满足，为了迫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屈服，达到其灭亡全中国的目的，于1937年8月13日又向上海大举进攻。当日上午清晨，我照常到亚浦耳厂办公，8时余传来消息，上海江湾中、日军队已发生冲突，10时许，闻杨树浦东北方面有枪炮声，旋闻日寇已进入杨树浦租界。此一行动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默许。
我见形势严重，当即关照停产放工，叫职工有问题可与北京路总发行所联系（北京路总发行所当时作为亚浦耳厂办事处），让单身职工均迁至法租界永安街新宿舍暂住。当时枪声密集，马路上已非常混乱。我于11时许离厂到北京路办事处。12时零几分，提篮桥汇山码头被日寇占领，从杨树浦东北往西南的交通被日寇控制，在短时间内整个虹口的东区都被日寇占领了。由于交通断绝，李新芳等我厂职工只得摆渡到浦东，再由浦东摆渡回十六铺，绕道到北京路办事处。我有很多重要文件未全携出，我厂的大宗存货、原材料及机械设备，均陷入战区。当日下午2时余，我厂有一个“茶房”（勤务员）从总厂到北京路办事处，经过百老汇外白渡桥堍（现大名路天潼路）时，目睹日寇竟向由北往南逃难的大批中国民众用机枪扫射，死伤累累。这个“茶房”回到北京路时惊魂未定，目瞪口呆，待静养半天，神志才得以清醒。日寇的惨无人道、疯狂的兽行，令人发指。
战争不久，日寇便把我厂占为沪东作战指挥部，门禁森严，不许我们进厂。住在东区的职工除调一部分到西厂工作外，其余或回乡暂避，或另迁上海别处，还有一部分随厂西迁。当时情况确是紧张而忙乱，经济相当困难。总厂突然停工，善后解决要钱，西厂开工，又非用钱不行，而迁厂西上，也要钱来开路。我一方面抓紧本厂进行战时生产的计划，另一方面还在上海地方协会任职，协助抗日工作，一天到晚颇为繁忙。幸赖全厂各部门合作和全体职工努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亚浦耳厂的各项工作才得以按计划逐步实施。
二、联系迁厂，企业家南京之行有惊无险
“八·一三”炮响之后，蒋介石表面上似乎是开始抗日了，但实质是准备后撤到内地。在8月底9月初之间，资源委员会及经济部即组织迁厂委员会，计划将工厂内迁。内迁以机器业为主要对象，其他如纱厂、面粉厂及生产日用品的工厂也在第二步动员之列，机器公会负责人颜耀秋主其事，官方是林继庸。大约在9月中旬，我和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马雄冠（顺昌机器厂）、余名钰（大新炼钢厂）、周锦水（华成马达厂）、孙鼎（华通电器厂）、张惠康（亚光胶木厂）以及林继庸等搭了三辆汽车，到南京去联系迁厂事宜。
车抵松江少憩时，对如何去南京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是其中两车人提出来的，要先到苏州再循着与铁路并行的公路去南京，中午抵无锡，在无锡饭店吃中饭；第二种主张是我们一车人提出来的，要绕道京杭国道避开铁路线去南京，这样到目的地要慢三小时，但比较安全。他们两车的人坚决主张沿与铁路线并行的公路前去，而不愿绕道京杭国道而迟三小时去南京。我们一车人认为此事有关各人生命，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会议方式来解决这两个不同的意见，应该各行其是，各从所愿。于是，我们一车与他们两车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正在前进途中，我们忽然发觉有两车疾驶追来。原来他们两车的人开始动摇了，认为为了早三个钟点，用生命来冒险，代价未免太大，所以中途掉头追上我们，真可谓“从善如流，及早回头”。我们一车有孙鼎、张惠康及我，还有一位不是余名钰就是林继庸，我记不清了。
在行车途中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我们四人嬉笑谈话，讲了一些故事逸闻，而开车的司机也主动参加了我们四人小组漫谈。这个司机曾在四大家族孔祥熙家开过车，所以对孔家的历史言之凿凿。这司机喋喋不休地谈孔祥熙大女儿和二女儿，孔二小姐的服装如何如何，起、居、行如何如何，进而谈她在蒋介石面前如何作态撒娇，宋美龄对她如何宠幸，以及蒋介石如何纵容她违法乱纪，孔祥熙的老婆（妻）宋霭龄如何指使她为非作歹。还谈到孔二小姐在行政院权力之大，在中央银行有小总裁之称。如此这般，不啻一部《官场现形记》的缩影。我们想到公共车辆上写的“请勿与司机谈话”，恐怕是为了使司机专心一意开车，不要因为与人谈话而分心肇祸。而这个司机如此滔滔不绝，我们四人连司机本人在内五条生命随时有遭遇危险的可能，可制止他又怕会惹恼他，于是，我们就采取“无线电干扰”方法。我们说我们的，不去理他，他讲话没有人听，果然他意会不谈而专心开车了。但是到了下午，这司机大概有些疲劳，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这种情形危险性比上午谈话分心更要严重。我们四人计议，为了使司机清醒，公推孙鼎坐在司机旁边，专题与他谈孔二小姐。果然药到病除，司机激动起来，瞌睡虫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措施，必可收到不同的效果。
三车由分而合，同道前进，下午一时，余车抵宜兴。大家下车进餐，有长途电话传来消息，当天中午敌机大炸无锡，车站被炸最为严重，两车预定中午到无锡去进餐的无锡饭店，在中午被敌机丢了一颗大炸弹，几乎全部炸毁，死伤惨重。事情果如所料，大家在痛恨日寇残暴的同时，那两车人也为没固执己见而窃感侥幸。
午饭后少憩，即开车前进，傍晚到达南京。资源委员会安排我们住在南京招待所，当晚由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招待我们晚餐，席间谈些迁厂问题，并做出许多具体安排。饭后，我们正在开会座谈，继续讨论迁厂步骤行动等，忽闻敌机夜袭警报。我们即躲入招待所的防空壕，认为安全已得到保障。这次敌机并未投弹，也不闻高射炮轰击，蒋介石依靠美国训练的空军，这时不知到哪里去了，任凭敌机从容而来，扬长而去。次日，我看到昨晚我们躲避的所谓防空壕，真是可笑而又可怜，上下不过十余尺，地面堆积一点泥土，壕上铺了一层木板，上覆尺余砂石，盖上草皮伪装。这种防空壕连手榴弹都可以打垮，哪能经得起炸弹。听说建此防空壕的经费并不便宜，而是一笔巨大的支出。经办此事的人，腰包里又可装进许多从防空经费刮下来的钞票。幸而昨晚敌机来未曾投弹，否则，我们不待迁厂早已完蛋了。
早餐之后，我们全体至经济部与部长翁文灏及其他负责人联系有关迁厂关键性的几项问题，后即作归计。大家认为，从镇江以上的车站大部分已被轰炸，敌机故伎往往是在某一带大炸之后，转移目标另扰他处，估计沪宁线一带可以平静一二日，因此，一致同意按照与去南京时完全相反的走法循铁路回返上海，以便实地考察被炸地区的实际情况。车经之处，见到断墙颓壁，折栋坠梁，极目荒凉，间有无人掩埋的尸骸，被炸得肢体残缺，惨不忍睹。车到苏州，已经黄昏，我们就宿在苏州一家旅馆。苏州车站被炸时起火，大概里面存有大量军火，整夜只听得噼噼啪啪枪弹爆炸声，夹着隆隆炮弹声，一夜神经不安，未曾好睡。次日黎明，即开车返沪，各自分头进行迁厂工作。
三、单骑走马去前线，慰问张发奎所部将士
那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的组织，主其事者有黄炎培、杨卫玉等各位。后援会分为若干组，我担任供应组主任，我只记得蔡仁抱任收容组主任，徐采丞任征募组主任。抗敌后援会的工作确实很紧张，参加工作者非常忙碌，人民捐献金钱物资也非常踊跃。我曾去过前线两次，第一次是去吴淞蕴藻浜。前线除断续的枪声外，炮声沉寂。上空敌机盘旋，并未扫射和投弹，但曾俯冲低飞三次，我方也没有用高射炮轰击，只听得机关炮声似乎是在向上扫射。第二次是在八字桥，也只见敌机凌空飞扬。身在战地不无惴惴，但未遇惊险之事。大概我这两次到的前线，不是两军激战之处。嗣后，我因忙于迁厂工作，无暇再到前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也不能全部担任。
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提倡国货大同盟会、浦东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六团体组织了两个前线慰劳队，一个队慰劳浦西，一个队慰劳浦东，我担任浦东慰劳队的队长。为缩小目标方便行动计，每队只有三个队员。第二天早上出发时，我队有两人临时不来，只得由我这个光杆队长前去。单骑走马虽觉孤零，但行动更为方便。按照预定步骤，到军事重要地点去，为免出岔子，我兢兢业业不敢造次。
车抵闵行，按照规定下车。因汽车过江，恐遭敌机半江袭击，预定我要换小划子过江。渡江之后，对岸丛林中驶出一辆汽车。我给司机及随车士兵验看了文书证件，即乘此车前去。行不多久，车忽停止，另换一辆来接我的汽车前去。达到浦东奉贤，进入一个祠堂模样的屋子，里面出来一个军事长官。此人是我的熟人张发奎。他曾到亚浦耳厂参观过，在南京及其他地区我们也见过几面。张与我握手表示欢迎，邀我进到里面，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此人就是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我与刘打了招呼，传达了六团慰劳之意，出递慰劳信及专送军事长官的慰劳品，无非是香烟、饼干、毛巾之类。我告诉张发奎，地方协会还准备照司令部指定地点，送大批的慰劳品给前方将士，张连连称谢。
当时上空有敌机盘旋侦察，我问张发奎：“敌机在上空有何意图？”张说：“在找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这里浦东军队的司令部，我们这里倘被敌人发现了，不但敌机投弹，还会遭敌军大炮轰击。”我听了不禁暗中吃惊。我看到墙上挂满了军事地图，幅面很大，江河川渠，各种目标，历历在目，外披巨幅布幕。我以军事秘密避免嫌疑计，不便动问军事具体情况，只问他们胜利有无把握，上海有无问题，他们亦只能答出模棱两可的言辞，而没有肯定的断语。
时已近午，张发奎留我在司令部吃午饭，刘建绪与我们同席，就将办公桌作了餐台。饭后，我拿了张发奎的回执（他说正式谢信，另行寄送），就与刘、张两人道别，仍照原办法回到上海。
我生平从未到达过战时的前线军事司令部，那天如此平静安定，我觉得缺乏战争的气味，这个司令长官太指挥若定了。后来我从解放军战争新闻纪事片中了解到，作为一个司令长官，要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应该多么忙碌，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争和前线的实际情况对军队的调遣、攻守、进与退做出及时的决定。回忆那时张发奎的神态及前线司令部的情况，哪有准备死守上海的一丝一毫的征象呢。
四、92天的迁徙之路
我厂作了在内地与上海两处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派定内迁亚浦耳厂的工作人员，将机件装箱下船，对沿途接应及安顿也都作了安排。1937年10月6日，我厂一部分职工以及我的家属乘汽车离沪。由于公路已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车辆只得夜行。我们下午4时才从上海永安街亚浦耳厂宿舍出发，同行还有亚光电木厂张惠康。车抵松江大渡口，等候渡江的汽车衔接相连，大家都存敌机夜袭的恐慌心理，希望早到彼岸。我们等了很久，才得渡江。车到盛泽，果有警报，我一家老少妇孺颇感狼狈，下车到离公路较远的地方稍避。警报通宵达旦，待解除后人已疲惫不堪。车抵镇江，过了一天，次日搭“江和”轮西上赴汉口，同船一行除张惠康之外还有电机同业周锦水、电影导演应云卫。在旅程中遇到熟人，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倍感亲切。当时，德国陶德曼为中、日两国“调停讲和”之事还没有公开，而外面已沸沸扬扬，盛传蒋介石政府要与日本议和。大家对蒋介石究竟有无抗日决心，感到极度怀疑。
我们以为在汉口落脚后，大概不至于再往后退了，并且在汉口建一亚浦耳分厂，这本是我们计划中的事。因此，我将这些意图早已告诉亚浦耳厂汉口发行所的负责人，要他们做好准备，待我等一到汉口，即开始行动。在武汉勘定了厂址，但因经济部在经济上及物资方面的支援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一时不敢贸然动工。而前方战事不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到汉口的上海人络绎不绝，继我们之后抵汉的有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蔡声白、潘士浩、金润庠、陈小蝶、柯干臣、冼冠生、杨虎、彭学沛等多人。
到汉口去的上海人有四种动机：一是到汉口经营本职位事业；二是从汉口飞往香港；三是从汉口再进入内地；四是在汉口看看风色再回上海。黄炎培对我说，上海人来汉口越来越多了，应该有一个接应承转的组织，事前为他们做好一些预备工作，并能互通信息。因我在汉口原有机构，地利、人和俱全，黄炎培要我出面来组织，我也乐意为人奔走。于是，我就在汉口阜昌街崇正里12号组织了一个“沪社”。我推黄炎培为社长，黄坚决不允。他说我各方面关系较多，一定要我担任“沪社”社长，并说这是最相宜的，他则自愿担任秘书长之职。江问渔、杨卫玉两位亦相劝，认为此时此地我担任社长较为妥善。张惠康也劝我不要过于固执，有违黄的一番苦心，我这才担任下来，并请张惠康为副秘书长。“沪社”二字由黄炎培亲笔书写，并悬在社门。在汉口期间“沪社”确曾为大家做了一些工作。
在抗日战起之初，就听说重庆将是蒋介石政府的陪都。从当时战事情况来观察，大后方会移到重庆，工厂也只得随之迁川。我从未到过重庆，10月下旬，就飞到重庆先去探察当地情况。我早先托该地亚浦耳厂代理商号华记电器行，为我在重庆白象街新建一座房子，我去时大部分工程已完成，尚有装潢油漆等还未竣工，但不出一月完全可以落成。当时重庆非常安静，不看报纸的人不晓得上海已经炮火连天。短短几天，重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产价格意外的便宜，一元钱就可以买一大蒲包的橘子；还有在重庆建造房子也很便宜，因为大多数房子都以竹做骨干，四川产竹特多，而又无法下运，当时100元可以买毛竹一万斤。
我住在重庆一家较大的旅馆“沙利文”。第二天，有旅馆“茶房”（服务员）问我要住几天，因为这个旅馆一星期后将全部被“国民政府”包去，重庆其他的大旅馆因为要接待从下江（重庆人称巫山以下的地区叫下江，这些地区的人叫下江人）上来的“政府大员”，也同样全部被包去。
根据上面情况估计，蒋介石已经预备逃到重庆来了，这时距“八·一三”抗日战争不过两月有余，距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武汉、广州整整还有一年时间。我想如果从上海辛辛苦苦搬到汉口建厂，而汉口立刻就要变成上海一样，放下去一大批资金，将来化为乌有，会弄得归家不成，流落他乡，还是快点断了在汉口建厂的念头吧。
我本预定在重庆逗留十余天，到近郊了解情况，并拟作简单的调查，可是听到“沙利文”旅馆“茶房”告诉我的消息后，想到在汉口的各工厂负责人还蒙在鼓里，他们一心以为蒋介石政府无论如何应该可以守住汉口，如果不久汉口沦陷，他们必会感到措手不及，无路可走。我于到重庆的第三日就急忙飞回汉口，在“沪社”召集一次紧急会议，告诉大家汉口是靠不住了，蒋介石不久就要逃到重庆，为了避免物资资敌，贯彻工厂生产协助抗日的初衷，赶快准备进一步内迁。于是，一批迁汉工厂将已出箱的材料物品重新装箱，已装的机器再拆卸下来，再次内迁。
我厂机器分两路，一路运湘西辰谿，一路运四川重庆，笨重的机件存在德商美最时洋栈，全部迁厂人员于11月初动身入川，先搭小轮到宜昌。在宜昌候船的人满谷满坑，有耽搁一月以上而还没有买到船票的人，在宜昌候船准备运入重庆的机件物资也堆积如山。我听到这种情况，心冷了半截。当时，汉口已常有警报，宜昌人、货这样密集，是一个轰炸的大目标，总有一天敌机会疯狂投弹。我彷徨焦急，派本厂同人四出设法，自己也到处张罗。幸而碰到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他正在航运界工作，且在同业中很有办法。他为我全家和一部分职员弄到了法商聚福公司“福源”轮船的二等舱船票，并把小件的轻型原材料与行李一同装船上运。很幸运，我们在宜昌不过住了一天就搭轮进入三峡而到四川的巫山，于11月14日踏上目的地——重庆。
从“八·一三”起屈指计算，到11月14日总共是92天，这是抗日战争的重要阶段，我个人在这92天里经过这样多的事情，最终总算迁厂到重庆。
重庆是一个古老雄伟的山城，在没有入川之前，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神秘之地，扬子江、嘉陵江在它脚下滚滚流过。南京沦陷后，日寇势如破竹，从芜湖、安庆溯江而上，马当失守，武汉震动，幸而大部分内迁工厂早作准备，不至手忙脚乱。从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陪都那天起，重庆这座有名的古城也就开始了巨变。贪官、奸商像蝗虫似的飞来，敌机随时凌空狂炸，往来自由，蒋介石的空军销声匿迹，人民毫无保障。蒋介石的祸秧子移植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灾难。从蒋介石到重庆后，我们在内忧外患的苦海中挣扎了八年。回忆过去，真是余痛犹在。
五、亚浦耳沪厂陷入困境
1937年10月，我厂迁运一部分机器设备及原材料西上，并调去一批职员和技工，准备在湘鄂两地较为适宜的地方开厂生产。当时，上海亚浦耳总厂因其所在地辽阳路已被日寇占领而无法开工，唯一可以开工生产的，只有在公共租界小沙渡路（现西康路）的亚浦耳第二分厂，但厂的规模不大，容纳员工不多。
我原计划，在我厂西迁之后，留总工程师於崇仁在沪全权处理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问题，委厂部经理暂管一般行政。在各地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亚浦耳厂将广州、宁波、青岛、南京、天津等地直辖的发行所如数撤销，所有人员集合上海以便分调各地，独留武汉发行所，因武汉发行所已预先被安排为重庆与上海的中间站。在宜昌我厂存有物资，并派人留守。我以湘西辰谿地较偏僻，或可暂存机件设备，如可能的话，在辰谿办一小型灯泡厂，不但可以生产战时物品，还可以安插一部分员工。
后来，战事愈来愈糟，传来消息，国民党政府也很快要退到重庆，这是我们在迁厂之初所没有预料到的，只得将以前的步骤、规划全部推翻重订。
由于重庆成为全国重心，亚浦耳厂总管理处必然要设在重庆，而亚浦耳主厂当然也同样设在重庆。重庆厂开工之初，工程技术管理由我自己负责，内部事务另由苏某和陈某主持，等到具备了可以大量生产的条件，再由沪厂调专家来渝负责进行。
亚浦耳厂各地发行所人员集中沪厂，而沪厂的生产无法应付这么多人的开支，非扩大不可。在此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只有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方能胜任。而我委派的暂管行政的人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因其管理不当，厂里各部之间矛盾重重，工人反对他，职员不服他，若干有能力和技术的员工都离厂他去，亚浦耳沪厂几乎被搞得支离破碎，不成局面。沪厂人员群情激昂，纷纷向重庆亚浦耳厂总管理处告知他的劣迹，要求重庆总管处迅速派人纠正，杜塞漏洞。
那人在寄我私函中，常常劝我多做贩运买卖可获巨利。他还在信上说，除少数特种工业外，其余工业都是不容易赚钱的。尤其在战事紧张期间，工厂生产更有许多困难，不如把集中在上海的亚浦耳厂各地的发行所人员派赴外地去搞贩运贸易，并在上海、昆明、仰光、河内、香港设立贩运机构，将亚浦耳厂的工业资金暂时挪用转作商业资本，待大局平静后再开工生产，绝无弊害；还劝我“一个人要为自身日后着想，工不如商已有许多铁证，识时务者为俊杰……”等语。要晓得没有国家，就没有一切。当时我们办实业是战时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不同意他这些看法，并赶快调因战事去汉口的上海亚浦耳厂总发行所经理李新芳返回上海。
六、国民党军队的“三只手”和“四条腿”
写到这里，我要回过头来追述我厂南京发行所用帆船迁往汉口时的约略情况。
“八·一三”抗日战事起后，南京情形混乱，人心惶惶。亚浦耳厂南京发行所经营年数倒也不少，除专售本厂亚浦耳电灯泡外，还为其他电工器材的兄弟工厂代销产品，这也是发扬国货工厂互相协助的精神，颇为电工器材同业工厂所称许。亚浦耳厂南京发行所实际上等于批发国货电器的一家大型电料行，各种电料存货确也不少。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亚浦耳厂南京发行所接到上海总厂通知，为了配合内迁抗日全部撤退至汉口。南京发行所的存货除本厂电灯泡之外，还有国货电筒、电池、电珠、皮线、花线等各种电线、小马达、电风扇及其他电器上应用的瓷料、开关、灯头等，搬运起来也不是一桩轻而易举之事。除将过分笨重的东西暂封存在南京外，其余全部存货分装三艘大帆船，每船派押船员一人，溯江西上。
离开南京的当天晚上，三艘船泊在江边，突有十余名国民党士兵来势汹汹地上船来“检查”，翻箱倒箧，凡可以拿走的东西都被抢走，临行时还持枪恫吓不许声张，而后呼啸而去。统计这次损失将及全部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二三十。三艘船将到芜湖时，天尚未黑，船家想多赶一程路再歇息，谁知又碰到一批国民党军队。他们在岸上开枪喝令我们停船接受“检查”。这次除被抢去货物之外，连押船员王、寿、陈三人的衣箱铺盖也被一齐抬去。
经过国民党军队两次抢劫，一路上大家如惊弓之鸟，提心吊胆，好在一天平安无事。晚上泊在偏僻之处，以芦苇为障，也不敢举火，总算度过了这恐惧的夜晚。第二天清晨，船照常西行，未及晌午，忽闻岸上又有枪声，并闻军队在大声呼喝停船。船上人向他们喊话，说明已受“检查”多次，没有什么可以“检查”了，为了赶路请老总们免于检查。蛮横的国民党军队竟实弹向船上射击，并大骂“船不停岸老子要全部把你们打死”。船被迫傍岸，一群匪兵冲跃上船，将较为值钱的货物搬在一艘船上，并将该船姓陈的押运员驱逐登岸，他们劫持这艘大货船扬长而去。
亚浦耳厂南京发行所货船沿江西上被国民党匪兵抢劫达七次之多。最后那一次在一无所有的境况下，匪兵捆绑了三个押运员威胁要枪毙他们。看到确实吓不出东西来，遂将三人全身衣服剥光，每人只留一条短裤。时值隆冬严寒，王、寿、陈和船家只得以麻袋草包裹身。待这只船到汉口，船上只有几箱簿据账册而已，亚浦耳厂南京发行所的全部财产，被国民党军洗劫一空。国民党军是多么的贪婪残暴啊！
我厂的机件在从汉口运赴湖南途中，也受到匪兵的拦劫。在将要达到目的地辰谿时，我厂机件为当地所谓“湖南保安总队湘西指挥部”“正式军事机关”扣留。他们说我厂运湘的机件中夹有战时违禁品，要扣留加以仔细检查。姓周的押运员一再与他们交涉，并表示愿花一点香烟钱，请他们早日放行。但这个“军事机关”口口声声要公事公办，无可通融。周姓押运员与同去四人相商，只得发电到汉口亚浦耳厂办事处求援。
我想此事如要有效迅速地解决，非亲自去交涉不可。我遂与一个姓陈职员星夜动身，先到了湘西辰谿了解情况，方始弄明白这“军事机关”实是匪徒。亚浦耳厂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大电器厂，这样一桩有大油水的买卖，匪徒们怎肯放过，所以，他们扣我厂一个夹带战时违禁品的大帽子，然后可以敲一下竹杠。我通过当地一个有名的姓曾的土豪，与姓何的匪兵头领交涉，花了500元银洋，他们始将亚浦耳厂运机件的船和车放行。
不仅在天高皇帝远的边区，匪军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就是在上海、南京附近，迁厂的货船或车辆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要想免遭麻烦和留难也非贿赂不可。在旧时代形容文官贪钱、武官怕死的两句俗话叫“文官三只手，武官四条腿”。国民党政府的文官有贪钱的三只手当然名副其实，而国民党军队则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在后方时是三只手（贪钱），开到前线作战时是四条腿（怕死逃跑）。用这两句话为他们写照，一丝不差。当时，有一首歌谣：“少将满街走，少校多如狗，将校尉士兵，个个三只手。”这样描写后方的国民党军队，真是惟妙惟肖了。
七、“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是是非非
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8月13日，日寇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上海工业界为了配合持久抗战，于当年九十月间就发动工厂内迁。内迁的目的地大约分为湘、桂、川三处，其中大部分内迁工厂是经过汉口再迁到重庆的。从10月到当年年底，迁川工厂的机件、人员多数滞留在汉口、宜昌，有部分已抵达重庆。那时，被动员内迁的工厂全国各地都有，不仅限于上海一地，但上海工厂所占比重较大。
到了1938年，迁川工厂数目逐渐增加。我到重庆较早，所以内迁厂初到重庆，有许多事情都来找我解决。上海冠生园食品公司迁川，该公司总经理冼冠生托我协助他们找房屋，我在重庆督邮街为他们找到了房屋。该地热闹适中，各项代价不高，冼冠生大为满意。冼以我在重庆人头熟识，戏说我是驻重庆的上海总领事（意思是上海人要联系重庆各事，我是最恰当的人）。
那时，迁川工厂有些负责人经常到重庆白象街中国亚浦耳厂办事处与我商谈开厂事宜，或借白象街我厂办事处为他们聚会之地。大家在谈话之间都希望组织一个团体，使各迁川工厂相互间能有更多的联系和更好地团结。我也极为同意，遂与颜耀秋、余名钰、马雄冠等商谈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之事。我们这几个人先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与经济部取得联系。该部表示愿加以支持。在筹备期间，迁川工厂不过二十几家，随着内迁工厂的增加，向筹备委员会登记要求加入为会员的也日有增加。当时，迁川工厂联合会虽尚在筹备时期，但已开始为会员工厂服务，尽力协助他们解决厂址及其他问题。
1938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官井巷正式成立了，到会的会员代表有庞赞臣、颜耀秋、余名钰、马雄冠、黄佑川、薛鸣剑、尹致中和我等42人，选颜耀秋、余名钰、马雄冠和我等为委员，公推颜耀秋为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成立之初，工厂确得到不少的方便，迁川工厂联合会本身也具有朝气，会员们对自己的团体大都具有好感。
平心而论，在迁川工厂联合会成立之初，颜耀秋是具有一定劳绩的。但经过一段时间后，颜耀秋产生了歇一歇的思想，对繁杂的会务更表现出厌倦情绪。他过分相信“迁川工厂联合会”总干事沈某，事事任沈所为，太阿倒持致使沈某擅专会务，越俎代庖，以致尾大不掉。后来“迁川工厂联合会”变得既怕群众又怕官，不愿多开会，更不愿为了会员的事向政府去交涉，事事奉命办理，照章执行，以免另生枝节，多惹是非。沈某是一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之流，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过分恭维与捧拍。他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向群众报告会务时，提到蒋委员长总是并足立正，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崇敬”。凡是政府方面派来的人即使是一个科长，甚至一个科员，在公开讲话时他也一律称之为长官，并对之鞠躬。在此期间，“迁川工厂联合会”不但把经济部负责人的言辞奉为玉旨圣谕，还把工矿调整处张滋闿的话也当作大将军的命令，不敢说一个不字。以沈某为首的一群办事员，办理会务拖拖沓沓，妨碍会员们的利益，影响会员工厂日常工作的进展，引起大家的强烈不满。
在战时后方办工厂的艰苦困难，确非身历其境者可以了解的。我们各工厂在内地受到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层层剥削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大多数经济困难，因此经常向金融业借款度日。但借到了款还不济事，在当时的后方并不是有了款就万事大吉，有款不一定买得到原材料，不一定买得到燃料，不一定买得到粮食和副食品，有款还必须派专人去产煤、产米的地区采办自己厂里所需要的东西。各厂自己派人去采办米、煤运来时，常会碰到匪兵拦路留难索诈金钱，除非有机关凭证，他们才稍有顾忌。因此，大家主张燃料、原料等由“迁川工厂联合会”统一办理。
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流弊也由此而生。迁川工厂联合会总干事沈某与副总干事戴某就乘此机会，利用组织把该会的全体办事员变成贩运商货的伙计。他们分派多人到长江上游江安买米，到嘉陵江上游二岩煤矿买煤，每次都满载东下，到了重庆全部以黑市价格卖给别人，从中牟利，而对会员工厂却推说货源不多，不能够按期交货。如此一来，弄得各厂反不如自己采办，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代办反而延期妨碍生产、影响生活。
那时，迁川工厂已有200余家，群起向迁川工厂联合会责难。我向颜耀秋提出要整顿会务，澄清不良分子，以恢复迁川工厂联合会过去的声誉。但颜耀秋被群小包围，处处受蒙蔽，不但不接受我的意见，反把我的一番善意误会。待湘、桂沦陷，迁川工厂数额大增，有机器制造业180家、化学工业57家、纺织工业37家、电工器材业33家、冶炼工业20家、印刷出版业18家、综合工业15家、建筑工程业9家、皮骨毛骨橡皮制造业7家、服务用品制造业5家、饰物文具仪器制造业4家，共计390家，大多数会员对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腐败深感愤慨。
1943年5月，迁川工厂联合会由官井巷迁至临江门新会所，一切要重新部署，会员们纷纷要求彻底整顿会务，肃清贪污。于是，在1943年8月由会员大会改选负责人。通过全体会员票选，选出胡厥文、吴羹梅、刘鸿生、吴蕴初、周茂柏、马雄冠、徐佩容、庄茂如、余名钰、李烛尘、潘仰三、颜耀秋、荣尔仁（章剑慧代）、厉无咎和我等为委员，公推胡厥文为主席。改选出来的新委员会接事后，撤换了总、副干事沈某、戴某，对内部进行彻底整顿，清除积弊。新委员会为会员工厂向工矿调整处争取原材料并要求公平配给；收通运输车辆，使工厂产品货畅其流；向金融机构建议简化对工厂贷款的贴放手续。迁川工厂联合会又恢复了初期的蓬勃气象，颇为会员们所赞许。
1945年8月抗日胜利后，颜耀秋较早回沪，我们委员会就委颜耀秋为迁川工厂联合会驻沪代表。1946年初，迁川工厂联合会在上海东长治路设立驻沪办事处，以料理会员战后复员的种种工作。沪川两地函电往返频繁，我们也经常在长治路驻沪办事处开会商谈各事，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他们认为迁川工厂联合会是一个亲共产党的“左”倾分子的组织，处处对我们监视防范。有一次，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曾电话向我了解情况。还有一次，我在上海市府开会，遇到警察总局局长俞叔平，他也问我迁川工厂已经回沪，何以还要设立驻沪办事处。我答以尚有很多未了之事，会员工厂需要迁川工厂联合会帮助解决。再有一次，我们正在长治路驻沪办事处开会，突有便衣探员闯入索阅开会议程，盘问许久而去。后来，接到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通知，竟勒令我们将悬挂在长治路的迁川工厂联合会驻沪办事处会牌撤除。我与上海市长吴国桢当面交涉，他们始同意我们于两个月内将迁川会员工厂的未了事宜办理完竣后，再解散迁川工厂联合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就此宣告结束。
第二节 开发西部
一、孔二小姐相中灯泡，“亚浦耳”步步难行
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不断膨胀。即以孔祥熙系统的企业而言，就屈指难数，有重庆祥记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祥华公司、大元公司、扬子公司、长江公司等。孔祥熙是一贪得无厌之辈，整日仰天打哈哈，所以大家叫他“哈哈孔”。孔祥熙的二女儿叫孔令俊，号称孔二小姐，不但操纵许多企业大权，而且可以代行孔祥熙所担任的行政院院长职权。所以，当时提起孔二小姐，大家都知道她是蒋家王朝的幕后人物之一。
不知孔令俊怎样想到在他们的企业中也要搞一个制造电灯泡的工厂，于是先拉走了我们一部分技工（内有一个充当他们的工程师），继而只轻松地发一电报到纽约，就偷天换日把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弄到的一批订单（在美国订购一大批钨丝、钼丝等制造电灯泡的重要原料）中的第一批订货转移到他们的企业户名下（当时美国订灯泡原料无现货，从订单到拿到货要有相当的时间，而且要排队挨号的），并且得到优先空运权，提早运到重庆。
从此，我厂在中央银行结不到法定价格的外汇，在美国得不到优先空运权，在四联总处也借不到大数额的信贷（大数额的信贷必须中央银行总裁批准），只有小额短期借款主管人还可以通融帮忙。这些都是战时我在重庆开灯泡厂的主要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简直无法开工生产。
我在苦思焦虑之下，想到王正廷系孔祥熙的老教友（基督教），且孔祥熙与宋霭龄结婚，也是王正廷撮合的。王正廷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在美国有一部分熟人，如果能得到王的帮忙，一定会对解决亚浦耳厂的困难起很大的作用。于是，我就赴重庆郊区歌乐山王的别墅去拜访王正廷。与王商谈之后，王允愿为协助。为了使王对外名正言顺计，我就商请王正廷担任亚浦耳厂董事长，王亦首肯。王嘱我先去联系一下陈光甫（上海银行总经理，与王颇莫逆），请陈在他的美国机构帮忙先购办一批灯泡原料，火速飞运重庆。开始倒是天从人愿，我厂果然又弄到了一大批钨丝、钼丝等。岂料好事多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手人的腐败，这批重要的制造灯泡原料经印度加尔各答转运时被窃去一大部分，运到重庆的不过百分之二三十，我厂只得再急电美国迅速补购。
王正廷为亚浦耳厂之事去见孔祥熙，据说孔对此事并不怎么清楚。第二次王又约我一同去见孔祥熙，孔还没有摸过底，仍然不很了解，当场嘱我摘录一点经过情况给他。孔对王说，这些小事，自己人总可以商量的。由于我的敦促，王正廷对此事始终未曾松懈。不多久，王到重庆白象街中国亚浦耳厂办事处，告诉我们说，事情大概可以谈妥，但附有一些条件：一是我厂生产电灯泡不要使用亚浦耳商标（孔方怕亚浦耳牌子老，他们难以与我们竞争）；二是我厂电灯泡价格不要低于孔厂所出电灯泡的价格（也是为了他们易于廉价竞销）；三是孔厂如出新产品，亚浦耳厂在抗战期间不要生产与他们同样的产品（就是限制亚浦耳厂产品品种的发展）。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除第一条修改为我厂使用亚浦耳商标的产品不超过50%，其余都做新牌子外，二、三两条照办。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孔还假惺惺亲自批给我厂一笔较大的信贷，作为“和解”了结。
后来，为在日本飞机空袭时免遭损毁，孔的企业将钨丝、钼丝等制造灯泡的主要原料如数藏在山洞深处。但山洞内空气长年潮湿，这批灯丝原料全部成为废品（制灯泡的钨丝最怕潮湿，所以钨、钼丝存库均须有干燥空气的设备）。孔令俊这才了解制造电灯泡是一件烦琐的工业，不但捞不到大钱，开始的时候还要下重本赔钱，不如驾轻就熟贩卖美国货可以获得暴利，他们遂终止了制造电灯泡的计划，糊里糊涂开的灯泡厂就这样糊里糊涂结束了。
接下来在另一方面又起了个小小波澜，重庆市社会局局长戴经尘“长袖善舞”，不知从哪里获得了钨丝、钼丝等一大批制造电灯泡的重要原料，以管理工厂的“长官”身份，也做起电灯泡厂老板来了。他在重庆弹子石开了一家小型的“建华”电灯泡厂，向亚浦耳厂拉工人、抢燃料，在工矿调整处与亚浦耳厂争夺五金器材，利用官官相护的有利条件，给亚浦耳厂带来了不少麻烦。
不久，官办的制造电灯泡的南京电工器材厂也搬到重庆来了。它利用官场势力，向亚浦耳厂夺取空运优先权、原料分配额及燃料等，还以高工资挖人，并削价竞销。亚浦耳厂有一部分人员被拉到这个厂工作去了，因此两厂人常有往来。有一次，南京电工器材厂失窃了大批钨丝、钼丝，硬说是亚浦耳厂人做的事。他们利用官办势力，派大批探员，到亚浦耳厂侦查盘问，气势汹汹，实令人难堪，并故意作不负责任的宣扬，恶意中伤，破坏亚浦耳厂的声誉，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公平合理的患难生活”，
两个大企业家分吃一个鸡蛋
我们迁厂到重庆的时候，上海已打得稀里哗啦，长江下游的各城市也已烽火连天。但在重庆每日除在报纸上有战事消息之外，似乎感觉不到中国与日本正在交战，依然是平时景象。军阀官僚们以为四川是天府之国，无忧冻馁，兼有三峡天险，敌人是难以进来的，甚至认为中日战事，四川可以隔岸观火，无虞波及，于是浑浑噩噩，高枕无忧。待战事逐步西移，日寇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1938年1月，重庆防空机构发出敌机入川的第一次警报，惊醒了吸饱民脂民膏的老爷们的好梦，从此，敌机入川的警报与日俱增。
每次敌机空袭重庆都似南京的情况，敌机从容而来，扬长而去，既无中国飞机半途阻截，也没有高射炮对敌机轰击，大家互问中国的空防防在哪里？其实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不是打日寇的，而是留着打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1940年雾季过后的3月，日寇飞机开始肆虐重庆，每次入川常在四郊投弹数枚而去，间亦在市区较冷僻地段落弹，但都是轻磅小型炸弹。于是，有的人说，日本人虽然蛮横，但打仗也讲“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也有的人则说，日本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不能不有所“顾忌”。这种流言致使一般人产生错觉，凡遇空袭警报，处在闹市反而比处在荒僻之地安全。帝国主义是不是菩萨心肠慈悲为本，真的会发善心呢？事实教育了这批抱着幻想的痴人。
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敌机侵入重庆上空。我厂总管理处在太平门，与重庆海关一阶之隔（我厂总管理处在上坡，重庆海关在下坡），凡有报警，我们是躲在海关防空洞（我们还有一部分同仁是躲在望龙门防空洞）。当时，我正在防空洞内与人谈话（现邮电部长朱学范当时也常在重庆海关防空洞躲警报），突然听到洞的上面有雷轰般的爆炸声，在洞内感觉到剧烈震动，同时有一阵急风，夹着树叶沙土，从外激冲入洞。近洞口的人都被冲倒，洞内的人在空气骤然激荡之间，几乎透不过气来。待警报解除，人人都灰土满面，枝叶沾身。防空洞上面的房屋已削为平地，海关房子也被炸去一半。这次，重庆闹市多处落弹，南岸马鞍山也被炸。
当晚又发警报，敌机仍在重庆闹市投弹，大梁子街被炸，鱼市口被炸。白象街近望龙门地段及朝天门一带，敌机投下了燃烧弹，两处遂引起火灾。我等在警报未解除前，到自己办事地方（亚浦耳厂总管理处）去协同抢搬重要文件单据，等等。当时大火烛天，断续的轰炸声隆隆四起，居民扶老携幼号啕之声惨不忍闻。待警报解除，火患尚未扑灭，反动政府的消防工作，实使人丧气。当我经过白象街背面林森路时，碰到《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因为大公报馆就在白象街后面，敌机燃烧弹所引起的大火极有可能延及该馆，所以，王芸生也在准备抢搬文件和物品。我们在仓促紧张的环境中相遇，彼此也无心绪长谈，王只对我说：“中国空军和高射炮全在哪里？”我说：“保护大老爷们睡觉去了。”这次轰炸的惨烈虽比不上以后“五三”、“五四”（5月3日、4日）重庆大轰炸，但百姓已是死伤累累，无数房屋被炸被烧变成瓦砾。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所谓战时陪都重庆就处在日寇日夜轰炸的威胁中。国民党政府的空军销声匿迹，寇机更肆无忌惮，致使川东南一带无一日安宁。日寇轰炸，有许多名目，有夜袭、偷袭、迂回轰炸、疲劳轰炸等。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重庆受到最惨烈的大轰炸。1940年七八月间，重庆也遭到几次大轰炸，整个市区成为一片瓦砾场，死伤惨重。
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从香港到重庆，尚未定居，寓在商业场中山公园附近“沙利文”大饭店。刘曾到白象街来访过我，两天后的早晨我去沙利文回访他。进门未久，忽然拉响警报，接着就是紧急警报，我与刘一同进入防空洞。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又是半天过去了，警报始终不解除。可想而知，在防空洞的人是多么气闷心焦。到了晚上10点左右，紧急警报才解除，但挂休息球（警报还未完全解除）。
我与刘鸿生两人从早到晚没有进过午膳、晚餐，由饥肠辘辘已到枵腹无声。一闻紧急警报解除，两人急急忙忙奔到沙利文饭店的餐室，四处找来一个服务员，要他快快来两客大菜（西餐）。服务员对我们说，今早没有生火，也无熟食可吃。刘说拿几只面包或饼干来充饥也可以，回说这些东西早已卖光了。我们要求他无论如何弄一点可吃的东西来，什么都好。服务员从厨房里搜得了仅有的七只生鸡蛋。我们托他去弄弄熟，但因没有火，毫无办法。我们只好打开热水瓶，每人用开水冲吃了三只。还剩一只生鸡蛋，刘与我再三推让，不得解决。刘鸿生遂说，好吧，我们在战时后方，来度一次公平合理的患难生活。结果，我吃蛋黄，他吃蛋白，总算两个肚子里充实了一点蛋白质和少许脂肪（蛋黄）以及大量的氢氧化合物（水）。我们两人度过了国难中值得纪念的一天。
抗战时凡是在重庆的人们，上午第一件事是探看警报球。警报球有三种：第一种表示敌机入川，第二种是空袭警报，第三种是紧急警报。一有警报大家就躲入防空洞，在南岸的人如非有紧要事，否则就不过江来了，各行各业处于半休息状态。空袭警报数日不止一次，甚至一日数次，有时则一连几日不解除。这样，生产就无法按照计划进行，产品也难以纳入轨道，一切都越出正常经营规律，工厂的经济无法协调。
当时的战时后方生产，如巧妇做无米之炊，确实难办。而经营商业则不然，只要弄得到货，就不怕没人要，囤货还可以涨价，获得大利。因此，有人就产生“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思想。同时也确有一些小商小贩，跑了几次昆明、仰光或加尔各答，不久就成面团团的大腹贾了。我的亲友中也不乏此种人。我厂同仁鉴于工厂生产无把握，认为不如改工经商暂图生存，说不定还可发财致富。
这种想法与我迁厂生产协助抗日的宗旨不相符合，如光为经商发财，我何必劳师动众千辛万苦离开上海。有一天，陈蔼士（其采）约我在重庆小洞天（菜馆）叙谈，CC系王延松也在。原来陈蔼士也想劝我与他们合伙投资经商。他们当时有两个组织：一是宏丰公司，经商兼营工厂；二是华华，专营百货。我当时以情面难却，投资有工厂的宏丰公司，并担任常务董事，但拒绝参加纯商业的华华公司。我不但不愿改工经商，还在电业本行之外，另外经营了炼油、化工、制革、热水瓶、植物油等八个工厂，工作虽然艰苦，但对战时后方确有微薄的贡献。特别是价廉物美的电灯泡，在当时的大后方需要孔殷，连一向轻视中国的美国驻渝机关，至此也改颜采用中国亚浦耳电灯泡。
有一天，我正在“国际联欢社”与两三位朋友吃茶点，忽觉背后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曾仲鸣（此人是大汉奸汪精卫手下的二流角色，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次长等职，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大专家”，后随汪精卫去南京卖身投靠日寇，路过河内时，被人开枪击毙）。他问我什么时候在厂办公，我告他除警报外我每日上午在白象街亚浦耳厂总管理处办公。
曾仲鸣果然在一天上午到白象街来找我，他怂恿我弃工经商，或者以商养工。他认为，怎样做都比单纯办工厂来得省力，曾还说亚浦耳过去广告做得很多，产品销路也很广，国内外有一些名气，用亚浦耳这块招牌来帮助经营贩运事业，在各方面都会占到便宜；在河内或仰光挂一块亚浦耳厂驻某地办事处的牌子，再在成都与香港各设一处联络机构，进行贩运工作一定可以得心应手。言下之意他极愿与我合作经商。
其实，曾仲鸣是最能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人，早有大规模的经商贩运组织，但因与孔、宋及CC系发生尖锐矛盾，为了暂避与四大家族正面冲突，想把他的贩运机构化整为零。那天曾在“国际联欢社”见到我，触动了他的灵机。他以为，贩运机构挂上了亚浦耳厂招牌，局外人就会以为是我厂驻外地采购原材料的机构，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并减去许多阻力，所以他才“屈驾”要求与我合作。
我对曾表示，我对经商不但不内行，而且一向不感兴趣，遂一口谢绝。曾说我有钱不要赚，何必为了电灯泡自己去做苦人儿。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曾仲鸣失望而去。
三、“亚浦耳”迁川生产，难如过“鬼门关”
当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系统的企业与亚浦耳厂为难的时候，重庆还没有电灯泡厂，有一个从汉口来的姓乐的电料商，先下手为强，在亚浦耳厂开工之前，抢先开出一家永川电灯泡厂。
他以为从事电灯泡工业，只要有工业界头面人物撑腰，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岂知天下事没有这样简单，电灯泡是复杂的产品，非亲身经历过的人，往往会因为轻蔑而陷入困境。因战事影响，在重庆，电灯泡确系缺货，因此，该厂电灯泡一经出厂也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但这种灯泡质量异常低劣，一经通电，不是爆炸，就是断丝，最长的寿命也不会超过24小时，于是，用户大兴问罪之师。该厂每日亏损，无奈，再增加资本改善设备，但功效仍等于零。
全力支持该厂的实业巨子为此大伤脑筋。办电灯泡厂如失败了，成为他一生善办工业的“盛名”之累，因此，想尽办法要把该灯泡厂办好。他雄心未死，决定与亚浦耳厂合作，不惜代价，一定要我设计一套美国模式的机器装备重整旗鼓，以恢复他因此而受损的名誉。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新机件无法订购，即有现货可买也因来华尤其是到重庆的运输困难而大成问题。同时，制造灯泡的熟练工人异常缺乏，特别是制造玻壳玻梗的技工，更难罗致，永川电灯泡厂最后还是因过不了技术关而宣告结束。
事后，这位实业巨子对我说，他办过许许多多工厂，都没被困难挡住过，而办电灯泡厂却弄得赔钱不讨好，终至关门。他对灯泡工业的结语是：电灯泡这东西，是细微复杂综合很多科学的产物，电灯泡工业是似易而实难，没有专门技术和富有生产经验之人，是不可以率尔操觚的。
当时在四川内地建厂困难很多，尤其是原来在上海的工厂迁到内地去生产，确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在当时的重庆，铁管、钢板等五金器材是建厂之宝，要争取到这些材料，真的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抗战期间，重庆经济部设有工矿调整处，表面上是专为工矿企业开方便之门，但内部黑幕重重。要想从该处得到五金材料，不得其门者，真如荒山觅宝毫无把握。
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原材料的供应对象，大概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不能不给的（与战事有直接关系的工厂），二是不可不给的（与工矿调整处主管人或经手人有勾结的工厂），三是不得不给的（有代表性的工厂），四是不急不给的（一般可有可无的工厂）。我们亚浦耳厂属于第三类，既不能像第二类与他们有勾结的工厂那样，申请原材料又多，又不能像第一类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工厂那样，工矿调整处非发原材料不可，我们是要受工矿调整处留难或拖延的。因此，我想自力更生尽量减少与他们交手。
重庆没有煤气公司，而制造电灯泡，水、电、煤气缺一不可，没有公用煤气，势必要自制煤气发生炉，而钢板铁管是制造煤气发生炉的主要原材料。工矿调整处对未达成默契的工厂，都以来源缺乏为借口，迟迟不肯发给。四川自贡有天然瓦斯，可以代替煤气，我拟去自贡建立亚浦耳电灯泡厂，利用瓦斯来生产。
1938年春，我从重庆搭公共汽车，经荣昌、隆昌，通过内江，而达自贡。事前委托重庆宝元通（重庆较有规模的百货批发行，各地均有分支机构）为我介绍了当地一个周姓的“绅士”，由他陪我去参观各个盐井、火井。盐井是开采地下盐水的，火井是开采地下瓦斯的，他们用瓦斯燃干盐水成块，因此，盐井一定要配有火井。四川因海盐运输太远，就食用自贡的井盐。我问周，可不可以只要火井，不要盐井。他说现成的都是两井配合的，除非重新开掘，但新开时间没有把握，开掘火井之前要进行勘测，有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从地上打下去，却没有什么东西，有时在短时间内就有结果。他还给我讲了用旧法看火井的迷信故事，并阐述火井来龙去脉的道理，煞有介事。他说，过去火井的来龙，都是从北而南，而今来龙转为从东南方向而西入四川，因为王气转到了东南所以有此象征。我听了，初以为他是在逢迎我们从东南方入川的人，其实这姓周的家伙是一个大地主，他是在阿谀蒋介石，说他是王气所垂。
经三日调查研究，我发现利用自贡的天然瓦斯，不但经济上不合算，而且其质地、浓度对制造电灯泡都有影响，遂于第四天去成都考察。但成都开灯泡厂的条件还不如重庆，我遂决计在重庆开厂。
由成都飞回重庆后，我就在南岸大渡口、小龙坎等处物色厂址。后厂址设在重庆沙坪坝，名谓“西亚电器厂”。接下来，裕华纱厂苏汰余将该厂纱管厂卖给我。
建厂需装置大量设备，需用的五金器材也为数不少，为此，我费尽心机，但工矿调整处还是迟迟不发货。我在焦急万分中，想打急电到上海去购办，但到货也是遥遥无期。我探听到工矿调整处确是有货不发，它们想留给上述与它们有勾结的二类工厂，我就直接去找翁文灏，向他说明情况，并告翁说，如再不生产电灯泡，不久的将来，重庆及内地晚上将成“黑市”。翁闻言颇有所动，即嘱我稍待，急忙打电话叫工矿调整处负责人张兹闿到经济部，与我当面言明，并嘱张一星期内将我所需的五金器材及其他原料如数发齐，不得迟延。张兹闿唯唯而退。
果于限期内，我厂领到了申请的所有原材料，但张兹闿从此与我大有疙瘩。我不能事事与翁文灏缠扰不清，以后我再有与工矿调整处交手之事，常常受张兹闿之气。直到内地电灯泡真的供应紧张，国民党政府把电灯泡列入为战争重要物资之后，张兹闿对我厂始不敢为难。
重庆冬季重雾，夏季酷热，空气又长年潮湿，这对制造电灯泡是极不相宜的，兼之当时运输困难，电力不正常，尤其煤供应紧张，更是极大的威胁。那里所产的煤有大河煤、小河煤之分，沿扬子江上游所产的煤叫大河煤。大河煤火力差、热度低，不适宜于烧电灯泡的玻璃。沿嘉陵江上游所产的煤叫小河煤，小河煤火力强、热度高，为需要高温操作的工业所必争的。我厂就在嘉陵江上游，设立几处堆煤栈，先由煤矿将煤自运到栈，再派专人运到厂里应用。这样一桩平常工作，在那时那地却常常枝节横生，变成一件棘手事情。
有一天深夜，我已就寝，我厂嘉陵江煤栈来一长途电话，告诉我，我厂姓周的运煤员被国民党某一兵工厂绑去，将要被枪毙。情况紧急，要我迅速设法营救。我莫名究竟，但救人要紧，就行筹划救人办法。到了清晨，另一运煤员逃回厂来，我才明白情况。原来，我厂五艘运煤船从上游下运，船过兵工厂前，岸上哨兵放枪喝令停船，运煤员不理，岸上就实弹射击，打得水花乱飞。煤船被迫靠岸，兵工厂内出来一批军警，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的煤扛到兵工厂去了。姓周的运输员据理力争，并加阻拦。兵工厂出来一个军官似的人，强指周抢他们的煤。周与他分辩，那军官喝令将周绑捆，要立即枪毙。
我立刻赶到军事委员会，找到我一个中学时的同学（司长职），由同学再找一个师长急电该兵工厂说情，他们才把周释放。但有四船煤已被扛运上兵工厂，我们只得自认晦气了，剩下一船他们总算放行。后来，煤矿主管人教我，煤船经过兵工厂要“孝敬”这批“丘八”相当数目的金钱。于是，我们通过煤矿方面介绍，与兵工厂方面说妥，每船煤纳费若干。缴了买路钱，以后总算免去了麻烦和惊险。
战时电灯泡工厂面临一特种困难。当时，重庆及四川其他各地遭到日寇飞机频繁轰炸，防空委员会就施行灯火管制令，电灯泡的销路因此大受影响。我厂在重庆开工之初，制造电灯泡的工厂在大后方只此一家（后来有两家民营、一家官营，但那时两家民营的还在筹备之中，一家官营尚未迁川）。待我厂生产产品后，各地争先恐后纷纷到厂抢购现货，订购期货。民生公司卢作孚为了要和我厂订立直接供应电灯泡的合约，亲自到白象街与我交涉谈判。重庆林森路一家较大的百货店“少成美”愿付相当于50万只普通电灯泡金额的定银，要求我厂每月供应该店足够数量的电灯泡。其他如华记电料行、裕生五金店都要争夺外销亚浦耳电灯泡的经理权。重庆有一家在各地有分支机构的规模很大的宝元通百货批发商号，其主持人熊氏兄弟坚持要购买我厂大量股票，想以股东资格取得在各地的亚浦耳灯泡的经销权。于是，我厂开始逐步扩充，并去电上海调聘技师、技工入川工作，厂的规模日益庞大。后来日寇飞机大肆轰炸，被炸毁的地方电灯灭绝，未被炸的大城镇如成都等处都受到灯火管制，各地对电灯泡的需求都缩小了，电灯泡的销路受到极大的打击。大厂最怕产品不多或产品多而销不出去。亚浦耳千里迢迢搬到重庆，陷入这种境地，真使人大伤脑筋。
在警报期间，工厂必须停工，大家躲入防空洞。生产电灯泡有玻璃制造工场，一熄工，坩埚里的玻料过了一定时间就成为废品，要挖甏重新加料再烧；等到几小时或十几小时后玻料刚可制品时，敌机又来，警报又响，玻料只好再次成为废品；警报一解除再重新挖甏加料。如此周而复始往往有千次之多，不但浪费原材料而且大大影响电灯泡的产量。为了在轰炸时隐蔽目标，不许烟囱冒烟，而我厂玻璃炉子不能停火，一停火炉砖就会圮垮。因此，只得在警报期间改用无烟白煤，但大后方燃料紧张，白煤不一定能够采购到，这又是电灯泡工厂的棘手之事。
还有，由于各地用电负荷超过发电厂供电能力，电灯光度黯淡不明，用户争购轻磅及小支光灯泡，重磅及大支光电灯泡变成呆滞货物。制轻磅及小支光灯泡的原材料供不应求，且在工程安排上有很大的困难，这又连带影响到产品的供与销，牵涉到工厂的经济问题。
四、建新亚热水瓶厂，首创竹壳热水瓶
自1937年11月14日到达重庆后，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艰辛，我在重庆期间办了八个不同性质的工厂，不仅增强了当地的工业生产实力，同时也推进了当地经济事业的发展，使原来经济薄弱的后方，能够依靠自力更生，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增强抗日力量，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其中新亚热水瓶厂与电灯泡厂的玻璃工艺有牵连关系，且在大西南属首创，因此，是值得记述一下的。为了使人们了解我们当时用四川地方资源来振兴工业的苦心，并倡导炼制植物油，也拟在下文对开远松香厂加以叙述。
大西南从未有过热水瓶厂，所有热水瓶都是从下江主要是上海运上来的，既耗运费且长途转运，需时久又损坏多。况且，一到长江浅水期间，热水瓶和其他货物一样来源减少，贩卖商因而抬价居奇，普通的日用货物变成高级的奢侈品，价格之高使一般人民望物兴叹。改变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办法，是在人众地大的西南地区开办热水瓶制造厂。在重庆创设热水瓶厂，是我在抗战后方建厂计划中的一部分，不但可以配合环境的需要，而且可以在玻料上和电灯泡厂相互调剂，这样既可以降低玻壳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热水瓶瓶胆的成本。这就是在大西南创设新亚热水瓶厂的缘起。
我冒了别人所不敢冒的险，作了大胆尝试。但是，制造热水瓶确有许多困难，首先是熟练技工难以罗致，瓶胆配料的经验缺乏。那时全国制造热水瓶的工人不多，瓶胆配方各厂都保密，因此，一般人无法开设新的热水瓶厂。我从上海聘到技术员陈氏兄弟两人，他们经昆明到重庆，又在沦陷区招请了一批技工，但没有制造瓶胆的玻璃配方，仍然无法生产。我对有关硅酸盐方面的化学知识相当缺乏，遂与制造电灯泡玻壳的技术员相商，大家到书本上去找热水瓶胆的配方，经多次试验总难合格。经手的技术员知难而退，不愿再搞，我再三劝他不要灰心，并与他共同试验。穷数星期的时间，经数十次的改方，热水瓶最后总算合格可以应用，遂开始大量生产。
抗日期间，长江航运中断，在西南地区，热水瓶早已断货，新亚热水瓶一经出货，就被抢购一空，订单雪片似飞来，要货的电话频频，各方面几难应付。但因制造热水瓶外壳的金属材料供应困难及设备关系，瓶壳的生产速度跟不上瓶胆的生产速度，致仓库里积存的大小热水瓶胆数以万计。我们就设法以木料代替金属制造瓶壳，设计制造出形似亭子的木壳热水瓶，取名为“高亭式”。经使用后，觉得不够理想，于是我建议利用四川盛产竹子的有利条件，加上当地又有许多能编竹器的能工巧匠，从竹子上面去动脑筋。后来，我们生产了一种“高亭式”的竹壳热水瓶，形如鸟笼，银色的瓶胆在各种颜色的竹梗衬映下熠熠闪光，煞是悦目动人，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后来，热水瓶壳又改用篾编制而成，并分本色与彩色两种价格。这种热水瓶价格低廉，合于实际，极为一般消费者所乐用。新亚热水瓶厂开了不用金属材料制热水瓶外壳的先例。
那时，上海益丰金钱牌热水瓶厂董伯英与我通信时，偶然提及热水瓶外壳的金属材料问题。他认为如战事延长，金属品材料的供应，即使在上海也有中断的一日，他深以为虑。我在复信中，告以重庆新亚热水瓶厂已改用竹壳，销路很畅，并附寄图样前去。董伯英在以后通信中告诉我，他有一部分热水瓶试用了竹壳，效果很好，上海有的同业在重庆见到了新亚竹壳热水瓶后，也在改用竹壳，但上海热水瓶生产者与消费者仍不习惯于竹壳。待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发，整个上海沦陷于日寇之手，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五金材料，热水瓶外壳的金属供应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大部分热水瓶不得不改用竹壳。现在，竹壳热水瓶已遍及全国，根据过去引证而言，这个热水瓶的“竹壳”滥觞于重庆新亚热水瓶厂，为不争之事实。
新亚厂在制造热水瓶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瓶胆玻料上是有惨痛教训的。当时，新亚热水瓶普遍发生定期性的爆炸，有的用了三四小时，有的用了十余小时，都会自动爆炸，因此引起种种纠纷。要求赔偿的顾客目不暇接，投函责难的信件纷纷而来，我个人也接到不少诘问之信。虽再三不断改方，但愈改愈没有把握，长此下去，泥足会越陷越深，必有一天会弄到身陷泥坑而无法自拔。我遂决定将仓库里的数万只大小热水瓶胆如数捣毁作废，计损失银圆三万元左右。此时的新亚热水瓶厂已到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这一重大挫折，对我所辖的各企业也影响很大。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奋斗，我决心重整旗鼓，一定要把这个热水瓶厂建成。我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但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瓶胆玻璃料的配方，再摸索不但时间不允许，而且坏瓶胆在消费者手中，新亚厂已无瓶胆可以调换，若非迅速生产出好瓶胆就无法使这场纠纷平息下来。我想到老友硅酸盐专家赖其芳博士，就到中央研究院访见了他。赖博士允为协助，并接受我的要求，当了新亚热水瓶厂的顾问。他曾多次下厂，改正了瓶胆配料成分，果然爆炸大减。再经他几次改善，定期性的爆炸情况基本消灭，热水瓶的质量也显著提高。
如此，新亚厂具备了生存的条件，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有了信心，银行也肯贷款了。我向中国、交通、农工等银行借到了流动资金。新亚厂有了再生产的活力，稳步前进，逐渐弥补了以前的损失，由亏负转入盈余。当时四川各地对热水瓶需求很大，新亚厂虽不断扩充，但热水瓶仍供不应求。我想尽方法在各地招请技工，但还是不敷安排。
当此正需用技工之际，忽有数名新亚厂工人要辞职他去。原来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看到热水瓶这样吃香，以为有大利可图，眼红了，也办起了一家青年热水瓶厂（生产青年牌热水瓶），并从新亚厂高薪挖工人。
黄次咸还到白象街亚浦耳厂办事处来会我，装腔作势地说，在青年会基金项下，拨出一笔款来做资本办热水瓶厂，目的是为了增加青年会经费来源。“青年会是为中国服务的”，要求新亚热水瓶厂以前辈的资格，来帮助他开办热水瓶厂。他来会我的目的，是要新亚厂与他的热水瓶厂“团结合作”。实际上，黄次咸对制造热水瓶的技术配方一无所知，办工厂不过是投机。时间是最严酷的考验。黄次咸开办的青年热水瓶厂，不到六个月就关了门。在大西南属首创的新亚热水瓶厂，在重庆生了根。
五、设立开远松香厂，“地头蛇”黑心下辣手
四川除满山的竹子外，松林也极其繁盛。在四川与贵州、湖南接壤的南川县及其附近，到处都是苍翠的松林，蔚为大观。从南川到重庆，一路行过，其间松针交织障天，绿影映地，使人心旷神怡。估计在南川一带，松树有数千万棵，每年生成的松脂数量真可谓惊人。怎奈当地农民不了解松脂的利用价值，把这种天然富源，仅作为燃料及照明或制爆竹之用，货弃于地，洵可惜也。在抗日战争期间，后方工业原料异常缺乏，而松香、松节油来源断绝，使需要这些原材料的工厂受到极大威胁。
我经过调查后觉得，在四川省南川设立炼油厂，不但必要，而且应该，遂于南川县附近的南平镇建立开远松香厂，用科学方法提炼松脂成为松香、松节油。这种工艺较为简易，只要方法对头无多大困难，设备安装后做几次试验即正式出货。开远厂提炼出来的高级透明松香，与美国进口的双W松香比较，有过之无不及。松节油也很清净，不亚于舶来品，极为当时西南各地的制漆、制药、制皂等各种化工厂所欢迎。新亚热水瓶厂的瓶壳也采用开远松节油做喷漆之用，用后觉得满意。
为减少固定资产的呆滞，节约成本，我就在南平镇租了整个财神庙，作为“开远”的工场。当地农民见到漫山遍野的松脂有厂收购，采取松脂的积极性很高，“开远”从每日可收松脂数百斤，逐渐增加到数千斤至万斤以上之多。小小一个南平镇从开远厂设立之后，邮汇活跃了，车运也频繁了，一小部分农民在经济上也宽裕一些了。后来，松脂来源越来越多，开远厂虽然不断扩大，整个财神庙已经到被“充分利用”的地步，而环境迫使非再扩充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感到眼红的，厥唯当地的地主。他们对我们开远厂，有的表面上表示赞助，但内心实不愿开远厂立足；有的根本是持反对态度，不愿我们这些外乡人在南平镇设厂。其中最狡猾的地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另搞阴谋。他们首先把松林分区划归己有，使松脂收入归他们所有，继之计划向开远厂窃取技术工艺，自己开厂炼油制松香、松节油，以图利益独饱私囊，但限于技术知识，一时不易遂愿，只得暂时忍耐，静待时机。万事创始艰苦，效尤不难。开远厂在南平开设不到半年，半官半私的中国植物油料厂也在南川设立分厂，同时炼制松香、松节油，农本局也在南平开设棓酸厂，形成了收料售货的竞争状态。这是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排挤。
开远厂的生产由张、胡两人负责，而销售及财务筹划均由设在重庆白象街中国亚浦耳厂办事处的总管理处处理。因此，平时以长途电话及电报联系是不足为奇的。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快电，引起大家惊异。原来，开远厂所在的南平财神庙失火被毁，当地地主和狗腿子把张、胡两人捆绑去囚押，并扬言要等开远厂负责人来解决后方可释放，否则对张、胡两人的生命不负保护责任。电报简略，亦未细述经过详情，亦未谈到损失多少，只要我火速前去。虽知四川山林中有时会遇到土匪和猛兽，但南平方面如此气势汹汹，而事情又这样迫切，确非我亲自去解决不可，我遂于接电后次日立即动身。
重庆到南平大约280华里，搭汽车当天可以到达，坐滑竿（就是变相的轿子，内地交通工具）走小路大约220华里非两天不可。我急于要早到南平，但在两三天内无车可搭，唯一的办法只有坐长途滑竿。我一早从重庆过江至南岸海棠溪，经过“老厂”、“鹿角场”、“界石”、“彭家场”等大站。沿途大站必停，小站亦息。我们到“接龙场”时已是下午五六点。在平常是应该歇脚了，但三个轿夫因为我有急事自告奋勇，要翻过大山后再休息，估计一个余钟点可以过山。他们告我说，有一条平时行人所不常走的捷径，如走这条路可以缩短更多时间。我一心想要早到南平，愿听他们的主张。他们向我预支了五元钱，说买点零食吃点点心。等了很多时光，等到夕阳西垂，三人才兴冲冲回来。其中一人向我拿钱去买了一束火把，才动身上山。
山路曲曲弯弯，确是人迹罕到的草径崎途。这时候我像坐飞机的人相信飞机师般信任他们。入山越深，天色越黑，后来一团漆黑，终于非点火把不可了。在这黑夜荒山之中，行了很久才觉枝叶拂面，荆草刺人，我开始感到凄凉起来了。但想到他们说的一小时就可以过山，我想忍受一下，便可走到康庄大道。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抬头远望，忽见黑暗中远远有两道像手电筒似的电光一闪，随后又摇摇晃晃左右移动。我很快想到这绿幽幽的电光，正像我家里的猫在黑暗中发射出来的眼光。这莫不是真的碰到了野兽吗？我正这样想，他们三人也不约而同地说前面有东西，再看这两只绿幽幽的电光忽隐忽现，正在迂回冉冉向我们方向而来。我惊问他们前面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仔细看一看，惊慌地说，这不是虎便是豹。
我们立刻停下来。我问他们应付之策，他们回答只有爬树，我说虎不会爬树，豹是会爬树的，我们爬树不妥当。另一个人说野兽怕见火，我们现在只有两只火把，再燃两只，共有四只，可以吓它。我认为，野兽既然怕火，我们何不每人执两只火把，八只火把不更可以壮威了吗，于是，我们燃起八只火把高擎过头。当时前面两道电光离我们不到半个华里，看情形还在过来，但速度并不快，大概也在疑惧我们。它停停走走，息息后又徐徐过来。我估计，此乃在试探我们究竟怕不怕它。在这谁怕谁的关键时刻，我们如一后退，这野兽必然会追扑过来。
看光景我们屹立不动，还不足以杀它威风，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擎着火把冲过去，装着要捕捉它的声势，但不要离它过近使它认清我们的真相，这样也许可以吓退它。但他们三人齐口同声说“要不得”，这不是送到它的嘴边，供它饱餐一顿吗？再看那两只电眼对准我们不动了，听说饿虎在捕食之前，必须要暂蹲一时的。
情形刻不容缓，气氛愈来愈紧张，他们要扶我上树，自己也准备爬树。我说先试试我的办法看看，若不行再爬树还来得及。我们四人遂高举八只火把鼓噪前进，两个人抬一顶空滑竿很像四只脚的怪兽，我和另一个轿夫躲躲闪闪跟在后面，隐蔽我们是人的真相。最后这两只电眼就不见了。我们随吼随走，不多久火把已烧尽，只余一只。幸好初更时薄云中映出月光，依稀辨出路径，我们踉跄向前摸到了下坡大道。
行行重行行，远见点点灯光，原来山腰中有十几家山农，叩门乞茶，互相庆幸。据说这山近巅之处，确常有虎豹豺狼出没其间，我们四人碰到猛兽无一受伤，真是侥幸。由于我一心牵挂着开远松香厂，因此在黑夜与猛兽对峙的紧张气氛中只是稍感惊异，而并没有产生恐怖情绪。待出险之后，冷静下来，想到当时间不容发的危机，反而心有余悸。他们三人也说，这场经过确实惊心。
我们四人在山农家中休息少时，称谢而出。因紧张乏力，行到“凉水井”时已三更时分了。叫开一家小旅店，让店家先弄一点吃的，胡乱将就过了一宵。次日动身稍迟，经过若干小站，又过了“神童坝”、“陈家场”等大站，傍晚到达南平。
我先了解了一些失火经过和情形，方知中间有当地地主在阴谋捣乱。幸财神庙烧毁前一天，有大批松香、松节油已运赴重庆，这使我们减轻不少损失。这些贪婪的地主要弄得开远厂从此一蹶不振，用买珠还椟的方法，把开远技术人员、技工留下来自己来开炼油厂，所以他们煽动南平的民众说，财神庙被烧毁，南平人从此将永不发财，一辈子要苦不出头了，造成群众汹汹之势。但是，群众是有公道的，他们了解开远厂开发土产对他们是有利的，事后逐渐趋于采取原谅态度。
我到南平之后，形势更加缓和。我首先向大家表示抱歉，保证将财神庙修复原状，并祭神为大众祈福，同时宣布开远厂另行建造厂房，继续在南平开工生产。这样解决，大家认为非常满意，地主的阴谋也被粉碎了。但是，南平地主对开远厂始终耿耿于怀，终于把开远厂的工程师挖出去，另开一家同样的工厂，蓄意与我们对垒，引起以后许多摩擦。
财神庙被烧毁后，开远松香厂一方面付款给南平镇公所作为重新修建财神庙之需，一方面在南平中学对面叫“下场”的地方租地30余亩建造新厂继续生产。新建的开远厂技术设备更为新型，产品数量更多，质量更高。在抗战胜利之后，四川各地兴起了松脂炼油潮流，南平开远松香厂确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创办开远松香厂和新亚热水瓶厂，是我办中国亚浦耳厂经过中，附带做的两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特借此记录，作为抗日战争中我们内迁工厂留给后人的一个历史性的回忆。
六、敌伪期间秘密回沪的惊险一幕
为了了解留在上海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康脑脱路（现康定路）亚浦耳分厂的生产情况，1940年7月，我由重庆飞香港搭轮船回上海。只见黄浦江上的外国兵舰，星罗棋布，令人愤慨。其中多数是日本兵舰，它们耀武扬威，使人分外痛恨。尤其触目惊心的是，黄浦江中所有的中国小舢板（三四人可搭的小划子）的船艄都插上了日本国旗。一眼望去，满江红心膏药的“招魂幡”，使人感到无比的憎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不愿住在有规模的大饭店，一人悄悄登岸，住进了中级的汉口路扬子饭店（现长江饭店）。夜上海的景色仍然是灯火辉煌，而混乱嘈杂超过了从前，会乐里等地区的妓院歌声“嘹亮”，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酒楼舞场，人山人海，这批浑浑噩噩的人们，真不知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了祖国的心脏。我在旅馆四周巡礼一瞥，叹了一口气，回到旅馆，预备安息。不料这家旅馆几乎每个房间的人都在聚赌打牌，噼啪之声通宵不绝。我在床上辗转翻覆不能成寐，想想借国难而发财的一部分上海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早已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一夜未得安睡。
次日，我就电话告知亚浦耳上海厂的经理李新芳、厂长兼工程师於崇仁（香港大学电机系毕业）。他们两人立即到扬子饭店，第一件事就是要我马上迁出这个旅馆。李新芳告诉我，扬子饭店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那时上海租界还是属英、美、法等权力范围，日本兵不能进入租界，只能搞特务活动），一个“重庆分子”自己去投入他们的虎口，这不是飞蛾扑火吗？我听了他们的话，不禁惊愕。当时的上海表面上似乎很“繁荣”，实际却是遍地荆棘，随时可以使人堕入陷阱。于是，我就改住较为清静的八仙桥青年会招待所。在适当的时候，我也经常到厂去办公，并和李新芳、於崇仁及留沪其他高级职员讨论各项生产问题。
两星期后，华通电机厂（现公私合营华通开关厂）姚德甫（阿敏）到青年会来访我。姚说他因为供给重庆军用发报机，曾被日本军部逮捕，现虽释放，还受着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管制，每隔几天，要去汇报自己的行动及外面有关的所见所闻。姚嘱我不要大意，少露面，因为我是敌伪方面所注意的人，日本军部以前亦曾向他问起“亚浦耳厂胡西园到哪里去了……”他回说：“不清楚在重庆还是在香港。”其实，我当时正准备到汉口沦陷区去抢救西迁时存放在德国“美最时”洋栈的大批钨丝、钼丝及其他重要物资，准备带回重庆。
1940年，我从重庆回沪时，刚到上海，一知名人士就通过亚浦耳厂北京路总发行所邀我在他的住宅吃饭，为我洗尘。我所熟悉的几个工商界朋友也在座。席间大家不过谈些上海的市面，都是一般性应酬话。
待酒闲席散，他留我少坐，重作茶叙。他说，我们两人阔别三年，来细细谈谈真心话，接着开始了他所要说的正文。他说：“西园兄，你辛辛苦苦迁厂到重庆，热忱爱国拥护抗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重庆不是战时乐土，天下事变化多端，日本是近世纪的强国，欧美列强尚且忌它三分，中国怎能与日本打仗。听说你要将存在汉口德商‘美最时’洋行的较精贵的原材料，转沪再由港运入重庆。我想，已运入四川的机器原材料就不谈了，希望你将汉口的机件设备全部运回上海。”（当时，由汉入川的沿途要道都被日寇控制，汉口物资要直接运入四川，是困难重重，而由汉运沪则阻碍较少，因此，我打算将汉口亚浦耳厂的物资运到上海，再经过香港空运到重庆）
我暂不表示意见，继续听他说下去。他似乎以极坦率真挚的态度对我说：“西园兄，我希望你常驻在上海，亚浦耳厂应该以上海为重心，亚浦耳厂在重庆及湘西的一批产业一旦遭牺牲，届时上海的亚浦耳厂还可以大大发展。我劝你这样做完全是善意。”接着他又对我说：“你是中国工业界中的佼佼者，在上海人心中有很好的印象，如听我的忠言，改变你的宗旨，我可以担保，将来，不但你的企业能大大发展，而且你也一定能成为中国的大财翁。”
我听他这么说，若不是强力克制自己，真会拂袖而去。我就对他说：“战争的胜败，我不敢预测，但中国人是绝对不能征服的，更不至于亡国。”
我正说到此，他即拦住我说：“西园兄，你不要以为我完全是从铜钱眼上来拉你回上海，实在是为你的大才可惜。”我干脆回答说：“你的想法与我的是有分歧的。”但他并无表示出不愉快之色，并说：“我们多年老友，争论是无所谓的，最后，你总会明白我的好意而大家趋于一致的。”
我从那天晚上与他分别后，以后就再没有和他碰过面。
隔不多久，华通姚德甫又来看我，说外面知道我回上海的朋友逐渐多了，日本宪兵司令部要他探查我的住所及每日行踪，限短期内去报告。姚还告诉我，日本人要他关照我，只要我能与他们合作，可以大大发展事业，前途无量，若我要资本和原料，一切都可以商量，绝无问题。我想我是一个中国人，若为了做官发财而出卖祖国，那么，三年前我就不会千辛万苦迁厂到重庆去吃苦。
对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我置若罔闻。那时，我住在青年会已成为不少亲友中公开的秘密，亚光电木厂张惠康嘱我为安全计，赶快迁居为良，我就又改住在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张惠康家中。因张的关系，丁佐臣（大华仪表厂）、方液仙（中国化学工业社）、蔡声白（美亚织绸厂）、王性尧（中国国货联营公司）都得悉我已来沪，约我叙谈。方液仙于叙晤后一星期被匪绑架。
在迁居张宅后不久，亚浦耳厂北京路发行所转给我由南京陈、周两个不相识的人具名的一封信，他们以大利高官相勾引，要我与他们合作。后来北京路发行所李新芳又告知我说，有称从南京来的高、马两人连续几天在北京路找我，说有要事与我面谈，并称有我极要好的朋友要我去叙叙。李新芳追问他们，我的这个好朋友究竟是谁？回说，我去见了面自然会知道的。他们常常以电话催问，并说：“我们是善意的，你们不放心可由胡先生约定他方便的地点，胡先生的朋友可到指定地点去会面……”等等，最后几次他们要李新芳迅即告我，再拖延我的朋友要见怪的，语气非常坚定，大有我非去不可之势。
我看各方面的形势相当严重，遂于当晚（8月14日）从西爱咸斯路迁居威海卫路“中社”过宿，次日黎明登“泰山轮”起碇赴港。其经过事实，与当时沪、港、渝各地连续盛传及发表的消息大致相符。兹特选录上述各地的主要报刊消息的原文引证如下：
（一）《新闻报》（上海）（八月十八日本报讯）（1940年民国29年）
胡西园失踪
事前接得来函一封
未隔数日形影俱无
北京路四九二号华商亚浦耳电器厂总经理胡西园，镇海人，四十三岁，于本月十一日晨起，突告失踪。在沪亲友，四出探问，杳无着落，即该厂中人，亦不知其何去。胡首创亚浦耳电器厂，于民国十年，瘁精竭力，营业似甚发达。民国二十六年九月间，胡由沪挈眷迁至汉口，拟发展厂务，及武汉沦陷，胡乃又往重庆。迨今年七月中旬，孑身来沪视察沪厂业务近况，抵沪竭力料理厂务，每隔二三天必亲自赴厂办公。至本月七日突接到来函一封，请其出资创办银行或任职等语，胡启阅之余，颇为惊异。孰知自十七日起，胡即行踪俱无，在沪亲友以事前并未接得离沪消息，莫不为之焦急云。
（二）《星岛日报》（香港）（上海十七日下午十一时四十九分发专电）：
〔胡西园被绑之前〕内容与上述新闻大同小异，惟有附载上海七八月间被绑票的人数统计。原文如下：
上海绑票平均二日一宗
七月二十四日 朱鹤皋（已逃出）
七月二十五日 方液仙
七月二十七日 童世亨
八月一日 王振基
八月二日 沈锦洲
八月六日 莫如德
八月八日 黄胜白 何慎之 周柱 罗达义
八月九日 王渠基
八月十一日 胡西园
八月十八日 陈炎林
（三）《申报》（上海）（八月二十日）
胡西园安抵香港
北京路四九二号华商亚浦耳电器厂总经理胡西园自本月七日接得怪函后，于十一日起忽告失踪，在沪亲友，咸疑其或生意外，至为关注。昨据该方面语平明社记者，胡君于接得怪函后，深恐发生意外，即秘密潜赴香港，现该厂已接胡君来电，谓已安全抵港。
（四）《大公报》（香港）（八月二十一日）
胡西园平安抵港
上海××要求合办银行
临行未通知家人故传失踪
一度盛传在沪失踪之亚浦耳电灯泡厂总经理胡西园君，昨午出现于本港某大酒店宴席上，当时在座者有前日由沪来港之林康侯君，及沪商界闻人王晓籁等。胡君两月前为料理厂务由渝赴沪……据胡君谈此次离沪之经过云“本人此次留沪一月余，初以沪地环境恶劣，故绝少外出，惟以熟友甚多，不无酬酢往来……旋接某某两人具名之函件要求出资，合办银行或赴宁就某职，我认为毫无意识，一笑置之，本人至此认为事态严重……处境益为恶劣。原有在沪事务，未及结束，忽遽离沪，临行竟未通知家人，致外界疑为失踪，刻已电沪报告行踪。以释亲友注念。”胡君并表示在港稍事休息，即行飞渝，以后战事不获胜利决不赴沪云。
（五）《大公报》（重庆）（“中央社”香港十八日电）（沪讯）
胡西园在沪被绑
华商亚浦耳电器厂总经理胡西园，镇海人，四十三岁，于本年七月中旬，方由重庆返沪，八月十三日起突告失踪，众料已被敌伪绑架。事前胡曾接南京伪方来函，由陈某、周某两人署名，略称请先生出资十万元来宁创办银行，或前来任某部次长等语。胡置之不理，不料竟被掳架。
我到香港码头时，碰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他正在接他的顾家妻舅和小姨。据胡政之所说，我才知道这几天港、沪各报为我的突然离沪作了种种猜测。
我在香港寓“六国饭店”，第一个请我吃饭的是撤退在香港的上海市长俞鸿钧。俞在香港英京酒家请我午宴。后来，杜月笙也在九龙寓所请我吃饭。我对他们以普通酬酢应付，并无主题可谈。张嘉铸（禹九，张嘉璈之弟）与其妻张肖梅也请我在他们家吃饭谈天。张等认为重庆就是不被日本占领，也必被日机轰炸成为断壁残垣、瓦砾焦土，在瓦砾场中有什么可干，他们希望我在香港开设一家中国亚浦耳厂分厂并说资金不成问题，有人愿意投资。张肖梅还劝我把在重庆年龄较长的子女送到香港读书，并说在香港学校毕业的学生，将来去英国留学较为方便。她是留英的经济博士，所以醉心英国。
到香港的第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到旅馆，茶房（服务员）告诉我，有一姓何的客人来过，嘱我回来后稍待，他还要再来。晚上近10时，这姓何的客人果然又来了。此人虽非是我极熟的，但也不是陌生人，他就是大汉奸陈公博的至亲。陈公博在国民党政府任实业部长时，何某以裙带关系当上了实业部商标局的局长。陈公博是卖国贼汪精卫手下第一号的帮凶，何大约是大汉奸魔窟里派出来港的鹰犬。我心里明白了来人之意。何先问我在上海受惊了吗？后又一派胡言诱我不必去重庆，说我在上海已有很好的基础，不怕会没有人帮忙，何必再去烽火连天的内地飘荡，生命财产一无保障。我不屑与他长谈，就说我在上海迁厂之先早已下定决心，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我如专为自己发财，决不会把一只电灯泡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并为此受尽磨难。士各有志，请勿多言。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何辞出后，当夜我就离开六国饭店，移居九龙亲戚家，于8月23日早晨搭飞机返渝。在飞机场，我又碰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他送小姨顾女士（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之女）上飞机，并托我多为照料。因顾女士初次到重庆，人地生疏，我允为效劳。当日下午抵达重庆，我就陪顾女士到目的地。次日《中央日报》关于我到渝发表一则新闻如下：
（六）《中央日报》（八月二十三日重庆讯）
胡西园由港转桂，于今天飞机抵行都，拟日内转赴川南等地视察其所办各工厂的业务。
我由沪搭“泰山轮”到港转飞重庆，踏上了当时所谓的行都。昔日繁华的重庆被日寇炸得东坍西倒，不辨方向，原来最热闹的督邮街以及大梁子、小梁子等街道都已被毁成断墙颓壁的瓦砾场。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我在视察所辖工厂时，顺道至合江县回家探亲。我家住在合江县南关街。那时，合江城内也遭日寇轰炸，部分房屋被炸弹震得东坍西倒，有的已成一片焦土。我到家时已人去屋空，全家人不知去向。幸蒙当地邻居指引，我始到离城30余里的蔡石坝与家人团聚，并悉同乡周姓一家人都已惨死在日寇炸弹之下，与家人相与唏嘘，痛恨日寇的残暴。这个不设防的小小城市，也未幸免日寇的狂轰滥炸，真使人发指眦裂。
七、一官一商，两个展览会迥然不同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开幕，至14日闭幕；展览时间为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4时。由经济部主持举办，会长为经济部长翁文灏，副会长为重庆市长吴国桢，主任委员是我，委员有刘鸿生、吴蕴初、颜耀秋、李烛尘、胡厥文等。这次展览展示了内迁工厂迁至重庆后，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对迁川工厂生产能力的一次大检阅。参展工厂有100多家，展品达万件左右，历时14天，参观者逾12万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的举行深得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为各地到渝的进步人士所重视。每日观众络绎不绝，如遇假期及休息日，更是人山人海，非常拥挤。民主人士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沙千里等都几次到会参观。冯玉祥也到会参观。冯曾到上海中国亚浦耳总厂参观过，以后我与他在别处亦曾接触过几次。此次，冯玉祥与我在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相遇，特题赠亚浦耳厂“为国增光”四字，并与我合影留念。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不止一次莅临参观。翁文灏以展览会会长的身份，于牛角沱会场大厅举行茶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外宾都应邀出席，独有美国大使高思（译音）不到，亦不派代表参加，露骨地表示出对中国工业的轻视。由于一度盛传蒋介石将要到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来参观，国民党官僚军阀，如吴鼎昌、陈立夫、张嘉璈、朱家骅、白崇禧、陈诚、陈济棠（陈虽已下野，那时适来渝有所活动）等纷纷抢先前来参观，连一向不常在外露面的陈布雷也大驾亲临展览会。这些人都来凑热闹，他们善伺蒋意，并冀博得蒋介石的喜悦。
在战时困难条件下，迁川工厂以简陋的机器设备居然能生产出精美的重工业产品及琳琅满目的轻工业产品，赢得观众一致好评。有人曰：“看了此次展览，才知中国还有办法。”
大家同时也批评国民党老爷们所主管的工厂矿场，耗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却看不到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些企业大部分是衙门化，不像生产机构。看起来熙熙攘攘，尽是人员，其实是拿钱吃饭的人多，动脑筋做事的人少，都是反动官僚安插私人的组织，所以人民要痛骂他们。人民的责骂声，吹入国民党政府几个主管头儿的耳朵里，他们感到刺戟难受。于是，他们被迫在重庆曾家岩也举办一次官营企业生产展览会。
粗一看，展览会上一些近代化的产品，倒也不能不算有一点成绩。但仔细检查就会发现，其中高级产品都是用外国货改装的伪品，如2000瓦特以上的电灯泡大部分都是外国货改头换面的；其他新型的特种电灯泡完全是以外国货冒充，甚至连外国商标还隐约可见。因为外国商标深深烙在产品上，确是不易被消除。其余产品如高级收音机、仪器等亦都是用整套的外国配件拼装而成。整个展览会都是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他们一方面是在欺骗民众，另一方面是为大买办、大官僚们撑撑门面。
这个官营企业生产展览会，蒋介石却是亲自出马去参观过一次。那天，展览会对群众暂停开放，附近临时戒严，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有“御驾降幸”的气概。蒋介石只是在形式上做出似乎关心国家生产，对展览品的真假当然不会去细细研究，即使某一产品引起他的注意，也不过在走马观花中间停马一瞅而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他们用欺骗手段愚弄民众，大家对这些官营企业负责人更感可恶。这种做法与蒋介石政府的政治伎俩如出一辙，蒋介石满口和平、民主、爱国、爱民，不正与他专制独裁、卖国求荣、挑起内战、屠杀人民的行为相反吗？
八、拒绝诱惑，只做事不做官
早在何丰林任“淞沪护军使”时期，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的高恩洪到上海来接任“交通部驻沪电料转运处”处长之职，高恩洪以山东同乡的关系，去见何丰林。何有一个姓尹的秘书（士杰）得悉高恩洪因对电料一门是外行，要物色一个具有适当条件而熟识上海情况的内行人为顾问。尹秘书是我的朋友，认为我恰合高的要求，担任这个顾问十分相宜。由尹介绍，我结识了高恩洪。嗣后，我就经常到上海麦根路（现淮安路）27号“交通部驻沪电料转运处”与高恩洪联系。接触日久，我与高搞得很熟。交通部电料转运处在上海文极司脱路（现文昌路）设有一家制造“莫尔斯”（译音）发报机的工厂。由于高恩洪的关系，这个厂全部用亚浦耳厂电灯泡。待我厂产量增加后，我就向高扩大兜销我厂产品，要他将我厂电灯泡转运到外埠去应用（当时这个交通部电料转运处供应全国电报局、电话局等类似机构各种电料用品及器材）。
1920年，直系军阀打败了皖系段祺瑞，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又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北京中央政权就完全落到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里，直系军阀一时气焰万丈。高恩洪是吴佩孚山东蓬莱小同乡，且系同学莫逆之交，当吴任师长驻节豫、鲁一带时，高恩洪是吴在东南地区的耳目；待吴佩孚升为直、鲁、豫副巡阅使时，高恩洪就担任吴佩孚的正式政治代表，成为吴的嫡系心腹。在直系军阀连续打败皖系、奉系之后，吴佩孚的势力炙手可热。高恩洪原是驻沪电料转运处处长，由于吴的保举，一跃而为北京交通总长（即交通部长）。1923年，高恩洪要我放弃亚浦耳电灯泡行业，去北京做官。我想，宦海浮沉，非我所愿。电灯泡对国计民生确是一项重要产品，在当时虽遭遇种种艰难险阻，但将来一定会有前途。在我还是学生时，就抱定终身不做官的志愿，而愿意当一个工业家或工程师。高恩洪要我丢掉制造电灯泡的事业，去堕入官僚行伍中是不合我的志向的，我遂辞谢高恩洪的邀请。
战争时期，国民党内部更加复杂，派系分歧，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其中最显著的为政学系、CC系、黄埔系。各派系中，不但政学系及CC系尽力拉拢国内著名工业家，以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就连黄埔系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小分支，也想网罗工业家作为他们可利用的工具。他们由毛庆祥出面，组织了一个生产促进会（抗战后改为战时生产促进会），其中被拉进理监事的都是当时中国工业界的中坚分子。这个会在各项运动中相当活跃。
政学系侧重范旭东，政学系的骨干如吴鼎昌、翁文灏、张公权等与我都系久识，其首领张群在任上海市长时期也是我的熟人，因此与我也不时有所接触。抗日战争时期在由张群支持的西南实业协会，我被推选为该会常务理事，经常与张群、张公权等在该会碰面。
当张群被任命为四川省省主席时，在张由重庆赴成都就职之前，特约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单独面谈。我们谈些当时的中国电工器材及电灯泡境况，张要我对西南实业协会多负一些责任，说胡先生热心奔走国货，而本身又是中国电灯泡创制者，政府不会抹杀一个为国家努力过的人的劳绩的，以后要多多借重，请你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尽量参与意见等语。
不久，《时事新报》经理崔唯吾告诉我说，本届参政员内定人员名单有我的一份，我的履历籍贯都已被详细列入下届参政员名册中，报馆已将这作为待发表的资料，时机一到，即可照单发表。有一次，在经济部召开会议之后，翁文灏私下对我说，“岳军先生（张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任内为你安排一个参政员可无问题了”。那时，张群已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
在此之前，翁文灏担任全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工商界分会主任时，我为副主任。抗战胜利之后，翁文灏推我为经济部工业复员协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要我担任全国工商界缉奸委员会主任委员（揭发工商界在沦陷区的汉奸）。1947年，翁任行政院院长时，曾来沪延揽人才，据说他想罗致一批没有从过政的民间人物。翁也托人向我探询有无出任兴趣。我对来人表示，我是抱定宗旨要把一生奉献给我国民族工业的。以上几个例子说明，政学系对我是有拉拢之意的。
九、蒋介石参加的两次全国生产会议
抗战期间，蒋介石的两面手法，在当时很是迷惑了一部分人。他们没有看清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却相信他口头上大言不惭的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抗战到底，必达到最后胜利”的鬼话。蒋介石还号召我们工业界一面抗日，一面生产。
1939年和1942年，行政院先后两次召集了全国生产会议，地点在重庆菜园坝国民党军委大会堂。第一次会议的秘书长是穆湘玥（藕初），第二次的秘书长是沈鸿烈（成章）。两次大会均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蒋介石亲自出席致开幕词，并在嘉陵宾馆设宴招待我们有代表性的工业家，还在军事委员会与我们全体代表合影。在会议上进步工业家发表了工业界真正抗日爱国的意见和主张，并指出了国民党政府错误的工业政策。因我在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内忧外患未能消除，谈生产只是海底捞月。”第二天，张群约我到临江门军委办事处见面，他以威胁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要走到‘邪路’上去了。”
第一次生产会议宴会在励志社，第二次生产会议宴会在嘉陵宾馆，两次都是西餐，均无特殊事情可记，但在嘉陵宾馆宴会上有类似洋太监的黄仁霖随侍蒋介石左右，有一点丑剧笑柄可谈。
蒋介石宴客，照例是客等主人。我们正在大餐厅闲谈，忽见洋太监黄仁霖冲进来，大家理会蒋委员长到了。黄仁霖在餐厅门口作半鞠躬状态恭候蒋介石进来，客人们也参参差差起来，表示客迎主人。黄仁霖随在蒋介石背后，用小步伐趋行，这姿势是脚动身不动，活像京戏里青衣花旦“跑圆场”。当蒋介石走近座位时，黄仁霖抢步上前把蒋座拂拭干净侍蒋入座。餐席作U字形，中间是蒋介石，两旁分坐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经济部长翁文灏、农林部长沈鸿烈，转弯两直条是我们工业界代表人物的座位。我坐左排，在刘鸿生、吴蕴初之间，对面是苏汰余。
1946年春，蒋介石来上海在东平路（上海旧法租界贾尔业爱路）蒋的私邸门口约见个别上海工业家，我也是被约见人之一，那次我又碰见了黄仁霖。蒋介石这种虚伪的做法，无非是表白他是关心生产、爱护工业的，是真的在执行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的政策。其实，经过这两次全国生产会议后，四大家族对民族工业的摧残更是变本加厉。
十、美国人说：中国自己开厂制造电灯泡太不合算
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奴役人民，掠夺财富，绝对不许殖民地有自己的工业。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这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言行中是随时可以暴露出来的。
1944年9月6日，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译音）到重庆，兼中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的翁文灏设宴招待他，我被邀为陪客之一。当我们谈起从美国购买钨丝及空运优先权等问题时，纳尔逊说：“电灯泡是美国工厂数以亿计大量生产的货物，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够条件与人竞争。中国现在还不能自己制造电灯泡的各种原材料，特别是中国的炼钨技术还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开厂制造电灯泡太不合算，现在的电灯泡厂将来应不应该再扩展，也需要作一个妥善计划。美国与中国在历史上一向是友好的，愿意为中国朋友服务，将来在电灯泡方面也可以为中国朋友服务的，你们无须着急。”
我就对纳尔逊说：“倘若没有中国电灯泡，美国电灯泡又无法运到关山远隔的中国大西南，那不是一片漆黑吗？一切晚间活动非停不可了，如此怎能达到战事胜利的目的呢？幸有中国自制的电灯泡以供给大后方需用，在这里不但我们使用自己生产的电灯泡，就是你们美军驻渝各机关用的也是中国电灯泡。”
说到这里，中国战时生产局副局长彭学沛接着说，在西南后方，电灯泡需求很紧张，在一般电料行及杂货商店难以买得，重庆及其他各地的美军机关用的电灯泡都是我厂直接供应的。纳尔逊无言接谈，东道主翁文灏只好把话题拉到别处去了。纳尔逊于9月22日飞返美国。
1944年10月7日，美国工业代表哈里孚（译音）、马聂迩（译音）两人到重庆来考察，并到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来拜访我们。我们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的名义，假座重庆国际联欢社茶会招待他们。茶会由吴蕴初、刘鸿生和我主持，全体常务理事一同参加，王正廷、陈光甫、张兹闿、庄智焕等也被邀作陪，席间彼此随便漫谈。
综合哈里孚、马聂迩两代表谈话，大意是说：美国与中国同盟抗日，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休戚相关，要进一步合作。美国非常热诚帮助中国建设工业，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由于重工业及其他复杂精致的工业，建厂资金大、时间久，中国不必急于自己来办，这些产品完全可由美国来供应。至于轻工产品，中国如果开厂生产，成本必然较高，在过渡期间也是由美国供给为合算。中国目前只要开发矿藏，改进农业，然后由美国协助按计划来发展工业。中国现有工业基础太薄弱，机器设备太陈旧，要发展工业必须依靠美国的自动化机器，美国工业界极愿为中国朋友效劳。
从纳尔逊和哈里孚、马聂迩等人的主张可以看出，美国官方与垄断资本家秉承美国一贯的掠夺殖民地的政策，都不愿意中国有自己的工业。他们转弯抹角讲的话，说穿了就是要中国供给美国原料，经美国加工后，再倾销到中国市场，来吮吸中国人民的脂膏。这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号并没有丝毫区别。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而美帝国主义更加阴险狡猾，企图通过控制蒋介石政府，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国。
第三节 渴望民主
一、“星五聚餐会”——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的工厂纷纷迁川，顿使重庆成为当时工业的重要基地。然而，内迁工厂途中历尽艰辛，损失惨重，一到目的地就更是成了一个苦命儿。厂基、原料、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燃料等都成问题。要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协助，又得看这个厂负责人与工矿调整处主管的交情如何。说得彻底一些，他们对你够不够朋友，要看你舍不舍得花钱。对亚浦耳厂等这类较有影响的工厂，工矿调整处表面上似乎不会也不敢怠慢，但心中非常忌恨，暗地里常以排挤阴损的手段加倍加重我们这些厂的困难。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珍珠港战争后，日寇逞一时的气焰，席卷东南亚，把中国通到国外的海口全部封锁起来，致工业原料供应倍加困难，内地工厂的苦难更为深重。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小组织，经常谈谈时事，并策划如何维持工业。残酷的现实使我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走向联合，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这个小组织以“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新民机器厂胡厥文、中国标准铅笔厂吴羹梅、上川企业公司章乃器和我为核心，后又有久大精盐厂李烛尘和天原化工厂吴蕴初加入。我们经常集合座谈之处，就是重庆白象街116号中国亚浦耳厂办事处会议室。
我们每星期五举行一次聚餐，这就是当时后方工业界所熟知的“星五聚餐会”。通过聚餐会的形式，交流各厂的情况和信息，组织各种专题性讲演、座谈，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分析工业、金融界的现状和问题，讨论解决困难的办法，以及探讨如何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协助推动经济建设等等。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而活跃。聚餐会地点基本上固定在重庆督邮街冠生园，因此，冠生园经理徐佩容亦加入聚餐会。有时为讨论某种问题方便起见，我们偶亦在亚浦耳办事处、新民、上川等处聚餐。沈钧儒、沙千里（当时任亚浦耳厂法律顾问）等亦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座谈。
我们这个小组在工业界方面确尽了一些绵薄之力，如组成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策动组成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及其重庆市分会，还策动组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抗日期间，为了解决战时工厂器材物资的流动兵险问题（就是工厂在迁运途中被敌人飞机、炮弹炸毁及押运员生命保兵险问题），我们这个小组策划由我代表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去见蒋介石面谈。经过再三交涉，这一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为了修改“战时工业税则暂行条例”，各工业团体推我等为代表，向经济、财政两部部长及主管人折冲，结果达到目的。抗日胜利后，为工业善后贷款一事，我和胡厥文、吴羹梅三人代表全体内迁工厂一起去见蒋介石，当面与之交涉，蒋不得已被迫批准。我们这个小组还为工业界争取权利，协助各工厂与国民党政府斗争，使之改善工业政策，并团结工业界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1945年，抗日胜利后，工业界以我们这个小组织为核心，揭露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阴谋。在当年九十月国、共和谈时期，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在任何场合都不为国民党所利用，并随时随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同年11月，我们这个小组促成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民以行动来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至于我们这个小组为群众服务的其他事项亦复不少，有另文补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我们这个小组在当时的后方工业界中，是有微弱的热力作用的，成绩虽然渺小，似亦值一提。
二、与徐恩曾、谷正纲等CC分子阴谋的抗争
工业界有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但是它还不能完全满足工业界的希望和要求。因此，我们要政府“实行”工业会法，一如“法定”的“商会法”，从根本上改革工业、商业，分别组织同业公会。工业同业公会由各级工业会来领导，如此，工业方面的集体力量才得以发挥。
那时，各地各级商会及其所属的各同业公会，都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所控制。如果工业、商业分开组织，形成多头领导，他们就会难以指挥。因此，他们希望安于现状，不要多事更张，对我们工商业分组的申请，始终暗中作梗，使之难以实现。
政学系吴鼎昌（达铨）任实业部长后，想把全国工业团体置于政学系掌握之中，以增强他们的政治资本，遂积极促成此事。1936年初，吴鼎昌屡邀我到南京去商谈“工业会法”之事，后来又要我代约工业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他当面商谈。他每两三星期来沪一次，在上海西藏路晋隆饭店三楼与这些工业界中人聚餐，交换关于组织工业会的意见。如此者数月之久，中间虽间息一个时期，但从1936年底到1937年初，吴鼎昌始终未忘情于工业会事。后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担任部长的翁文灏（咏霓）仍属于政学系，翁想继续抓工业会事，他仍像吴鼎昌一样，要我与几个主要工业家做联络工作。
CC系看到政学系的动作，怎肯让可以据为己有的政治资本落到别人手里去呢？于是，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便名正言顺地将工业会事揽到自己手中去了。谷继吴、翁之后，继续与我们原班工业家商谈如何组织工业会事，而我仍为工业家方面的召集人。我倒成了协议工业会时期的一个三朝元老了。
“八·一三”抗日战起，我迁厂内地，若干会员工厂希望“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抗战期间仍能为内地工厂做一些服务工作，于是，理事会决议公推我为中华工业总联合会驻渝总代表，并由郭顺代表全体理事举行授权仪式。我们到重庆后，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接踵而来，重庆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国民党伪装重视工矿农业，于1939年及1942年由行政院主持举办了两次全国生产会议。在这两次生产会议筹备期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担任了很多重要工作。从1942年开始，国土不断沦陷，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沪的负责人离沪星散各地，渝沪联系中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重庆的工作也只得暂时停止。
工业界失去全国性工业团体的领导又重感彷徨，我们不禁想到以前要求实行工业会法，“法定”组织工业团体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1942年9月间，正当我们工业界筹议另组全国性的工业团体之时，CC系借口重庆的工业团体组织分散，要把它联合统一起来。CC系中统头目徐恩曾派庄智焕（庄与徐系交通大学同学，庄智焕曾为我的助理人，在亚浦耳厂担任过经理，我由庄的介绍认识了徐恩曾）邀我去重庆曾家岩，商谈一些工业团体事。徐的意图是要组织一个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当时各自独立的各工业团体，须接受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的统一领导。当时我几乎愤然作色，当然绝不愿干，但表面上只得虚与委蛇，而内心抱定宗旨，绝不给他搞这个勾当。我们搞全国性工业团体事及徐恩曾邀我商谈的消息，为CC系另一小派系谷正纲所悉，他急邀我去继续谈过去曾着手进行过的“工业会法”之事。但在战事紧张的环境中，国民党政府其他部门哪里会有心思注意工业会法呢！因而，我们转为在工业会法未颁布之前，在过渡时期搞一个社团组织的全国性的工业团体。
在国民党派系中，派中有系、系中有派是习见之事。所以CC系徐恩曾与谷正纲为了同一目的，双方明争暗夺也不足为怪。谷正纲的打算固然是要使工业界受其控制利用，但他是社会部的部长，来管理团体组织较为“名正言顺”，我们也不能不与他接触。谷正纲派社会部司长陆京士“协助”我们组织这个工业团体，这个团体定名为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由潘仰山、吴羹梅、余名钰、马雄冠和我等为筹备委员，我为主任委员。
在筹备期间，徐恩曾还想插手进来，要派庄智焕为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干事。团体尚未成立，CC系忙不迭要埋下操纵这个团体的种子。如果这样，那我们工业界何必多此一举呢。我在愤慨之下，遂向社会部辞去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筹备委员之职，不愿为他们作嫁衣裳而反来危害我们工业界自身。社会部对我除力加慰勉外，还派陆京士再三挽留。我表示坚决不干，如此就把这个筹备工作停顿了两个月之久。
到了次年1943年初，谷正纲邀我在重庆“小洞天”吃晚餐，席间再三劝我重搞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筹备组织工作，并主动表示，关于理监事人选准许都由会员“民主自由”选举决定之，上级绝不加以干预。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的工业团体，除迁川工厂联合会之外，还有重庆厂商联合会及中小工厂联合会，后来又有战时生产促进会与西南实业协进会等。为使工业团体不各行其是，做到事半功倍，必须进一步联合。工业界认为，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我也认为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这样的团体，我们工业界是需要的，我所反对者是CC系预备操纵利用这个团体，而今谷正纲既有放弃干预的表示，为民族工业，也为自己的工厂，我当然还是愿意再把“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筹备组织工作搞起来。
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就设在重庆白象街116号中国亚浦耳厂办事处总管理处。有一天，吴蕴初来白象街访我，表示愿参加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筹备组织工作。这种对工作的热忱，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吴对筹备工作确很认真，有会必到，极少请假缺席。当时刘鸿生在重庆办有几个工厂，他的火柴原料公司的办事处就在重庆林森路太平门上去不到望龙门，与白象街亚浦耳厂总管理处背面斜角，相距不远，因此刘鸿生与我常相互往来走动。
有一次，刘鸿生到白象街我处谈起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的理监事人选及理事长问题。他问我是不是要当一个主要领导人（就是理事长的意思）。我摇头说：“我搞公众事业，从来没有领袖欲。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之职，你刘鸿生、苏汰余及年富力强的当地人胡子昂都很够资格。待这个工业团体成立，我倒愿意担任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常务理事。”刘鸿生对我说：“吴蕴初很有意当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我们都是上海人，你帮帮吴的忙好了。”我对刘笑笑而未表示意见。刘临走时还要我对吴蕴初担任理事长之事加以考虑，我允与大家相商一下。
一次筹备委员会之后，吴蕴初留在白象街办事处与我同进晚膳，饭后吴与我同到我的私人休息室促膝谈心。吴蕴初很诚恳地对我说明，他不久将要出国一行，极盼能获一个有代表性工业团体的荣誉头衔，如能得到“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之职，不但在国际上获得一种体面，而且在国外行动也可以得到许多方便。吴蕴初言后深深托我这次帮他的忙。
我想吴蕴初是位有工厂的工业家，不是靠一张嘴自我吹嘘、两条腿东荡西钻的政客。隔日，我与接近的几位工业家谈起此事，大家认为吴蕴初既托了刘鸿生，刘亦专程与我说过，最后吴蕴初还亲自向我说了真心话，还是同意吴出任理事长之职为好。为了顾全各方面，经过几次座谈商讨，大家一致推吴蕴初为未来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
又经过几个月筹备工作，由于后方工业界的热忱协助，工作进行尚称顺利。1943年3月18日，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会场召开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成立大会，社会部长谷正纲、经济部长翁文灏出席致辞。大会票选刘鸿生、苏汰余、潘仰山、潘昌猷、胡光镳、吴蕴初、李烛尘、吴羹梅、余名钰、章剑慧、厉无咎、薛惠麟、胡厥文、马雄冠、周茂柏、李祖绅、张剑鸣、李允成、颜耀秋、王佐才和我等为理事。3月25日，假座林森路国际联欢社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苏汰余、刘鸿生、潘仰山、潘昌猷、吴蕴初、吴羹梅、李烛尘、胡厥文、荣尔仁和我等为常务理事，公推吴蕴初为理事长。吴蕴初又名葆元，抗日战争前与上海张崇新酱园老板张逸云合办天厨味精厂。抗日战争时迁厂到重庆牛角沱，分设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
之后不久，永利碱厂范旭东赴美，到美国后发来一电报，由张公权转交给我。范旭东需要一中国全国性工业团体会员的名义，为他在美进行工作提供便利。范非工协会总会会员，有人不同意给范以任何名义，但我认为，中国工业家在国外是一体的，我们在顾全国家体面，从大局着想，对范旭东不应有所歧视。我邀集全体常务理事开会讨论，绝大多数允诺范的要求，于是就急电美国纽约，给范旭东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代表名义，并给予名誉理事一职。
同年10月，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筹备成立。在筹备期间，CC系又要插手进来。他们硬要推官营中央造纸厂负责人张剑鸣（张系国民党政府张静江之侄）为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理事长。我们以为“中国工业协会”大多数会员都是民营工厂，而重庆市分会的会员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民营的，倘来一个官营的官僚来领导，怎能代表整个会员工厂的利益呢？张剑鸣本人资格也根本不配担任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的理事长。故我们提久大精盐公司的李烛尘为理事长候选人。李系范旭东企业系统的人，CC系决难同意。我与大部分工业家都反对CC系的支配。最后唯有取决于会员代表的意见。选举结果，李烛尘当选为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理事长。
三、迁川只为图利？看曾琦、左舜生的拙劣表演
1941年5月，民主党派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邀集其他民主人士与有代表性的民族工业家，在重庆郊区特园举行座谈会，我与刘鸿生、李烛尘、吴蕴初、苏汰余等十余人均被邀出席，青年党曾琦、左舜生亦在座。大家所谈的大致是当时形势，如战争、经济、工业、农业以及后方人民的生活问题等，重点是经济与生产问题。
出席者从各自岗位出发，都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工业界表示，一本抗日初衷，不管有任何艰难，对抗战绝不动摇，并提出了几个问题有待政府解决，还吁请在座各位予以协助。首先是工业原材料、燃料等问题，其次是工厂经济周转问题及交通运输问题，虽有先后之分，但又有相互连带关系，缺一就会影响全部。大家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请求都表示同情，愿意协助我们督促政府主管部门迅速予以解决，以利后方生产。
正当大家热烈发言间，曾琦不甘寂寞，也起立凑趣。他说的大意是，生产确是战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家都很注意，是应该的。开工厂的人到后方来无非是为图利，在座各党派代表要使开工厂的人有利可图，他们才会心定，才肯在后方安居乐业。
曾琦的话有侮辱性，激起在座工业家的不满，有人起立驳斥。左舜生看到这样形势，即为曾琦辩护。他说：“工厂图利是合法的，谁开厂不为图利呢？所以图利是开工厂的人的目的，大家可以不必讳言。”
我忍不住起立发言，说明我们工厂内迁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抗战，完全出于爱国热忱，后方国防、民生少不了我们这批工厂，如果我们专为图利，不知爱国，何必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来这个不具备创办工业条件的地方，过战时生活呢？如果根据曾、左他们的逻辑，二位到后方来，莫法图利就只好图名喽。倘若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日惟热衷于追求名利，国家何堪设想。曾、左两人至此始赧然语塞。这些青年党代表，太低看我们民族工业家了。
四、白象街116号，组建民主建国会
抗战期间，特别是中、后期，蒋介石政府媚外卖国，贪污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民族工商业横加摧残。面对国民党官僚资本日益膨胀，民族资本企业处境危殆、朝不保夕，民族工业家强烈不满，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
为了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我们曾经联合组成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等，我们在为争取生存而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也不断提出自己政治上的主张和要求。1945年5月20日，在重庆《宪政》月刊社召开的座谈会上，黄炎培质问国民党当局：“那些天天在呼号求救的工业家们，为什么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我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解救工业，扶持生产，第一个课题就是先要取消统制政策。”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及时采取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同工商界的联系。当时，除了通过参加工商界集会和私人接触联系外，共产党还邀请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1944年冬天，由周恩来、王若飞共同出面，邀请在渝的工业家刘鸿生、吴蕴初、李烛尘、章乃器、胡西园、余名钰、吴羹梅、颜耀秋、陶桂林等40多人出席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战要坚持到底，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业家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种语重心长的箴言，深深地铭刻在后方工业家的心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者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和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一天上午（大约在抗战后期），胡厥文来找我，他对我说有重要事情商量，并说过一会儿黄炎培也要来的。黄炎培和胡厥文对我说：工商业民间团体虽多，但力量分散，必须组织一个统一的党派，才能更有力地和蒋政府折冲。我听了黄炎培和胡厥文的分析，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
不久，由黄炎培、胡厥文、吴羹梅、章乃器和我等在重庆白象街116号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办事处设在重庆白象街116号。同年3月3日，第一次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当时五人中不知哪一位说，时间很容易记，3月3日，巧得很）。据我记忆，当选理事的有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胡子婴、酆云鹤、俞寰澄、张澍霖、庄茂如、章元善、王载非、徐崇林、张雪澄；当选为监事的有李组绅、冷遹、董幼娴、姚维钧、杨美真。次日，在同一地点举行理监事会议，黄炎培、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章乃器被选为常务理事，轮流担任执行主席；被选为常务监事的好像有姚维钧、冷遹。每星期召集常务理事会一次，由常务理事和有关人员参加。
常务理事分工如下：
黄炎培：政务组
胡厥文：总务组
吴羹梅：计划组
胡西园：联络组
章乃器：宣传组
在民建成立初期，由于蒋政府的压迫，未能公开，只得暗地领导民族工商业团体多做实际工作。有一次，我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向他口头呈报了民建会的情况，极蒙周恩来副主席的赞许和教育，周恩来副主席说：“前途光明，好自为之。”令我终生难忘！
在重庆白象街116号召开了好几次民建常务委员会后，环境渐渐恶劣起来。首先由沈钧儒老先生告知，有特务注意我们的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危险，要我们谨慎小心；继又有《时事新报》崔唯吾告诉我们说：你们酝酿组织，已引起蒋政府的关注，谨防发生意外，要注意安全；隔不多久，《大公报》王芸生碰见我说：你们组织党派，为蒋政府大忌，要注意环境，不要轻忽；此后，黄炎培也对我说：白象街116号我们不要再聚集了，要避免意外，需机密谨慎，行动要镇定稳健，一切少留痕迹。以后民建会就在别处，以聚餐会作为民建常务会，不签名，不记录。民建小组活动开会多次，有时借胡厥文家，有时借章乃器家。有一次，章乃器本人有病，还是要借他家聚会。民建对外不公开，行动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名义进行。
初期民建会不公开，以聚餐会代常务会，但蒋政府对白象街116号的监视仍未放松，该处附近还是常有形迹可疑的人蹀躞往来。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民生公司经理张澍霖匆匆跑来我处，他得悉外面风声对我很不利，要我暂时收敛，立即离开白象街116号，方算较为安全。因当时民主人士及进步分子惨遭杀害，时有所闻。于是，我就到重庆乡下沙坪坝自己家里躲息一短暂时期。
抗战胜利后，条件逐渐成熟，1945年12月16日，终于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大会，公开宣布民建会成立。大会选举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1945年12月19日，民建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第一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选出常务理事11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黄墨涵；选出常务监事5人：李组绅、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1945年12月20日，民建会召开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设立各办事处、组等办事机构，并推定各处、组负责人：
秘书处：主任 孙起孟，副主任 何萼梅、范尧峰；
财务组：主任 黄墨涵，副主任 鄢公复；
会员组：主任 章乃器（后又选副主任 赵懿明）；
分支会组：主任 杨卫玉，副主任 温仲六；
言论出版组：主任 施复亮，副主任 毕相辉、伍丹戈；
技术研究组：主任 胡厥文，副主任 酆云鹤、魏如；
事业推广组：主任 章元善；
对外联络组：主任 胡西园，副主任 徐崇林。
从此，民建会就进入了公开活动的历史时期。
第四节 抗战胜利
一、毛泽东的三次接见和吴铁城、陈立夫
几次三番的宴请
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不顾蒋介石的政治阴谋，为国为民毅然来到重庆。这一英明举动使全国人民极为振奋，并使世界进步人士极为感动。在这期间，我几次谒见毛主席，幸福光荣地面聆主席的谆谆教诲。主席赐给我明训，真如大雾迷漫中忽然出现太阳，使我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以及人生新的意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八年战乱，备尝艰辛，创深痛巨，人民渴望抗战胜利会带来和平、民主和发展。而蒋介石采取假和平真备战的方针，三电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和平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来到重庆。我与当时的进步人士和有识之士，欢欣鼓舞。虽在蒋介石政府暴力的压迫之下，但我们不顾一切，积极地为群众进行各项工作。毛主席在重庆期间除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之外，还经常与群众接触，深受群众热烈拥戴。我们工业界亦成为毛主席邀见咨询的对象，我等也常在我们工业界及所接触的各行各业一般群众中大力宣扬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5年9月一个碧空朗日、天宇澄清的日子，30余位有代表性的工业家（胡厥文、颜耀秋、李烛尘、吴蕴初、潘仰山、刘鸿生、黄师让、章乃器、周茂柏、庄茂如、章剑慧、王佐才、支秉渊、余名钰、周锦水、冼冠生、厉无咎、鲜特生和我等）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到重庆郊外“特园”出席茶话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王若飞参谋长与我们亲切交谈，历时三小时余。毛泽东主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和平建国方针，并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基本政策。毛主席及党中央领导人和蔼可亲，我们衷心敬爱，大家愉快地畅所欲言。
隔了几天，1945年9月17日下午，毛主席在30余人中特邀了七人在重庆城外“桂园”聚餐。被邀参加的有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吴羹梅、章乃器、潘昌猷和我。大家围坐一席，同席进餐的除毛主席之外，还有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对我说了亚浦耳灯泡厂战时后迁对战区照明出了大力，帮助抗战不小等语。毛主席在席间作亲切的教导，详细询问了工商界的情况和要求，赞扬我们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所作出的贡献。大家感到非常幸运和兴奋。
又隔了几天，毛主席再次会见我们（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吴羹梅、潘昌猷和我）这一席人，在重庆曾家岩中共驻渝办事处聚餐。我庆幸多次坐在毛主席的身旁，承主席谆谆教诲、殷殷勖勉，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最不平凡的际遇。这不但是我生平难得的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激励着我为事业奋斗一生。1949年春，毛主席在北平召见少数上海去北平的工业家时，垂询及我的情况。我在上海闻悉之后，万分感动。我经常回忆过去几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当年主席平易近人的笑容、挥洒风趣的谈吐、和蔼恳挚的丰仪及亲切谆谆的教导，我一辈子铭刻在心中，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在我等拜谒毛主席之后，蒋介石政府对我等有不少危言恫吓，不愿我等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讲实在话，我蒙毛主席教导后，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确实大大有了改变，并恍然明白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宣传是诬蔑性的，为我在解放前夕决定不跟国民党去台湾打下了基础。
在重庆，毛主席对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对毛主席拥护爱戴的热忱也越来越高涨，这使国民党政府感到莫大的惊恐与惶惧。在这种局促情况下，蒋介石也非常注意此事。在当年九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频频要我到他处去谈话，因为我是当时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代理事长。第一次，吴铁城约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进午膳，他要我发动召集以工业协会总会为首的在渝的各工业团体联合会，宣传他们所谓的“和平诚意”，还要求工业界不要轻信“中共一面之词”等等。我不愿这样做，但表面上只得对吴铁城说，我们工业界领导人没有具体资料，经不起群众的几次盘问，即使有资料亦得不到群众的充分信任，因此，开会的功效不大。吴铁城以我为工业团体负责人，希望能多与他们合作。我想如果当场直接拒绝，一定会使他们恼羞成怒，于我们以后的工作不利。我就虚与委蛇，佯说回去与工业界其他中坚分子研究办法，暂作脱身之计，以后拖它一个时期，过了热潮，或可不了了之。
时隔不久，大约在10月初，吴铁城又第二次约我到中央党部。我到时，潘仰山（豫丰纱厂经理、重庆市厂商联合会主席）已先在。吴铁城准备召集有代表性的工业家举行一次宴会，要我们提供应邀请的工业界人选。我主张人选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我们只供给各工业团体工业家的名册，潘仰山也赞成这种做法。吴铁城还要我回去后尽快将名册送到中央党部，并说他还有事与我商谈。到了第三天，吴铁城亲自打电话到亚浦耳厂办事处找我，要我送工业家的名单给他。吴铁城平时办事总是拖拖拉拉，这次主动由他来催我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可见，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威力，国民党政府是多么焦急恐慌。
我于当天下午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会员名册、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名册以及重庆市厂商联合会会员名册一并送到中央党部并交吴铁城。吴要我在这三个工业团体中圈出50个左右的工业家，以便他们发柬邀请。我对吴说：“以我个人看法为依据必有厚此薄彼之处，若这样做，反会失却联络工业界的原来意义，不如由中央党部征询有关工业部门的意见，可以顾到全面，较为妥善。”当时我想，吴铁城要我提名是另有阴谋的，我如果上他的钩，真的圈定名单，就一定会推选出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他们从而可以更了解哪几个是“左倾”的工业家，以便于他们对这些人进行摆布。吴虽再三“嘱咐”，但我总以不敢一人包办为借口，坚持不肯。吴亦未便强制。后来，听说吴铁城真的会同经济部、社会部选出来40余名工业家，而且这些名单还要经过蒋介石过目，方可确定。
约在10月10日前后，陈立夫假座“新生活”俱乐部，邀请20余家较大工厂的负责人，举行茶会座谈，我亦为被邀者之一，谷正纲、潘公展也在座。他们谈来谈去无非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种种诬蔑，以离间中共与工业界的感情。到了10月中旬，我接到吴铁城、陈立夫、谷正纲三人具名的请柬，约在中央党部招待室“菲酌候光”，有40余名工业家参加了这个宴会。向来不在一般会议露面的CC系首领陈果夫居然也来了，还袖来了小痰盂罐，佝偻出现在众客中。首先由吴铁城说了一段开场白，大致是说，这次的招待宴会原定由蒋介石亲自来主持的，因蒋介石抽不出时间，只得由吴铁城等三人来主持。表示国民党对在座工业家的“尊敬”和“推崇”的“诚意”，并对“整个工业界的重视”。继由谷正纲、潘公展大叫大嚷，也不过仍是歪曲事实，对中国共产党造谣诬蔑。工业界中有若干糊涂人也起立和调帮腔。当时，几个国民党头目频频注视我们这几个他们所认为的“左倾”分子，似乎要求我们发言。我推说咳嗽，不能发言，其余与我们接近的几个工业家看到我们几个人都默不作声，也都不声不响了。最后，潘仰山起立说了一阵，在零零落落的掌声中，这幕活剧就此告终。
隔了五六天时间，吴铁城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他的办公室外套房摆了一桌中菜，邀请了刘鸿生、苏汰余、张剑鸣、潘仰山、潘昌猷和我及重庆市商会的几个负责人等。席间，吴铁城仍强调，大家不要轻信共产党的片面宣传，国民党是一心一意“追求和平”的，但真正和平能否达到目的，关键还是在于共产党方面等等。吴还要求工商界从拥护“政府”出发，大力宣传这种“真相”。其实，国民党政府玩的是做贼心虚的把戏，妄图以此掩盖他们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的罪行。纸是包不住火的。国民党政府滔天罪恶终于暴露无遗，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
二、我主持的“星五聚餐会”上，周恩来发表
对工商界的历史性讲演
在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上，我招待了周恩来副主席到会场参观。周副主席对中国民族工业一向非常重视和关怀，对展览会形形色色的中国工业产品非常赞许，对我们用简陋机器做出这样的成绩更为嘉许。周副主席还在接待室与我长谈，并给予我宝贵的教导，还在纪念册上题词，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后来，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郊外特园、曾家岩、桂园及中共驻渝办事处等地，又多次与我亲切谈话。周恩来副主席从展览会回去后，又派人持字条来找我。原来，周副主席在展览会纪念册留词时漏了一个字，他在字条中指出第几行第几字后漏了一个“某”字，嘱我代他注入。我们惊叹周恩来副主席记忆力之强，实非一般常人所能及，更敬佩周副主席做事的严正和一丝不苟。周恩来副主席连续去参观了两次展览会，董必武、邓颖超同志也曾光临，显示出他们对民族工业的亲切关怀。
1945年，周恩来副主席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赴重庆白象街该会演讲。在周恩来副主席演讲会的前一天，西南实业协会特召集一次常务理事会（西南实业协会是常务理事制，不设理事长，每次开会由常务理事轮流主持），目的是要在本会常务理事中公推一位富有资望声誉而又进步的工业家来担任演讲会的主席。经过讨论，全体常务理事推我为次日大会的主席。我想，我是一个力薄德鲜之人，恐怕难以担负这一重任，但周副主席惠然光临指导，是一件非常荣幸之事，我被推为主席，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遂亦当仁不让，欣然承诺。
10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大势”。这次出席的人数是空前的多，除了会员之外还有许多是特地来旁听的。座位不够，大家只得站着。站不下了，只好到窗外、门外去。因为大家尤其是大后方的民营工商业人士对这个问题是太关心了，急切需要寻求一个答案。
周恩来副主席莅临开会之日，首先我在主席位上站起来，郑重作简要的开幕词，周副主席在雷鸣似的掌声中起立讲演，谆谆施教，大家屏息静听。恭聆周副主席演讲的都是各地来渝的金融界、实业界有代表性的负责人。周恩来副主席首先讲的是政治环境问题。他认为，工业界关心政治是个很好的现象。工业团体曾经有信写给国、共两党，要求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工业界讲话，我们认为合情合理，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安定政治环境，而安定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民主两件事。但和平需要从实际出发中求得，民主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中国今天却是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过分。实际上其内容就是新民主主义，理真义精，令大家如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万分振奋，这对中国工商企业家抉择自己以后所走的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次日，各报均有消息发表，《新华日报》有较详细的记载。及今回忆，倍感荣幸。
对当时周恩来副主席的演讲，除反动的《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之外，所有各进步报刊都表示拥护，各报刊都将周副主席的讲词发表在引人注目的头版显著位置。我这个演讲会的执行主席，在周恩来副主席威望影响下，附弱骥荣叨光辉，得露名在此具有文史价值的重要特讯中。
这则新闻传播非常广泛，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非常忌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部长潘公展多次找我麻烦，用威吓欺骗的伎俩对我施加压力，责难我不应该与共产党接近，更不应该和共产党一起做宣传工作。他们实在是怕我们工商界逐渐明了中国共产党确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政党，解放人类的救星，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而使他们自己陷于不利。在反动派黑暗统治的虐政暴力下，我表面上只得与他们虚与委蛇，而内心却越加敬仰中国共产党。
三、抗日胜利了，内迁工厂老板的前途却一片黑暗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大家族统治下，民族工业受到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美国商品倾销的打击，在这双重的压迫下，民穷财尽，经济处于总崩溃的边缘。当时，我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反动统治极度愤恨，与来访的新闻记者谈话时，曾说过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等语。当时，中国形势之严重危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全国人民真会堕入万丈深渊，前途何堪设想！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况愈来愈糟，通货不断膨胀，物价上涨转剧。在当时所谓的行都重庆，工商业呈现出衰落气象。大部分内迁工厂在四大家族经济掠夺之下，奄奄一息，大有朝不保暮之势。1945年8月6日以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到处狂欢。美帝兽兵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妇女，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们拉上吉普车，去参加所谓普天同庆的狂欢，吓得当时在重庆的妇女们不敢外出，如迫不得已要外出都从小街小巷转，大街上年轻妇女几乎绝迹。
这个时期内迁工厂的苦难更加深重，各行各业停止进货，商人慌忙把货物削价抛售。解决因取消定货而引起的纠纷，成为工厂每天的例行公事。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投降时，内迁工厂除少数经济稳固资力雄厚的企业外，大部分已到了瘫痪状态，职工生活无着落，老板前途一片黑暗。
在八年抗战的苦难历程中，工业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尤其是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的迁川工厂。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内迁工厂的困难，弃之如敝屣，引起舆论的正义指责。如当年8月19日《大公报》社评中，有“迁川工厂在战期负起大后方工业支撑抗战的作用，功绩甚著。抗战末期，因政府工业政策未尽适当，各工厂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胜利以后，遭遇到意外的困难，交通运输完全停滞，复员东归既不可能，继续开工也绌于资源，更加洋货侵入内地，感受威胁更大，内迁工厂真到了岌岌不可终日的状况”等语。
当时重庆市社会局统计室对迁川工厂作了统计：机器制造业迁川厂数185家，停业98家，留川87家；化学工业迁川57家，停业3家，留川54家；纺织工业迁川37家，停业1家，留川36家；电工器材制造业迁川33家，停业15家，留川18家；冶炼工业迁川20家，停业3家，留川17家；印刷出版业迁川18家，停业1家，留川17家；综合工业迁川15家，停业1家，留川14家；建筑业迁川9家，停业0家，留川9家；皮骨、毛骨及橡胶制造业迁川7家，停业0家，留川7家；服装用品制造业迁川5家，停业0家，留川5家；饰物文具食品制造业迁川4家，停业0家，留川4家。以上390家工厂中，停业122家，不过三分之一。据我们所知，其实大半厂家都已停业，只是还未正式报称停业。根据当年7月17日重庆《商务日报》所载，停业而未正式向社会局登记的迁川工厂至少还有三分之一。这是事实，并非虚构。以迁川工厂停业的情形，就足以说明当时工业凋敝的一斑。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的会员工厂共有470余家，其中二分之一停工；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会员工厂共有1151家，其中竟有80%以上停工。
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知当时工业危机的严重，尤其是中小企业处境更为悲惨。当初战事一起，这些工厂即热心跟着政府到后方生产救国，协助抗战，而今留在重庆寸步难移，成了无人一顾的伶仃孤儿。这批工厂若停工，就会坐吃山空；若要开工又没有原料，出货也没有销路；想要搬回老家又没有盘费，真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
那批平时以爱护工业、提倡生产为口头禅的主管工业的老爷们，争先恐后纷纷东下到全国各大城市、通商巨埠，特别是油水最足的上海。“劫收”大员吃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成了巨万富翁，哪里还听得到内迁工厂苦难的呼声。我们身任工业团体的负责人，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抗战胜利后内迁工厂善后工作的重担，就落在重庆工业团体的肩膀上了。
当时，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会还留在重庆，该会理事长职务由理事会全体理事公推我以常务理事代理。迁川工厂联合会前任主任颜耀秋回了上海，现任主席胡厥文、常务委员吴羹梅和我，委员刘鸿生、李烛尘等都还在重庆。我们这几位工业家当时受了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思想颇有进步。
我们会同迁川、湘、桂各厂负责人，在重庆道门口银行俱乐部召开了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商讨各工厂应付困难的办法。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是充分供给开工工厂的原材料，并贷给其所需的流动资金；二是收购各厂滞销的工业品；三是收买已关工厂的机件设备；四是贷款或资助内迁工厂回乡，并协助其开工。要求主管机关立即办理。大会并推出胡厥文、吴羹梅、刘鸿生、李烛尘和我等为代表，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复推上述五人为代表，以双重身份同国民党政府交涉有关贷款的各项事务。因刘、李两位年高，具体工作由胡厥文、吴羹梅和我三人担任。
我们先到经济部与部长翁文灏磋商办法，因厂多费巨，翁认为经济部无法单独负责，非与财政部合作不可。于是，我们又去上清寺（地名）财政部，并邀同刘鸿生、李烛尘二老一同前去，适财长俞鸿钧赴行政院开会，由该部次长顾翊群代为接待。顾以电话与俞鸿钧联系后向我们说道，行政院会议即将结束，俞部长当赶回部来。当时正值8月，天气非常闷热，刘、李二老已有不支神态，我们不等俞鸿钧回来就离开了财政部。次日，先与俞鸿钧约定后，胡厥文、吴羹梅和我三人前去与俞面谈贷款之事。我们给俞看了大会四项决议及各项贷款分配计划，需款数额大约法币100亿元左右。俞装腔作势地表示，对这批工贷是同情的，但数目过于庞大颇感为难，大有爱莫能助之意。
四、面见宋子文，为内迁工厂请愿
1945年8月下旬，各地内迁工厂已到了山穷水尽、罗掘俱穷的地步，贷款之事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在新川大戏院又召开了第二次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并请经济部翁文灏出席答话。翁在大会上强调贷款数字太大，一时难以即办，政府并不是不顾内迁工厂，正在设法，请大家再忍耐一下。在国民党官僚中，翁是一般人心目中印象比较好的一个，但是这次他的发言，嘘声四起，这是他在后方破天荒第一次碰到的，使他大为难堪。当时内迁工厂的困难严重恶化，身当其境者，其郁怒的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抑的地步。
1945年10月31日，三大工业团体——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区分会召开三团体会员紧急联合大会，到会约300人，由吴蕴初、胡厥文、潘仰山任主席团。大会当场通过《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宣言中具体说明了关于经济、生产和营业三方面的危机。既经、财两部若无法解决这个困难，大会一致通过组织请愿团，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请愿交涉，以实现第一次大会的四项决议。
散会后，分组编队，请愿代表106人于下午3点半在上清寺（地名）集合，冒着霏霏细雨，浩浩荡荡步行到了曾家岩行政院，整整齐齐站在半环形石阶的两旁走廊等候，气氛非常严肃，大家都守约不吸烟。宋子文恰巧从楼上办公室下来预备出去，刚走到扶梯一半，瞥见这一大群的请愿代表，吓得马上掉头跑回楼上。请愿团递上去一份请愿书后，大约过了半小时光景，一个秘书模样的人下楼来，向请愿团高声说道：“宋院长请你们推出代表去谈话，其他人可以先行回去。”请愿大众不同意，表示问题不解决绝不回去。
大家推出吴蕴初、胡厥文、潘仰山、吴羹梅、酆云鹤（女）、马雄冠、余名钰、周茂柏、徐崇林、尹致中和我等12人为代表。我们上楼进入院长办公室，见宋子文着米色西装，戴着黑框眼镜，面色很不自然。
他与代表们握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侬（沪音上海话“你们”之意）勿要‘三吓头’（上海旧语，大概是虚张声势唬人之意）。”
我对宋说：“我们这100余人到这里来，事前没有与院长联系，使院长受惊了，但我们并没有吓人的意图，而是要院长为我们解决迫在眉睫的紧急问题。这整个请愿团的成员，都是工厂的经理和老板，我们是遵守秩序的，也懂得纪律，唯一的要求是我们要生产，并无其他恶意，请不要多心。”
接着，胡厥文把第一次内迁工厂会员大会的四项决议申述了一遍，并补充理由，说得头头是道，非常详尽。
宋听了后说：“你们讲的许多道理，我听了莫名其妙，这等于对牛弹琴。”
酆云鹤就说：“院长太客气了，中国人才无论怎样缺乏，不至于要牛来当院长。”
继而宋强笑说：“老实讲，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你们要办工业，也要跟上时代，才不至于被外国所淘汰。”
我们听了宋的话，大为愤慨，于是列举各地内迁工厂对抗战的贡献，并指出战后这批工厂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国民经济将起积极的作用。宋终以理屈词穷，勉强答应接受请愿书，允为考虑后核办。但强调数额巨大，要我们去国民党政府找蒋介石，后又以代表人数太多加以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推胡厥文、吴羹梅和我三人为代表，直接与蒋介石当面谈判交涉。
五、与蒋介石交涉，申请工业贷款50亿
次日，由胡厥文、吴羹梅和我三人将请愿经过情况向翁文灏汇报。翁说：看情况，这个问题要迅速解决，唯一的希望是蒋主席做出最后决定。翁意我等先与“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洽，让吴请蒋先容，并安排见蒋的日期。翁本人允为联系陈布雷，让陈从旁协助，促使蒋早日接见我等。但蒋介石本人并不重视此事，借故推三挡四。
当时，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的事震惊中外，《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驻渝记者都纷纷发电报道了实况。重庆有一家外国人所办的英文报刊《自由西报》把那天请愿的情形原原本本都登出来了，且加以按语。大意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而被本国的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最高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弄得被迫屈服，这倒真是一桩世界新闻等的俏皮话。这不平常的消息惊动了驻渝各外国使节，引起了外交界对此事的纷纷议论。
当时外面纷纷传说继行政院请愿之后，全部内迁工厂将赴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深恐工业界再闹下去，在外国人眼里会有损他的尊严，于他会有不利影响，他这才开始有所顾忌。但是，迫使蒋就范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进步力量的严正指责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如《新华日报》《大公报》及重庆当地各报，对蒋政府漠视工业，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对内迁工厂置之不顾，使其颠沛流离、陷入困境的大违人心的做法，都有极严正的指责。全国进步人士也对蒋介石对待内迁工厂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态度，表示非常愤怒。
蒋介石无法躲避他的责任，在无可推诿的情势下，在我们到行政院请愿后的第五天，无可奈何接见了我等三代表。
话分两头，在我等三代表去见蒋介石的前夕，中国全国工业总会召集工业界核心开了座谈会，除我和胡厥文、吴羹梅三人之外，还有刘鸿生、李烛尘、黄炎培（黄老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参加国货运动，经常与工业界为伍）等十余人参加。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做好见蒋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我是中国全国工业总会代理事长，并且以前曾与蒋介石见过几次面，因此，大家推我为首席代表，由我先向蒋陈述来意，并提一提要求总纲；次由胡厥文谈具体问题；再由吴羹梅作最后补充。
次日上午，我等三人赴国民政府主席官邸，侍从官领我们到了大客厅，白崇禧、吴国桢、陈立夫三人已在，吴鼎昌到大客厅向我等招呼，嘱稍等一息（吴曾任实业部长，与工业界向有渊源）。待白、吴、陈先后分别见蒋出来后，侍从官即陪我等三人进入里面接待室。着浅灰色中山装的蒋介石装作彬彬有礼的样子，应酬着与代表们一一握手，并说“好久不见，好么”？双方坐定后，我先说明来意，强调内迁工厂在这次抗战中的贡献和以后在国民经济中所能起的重大作用，最后谈到内迁工厂陷于困境迫切需要贷款等情况，希望蒋迅予解决，并递给蒋节略一份。继由胡厥文将要政府贷款100亿元的用途和分配办法作扼要说明。唯恐蒋借口巨额贷款会影响通货膨胀，拒绝这次工贷，为了妥善起见，我们按照见蒋前一天座谈会的布置，由吴羹梅先加以说明，吴历述通货用在生产，而不是用在消费，不会起刺激物价的作用，并引证一些经济原理，再由胡厥文略作补充。
蒋介石拿一支红芯铅笔于日记簿上画画写写，写了几笔，说了几个“好，好”。在蒋介石对客谈话时，经常以“好”字来代替听到对方讲话的语助字，仅仅相当于一般人和别人对话时的“唔”、“哦”等字眼而已。所以在蒋说好字的时候，不一定表示你的话说得对，也并不表示他同意你讲的话。这次谈话蒋介石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这次交涉就算暂作结束。
次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召集请愿团全体代表开会，我等向大家报告见蒋经过情形。又过四天，财政部通知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所提的工业贷款批准50亿元。同时“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负责人刘攻芸也电话告知我说，50亿元贷款已批准，嘱来办好手续，即可发放。
我等即与刘攻芸商妥贷款办法及手续，一是贷款以承兑汇票方式发放之，二是贷款者为当然出票人，三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承兑人，四是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为担保人。这种史无前例的贷款办法，是我们依据当时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如果按照银行过去的惯例，承兑人、担保人非殷实的工商业不可，但在这样的穷困环境中，哪一家肯做承兑人、担保人呢？那时，国民党政府认为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总会都是一个空的团体，这样的机构来做承兑担保人不符合银行规定的手续。我们工业团体代表们与国民党政府据理力争后，他们才被迫勉强照办。
在9月上旬末，各需款工厂根据议定的原则和贷款标准，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会所办理贷款手续。得到贷款的工厂近300家，共计发放贷款约38亿元左右，代表们自己的工厂却没有得到工贷。除极少数工厂贷款后仍在重庆继续开工，大约有90%以上工厂贷款后迁回原籍。这批贷款从发放及至款到工厂，不到五个星期。有关贷款过程以及我们与宋、蒋交涉的经过，重庆各报刊都有详细的记载，可见这桩事情在当时很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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