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几乎所有的著作中，普列汉诺夫都坚信并宣扬一种绝对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任何人，只要他想认识世界和人类，只要他想成功地把握自己和生活，他就必须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完全不夸张地断定，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能成为完全而有觉悟的彻底的政治家。”[13]他的潜台词是：这个判断属于绝对的“黄金定律”，不仅政治家要服从，而且，一切“彻底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同样必须服从。然而，别尔嘉耶夫就拒绝认同和接受这样的理论：“唯物主义是外部环境决定人的个性的决定论的极端形式，它没有看到在人的个性内部的可能使之与外部周围环境的作用相对抗的任何因素。这样的因素只能是精神因素，是人的自由的内在根据，不是从外部、从自然界和社会引出的因素。”[14]显然，别尔嘉耶夫是对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倘若忽略主体的“精神因素”和内在能力，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人类精神活动的特点，更不可能揭示创造性活动的奥秘。
对于那些绝对的一元决定论者来讲，世间只存在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要么是“唯物主义”，要么是“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看到了这一点，但却视之为正常的事情：“唯心主义，无疑地，与唯物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力图给现象以一元主义的解释。但是在唯物主义中实现这一意图的方式和在唯心中实现它的方式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终究’是不大相同的。”[15]他将哲学观点阶级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观点”[16]。本来，很多时候，外部与内部、心与物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例如，“社会环境是思想的产物”与“思想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两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也是在不同语境和前提下，都有可能成立的命题。但是，普列汉诺夫却硬是要将这两个命题进行“排中律”处理——“不是社会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17]。他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环境”也是人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的“意识”也决定“社会存在”；他也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不同思想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和行为，从而会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存在”。所以，普列汉诺夫就将“生产关系”等外在因素，当做唯一的决定因素[18]。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还倾向于将认知方式看做一种道德现象。例如，在《唯物主义论丛》中，普列汉诺夫就将思维方式道德化：“在道德的领域里，一个par excellence（道地的）市侩，折中主义者，常常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理性面对着单调的悲苦的社会生活愈加感到自己的无力，也就愈加坚固地抓住那个‘理想’。近代的唯物主义对一种像这样的‘道德唯心主义’只有鄙视。”[19]就认识论范畴而言，无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不是道德活动或伦理行为，所以，不宜进行简单的善恶判断和道德定性。值得警惕的是，任何极端道德化的唯物认识论，必然造成一种接近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独断论唯物主义”，亦可称之为“唯意志论唯物主义”。
其实，心物二元本来就是人们为了认知世界而设定的两个范畴，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则不过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两种角度和方法。一般来讲，“唯心”有助于研究人的意识世界的包括信仰在内的精神问题，而“唯物”则有助于人们认知外部的物质世界；前者更多的关乎心，而后者更多地关乎脑；前者更多的是精微的感性体验，后者更多的是缜密的理性分析。通常，一个人固然会有一个稳定的认知角度和认知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他在必要的情况下，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所以，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像卡尔·波普（尔）所批评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理性的“预测”和“构想”，甚至不过是“智力的狂妄”[20]而已，因为，“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斗争的各种力量和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而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21]。也就是说，就其功能来看，普列汉诺夫式的“唯物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主宰性的认知方式。
也许，没有什么比宗教更能代表“唯心主义”了，也许，没有什么能比科学更能代表“唯物主义”了。宗教纯然是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和情感体验。它只关心人的内心经验，关注那些与爱、恐惧、希望、崇信、罪感和拯救等问题密切相关的精神事务。它几乎完全排斥那种服从理性和逻辑的认知方式，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样：“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22]宗教对那种可被“证实”和“证伪”的“科学规律”毫无兴趣。而科学则恰恰相反——它是纯粹的认知活动，是可以而且必须被“证伪”的。
那么，它们——宗教与科学——之间是不是完全不可并存的呢？爱因斯坦在《宗教与科学不可和解吗？》中说：“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至于建立目标和作出对价值的陈述则超出了它的作用的范围。……至于宗教，则相反，大家一致认为：它所涉及的是目标和价值，并且一般地也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情基础，只要这些不是为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遗传下来的本性所预先决定了的。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态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系到人的相互关系。”[23]然而，普列汉诺夫却没有这样的“差别意识”。他贬低甚至彻底否定宗教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否定宗教意识的重要性。在《卡尔·马克思与列夫·托尔斯泰》中，他以一种极端的语气和“愤恨”的态度否定和谴责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他的学说是一种以宗教作基础的悲观主义，或者是——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种以极端悲观的人生观作基础的宗教。”[24]这样的认识和评价，既是粗暴的，也是错误的。
由于站在狭隘的“阶级论”的视点看问题，由于态度的极端和尺度的严苛，所以，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审视下，没有几个作家是合格的。在他眼里，出身无产阶级的高尔基等极少数作家，几乎生来就是唯物主义作家，而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第一流的伟大作家和批评家，几乎全都是可恶的“唯心主义”作家。别林斯基是唯心主义，赫尔岑是唯心主义，易卜生是唯心主义，杜勃罗留波夫是唯心主义，“皮萨列夫主义”是唯心主义——它“是某种使我们的‘启蒙运动者’产生唯心主义谬论的东西”[25]，就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26]，至于托尔斯泰，问题就更加严重，——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终生都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者”[27]。
按说，出身于平民的别林斯基，是最有可能成为唯物主义者的，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他却实在令人失望：他竟然也没有挣脱“唯心主义”的羁绊。普列汉诺夫总结出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五条“法规”和“规约”：应当表明而不是证明；如实地描写生活；抓住整个的对象；思想与形式要彼此符合；各部分要构成和谐的整体。但是，他紧接着就从整体上给别林斯基下了一个“唯心主义”的判断：“别林斯基在制定自己的规约时，是站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上的，而唯心主义正如一般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样，虽然有它一切的优点，但是它的毛病就在于先验性。”[28]他完全无视这样一个彰彰明甚的事实，那就是，别林斯基不仅在分析作品的艺术性的时候，体现出自觉的科学意识和“唯物”精神，而且，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也同样是一个充满现实感和深刻性的真理追求者。别林斯基说：“世界观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确定一个民族的世界观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值得一些伟大的天才、现代哲学知识的代表们去努力从事的巨大劳动；这也就是说，要彻底研究我们所谈的那个民族的整个生活。”[29]但是，对这样的近乎真理的思想，普列汉诺夫依然难以认同和接受。因为，别林斯基想用唯心主义的方法解决“世界观”与“生活”之间谁决定谁的问题[30]。
他对赫尔岑也同样不满，同样瞧不上眼。他虽然赞赏赫尔岑的黑格尔哲学是“革命代数学”命题，但是，却并不认为赫尔岑自己会利用这一公式解决问题。因为缺乏成熟的唯物主义意识，因为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所以，赫尔岑就不可能建构起自己的“革命代数学”：“如果黑格尔哲学像赫尔岑所说的是革命的代数学，那末，赫尔岑的关于在历史上‘随自己的意’而行动的个人自由的思想，就可以称为应用于实际行动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代数学，或者称之为空想主义的代数学。”[31]
反讽的是，到了后来，当他的某些政治主张与“布尔什维克”相左的时候，他也被列宁定性为“唯心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用庸俗的唯心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把问题归结为‘战略概念’，而不是阶级对比。”[32]可见，在否定论敌的时候，“唯心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既省力又很有杀伤力的话语利器，是近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的武器”。谁一旦被冠以“唯心主义者”的恶谥，那么，不仅他的话毫无真理性可言，而且他的德性和人品，也将同时陷入严重的危机。
一切理论都是在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33]普列汉诺夫就属于那种仅仅根据理论“证明一切”的人。在他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中，有一种固步自封的保守倾向。他不允许任何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他极其教条地抵拒伯恩斯坦、施密特、马萨利克、克罗齐、司徒卢威、考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在阻滞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突破和不断发展方面，在将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化方面，普列汉诺夫无疑负有“始作俑者”的责任。正像伯恩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将“存在”和“意识”对立起来，“把人仅仅看作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34]，从而，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独断主义的“一元论”的解释，必然“会是极大的退步”[35]。伯恩斯坦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多篇文章中，反驳了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严重误解和无端指责。
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上的极端化倾向：“俄罗斯思想总是过于热衷于一元论，过于倾向于唯一，过于敌视多元化，在具体的多元化面前显得很封闭。俄罗斯思想的这种特殊的一元论总是喜欢强暴存在的无限复杂性。”[36]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俄罗斯思想”的这种敌视多元化的绝对一元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叙述方式，甚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中国人固有的“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适度而克制的“中庸”哲学和“求是”精神，被一种极端形态的一元化唯意志论取代了，而对“过犹不及”的极端思维方式的警惕和排斥，也被思维和行为上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自负和任性取代了，而这些“取代”所造成的后果，则是普遍性的和灾难性的，无论在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精神生活领域，都可以看到这些灾难带来的至今犹且未已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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