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亦称“匾榜”、“牌额”，亦可单称“匾”、“额”。它是以大字书写，悬挂在门楣、堂室或亭榭上的。南宋文学家楼钥有《玫瑰集·先兄严州行状》云：“下笔辄工，好事者争求匾榜，流传甚多。”由此可见南宋时悬挂匾额之风即已盛行。
明清以来，京城那些附庸风雅的商人，不仅求文人学士为其店铺命名，而且讲究悬挂由名人书写的匾额。以销售名人字画及文房四宝著称的“荣宝斋”，其字号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匾额是特请同治甲戌（1874）科状元陆润庠题写的。开业于明代嘉靖末年的“鹤年堂”药店（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字号取《淮南子·说林》中“鹤寿千岁，以极其游”之意，其匾额字体苍劲，颇有神韵，据传系奸相严嵩手书。
规格最高并有传奇色彩的匾额当数乾隆帝御题的“都一处”。这家驰名中外的烧麦馆，是开业于乾隆三年（1738），原名李记小酒店，以物美价廉的晾肉、马莲肉、玫瑰枣、煮小花生等小菜赢得酒客的青睐。乾隆十七年除夕之夜，皇帝携内侍二人微服私访，偶至店中，对伙计招待之殷勤、酒味之醇香、小菜之可口极为嘉许。未逾月，乾隆即遣太监将御笔“都一处”黑漆金字四周镌刻蝙蝠图案的虎头匾额送至李记酒店。自此，该店誉满京华。至同治年间，“都一处”又增添三鲜烧麦及炸三角等别具风味的食品，名声越来越大。
清末号称“穿砚书”的王法良，专攻颜体，真草俱佳。据说他自幼居乡习字，砚被磨穿者不知凡几，故得此称号。一次，清宫太和门失火，修复后所书门额，均不合当时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之意。经翁同龢推荐，王法良书写的门额荣邀“圣览”。后又令其书昭德、贞度诸门额，于是王法良书名大振。此外，据我所知，故宫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五字原系李煜瀛所书，听说60年代改为郭沫若字。
几十年前，北京有名的匾额书家要算王垿、唐驼、冯恕诸人，有“无匾不书垿，有额皆书驼”之说。据说“同和居”现在新悬挂的匾额为宣统皇帝的御弟爱新觉罗·溥杰的手迹。如今，不少商家一改统统仿宋体死板拘泥的字号，请当代人题匾额。“文奎阁”、“邃雅斋”书店，据说是“文革”前邓拓和王昆仑的手笔。“印痕阁”刻字店落款是胡厥文，“古燕阁”落款是当代著名画家李苦禅。
当年天津，有颜、华、赵、孟四大写家。第一流商店的牌匾，大部分出于这四大写家之手。严、华、赵、孟四家指的是严范孙、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
严范孙，前清翰林，做过学部侍郎，辛亥革命后隐居津门。他写的楷字，在苍劲中见秀丽，非常好看。东马路天津造胰公司的“营业部”三字，就是严范孙写的。可惜因为他忙于办学，他的字不容易求到。华世奎字壁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在翰林院当编修。他写颜真卿体，但又有所发展。天津商家挂华世奎的匾很多，“天津劝业场”那五个大字就是华氏晚年的代表作。赵元礼字幼梅，前清举人。他写苏体字，写的匾也不少，如北马路“祥德斋糕点总店”、东马路“凯记”公司等，字体潇洒俊逸。孟广慧字定生，山东邹县人。字体近乎魏碑，后来又宗欧、宗赵，苍劲有力。他不是进士出身，但由于是亚圣孟子的后裔，在天津也享有盛名。
当然，天津的牌匾并不只是出自这四大写家。好牌匾还有很多，如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四个字的楠木金匾是翁同龢写的。翁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也是一代书家。这四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功力非凡。估衣街绸缎庄“谦祥益保记”的匾额是山东状元王垿写的，神韵清逸，百观不厌。有的商店也请北京名家如潘龄皋、张伯英等写匾，大成雨衣厂和无愧楼奠基典礼的基石，就出自张伯英之手。
天津商店除去字号匾以外，还悬挂具有广告意味的边匾的习惯。例如药店要挂“桔井”、“杏林”，茶叶店要挂“龙团”、“凤髓”，糕点店要挂“福寿长元”、“玉粒生香”，大饭庄则是“食德”、“饮和”或“旨酒佳肴”、“醉月飞觞”，法租界交通旅馆也挂有“交道接礼”、“停长者车”的边匾。但一般名家都愿意写字号匾，不愿写边匾。因为字号匾上要题名款，写年月，金滚朱印，显得高雅。字号匾两旁的边匾，则像唱戏时给名角“挎刀”一样，充配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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