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社的地址在宣武门外铁门胡同四十九号东跨院内。门口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为“此地在城如在野”，下联是“个人非佛亦非仙”，系笑社成员黌野大撰并书，著名篆刻家张志渔摹刻。
笑社的成员每月举行一次例会，借以沟通信息，酌定选题。其活动宗旨是撰写“寓庄于谐”的讽刺文章，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以及城市中某些人的刁钻古怪的习气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所有作品都发表在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副刊（时称小《京报》）上。有些作品发表后，被日本朋友译成日文转载于日本报刊上。
由于这些千字左右的文章笔调幽默，行文淋漓酣畅，能言大众欲言而不能言，各阶层读者均可赖此宣泄心中的积郁，并于忍俊不禁之后受到启迪，故此《京报》的销路一向很好。为对笑社成员聊表谢忱，《京报》同人每月在报馆设宴款待其诸成员，社长邵飘萍常拨冗参加，并于宴席上向笑社成员致谢词。据前几年尚健在的陈逸飞、黌野大两位先生回忆，他们当年对邵飘萍的印象是目光炯炯，平易近人，言谈时总是满面春风，毫无社长架子。
笑社刚成立时，其成员皆为风华正茂的青年，年龄最大者亦不过二十三岁。他们虽年轻，但少年老成，且文思敏捷，千八百字的文章每每于谈笑间一挥而就。他们除常年为《京报》撰稿外，更多的精力则用于个人办报、从事小说或戏曲创作以及用于历史与民俗之研究。笔墨生涯之余，还曾为大学、中学及社会上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过一些讲座或专题报告会。1930年3月，老舍自伦敦回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的幽默小说《老张的哲学》，笔法与笑社文章有些同调。不久，老舍便应笑社之邀，在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为五百多名爱好文学的青年作《笑的分析》讲演，与会者自始至终无不捧腹，而老舍却神态端庄，无一丝笑容。事后，老舍又应邀到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演讲《论创作》，特地邀请陈逸飞等笑社成员前去捧场。
常年登载于《京报》上的笑社文章，其影响与日俱增。1931年，《中华新报》社长兼总编辑陈慎言特邀笑社的陈逸飞、成扶平、景孤血等“快手儿”为其报纸撰稿，以图扩大销路。
陈慎言出身于清朝一位翰林家庭，曾从事航海事业，后见列强蚕食国土，军阀混战，国是日非，遂跻身文坛，先后以其杂文和小说为警钟，旨在唤醒国人。1926年4月，《京报》社长邵飘萍不幸就义，陈慎言愤然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断送京华记》，大骂奉系军阀，于是以“亲共”罪名被捕，经亲友贿以重金百般营救，被囚禁三个月方得开释。
陈慎言的这种爱国热情，颇为笑社同人所钦佩，故此对他提出的长期供稿要求欣然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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