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远行

    我们佩戴着大红花走在游行的队伍中，绕苏州城走了许多路，最后，来到苏州大光明戏院，在这里将要召开欢送大会，军分区的司令员刘金山在大戏院门前迎接我们。刘金山就是《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能够亲眼看到刘司令简直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果没有下放，我们不可能看到刘司令，就像在1969年以前的许多年中，我们家不可能与“光荣”两个字沾边一样。

    刘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无法回忆，所以，也就更加无法判断刘司令对下放干部的讲话和当初他对铁道游击队战士的讲话有什么区别和不同；我描述不出刘司令的样子，但是，记得印象中的刘司令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热闹的场面终于结束了，回到家后，心情仍然很激动。我唱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呀祖国，哺育着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用双手把你建设得更富强。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母亲在整理东西，我在母亲身边唱来唱去，并且津津有味地收拾着我收集的糖纸、香烟纸、邮票、刻纸等。心情烦躁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抬手打了我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打我？用力一推，母亲居然倒在地上。

    事后，母亲一再地对外婆说：“她力气真大，一推就把我推倒了。”

    外婆笑了，虽然全家都要到乡下做农民，但外婆还是笑了。不管怎么说，她的外孙女好像是长大了。

    面临的事情是具体而琐碎的，比如，我们要选择家具。

    家具是公家的，而我们不再是公家的人了，不好再用公家的家具，公家理所当然地要把家具都收回去。考虑到我们的生活，可以留下一些必用的东西，比如床等。按件作价，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我们。

    记得有一张木质很好的梳妆台和一个书柜。

    母亲说：“这两件也让我们带走吧。”

    公家的人说：“你们到乡下去，这些东西用不着，带得太多，人家还以为你们是‘地主’呢。”

    最后，留下两张架子床、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一个衣柜。把这些东西装上小船，我们从此就离开了“公家的怀抱”。

    我们的家具上仍然写着公家的名字，但事实上它们已经属于我们，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具。

    在我们下乡之前，对那地方是一无所知的，只知道那地方叫桃源。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孤陋寡闻，什么也不懂。既不能理解父母亲从干部一下子变成农民的心情，也不知道乡下和城里有什么差别，只是听到父母亲在说，怎么弄到桃源去了呢？不是有个黑典型叫桃源吗？但那不是江苏呀！又说陶渊明的什么“桃源”。我不知道陶渊明是谁，更不知道陶渊明的“桃源”是怎么回事。

    父母亲的忧愁，他们对于前途的担心完全是正常的；他们对于命运在突然间的大起大落，也完全有理由抱怨。而我却不担心、不抱怨，我觉得很快活。对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突然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充满了幻想，我似乎没怎么留恋我的同学、老师、邻居，也许那时候我还小，还不懂得应该记住什么。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过得并不开心，家庭受到的冲击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本来就不大爱说话的我，更加沉默寡言、郁郁寡欢，更加口笨舌拙、泥塑木雕般地不讨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我不凑任何热闹的场面，穿着旧衣服，无声无息地生活在许多无忧无虑的女孩子中间，愈发地感到自卑；我对那种环境是麻木的，说不上讨厌，但也决不喜欢。

    我已经上了初中，那是一所相当不错的中学，和许多优秀的学校一样，曾经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可是，1969年我在那里上了一年学，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和全校师生一起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防空洞，另外一件就是学了一首英语歌曲《海内存知己》和一句俄语口号“缴枪不杀”。

    于是，在一个大雪天，一艘小木船载着我，驶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1996年5月，我住在桃源镇宾馆，镇党委吴书记说：“你们当年下放在新亭大队，我陪你去看看。”

    吴书记很年轻，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所以，我不认识他们。

    从前的干部都在哪里呢？我恐怕不能再见到他们了。

    大约只有几分钟，车就开到了新亭大队。我们走进大队的酒厂，琴芬迎了出来，但是，我叫不出她的名字，只是感到我是认识她的，就说：“你是三队的？”

    琴芬笑了一下，大队干部说：“她是琴芬。”

    我已经不记得琴芬了，但还是“噢”了一声，做出立即就想起来的样子，而脑袋里却一直在搜索琴芬。

    吴书记告诉我，新亭在整个桃源镇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村子，惟一的希望是正在新建的酒厂。

    他们向我介绍了打开酒的销路的过程，我却一直在搜索琴芬。琴芬是谁？

    走出酒厂，吴书记说：“我陪你到三队去看看。”

    这段路曾经是那么遥远，我穿过桑地到大队部的小卖店去，桑地里有河泥，浇在桑树根周围，既施肥，又保暖。河泥的表层给太阳晒裂了，我以为那是干河泥，踩上去才知道在干裂的表层下面，河泥仍然是软的。我用力拔出自己的脚，却发现少了一只套鞋，它陷在河泥里。我把手伸到河泥里摸了半天，也摸不到套鞋。我不明白，只是那么小小的一堆河泥，套鞋能到哪去呢？我找不到它。

    我十分尴尬，张着两只洁满河泥的手，光着一只脚走进小卖店，说：“请你们帮我找找套鞋。”

    小卖店的人说：“你的套鞋呢？”

    我说：“在河泥里。”

    他们大笑着说：“城里人，城里人。”于是，他们拿着一把钉耙或是别的什么农具，跟我到桑树下，替我从河泥里扒出了套鞋。我回到家时，小天哈哈大笑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我很狼狈，一只手提着肮脏的套鞋，连鞋肚里都塞满了泥，母亲说：“唉，好好的一只套鞋。”

    套鞋是母亲的，我自己没有套鞋，在乡下的几年，碰到下雨天，我常常是光脚走路，几乎从不摔跤。我会用脚趾扒住烂泥地，农民说：“你走路一点也不像城里人。”

    他们表扬我。

    我曾经先后两次来到农村，第一次是全家一起下乡，几年以后是高中毕业，一个人去插队。我在许多年里曾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农民，并且为此而自豪。

    1975年4月27日

    莳秧的活儿，明显地反映出我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差距。她们莳得又快又好、高质高量；我呢，莳得慢且不说，莳的秧比天空中的星星还要乱，真所谓“满天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锻炼，尽快改变这种差距。但又觉得，自己反正不一定长期在农村，算了吧，多吃苦头有啥好处。

    “一阵子”和“一辈子”这两种思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反映出了两种世界观。树立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思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难活儿都能学会；没有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一件事都干不成。

    我一定要树立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从一点一滴学起，真正地做一名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很难说这样的日记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那时候我的灵魂是扭曲了的还是真诚的。但它既然出现在我生命的过程中，我想它就应该是有意义的，至少它反映出了当时我曾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农民的事实。许多年中，我一直是光着脚走来走去，后来，我的脚长得特别大，超出了与身高的正常比例。在商品还不太丰富的年月里，买大号的女鞋比较困难，就算能够买到，大大的脚，总是不太美的。

    我常常梦见自己光着脚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走在大街上，或者出现在某个重要场合。解梦的人认为这是隐私，我不知道这样的梦与我从少年向青年转变时期经常光着脚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我在很多年里非常想有一双套鞋。

    我在开始知道漂亮的时候，家里经济比较拮据，买布也要票；只要哪一年家里添了新被子，若想再做新衣服，就只能去买一些不要布票而且比较便宜的土布来做。不能说我是穿着土布长大的，也不能说我小时候就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我相信母亲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女儿穿得好一些，只是我已经记不清了，而只有那些土布衣服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在桃源镇乡下，家家都有自己的纺线车和织布机，我在那里学会了纺线和织布，也知道了那些粗糙的土布原来是要经过千丝万缕的织造；知道了平常粗茶淡饭的生活也是来之不易的。

    我穿的第一件绒线衣，是母亲结婚前穿的，这件衣服我一直穿到自己有了孩子。我曾经在许多年中非常想有一双套鞋，在农村读中学时有一位女同学，她住在农村，但她的父亲是上海的工人，所以，给她买了一双高统的套鞋，是宝石蓝色的。她穿着来上学，我很眼红，我那时真的不相信套鞋还有宝石蓝色的。她告诉我，她还有一双半新的套鞋，是黑色的，如果我要，她可以转让给我。于是，为了这双8元钱的套鞋，我回家和母亲作了“许多斗争”，终于如愿以偿。这双套鞋后来一直陪伴着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乡间的小路通向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在走，没有停下。后来，我又走进县中学，在那里毕业，到乡下插队；然后，又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留在学校教书，一直到做了大学老师，我仍然穿着这双套鞋。套鞋早已经磨损，前后都已经修补过，但只要是下雨天，我仍然穿着。我并不是一个懂得勤俭治家的人，那双套鞋穿那么长的时间是怎么回事，自己也说不明白。有一天，病中的母亲说，不能再穿了，买一双新的吧。于是，我去买了一双新套鞋。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只是母亲已经长眠。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每年的清明节时，在她的坟前烧一些纸钱。我想，对于母亲，也许已经够了，况且母亲生前就没有什么奢求。

    许多年以后，我经过桑树地，桑树地已经没有了，但套鞋的故事却会陪伴我一辈子。吴书记说：

    “到了，这就是三队。”

    有一些新的二层楼房，有一个小卖店，有几个人坐在小卖店门口，吴书记和大队的干部们向他们点头，给他们递烟，这时，我认出了柴队长。

    柴队长说：“小青来了。”

    好像我昨天才走，或者我昨天也来过。

    他们都向我笑了笑，我穿着一双高跟皮鞋，一件红黑相间的丝绸料子西装，一条下摆稍大的黑裤子，发型是流行的。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出现在这里，显得十分难堪和难过。同行里有一位北京来的电视界的朋友，也插过队，他说：“我在好几年前就完成了这个仪式。”

    我说：“什么仪式？”

    他说：“回插队的地方看一看。”

    我有些尴尬，我想说我不是来完成什么仪式的，也不是来寻根、忆旧的，更不是来寻找丢失的什么，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我茫然不知所措。

    一个年轻人推着一辆车，车上装着砖头，向我一笑，说：“我是子松的儿子。”

    我说：“你们家里盖房子？”

    他点头，车子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想起他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的姐姐秀带是我的好朋友，我离开的时候，秀带说：“你要是不给我写信，我要生气的。”

    我说：“我一定会写的。”

    但是，我没有写。

    秀带有几个弟弟，刚才拉砖头盖房子的不知是哪一个。我走进我们的大院，院子小多了，也旧了。一位老太太冲着我笑，我依然不知道她是谁，刹那间我倒是想起了韩少功的小说《归去来》。村民告诉我马眼镜已经死了。其实，我并没有时空错乱的感觉，也没有人生茫然的想法，只是觉得我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

    我狼狈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回到车上，吴书记说：“你有什么要求，你想看哪里，尽管说。我没有时间，我会安排其他人陪你。”

    1996年，我在桃源镇呆了两天，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要什么。这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

    文化站长和七八个人陪我吃饭，有卡拉OK，边吃边唱。她唱得极好，专业水平，唱了好几个，别的人也唱，只有我没唱，因为我不会唱。他们动员再三，我也不唱。最后，文化站长说：“范老师，你就唱一个吧，要不然，真不知道是谁陪谁了。”

    我便唱了一个，忘记唱的是什么。

    我唱不好歌，跳不好舞，所以，一到那样的场台便装成死狗，大家说：“重在参与。”

    我说：“参与也有水平问题，你们参与得好，就有兴致参与；我参与得不好，就没有兴致参与。”

    我的朋友对我说：“总不能天下的事情样样你都最好呀，小说你比我们写得好，唱歌你就让我们比你唱得好一点吧。”

    1996年我来到桃源镇，第二天，有人陪我到乌镇去。

    2.二十五年没去乌镇

    乌镇是茅盾的故乡。

    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乌镇不远，农闲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小镇上看看，那就是去乌镇了。

    在方圆几十里之内离我们最近的镇就是乌镇，虽然我们和乌镇属于两个省份。

    其实，要说近，我们离乌镇也不算很近，至少不是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得见的；我们要沿着大运河走，一路少说也要个把小时。

    只不过那时候的个把小时对我们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从来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单调。

    我们走着走着，不知道哪一脚就跨到了浙江省，也不知道哪一块田是江苏省的，反正两省交界处没有设关卡，也不用办护照什么的，很方便。在乡下，一脚跨两省、一桥通两县的情况很多，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有时候也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很难分清楚。

    我们常常在早晨去乌镇，桑树上的露水还没有消，如果是有桑枣的季节，我们就钻进桑地，摘些紫的桑枣吃；有的桑枣还不熟，红红的，但也忍不住吃了，弄得满嘴大红大紫，身上湿漉漉的。

    再走一段，小天就不老实了。他在过桥的时候，不走桥面，却爬到桥栏杆上走，像女子体操平衡木，走窄窄的桥栏，做出种种惊险动作。桥下不是厚厚的海绵垫子，而是湍湍急流，吓得母亲赶紧闭上眼睛。

    桥下有船经过，船上的人大声喊：“喂，你儿子掉河里了！”

    母亲又赶紧睁开眼睛。

    船上的人大笑。

    小天继续走着平衡木，稳稳当当，无动于衷。

    若是在夏天，小天多半在河里游泳，我和母亲在岸上走，或者他吊住一条船的绳子。母亲不知为他担过多少心，受过多少怕。

    在个把小时的路程中，武有武的走法，文有文的走法，文的走法多半是大人讲故事，或者讲什么新闻，说得最多的，是乡下流传最广的鬼和背娘舅。

    背娘舅不是鬼，就是从前书里写的劫道的强盗。在两省交界处，一直是这些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即使在解放后好多年，也没有彻底断绝。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在乡下出没的背娘舅，干一回也弄不到多少钱，那年月谁的身上会有很多钱呢？没有的，也不知道钱都在哪里。30年后的今天，恐怕一个小孩子身上也会有不少钱。现在的钱，一下子多了起来。杀人越货，这是强盗行径，但杀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干，好歹也该多弄些钱财，可是，那时候的背娘舅，常常为了几个小钱，或者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包袱，就背了娘舅。这决不是传说中的故事，在我们乡下，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亲身碰到，但几乎每天都有人说起背娘舅。这背娘舅的事情，一直像一片阴影似的笼罩在我的心头。我在乡下走路，常常提心吊胆，生怕从路边的桑树地里蹿出个背娘舅来。

    背娘舅肯定不是一个人，这些人的形象也应该是各不相同。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背娘舅始终只有一个形象，这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却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同背娘舅制造的恐怖气氛有异曲同工效果的就是鬼的故事了。

    在我们去乌镇这一路上，走到哪一段就有哪一段的鬼。我们过大通桥，知道大通桥有五个鬼，每天夜里都坐在桥头上乘凉，并有叽里咕噜地说话声；有人走过，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有月光的时候，还能看到水花。虽然大通桥的鬼并不厉害，它们见了人还会逃跑，但是，每当经过大通桥时，我身上总是打寒噤，从心里往外冒寒气。

    再往前面走，就是小红孩儿的地段了。关于小红孩儿的故事，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附）一张糖纸

    到了穿棉衣的时候，妈妈就把带回去拆洗翻新的棉衣寄来了。

    那其实还是一件新棉衣，才穿了两个冬天。可是，在乡下干活穿衣服就会脏的快、破的快。夏天，家里让妹妹来看我，见了这件棉衣，很是笑了一阵子，便带回去了。现在，妈妈把它弄成新的一样又寄来了。

    包裹是邮递员从公社邮局代领了送来的。那天正好刮着西北风，连乡下人都穿上了棉袄。小孙接过包裹，回屋便拆，拆了拖出棉衣往身上一穿，浑身立时暖和了。

    棉衣口袋里鼓鼓的，他伸手一摸，摸到了一个小包。拿出来一看，是一包水果糖，足有半斤。小孙舔了一下嘴唇，好久没有吃糖了。屋里两个同伴不在，他飞快地剥了一块，塞进嘴里，糖纸仍然放回口袋。

    他含着糖，很甜，身上也很暖和，心情一下子好起来，哼着歌下河去淘米。

    刮起了北风，河水还没有冻冰，却已经很凉了，刺手。河滩上有个小姑娘，在刷鞋子。穿一件红棉袄，很短、很旧，几乎盖不住屁股了。是坤宝家的大女儿，只听见别人叫她大丫头，不知道她有没有大名，也许没有。根本用不着，她不上学。小姑娘手冻得通红，有十来双鞋，都快洗好了。小孙知道坤宝家，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小孙蹲下来淘米。

    小姑娘盯着他的嘴，凹下去的眼睛很黯淡。半晌，忍不住地问：“你嘴里是什么？”

    小孙赶紧将那块水果糖挨了一下位置，使它停留在舌尖，不再鼓起左颊或右颊。

    “你嘴里是什么？”小姑娘又问了一次，随后咽一口唾沫。

    小孙有点讨厌她，不理睬她。

    小姑娘便不再作声，重新洗刷鞋子。鞋总算刷完了，小姑娘走上台阶，忽然又回过头来说话：

    “我没有吃过糖。”

    小孙心里一动，看了她一眼。

    “我没有吃过糖。”小姑娘黯淡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嘴，“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

    小孙避开了她的眼睛，仍然不理会她。

    小姑娘好像叹了口气，走了。

    小孙赶紧掏出那张糖纸，扔进河里。揉皱了的糖纸，在河面上慢慢地舒展开来。

    天阴沉沉的发紫，老人说，要下雪了。

    晚上，同屋的三个知青都在，天冷了，不能出去。那两个人无聊得很，早早地钻进了冰冷的被窝，抽一毛四一包的“大铁桥”烟。小刊、不抽烟，偶尔被逼着抽一支，也尝得出那烟的劣。

    小孙几次将手伸进口袋，想摸几块糖，却又几次空着手出表。那两个的馋劲，他害怕，两三块水果糖是不会杀念的，非捣空了不可。三个人刚下来的时候，吃的用的都是“共产”，后来都“共产”不起了，偷偷地独吃。

    说着说着便开始骂人、诅咒，一肚子的怨气。

    后来，又说看见后湾的小卫，进城回来，一下车背着包就到书记家里去。咒语里有点羡慕，且怨自己老子无钱无势。

    小孙心里一动，用劲按了按口袋。

    早晨起来果真有厚厚的雪，队长挨家喊：“今天不做工录了。”

    小剥、要到大队部打煤油，拎着油瓶，到门口，又看见坤宝家的大丫头，仍是那件很短很旧的红棉袄，下河去洗尿布。看见小孙，小姑娘的眼睛很黯淡，仍然盯着他的嘴。

    小孙下意识地按了接口袋，那包水果糖还好好地在。

    走出一段路，小孙回头看看，小姑娘还站在河滩上看着他。他心里又是一紧，听见坤宝娘子骂：

    “死丫头，快洗，发什么痴！”

    路上不好走，雪积得很厚，走一步陷一步，走出一段，小孙便出汗了。他歇歇，抹抹汗，忽然看见坤宝家的大丫头，穿着那件红棉袄还背着个书包在前边站着，不时地抬回头看他，像在等他。

    小孙吃了一惊，定神看，却没有。雪白的一片，什么也没有，他嘘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大队书记的家就在大队部边上，小孙顺路进去看看。在院门前的柴堆上，小孙又看见坤宝家穿红棉袄的小姑娘，坐在柴堆上等他，走近时却又不见了。小孙心神不安。

    书记不在家，老婆和孩子都在，小孙知道书记也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儿，这时看见她也穿了一件红棉袄，不过并不短，和坤宝家的女儿极像。

    并没有人招呼他，很没趣，他招手让书记的小女儿过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水果糖，塞进她的口袋，书记的老婆脸色缓和了些，让小女儿叫叔叔。

    小女儿并不叫，掏出糖来看了看，又走过去，说：“硬糖，不要；硬糖，不要：吃奶油的。”说着，把糖又塞到小孙手里，“我有奶油糖……”

    小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捧着糖不知道怎幺办才好。

    小女儿从里屋捧了个糖盒来，让他看，果真是奶糖，那糖盒也极漂亮，不知道是小卫送的，还是别人送的。

    小孙好尴尬，要走，书记的老婆也不留他，他便出来了，心里好憋气。到大队部打煤油，见有几个熟人，使狠狠心发了些糖，自己也剥了两块一齐吃。

    远远地便听见有哭声，走近了见河滩上围着不少人。哭声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在雪天雪地里愈发地凄惨。

    小孙奔过去，心怦怦地跳。

    “什么事？”

    “淹死了。”有人说。

    “冻死的。”有人纠正。

    “谁？谁？”小孙眼前有个红色的影子晃了一下。

    “大丫头，坤宝家的大丫头……”似乎很平淡。

    小孙心抖得厉害，拨开人群挤进去。

    很短很旧的红棉袄，已经结了冰。小孙不敢看小姑娘的脸。坤宝娘子趴在小姑娘身上，嗓子已经哭哑了。坤宝闷声地蹲在一边，另外几个小的孩子趴在他身上哭。

    “坤宝也是作孽，前世作的孽，本来大丫头养大了点，好帮手了，又淹死了，唉，可怜哪……”

    小孙愤怒地瞪了那女人一眼。

    “怎么会，怎么会……”他喃喃地身上一阵冷似一阵，直瞪着那红色的小身体。

    “唉，林生家的丫头看见的，说是水面上有一张糖纸，去捞那糖纸，便扑了上去；林生家的小丫头，吓呆了，等叫来了人，已经沉了，捞上采，已经……”

    坤宝娘子又是抢天呼地，坤宝仍是闷着头。半晌，才听坤宝嘟嚷了一句：“可怜哪，连块糖都没尝过呢……”

    小孙像丢了魂儿似的，忍不住去看小姑娘的脸，那脸竞很平和，一点也不吓人，只是略有些紫。左手抓着一块尿布，右手捏着一张糖纸。小孙认出那张糖纸。再看那脸，竟有些笑意，嘴微微地张着，好像说：“我没有吃过糖。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

    小孙回想那盯着他嘴看的眼睛，很黯淡的，凹下去的，渴求着什么……“你嘴里是什么？我没有吃过糖。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小孙心里在哭，脑袋要炸开了，想撕什么东西，又想大叫。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干，慢慢地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水果糖，剥了纸，塞进了小姑娘僵硬的嘴里。他想拿下她手里那张已经浸坏浸烂的糖纸，换一张新的，却怎么也取不下来，手将那张糖纸紧紧地捏着。

    坤宝自己钉了个小棺材。小姑娘只有那一件又短又旧的红棉袄，坤宝要剥下来给小的穿，坤宝娘子哭。小孙扑过去，说这棉袄让她穿去吧。坤宝看了他一眼，不作声，也不再剥那件红棉袄。

    钉棺材盖的时候，小孙最后看了一眼那又短又旧的红棉袄，将所有的水果糖全部装进红棉袄的小口袋。

    雪天雪地里，坤宝娘子凄渗的哭声，很久很久不曾散去。

    这篇小说发表于1986年的《太湖》杂志。

    往乌镇去的路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害怕地往前走着。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大运河的河水。

    印象中的乌镇好像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乌镇的轮船码头，我们曾经在这里上船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去杭州，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乌镇还有一个地名也是久久不能忘记的，是乌镇的北栅头。因为，我们家的方向在乌镇的北面，我们进入乌镇是由北栅头而八，回家则是从北栅头而出，所以，印象深一些。有一次，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杭州，回来时船到乌镇已经是半夜了，我们随身携带些东西，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在那时候却是很宝贵的。我们在塘西买了两大捆甘蔗，没舍得吃。一下船，出了码头，就有一个汉子看到我们。后来，他追过来问：“你们去哪里？”

    哥哥说：“去桃源。”

    父亲连忙接口说：“就在北棚头处。”

    父亲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尽管父亲那时候还不老。

    我们一家人有时摇船去乌镇，父亲摇橹，哥哥纤绷，我和母亲坐在船头。生活虽然艰苦，前途也是未知，但一切却是那么欢快、那么宁静。许多年过去，我和哥哥都有了自已的事业，然而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也唤不回那种温馨、和谐了。

    已经有25年没去乌镇了，我想象不出乌镇现在是什么样子。1996年5月，我来到乌镇。

    到茅盾故居参观，而后在街上转一圈，有说不出的沮丧。我没有感想，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也没有感伤，甚至没有回忆。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是急急地想回去。我是特意到桃源来的，我是特意要到乌镇来看看的，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看。

    我急急忙忙地上了车，车把我送回了家。

    3.文满

    我在乡下广阔的田野里，在清新的气息中自由自在地呼吸，农村孩子质朴友好的感情、好奇渴求的眼睛，使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交了许多朋友，这使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家庭的背景在孩子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我许多的农村朋友中，有家庭出身好的，三代贫农；也有出身不太好的，或者有严重的家庭问题，比如地主富农的孩子，他们总是不能抬起头理直气壮地做人。

    留在记忆中最深的是“中和党”。

    那一带“中和党”很多，一个村子，差不多有三五家，至少有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中和党”到底是什么？它的组织到底有多大？成员有多少？总部设在哪里？总书记是谁？目标纲领是什么？具体有哪些行动？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全称，全称是什么？是中华和平党？还是中国共和党？或者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也许它就像当时的另外一些所谓的反动组织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不管“中和党”有没有，是对共产党造成威胁，还是无损一根毫毛，总之，在我们那里，“中和党”的阴影是非常浓的，浓得连我这样不谙世事的外来孩子都感觉到了它的压力。在我的思想中，“中和党”是比地主富农更反动、更凶恶的敌人。

    我的一些农村朋友，小小的年纪，便背上了“中和党”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

    文满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刚下乡的时候，正是冬天，我们到田里敲麦泥。我没有手套，手冻得厉害。下晚儿，文满带着另一个小女孩儿来到我家，并带来一副手套，是粗线织的，送给我。文满指指小女孩儿说：“这是我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家里。”

    我说：“她怎么没来？”

    文满说：“她想来，我不许她来。”

    文满和她的大妹妹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第二天，母亲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严肃地说：“你知道昨天给你送手套的是什么人吗？”

    我说：“她是文满。”

    母亲说：“你知道她家的情况吗？”

    我说：“不知道。”

    母亲说：“她父亲是‘中和党’。”

    我没有问母亲“中和党”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中和党”，但是，当时母亲说到“中和党”时的那种神态，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文满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

    如今文满40多岁了，仍然不识字，后来，我曾经把文满以及她家里的一些情况写在一篇散文中。去年有一天，文满的爸爸突然从乡下到苏州来，找到我说：“有人告诉我，你的一本书上写了文满。”

    文满的爸爸想买一本书回去看看。

    我把那本散文集给他，他要付钱，我拒绝了。

    文满的爸爸说：“谢谢你！”

    春节前，我正在写作，电话响起来，我听到一个遥远的乡音，是文满。

    文满说：“二十几年没有见到你了，我想去看看你。”

    我说：“我正忙着，你过几天来吧。”

    文满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苏州，没有出过远门，到时候你要到车站接我。”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忘了这件事。

    到了正月初三，文满的电话又来了，我知道抵赖不过，文满是非来不可了。文满说：“我梳一条长辫子，我把辫梢咬在嘴里，你就能认出我了。”

    我说：“好。”

    阴差阳错，我在车站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文满，文满果然咬着辫梢，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见到我时，文满笑了，她说：“我好心慌，以为没有人来接我呢。”

    文满在乡下私人工厂里绕线圈，一年收入5000元；文满的丈夫养牛蛙，文满说：“这一两年牛蛙也不好卖了。”

    去年因为价不好，他们的牛蛙没有卖，已经养得很大了，她还做了个手势，说：“今年再卖。”

    文满现在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儿上高中，文科比较好，明年要考大学。她说：“到时，请你帮忙。”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我和小天向文满打听村里张三李四，回忆从前的许多事情，我们又笑又伤感，谈得都很累，往事和故人把我们的心填得满满的。

    我问文满什么时候回去，文满说：“我住一个晚上。”

    我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对文满说：“文满，我们到车站去看看明天的车是几点的，如果能买预售票，就买了，免得明天不知道时间，赶不上车。”

    我带着文满，到街上打的士，下车时，文满看我付车钱，问：“这么一段路10元钱”我说：“10元钱是起价费，上车就是10元。”

    我们买到了第二天上午的火车票，出了车站，我说：“文满，我陪你到‘沧浪亭’玩玩。”

    文满说：“‘沧浪亭’是什么？”

    我竞一时有些语塞，说不出“沧浪亭”是什么。

    在“沧浪亭”买门票的时候，文满问：“多少钱一张票？”我说：“5元。”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们进园不久，工作人员就在里边催游客，让大家抓紧看。文满说：“5元钱还没看够呢。”

    我们匆匆转了一圈，我只能告诉文满，这是从前的一户有钱人家住的地方，从文满的脸上，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

    文满在我们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拿出一件羊毛衫、一条绒毯，还有几盒营养品和食品，都是人家送的，转送给文满。其中有一盒营养品，我对文满说：“文满，这个给你爸爸。”

    在车站门口，我又给文满买了一个大蛋糕。卖蛋糕的妇女看看文满手里拿的东西，对文满说：

    “这份礼蛮重的。”

    另一个妇女也看看文满，又看看我，说：“是插队时的朋友吧？”

    我说：“是的。”

    文满回到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到家了。

    第二天，文满的爸爸也打来电话，谢谢我给他的营养品。

    4.医生

    在桃源乡下住的大院里，一排开四间大屋，第一间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第二间是我们家；第三间是一个富农；第四间是另一个富农。院前大门边有一间小屋，是知青住的。

    赤脚医生有三个人，一个是大学毕业派到乡下来做赤脚医生的赵医生；另外两个是本地的复员军人。

    复员军人在乡下有自己的家和老婆，他们不住在合作医疗站，每天来上班；赵医生是镇上人，分配到乡下工作，没有老婆，一个人住在站里，是我们的近邻。

    做医生的人应该知道清洁卫生，但是，赵医生不太讲究清洁，他懒得倒马桶、涮痰盂，所以，不用马桶，也不用痰盂。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听到赵医生大叫：“一只老八脚！”

    接着，就听到赵医生出门；再后来，听到赵医生回来了，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

    第二天，我们看到赵医生头上横七竖八地乱缠着一些白纱布，有一个棉花球掉在外面，一晃一晃的。

    赵医生说：“昨天夜里一只老八脚咬我，我去踩了草药敷上。”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头，头上的棉花球晃晃荡荡的，我们都笑了。

    赵医生也笑了，他说：“有什么好笑的，痛死我了。”

    那时候我很向往做医生，有一本《农村医生手册》，蓝色塑料封皮，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

    手册中占了相当篇幅的是“新医疗法”。

    这部分的一开头，照例是毛主席语录：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接下去的一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和对工农兵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发扬敢想、敢干、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创造了许多中西医结合的‘新医疗法’，这是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是医学的良好开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的‘新医疗法’打开了聋哑‘禁区’，使成千上万的聋哑人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使许多瘫痪病人重新站了起来，参加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行列使多年的盲人重见光明，看到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使那些被资产阶级的专家判为‘不治之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新医疗法”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新针疗法”，内容十分详细。

    我曾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金针和一些关于针灸的书，那时候宣传针刺麻醉，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向往。我非常想学针灸，但是，始终没敢扎下第一针。母亲生了病，要打针，我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但是，我紧张得针还没有刺入皮肤，药水已经被挤掉了。

    母亲叹息一声，说：“算了吧。”

    合作医疗站有许多悲惨的事让人触目惊心，我们队一位副队长的儿子，5岁，蛔虫引起肠穿孔，连夜摇船送医院，走到半路孩子已经不行了，船又摇了回来，悲痛欲绝的父亲抱着儿子的尸体直冲合作医疗站。

    紧接着我们家响起了急促地敲门声，母亲去开门。副队长说：“水林死了，我要几个洋钉钉棺材。”

    这已经是后半夜，母亲把很长的洋钉找出来，交给副队长。母亲说：“他半夜敲门，是为了告诉大家，医生误诊了。”

    医生到底误没误诊，当时就没有断定，事隔这么多年，我记得的仍然是那深夜的敲门声。

    在乡下有许多人拿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就做医生，他们自己说是拉个黄牛当马骑。初中生、高小毕业生都能做医生，小毛病胡乱治一治，量个热度，给几片APC；抹点红药水开几帖膏药，稍有疑难的推给公社医院。

    如果命运稍出一点“差池”，我也许真的拿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做了医生。

    那会怎么样呢？

    我无法推断结果。

    赵医生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邻居，后来，合作医疗站搬走了，赵医生住的那间屋分给我们家。

    赵医生后来到桃源镇医院工作，去年文满来过后，他知道了，对文满说：“你有没有范小青家的电话，我要去找范小青。”

    文满对我说：“我没有告诉他。”

    所以，赵医生也一直没有来找我。

    赵医生仍然孤独一人，大概有60岁了。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和外婆说，又有人给赵医生介绍对象了；过几天又听说，又没有成。

    我想象着60岁的赵医生在桃源镇医院里上班的情形。

    5.水荣

    我们四个人打牌，小天和水荣搭档，我和金生搭档，他们老是输，小天就骂水荣笨。金生是很聪明的，村里好多女孩子喜欢金生，我也喜欢。

    在劳动与上学之外，我们差不多都和金生、水荣在一起。

    有一天，秀美终于忍不住说：“你怎么老是和金生闹。”

    我刚刚萌动的心，突然动了一下，明白了秀美的意思。

    几年后，我们家离开村子的那一天，金生来叫我去打牌，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摇了摇头：说：

    “整理东西累了，我要歇一会儿。”

    金生有些失落地走了。

    那一年，我17岁，金生18岁。

    金生后来当兵去了。

    许多年后，小天回到桃源镇，听说金生复员回来了，在镇上某个公司开车。小天的同学找来了金生，当时小天心情很激动，但是，金生却麻木地看着他。小天着急地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范小天。”

    金生茫然。

    小天又说：“新亭三队的。”

    金生仍然茫然，想了半天才说：“新亭三队，我是新亭三队的。”

    小天说：“你不记得有下放的干部？”

    金生说：“我知道有老韦和蔡雷，他们是知青，住在合作医疗站门口。”

    小天很难过，说：“你不记得我了，我妹妹你还记得吗？范小青。”

    金生再次茫然。

    小天对我说：“想不到金生会这样。”

    我始终无法相信小天的话，但是，小天信誓旦旦，“骗你不是人。”他说。

    尽管小天说了这样的话，我仍然无法相信。

    回过来说水荣。水荣的父亲是“中和党”，已经死了；水荣的妈妈说他是被队长害死的，但是她不敢公开说，只是背后嘀咕。水荣兄弟三人，大弟弟叫猫猫，小弟弟叫玉生；玉生的脸色总是很苍白，不知道是不是有病。

    水荣的妈妈一个人领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他们家是队里最贫困的人家。有一回，我们到离家几十里地的一个镇上去看样板戏，回来的路上，有一条狗跟着我们，一直不肯离去。

    谁也不敢把这条狗领回家，最后，水荣把它领了回去。

    水荣的妈妈把水荣骂了半宿。

    水荣说：“我自己不吃饭，把我的饭省下来给它吃。”

    猫猫也这么说。

    玉生也这么说。

    水荣妈妈没话说了。

    水荣到底把狗养起来，狗长大了。

    有一天，水荣的狗被知青偷走了，捆吊在屋里准备在半夜放下来杀狗吃。水荣到处找狗找不到，哭了。知青们看见了，心里很难受，但是，他们肚子饿得更难受，所以，没有告诉水荣。

    到了半夜，知青煮了一大锅水，将已经“咽了气”的狗放下来，谁知狗一着地，又活过来了，在知青屋里汪汪大叫。这叫声被水荣听到了，蹿起来冲进知青屋里，把自己的狗救出来。

    知青们有点尴尬。

    还有一次，我们到乌镇去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回来时已经很晚了。走着走着，就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是一个男的，大约三四十岁，背着一个包，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我们后面走。

    我们很紧张，停下来问：“你是什么人？”

    他向我们笑笑，不说话。

    “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们？”

    他仍然笑，不回答。

    “你不要跟着我们！”

    他继续跟着，快到我们的村子时，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我想借你们那里住一个晚上，行不行？”

    态度恳切，看上去也真有点可怜，使我们一个个动了恻隐之心。但我们没有谁能够做主带一个陌生人回家住下。最后，又落到水荣身上，水荣说：

    “跟我走吧。”

    他就跟着水荣回家去了。

    过了一会儿，水荣的妈妈来到我们家问：“怎么回事？”

    我们说：“他一直跟着我们。”

    这时候，队干部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那个晚上很热闹，水荣家里人来人往不断，一会儿队长去查问，一会儿会计去看看。

    “你是什么人？”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不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反正大家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终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半夜倒已经过去了，只好让他在水荣家里睡半宿，倒是害得水荣妈妈一夜没敢台眼。

    那一夜我们都很兴奋，好像期待着发生点什么事，可是，最后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早上那个人在水荣家吃过早饭，要给水荣妈妈付房钱和早饭钱，水荣妈妈倒不好意思收，推辞再三才收下。

    那人告辞了，走过我们家门口，还向我们笑了笑、挥挥手。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这个人了。

    我始终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远远地从乌镇跟着我们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在我们队里住一个晚上？如果只是为了住宿，在乌镇也是可以住的，在离乌镇近一点的地方也是可以住的，完全不必跟这么远的路。那么，他是一个坏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提高了警惕，他没有机会下手？或者他只是一个一般的过客，初到两省交界的地方，怕碰上坏人，知道小孩子们不会坏事，才跟着我们来的？

    对于这些猜测，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

    答案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水荣每天吃过晚饭就到我们家来，夏天的时候，小天躲在蚊帐里，水荣在蚊帐外的凳子上坐着，他们说话聊天。奇怪的是水荣从来不怕蚊子，我们问水荣：“有没有蚊子咬你？”

    水荣想了一会儿，说：“没有吧，反正我不痒。”

    是蚊子从来不咬水荣，还是水荣不怕蚊子咬？

    有一天，水荣突然从我们家的凳子上跳起来，说：“痒，痒。”他翻开凳子，仔细看了一会儿，叫了起来：“虱子，你们家有虱子。”

    我们家爬满了虱子，凳子、被子、床，所有的衣缝，满屋子都是。

    “哎呀，哎呀，”水荣叫道：“你们家怎么会有虱子？”

    我们看到虱子成群结队排满了，简直毛骨悚然。

    文满去年告诉我，水荣结婚了，有个儿子，但是他的老婆有精神病；玉生也结婚了；猫猫没有结婚。我忘问水荣的妈妈怎么样了？如果文满再来，我会问她的。

    从文满的谈话中我听出来，水荣家仍然是村里最贫困的人家。

    6.敲麦泥

    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在田野上，风温和地吹着，芦花用一块花布头巾包着头。花头巾也许有一些丝织或者化纤的成分，在阳光下闪着红绿的光。

    芦花敲打着麦泥，麦泥很干，轻轻一打，大块大块的麦泥就碎了。因为干旱，麦苗长得不好，有点桔黄的样子，在泥土里萎缩着不肯往上长。村子里仍然很安静，冬天的早晨，村里人要起得迟一些。现在没有太多的农活要做，敲麦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追在眉睫，敲不敲麦泥，明年麦子一样长起来，多收几斤少收几斤大家已经不怎么在乎。油菜秧也软绵绵地长在田里，一群早起的鸡来到田边寻食。田边的野菜枯黄，几株不知名的野花却生机勃勃地开出一丛一丛的白色的花。一只瘦弱的老狗从远处慢慢地踱过来，站在田边，向芦花看看，它的眼睛有一种悠长的哀怨的内涵。狗看着芦花，侧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又无声无息地走开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只有芦花一个人在劳动，这使芦花看上去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只孤立无援随风颠簸的小木船；像迷失在茫茫大沙漠中的一只小羚羊。

    老师从田边走来，往小学校去，他的背已经有点儿驼。老师眯着眼睛向田里看了一下，当他看清楚是芦花时，说了一声：“芦花，敲麦泥泥哪？”

    芦花向老师笑了笑，说：“敲麦泥。”。

    老师停下来，站在芦花的田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说：“芦花，琴儿好些了吗？”

    “好些了。”芦花管道。又说：“还好，还是那样。”

    老师有些担心地摇了摇头，“还是不能上学吗？”

    “医生说不能，”芦花将挂到眼前的头发往头巾里塞，“医生没有把握，不说能不能治好”。

    “这些日子，”老师说，远处河荡的芦苇丛中，飞起几只野鸭，扑腾着飞走了，很快就看不见了它们的踪影。老师朝野鸭飞去的方向看了一会儿，又回头问芦花：“这一阵子，吃的是谁的药？”

    “养生堂张先生的，”芦花说，“说张先生药到病除。到张先生处，就诊挂号费很贵。”

    “见效不？”

    “也不觉得，仍然是那样子。”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有一辆拖拉机从大路上经过，有人在拖拉机上大声唱着什么，但是，拖拉机的噪声盖过了他的嗓门，只能依稀地听到断断续续的离了谱的音调。拖拉机过去以后，四周又安静下来。

    “芦花，”老师说，“你得抓紧给孩子治病。”

    “是的。”芦花说。

    老师犹豫了一下，像是在考虑下面的话还说不说。“芦花，你托我打听河西周庄的那个郎中，我打听了，不是那么回事。”

    “没有？”芦花的目光黯淡下来。

    “有是有的，那个郎中，姓蒋，只是，”老师犹豫着，“只是，不怎么可靠。”

    “试试，”芦花看着老师说，“试试也不行”“试试也可以，就怕反而误了事，是个年老的郎中，有些迂腐，怕没有什么用。”老师看看芦花的表情，“你若是想试试，我托人叫他过来。”

    “那样好吗？叫他过来？”

    “江湖郎中，愿意走的，在家里反而呆不住。”

    老师笑了一下说，“要不怎么叫他们江湖郎中？”

    “那真要谢谢老师！”芦花说，“琴儿的病，把大家害苦了。”

    “忙得不在点子上，”老师遗憾地摇摇头，“治病不能老是换医生，琴儿的病，一直没有找到好医生，总得想个办法来。”

    “是的。”芦花说。

    老师往前走去，芦花拄着敲麦泥的木榔头目送着老师的背影。老师再没有回头，老师走路的步伐，已经像个老人了，老师也应该是个老人了。在芦花小的时候，老师就在学校里教书，他曾教过芦花，现在，又在教芦花的女儿。老师想转正的愿望跟着老师在小学校里呆了几十年，现在仍然跟随着，也许老师已经不怎么在意了。老师的身影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边，村子里也渐渐地热闹起来，烟囱冒出稀稀薄薄的白烟，鸡和狗都大声地叫着，羊也跟着叫唤几声，猪还得再睡一会儿。有人开始在村子里走动，芦花远远地朝村子里望一眼，虽然看不见什么，但是，她能够想象出村子里的一切活动。婆婆正在家里让琴儿喝今天的第一碗汤药，琴儿喝了汤药，咂摸咂摸苦涩的嘴，走出屋子，将瘦小的身体放在墙角的旧藤椅里。太阳照着她病弱的身体，她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太阳越升越高，芦花感到有些暖意，她摘下头巾，将它掖在腰间，头巾在她的腰闻飘荡摇曳。她继续敲麦泥，啪达啪达的声音在辽阔的田野里显得十分轻弱。

    当老师的身影在地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另一个苍老的身影又出现在辽阔的天幕之下，老满从大路上走过来。大路上还没有行人和车辆，在寂寞阴郁的背景前面，老满像一只孤独的老狼蹒跚在公路上。老满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看起来并不很重，但是老满已经老了，他也许不应该再挑担子了。老满许多年来一直在村里做些杂事，管管乡里的通知、开会的事。从前，他是村支书的父亲，后来，村支书换人了，老满仍然做着他的工作。老满的儿子做村支书的时候，没处理好一些关系，村里有许多人对他不满意。新来的支书想叫他走，但是，他不走，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现在，老满独往独来，也不和儿子住在一起，并且仍然做着他以前的工作，像老师一样。

    芦花、琴儿、老师、老满，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是，敲麦泥是真实的。我到农村干的第一个农活就是敲麦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后来学会的和没有学会的许多农活中，敲麦泥的印象最深。敲麦泥很轻松，如果天气不是太冷，有暖暖的太阳，那简直是一种享受。比起三伏天的抢收抢种；比起寒冬腊月开河，就好比那是情节紧张、波澜起伏的电视剧，这是温馨的散文诗。

    7.世间桃源

    那时候我没有忧愁，也许是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郁积的东西流了出来。我仍然是老实巴交的，但是，我不再自卑，我开始理解这句名言：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地长大、慢慢地懂事。我们大队没有中学，附近好几个队都没有。没有书念了，我觉得也挺好，可是，父母亲很着急，十四五岁的孩子，如果就此辍学，惟一的出路就是下田劳动。

    他们东奔西走，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一所初中，是由好几个大队合办的，离家很远，而且只有初一和初二两个年级，是复式班。为了继续求学，已经读了初三的哥哥和读了初二的我，各自降了一级，哥哥重新上初二，我重新上初一。

    哥哥上了半年，就毕业了，他升了高中，到桃源镇读书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孤独地走着。

    每天我拎着饭盒，下雨天光着脚。我并不怕苦，却有苦恼；苦恼的是在学校里只有一位女同学。我们下乡那地方，女孩子是不上学的，这位女同学的父亲在上海工作，想让女儿日后有出头之日，便逗着她读书。可是，她自己很不情愿，她母亲也不支持她上学，所以，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爱来不来。她一晒网，我就成了全校惟一的女生，连个同桌也没有。

    不过我仍然天天到校，从不缺课，因为，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我可以演算那些有趣的数学题，可以放开嗓子读外语，更愿意听我们的语文老师用他那并不太出色的声调朗读很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语文课之外给我们加的小灶。正是这些优美的文章，把我带人了一个全新的丰富的天地，以致后来受了许多这样文章的诱惑，幻想着自己也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天地来。

    我于是知道了陶渊明，并不觉得那环境离我们多远；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处桃源，这一处桃源就在我们的心里。我始终觉得我的这一处世间桃源，恰恰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起点，我留恋那段农村生活。

    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学哲学的文章，我写的是“没有大粪臭，哪来稻谷香”。我记不清自己的文章写得怎样，但是，一个五谷不分的城里孩子，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栽下秧苗，然后浇粪施肥，看着秧苗长大、抽穗、结出果实，再用自己的双手，把稻粒脱下轧出米来，再把这些劳动写成一篇文章，这就是进步。

    我非常要求进步，日记一则：

    1976年3月11日

    “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别人，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习他们。”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多么亲切，多么重要。几天来，我对自己的“骄”字反复地进行了检查，进一步发现了这个危险的信号。北库公社金星大队的铁姑娘队队长沈培英、平望公社金联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全娥，她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她们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党和人民也给予了她们很高的荣誉，但她们骄傲了没有？没有！丝毫没有！永不骄傲，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有的品质。学习，努力向她们学习，做一个永不自满的革命战士、普通一兵。

    我珍重这样的进步。

    当然这是许多年以后的认识。

    在写这则日记整整20年后，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快不过命运之手》的文章。

    （附）快不过命运之手

    传说中，我是一个写作的快手。传说，我十几天能写二十几万字的长篇；传说，我一个月写十几个中篇；传说，我写作没有阻碍，像流水；传说，我不食人间烟火，只认得一个“写”字。

    对于传说，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可以认真，也可以不当一回事儿。我呢，常常是一笑。我想这也就足够了。

    其实，我常常觉得头脑里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是要写的，是要不停地拼命地写的，但心里常常很茫然。在人生的路上，在写作的路上，我已经奔跑得很累很累了，但我仍然在拼命地奔跑，我并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幺。卡夫卡写有一个寓言，大意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只老鼠拼命地奔跑，它不知道它要逃避什么，只是拼命地跑呀跑呀。它穿过大街小巷，终于跑进了一条长长的静静的安全的通道。老鼠正想松一口气，却看到了猫站在通道的另一出口，猫说：“来吧，我等着你呢。”

    我是一只老鼠吗？

    当然不。

    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和老鼠一样，我们部不知道为什么要奔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我们的一切都在奔跑之中。我们的快乐、我们的苦恼、我们的兴奋、我们的无奈，都在奔跑之中。

    奔跑是一种状态，生命也是一种状态；奔跑是一个进程，生命也是一个进程。我们的奔跑与我们的生命同步，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们觉得无奈的事情。因为，除非生命停止，我们不得不停止奔跑，这是命运安排定了的。

    每天太阳升起又落下，每月过了初一又十五，每年花开又花落，每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我住在古老而潮湿的小城；每天写字，后来政成打字，我的颈椎病越来越严重，但我从来不曾想到去医院看一看。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继续打字，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劳动模范，有时候叉觉得自己像个殉教的教徒，更多的时候我不敢想一想我到底是谁，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推动自我的恐惧。我写了一天又一天，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很快活还是很荒诞；不知道自己是很充实还是很空虚。在我实在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就走到阳台上看着滴滴答答的小雨；我感到了空气的湿润，我想，回到屋里还会继续打字，这是注定了的，无法改变。

    我对自己的行为曾经想了又想，觉得自己很快很快，但是，永远快不过命运之手。突然，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是索尔贝娄在说话。他说：“只有当被清楚地看作是在慢慢地走向死亡时，生命才是生命。”

    我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从未放弃过这种理想、希望和追求；从1976年的日记，到20年后的《快不过命运之手》，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

    桃源，是我人生的起点。

    我早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桃源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页历史，可我忘不了那片宽阔的田野；忘不了许多农村孩子给我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帮助；也忘不了那只有一个“复式班”的学校。那间简陋的校舍，教室里有一眼土灶，一只大铁锅，路远带饭的同学，就在那里蒸饭。记不清我轮值过多少回，每次轮到我蒸饭，都要先下河去舀水。那条河就在学校门前，河水清清，在不远处汇八美丽的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向前流淌。

    我的世间桃源。

    8.王老师

    王老师叫王永勤，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师范毕业生。在60年代的某一年，王老师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新贤初中，以后他们就把家安在这里了。他们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又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一句话叫做“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也一样适合于王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我是王老师的一个学生。

    王老师教我们语文。

    上语文课时我们把书拿出来。王老师说：“今天不用课本，这个星期我们上一节补充课，课文不在课本上。”

    说完，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白杨礼赞。

    王老师说：“这是一篇很著名的散文，是茅盾先生写的，我们节选其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在从前的初三语文课本上有。”

    王老师扬一扬手里的书，不知道那是不是初三的语文课本，我们根据王老师的要求，把课文抄了下来。

    节选的片段是这样的：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王老师要求我们把课文背下来，有一个功课不好的同学也把“白杨礼赞”的片段背了下来，王老师很高兴。

    一天夜里，有几个小偷闯进了王老师的家，王老师被惊醒了，他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说的是拿什么东西。在黑灯瞎火的屋里，他们准确地搬走了王老师家的一些东西。王老师事后分析，一定是熟悉情况的人干的。

    被搬走的东西中有一台收音机，这是王老师家最珍贵的东西，还有被子和衣服。王老师喊起了睡在隔壁的陈老师，他们一起去追。小偷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小偷扔下衣服；又追着追着，小偷扔下了被子；但是，收音机始终没有扔下。

    小偷逃走了。

    王老师家遭窃，我们都十分紧张，但王老师却是平静的，照常给我们上课，只是在开始讲课之前，他多加了一句话，说：“老师家里的东西能够被偷走，但是，我们学到的知识是偷不走的。”

    9.考高中

    1971年的冬天，我走在震泽镇的街上。

    震泽是一个古镇，有一座宝塔，还有一所很有名的震泽中学。

    这一年冬天，我初中毕业了。上高中的名额是这样分配的：每一所初中，只有两个毕业生可以上高中，而且至少有一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

    在新贤初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下放干部的孩子，叫蒋一星，他也是要去上高中的；贫下中农的孩子方永潮，学习成绩非常好，又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所以，剩下我的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父母亲心急如焚，四处找人，到处奔波，最后，终于替我争取到一个额外的名额。

    这个名额几乎是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名额。

    因为家庭成分而不能升学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太多了。1998年7月11日，我回到吴江，和垂虹文学社的朋友谈文学，听午饭的时候，吴江松陵镇文化站的黄站长问我：“你在苏州，住在哪条街？”

    我说：“东大街，盘门附近。”

    黄站长说：“噢，知道了。我在新桥巷读过书。”

    新桥巷就在东大街，离我们家确实很近。新桥巷里有一所学校，叫新苏师范，黄站长和在坐的另一位吴江文化局的老师，都在新苏师范上过学。那是50年代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考试过后，多半去的学校。

    黄站长说：“有一个五门功课开红灯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

    我说：“50年代就是这样吗！”

    黄站长说：“是的。”

    我想起我写过的一篇小说《洗衣歌》。

    在我上中学的那时候，学校的文工团是很让人眼红的，学生们都愿意参加文工团，但是，只能有少数人进去。再说，即使进了文工团，也可能被淘汰出来。你若是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才能不够，跟不上别的团员，也就只好被文工团退出来，这也是正常的，不能滥竽充数。

    但是，在那样的年月里，除了个人的水平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比如说，政治因素、家庭因素等等。

    我天生不善唱歌跳舞，毫无艺术细胞、表演才能，所以，也没有参加文工团的思想。我写的是和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的事情。

    她参加了文工团，轮到有演出任务时，每天夜里都要排练到很晚才回来。那时候，宿舍里其他的同学都已经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这位同学睡的是上铺，有一天，也许是太辛苦了，夜里回来爬床时，从床上掉了下来，摔伤了，但她仍然坚持排练。

    记得那一回她参加演出的节目就是《洗衣歌》。

    那一阵子，我们宿舍里充满了她的歌声：“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可是，终于有一天，她没有到很晚就回来了。

    大概在我们准备休息的时候，门突然开了，她一脸泪水地走了进来，说：“不要我了。”

    原来，这次演出是慰问解放军的，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参加演出的演员的情况都要向上级汇报。上级看过情况，觉得我们同宿舍的这位同学家庭情况不理想，她父亲是犯了错误下放的，并且错误性质很严重，于是，让学校文工团重新换人。

    就这样，我的同宿舍的这位文工团员，流着眼泪回来了。

    她趴在床上哭了很久。

    事过许多年以后，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听到广播里放着一首老而熟悉的歌曲，就是《洗衣歌》：“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沉睡在我心底的往事涌出来，我仿佛又听到了我那位同学的哭声。在不正常的年代里发生的不正常的事情，再一次搅乱了我的心，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就这样，我写出了《洗衣歌》。

    还要回到从前，那时候我还没有上中学，只是争取到一个极其宝贵的名额，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一年的高中，是要考试的。

    下雪的时候船在河里慢慢地走着，船走得并不慢，是因为下雪。雪落下时轻轻的，河面上风平演静。在南方并不是每个冬天都下雪，或者说，在南方几乎每一年的冬天都不下雪，这种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也不是绝对的，在我们来到桃源的三个冬天里，就有两个冬天下了雪。第一次是我们到桃源，大雪覆盖着农村大地，我们的小船靠岸时，有几个人在雪地里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我们就下放来了。

    第二次下雪是我考高中的时候。

    我是坐船到震泽去的，船走得慢是因为它走不快。这是一只摇橹的木船，一个人掌橹，一个人纤绷，在一拉一推中船慢慢地前进。河水被船头分开，又在船尾聚拢，就像水在天上凝聚成雪，雪又在河里融化咸水一样，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

    但是，我的心里并不平静，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考高中。

    我和一些农村孩子以及下放干部的孩子，来到了震泽中学。

    给我们安排了宿舍，但这宿舍暂时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在这里借住几天，考完试，就要回去等录取通知。

    在我住的那个宿舍里，共有6个女生，都是震泽附近乡下的考生，我进去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你来得最晚。”

    我看到她们都在埋头做习题，我知道她们都是每个公社推荐来的最好的学生。我想看看旁边的一位女生看的是什么书，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把书举起来，我一看，是一本《趣味数学》。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那个女生说：“书里全是练习题。”

    我忍不住地说：“让我看一看好吗？”

    那个女生说：“不行的，我要做题，总共500道题，我才做了300道；我哥哥说，只要把这些题都做出来，高中闭着眼睛也能考上。我哥哥是老高中生，水平很高。”

    我说不出话来。

    另外几个女生虽然盯着自己的书，但她们也在听我们的对话。有一个女生有点骄傲地说：“《趣味数学》都是初中题，我听说这次考高中是很难的，还有高中题，我爸爸叫我看看微积分。”

    “微积分”三个字对我来说简直遥远而高不可攀，我听说过“微积分”，在新贤初中做习题的时候，碰到难题，大家想不出来，老师说：“这算什么难题，以后你们上高中、上大学，要学微积分，那才难呢。”

    “微积分”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宿舍里的气氛活跃起来了，有人提出语文的问题，说这次考试有古文题目，古文是很深的，她说自己背下了十几篇古文。

    我心里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恐怕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幸好考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我顺利地过关了。记得我数学考得不好，好像只有七十几分，但也过关了，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升八了震泽中学。

    时间走过近30年，现在的中考，六门功课考六百多分，仍然担心考不上好中学。

    10.永不忘记

    我从桃源走到铜罗镇，从铜罗镇上船，船在运河上行驶几个小时，来到震泽。

    1972年的一年时间，我就是这样走过的。

    从桃源去往铜罗镇的路，相当偏僻冷清，虽然路上要经过几个村庄，但是，一过了村庄，就又是一望无边的田野。一走上这样的小道，经常几里地看不到一个人，碰到阴天下雨，更是冷清得要出鬼。在乡下，人们常常说鬼的故事，我所听到的鬼的故事，每当我一个人走在这条偏僻的小路时，就纷纷跑出来吓唬我；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常常是被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害怕也好，不害怕也好，学总是要上的，虽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出于自愿，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上学、对读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已经离不开学校，因为在学校里，在书本中，我发现了更加美丽的世界，我不能不上学。就这样，在学校的时候想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却又提心吊胆，既害怕，又坚强。妈妈的担心和我不一样，妈妈担心的不是故事中的死鬼，而是“活鬼”。

    幸好有朱杏玲，我们结伴而行，在离新亭三队不远的村口分手，她往南去，到前浩大队；我往东来，回家。

    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分手的路口集中，再往前走。

    路口有一座亭子，亭子里常常有路过的人歇脚。

    可是有一天，朱杏玲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我等了又等，最后，只得一个人硬着头皮上路，记得母亲站在亭子里向我挥手。

    就在这一天，我碰到一个人。

    其实，我也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脸，对他的外形毫无印象。

    那天我一上路，走了不久，就发现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一个人，我赶紧快走。见我走得快，他也快快地跟上；我放慢脚步，他也就慢下来，就一直这么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好几次到了有拐弯的地方，我都暗暗地希望他拐弯走了，可是，他一直没有拐弯，一直跟着我。

    我开始害怕，越来越怕，不知如何是好。终于，我看到了前面的村庄，急急忙忙地走进村子，来到靠着村边的第一户人家。一位农村大嫂坐在门前做针线活儿，另一个男人在一边修鸡棚。

    我惶惶地向大嫂说：“您能不能帮帮我？”

    大嫂向我看了看，问：“什么事？”

    我说：“我到铜罗镇坐船去上学，后面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我走得快他也快，我走得慢他也慢，我害怕。”

    大嫂朝我身后看了看，果然看到了跟着我的人。

    我还想再说什么，大嫂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大嫂向我挥挥手说；“你放心地走吧，我们会拦住他的，一直到他追不上你再放他走。”

    我没有来得及谢大嫂，便赶紧上路，一边走一边往后看，果然再没看到那个人跟上来，我想大嫂大概真的把他拦住了。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嫂是怎么拦住他的，说了些什么话，那个人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怎么样了。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反正一直到我走到铜罗镇，也没见到那个人的影子。

    这件事过去了近30年，我到底也没有弄清楚跟着我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以后发生在大嫂家门前的事情。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去寻找村边的大嫂了，别说她的姓名，连她长的什么样子我都没有记清楚；就算我现在重回旧地，那地方恐怕也早已经认不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回到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已经根本找不到从前的影子一样。但是，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我能够忘记从前的许多事情，却忘不了这件事。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常常梦见自己在令人恐惧的黑夜，在农村的小路上到处乱走，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我想这也许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吧。

    许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是那位不知名的农村大嫂和许许多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农村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了我、培养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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