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雁塔”名字的由来
我国建造佛塔初期都是塔随寺名。至今很多塔仍以寺名相称。如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北京房山的云居寺塔和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塔等等，都是以寺名为塔命名，一直沿用至今，大雁塔当初就称慈恩寺塔，小雁塔称为荐福寺塔。
随着时间的推移，塔的取名与称呼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特定的含义。主要是向两方面转化，一是为识别、记忆与称呼上的方便，塔名逐渐世俗化、简便化；二是为宣传佛教教义，采经用典，以作塔名。
佛教对雁十分尊崇，经书中关于雁的记载很多。僧人在讲堂列队，称雁行；恭敬肃立，叫雁立。称佛堂为雁堂或雁宇。《报恩经四》中，有五百雁为五百罗汉的故事；《譬喻经六》和《经律异相四十八》记有“雁不食出笼”的故事；《贤愚经十三》和《经律异相》中有“五百雁闻佛法升天品”一节。《法句譬喻经》第二十五有雁王的故事。“雁塔”即来源于一则著名的佛经故事。
在因陀罗势罗窭诃山（音译帝释山）东峰的一个寺院前有座塔，名为雁塔。以往这座寺院信奉小乘（佛教教派），小乘是原始的教派，所以开三净食（即吃三种肉），一直没有改变。一天，有位和尚在院里行走，忽然看到一群大雁飞经这里，就开玩笑地说：“今天众位和尚没肉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只见领头的大雁从雁群中飞出，一头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面对此情此景，和尚万分悲戚，赶忙遍告寺内众僧，闻者都说：“这是如来佛在想方设法、相机诱导教化我们。这只雁警诫教导的恩德，应该永远记取，传之千古。”于是葬雁建塔。这就是这座塔取名雁塔的故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叙述这个故事时，字里行间褒贬十分明确：褒大乘，“大乘者正理也”；贬小乘，“小乘渐教也”。玄奘自印度归国后，在慈恩寺建塔，取名自然也是循经依典，为宣扬大乘佛教而呼为雁塔。
但是，在佛教教义里，雁塔是对佛塔的一种泛称，实例和诗章都屡见不鲜。在山西的大同市有座塔，称作雁塔。唐代诗人沈佺期，在《游少林寺》诗中写道：“雁塔风霜古，龙池岁月深。”这里的雁塔，显然是对少林寺佛塔的泛称，这是将佛塔称作雁塔的最早作品。还有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诗中写道：“大海龙宫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这也是称佛塔为雁塔的例证。
从史籍的记载和文人的诗作来看，“雁塔”最初也不是大雁塔与小雁塔的专称，以大雁塔为例，“慈恩寺塔”“兹恩塔”与“兹恩寺浮屠”是使用最多，也最为正式和规范的专有名称。其他称谓还有“宝塔”“香塔”“瑞塔”“仙塔”“华塔”等，即便在杨廉的《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应制》诗中有“慈云浮雁塔，定水映龙宫”，孙佺的《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应制》诗中有“一忻陪雁塔，还似得天身”，“雁塔”也和“宝塔”“华塔”一样是一种泛称，而非固定的称呼。
那么，“慈恩寺塔”又是怎样变为“雁塔”，甚而“大雁塔”的呢？这要从唐代的雁塔题名活动说起。从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开始，凡新科进士及第后，必到慈恩塔下举行轰动京城、吸引天下学子的题名活动（先题在塔内壁，内壁题满又题在塔旁小屋中），久而久之，成为定制，曰“雁塔题名”。于是，“雁塔”的知名度也就愈来愈高，也逐渐成为慈恩寺塔的固定称呼。另外，经过唐末毁佛、五代战乱的冲击，长安城内百余座佛塔已所剩无几，有幸保存下来的高大雄伟的慈恩寺塔，自然也就成为佛教代表性的建筑物，名之雁塔，也势在必然。
明清时期，西安又兴起了雁塔题名热，陕西会试中举者，仿照唐代进士雁塔题名的做法，文进士题在大雁塔，武进士题在小雁塔，雁塔成为慈恩寺塔、荐福寺塔的专称，因为小雁塔较大雁塔形制小，建成年代略短，又冠以大小，形成延续至今的大雁塔、小雁塔的固定称呼。
（二）两座寺庙：慈恩寺与荐福寺
塔自传入中国以后，经汉、晋、南北朝，直至隋和唐初，基本上都是以塔为寺；或是以塔为中心，四周环绕附属建筑。从唐初开始，随着人们对佛教信仰程度的加深，逐渐把皇家的宫殿建筑搬到佛寺中，出现了塔、殿并存的寺院。殿堂中开始出现了佛事壁画和佛像，但是塔仍是整个寺院的中心建筑，是主要祭祀对象，殿堂只是寺院的附属建筑。到了唐代以后，塔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作为念经拜佛的殿堂，开始升级，先是塔在殿前，而后是塔、殿并列，呈左右相对的形式。再往后就是塔建于殿旁、殿后，或另建塔院，殿堂渐渐地成了寺院的主要建筑，殿堂内的佛像成了人们主要的祭祀对象。
在唐代，整体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长安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因而与其他地方相比较，长安的佛寺更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品格，而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特别是像慈恩寺和荐福寺这样的皇家大寺，地域广，院落众多，建造规格高，寺院经济繁荣发达，它的服务对象自然而然面向整个社会。例如，在唐代作为著名的官寺，慈恩寺和荐福寺内首先要经常“为国祈福”，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一个职能场所，同时寺内还设置有翻经院，又具备了国家文化事业单位的性质；其次，外国的学者、僧人到访长安，也常常住在寺里，这里又变成了鸿胪寺宾客接待的处所和中外文化直接交流的地方；除此之外，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当时长安城的人都知道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牡丹花很有名，可考于诸多唐诗和唐人著作；另一个就是“戏场”也很热闹，根据钱易《南部新书》中的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因此宗教活动、文化活动、娱乐活动和外事活动，两大寺庙都兼而有之。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来到寺庙，既可以求神拜佛，也可以开阔视野，亦可以消闲观赏。因此慈恩寺和荐福寺不仅是长安城内最宏伟壮丽的皇家寺院，也是当时最引人入胜的文化游乐场所。
大、小雁塔的起源便与慈恩寺和荐福寺密切相关。
慈恩寺位于西安市雁塔路南端。这里原是隋代的无陋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皇太子李治为追念母亲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扩建了无陋寺，并改名为慈恩寺。这里地处长安城南风景秀丽的晋昌坊，南望南山，北对大明宫含元殿，东南与烟水明媚的曲江相望，西南和景色旖旎的杏园毗邻，清澈的黄渠从寺前潺潺流过。正合太子“挟带林泉，务尽形胜”之意。大慈恩寺建筑规模宏大，占据晋昌坊半坊之地，面积近四百亩，有十多个院落，各式房舍1897间，都是用栟榈、櫲樟等木料修建而成，上边装饰着珠玉金翠和五颜六色的彩绘。寺内殿宇厅廊的墙壁上，多有吴道子、阎立本、王维、尉迟乙僧等名家的壁画。环境优美、花木繁茂，游人络绎不绝。
慈恩寺在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尊崇，寺院落成后，西行求法归来的玄奘法师任大慈恩寺首任主持，玄奘法师在此翻译佛经、弘法育人十一年，其大弟子窥基在此创立了佛教的一大宗派——法相唯识宗。使大慈恩寺成为唯识宗（又称“法相宗”）祖庭。
比起大名鼎鼎的慈恩寺，荐福寺的星光就黯淡了不少，这似乎也注定了后世大、小雁塔在世人心中的不同地位。
荐福寺创建于唐文明元年（684年），位于朱雀大街东侧的开化坊内（今朱雀大街以东的友谊西路北侧一带），与皇城仅两坊之隔。仪凤年间，这里曾经是英王李显的王宅。后唐高宗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后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其旧宅也被用来修建了荐福寺。
荐福寺初名献福寺，是唐高宗逝后百日，宗室皇族为他“献福”而建立的寺院。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改称荐福寺，并由武则天御书荐福寺匾额。中宗复帝位后，重建荐福寺，扩大建筑规模，广植花草树木，使其“崇侈益甚”。
唐中宗以后，直到文宗时代结束，荐福寺在各位皇帝弘扬佛教的旗帜荫护下，仍然规模宏大，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之时，荐福寺虽然幸免于难，但仍被敕令只能留僧人二十人维持香火，这便成为唐代荐福寺走向衰败的开端。
明宣德年间，藏族僧人勺思吉上表明英宗：“见得本寺系古刹丛林，建立年远，殿堂废弛。逆思是古迹，于宣德七年发心，舍己衣钵及化缘修盖。”历时十七年（1432—1449年），重修荐福寺。在荐福寺修复工程完工以后，向明英宗写了一份修复经过的奏章，并请求皇帝钦题寺名。如今，在小雁塔慈氏阁重檐之间，仍然悬挂木匾额一块，长2.85米，宽0.6米，厚0.03米，云纹花边，正中书“敕赐荐福寺”，这就是当年勺思吉所乞之寺名，应为英宗皇帝亲笔。
在上奏章的同时，勺思吉还将荐福寺修复后的图样，随本进呈。后来又将图样刻在圣旨碑的南面上，这在当时也许是一种惯例，却因此而保存了关于小雁塔的珍贵文物资料。现在我们要了解小雁塔的原貌，了解它的塔顶原来的形状，除了个别的文字记载以外，这幅图样就是最完整、最准确的参考资料。
（三）两位高僧：玄奘与义净
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先生把“舍身求法”者尊为“中国的脊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玄奘与义净。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和小雁塔所在的大荐福寺，正是这两位高僧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两位高僧从印度回国后住过很多地方，但在这两座寺居住时间最长、工作成就最突出。大慈恩寺与大荐福寺闻名遐迩，与这两位高僧有直接的关系。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袆，河南偃师人。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不久便升座述经。贞观元年（627年）他结伴上表奏请朝廷，申请赴印取经。唐王因建国之初，社稷未稳，下诏不许。其他人纷纷退缩，而他不为所动，矢志不改，并且利用出国前三年时间，在佛经研究、语言及物质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玄奘于唐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游学西域。他单人独骑沿着“丝绸之路”，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经过整整三年的艰难跋涉、五万余里孤征，终于到达佛教圣地——天竺，如愿以偿地就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拜戒贤长老为师。后又用了五年时间在天竺佛国寻道，遍游全印众国。当返回那烂陀寺时，已位居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主讲，仅次于恩师戒贤。
在玄奘求法圆满欲回大唐之时，受邀参加了古印度规模空前、规格很高的佛教学术盛会。在会上，玄奘法师为论主，其辩才无碍、博学宏论折服了与会者，连续十八日无人能发论辩驳。大乘僧众称玄奘法师为“大乘天”，小乘僧众称他为“解脱天”（佛教之“天”，就是指菩萨众神）。
为回大唐译经弘法，玄奘说服劝阻自己回国的恩师、道友及各国国王，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携经卷657部、佛像八尊和大量舍利，载誉回到长安。并于次年奉敕于长安弘福寺译经三年。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专心致力于佛经翻译事业。在朝廷支持下，玄奘主持的译经院规模空前。这支译经队伍以玄奘为首，由右仆射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奉敕具体组织、集中全国一流的佛教精英人才组成，要求高，分工严密。译经完成后，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为玄奘的译作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亦写下《圣教序记》以录此盛事。
由于玄奘精通三藏，深得佛经奥旨，广博各宗各派，梵文外语功力和学问根底深厚，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既忠实原著和源流变化，又能深会其意，补充疏漏。在长达二十年的翻译过程中，两次谢绝唐太宗请他还俗任相、辅佐朝政的要求，排除万难和干扰，全身心投入翻译大业。每天都自立课程进度，且用朱笔细心标注翻译进展记号，其一人就译出经文1335卷。玄奘译经范围之广、组织之严密、方法之完备、译笔之精妙，堪称译经历史上的第一人。唐麟德元年（664年），操劳一生的玄奘法师因病在玉华寺圆寂。其灵柩还京奉大慈恩寺并安葬于长安城东白鹿塬上。
唐永徽三年（652年），为了保存历尽千辛万苦取回的佛经和舍利，玄奘上表建造大雁塔，并亲自参加建塔劳动，搬运砖石，历时两年建成。
如同慈恩寺与玄奘关系密切一样，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
义净（635—713年）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十一年，又游学印度各地，历经三十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文经典四百余部。武则天亲自率领朝廷百官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义净，举行了盛大的仪典，仪典隆重的程度，比当年李世民、李治之对玄奘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净先在洛阳帮助实叉难陀翻译八十卷本的《华严经》，此后奉诏自立译场，辗转于洛阳大福先寺、大内、长安西明寺。中宗李显复周为唐，第二次登帝位，朝廷迁回长安。大荐福寺本来是李显的旧宅，此时重新令工部大修，将国立译馆也设于寺内，以义净为译主。义净的这个大荐福寺译场是唐代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译场，超过了玄奘的大慈恩寺译场和之后不空的大兴善寺译场。译场直接由亲王监护，左丞相、右丞相监译，二十多位朝廷大臣润色，翻译人员由七个国家的高僧和学者组成。唐中宗李显效仿唐太宗，特别写了一篇《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颁示天下。
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期间，义净法师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义净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时光。他逝世后，诏令在延兴门外陈张村举行国葬仪典。
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义净法师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荐福寺塔。
两位高僧的经历及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几乎完全一样，都有为人所敬仰的高尚品德，都给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译作和著作。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无怪乎宋代的赞宁在《高僧传》中奘、净并称，极为推崇。众所周知，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最著名的翻译家有五位，即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和不空。这其中只有玄奘和义净是中国人。这恐怕也是国人偏爱两位高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鲁迅之所以给“舍身求法”的人以“中国的脊梁”的巨大荣誉，着眼点大概是在中国佛教的特征上。中国古代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其根本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为了“普度众生”的目的而“舍身求法”，这种精神对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值得尊敬并大力倡导的。
知道玄奘的人很多，知道义净的人却较少，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玄奘与义净的专业不同。玄奘传法相唯识之学，师徒相承，形成了一个宗派绵延后世。义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继者寥寥，中国以《四分律》的传承为主流。玄奘译经时间早，数量多，创立了许多新法，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后世称为“新译”。另外，也与小说《西游记》的广泛流传有关，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
（四）宫人捐资
大雁塔建造晚于大慈恩寺14年。玄奘为了保存从印度取回的经像，向朝廷提出在大慈恩寺建一座石塔。至于建塔的经费从哪里来，目前还未发现玄奘提出申请的有关文件。朝廷的态度在《三藏法师传》里记得很清楚：第一，“宜用砖造”。第二，“不愿（法）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法）师，足得成办”。可见玄奘的本意是自筹经费，只需朝廷批准即可。那么大雁塔建造的性质就清楚了，是“民建官助”。而这个“官助”也仅仅是以“七宫亡人衣物”相助，官府本身并不支出专门的经费。小雁塔的修建晚于大荐福寺两年，史籍中明确记载：“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长安志》卷七）“率”者，聚敛，网罗。“景龙”为唐中宗年号。显然，小雁塔也不是官修。从建造这两座塔的费用来看，大雁塔是用死去宫人的遗物所修，小雁塔则是活着的宫人集资兴建。
所谓的“七宫亡人”，指的是长安宫廷里那些已经去世的下等人，自然绝大部分是女性了。“宫人”，则指那些没有名分的宫女。唐朝虽称开明，但宫人的数量仍极多，常有数万。这些人是皇帝的奴婢，命运非常凄惨。如杜牧的《宫人冢》里所描述的那样：“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于是，宗教信仰成为宫人的重要精神寄托。儒家的三纲五常里妇女的地位最低，道教的教祖李聃已被李唐王朝认作祖先，所以宫人改变命运——哪怕是“来世”命运的希望，就寄托于佛教。在三教里面佛教也最讲“来世”。当时，长安佛教的势力也比较大，影响广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有不少是虔诚的信徒，舍散家财，“广种福田”。因此，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两座塔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当初这塔是怎么修的，也不应当忘记这两座塔曾深深地寄托着古代女性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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