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夜归

    翻看我在70年代的一些日记，可以看出，我是一直很要求进步、听党的话的。无论是全家下放，还是自己插队；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基本上没有想不通的地方。即使劳动辛苦、生活艰苦、前途渺茫，我也发自内心地感到生活的美好，没有压抑感，没有沮丧。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生活向我展开了迷人的微笑，我脚下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但是，我却开始感到压抑，感到呼吸的不舒畅、窒息。

    我是1978年3月考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我们那一届学生，是全国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学生，来源很广。有下过乡插过队的，有做过工当过兵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的同学，孩子都已经上了中学，自己却又回过头来坐到了课堂上。

    人的思想、行为还都固守着许多年来一贯的传统；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无法真正地开放自己，心灵的桎梏远远未曾打开。

    记得我曾给学校的一个文学刊物写过一篇小说，那是我最早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就叫《解放》。

    我认为自己深深地体会了一句话：一些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东西，恰恰是最封建的东西。

    大学校园是文明进步的地方，与落后的农村相比，它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的思想和灵魂自由飞翔的地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大学校园里，许许多多的目光锁住了我们的翅膀，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目光。

    我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受了伤，不要把伤口给别人看。”

    我受了伤，受的什么伤，现在不一定能说清楚，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在劳动中腰受过伤，身体其他部位也可能受过伤，但是，我的心灵没有受过伤，现在的受伤好像和过去不一样。

    我决定独自吞饮苦果，自己舔自己的伤口，这时候的我，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我很难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有一位同学约我到他家去看电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然而我不能去，尽管我心里想去。现在的问题是感情必须服从环境，我改变不了环境，因此，只能顺应环境，这样或许理智一点。”

    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心里一定很难过。

    “谨慎，还是放开自己？年轻人应该是放开自己，可是不行。”我不行，我的言行不属于我自己，我必须谨慎，必须谨小慎微。我讨厌这样，我喜欢大方一些、开朗一些，按我的性格行事，但是，我又不能这样。我违心地、也违背自己性格地生活着，并不十分愉快。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也许会出些什么问题，至少，结果会不太好。因为，环境造成的是无法改变的。

    用理智控制自己。

    “这几天活动多了一些，出头露面多了一些，活跃一些，和男同学的接触也多了一些，于是，引来了嫉妒、讽刺。我心理虽然不平，但是，理智告诉我：委曲才能求全。”

    我只有乖乖地不出面、不说话。

    “不能放纵感情，要约束自己。”

    当然，压抑感情是痛苦的，可是不能不压抑，对自己严格一点吧，把年轻人应该有的权利留给别人吧，我不能。

    然而，是不甘心的。

    “生活如一张无形的网，不让我展翅；生活如一条无形的锁链，不让我自由呼吸，不让我自由地享受幸福。生活呀生活，多么残酷，多么曲折。”

    这些都是我在1980年前后写下的日记中的一部分。

    写这些日记时，我的心情显然是压抑的，完全没有了在农村时的那种热情和信心。农村的生活艰苦，前途无望，但心里很踏实。

    人到了二十五六岁，又改变了自己的环境，情感的因素不可压抑地要升起来，但又必须压下去。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考上外地一所大学，他给我写了几封信，表达他的感情，每一封信都很厚很厚。每当班里的同学从信箱里取出这样的信，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感到有许多目光在盯着我。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言词激烈，态度很不好，并且将回信，念给几位同宿舍的女同学听。我等于告诉她们，我没有谈恋爱，这一封一封的信是他单方面的问题。

    我将信寄出去了，再也没有下一封信来。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从来不去欺负别人，也不想刺伤别人的自尊心，可是，我这么做了……”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曾经对不起一些人，我想，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样的事情，我会记一辈子的。

    我们不能痛痛快快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让我怀念起农村来。

    于是，写作《夜归》的欲望产生了。《夜归》写的是一个在农村插队并且和农村青年结了婚的女大学生，在农民丈夫因公牺牲以后，自己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有一个男同学爱上了她。四周立即掀起了风波，各种议论纷纷而来。同学的另眼相看，班主任老师直截了当地谈话，压迫着她、影响着她，使她没有办法鼓起勇气迎接新的生活。从她本人来说，既想接受新的真诚的爱情，却又不得不为了过去的爱情和自己的名声前思后想。在放假后的一天，她踏着雪夜回自己插队的小山村，爱她的那位男同学，悄悄地跟在了她的后面一路护送，也许这暗示着他们将有一段美好的未来，但是，这未来仍然遥远。

    现在看起来，以这样的初衷写小说，写这样的小说，似乎简单了些，也肤浅了些。但无论是简单，还是肤浅，那却是我生活中的一份真实的感受。也许浅，也许轻，但却不假，所以，在时隔近20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愿意说出来。

    小说是模仿意识流的手法写的，现在回头去读，也许觉得拙劣，但十分珍贵。我写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大部分都被平庸和时间淹没了。在有机会出版小说集的时候，总是挑自己认为和别人认为较好的收进去，把事隔许多年还能拿出见人的作品收进去，于是，就有更多的作品几乎要永远地被遗忘和淹没了。我不后悔我写得太多，也曾经为我从前幼稚的作品感到难为情。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珍惜它们、挚爱它们，我不再为它们的平庸、拙劣和幼稚而惭愧。

    2.第一笔稿费

    收到第一笔稿费是1980年10月，共50元。

    我买些糖发给同学，并想把余下的钱攒起来，“以节约为主，书尽量少买些，衣物一律不买”。这是我拿到稿费后对自己的要求。

    但这恰恰是典型的言不由衷，我哪里能够做到衣物一律不买？几天以后就从稿费中拿出40元买了一件格子呢的风衣。

    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受革命教育的影响，决心要不爱红妆爱武装，在穿着上也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仅仅这方面的日记，就有好多。

    1977年8月27日

    我非常痛心地发现自己近来变了。过去，我对“吃穿”两个字是不太愿意考虑的。我曾发誓要做不爱缸妆爱武装的新中国女子，对于一些成天在吃、穿上下工夫的女孩子，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她们。但是，为什么现在自己也成了在吃穿上下工夫的人呢？尤其在穿衣方面，讲究打扮，要穿好料子的，头脑里成天盘算看到哪儿找点钱去买新衣服；甚至为了一件衣服傲坏了，气得一夜睡不着觉。这些事情说出来，自己都感到惭愧。但是，我觉得还是把它说出来好，说出来看一看究竟是好是坏，也可以帮助自己改正。

    过去一段时间，一心扑在工作上，一有空就学习、学习、再学习，现在却工作不认真负责，专想着穿啥用啥。这当然与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内因问题。要从思想上找毒瘤，要毫不手软地把这个毒瘤挖出来，摘掉它。

    1979年3月30日

    我变了，我开始变了，我很害怕。

    从哪里开始的呢？爱打扮，这原是我最厌恶的。不求上进，不爱学习，不爱工作。

    同学、老师都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使我浑身难受，我实在无法想象，我怎么会这样？！

    我还是一个党员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的行为太糟糕了，远不如一般的同学了！

    1980年6月20日

    我发现自己走错了一条路。轻一点讲，正在走向邪路；严重一点讲，已经陷入了泥坑。

    爱打扮、爱漂亮、爱虚荣……这是很可怕的，发生在一般人身上已经很不好了，何况我是一个党员！有事实为证，上学期，花了多少钱在服装上，不算少呀。最近，又鬼使神差地烫了发，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这不能不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必须立即改正。

    1981年1月3日

    最近，有个不好的倾向，老是追求穿着打扮，看见别人衣服多、时髦，自己赶不上，就不定神了。一旦陷入讲究吃穿的坑里，要自拔是很难的。

    人必须有一点自制力，自己把握住自己，人活在世上，要在事业上、学习上超过别人，才是有出息的。

    1981年1月29日

    我简直不像话了，今天下午，为了买衣服，浪费了一下午的宝贵时间。这是错误的，我应该争分夺秒搞创作，怎么能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但是，不管我在日记里怎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怎样时时刻刻地检讨自己，仍未阻止了自己爱漂亮、爱虚荣、爱买衣服。

    因为，后者是天性，我再努力也无法违抗自己的天性。

    女孩子稍长大一些，就知道打扮、漂亮，这是十分正常和自然的事情。服饰对于一个长大了的女孩子，那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佛是金装，人是衣装，这道理女孩子大都明白，常常是无师自通。从前说女为悦己者而容，现代的女性即使为了自己也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我这样以写作为职业，更多的时间是在孤芳自赏，看别人和让别人看的机会要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少一些。即便如此，平时居家，穿着也是要过得去的，免得让镜子把自己的自信心抹得全无。

    对于服饰的审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我经历过以旧为美以破为美的时代，也有以穿绿军装为最美的时候；我穿上有补丁的衣服外出，心里十分豪壮。对于那时所做的一切，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即使有人做出一些诸如把新衣服剪破，把花衣服染黑那样的事情，也觉得是正常的。就像后来大家对时装趋之若鹜，也是无可指责。

    我也一样，对于时装，总是喜欢的，即使不买，看看也开心。

    我在当年终于没有管住自己的自然天性，只是经济条件比较拮据，怎么办呢？省下嘴里吃的，积少成多去买衣服。我念的是师范院校，有国家供给的伙食费，我便将这一个月十几元钱的伙食费从牙缝里抠一点出来，再抠一点出来。等到有一天，感到可以上街进商店了，那份心情，那种快活，真是难以形容。衣服买回来，还有几关，先是女同学关，好心的女同学说：“哎，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接着，还有男同学关，男同学一般不会评价我们的衣服，但是，从他们的目光中你可以感受到什么，这也是让人愉快的事情呀！老师关就比较严厉了，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从来都十分严格，在我进大学的第二个冬天，开始流行滑雪衫，在苏州小城也开始有货，但是，品种极少，我只看到有一件桔黄色的比较鲜艳、显眼的滑雪衫。经过一个寒假的犹豫、斗争，最后，我买了下来，但是，始终没有胆量穿到学校去上课。当时在北师大上学的小天，为此写了一篇小说，叫做《咖啡色的滑雪衣》。

    又过了许多年以后，我在写一些随笔的时候，也写到过女人对于打扮和服饰的事情。

    3.衣服

    女人有一天坐公共汽车上班，她在车上看到路边商店里挂着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女人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汽车就过去了。此后的许多天里，女人心里老是放不下这件衣服，但是，女人每天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去看那件衣服。后来有一天，女人终于有了时间，就兴冲冲地去了，却发现那件衣服已经卖掉了。于是，女人很懊丧，甚至回家向丈夫发了火，或者责怪孩子不好。总之，女人是为了那件并没有看清楚的衣服而不高兴了。或者，是另一种结局，女人满怀希望走进了商店，那衣服还在，只是完全不是女人在汽车上看到的以及在以后许多日子里想象的那样子，女人觉得为了这么一件蹩脚的衣服，长时间放不下心来实在是很不值得，女人的满怀希望变成了失望，女人同样懊丧。也或者，还有另一种结果。女人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了那件衣服，回家后迫不及待地穿上。这时，女人却发现，它并不能令她很满意，至少女人的心理价位没有能够平衡；或者女人自己很满意，但是，家人或同事或朋友认为不怎么样。于是，女人也就越看越不顺眼。女人仍然是懊丧，女人责怪自己怎么瞎了眼，花大价钱买了这么一件衣服。女人抱怨丈夫不陪她买衣服，并且因此而产生丈夫心里没有我这类的想法；女人又埋怨营业员的哄骗，愤恨世风不好等等。总之，女人是一肚子不快活。女人退换衣服，没有成功；女人愤愤地将衣服压在箱底，从此不想再见到它，甚至愿意让小偷偷去；或者立刻送了人才解气。

    女人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女人为衣服的事，生了很多气，在男人看来，简直是无事生非，太没有必要。其实，男人不知道，虽然女人的许多烦恼由此而生，可女人的许多乐趣也就在其中呢。

    假如女人无法不为衣服生气、后悔，那也不错，但在无穷无尽的后悔中，却有着一份别人难以体验的感受。

    4.镜子

    女人出门，带一面小镜子。现在化妆品很多，化妆盒里也有镜子，只是小一些，照个脸蛋什么还行，若要看看头型服饰，就照不出来了。不怕累赘的，仍习惯带一面小镜子。其实，现在住的旅馆，多半是有镜子的，哪怕统铺，在公用的卫生间里也会有很大的镜子。只是女人常常不放心别人的镜子，怕别人的镜子里照出来的不是自己。

    有一些警句这样说，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不会哭；你若横眉冷对，它决不会还你一个笑脸。这话自有它的深刻道理。但有的时候，镜子也会变形，如哈哈镜，你给它一片温柔，它还你一些仇恨；你送它一张容颜姣好的脸，它那里出现的却是歪瓜裂枣；你是苗条的，它让你变成矮胖子。

    于是，女人开始选择镜子。

    似乎女人很缺乏自信，镜子是女人评判自己的一种依据，女人其实也知道无论是谁的镜子，照出来的都是一个假我。奇怪的是，女人都希望这个假我比真我更美些，女人心甘情愿被骗，女人自己骗自己，然后，女人就有了自信。这也挺好，不必勉强女人清醒，并且深刻得像个哲学家，对着镜子里的美丽的假“我”呸一声，说：“你是假的。”女人完全不必这样。

    女人愿意骗自己就让她去骗，女人不是别的，女人是自然。

    女人骗自己，也是自然。

    5.浓妆淡抹总相宜

    有一天，突然有了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把我吓了一跳。

    一个女人，当你有一天发现不化妆就已经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真的会吓一跳。

    明明知道护肤霜挡不住岁月的风霜，科学手术也做不掉年轮的痕迹，但是，女人们还是不断地涌向化妆品柜、涌向美容院。电视上最多的广告是美容产品；女人们碰到一起最多的话题，是探讨哪一种化妆品更合适。生产厂家和推销商在背后咧嘴大笑，如今这世道，骗女人的钱真好骗，骗人的人心花怒放，被骗的人心甘情愿，这可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儿。

    一切概因女人的突然发现。

    在年轻些的时候，对于化妆品向来很不以为然，许多女人都这样说。什么是美？青春就是美。

    那是当然，年轻的女孩子大可不必用人工创造的红颜绿色，掩去天然无雕饰的大好青春，这道理谁都明白。我们许多女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对化妆品不屑一顾，我们瞧着把单眼皮做成双眼皮的女孩子觉得她大可不必。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完全明白化妆盒里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向女友询问、请教，得到答案后转身就忘记了。就这样我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走着、走着，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们再也不能满怀信心，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开始发黄变粗，我们发现自己明亮的眼睛慢慢地有些混浊，于是，我们知道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一个字眼，我们都想回避这个字眼，但是不可能。于是，我们开始学着用洁肤的东西将脸洗了又洗，然后，涂上各种护肤用品，再抹一点粉底霜，再涂一点口红，再把眉毛画一画，虽然只是淡淡的，也只敢淡淡的，但是，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新我。我们开始惊异于化妆品的效用。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从镜子里看到一个睡意腙胧眼睛下挂的黄脸婆，于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化妆品不可遏制的诱惑力，我们不由自主地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情绪低落的时候，试着往脸上抹些什么，你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情绪；情绪高涨的时候，也试着打扮一下自己，或许另有一番体味。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化妆已经没有了信心的时候，你不妨化化妆，淡淡的也行，浓烈些夸张些也无妨，只要你能从中得到一份愉快、一份收获，感觉一些变化，怎么着都行。

    浓妆淡抹总相宜。

    不化妆仍然满怀信心的人，你就不化妆罢。人能够从化妆中得到的东西，人同样也能从不化妆中得到。

    这东西，就是信心。

    从前认为讲究穿是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经常要批判。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女人成了衣服的奴隶，这其中的步于是走得太远了。

    6.外婆离开我们

    这些年来，日子虽然艰难，但我们还是一天天地熬过来了。眼看着生活慢慢地变好了，我们全家也从乡下回到城里，接着，我又考上了大学。可是，外婆却越来越老了。

    我从小就和外婆在一起，上大学后放的第一个寒假，我从学校的集体宿舍回到了外婆的身边。

    我带回来糖和一些好吃的东西给外婆，那时候糖仍然是凭票供应的。我向不买糖的农村同学要了许多票，买了许多糖，因为，外婆喜欢吃糖。

    回家后，外婆就拿出钱来给我。她说：“这是我向你舅舅要的，你舅舅来看过我。”

    在外婆去世以后，大舅舅对我说：“我每次来看你外婆，你外婆都要向我要钱，说：‘我要给小青的。’”大学毕业后，有了工资，写作也有了稿费，可是，外婆却没有花着我一分钱。

    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外婆去世后的第二年发表的，外婆不知道。

    记得第一个寒假我回到外婆身边，一天半夜，我突然惊醒了，发现黑暗中有一个黑影站在床上。

    我高声地叫起来，打开灯一看，却是外婆。

    我忍不住地笑了，说：“我以为是一只大狗熊呢。”

    外婆也笑起来，她动作迟缓地坐下来，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怎么就站在床上，做什么呢？也许做了个梦吧。”

    我不知道，那时候外婆已经有些糊涂了。

    没想到，这个寒假竟是我和外婆的最后一次见面。

    开学了，我回到了学校，在母亲的来信中，并没有过多地告诉我外婆的情况。4月1日外婆去世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正在学校里忙着。班里准备组织同学们去春游，为了借车，我到处奔波，去找我不太熟悉的人。我很想借到车子，让大家去游玩，但是，车子很难借，无奈之下，我给家里写一封信，求父亲帮我找找在苏州的老熟人。父亲回了信，并且附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一个人。此时，父亲正在操办外婆的丧事，而母亲也因为外婆的去世，伤心过度病倒了，他们没有将这些不幸告诉我。

    4月6日，父母亲一起来到苏州。我一看到父母亲，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外婆不在了，否则，母亲不会扔下病重的外婆出来的。

    我哭了，如果不是因为母亲有病，我也许会和她大闹一场。她竟然不让我回去看外婆最后一眼，我无法理解和原谅她。

    但是接着，我便和母亲一起，将外婆去世的消息瞒过了哥哥。那一年暑假，哥哥放假从北京回来，没有看见外婆，便问：“外婆呢？”

    母亲说：“外婆到杭州的舅舅家去了。”

    我也补充说：“外婆身体不太好，舅舅接她去了。”

    但是，哥哥还是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不知道外婆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外婆常常来到我的梦中，但是，她却从来不说她过得怎么样。

    7.恋爱季节

    我从前的恋爱观：

    “不能把日后的幸福寄托在婚姻上，绝不能。”

    过去我错了，总想着今后找个好对象，过一辈子幸福生活。错了，大错特错了。

    今后的幸福，必须寄托在自己的本领上，这才是关键的。

    “婚姻真的幸福，当然好了；如果不幸呢？束手无策、愁苦一辈子吗？当然不能。我有了本领，如果能写东西，那我一辈子也不会苦恼了，我将永远幸福，永远有伴儿。”

    回头读这样的日记，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恋爱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我大学时代的主要内容，但是，它不可抗拒地来到了我的生活中，使我烦恼、不安。“最近心神不宁，与此事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近年来，我的思想、我的行为都不太对头，我在迅速地走着下坡路。”

    “别的女同学不是也挺好的吗？她们也有感情，有的也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她们都能够学习，惟独我不行，何况我还是个党员呢？”

    “大概是属于多血质吧，想象力太丰富了，老是东拉西扯地想各种事。”

    回想那段时间，我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又那么想，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比如在一则日记中记道：

    “到了一定的年龄，谈恋爱再也不会感到可耻了，我今年26岁，在这个问题上不必着急也不能太大意，做个有心人，生活需要有心人。有个志同道台的伴侣，对自己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的。”

    两天以后的日记我又如此写道：

    “要安心！”

    “尽管年龄一天天地大了，但在校期间必须安心，学习机会是难得的，决不能为了生活中的事而耽误了学习，那是不应该的。”

    也许是老师和我谈过一次话或者几次话，他们希望我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恋爱观，我十分茫然。“什么叫正确的恋爱观，我实在不懂。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不懂，也不会处理。”

    后来，我恋爱了，那一年我27岁，是第一次，恋爱的对象后来成了我的丈夫。

    情感萌动的时候，我是这样记录的：

    “是的，我至今尚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我为什么要爱上别人？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却不能常见面，甚至几乎见不到面，但是，我却很想见他，也不知道他有无此心，也许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采取主动吗？写信吗？但好像因为我是女的，这样不行呀！可是，不主动也许会失去机会的。我真为难，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勇气写信，却又找不到好的机会，即使偶尔见面，也形同路人，最多点点头，打个招呼。”

    过了几天：

    “离放假越来越近了，那事儿毫无进展，一个多星期没有见面了，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如果是，我应该主动表示，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爱情中并不一定非男方先主动，女方也应该有主动权，有主动的勇气。”

    “但是，我很矛盾，其一我不知道这种爱情是否正常；其二，我不了解他有没有对象，所以，我进退维谷。其实，关键还是怕羞，怕他讲出去。如果我勇敢点，不怕后果，我完全可以采取主动。”

    又一天：

    “信写完3天了，还没有勇气邮出去，可怕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主要是怕信落到别人手里，张扬开去。考虑得也实在太多了，怕信被别人拆了；又怕他们系的人太随便，可以看私；还怕信寄不到他手里。怕这怕那，怕个没完。既怕，就不敢去打听消息，似乎只有听天由命了。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应该争取。‘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我应该为自己争取幸福，争得人生的机会和真谛。”

    “因此，鼓足勇气把信寄出去，明天或者后天。”

    “胆小如鼠，战战兢兢，今天不敢寄，挨到明天；明天不敢寄，挨到后天；后天又不敢寄，又不知拖了几天，我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学校的收发室，我问收发室的老师：‘体育系77级是几号信箱？’”

    “收发室的老师认识我，她看了我一眼，我心慌意乱，差一点儿逃走。”老师平静地说：“是2号信箱。”

    “我终于没有逃走，颤抖着手将信投进了2号信箱。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害怕，但不管怎么说，我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

    那时，我们俩都算是学校的好学生，我们的认识开始于一次全国性的高校篮球比赛。作为三好学生的徐阳生，是篮球队长，他被指定为要在比赛期间的某一次大会上发言，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他写了一份稿子，校宣传部和团委的老师对我说：

    “你帮他做一下文字上的修改。”

    我来到校团委，徐阳生坐在对面，中间是老师，徐阳生说了一些他的情况，我记录下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校宣传部和团委的老师，等于是我们的红娘。

    至今，我们仍然保留着当年以及后来分居时的许多信件。其中，第一封我是这样写的：

    阳生同学：您好！

    接到这封信您也许会感到奇怪。自上次修改发言稿和您接触后，总也抹不去您在我心上留下的印象，如今这个印象越来越深。我一直想和您谈谈，但我们接触的机会太少了，而且每次总是匆匆而过，甚至不常见面。现在要放寒假了，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想请您春节后能提前一二天来校报到，也许我们可以抽空谈谈，或者您上我们家来玩儿。我家就住在苏州（红旗西路），家里人不多，父母都是干部，哥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如您愿意，我会很高兴的。

    如果您愿意来，最好寒假里来一封信，让我有个准备。来信可寄：吴县县委办公室范万钧转我收。如果您没有空儿采，我也相信您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的。

    祝好！

    范小青

    1981年1月24日

    作为学生干部，我们恐怕从来都没有做过违反校规的事情，但是，到了要谈恋爱的时候，却顾不得校规校纪了，不做好学生也罢了，当然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始终是“地下工作者”。

    徐阳生给我写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总是千变万化的，“本市缄”是最多的。也有冒充小天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范寄”，有时候写错了，写威“北京大学中文系”。还有“南京大学中文系”、“无锡市委组织部”、“江阴县委宣传部”、“市文联”、“南京《青春》编辑部”、“苏州市教育局”等等。

    并且每次几乎都变换字体，表示出这些寄给我的信，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但这也一样引起了同学们的猜疑，他们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给我来信呢？

    我给他的信也用如此的花招，但是，我不会变换字迹，所以，只能请我的父亲和母亲替我写信封。我也曾经请一个最要好的惟一知道我秘密的女同学方惠珍帮我写过信封。

    方惠珍毕业后分回无锡县，两年后，我去参加她的婚礼，后来，我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她现在还记不记得我。

    今天回想起来，父母亲的爱和同学的友情，是多么温馨感人哪！

    等到终于熬到可以将这一段感情公开的时候，那就是毕业分配了，结果被分在两地，隔江相望，这是否带有一点受惩罚的意思。

    我们是1982年1月毕业的，2月参加工作。徐阳生回盐城，在盐城中学当老师。2月20日，我的父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

    阳生：

    接读来信，知道你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一切顺利，甚慰。但由于工作比较繁重，望注意劳逸结合，工作中要防止受伤（注：他是做体育老师），这样我们才能放心。

    小青工作很忙、很繁重，由于她自行车的车技还不熟，目前，仍是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很辛苦我手术后恢复很慢，因此，至今仍未能起床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心里焦急得很，估计天暖起来，我会慢慢好的，望放心。小青的爸爸工作很忙，又要照顾我，也很疲劳。

    知道你爸爸妈妈都有病，望他们自己保重，不要过累，尤其是你妈妈的病，我们这儿也有人生过这种病，他们有一种药，随身带着，以便发作时随时服用。因此，希望你妈妈在去医院检查时，问明有无这种药，可以随身携带，以防万一。你在家里要尽力照顾他们，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

    你的来信，使我们得到安慰，刚走上社会，望一切小心。

    关于工作调动的事，再隔一段时间，我们想办法，估计问题不大的，望放心。关于婚姻大事，希望你能与父母商量，四五月份有空来苏再议。

    小青很想念你们全家，让我代她致意你们。

    向爸爸妈妈问安！祝：进步！

    冯石麟匆草于病床

    1982年2月20日

    阳生：

    看到你集中精力、安心工作我们很高兴。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你就能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但也要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不要过分疲劳。有机会望你到苏州来玩儿。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

    范万钧附笔

    1982年2月20日下午

    过了26年，重读这封信，心被拨动了，往事和往日的情感奔涌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于是，似乎真有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感觉。正是热恋时候，一江水哪里能够冲得淡那份浓得不能再浓的情，一道天堑哪里能阻挡得了爱的冲击力。在情书飞来飞去的两年后，我们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因为分居两地，结婚便多些麻烦，先是徐阳生从苏北赶来苏州，将苏州的新房布置一番。也难得两个人一起上街购买些生活用品，因为双方都才工作两年，积蓄不多，经济不宽裕，便更多了一份挑挑拣拣的乐趣和烦恼；家具是早就预订好的，主要是买一些配件，如台灯啦什么的。印象最深的，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落地台灯，但因物以稀为贵，苦于囊中羞涩，不敢问津。徐阳生在家托人自做了一台落地台灯，在商店，我们为它配置了一个粉红色的灯罩，略有点香气，便也柔情万种了。

    按规矩正式的婚宴是要办在男方家的，结婚那天，苏州新房里的许多东西，都被我们包包扎扎地带上了，准备再在先生家的房间里布置一下，但是，那个粉红色的灯罩却无法包，我们只得腾出一只手来，小心翼翼地提着它，给它特殊的待遇。然后，一大早坐上通往盐城的长途汽车。

    颠簸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达。那里结婚的宴席已经摆好，客人快到了，我们顾不上休息，赶紧将带来的东西一一置放好。因为新房在苏州，公公婆婆这边就没有置办新房家具，用的是公公婆婆的旧家具，色彩不太鲜明，于是，我们那只粉红色的灯罩，便成了新房里的主角，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进来看新房的客人对它都赞不绝口。

    几天以后，我们再返回苏州，又把带来的东西一一带回，包括那个无法包扎、只能拿在手里的粉红色的灯罩。它的艳丽色彩，又将土灰的车厢，点缀得有了几分意趣。

    突然，有一位乘客问：“难道苏州没有灯罩吗？”

    我无法回答。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对于乘客的提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当年回答不出，现在仍然回答不出。

    过了几年，那台自做的落地台灯就坏了，也没有再请人修理。后来条件好了，商品也日益丰富，我们可以到商店里随意挑选台灯，那台落地灯，就被闲置了。但是，那个粉红色的灯罩却又继续用了许多年。因为我喜欢它的颜色，也因为它可以套在任何一个台灯上。在色彩淡雅的房间里，它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一直让我记得，在结婚那一天，它曾跟随着我们过长江，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又过了许多年，家里几经搬迁，也增添了许多新家具，灯饰自然换过几回了。在各种新型的漂亮的台灯面前，旧了的粉红色的灯罩终于失去了它最后的魅力和最后的利用价值，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也处理不掉的，比如，我对粉红色灯罩的记忆。

    8.体验

    于是，便有了一种与苏北的联系和缘分。

    在以后的日子里，带着儿子，跟丈夫回苏北老家过年，几乎成了每年都要做或者都想着做的一件事情。

    有一年，忙忙碌碌，一直到年二十九才上路。

    遇上了难遇的恶劣天气，一路风雪交加，汽车像蚂蚁似的在结了冰的公路上慢慢地爬行。

    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司机的脸铁青冰冷，像车外的天气。

    气温骤然下降，使毫无准备的我们，既没穿上足够暖和的衣服，也没有准备多少充饥的食物。凭往常的经验，从苏州到苏北这一路，可以停车吃饭的地方多的是，到处能看见花红柳绿的饭店打工女站在公路边甚至公路上向你的车招手，路边各种各样干净的和不干净的、装修得很好和装修得不怎么样的饭店张着大嘴向你笑。可是，今天已经是大年二十九，打工妹大概都被放假回家过年去了，公路上没有了她们的倩影；路边的饭店也都——关了门，紧紧地闭上了它们的嘴，把我们和我们的车无情地挡在了风雪之中。

    又饿，又冷；长时间坐车，又累。怎么办？别无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前走。

    在任何场合从来都不肯安分的儿子，这会儿却安静得出奇，他靠在我的身边，默默地看着窗外的大雪。

    我问：“饿了吧？”

    儿子说：“饿了。”

    我又问：“冷吗？”

    儿子说：“冷。”

    我笑了，说：“你总算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了。”

    儿子侧过脸看看我，突然问：“妈妈，我们家算是有点钱的吧？”

    我一愣，不知怎么向儿子解释，犹豫了一下，说：“就算吧。”

    儿子叹了口气说：“钱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是旱鸭子。”

    我心里一动，想起大家常说的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无钱是万万不能的。”儿子在这风雪交加的路途中，终于也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雪已经将车窗封住，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了。司机过一会儿就要停车下去，将车窗玻璃上挡住视线的冰花铲除。等他再上车时，头上已经是白花花的一片了。到这时候，大家反而放下心来，心提得也累了，提着也没用，就将一切无奈地交给司机吧。

    忽然，司机停下车，回头对我们说：“下车吃点东西吧，路边有个饭店开着门。”

    车门已经被冻住，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打开，我们一群人哆哆嗦嗦地下了车。

    这是一个叫做季市的苏北小镇，我们踩着冰雪拥向饭店。

    饭店里只有一种食物：馄饨。

    二元钱一碗，我们每个人要了一碗馄饨。在饥寒交迫中我发现儿子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店主的动作。一会儿，馄饨端上来了，是用苏北特有的那种装汤的大海碗装的，实实足足，看起来不止有三四两。都说苏北人实在，这馄饨真是够实在的，在苏州，怕能分做三四碗卖还不止呢。

    多么美味可口的一顿饭，一个个狼吞虎咽，哪里的山珍海味都比不上这一碗季市的馄饨。

    终于暖和过来，心里也好像踏实多了。回到车上，发现司机并没有下车去吃馄饨，我们问他：

    “你怎么不吃？”

    司机只是摇摇头，不说话。

    是怕吃饱了不能集中精力对付这天气、这路还是由于精神高度紧张而吃不下东西感到不饿？或者是别有原因？我不知道。

    车又上路了。雪仍然下着，但是，大家的心平稳多了。

    儿子再一次感叹说：“馄饨真好吃！”

    车上的人笑却起来，说：“当年皇帝吃红嘴绿鹦哥，吃天下第一菜时，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当时，儿子还听不懂。

    9.五姨

    五姨其实是男的，应该叫他五叔，他是我丈夫的五叔。

    有一年春节，我们不仅回了丈夫的盐城老家，春节期间，又回了老家的老家。公公婆婆的老家是在滨海八滩小镇再往北去的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子。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五姨。

    很显然，以他们的风俗习惯，因为公公兄弟五人没有女孩子，就把最小的一个男孩子当作女孩子养了。后来，他们都长大了，都为人父了，四个哥哥的孩子们，仍然沿袭着从前的习惯，把五叔叫做五姨。

    我们的面包车到达小村子的时候，五姨正在屋门口晒太阳，他没想到是他三哥的几个孩子到乡下来了。后来，五姨反复说：“我看见车子来了，我没有想到是你们。”

    当五姨在强烈的阳光下终于看清是谁来了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说：“你们来了，你们都来了。”

    五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挂着两只胳膊站在场上。五婶将屋里的长条凳搬到场上，让我们坐下来晒太阳。我们坐下了，磕着五婶递过来的瓜子，五姨仍然呆呆地站在场上看着我们，不说话。

    我丈夫说：“插队的时候我就住在五姨家。”

    在五姨家的房后，我看到一片长得很奇怪的竹林，成U字型，中间有一条干干净净的小道，丈夫说：“那是粪坑。”

    我走过去，小道尽头，竹林深处，果然有一个坑。

    没有一点茅坑的臭味，四周干净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乡下人八厕的地方。

    我十分惊讶，从来没有看见过甚至想象过将一个粪坑或者说粪坑的环境建造得如此优雅、如此富有情趣。

    冬天的风吹来，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丈夫说：“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也许，更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五婶进屋忙了一会儿，出来了，说：“好了，茶好了。”

    我们走进五姨家，看到桌上摆了一圈碗，中间是四个盆子，碗里冲的是白开水，盆子里是乡下自己做的花生糖和炒米糕。我没想到五姨家没有茶叶，只喝白开水。

    五姨家有三间瓦房，我不知道这在如今的苏北农村算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是高的还是低的，或者是中等；我没有看到五姨家有什么家具，东屋里有一张床，堂屋里也有一张床，西间是灶屋，灶头上冷冷清清，没有菜，也没有酒水。热情的五婶一直在我身边说：“现在日子好过了，现在日子好过了。”

    我们喝着白开水，吃着乡下做的花生糖，说着自己的话题，好像找到了一个茶馆。

    五姨始终挂着两只胳膊站在场上里，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也没有说他自己的事情。

    五姨年轻的时候，曾在一个水库上工作，他管了许多年的水，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也因为家里的田没有人种，就从水库回到乡下来了。

    五姨有好几个孩子，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在家乡的某个单位干活儿，过年的时候也不回家。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五姨的孩子。

    只有五姨，守着老家。

    我们喝足了开水，吃够了家乡的糖，出来拍照，大家都分别和五姨合影，说：“五姨，你站着别动。”

    我们一个个轮换着走到五姨身边，五姨像电影明星，又像道具。五姨仍然没有说话，终于，我们感到该回家了，就说：“五姨，我们要走了。”

    五姨说：“吃了饭再走。”

    我们说：“不了，晚上还有应酬。”

    其实，也没有什么应酬。

    五姨把我们送到路边，我们的车子停在这里。

    车子开动了，我们向五姨挥手告别，五姨也向我们挥手告别。但是，因为车窗玻璃的原因，我们能看见他，他却看不见我们。

    10.表亲

    公公婆婆家是个大家族，公公有五个兄弟，婆婆亦有好些兄弟，这些兄弟们现在都已经做了爷爷，也有的做了太爷爷，还有他们的表亲以及表亲们的子子孙孙等等。所以，家族越来越庞大。

    因为这样，公公婆婆家常常人来人往很随便。

    这也是他们家的风俗习惯，不把来客当回事儿。来了就来了，没有人激动，也没有人嫌烦。坐，有话就说；没话的，干坐也行。

    有人来的时候，要是在吃饭之前，公公或者婆婆问一声：“吃了没有？”

    表亲们也都是实实在在地说：“没呢。”

    “一起吃吧。”

    “噢。”

    坐下来就吃。

    若是表亲在饭后来了，也会问一声：“吃了没有？”

    表亲也会说：“没有。”

    婆婆说：“来吧，到灶间来。”

    表亲也不上桌，将吃剩的饭菜热一热，天气不冷的时候，就不加热，在灶间的某个角落，“吃吧，”表亲就坦坦然然地吃。

    今年我在公公婆婆家过年，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敲敲门，进来一个人，胡子拉碴的，很黑，也不知道是天生的黑皮肤，还是晒黑的。他抱着个两三岁的小孩儿，说：“我刚从无锡过来，长途车很挤。”

    婆婆对我说：“这是你三伯父的三儿子。”

    是一个表亲。

    表亲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的两三岁模样的孩子也自己端着碗吃饭。婆婆指指他的孩子问：“这是女的还是男的？”

    表亲说：“女的。”

    细看，小姑娘果然长得很漂亮。

    婆婆说：“这是老三吧？”

    表亲笑了一下。

    生了三个。我问：“前面两个是女儿？”

    表亲说：“不，是儿子。”停一停又说：“我家老大，今年20岁，过了年，就随我出门做活儿了。”

    我说：“前面两个已经是儿子，还要生第三个？”

    表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婆婆说：“他们家的老大老二都没有结婚生子，所以，他应该多生几个。”

    表亲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这种生法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我想，表亲他们多生孩子恐怕早已经超越了养儿（儿子）防老的老观念，他们多生，好像已经威为一种习惯，更重要的不在于生儿还是生女，只在于生的过程和生的结果了。

    所以，表亲的大儿子20岁了，表亲的二儿子也很大了，表亲就又生了一个小小的很漂亮的女儿。

    表亲从苏北乡下出来，到苏南无锡郊县承租了10亩地，5亩种水稻，5亩种蔬菜。现在，苏南的农村人都不种地了，他们在厂里工作或者到外面跑更大的生意，把分到自己名下的地转租给外地人种。

    这就出现了像表亲这样的许多外地人。

    表亲一家都住在无锡郊县，他们把苏北乡下的家都搬过去了，把自己看成是苏南郊县的人，过年也不回老家。

    表亲说：“我们种了菜，就到苏南的小镇上去卖，小镇离我们住的地方几里地远，用自行车一架，一会儿就到了；也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卖，将菜交给菜贩子，这都要看行情。”听起来，表亲对苏南蔬菜的行情是很了解的，他有一点自豪。

    我说：“基本上把那边当成你们的家了？”

    表亲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停了一下说：“本来是要回来过年的，我二哥不许我们年前回来，说路上有小偷抢钱。”

    长途客车拦路抢劫的事情，听到过不少，果然有。

    表亲说：“去年，我二哥一年挣了几百块钱，坐长途车回家，车到什么地方，上来几个小偷，把车上人的钱都抢走了。所以，我二哥今年不许我年前回家，我们只好把钱寄回来。”

    表亲管抢劫犯叫小偷。

    我问他：“开春还继续到无锡种地？”

    表亲说：“是。”

    “再以后怎么办呢？”

    表亲憨厚地一笑，好像有些不明白，说：“以后？”

    我换了个说法：“你们自己在老家乡下的地呢？”

    表亲说：“再租给别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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