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念，受到他的阶级理念的极大影响。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艺术和文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前一种是丰富而引人入胜的，后一种是贫乏而令人厌倦的。他在《无产阶级运动与资产阶级艺术》中说，尽管拉尔森的田园诗，在艺术上非常吸引人，但他还是不喜欢，“仍然愿意离开它们，去欣赏那些虽然在技巧上不那样杰出、可是在内容上却丰富得无比的画”[39]，如孟卡契的《夜里的流浪汉》和西班牙人比尔鲍·冈察洛的《女奴》。他以“阶级性”为尺度，笼统而绝对地否定自己时代的“资产阶级艺术”：“在这个时代里一切种类的艺术作品主要都是为资产阶级创作的，而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概念却是以内容的狭隘和贫乏为特点的。在这些概念里，没有任何人间的东西，没有任何可实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鼓舞社会的人去建立功勋、使他们为了共同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东西。凡是暗示这种牺牲的东西，这个没落的阶级都觉得是矫揉造作的，‘像做戏似的’……”[40]他批评当代的“资产阶级”艺术“片面”得“难于置信”“它对工人阶级的意向置之不理到了何等地步。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上层阶级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超过对于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和怜悯向前更近一步。……上层阶级代表中间的优秀人物没有能够最终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只能够向不幸者和被压迫者祝‘晚安’。谢谢，善良的人们！可是你们的钟慢了：黑夜已经快要完结，‘真正的白天’正在开始
到来……”[41]普列汉诺夫简单地将文学创作当做作者的阶级身份的对应物。他完全忘了，优秀的作家总是通过超越阶级性而表现出丰富的“个性”和“人类性”内容，而且，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越是伟大，就越是要超越狭隘的“阶级性”，越是要追求“个性”和“人类性”的价值。正因为超越了“阶级性”，莎士比亚的作品才赢得了全世界所有阶级的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虽然也表现了“阶级性”内容，但是，它的伟大恰恰来自于对普遍人性的描写和揭示，来自于它从俄罗斯古典文学继承下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就连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的根本价值，也主要来自于它们对“国民性”而不是“阶级性”的反思和揭示。
普列汉诺夫关于“黑夜”和“白天”的话语则告诉我们：教条主义的独断是危险的，过于乐观的预言也是危险的，——此时此刻，距离写作《无产阶级运动与资产阶级艺术》的1905年，已经过去了110年，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向着迢遥的来路回溯，我们发现，普列汉诺夫的乐观主义预言，全都被现实生活否定掉了。最终，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样一个最朴素的真理：人的身上固然也有一些具体而特殊的东西，如“阶级性”，但也有大量的普遍而共同的东西，如“人性”，而这“人性”，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人的身体里面是一样的”[42]。
狭隘的阶级意识必然导致严重的阶级偏见和阶级偏爱。普列汉诺夫的阶级偏见，见之于他对普希金、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贬低和嘲笑，而他的阶级偏爱，则见之于他对高尔基等“无产阶级作家”的失去分寸的肯定和赞赏。本来，高尔基的《仇敌》等剧本艺术性并不高，也不怎么受同时代人的“欢迎”。但是，普列汉诺夫却喜欢它们，而他喜欢的理由，就是作者的阶级身份和他所表现的内容，——高尔基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描写了“特定环境中的一场阶级斗争”[43]。在他看来，高尔基的剧本《仇敌》在艺术上是否成功，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只要他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要创造幸福，就必须消灭恶”，“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这个新剧本成为杰出的艺术品”[44]。而且，从艺术上来看，只要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写出来的，就一定是完美的：“高尔基的这一切无产者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啊！这里一切都很完美……普希金曾劝告我们的作家要向莫斯科烤圣饼的女人学习俄罗斯语言。无产阶级艺术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不曾有外国‘保姆’在其摇篮旁边站立过，用不着照普希金的劝告去做。他即使不向烤圣饼的女人请教，也非常出色地掌握了伟大的、丰富的和强有力的俄罗斯语言。”[45]普列汉诺夫一边表明高尔基的赞美，一边表明自己对普希金的轻蔑和不屑，——这种基于阶级偏见的褒贬，除了显示着一种情绪化的好恶，似乎并没有多少真理性的内容。
“绝对一贯性”和“一元决定论”使普列汉诺夫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学术野心。他要将自己的理论数学化。他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建构一个科学化的美学思想体系和文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有数学般的精确和严密。
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高度评价黑格尔的哲学话：“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空前地解放了人，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世界，摧毁了过时的传统世界。但它（也许是故意的）采取了艰涩的表达方式。”[46]本来，赫尔岑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就是夸张而不合实情的，然而，普列汉诺夫却完全认同这一判断，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47]。他在《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等著作中，反复引用了赫尔岑的这句话[48]。他说：“……革命的代数学，这一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要比前一世纪所使用过的普通的否定武器复杂得多，因此它对当时青年人的头脑的影响也无可比拟地复杂。”[49]他还对“解放”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这里说的是什么解放呢？是人的思想解放。所以，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因为它不同寻常地促进革命思想的形成。”[50]普列汉诺夫实在太喜欢“代数学”这个概念了，实在太想赋予自己所信奉的学说以数学般不容置疑的精确性了。于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他顺理成章地用这样的表达来赞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的‘革命代数学’。凡是想要同我们现存秩序进行自觉斗争的人们，都必须了解这种学说。”[51]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一种遗产，普列汉诺夫的这一“代数学”理论构想，极大地影响了另一个绝对的一元论主义者托洛茨基，使他的内心也同样产生了傲慢的激情——建构革命文学的“革命代数学”。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包括赫尔岑和普列汉诺夫在内，竟然全都没有看见黑格尔哲学的消极性和有害性，全都没有看见它的极其颟顸的独断论气质。
黑格尔是“国家主义”的鼓吹者。他赞成“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因而，毫不犹豫地赞美战争。他蔑视人的个性自由，将个人当做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当做实现抽象理念的手段甚至奴隶。他说：“国家是现实的存在，实现了道德的生活。”波普尔尖锐地批评这种观点：“它们否定了一切个人道德和一切良心。”[52]他告诫人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黑格尔歇斯底里的历史主义依然是现代极权主义将其快速成长归之于它的催化剂。它的运用，既提供了基地，也把理智的不诚实教给了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明白这一教训，即理智的诚实对我们所热爱的一切都是基本的。”[53]他用叔本华《基本问题》中的一段话，结束了自己对黑格尔的批判：“他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德国文学的所有形式上都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更严格地说，一种麻醉人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瘟疫般的影响。随时对这种影响进行有力的反击，是每个能够进行独立判断的人的责任。因为如果我们沉默，还有谁来说话呢！”[54]叔本华的这段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但是，却很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作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持尖锐的否定态度：“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这种极端理念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误导性，所以，一个有抱负的学者，只有冷静而清醒地摆脱它的控制，才能有所建树：“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戏法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它像鬼火一样给我们指出彼岸的前景的模糊轮廓。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入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才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55]
如此说来，以黑格尔的“歇斯底里的历史主义”为思想基础，极端化地鼓吹“阶级斗争”，显然是错误的，而试图赋予“阶级斗争”以数学的严密性，则是狂妄和鲁莽的。“革命的代数学”是不存在的。如果谁宣称自己建构了这样的数学公式，而且认为它可以行之有效地付诸实践，那么，他不仅不会获得成功，而且一定会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普列汉诺夫还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负很大的责任。他严重地忽略了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严重地忽略了恩格斯晚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认识论、革命论、阶级论等干巴巴的几条筋，固化为教条而僵硬的简单模式，从而为后来苏联等国家提供了消极的意识形态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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