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原名邵振青，字飘萍，笔名素昧，1886年生于浙江金华。十五岁考中秀才，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自民国元年（1911）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汉民日报》《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主编、主笔及专职记者。民国六年（1917）10月5日，他在北京创办《京报》，在创刊词中，他指出，“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必从政治教育入手”，唤醒“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3日晚，邵飘萍亲赴北京大学演讲道：“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国图存，奋起抗争。”6月4日，他在《京报》发表《为学生事警告政府》一文，支持学生爱国之举。为此，段祺瑞政府查封了《京报》，并下令通缉身为社长的邵飘萍。邵只好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化装成工人后，潜出北京，经天津去上海，后转入日本。民国九年（1920），段祺瑞政府倒台，他自日本回国，遂于同年6月将《京报》复刊。
邵飘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始终抱着崇敬和支持的态度。民国十三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他指示《京报》于2月4日至14日连续转载这个宣言，宣言庄严宣布“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封建军阀封锁着的北方人民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鼓舞与教育。
民国十三年底，孙中山应邀北上，与冯玉祥等人共议国事，并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孙托人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专程赠给《京报》，邵飘萍在《京报》的《国画周刊》创刊号刊出，并赫然印上“全国景仰之中山先生”九个大字的标题。
民国十五年，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事后，写出了震动全国的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控诉了反动政府屠杀民众的罪恶，恳劝民众“不必再有与虎谋皮之愚举”。
邵飘萍的正义言行，加深了军阀们对他的仇恨。民国十五年3月26日，段祺瑞政府发布了通缉名单，他与徐谦、吴稚晖、李大钊、朱家骅、蒋梦麟、许寿裳、陈垣、沈兼士、马叙伦、林语堂、周树人、丁维汾、周作人、孙伏园等四十八人都在被通缉之列。为了避开风险，他再次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民国十五年4月15日，奉系军阀的军队开进北京。4月22日下午，邵飘萍回《京报》处理事务，不幸被捕杀害，时年仅四十岁。
近闻其侧室夫人祝文秀女士，仍住江苏无锡市郊区，过着安静舒适之晚年生活。
年已八十多岁高龄的祝文秀女士，早年是闻名遐迩的演员，登红氍，演旦角。邵飘萍经常出入舞榭歌场，为她的轻盈舞姿和悦耳唱腔所迷，因而神魂颠倒，决心娶文秀为妾。可是文秀认为邵飘萍是耍笔杆子的，不合她的理想，便婉言拒绝。
邵飘萍认识文秀的母亲，老人非常喜欢图画，为了追求文秀，邵飘萍经常买书画印册，作为见面馈礼。有一次，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幅仇十洲仕女临摹本，色泽清丽，又有幽鸟奇花之衬托，老人一见如获至宝。邵飘萍慷慨以赠，继之请其力劝文秀，终成佳偶。婚后，飘萍教她读书写字，故文秀亦略具文化，曾伴飘萍东渡日本。两人形影相随，甚为相得。
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马连良在收尸时，摄有照片多幅，其中有一张，右眼下有一个洞，此洞即饮弹之痕迹也。此照片文秀匿藏达数十年之久，直到飘萍昭雪，尊为烈士，她才敢出以示人。另有一祝文秀早年玉照，上面有飘萍亲笔题字“七妹留念”，因此人们以为祝是飘萍之第七位夫人，实则不然。所谓“七妹”，乃文秀在娘家姊妹中排行为第七。这张照片，据说文秀至今仍作为珍物保存。
飘萍走前，与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极为友善。飘萍辞世，文秀清苦，又无子女，孤寂异常，季鸾每月送银资助。文秀虽很感恩，但以为别人之钱不宜享用，把它积蓄储存。一日，季鸾忽向她商恳道：“余近来做一宗买卖，手头金额不足，积蓄能否暂借一时？”文秀当即慨诺，把全部储金悉数交与季鸾。大约两个月后，季鸾欣然往访，奉还借款，并曰：“此次买卖，获得意外利润，此利应各分一半，今后无再愁于生计耳！”文秀只得收下这笔巨款。实际上季鸾并未做买卖，而是故意弄此玄虚，为使文秀女士安心使用助金罢了。生死之谊，昭然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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