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不孚家人所望，幼年在乡间跟舅父邓尔雅学习书法篆刻，即显露不凡资质。二十几岁时以研究金文所得编纂成一千二百余页的《金文编》，他持此书稿远离家乡广东，到天津求见研究古文字的权威罗振玉，深得罗振玉的赞许赏识，被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做研究生，投在著名学者王国维门下，奠定了一生从事考古学和古文字研究的基础。
后来，容庚到燕京大学任教，并编辑《燕京学报》，又被聘为北京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
在此期间，容庚先后编著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吉金图录》等书。1931年发表的《商周彝器通考》，对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性地科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商周彝器研究的奠基著作。当时，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正在研究古文字，曾写信向年仅三十七岁的容庚请教。容庚虽未见过郭沫若，却复信给以支持。二人书信往来，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容庚从青年时期到满头白发，不论时势如何、个人处境顺逆，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在书斋工作十多个小时。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孜孜不倦于古代文化的探索研究之中。
容庚的女儿容琬和容瓘，谈起父亲埋头钻研的精神常说：“我们都笑父亲，仿佛有胶把他粘在书房的椅子上似的，每次吃饭时，都要一请、再请，才能把他请出来。”容庚也用这种废寝忘食的治学精神教育女儿们。他常说：“好书不厌百回读。”
容庚从书法开始，转向金文、甲骨文和古文物的研究，晚年又转回来研究书法和绘画。在“文革”狂飙中，身处困境的容庚一头埋在碑帖研究中，最后完成了一部百万言的《丛帖目》，这是他晚年开拓的一个研究领域。
容庚于1983年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九岁。据说他逝世前将珍藏的商周青铜器、名贵书画以及藏书，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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