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到乡下去了，我想，我能够说出这句话，至少说明我对乡下还是有一分怀恋、一分思念，这是真的。我总觉得乡下有一大堆宝藏在等待着我。越是这么想，就越是把去乡下的事情看得很郑重其事；越是郑重其事，也就越是难跨出这一步。
终于有一天，我出门了。儿子那时还小，他问我：“妈妈，你到哪里去？”
我说：“乡下。”
儿子说：“你到金家坝去？”
金家坝是我们家保姆老太的家乡，儿子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误认为乡下就是金家坝。
我无法回答儿子，若说是，儿子以后会不会一如既往地误会下去；若说不是，儿子会觉得不可理解。所以，我只能含糊一声，就走了。
儿子很顽皮、多动，老师说他考试的时候抬头望着天花板，大概也知道左顾右盼有偷看的嫌疑，只能抬头望呆。实在想不通天花板有什么好看的，总不能穿透屋顶望见北斗星吧！就算望见了北斗星，怕也不能像从前用毛泽东思想照亮他的考卷。
于是，常常被教育、被骂，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来被父母亲责怪，却又天生一副好胃口，你口干舌燥，他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也有大人教育得过火的时候，他也生一点气，厉害的话也能说出来，那就是：“我到乡下去，不想再看到你们。”听起来还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儿子那时候还小，乡下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上升到概念的高度；乡下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具象，那就是家里保姆的家。儿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把乡下当作了他的另一个家。他的退却、他的进攻，都有了一个依赖，或者在节假日，儿子并不要求我们带他出去游山玩水，而惟一的希望是到乡下去。
儿子以为他妈妈的乡下，也就是他的乡下。
其实，到今天我仍然也没有回到过属于自己的乡下。属于我自己的乡下，是我独自插队的地方，在江苏省吴江县湖滨公社。现在，这个公社已经没有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湖滨公社了，改制的时候，它划归镇上，变成了一个镇的一部分。
我再也回不去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是回去过的，我问儿子：“有一年冬天妈妈到哪里去了？”
儿子说：“到哈尔滨看冰灯。”
我对我先生说：“那一年冬天，我不是说到乡下去的吗？”
先生狡猾地一笑，说：“你是写小说的人，谁知道你说的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还是你写小说时胡编乱造出来的。”
我是有一篇小说，叫做《独自下乡去》。
我说不出话来。
回头看到保姆老太洗脚，我想，还可以请保姆老太作证，但是，我一看到她挽起的裤腿和光着的脚，就想，算了吧，作什么证，无人作证，这也很好。
2.高中阶段及插队的开始日记七则
1974年1月20日
和一个同学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怄气，弄得大家心里都不高兴。
事过以后，冷静地想一想，发现当时的态度太粗暴了，大不利于团结了。
我是今年才转到本班的，对同学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当俞志华同学抱歉地对我说我的一样东西被她弄丢了的时候，我心里一惊，感到很突然，一时想不通便认为她说的不是实话，而蛮横地非让她拿出来不可，结果，她委屈地哭了。大家也都很尴尬。
我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心里仍是不能平静。
晚上，几个同学到我们家，谈起俞志华同学，大家都说她是一个老实人，平时不讲假话，待人和气。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愣了一下：“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
夜深了，我打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清晰而闪光的字体，立即跃入我的眼帘：“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是真理，不是依主观上的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对了，今天的事情我就是依了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了，结果，产生了不仅不正确而且是错误的认识，对搞好团结有了妨碍。这也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对我的毒害，此时此刻，我感到万分内疚、难过和愤恨明天，我一定要真心诚意地向俞志华同学道歉，向她检讨。
今天的事情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它告诉我，必须好好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批判、清除头脑中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样才能做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关于日记的补充：
1.俞志华弄丢的东西是一本糖纸集，里边有我多年来精心收集的各种糖纸，大约有上千种。在从前，我们很少吃糖，好的糖纸是非常难觅的。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走路时目光永远是看着地面的，就是为了能够捡到精美的糖纸。所以，别说在当时，就是到了今天，想起那本糖纸集，我仍然心疼。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当时的认识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但我相信第二天我一定向俞志华承认了我的态度问题，请求她原谅，她也一定很感动。
2.俞志华同学得了胃癌，搏斗了几年，动过手术，最后，终于没有战胜病魔，于1997年去世了。吴江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以后，吴江的同学又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一天去了很多同学，大家哭得很厉害。
我默然。
1974年3月2日
在全校第一个带头贴出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干革命决心书的骆利群同学，确是一位好同学。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觉悟、这么大的决心，一定是和她自己平时努力学习，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分不开的。
如果按照分配方案，她是家里的长女，只有一个弟弟，父母工作又很忙，理应留在城里，有些人也曾经这样劝过她。但是，她想的不是这些，她胸怀着世界革命风云，眼望着全球革命形势，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想的不是留在城里找个好工作，贪图享乐，而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切力量。她不怕别人讽刺、讥笑、打击，不怕别人中伤，用坚强的决心、革命的行动给了孔老二和林彪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教育了一些糊涂虫、自私鬼。
为什么骆利群同学有这么高的觉悟、这么大的决心，而我却差得远呢？她的决心和行动在我的头脑中敲响了警钟，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深深地感到应该深思了，更应该迎头赶上了。
关于日记的补充：
1.骆利群是我的同学、邻居、好朋友，许多年来，老同学、老邻居的感情都先后地淡漠了，但我和骆利群的感情一直没有淡漠，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大院里，虽然不是每天见面，但只要我们想见面，马上就能实现。我有时候请教她，就给她打个电话，她会指点我该怎么做。
骆利群在市中院工作，刑庭，常常审判杀人犯。开始的时候她是不习惯的，形形色色的杀人犯，在法律面前的形形色色表现，常使她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她告诉我，有一个阶段，她常常做梦，梦见一个已经被处决的杀人犯对她说：“你骗了我。”她说，每次梦到这样的情形，总是心神不安。这是她审理的一个案子，主犯是个知识分子，做了第三者，他的姘妇的丈夫是个有精神病的虐待狂，他把那个人杀了。逃走，被抓，然后等待审判。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一点也不复杂。但是，案子却很难办下去。因为，杀人犯已经抱着必死的准备，一言不发，好几次的审讯记录都是一张白纸。也许是因为骆利群内心深处对这个杀人犯有着一丝同情？也许是因为案子实在进行不下去？有一天，她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她对他说，你好好说，你这个案子，还是有希望的。就在那一瞬间，她看到在他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一线求生的光来，以此为开头，下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他配合得很好，该说的都说了，最后上报时报了个死缓，中院一审没有通过，批了一个立即执行。在行刑的那一天，骆利群去做验名正身的工作，死刑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骆利群说，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变成了被告，我不敢正眼看他，也不敢和他多说一句话，我在心里说，谁让你杀人了，你杀了人，我也只好杀你。可是，这种自我安慰似的辩护，起不了什么作用，尤其是对她的心灵不起作用。于是，她常常做梦，梦见那个人对她说：“你骗了我。”
骆利群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是先进工作者，还作为优秀典型做过报告、介绍过工作经验。
1974年，高中毕业前夕，她联合班上23名女同学，贴出了坚决要求到农村去的决心书，轰动了学校，轰动了当时的所在地。
后来，23人中有的人后悔了，也有的人没去插队，但是，骆利群从来没有后悔过，她和我同一天插队，但不在一个地方。
2.读高中的时候，正是批判孔子批得最厉害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与孔子搭上关系，在我的日记里甚至记着苏联怎样推崇孔子：“孔子在苏联，不但非常红，而且简直红得发紫，这也暴露了苏联当局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因为，每天都在批，以至于“孔老二”这三个字如同钻进了我的骨髓里。
1994年，我参加正大综艺节目，讲到孔子，居然将“孔子二”三个字脱口而出，大家哄堂大笑，幸亏那是录播，而不是直播。
在1969年出版的《读报手册》中写到孔子时，引申出这么一段文字：“解放以后，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庇护下，史学界的一小撮反动‘权威’，仍然把这个封建思想的鼻祖奉为偶像，尊为‘圣人’。特别是1962年，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史学界的一小撮牛鬼蛇神云集曲阜，兴师动众，纪念孔子，大肆为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并借此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造了孔老二的反，把他的狗像连同孔庙砸了个稀巴烂！真是大快人心！让孔老二连同他的徒子徒孙都统统地见鬼去吧！”
1995年，我从徐州到曲阜，在孔庙的那些大树边肃然而立。
3.有一天，我和骆利群一起到同学张爱萍家去玩，张爱萍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两个，能够见到毛主席的。”她见我和骆利群都有点发愣，又说了一遍：
“真的，我知道，你们以后能够见到毛主席。”
1974年3月12日
“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
今天，在支部讨论新团员的大会上，对一个同学争论比较大。有些团员认为应该再考察一个阶段，有些团员认为这位同学条件具备、比较好，可以吸收入团，入团以后也可以更好地进行帮助教育。这位同学平时和我比较接近，我也比较了解她，我觉得她在各方面都能够严格地要求自己，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工作、去做事，对于错误思想、错误倾向敢于抵制、反对，总之，我认为可以发展。我又想起了我们团的发展方针，其中有积极、认真、慎重的原则，就更觉得吸收她入团这件事是对的，于是，就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同时，对另一位我认为还不符合条件的同学，也提出了不同意的意见。
关于日记的补充：
1.结果是那两个同学一个入团了，一个暂时没有八团。
2.后来，一位班干部对我说：“她对你意见很大。”
“她”就是那个暂时没有入团的同学，我说：
“她怎么知道我反对的。”
班干部说：“你的日记被她看到了。”
我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思想一直很乱，委实出在发展新团员上。有少数同学对自己估计较高，认为自己稳稳当当地可以入团了，但事实上并没有通过。由于心里一时转不过弯来，就放出话来，说我是‘拉一把推一把’等等。”然后，我写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觉得做干部吃力不讨好，后来，又怎么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仔细检查自己的问题，再后来，真心诚意地和那位有意见的同学谈心等等。
3.那一次八团的同学叫张爱萍。
1993年，我发表了一篇散文《一次电话》。
（附）一次电话
我写文章艰口罗嗦，但是，不饶舌。我在我的文章里舍近而求远，七拐八弯常常不知中心在何处，但是，我说话三言两语直奔主题。看到我的人都说，呀，你很从容。其实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会发现我并不从容，我很性急。小的时候我口笨舌拙，长大了也好不到哪里去，少言寡语。我很想能说会道，也努力过，但终是不能改变自己。在喝了二两白酒以后我的话会多一些，但是，人不能为了说话而天天喝酒。
我不多说话，在电话里更节省词汇。我从来没有打过很长的电话。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和我通电话是一件很没有滋味的事情。电话里没有那么多的柔情蜜意，也没有什么家长里短，可是，最近我却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涌到了我的嘴边。
电话是一个老同学打来的，我并不知道她是谁。但从她的乡音中我能判断出，是我当年下乡在一个县城的同学，尽管现在这个县城已经撤县建市了，但是，浓浓的乡音却不能随之一起撒了，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我正在等一个电话，但决不是等她的电话。我抓起话筒听到一个柔和平静的女声，她没有告诉我她是谁，而是让我猜。这使我想起一首歌的歌词：“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精我是谁，从MARY到SUNNY和IVORY，始终没有我的名字……”果然是这样，我始终没有猜出她是谁。她笑起来，说：“你把我忘了，我是爱萍。”
是爱萍？你的声音变得这么平静，你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了？
爱萍曾经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苏州做过邻居；后来，我们又一起随父母下放到同一个县的乡下；再后来，我们又同时到了县中学读书，在同一个班上。爱萍从小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她的长相，她的成绩，她的才能，她的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0年前，她从县城来苏州参加我的婚礼，再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所听到的一些关于她的消息，也都是一些正常而平凡的事情，生了儿子，调了工作单位等等。突然有一天，爱萍得了病，不知道是什么病，只知道是绝症，到上海住院，去接受痛苦的却又是无望的治疗……我就一直没有得到爱萍的消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突然想到，爱萍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爱萍还在这个世界上，她在电话里说，听说你摔了一下，哪里内折了？你要小心，怎么这幺不爱护自己呢？现在怎么样？
突然间就涌出许多许多的感受，我说：“爱萍，我不要紧，只是轻轻地摔了一下，我一直牵挂着你，听说你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爱萍说：“我会告诉你的。我一直在想，在我真的不行了的那一天，我一定要拍一份电报给你，我们要见上最后一面。”
我的心突然地颤采了一下，辨别不出是哪种滋味。过了好半天，我才说：“爱萍，你的痛好了吗？”
爱萍说：“没有好，我得的是硬皮症，第二癌症，好不了的。”
我的心又颤栗了一下，说：“你现在……”
爱萍说：“我从医院回来了，每天上班，如果不上班，在家里天天想着死，那种日子比死还难受。”
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幺。
爱萍说：“小的时候，常常听我妈妈和你妈妈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当时真是一点也不明白。”
我说：“是的。”
爱萍说：“现在我是明白了，可惜已经太晚了。”
我不敢说话。
但是，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要说话的欲望。于是，我就开口了，详细地询问了爱萍在上海住院治疗的情况。爱萍用她那柔和而平静的声音一一回答了我：我又问了她的儿子和丈夫；问了她的爸爸妈妈、大妹妹和小妹妹以及她们各自的家庭；我说了我这么多年的事情，把我的许多心里话在电话里都告诉了她。我突然变得很饶舌，也突然发现我想说很多很多的话，我原来并不少言寡语。
我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么长时间的电话，从来没有在电话里说过这么多的话，也从来没有一个电话能够引起我内心这么大的波澜，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生？
因为死？
人难道非要有了生与死的经历，才能明白一点什么？
人也许都愿意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其实，大彻大悟也许只是一种过程罢了。
最后，爱萍说：“你保重。”
我说：“你保重。”
我挂了电话。
1974年3月27日
有一天，连里组织拔河比赛，我不留心将鞋弄破了，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我也早已经忘了。
但我们班的团支邵书记叶小妹却没有忘记。今天晚上她把一双纳好的鞋底送到我们家，硬让我收下，使我深受感动。
她家经济比较困难，学校工作又很多，她还忙里抽空，自己动手纳鞋底，又亲自送来这哪儿是一双鞋底，她送来的是一片火热的心、是阶级友爱；送来的是友谊、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她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决心向她学习，像她那样关心、爱护、帮助同学。
关于日记的补充：
1.年级称做连，连里组织比赛，就是年级组织比赛。
2叶小妹现在在煤球厂做工会主席。大约十多年前某一个端午节前夕，她突然从吴江来到苏州，找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她自己包的粽子，另外还给我儿子100元钱，是100张1元的崭新的票子，连号。这100元钱，直到今天仍然放在我的抽屉里，事理钱财、账单、存折的时候，就能看到它们。我对儿子说：“这是妈妈中学的一个同学送给你的。”儿子说：“噢。”
1974年5月31日
今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懂事以来，今天的风波太大了，也许是人生中最大的吧！
以前，我总是想自己下了决心到农村去干革命，既然决心已下，只需要等待就行了。但是，我想错了，我太幼稚了。
下了决心，并不等于胜利。要走上山下乡的光辉大道，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当你要走上这条光辉大道的时候，会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巨石暗礁挡住你的去路。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些，今天的风波唤醒了我：前进的道路不平坦！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母亲不放心，总想让我留在城里。一事当前，先替自己的子女打算。正巧，今天有一个人来我家，给我母亲量血压，顺便也给我量了一下。就这么一量，问题来了，那个人说我是高血压（究竟是真还是假我不知道）。于是，母亲便开始大做文章，请那住“大人物”对我进行“教育”，那个人也就满口答应了。讲了些什么呢？
不听便罢，听了以后真叫人气愤，啰啰嗦嗦一大套，无非是“不要下乡啊”、“上山下乡一时光荣，一世吃苦”、“目光要远大一点”等等。诸如此类，说穿了就是阻止我走上山下乡的光辉大道。当时，我越听越生气，真想狠狠地反驳他。但是又觉得没有必要，受爱反面教育也好嘛，自己用行动来驳斥他们，用行动来批判“变相劳改”的反动谬论，更有说服力。我保持了沉默，但心里却极不平静，我听着那位“大人物”的话，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真是我目光短浅，没有远大理想吗？此刻，毛主席的教导，无数英雄们的豪言壮语在我耳边响起。不！不是我目光短浅，不是我没有远大理想，理想和目光是由世界观决定的，他指的理想和目光不外是为自己的东西，我不做为自己的人，我要做为革命的人。我怎么能用这种人的理想和眼光来衡量自己呢？那人继续不厌其烦地口罗嗦着，但是，他讲得越厉害，我的心越坚强，决心越牢固。
这位“大人物”走了，父母又来了，他们要把高血压的事情告诉校党支部书记，嘴上说是想让学校在这次农忙假期间照顾一点，实际上是和毕业问题有联系的。我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了我，榜样们的精神鼓舞了我，我胜利了。在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的种种压力下，我没有屈服。说实话，对于那种人，我心里看不起他们。这不是我骄傲，我想的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千方百计地告诉我，农村太苦，在农村没有出息。我想，这样的苦，我心甘情愿地吃，不吃这样的苦，哪来世界一片红？革命先烈为了解除我们的苦难，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我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不能多吃点苦、多流点汗吗？他们猜想我吃不了这样的苦，将来必定会后悔，我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也明白困难一定很大，比想象的大得多，一定会超出我最大的预料，但是，我坚信有毛主席的领导，我能够胜利。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未走上自己要走的路之前，障碍很多，走上了风浪更大，我明白了这些。
“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我感谢人们的“关心”、“教育”，我永远记住1974年5月31日发生的事情。
关于日记的补充：
1.日记中没有记下另一件事情，就是父亲陪我到医院去看病，想让医生开个证明，证明血压高。医生很警觉地看着我，他知道这是企图逃避上山下乡的伎俩，这种伎俩在那个时代很多，医生一眼就能看穿。医生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
我在医生的目光下无地自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内心的耻辱。
2.那个量血压的人，一定不知道我认为他是一个伪君子，从前被冤枉的事情是很多的。
3.“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是样板戏中的唱段，但我现在记不起来这是方海珍唱的，还是柯湘唱的，或者是江水英唱的。
1974年7月15日
获悉一个喜讯：沈金华同学填写入党志愿书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多么激动啊！
我真心地为他高兴、为他祝贺，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学而感到骄傲、自豪和光荣。
同时，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不是为自己没有填写而难过，而是在沈金华同学的对比下，感到自己太渺小、太落后了。
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谴责，为什么沈金华同志能做到的，我却做不到呢7为什么？由于自己私心太重，不能像沈金华那样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确，和沈金华同志相比，自己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平时还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多么不应该啊！
沈金华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努力向他学习，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从思想上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日记的补充：
1.从这则日记里，我读出了自己的虚假。我那时候的入党愿望是万分迫切的，听到沈金华入党的消息，我相信自己为他高兴，但心里最大的感受应该说是懊丧；我也会对比他的长处找自己的不足，但更多的恐怕是酸、是失落。
2.我对沈金华的称呼从同学变为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不由自主的，是笔误呢，还是有意识的。
3.那一段时间，沈金华一定是在我崇拜的许多人中离我最近的一个，我记得他瘦高的个子，家庭出身很苦，家里条件很差。
1974年12月15日
批准了！终于批准了，上山下乡干革命的要求终于批准了。
今天下午，在松陵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批批准大会上，党委批准了我的要求，我的心啊，激动得几乎跳出胸膛。这怎么能不激动啊！顿时，金训华、邢燕子、朱克家等无数先进知青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啊！我就要奔赴农村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我一定要努力地向他们学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战斗在农村斗争的前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流汗、出力，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怎么能叫我不激动哪？！
现在，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就要走上新的征途了。在新的征途上，我一定要像金训华那样，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我决不做孬种，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前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关于日记的补充：
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一本小册子《小评论选》，其中有一篇文章《到艰苦的地方去》。
作者是上海许晶中学的红卫兵。摘录文章中的几段内容如下：
“在当前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片大好形势下，阶级敌人放出一支毒箭，说什么这是‘光荣一时，吃苦一世’。”
“这是什么话？这是散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臭气的一种谬论，是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手法。这句话出自阶级敌人之口，也不足为怪，问题是我们队伍里有些思想糊涂的人听了以后，居然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产生了疑虑。”
因此，我们有必要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狠狠地批臭这种反动言论。
“革命的红卫兵以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表决心、上红榜，诚然是光荣的事。然而，革命的红卫兵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光荣’。我们上山下乡，是去干革命的，是到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朝气蓬勃地、勤勤恳恳地、踏踏实实地战天斗地、劈山引水，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怎么能说是光荣‘一时’呢？这决不是光荣‘一时’，而是光荣万年！”
“不同的阶级对‘苦’宇有不同的理解，革命的红卫兵，为了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多么豪迈铿锵的语言！它代表着千百万有志的革命青年的心声。艰苦的环境最能磨练我们的革命意志。无论是千里冰封的北疆，还是自然条件较差的淮北；无论是山峦重叠的江西，还是莽莽椰林的海南，都是磨练我们革命意志的好地方。这一点，那些谈‘苦’变色的人是永远也不能理解的。”
二三个月以后，1977年11月28日和1977年12月23日、24日，我参加了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考试，通过了初试，又通过了复试，干什么呢？去上大学，离开农村。我曾经说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我批判过自己的“一阵子”思想，但是，我最终还是走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早就知道自己早晚要离开农村呢，还是后来才改变了主意？我是一个不信守诺言的人吗？
1977年11月28日初考那一天的日记中，我真诚地写道：“经过一天的紧张战斗……完全可以说是战斗，因为，它和战斗本来就是一回事，胜利地通过了初试。现在的事，是继续努力，并等候通知。”
初试合格了，认真参加高考；初试没有通过，安心工作，同样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在准备复试的日子里，我抄录了叶帅的诗：
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3.插队
1974年12月22日，我下乡了。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下乡，在桃源的那段时间，现在看起来，也许是我走向人生的开始，是我从一个一窍不通的孩子开始懂得一些世事的开始，我在那里完成了从少年走向青年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我们在桃源期间的生活多么艰苦，前途多么渺茫，我毕竟是生活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一切由父母给我承担着，天塌下来他们会顶着。
三年以后，父母调到县委工作，我便来到了县中学读书，现在，我在县中学毕业了，我将独自一人走向社会。
看起来这是我第二次下乡，其实，也是从这次开始，我才真正独立地走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那一年我19岁。
22日，与我有些天然的联系。我的出生日是22日；我儿子的出生日是22日；我下乡是22日。
1985年，我调人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也是22日去南京报到的。我暂时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事是22日办的，也许再翻看我许多年前的日记，还会有22日。
1974年12月22日，吴江县湖滨公社红旗二队的贫下中农，开了一艘水泥机动船到吴江城里来接我。当时在河边码头上，有许多下乡的知青，有许多来接知青的船。吴江是个水乡，在1974年的时候，县城与乡间的公路不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下乡去多半是要乘船的。南人乘船，北人乘车，古来就是如此。
更多的是来欢送我们的同学，他们暂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是会随我们下乡呢，还是会留在城里做工。他们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但他们仍然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恋恋不舍的心情来欢送我们。
原先决定送我下乡去的同学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后来有十几个人跳上了船，大家都很激动，都被这种场面感染了，他们陪着我一起踏上了人生漫长的不可知的道路。
跳上船的都是女生，有一位男生塞给我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他本来也是想上船送我的，但是不好意思。过了一些日子，他单独来到我插队的地方，还和我一起去场上千了一会儿活；后来，他走了，再也没来过。
农民问我：“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说：“不是。”
农民们觉得很奇怪，我也有些奇怪。
1974年12月22日，一艘水泥机动船载着我驶向新的生活。我的许多女朋友，她们来到我将要呆很长时间、也许呆一辈子的地方，帮我收拾房间。
中午队里给我们烧了一大桌农家的饭菜，还有大块的红烧肉，我们兴奋地吃着、说着、笑着，最后，她们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队里只有我这么一个知青，没有集体宿舍，我寄住在一户农民家里，他们家的住房比较宽敞，有空房间。在我下乡的那一天，他们在我的屋里砌了一眼灶，安了一口锅。
其实，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和父母的意愿，都希望能够在房东家搭伙，等以后习惯了再自己开伙也不迟。房东母子倒是愿意，可就是媳妇不愿意，所以，我得自己做饭吃。
房东媳妇是个爽快人，一点也不刁钻促狭、斤斤计较，但是，她坚持让我自己另立门户，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让我搭伙也许更实惠一些。过了好多年以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个原因，原来那时候我已经长大，年轻的房东女主人的心思，我应该明白。可是，当时我不知道，也许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房东，如果有朝一日见面了，我也许会笑着问她当年的心情，只怕她早就记不得了。
我就这样面对着一眼土灶和一张小床，开始了我的独立生活。
4.进步
1974年12月24日
急于求成，想一天饭炼成一个农民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不能因为自己刚下来，就原谅自己。慢慢来，慢慢来，越慢就越不行，越慢就越不能锻炼人。
今天，贫下中农关心、照顾我，让我去场上千轻活儿，但我要求去挑猪羊灰。这活儿在贫下中农看来虽不重，但对我来说，比起场上的活儿要重得多、累得多了。于是，我坚持挑了一天灰，现在虽然很累，但心里很舒服。
马上就要开河了，这是个更重的活儿。贫下中农都不让我去，他们对我说开河这活儿时他们来说都是重活，我是吃不消的。要不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去开河呢？
不走万里行程，哪采钢铁脚板；不挑千斤重担，哪采钢铁肩胛；不经过艰苦磨练，怎么能成为新农民！
我应该和贫下中农一起去参加开河，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参加开河。
……
明天要挑粪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很重的活儿，但是，我一定要参加，时隔二十多年，重新翻看这些日记，我为自己而感动。我的幼稚，我头脑的简单，许多年我都是跟着宣传走的；宣传什么我相信什么，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我真的很要求进步。
生了病回家休息，我焦虑不安；“为了旱日回工地，就得积极治疗”。
让我在工地上当炊事员，我想不通，觉得不是战斗在第一线，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能明白“为贫下中农当炊事员和参加开河劳动一样，同样能锻炼自己、磨练自己，这也是为贫下中农服务”。
我的生活不丰富，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劳动，每天和农民一起干活儿。下乡第一年的三夏劳动，大约是在4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插秧，公社的团委书记经过我们那地方，看到我浑身上下沾着泥巴、光着脚、挽着袖子，一副地道的农民样子，就问：“你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说：“早晨起来烧一大锅，能吃一天。”
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些什么，我说不出来。他又问：“烧一锅，吃一天不会馊吗？”
我说：“不会馊，天还不太热。”
他没有再说什么，走开了。
过了不久，公社开团代会，我成了公社团委委员候选人。团委书记在向代表们介绍委员候选人的时候，说我在乡下怎样和农民一起劳动，怎样吃大苦耐大劳，于是，我全票当选。其实，那时候我的劳动生涯还没有真正开始呢。
由于同志们的信任，我当选了湖滨公社团委委员，这是党、团组织对我的最大关心和培养，这是全公社共青团员对我的最大信任和鞭策。
在一片掌声中，我心跳了、脸红了，内心感到万分地惭愧。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为党为人民做了什么贡献，可以说少得可怜甚至没有，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和信任，这难道不使我内疚、惭愧、发慌吗？
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真诚与虚伪，但是，我得不出结论。
我当选了团委委员是真的感到内疚、受之有愧，还是觉得很得意、受之无愧？
回想当年，我经常批判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是资产阶级丑恶思想的表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决不能被这种丑恶的东西所毒害。
“好几天没有参加劳动了，这主要是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毛主席说要以农业为基础，我却成了以开会为基础，一听到通知开会，耳朵就长，劲就来了，天天盼开会，因为开会轻松。”
“其实，天天开会思想上的负担反而重，不参加劳动，没脸见贫下中农，反而有压力，要劳动啊。”
“今天，参加了劳动，和大家一起干活儿太愉快了，这是我切身的体会：劳动愉快。”
“手上的老茧好像在消逝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号：不劳动就要变修；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
“参加会议固然是正当的，但是，决不能因为客观原因，推三阻四，借故偷懒。不参加劳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上没有重视劳动，这是很危险的。”
“今后，我就以手上的老茧作标准，什么时候老茧退了，就要作检查。”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比如在白天我是不看电视的，无论电视节目多么精彩，我觉得白天看电视是不应该的；白天应该是创作的时间，不能移作他用。
这种想法也许奇怪，但我真是这样想的。
5.铁姑娘
到了三抢大忙季节，每天早晨3点钟队长的哨子就响了，每次都把我从梦中唤醒。在我听来，队长的哨子好像是专门对着我的窗子吹的，真有点委屈。我想，我不过是一个插队青年，难道也非要跟你们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拼命吗？其实，队长的哨子根本不是在我的窗下吹的，也绝对没有人非让我和农民一样拼命，这种压力来自我的内心。于是，我也每天3点钟起来，下田拔秧。天还不亮，也看不清田里有什么，只知道那是秧田，下去拔便是了。常常有水蛇从指间游过，滑腻腻、凉飕飕的，也常常把蛇扎在秧捆里。到天亮插秧时，看那蛇被扎得死去活来，你自己也就被惊得死去活来。上午下午打田插秧，一直从太阳出来做到太阳西沉，吃过晚饭就上打谷场，开夜工脱粒稻谷，做到几点，要看当天的进度如何。也有到9点来钟就收场的时候，那一日必是皆大欢喜。队长说，你们看，叫你们抓紧点，早收场自己惬意。也有的时候要弄到很晚，十一二点钟，队长就骂人，大家也互相骂，说要累死了，骂天骂地，骂爹骂娘。常常也有姑娘、小伙子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就一边轧稻一边打瞌睡，被队长一把头发揪醒了，说：“你们不要命啦。”
于是，才稍稍清醒一点。左邻右村被轧稻机弄死弄残的也不是没有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忙乱中度过了下乡插队的第一个难关：双抢大忙。
双抢结束后，放几天假我都没有回家，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去了。
我感谢房东大娘，她在这期间坚决不让我自己开伙，早晨她烧好早饭送到田里给儿子媳妇，也不忘给我带一碗；晚上我回到自己屋里已经累得不行，不想动了，她帮我倒好了洗澡水，让我洗个热水澡。因为，乡下蚊子多，我洗了澡就躲进蚊帐里，这时她会从蚊帐外塞一碗凉面进来，我狼吞虎咽地吃下这碗面，把空碗往床边的小桌子上一放，就睡着了。老太太帮我塞好蚊帐，把碗洗了。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报答她，我也从来没有报答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希望我报答她什么。如今25年过去了，不知她老人家是否健在？我总想到乡下去看看她，也看看别的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我只是在心里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我插队的那几年，农村大兴水利，去年开河，今年填河，明年又计划着拓宽什么，反正乡下到处都是泥，从这儿搬到那儿，再从那儿搬到这儿，折腾来折腾去，永远是挖不完的泥和挑不完的土方。
本来冬天是农闲，却成了一年中最忙、最辛苦的季节。
我们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挑着沉重的河泥担子一步一步往上爬。工地上插一面红旗，也有军号声，真是气势非凡。农民们对我说：“快过年了，你回家吧。”我却不愿意回家；他们说：“你是知青，可以少挑一点。”我也不少挑，不愿意落于人后；我甚至在乡下还做一些妇女们不做的活儿，像赶牛犁田什么的。犁完了田，我就坐在牛背上一路回家。农民们说：“你怎么弄得比我们乡下人还乡下人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高兴。
后来，我们队成立了“铁姑娘战斗队”，我就当仁不让地参加了。我们真是飒爽英姿，叱咤风云，把男人们都比得矮去三分。
今天再回想当年，我仍然可以说，我无愧于“铁姑娘”的称号，我为自己骄傲、为自己感动。
我只是始终不明白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7是镀金？其实，镀金完全可以用另外省力一点的办法；是为出风头？可是这种风头的代价也太大了呀；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责任？可是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发点，只是在自己的那一段人生历程中，必然会有那样的行为罢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铁姑娘”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人都是肉长的，没有一个是铁打的，姑娘更是。我们的“铁姑娘”战斗队，后来都一个又一个地倒下了，有的患坐骨神经痛，疼得坐卧不安，昼夜不眠；有的得了严重胃病，面黄肌瘦，风采不再；有的关节炎缠身，从此难展笑容。我也一样，拼命地干活儿，后来终于倒下了，伤了腰，再也“铁”不起来了。
6.在乡下演戏
上水利工地，也就咸了农民们离开村庄的惟一机会。
水利大军住在工地临时搭建的草棚里，铺着稻草，盖着打补丁的被子，男男女女挤在一个草棚里。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却没有人说这是艰苦。
为了慰问辛苦的水利大军，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干劲，许多地方都组织文艺宣传队或者类似的组织，在工地上演出，让民工们看。我们大队的这个任务，落到我头上。
我们那一带，大概没有接受下乡知青的任务，所以，知青很少，生产队里只有我一个，就是全大队也只有几个人。看起来有些孤单，其实不然，生活的磨练，使我们早早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
我吃住在农民家里，和他们一样生活、一样劳动，因为表现好，还当了团支部书记。大概就是因为如此，文艺宣传队的事情也就非我莫属了。其实，我没有文艺细胞，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连快板书也念不好，所以，也就只能当“宣传”队长了。
十几个姑娘小伙子，白天劳动，晚上排练，节目的内容，自己现编。这个队里的张三表现好，我们就说他一说，那个队里的李四干劲高，我们就唱他一唱。后来，小节目不过瘾了，就开始排剧。记得排过两个剧，都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台词自己编，作曲就借用现成的沪剧和越剧的唱腔唱。有一个剧，一出场就是一个小木匠念道：“笃笃笃，一日一块八，又吃鱼来又吃虾。”小木匠由队里最英俊的小伙子扮演，台下的人看他像看洪常青一样，但其实他是一个落后的只知道一日挣一块八，又吃鱼又吃虾不问路线的人物。
另一个剧有一段唱腔，至今还记得：“宇红一番话，似春风吹进我胸膛，又如一副清凉剂，使我清醒了头脑、认清了方向，增添了无穷力量！”无疑，宇红是女主角，是1号，是党支部书记，是像江水英那样的人。唱这一段的人，大概是个队长之类的好人、老实人，但有些糊涂，不认方向，被阶级敌人利用了。最后，在宇红的帮助下，终于觉悟过来。这样的剧，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我们演得也感觉良好。
很快，我们这个宣传队的名声就传了出去，相邻的队和离得比较远的村子，都争相来请我们去演出。于是，我们向大队申请了一条专门演出用的船。演出多半是晚间，我们的船经常是深夜航行在河港湖汉；有时候，望着满天的星星，听队员们哼哼唱唱，我心里涌满了万千思绪。现在回想起来，竟像在做梦似的。
有一天，一个队员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问我：
“咦，不对呀，你自己怎么一个节目也不演呢？”
我很难为情。
许多年以后，开始流行跳交际舞，在大家跳得都不想跳了的时候，我仍然没有学会。我曾经写了一篇随笔，说看别人跳舞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其实哪能呢？看到人家翩翩起舞，引人注目，心里总是有些不是滋味。
当今社会，一个人如果不会跳舞，大家都觉得他或她的生活将是单调而枯燥的。不会跳舞，无疑是生活中的一个缺陷、一个遗憾。
我不会跳舞，在我不会跳舞的生涯中，常常充满了因为不会跳舞而带来的一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大约是在80年代初，一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那一年虽然是开始写作的第五个年头，但在这五年中，我更多的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在我们这个比较封闭的古城里做着自己的作家梦，和文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最多的也只是和一些编辑们有一些信件的来往。那次会议，是我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文学活动，舞会当然是不可少的。记得当舞曲响起来的时候，有人请我跳舞，我立即红了脸，说我不会跳舞。但是，人家不相信，并反复地说：“你不可能不会跳舞？”我不知道这种判断从何而来，也不能细细地去想这个问题，当时我很尴尬。但是，我很快就感到更尴尬的还不是我，而是那个请我跳舞的人，他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完全是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最后，他说：“这样站着挺尴尬。”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走开的，只知道自己特别对不起他，而且这种内疚的心情一直到现在还留在心里。
但是，我始终没有学会跳舞。
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在乡下硬着头皮上台试一试，说不定能试出个“刘晓庆”、“巩俐”来呢！
7.路线斗争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路线斗争”？虽然在以前的日记里常常写上这几个字，但其实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一想“路线斗争”是什么？
在我人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据说，我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
开始的时候是大队党支部改选，来了新的党支部书记；新书记来了，要新生事物，就在我们二队搞了一个试点，让原先的干部全部下台，清一色换上年轻的女孩子做队干部；队长、副队长、会计都是女的，都只有二十来岁；队长是文盲，一个大字不识，说这是新生事物。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这是我在日记里摘录的一句语录。我还在日记里写了这件事如刮了“十二级”的台风。
确实是刮了台风，原先的队干部们，还有许多农民，他们想不通，觉得这事荒唐、不可思议，他们来找我谈心，向我诉说委屈和不平。
我内心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我和当了队干部的几个女孩子也都是好朋友；我也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当好队干部，其实，谁当队干部都无所谓，问题是开始抓破坏新生事物的阶级敌人了。
阶级敌人是谁呢？一个年轻的农民、老队长的儿子。人很老实，因为头发有些发黄，绰号“黄毛”。不知怎么就抓住了他，说他反对新的领导班子，就是反对革命路线等等。要开批斗大会，让他写检查。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想不通他怎么威了阶级敌人，也有点气愤，就对他说：“不写。”
这句话，被支部书记知道了。
这正是我入党的关键时刻，当时我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正在等待支部大会的通过。
下面是1976年2月16日的日记：
夸天晚上，王书记找我谈了话，批评我对二队改选领导班子这一新生事物的态度不端正。指出阶级斗争很复杂，必须提高警惕，否则的话，就要犯错误。
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些话，检查了自己的言行，感到自己确实是错了。几天来，无论在言论上或行动上，我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支持是不够的，对有些落后群众的意见却听得很入耳，甚至心里还很同情。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必须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克服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做一个敢说敢斗的战士。
从这则日记，我看到一个扭曲的自己。
后来，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书，又过几天，支部书记告诉我，我被光荣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批准日期是1976年2月19日。
终于入党了，实现了我的愿望。但是，我并没有欣喜若狂的心情，在路线斗争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我入党了。
我不知道如果改选领导班子的事情早一点发生，我还能不能填写入党志愿书？因为，在路线斗争中，我显然没有经得住考验。
我不会去批斗“黄毛”，更不会去批斗他的父亲。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昨天，他还是老队长，今天让我相信他是阶级敌人，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老队长叫凌忠庆，绰号“小和尚”。“小和尚”脾气很暴躁，经常骂人，骂粗话，但是人非常好，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认识的字不多，另一位八党介绍人填写了介绍人意见，老队长签上了他的名字。当他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签字的时候，还不知道路线斗争已经来临。
过了一些年，我在填写表格的时候，需要填上入党介绍人的名字，竟然怎么也想不起“小和尚”的大名来，最后，只得填上了“凌和尚”。
荒唐的“路线斗争”，我至今不明白它是什么！
8.病
1975年的一天，下雨，队里不劳动，我和几个姑娘一起到同里镇去玩儿。
同里是江南水乡的明珠，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常常到同里“上街”。南方乡下说的“上街”，大概就和北方的“赶集”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农忙过后或者农闲的日子里，队里会放假，让大家上街看看热闹，买些生活用品。碰到这样的日子，一般都是很开心的，只可惜那时候谁的身上都不会有很多的钱，上街去总是看得多买得少，这也不失为一种乐趣。我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沿着大运河，快快活活地向同里走去。一路上，可以饱览水乡风光，满眼可见碧绿生青的秧苗；也可以看到打谷场上堆着金黄的稻谷，一群群小鸡在觅食，小狗在树荫下打盹儿。真是一派田园风光！只是在我们眼里这风光什么也不是，因为，这些金黄和碧绿，都是经过我们自己的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倒是对小镇上的东西很感兴趣，小镇上的商店很多，让我们看个够，什么都想买，只是钱不够。镇上有照相馆，我们曾经一起去合影，几个乡下姑娘对着镜头咧着嘴傻笑，其中有我。这照片永远留在了我的相册里，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在小摊上每人要一碗豆腐花，鲜得咂嘴，很想再来一碗鲜肉小馄饨，但是考虑半天终于没有舍得钱。我们在同里走累了，就很随便地在一座桥的石阶上坐下歇息，也不知道这座桥有些什么来历，是哪个朝代建造的，哪一位大诗人曾经为它写过千古绝句。我们走在同里小镇的街上，看那些深宅大院，没有任何感觉；对一些精雕细刻的门楼花窗，更是熟视无瞎，我们真的很轻松、很愉快，我们是一群浑然无知的乡下姑娘。我们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店里的一块花布，不知道下次来时还有没有，若是还有，一定要买的。
于是，我们慢慢地走出同里，踏上归途。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又来到同里，觉得自己已经不再认得同里了；寻找当年的那种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而这时的同里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同里，当年的同里，只是我们乡下姑娘“上街”的一个小镇子罢了。现在的同里，已经是江南水乡的明珠。其实同里一直就是江南水乡的明珠，只是我自己从前不知道。我再过同里的桥，就会有人介绍，这是一座宋桥，始建于某某年，重建于某某年，你看这桥的桥对，句式严谨工整，出自大家之笔；你看这桥栏，石刻生动传神，出于名匠之手；你再看这桥的气势，古朴逸秀。我再走同里的小街，就有人说，这一宅是谁谁的家宅，那一幢是谁谁的财产；这一宅又是什么典型的什么风格，那一幢又是杰出的什么遗产……
但这一切都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的日子里，我是一个浑然不知世事的乡下姑娘，我到同里镇“上街”，为买一块花布犯愁，为买一双人造草鞋踟蹰。
1975年，我从同里回来，天下着雨，路上比较滑，在跳过一道沟坎的时候，听得腰间嘎巴一声响。
其实，不是因为沟坎，也不是因为跳跃，腰早已经受伤，只是我年轻，根本不在意腰伤是什么。
腰很痛，我回到家，队长的哨子响了，因为水多了，下午冒雨突击开沟。
“贫下中农、铁姑娘们投入了开沟的战斗，我去不去呢？去！”一咬牙，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冒雨参加开沟。
开沟过程中，腰越来越疼，雨也越下越大，从里到外几件衣服都湿透了，但我还是坚持着。到3点钟左右就开出了一百二三十公尺的沟，一直坚持到结束。虽然腰疼、衣温，但心里却暖呼呼的。
这是冬天，12月。
心里虽然是暖呼呼的，但是，腰却直不起来了。
从这以后，便开始了辗转治病的过程。
医生看了片子，皱着眉说：“你年纪这么轻，就得了这病，以后怎么办呢？”
我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
医生说：“你还笑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笑什么，总之，我没有一点难过的心情，也没有一点紧张不安；没有被医生的危言耸听吓倒，甚至我到底得了什么病自己也没有问清楚。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第五腰椎的毛病，到底什么毛病，医生跟我说不清楚。医生说：“第五腰椎是最下面的一根腰椎，人的腰部活动主要靠这根腰椎。如果这根腰椎出了毛病，人的腰还能怎么样，你自己想想吧。”
我没有想。
当时，我并不明白医生说的“以后怎么办”意味着什么，现在想来，我才明白了医生的担心和关切。尽管我根本就不记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老医生还是年轻医生；也许他的子女或者亲属也在农村插队，也许他并没有子女亲属在农村，他只是对我的同情，对一个伤了腰很难再从事体力劳动的、前途渺茫又浑然无知的女知青的同情。
谁也不会没有个三病六灾的，谁也不可能没有个三病六灾的，其实，有时候生些小的无伤大害的病，也是生活中的一种调剂。按现时流行的说法：
深沉伤内感冒的人不容易得大病重病绝病。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有没有严格的考证，但是，理由总是有一点的。
我小时候生病是多还是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一次是在冬天得了腥红热，一次是在夏天患伤寒，都是两次大病，病得很厉害。但是，当事者迷，也不明白那两次病为什么把家里的大人折腾得要命。以后长大了才知道，这两种病都是比较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要了我的小命。当时高烧不退，我躺在地板上看到斑驳的天花板上好像在走马灯，母亲和外婆忧心忡忡，母亲说：“这孩子不太好呢。”
和我同一天住院的一个女孩子，第二天就去了，她和我得的是一样的病。我看着她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床单，被人推着走了。我一点也不悲痛、不害怕，既没有兔死狐悲的伤感，更没有唇亡齿寒的恐惧，不是我没有心肝，因为我还小，根本不明白生与死的意义。当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饿。伤寒是不能吃东西的，于是，家里人如临大敌，在我病好以后仍然不敢让我吃东西。有一天，母亲带我去复查，我实在饿得不行，却又不敢说要吃的，看到医院门口有卖茶水的，就对母亲说：“我要喝水。”其实，我哪里是要喝水，只是饿得没有办法，水也是能救命的东西呀。母亲买了一杯茶水，我还没有端起杯子，就倒下了。母亲吓坏了，抱起我冲进急诊室，医生看了一下，笑起来，说：“没事，肚子饿了。”
母亲飞走的魂儿这才回来。
医生补充说：“她的病已经好了，可以让她吃东西了。”
慢慢地长大了，我一般很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几天，只有一次骑车摔了跟头，脑震荡，休息了几天，但也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是在自己家的床上。医生对像我这样的轻度脑震荡，是不当一回事的，处理完伤口就说：“回家吧。”
我说：“不用住院？”
医生说：“医院有什么好住的，你以为比家里舒服？”
医生说的是实话，只是小的时候，总是幻想自己生病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是穿白大衣的医生、护士，步履轻盈、语气温和地走来走去，让人有一种八仙境、遇天使般的感觉。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那一切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多半的医院，只有死亡、痛苦、烦躁、嘈杂，没有天使；只有痛苦的人，病人痛苦、医生护士也痛苦。于是，幻想终于破灭了。
1975年或者1976年的某一天，医生将我全身的骨头扳得嘎巴作响，医生的额头上也渗出了汗。
母亲也在一边出汗，我浑然不知，可能还唱着什么歌曲，从医院里走出来。
直到现在，我的腰也一直有病，只要稍作弯腰姿势，就有颜色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并不后悔，真的，一点也不后悔。一个人的一生中必然会有、也确实需要有许多次作假，但是，我的这一份感情却不作假。
我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这样不行，孩子的一辈子是大事。”
后来，母亲就到处打听，终于辗转得知苏州老阊门附近有一位推拿医生，姓楚。
母亲领着我从吴江坐乡村班车来到苏州，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重新回来了，却是为了治病。
苏州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了。
楚医生在哪里？老闻门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幸好我们知道楚医生在老阊门的一所医院工作。但是，听说楚医生病人很多，没有熟悉的人介绍，恐怕他不肯收下新的病人。
我和母亲天不亮就从吴江出发，赶在医院上班之前来到了医院门口。我们守在进门的地方，不知道哪一位是楚医生。母亲看到一个人就问：“您是不是楚医生？”
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笑一下否认，也有的人很不高兴，态度很不好地说：“不是。”
母亲说：“这肯定是和楚医生关系不好的，或者是嫉妒楚医生的。”
像这样的病人守在医院门口慕名找医生，不知道多不多，如果我是楚医生，我会很高兴的。后来，母亲又问了一个人：“您是不是楚医生？”
那个人点了点头，说：“我是。”
母亲说：“好不容易找到您了，楚医生。”母亲像是看到了救星似的，急着诉说我的情况。楚医生说：“进来说吧。”
我们跟着楚医生走进医院，来到推拿病房。我看到许多病人，他们都在等着楚医生。他们看到楚医生走进来，神态都和母亲差不多。楚医生让他们再稍等一下，他问我：“你怎么啦？”
“她是下乡知青，腰坏了。”母亲急忙把拍的片子拿出来。
楚医生说：“不用看片子。”他的手在我腰里推了几下，脸上已经露出知道了的表情。他说：“你来推拿吧，每天一次。”
母亲“啊呀”了一声，说：“我们在吴江。”
楚医生说：“那就两天一次，不能再少了。”
母亲和我互相看了看，说：“好。”
楚医生说：“今天就开始。”他向其他老病人说：“她是乡下的，你们等一等，我先给她推拿。”
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打听到楚医生家的住址的。
我们走出医院的时候，心情好极了，我们可能没有钱买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肯定吃了什么，而且非常好吃。母亲说：“后天再来的时候，给楚医生带点什么呢？”
第三天早晨，母亲起个大早，买了一大块猪肉和一些鲜活的鲫鱼，我们提着肉和鱼在老闻门到处打听母亲得来的那个地址，最后，终于在一条小巷的深处找到了。敲开门，正是楚医生家。
我们俩都有些慌张，把肉和鱼往地上一放，就退出来了。
因为隔一天要治疗，父母亲商量让我住在苏州，他们找到苏州的老熟人，替我联系了住的地方——吴县第一招待所。
吴县第一招待所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旧址上，建起了苏州人民大会堂和苏州会议中心。我十分喜欢它们的格调，有许多人认为在古城苏州的市中心建这么一座大会堂，破坏了苏州的整体风貌。我无法对此作出评价，但是，我确实从心里喜欢这座建筑。每次经过这里，我便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好像那是我造起来似的。
退回去许多年，吴县第一招待所是一座很普通的县级招待所，因为，吴县是一个没有自己城池的县，吴县的地盘就在苏州市区内，所以，市区内许多好的地方都被吴县占了，比如第一招待所。
1976年，我住在这个招待所里，每两天用在治病上的时间，坐车往返、等候治疗，大约是两到三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
我开始创作我的长篇小说，题目记不清了，也许根本就没有题目，也许是《枫树湾的战斗》之类的题目。记得我写的那个地方就叫枫树湾，是枫树湾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同走资派斗争的故事，编的。
又过了3年，我考进了大学，又写小说。我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写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小说，底稿还没有脱手，报纸上已经登出党中央关于给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我迟了、落后了，失去了作用和意义，真悔要接受这一教训，万事不能拖。”
从前就是这样写小说的，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79年初。
住在吴县第一招待所写的那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个男知青，叫华铭。为什么让他姓华，当年正是华国锋被毛主席看重的时候，毛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
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我曾试图寻找当时写作长篇小说的笔记本，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感到有点失落，唠唠叨叨地向家人和朋友讲个不停；我说记得前几年翻箱倒柜的时候还看见那几个笔记本，是牛皮纸的小笔记本，现在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不会将它们扔掉的，放到哪里去了呢？我的长篇小说说不定已经完成了呢！
他们说：“逃走的鱼总要大一些。”
我不知道自己在吴县招待所住了几天，反正时间不太长。后来就发生了变化，父母亲的一位老同事、老领导，无意中知道我在苏州治病而且一个人住招待所。他说：“这怎么行？”不由分说地将我接到他们家。
那时候他们家的住房条件也不宽敞，都是几人同住一间。每次家里来了客人，看到我坐在那里，就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他们就回答，这是某某的女儿，他们说出的是我母亲的名字，而不是我父亲的名字。
又问：“怎么住在这里呢？”
又说：“她在乡下劳动，腰伤了，在苏州治疗。”
我低着头，因为，我没有地方可躲，我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有一次，我干脆走了出去，他们谁也没在意，等到客人走后，才发现我不在了，一家人出来找我，让他们很担心。
我住不下去了，回家了。
治病期间，就再也没有在苏州住过。
以后来苏州治病就是我一个人，我坐着长途汽车，到苏州南门的汽车站下来，坐1路车到观前街下车，再转5路车或者3路车到石路下来，再走一段路，过一座小桥，穿一条小巷，这样就到了医院。这所医院当时叫延安区人民医院。
“延安”显然是“文革”中改的名字，后来它恢复了原先的区名：金阊区。
整整20年以后，我来到苏州的另一个区沧浪区医院治疗，沧浪区“文革”中改名为红旗区。
20年后我是因为颈椎病日益严重而来看医生的。
许多年来我一直伏案写作，我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别的快乐和轻松，我几乎将写作视为我的惟一，我在写字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又一整天。
别人说：“你要活动了。”
我说：“噢。”
他们又说：“你写得太多了，停一停吧。”
我问：“停下来干什么？”
他们说：“哪怕干干家务，带带孩子。”
我没有听从大家的劝告，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作。作品很多，因而大部分是“粗制滥造”的。有人说：“你宁可把写五篇十篇的精力和想法写成一篇。”
我却不这样做，在写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过程中，我十分愉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得了颈椎病。我想这很正常，也很合理，我并无太多的怨言。一个人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他得到什么同样也就要付出什么，这道理我想得通。
我的颈椎病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只是我从来没把它当作是什么病，也不愿意去看医生，更不想去接受什么治疗。我不知道这是惰性还是什么，只是在忍无可忍和暗自担心的情况之下，向别人说出了我的颈椎病。他们听了，说：“哦，职业病。”
“没办法。”
或者说：“颈椎病，我也有，都有。”
基本上大家不把颈椎病当一回事儿。
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它不客气地发作起来。
我时而头晕，时而头疼，时而胸闷透不过气来。在夜晚我的肩和背疼得难以入睡，因为根本不能使用枕头，倒栽葱似的躺法让我觉得天旋地转，常常用安眠药帮助睡眠；并且像神经衰弱的病人似的，以为黑夜是世界末日，而早晨又会感到一片光明。可是，颈椎病的早晨一样让人感到沮丧。早晨起床时感到从后脑勺到背部整个就是一块大铁板，我的活跃不止的思维和它的外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若想回头看看窗外的景象，就必须带着我的背一起去看。我觉得我开始像个老人似的行动不便。
我想起多年前在乡下做铁姑娘时，逞英雄，挑起自己本来承担不起的担子，又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努力表现出英雄气概。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一段岁月把我的腰掏空了。现在我的腰间像两个空虚无底的深渊，使我无法重新将它们填满，除非我有本事使时间倒流。我好像从来没有为过去的岁月后悔，即使能够还我一个从前，我想我仍然会那样度过。
有一次，我从家里高高的桌子上摔下来。我是为了往樟木箱里收藏毛衣准备过夏，才爬上高高的桌子的。我在家并不做什么家务，但是，像爬高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让年近70的老保姆去做，我虽然生性懒惰，但良心还是有一点儿的。我从桌子上摔下来，毫无防备地让我的尾骨对准了水泥地。事后，我丈夫以及许多关心我的人都认为我没有应变能力，我为此颇为不服。我想，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在80厘米的空间距离内来一个前滚翻或者后滚翻，然后，双脚稳稳落地，得一个9.95分。正因为我无法做到，所以，我的尾骨摔断了。只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尾骨已断，我在地上像死狗似的躺了一会儿，双手不是抱住屁股而是抱住了头，以至于听到沉闷落地声而赶来的保姆老太在一边连连问道：
“是不是摔着头了，是不是摔着头了？”
事后，保姆老太还常常说起，她大概不明白，我怎么不抱住断了的“尾巴”，却抱住了头。
我努力回想当时的情形，我想我抱住头而不抱屁股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全部感觉都在头部。
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向我的电脑，那几天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我不知道在现代这样的社会里，还有什么稿子是需要赶写的，也许赶写的并不是一篇稿子，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固执。我坐在断了的尾骨上继续写作5天后赶写的稿子写完了。我到医院去拍片子，医生说：“你的尾骨摔断了。”医生为我做了复位手术，但没有成功。医生说：“你来得太迟了，尾骨只能永远让它断着了。”我心里很害怕，医生安慰我，说幸好是尾骨，尾骨是人的身体上最无关紧要的一块骨头，即使割掉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医生最后说：“也许，以后到了阴雨天，会酸疼、会有所感觉。”医生的话说得不错，在黄梅天的时候，我的尾骨和着我身上的其他骨头一起来凑热闹。
在折断了尾骨后不久，我的左脚踝扭伤了。大家都对我另眼相看，认为我这一年交了什么“华盖运”，我亦有同样想法。但是我走过了这一年，到来年的此时，我的左脚踩又开始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脚筋酸疼，走路的时候，脚踝软弱无力，经常左拐右扭，像扭秧歌。
另外，我还有许多别的不适，它们在黄梅天里都一起来了。此时，我的自我感觉一败涂地，像个老人似的总是追忆着从前。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似乎在生命的路上走得太快了一些；我大概性子太急，预支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然的话，怎么像个老人似的在黄梅天里乱发老伤。
我终于有了一点危机感，想到虽然有可能是预支了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偿还了预支的部分，我的生命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地走我的路，我想我应该去治一治我的老伤了。
然而，我一直犹犹豫豫，治病要占去很多的时间，说心里话，我的时间常常只舍得用在写作上，在其他事情花费时间，我会觉得是一种浪费和罪过。
于是，在隔了整整20年后，我来到另一家区医院。
说起来我的时间是够多的了，我不用每天去上班，也不承包什么任务，但是，我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我的紧迫感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生；我不上班，但是，我对时间却掌握得很严格、很精细，我想象不出这世界上还有谁会像我这样把时间抠得这么紧。我每天都把时间掌握得分秒不差，对我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手表和钟，我离不开它们：我不知道自己一旦看不到手表和钟，一旦觉得自己再也掌握不了时间，会变成什么样子。
1975年1月2日（插队期间）
回吴江过元旦，家里人和其他同学都劝我多呆几天，但我内心感到很惭愧。贫下中农在元旦期间还在坚持劳动，我却回家舒舒服服地过节，还要多住几天，真不像话。内疚的心情、焦虑的心情迫使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今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生产队，下午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1975年4月25日（插队期间）
“懒”字千万不能让它冒头，情况往往是越懒越懒，甚至有许多坏事情都是从懒开始的。
最近，我身上的“懒”字比较重起来，比如晚上不想学习，不是玩就是睡觉，这是非常不好的，我决不能让“懒”字毁掉我的青春。
1976年4月18日（插队期间）
看电影、看书，不能为消遣而看，为的是受教育，从中吸收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1978年4月23日（大学期间）
时间是极其宝贵的，叉是极其短暂的，快似白驹过隙，贵如金银财宝。现在，我有了更深的体会，时间对我来说，是最亲密的伙伴。
要想拥有时间就要会利用时间，会挤、会钻，不浪费一分一秒，但愿时间不要离开我，栽需要时间。
这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仍然如此。
因为，我永远觉得时间不够，所以，即使生了病，我也找离家最近的医院，为的是节省时间。
医院虽然离家不远，但是，我从来没进过这所医院。记得母亲被病魔折磨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出入了许多家大医院，后来，母亲走进了在我们家附近的这所小小的区医院，医生给她开的药是“食母生”。母亲捧着“食母生”回来，像是捧着一袋“救命丸”。母亲说：“说不定大医院治不好的病，小医院的‘食母生’就治好了。”“食母生”到底没有能够挽救母亲的生命，但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病魔的不屈服，对于生命的渴求，我永远不能忘记。
现在，我也走进了母亲曾经满怀希望走进去，又满怀希望走出来的区级小医院，我想我也同样满怀着希望。
医院的门廊昏暗而潮湿，我在平时无数次地经过这所医院，偶尔也抬头朝里看一看，完全无目的。我看到的就是阴暗而潮湿的情景，我知道这类级别的医院不能有多么好的医疗条件，门廊两边各有两个窗口，挂号、划账、付款、发药。我站在挂号窗口前，抬头看到墙上贴着门诊指南，有许多专家门诊，但在专家门诊中我找不到老伤科，也找不到和我的老伤多少有些关联的科室。我茫然地看着老专家们的名字，突然想到，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本厚厚的书。对这种想法我一点也不怀疑，我的思绪奔放激动起来。商人对着满街的人流感叹：“呀，都是钱哪！”虽然未免贪婪，思路却绝对正确；心理学家则说：“你们每个人都能给我提供一份临床实例报告。”虽然过于自信，却也得之无愧。和他们一样，我想我的职业病又犯了，我立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我是来看病的，我看病是为了今后能更好更多地写作，而并不是来找写作素材的；关于写作和写作素材，我应该将它们托付给“来日方长”这个词。我努力收回自己奔放激动的思绪，怀疑在对区级小医院尚未有一定的了解之前，是否能够贸然地把自己的病和自己的未来交给它。小医院较差的医疗设备和条件，让人不能立即对它产生一种完全信赖的感情，我想这也是正常的。我犹豫再三，没有挂号，而是按照就医指南的指示，先在一楼转了一圈，又上了二楼。在对着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块伤科的牌子。我向里边探了探头，记不清当时看到了什么，到后来日子长了，我自然会知道，那天我看到的无非也是病人和医生。医生在替病人推拿，病人在等待医生推拿，我记得并没有人和我说话，大概有人向我看了看，我退开了，又向走廊里头走去。我看到了内科、小儿科、针灸科等等，心里越发地茫然起来。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该看哪个科，我不知道是针灸好呢，还是吃西药、喝汤药，或者是做牵引、做理疗、推拿，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在这一时刻，我站在走廊上愣了好一会儿，最后，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伤科。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就因为它靠着楼梯。当我再度走到伤科门前的时候，终于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医生说：
“你看病？”
我点点头。
医生说：“这是伤科。”说完他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看什么？”
我说不出我看什么，我要看的地方似乎很多，从头到尾，发生了许多老伤，一想起我的老伤，就心绪烦乱。我尽量使自己的头脑不受烦乱的心绪影响，镇定了一下，想到我必须要有所取舍、突出重点，所以，就说：“我看颈椎病，是这儿吗？”
回想那一刻，我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其他的老伤，突出了颈椎病，我想我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完全是为了我的写作事业。许多天来，我已经感觉到颈椎病开始影响我的写作，我想我无法承受不能写作的打击，为了使我在后半辈子仍然能够写作，就必须要治疗颈椎病。
医生似乎有点怀疑地将我再次打量一番，然后点点头说：“挂号去吧。”
我重新下楼挂了号。就这样，我走进了伤科门诊，开始接受推拿治疗。连等待加治疗每天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碰到病人多的时候，时间会更长一些。医生说：“第一阶段的治疗，你至少需要三个疗程，30天。”
我又莫名其妙地心疼起来，好像花时间治病是浪费了我的生命似的。其实，我明明知道我已经预支了生命，我从来没有浪费过生命，但我的思想列车还是固执地坚持着它的一贯轨道，不肯有半分偏差。我无法控制我的思想列车，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拗，我无可奈何。
每天上午我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安慰自己，对自己说，来日方长；并且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说我现在每天用整整半天的时间进行治病。关心我的人都认为这很有必要，认为早就应该如此。我每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表情平静如水，步履坚定沉着。在每天的治疗结束后，我的头部、背部的感觉确实轻松多了。我慢慢地走回家，相信有人会看到我从容不迫的样子，他们还会有别的想法。其实，我内心完全不是如此，真正知道我内心是怎么回事的大概只有我自己。毫无疑问，我的内心一点也不平静，我焦虑不安、心情烦躁、思绪烦乱，面对电脑，头脑里竟是一片空白、一片茫然。我写作多年，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不敢说行云流水，至少也是缓缓细流；虽无磅礴的气势，却也源源不断。现在，我的思路终于堵塞了。我情绪波动，忽而沮丧，忽而悲哀，忽而又很亢奋；我不奇怪，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写作碰到了障碍。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但并不知道我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活着，写作就是目的，除此好像再无别的想法。当然，我不能不说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怀有种种目的，但是多年以后，我再回想那种种目的时，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它们了。我曾经在一些文章中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谈到过写作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写作？也不知道我写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是结束？我觉得我活得不够潇洒，可是许多人认为我还是很潇洒的。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作游戏或当作休息，也不是给生活作一些点缀，更不是为生命增加色彩。我想我大概是把写作看得太认真了，做得也太认真了，正因为如此，我不能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年复一年，我生产出大量的作品，但能让人记住的却是很少很少；我被认为是“可惜”了！对此一说，我亦有同感。就像我们平时能经常见到的一些人，他们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吟诗作画，书法也写得不错，文章也常常上报，自己又会修理电视机、录像机，古玩也是内行，集邮票也集得专业化，总之是无所不能。这样的人受社会欢迎，这里开会请去写会标，那里歌咏比赛又请去做指导。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忙前忙后，觉得他们若是能朝专一的方向发展，也许会有大发展。这种想法大概是对的，但事实上，多才多艺的人仍然还是那样生活着，就像我一样地顽固不化。我想自己几乎是一年忙到头，一日忙到夜，这样做的结果，大概使我的才能像细细的流水似的一点一滴地流走了，而不是将它们聚成一种较强大的力量。我可惜了自己，但是，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一如既往，我的思想列车固执地沿着旧轨道向前开着；我依然如故地生产着大量的作品，其中有许多“粗制滥造”的东西，自己也不忍卒读；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对自己负责还是不负责，有时候，我感到有一种走火入魔的恐怖感；我无法做到使自己不去想写作，我很害怕。
也许现在说这是一种恐怖为时过早，也许人在他的一生中会碰到许多次恐怖，但最终没有一次可以算作是真正的恐怖。其实，人也只是在想象恐怖的时候，心理上对恐怖有所畏惧，一旦真的感觉到恐怖，也就那么回事了。像我，总以为万一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写作了，我会怎么样？其实，真的不能写作，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想，一定不会怎么样。至少不会去死，我会活下去，会好好地过日子，会找些别的同样适合我的工作来做，或者将那份新的工作做得更好也不是不可能。就像热恋中的男女都有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痴迷，却不知道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在婚姻和爱情的问题上进行多种可能性的组合，谁都难说究竟哪一种组合更合适。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写作对我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最佳的选择，我想，我也无法解释。因为，我无从对比。
现在，我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认真真地治疗我的颈椎病，我不应该再有多余的想法，我应该让我的活跃不止的思维休息一下。我每天按时到医院去，医生说：“你很准时。”门诊室里等着许多病人，像这样的门诊治疗，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应该约定时间，既不让病人等着，医生又可心中有数。
可是，医生说：“我们这里做不到。”
时间是捉摸不定的东西，更多的人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时间。
在医院的伤科门诊，我看到许多和我一样发着老伤的女人。医生告诉我，她们大部分是女工。
我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说话，问她：“你什么病？”
女工说：“唉，我的病多着呢。”她指指自己的腰，然后是颈、腿、头，说：“到处都是。”
我说：“怎么得的？”
女工笑了，说：“他们都说我是累出来的病。”
女工在工厂上班很辛苦，下班以后立即奔到菜市批发部批发菜到市场上去卖；女工自己拼命挣钱并且省吃俭用，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捡处理品买，脚上的皮鞋、手里的提包，无一不是削价商品。女工抬起脚让我看她的鞋。
我不知说什么好。
大家都笑，说：“活该。”
女工也笑，说：“是活该。我累了也是白累，我节省了也没有用。我男人讲面子，穿要名牌、吃要高档。”
大家说：“你挣了给他用？”
女工说：“每一对夫妻总是搭死的，你这样，他便那样。”
大家又笑，说：“那是，要不然你家不发死了，只做不用，钱往哪儿堆呀。”
女工突然叹息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儿，她说：
“现在我想通了，我再也不干了，也不节省了。”
大家一片笑，说：“不会的，你仍然是要干的，也仍然是要节省的，这才叫搭死。”
女工笑着默认了大家的话。
我想，我就是那位女工。
黄梅天还没有结束，雨还在下着。我从医院回来，又坐到了电脑前。
生活就是这样。
在我辗转苏州老间门的金阊区医院治疗腰病的时候，我不知道20年后我会在另一所区医院治疗颈椎病，而且治疗手法都是相同的。
9.梅埝
梅埝是吴江县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四面环水。在一个县里这样的乡镇有几十个，我不可能把这些乡镇都一一走过，也没有必要。
从1976年8月开始，我被县知青办借去搞县知青代表大会材料。我心情矛盾，“留恋农村和贫下中农，但考虑到组织的需要和自己的身体情况，”只好服从。裁决心好好工作，“不辜负贫下中农的培养”。
这只是一种借口，其实，我是愿意抽调到县里工作的。在乡下毕竟很艰苦，但矛盾的心情也确实有。
我和另外四位被借调来的知青一起，准备了一份又一份先进知青的典型材料，这是他们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初稿是先进知青自己写的，交到知青办。然后，由我们几个被认为“笔头子”比较好的知青修改，补充内容，最后完成。
我觉得“每收到一份典型材料，都是对自己的极大的鞭策和教育”。
如果材料内容充实，那么就只作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但也有的材料内容比较空洞，这就需要我们去替他们补充内容。怎么补充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到他们插队的地方去了解情况。
这就有了我的梅埝之行。
好像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差，第一次作为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外地去，尽管这个外地离家并不遥远，但对我来说，毕竟是第一次。
我坐船从吴江出发，几个小时后来到梅埝，已经是下晚儿，找到一家旅馆，走了进去。
旅馆很小，只有几间屋，很简陋，管理人员只有一位，是一个中年妇女，半农半城的模样。
我按照要求登记了住宿的表格，记得年龄一项，我写了21岁，然后拿着了房间钥匙，就住了下来。
晚上，公社来人与我联系，介绍了我所需要的一些材料，我已经记不清那位先进知青的名字。公社的同志说：“今天先说这些，明天我陪你到他们队里去看一看，你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到时候直接问他。”
公社的人走了以后，我准备休息，直到这时候才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房间与隔壁的一间是相通的，中间有一堵墙，墙上是一个通道，这时候，从隔壁的房间里，传出了一些人的声音，是男的，年纪都很轻。
我躺下，听到有人说：“隔壁那个女的，是一个人来的。”
另一个人说：“她多大？”
再一个人说：“27。”
又一个人说：“是21。”
他们居然看过我写的住宿登记表。
我紧张起来，屏息凝神地继续听。
“这墙上有个通道。”一个人说。
“可以爬过去的。”另一个人说。
许多声音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我的心直发抖，想捂住耳朵不听，但又不能不听。下面的话便是很下流很不好听了，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爬起来跑到对门女主人房间，敲开她的门说：“让我和你挤一夜吧。”
她看了看我。
我说：“隔壁的人……”
她完全明白了，说：“以前也有这样的事情，女的都不敢一个人睡，不过，我可以到你房间陪你睡。”我坚持说：“让我睡到你床上。”她房间里也是一张大床。
她却执意不肯，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她说：“你放心，有我陪你睡，不会有事的。”
她忙完一些事情以后，就来到我的房间，我仍然是忐忑不安的，但是，毕竟好多了。隔壁房间的话题仍在继续，我很想问问女主人他们是些什么人，但是，我害怕发出一点点声音，所以，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女主人也没有说话，她很快就睡着了。隔壁房间的人也没有了声息。后来，我也睡着了。
第二天，公社的同志来了，他打算带我到乡下去。如果到乡下去，我就要再在梅埝镇住一个晚上，我说：“我有急事，要回去了。”
公社的同志很奇怪，但是，他没有说话。
我赶到轮船码头，一天只有这么一班船是离开梅埝的，开回来的时候就是下晚儿了。
我上船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群小青年，他们说着话，旁若无人地上了船。我十分紧张，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
我就这样离开了梅埝，梅埝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其他任何内容，我也一直没有见到梅埝乡下的那位知青。后来，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有没有做典型发言？他的发言材料是怎么通过的？我都不记得了。
县知青代表大会于当年12月底胜利召开。在知青办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又被借到县民政局搞六代会的材料。六代会是烈属、军属、残废、转业、复员、退伍军人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于1977年3月也开过了，紧接着县文教局通知我参加小戏学习班，学习4天以后开始搞创作，又是一长段时间。但是，当时我却急于要回农村，几次回去，都被叫回来。终于，小戏也写完了。1977年4月9日和10日我记下两则日记。
1977年4月9日
明天，我要回队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难以形容，既激动又惭愧，久久不能入睡。
1977年4月10日
啊，回来了！回来了！我终于回到家了！今天清晨我迎着朝阳，踏着晨光回到好久没回的家——农村。
上午打扫了屋子，重新布置了环境。
下午正赶上大队支部开党员大会，我参加了会议。又回到同志们中间，无比兴奋，无比激动。
我决心立即投入战斗。
好像知青办、民政局、文教局的人都不是我的同志似的，今天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但是，我能够理解当初的自己。
哪里料到，回队两天后，情况又出现变化。
1977年4月13日
正想在农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突然，公社党委又要调我去搞一个阶段的材料工作。这对我来说，好似“飞来横祸”。虽然不是祸，但我心里却似压了一块石头，很不愉快。
我又回到县城里，住到自己的家。
这段经历是从我治疗腰伤后开始的，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我父母亲做的工作？我无法证实这个迟来了二十多年的猜测，但是，我深为父母的爱子之心所感动。
我到湖滨公社报到，开始在公社通讯报道组工作。
10.金钥匙
《金钥匙》是我写的一部小戏，我的创作生涯，我的文学道路，最早便是从写小戏开始的。
1976年9月，苏州地区文化局举办了一个创作会议，我参加了。
至今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参加这个会议的？我当时已经写了什么东西？好像没有，可能和我在县知青办帮助工作有关。
总之，这是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有好几个第一次，拿起笔来是第一次，写戏是第一次，参加会议也是第一次。
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但是，1976年9月参加苏州地区的创作会议，是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第一步。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们正在讨论怎么写戏，突然听到喇叭里传出了哀乐声，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想到是毛主席。
有一位女同志失声痛哭起来。
她是一位老知青，已经创作了不少作品。1978年3月，我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发现她和我同班。
1977年3月，我参加县里举办的小戏学习班。
1977年7月，我又参加地区文化局的小戏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期间，我写出了《金钥匙》。
《金钥匙》是写两条路线斗争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明白过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记得在为一个反面人物定身份的时候，怕有人对号入座，父亲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这个犯路线错误的人，可以是县财办主任。那时候县里没有财办，文教局的一位局长看了，笑了笑说：“财办主任？你怎么会想到财办主任？”
这是在1977年，打倒“四人帮”已经快一年了，“路线斗争”仍然是那么“深入人心”。我在日记中写道：“要知道，搞小戏创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文艺战线过去受‘四人帮’的干扰很大，许多问题都给搞乱了。当前要整顿自己的思想，澄清文艺战线上的一些主要问题，深揭猛批‘四人帮’在文艺路线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而努力创作……”人人都知道要批判“四人帮”，但是，《金钥匙》的主题思想几乎仍然是“四人帮”的。
1978年1月27日，在县里小戏创作调演中，也演出了我的《金钥匙》。一台戏共五个节目，其中有《金钥匙》。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
“今天晚上看了一台戏，真把我看醒了。一台戏五个节目，连我的《金钥匙》也在内。看完一对比，我的脸不由地红了，我看到了自己本子的差距，这也是对我骄傲自满思想的一次有力的批判和讽刺。别人已经跑得很远了，我还原地踏步，还以为自己一直走在别人前面呢，太可怕了。”
我还为这次小戏调演写了一首诗：
时遇山水复，
忽闻万木春，
百花香四季，
形象漫江城。
《金钥匙》其实是一把不灵的锈钥匙，但是，我却从写这把“锈钥匙”为出发点，开始寻找一把真正的“金钥匙”。
从1976年或者再晚一些时候开始，我已经决定拿起笔作刀枪了。
有诗为证：
父辈打天下，
亲朋建厦忙；
何以描四化，
我荐我文章。
有一首诗是为参加创作会议写的：
五绝
一信为旌帜，
同屋论春意：
熟知井蛙渺，
拓眼认良师。
有一阵子，我写下许多古体诗，并沉迷于其中，在每一首诗中都加入一些极为冷僻的古字。许多年以后，如果不凭借古汉语字典，我恐怕是很难解释清楚了。
我把农村劳动都写成古体诗。
排水
冬霏麦粟遭湿累，
溘现锹声遍暧圩；
喝令涝魃退三文，
欣看降水尽活禹。
积肥
挥镰破雾迎听辰，
洒汗掷水罱活泥，
我令腴田献厚礼，
胥于秋后见高低。
此外，我还写有：
东隅未爽蟾宫映，
辽囿还宁泛早舟。
溢现狼烟升比垂，
欻时浩气贯牛斗。
晨风掠发英容抖，
潲雨指颊洗睡眸。
是夜枕戈迎曦旦，
勍声破雾慑球洲。
这首诗是赞女民兵的。
另一首诗是写接到大学通知书：
春风送喜来家院，
一纸薄书毒万言。
自幼歆文今卞虑，
才智甚谫怎如愿。
在1978年1月2日我写道：
我宣誓：不管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都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
我知道，现在我还不能称自己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兵，即使是最新的一共，因为我的一切，不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文学艺术方面都不合格，但是，我有韧性，会锲而不舍，刻苦钻研。
毛主席说：“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
这对我的鼓舞是多么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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