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海源阁”藏书应始于杨兆煜，盛于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一脉相承，止于扬敬夫。可谓杨门五代人惨淡经营，才使“海源阁”名播海内。
杨兆煜，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出身，曾任山东即墨县教谕，喜藏书，在任内遍收当地图书多种带回聊城。杨以增，兆煜之子，官至督抚，宦海多年，收购了多种宋元珍本。杨以增五十三岁时，正式建楼藏书，揭开了“海源阁”鼎盛时期的序幕。杨以增三十二岁中举，三十五岁考取进士，历任贵州荔波、遵义知县、知府，广西、湖北道员，湖北、甘肃按察使，陕西巡抚，甘肃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官。他在江、漕督任上有机会接触江南藏书名家，如江苏泰兴的沧苇、常熟的遵王、吴县的黄丕烈等人，收购了大批宋元珍本，运回聊城，使杨家藏书日益充盈。杨以增之子杨绍和，同治四年（1865）进士，多年在京为官，曾得到清室弘晓“明善堂”藏书多部。杨以增之孙杨保彝曾任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章，子承祖业，均爱书如命，扩充家藏。
可以说“海源阁”之书来自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据杨氏辑印的《海源阁丛书》《楹书隅录》记载：“海源阁”藏书凡宋本八十五、金元本三十九、明本十三、校本百有七、钞本二十四，共二百六十八种，加上明清本，多达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万八千三百卷，多为“经”“史”。
据说杨家几代均视书如命，特别珍惜。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在聊城内万寿观街北首杨宅特建了四间两层砖木楼房，上有杨以增亲书的“海源阁”匾额，取《学记》“先河后海”之意。杨家藏书秘不示人，保管妥善。两三年全部晾晒一次，加入樟脑粉防虫。珍本外有木匣，内衬锦函。
据说当年想一睹杨家藏书者很多，但都未果。历城名士解元徐金铭，来聊数月，自荐愿为杨家塾师童，竟未能进杨家宅门。聊城知县陈香圃，欲观藏书，也吃了闭门羹。
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中有老残去东昌（聊城）访海源阁一节。作者刘鹗在第八回中写道：“又住了两天，方知这柳（影射杨）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内，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提起笔来，在墙上题一绝道：‘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缳饱蠹鱼。’”看来刘鹗也曾吃过杨家的闭门羹呢。
当年商务印书馆曾派人专程拜谒杨氏，愿出二十万元，翻印海源阁藏书之一部，但海源阁主人欲保存秘本，拒不答应。
不料后来杨氏之子孙，不知善为保存，或被盗，或自行随意售与外人，至1931年时，海源阁藏书损失殆尽。
记得1930年，王冠军率部入据聊城；因海源阁在聊城观街路北，房舍极大，司令部便设在海源阁内，使杨氏藏书遭受破坏极为惨重。当时，王冠军除将相当一批藏书运出之外，还极尽焚毁之能事。士兵用书烧火做饭，用书做褥睡觉，甚至吸鸦片烟时，用书擦枪拭灯，以及擦桌子，擦凳子，无不以书为之。无数价值连城之古书，竟遭厄运。
此后不久，第三路军八十七旅荣光兴部击溃王冠军，驻进聊城，也将司令部设于海源阁。当时，海源阁内一片荒凉，宅人避战乱均已逃散。院内院外，堆满书籍；厕所马厩，到处是书，散乱在院内的书籍，均遭大雨淋烂。
只有十余间房内书籍依然满架，但也是劫后余存，多已参差不齐，这当中以抄本为最多。荣光兴知道杨氏藏书的珍贵，他特命参谋长谢用霖派兵一连，将杨氏书籍无论整缺破碎，一律运入屋内，加封保存，并规定：无论何人一律不得入屋内观览，以免书籍再遭损失。同时，他设法寻找杨宅主人，以使藏书得到妥善安排。五天之后，杨氏一侄至海源阁八十七旅司令部接洽。参谋长谢用霖与其交谈，发现其人谈吐甚俗，似不甚识字，如此，海源阁藏书岂能保存下来？
果不其然，1930年12月26日，杨氏之侄将残破藏书，用几十辆大车拉运至济南，至于最后运往何处，交与何人，便不得而知。据传，有不少藏书售与日本商人了。待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政府派人调查杨氏藏书的情况时，这个海源阁便只剩下屋舍空壳了。
惜哉，海源阁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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