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邵飘萍的结合，对汤修慧的人生道路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使她成为一名新闻界的妇女先驱，同时也促使她踏上了政治舞台，把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结婚后，她积极协助邵飘萍从事办报活动，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当邵飘萍先后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和《京报》时，她已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了。她写的关于教育、卫生、妇女等方面的文章，论据有力、文笔辛辣，备受读者好评。为了解普通百姓的真实情况，她经常深入到社会底层进行专题采访。有时邵飘萍为了获取必要新闻需陪同政要涉足妓院花丛等处，她也欣然前往。邵飘萍开玩笑地说：“哪有太太陪着去吃花酒的道理？”她却振振有词地说：“谁定的法律，只准男人吃花酒，不准女人吃花酒，这还叫男女平等吗？”在妓院里，她也和男人一样“叫条子”，当应召的妇女来到时，感到十分吃惊。她和妓女们姐妹相称，很快地打消掉对方的疑虑，从中获得了邵飘萍难以采访到的宝贵资料。
他们办的《京报》经常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被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邵飘萍为了躲避敌人的纠缠和迫害，有时便到外面避风头。每逢此时，通讯社和报馆的工作便由汤修慧一人负责料理，从而使她更加熟练地掌握全套新闻业务。1926年8月6日，邵飘萍终于未能逃避反动派的迫害被杀害了。但汤修慧却未被吓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她很快又恢复了《京报》的出版工作，以继承丈夫的未竟事业。她特别注重第一手材料，经常到现场进行实地采访，京、津、太原、山东等地都留下了她辛勤的汗水和足迹。为了办好《京报》，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她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寻求一些上层知名人士的支持，如孙科、胡汉民等。“九一八”事变后，她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以及刘清扬等人一起筹办“北平市妇女界抗日救国会”，成为当时蜚声中外的女报刊活动家。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面对国破家亡的时局，汤修慧毅然抛弃家产，辗转前往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在颠沛流离中，仍念念不忘出版《京报》的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她刚一回到北京，即着手恢复《京报》，结果，因经费困难，最后把报馆都抵押进去了。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把报馆发还给她。从此，她便一直住在那里。几十年后，报馆门口还保留着邵飘萍亲手写的那块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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