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尊重个人和个性。在他看来个性和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所以，他的文学批评总是从具体性出发，从对文本的具体感受出发。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别林斯基之所以对席勒态度的发生了转变，就是因为他开始重视个性：“在他看来‘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他现在不禁止有思想的个人反抗现实；相反地，他赞美有思想的个人对‘杀人传说成见’的抗议。”[57]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完全是不能接受的唯心主义观点。
普列汉诺夫很少把人当做个体和个性来看。在他看来，离开“社会”和“阶级”等整体属性，所谓“个人”不仅无法理解，而且无法存在。所以，他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人和文学：“老实说，没有一种文学不是产生它的社会或某个社会阶层的自觉表现。甚至在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居于独占统治的时代，在艺术家对与社会利益有关的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时代，文学也仍然表现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趣味、观点和意图。”[58]用“反动阶级”的尺度，他否定“资产阶级艺术”和“资产阶级艺术家”；用“先进阶级”的标准，他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放弃“自我”，——否定“自我”，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彻底将自己改造成阶级的人，为整体目标牺牲自我的人。他在《艺术与生活》中说：“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关系一旦到了把自己的‘我’看作唯一的‘现实’的地步，他在思想方面就必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59]他将“个人主义”当做导致“资产阶级衰落时期”一切艺术源泉堵塞的总根源：“它使艺术家完全看不见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使艺术家无谓地纠缠于毫无内容的个人体验和荒诞到病态地步的臆造。”[60]事实上，“资产阶级艺术”的残缺和局限，是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结果，而且，在具体的艺术家身上，病态的状况和问题的成因，也各有不同。“个人主义”也许会影响作家和艺术家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感染力，但是，对于这些创造性的知识分子来讲，它也有可能是一种反抗性的道德姿态和行为方式，因为，它天然地包含着保障个性自由、对抗体制压迫的积极力量。
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所谓个人主义，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原则，是一种“贵族化”的精神现象。他在《亨利克·易卜生》一文中，他将“个人主义”当做环境的产物。在他看来，易卜生自己就是这个环境所塑造出来的不成器的个人主义者。易卜生不关心政治，“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的主要特点”[61]，这导致了他对个人主义的迷信。所以，易卜生只能塑造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叛者，而不可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愿望中的‘人的精神反叛’”。然而，普列汉诺夫似乎忘了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文学和艺术是一个心理学现象，而且往往首先集中于对个人经验的描写。它固然可以表现人的“革命愿望”，但是，它也可以表现比“革命”更为广阔和丰富的所有属于人的“愿望”。一个艺术家是否“成器”，最终决定于他在表现自己所了解的那种“愿望”所达到的深刻程度和完美程度。
普列汉诺夫写过至少两篇专门批评托尔斯泰的文章。他将托尔斯泰的思想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他从宗教批判的角度，将托尔斯泰定性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在《“如此而已”（一个政论家的札记）》中，他批评托尔斯泰只关心“个人的幸福”：“对个人幸福的关心没有使托尔斯泰感到满足，对人民幸福的关心完全没有引起他的兴趣。结果只有精神上的空虚，实际上消除了任何生活的可能性。”[62]然而，这不仅是对托尔斯泰的误解，简直就是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污蔑。托尔斯泰固然也关心“个人的幸福”，但是，他也同样关心人民甚至人类的幸福。为了追求符合宗教精神的高尚生活，他经常性地体验着道德的痛苦和良心的折磨。他对自己的生活和道德状况，都很不满意，他为此不断反省和忏悔。但是，这并不等于“精神空虚”，更不会“消除了任何生活的可能性”。至于说托尔斯泰“既不能指导自己生活，也不能指导别人生活”[63]，就更是不顾事实的妄断，——托尔斯泰在大半生的时间里，努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生活，而且，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全世界许多读者的情感、思想和生活态度。
普列汉诺夫还怀着近乎厌恶的心情，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作品里的死亡主题和死亡叙事。不错，死亡，这的确是托尔斯泰作品的重要事象和重要主题。托尔斯泰深刻地理解了死亡的意义。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也是复活的开始；是苦难、恐惧和绝望，也是解脱、安宁和希望。它是一座伟大的学校。它培养人的谦卑态度，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无力感，也使人对生命和生活产生敬畏感。倘若没有死亡，人生可能就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没有对死亡的深刻认知，一个人很难在精神上真正成熟起来。有些暴君，就因为对死亡极其无知，所以耗散民力，寻求长生不老药，也因为对死亡缺乏敬畏，所以视生命如草芥，视杀人如数字游戏，——所谓“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64]，说的就是这种极端变态的暴虐心理。
恐惧是人类面对死亡的普遍反应。宗教意识的形成与宗教的诞生，就与人们克服这种恐惧的内在需要密切相关。正视并深入描写这种恐惧的产生与克服，正是作家精神强大和思想深刻的表现。一个作家如果不曾深入地思考过死亡问题，如果不曾深刻地表现过死亡主题，那么，他就很难说是一个伟大作家。无论曹雪芹，还是托尔斯泰，都是善于表现死亡主题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写《三死》，写《伊凡·伊里奇的死》，写安德烈公爵之死，写安娜·卡列尼娜之死，写老马霍斯托密尔之死。他的死亡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体验。“爱？爱是什么？爱阻止死。爱就是生。因为我爱，我才懂得一切，一切。因为我爱，世间才存在一切，一切。只有爱才把一切联系起来。爱就是上帝，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65]这是安德烈公爵临死之前对于爱、上帝和死亡的沉思。他的思想其实就是托尔斯泰的思想：爱可以战胜死亡，死亡则是爱的继续。
然而，普列汉诺夫却蔑视死亡。他看不到死亡叙事的伦理意义。他对死亡的态度，过于“唯物主义”，也过于随便和傲慢。所以，在他眼里，托尔斯泰简直就是一个整天被死亡的恐惧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可怜虫，因为，这个笃信上帝的贵族老爷，心心念念只想一件事，那就是“免于死亡”，而这种对于死亡的恐怖不是别的，而是“个人主义的产物”[66]。普列汉诺夫说：“一个人要是浸透了托尔斯泰的情绪，他就很有可能在自己面前除了死亡之外什么也看不到。”[67]
nonsense！大谬不然！
普列汉诺夫不知道，托尔斯泰因为内心充满对一切生命的同情，因为看见了生命更内在的真相，所以，才特别关心死亡问题，才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以惊人的细腻和深刻，描写了多种生命形式——包括植物和动物——的死亡体验。这绝不是什么“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是对生命伟大而最庄严的致敬，是对生命的温柔的怜悯和博大的爱。
相提而论，托马斯·曼对死亡的理解，就比普列汉诺夫要深刻。他借用叔本华的观点阐释了死亡的诗学意义：“世上没有死亡，很难会有哲学思考。没有死亡，世上也会很难会有诗作。哪个诗人不是每天带着恐惧、带着渴望在想着死亡问题？诗人的心灵便是渴望，而最后的、最深沉的渴望，是对解脱的渴望。”[68]虽然，在《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中，托马斯·曼对托尔斯泰也偶有误解，但是，关于托尔斯泰的死亡叙事的意义，他的阐释是准确而深刻的：“托尔斯泰最强烈、最痛苦、最深刻和最富创造性的兴趣却在死亡。死亡的思想如此主宰着他的思考和创作，以致人们可以说，没有哪个世界文学大师像他那样感觉和表现过死亡，他的感觉惊人地透彻，他的表现往往不知餍足。……至少他在记述死亡时是怀着爱的：因为死亡恐惧——托尔斯泰钟情文学和笃信宗教的这个源头——是自然恐惧和爱的恐惧……”[69]是的，因为有爱，所以才会害怕失去；因为珍惜，所以才会心生恐惧。那些对世界毫无爱意的人，从来就不曾认真地思考过死亡的问题，从来就不曾关注过濒死者的悲哀和无助，于是，他们蔑视死亡和痛苦，经常性地将“不怕死”和“不怕苦”挂在嘴上，甚至将按照人口比例大规模地毁灭无辜者的生命，当做浪漫而豪迈的事业。
总之，由于僵硬的“绝对一贯性”，由于坚执封闭的一元论，由于试图建构像代数学一样严整的意识形态体系，由于对个性和生命死亡的漠视和傲慢，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念和文学批评，就既缺乏蓝色的宁静和辽阔，也缺乏绿色的生气和活力。他的理论和批评是灰色的。虽然在这灰色下面，也有稀稀疏疏的绿叶和果实，但是，从根本上讲，他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模式，是需要冷静反思和超越的，因为，真正的理论和批评，就应该像生命之树一样多彩多姿，也应该像生活之树一样四季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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