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
金民卿，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党史党建学科负责人。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文化意识形态。
【摘要】 1920年夏天，毛泽东正在经历重要的思想结构转变，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创办文化书社是他开展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这个活动与他随后开展的创建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初步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转化为现实实践。到1920年11月底，经过思想上的自我清算，他最终抛弃了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思想结构和世界观的转变彻底完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文化书社 思想结构
1920年夏天，毛泽东正在经历着重要的思想转型，思想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迅速上升，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急遽下降，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思想结构的主导性因素。毛泽东在1920年下半年开展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活动，就是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他把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初步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第一个尝试。到1920年11月底，他经过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最终抛弃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思想结构和世界观的转变彻底完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 创办文化书社之前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之前，在思想上和经验上都经过了认真的准备。1920年6月在上海同陈独秀深入交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7月初经过武汉向恽代英学习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这些准备表明，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之际，就力图把文化书社创建成为一个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
1920年6月，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同陈独秀一起广泛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同陈独秀的会谈，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很大的帮助。1936年，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道：“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166]抱着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离开上海回长沙，开始把这种初步确立的科学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广泛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之际，专程到武汉同恽代英会面，向恽代英学习创办利群书社的经验，交流了即将创办文化书社的意见，并确定文化书社同利群书社之间的联系。对于此事，《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易礼容在回忆文化书社情况时特别讲道：“在文化书社之前，恽代英同志在湖北曾经创办‘利群书社’。对新文化运动有影响。”[167]
其实，这不是毛泽东和恽代英的第一次见面。同毛泽东一样，恽代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知名的青年运动领袖，在当时思想界有一定影响。正如董必武早在1936年就说过的，当时的恽代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168]早在五四运动过程中，他们二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和相互支持。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互助社”，集结了林育南等一批先进青年。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也创立了一个进步团体即“新民学会”。这两个团体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都是倡导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先进团体。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两个团体之间、毛泽东和恽代英之间的联系逐步建立起来。《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恽代英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刊贩卖部，将毛泽东主办的刊物特别是他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的“六三”惨案发生后，恽代英撰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将惨案真相公之于世，毛泽东即在《湘江评论》刊载。由此，二人开始神交并相互支持。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运动代表团赴京，途经武汉停留10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并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其间，毛泽东同恽代英初次会面。恽代英告知毛泽东，他和武昌青年正在酝酿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并就利群书社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等问题与恽代英进行了深入探讨。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十分关注和支持，当毛泽东将拟好的驱张宣言交给他后，恽代英连夜与互助社、仁社的成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扩大影响。由此，二人相识相知并结下深厚友谊。
1920年2月，恽代英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正式开业。尽管当时恽代英尚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中还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利群书社销售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书籍，客观上成为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许多早期中共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与利群书社有关，如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肖楚女、施洋等。因为恽代英在办理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方面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毛泽东在准备创办文化书社之际，专程到武汉同恽代英见面，借鉴经验。随后，还邀请林育英到长沙帮助办理文化书社和织布厂。不久，恽代英又到湖南的长沙、衡阳等地考察。文化书社建立后，同利群书社的关系非常密切，恽代英和他的利群书社还做过文化书社的担保人，对此，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的第一次营业报告中作了介绍，他写道：“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武昌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169]
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之前，在思想上和经验上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创办文化书社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办一个一般性的文化书店，而是要办一个具有明确思想导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新思想的阵地，一个集结同志、会聚力量的机构。文化书社日后的发展也真正体现了他的这个意图。
二 创办文化书社的意图就是要传播马克思主义
从事一项重要实践活动的主观意图，最能够体现实践主体本人的思想结构和信仰状况。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呢？
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二版刊发了一则《发起文化书社》的重要启示，报纸在“来件”栏刊发时，前面加了一个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亟录其缘起如下。”同年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第七版“新文化运动”栏再发此文，文字略有不同。据当年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的回忆，《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都是毛泽东写的。为了能够全面了解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主观意图，我们不妨来看这篇文献：[170]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
研究此文的主要内容，能够很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主观意图。创办文化书社的宗旨就是要在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积弊厚重，思想禁锢，湖南乃至全国都缺乏真正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因此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毛泽东等成立文化书社，就是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在湖南乃至全国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任何思想文化都必须依托一定的文化产品，当时湖南乃至全国，之所以缺乏新文化和新思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承载新文化、新思想的材料即书报杂志。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为此，文化书社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以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1920年8月25日，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再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书社的主要工作，就是“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171]。文化书社的第二期社务报告中，对于传播新文化的宗旨讲得更加清楚：“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172]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创办文化书社的根本宗旨，那么这里所说的新文化、新思想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从根本上说，当时的全中国都缺乏真正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书社所要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显然不能从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去寻找，而必须放眼世界，去发掘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思想文化，即便这种新思想、新文化尚处于幼小的阶段。此时的毛泽东因为已经大量地阅读了俄国革命后的新文化、俄国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此，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新文化就存在于列宁领导下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枝出现在俄罗斯的新文化的小花，是新文化的代表、方向、核心。
在《文化书社组织大纲》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书社所营销的是“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这里的方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各种“有价值的”文化作品。所谓“有价值”，就是那些能够给人们提供最新思想、最新文化的东西。而最新的思想文化，不是别的，就是那枝出现在俄罗斯的新文化的小花，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俄国的新文化、新思想。虽然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新思想、新文化的范畴，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它们推崇备至，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是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相比，则不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代表新文化方向的，并不是新文化的“那朵小花”。
俄罗斯的新文化、新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1920年8月，俄国十月革命尚不足3年，俄国还在进行艰苦的战争，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还受到各方面的围攻，其前途命运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强大的生命力，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文化看作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看作引领世界新文化发展的方向，看作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书社所要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世界观选择的方向，已经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了俄国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
三 文化书社的所有制和管理模式是共产主义性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在经济方面所倡导的是公有制的经济，在经济管理方面强调的是一种同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先进的公开民主的管理模式。文化书社的所有制性质和管理模式，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同易礼容等文化书社的发起人在楚怡小学开成立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该大纲于8月25日在湖南《大公报》刊出，全文如下[173]：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全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五）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分社俟经费充足时举办。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阀〈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八）本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另行规定。
这个大纲清楚地表明了文化书社的所有制性质，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采取了投资人共同所有并进而转化为全社会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的书社，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书社的经营目的是为全社会服务而不是为了投资人谋私利，书社的管理模式是公开民主的而不是保密的、暗箱操作的。
在《发起文化书社》的最后，毛泽东就规定了文化书社的所有权性质：“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这就告诉人们，这个书社不是哪一个人所有的，而是投资人共同所有的，其目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为了赢利而创设的经济组织，而是为了全社会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的第二条把《发起》中的意思说得更加清晰：一是公有，二是投资人不要利息。同年11月8日、10日，在长沙《大公报》《湖南通俗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再次说到，本社“为社会所公有，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174]。
管理方式体现了其所有权性质，文化书社的管理模式体现了它的公共性，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完全民主公开的，同传统的秘密方式根本不同。在内部管理上，文化书社采取的是经理负责制，但是经理必须把书社的经营情况向议事会公开，如毛泽东在组织大纲中所说的：书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在对外方面，书社的营业状况完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体现了它的社会所有制性质。组织大纲的第七条规定，书社的营业完全公开，每月都要将营业的情况公开一次，平时有渴望了解书社情况的人，可以随时到书社或投函询问，而书社则必须详细告知。在第二期的社务报告中，毛泽东对书社的管理方式讲得更明确：“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的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175]毛泽东等人不仅作出了这样的规定，而且切实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毛泽东就分别在1920年11月和1921年4月作了两次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
四 文化书社经营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书刊
文化书社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负责开辟同各方面的密切联系，投入了很大精力来开拓书社同当时知名文化机构和文化界人士的联系。据1920年10月的第一次营业报告的资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文化书社就同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建立了业务联系，得到了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人大量引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报杂志，着力把书社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平台。这从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刊名录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20年10月22日，毛泽东、易礼容、彭璜向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递交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76]，该报告在湖南《通俗报》11月6日、10日、11日发表。报告中介绍了文化书社开办一个多月以来的营业情况，列举了书社营销的主要书目。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212种书报杂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八卷1号和2号分别销售165份和155份，《新生活》销售150份，《劳动界》销售130份，都居于销售量的前列。在销售的书籍中，《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以及罗素、胡适的书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等居前列，各有三四十份。可见，文化书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
11月8日、10日，文化书社在长沙《大公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广告[177]，在介绍文化书社经销的重要著作时，列举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旅俄六周见闻记》《科学方法论》《科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心理》《孙文学说》《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以及《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达尔文《物种原始》《杜威五大讲演》等。在介绍重要杂志时，列举了《新青年》《新教育》《新潮》《少年中国》《新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劳动潮》。在介绍重要报纸时，列举了《时事新报》《晨报》等。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文化书社把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作为宣传重点，它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之一了。
1921年5月刊出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178]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分量更占主要成分。书籍类的有晨报丛书、新青年丛书、共学社丛书、新文化丛书等系列丛书等。其中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斯经济学说》、王岫庐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杜师业翻译的《革命心理》、陈石孚翻译的《经济史观》、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张幂飞的《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杂志类的主要有《新青年》《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星期日》等，这些都是当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
在第二期社务报告中，毛泽东等所列举的销售最多的书目中，《马克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排在前面；而刊物中，《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少年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刊物，销售量是最大的。[179]
五 文化书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
文化书社开办起来后，为了扩大新文化的影响，帮助广大读者接受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湖南各地开办分社，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早在开办之前，文化书社的组织大纲就已经提出待到一定时机要“设分社于各县”。书社开办不久，1920年11月1日，湖南的《大公报》刊发了《文化书社启示》，其中讲道：“各县教育代表及听讲诸君同鉴：敝社为同志共同组织，专任介绍各种新出版物。现为使各种新出版物推广于全省各县，俾多数人有阅读机会起见，拟在各县设立分社或介绍处。”通过这种分支机构的设立，文化书社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湖南的新文化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久，文化书社还专门制定了《分社简章》。简章开头，就明确指出了在全省各县设立分社的目的在于“为推广新出版物于全省各县”。在《分社注意》中，强调各分社要按照总社的宗旨，采用社会公有的产权所有制，投资人办理书社乃是为了公益事业，而不是为了盈利，“本社为同志共同组织，投资不退，亦不分红取息”。在分社经营的目的上，明确规定分社是为了搞好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分社销售，宜取宣传主义和劝导手段”。
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及其分社，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扩大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促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迅速推广，促进人们的思想进步。一方面在销售的书刊上进行严格把关，只销售那些能够使人思想进步的书刊，正如《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所说，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刊“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们的思想进步，创造一种新思想、新文化，就要尽可能地扩大书社的影响，使承载着新思想的书报杂志传播到湖南全省：“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象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180]在第二期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对于开办分社强调指出：“我们为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五县都设立分社不可”。[181]正是在毛泽东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文化书社开办分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顺利的发展，至1921年3月底，文化书社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县设有分社；在长沙的湖南一师、湖南一师附小、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处设立了贩卖部。
文化书社及其分社的开办和顺利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俄国革命情况的传播。在第二期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文化书社开办以来至1921年3月，书社的书报杂志总是“供不应求”，“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想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182]可见，文化书社不仅把新思想传播到知识分子当中，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小册子，更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接受。
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当事人，对文化书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萧三回忆道：“在长沙他（毛泽东）曾和一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文化书社’——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民主政治的组织，他吸引了某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文化书社’在传播新文化书报杂志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成绩。在‘文化书社’里售卖各种进步的，共产主义的刊物。”[183]周世钊在回忆中，把文化书社称作“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认为“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184]。李维汉指出，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当时毛泽东在湖南所做的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185]
六 创办文化书社与青年毛泽东思想结构的转变
以上情况表明，从主观意图和行为动机上看，文化书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文化书店，而是有着明确方向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载体和平台；从经营范围和营销的主要书目上看，文化书社虽然也传播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但是其销售书目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介绍俄罗斯新文化的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者它的介绍性书籍，以及当时国内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杂志。从经营的结果和影响的范围来看，文化书社除长沙外还在湖南的7个地市开办了分店，大量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介绍了俄罗斯革命和新政权建设的主要实践，给湖南的知识界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湖南青年，使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文化书社是以一个民间文化机构的形式公开地存在的，正是因为这种合法的、中立的、民间身份，使它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随后领导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地区的许多活动，都是依托文化书社进行的。随着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文化书社不再仅仅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构，而是建立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机构，是湖南共产党的机关所在地，成为湖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司令部，为建立共产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创办文化书社时期，正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思想结构的主导因素上，他已经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思想中的改良主义因素依然存在，还没有彻底清算，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之间的纠结还没有完全扯断，他仍然以很大精力投入带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的湖南自治运动中。当然，这时的社会改良主义已经不如“驱张运动”时期那么坚定了，自治运动中已经加入了大量的革命运动色彩，是革命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的双重交合。到1920年11月下旬，经过对自治运动的深刻反思，他完成了思想的彻底清算，摆脱了改良主义的影响，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谋求改造中国和世界。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还在长沙进行了几件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探索俄国式的道路；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建立共产党作人才准备；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改造新民学会，使之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学术团体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团体。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进行的，是毛泽东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他在实践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进一步确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理论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初步实现科学信仰向现实实践的跃升。
正是通过这些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毛泽东把初步确立的信仰付诸实践，使爱国主义从情感的层面上升到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有方向的、改造中国的现实运动，使原来混杂的、缺乏主导方向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转化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合理配置的思想结构，使原来处于个性层面的超越性性格和以修身储能为目标的知识积累过程转化为从根本上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行动。
到1920年底，毛泽东经过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自我清算[186]，从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完全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方向实践走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从学术的实践、道德的实践、个人的实践，转向了主义的实践、信仰的实践、组织的实践，方向更加明确，中心更加突出，目标更加明确，理想更加远大，步骤更加有序，方法更加科学。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典范[187]
王宜秋
王宜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切近的理论基础。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无法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道路的开辟，就无法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也就无法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的基础、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其后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前提。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法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道路的开辟，无法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也无法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的基础、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普遍真理，而不可能为解决各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问题，靠“本本主义”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常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应是工人阶级，而在中国，则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俄国十月革命获得胜利，是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工人进行武装暴动，却无法取得成功。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当时的党中央及主要领导人，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曾一度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和十月革命经验，多次发动城市暴动和起义，屡遭失败和挫折。先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瞿秋白、李立三先后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等人先在土地革命后期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来又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曾使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实践表明，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等错误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依据实践探索，进行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够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作为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前进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他首先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在实践上，毛泽东率先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他就已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揭露和批评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他临危受命，领导秋收起义，率先成功地把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据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科学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时代潮流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又正确反映了旧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正是循着这条道路，才一步步地走向成功。
在理论上，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并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88]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公式提出来，并把是否善于实现这两者结合和统一，当作党是否成熟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此后，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概念的含义进一步深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和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自己的国情，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中，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而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结论、新观点和新思想的认识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运用中实现中国化，同时中国实践也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以其实践创新促进理论创新的双向运动和历史性提升的认识过程。
毛泽东在开创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伟大贡献。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开始致力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历来重视党的理论工作，在建党期间、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情况，总结革命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撰写和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理论名著，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日趋成熟。这个理论的创立、成熟及其实践上的不断胜利，标志着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时它又是全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科学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路线、政策、战略与策略等一系列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科学理论形态。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了团结和统一，从而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就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的方向和道路向前发展。
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伊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有这样的思想萌芽，例如李大钊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必须要研究怎么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它的实境”。[189]但是，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中，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坚定而卓有成效地首先倡导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人。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思想，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开了先河，获得了成功，并且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和典范。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规律的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90]的指示，曾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地归结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91]其基本结论是：毛泽东思想“以创造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为其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会长期发挥启发、指导和示范作用。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自“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一方面，就一以贯之地带头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在戎马倥偬、条件十分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有许多刻苦研读、虚心求教、集体切磋、勤于理论著述的极为感人的事例。另一方面，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数十年如一日，非常注重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他常常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早在土地革命初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就提出了“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192]的至理名言，以至于被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的经验论”，说“山沟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毛泽东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每一个新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实际，因此才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为政治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典范。
又例如，毛泽东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是结合我国国情，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光辉范例。
还有一个更经典的例子，毛泽东率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武装革命道路。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军队，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开辟的这条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同我国国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实践马克思所说的“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典范。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开辟，从文化上看，也有深远意义。它一方面表明，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在中国条件下生根发芽成长，都必须与中国的民族特性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它使西方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农村得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自古以来，农民“杀富济贫”的暴力行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武装，农民的平等要求，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村苏维埃革命中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集中的组织特点，为松散的小农社会提供了一个新型的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农民服从权威的天性有了现代政党的归属。共产主义蕴含的世界大同的平等理想，以一个具有世界革命背景的精神境界，为农村环境中的建党建军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源。由此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眼界，突破了环境的封闭性和狭隘性。被国民党取消的军队政治制度，在红军中得到了发扬，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军事政治化取代了军阀武装的政治军事化，克服了军事与政治的对立，使军队有可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战斗力。总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既坚持和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华民族的风格和形式，即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体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维方式、话语表述和政治智慧。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内容上，来源于对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来源于对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科学揭示，来源于对国际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经验的理论阐明，因而具有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眼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但是，它毕竟是直接产生于西欧的社会文化环境，是西方文化摇篮的思想产儿，是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直接对立物，即是用西方话语体系所表述的符合世界历史规律、指引人类历史进程、体现各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真理。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要带头学习、掌握和在实践中坚持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让它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亦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中国人民大众熟悉的话语，来领会、表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才能够在中国人民中真正入耳入脑，使人们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真谛。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带头的实践者。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之深，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一流的。他极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内容加以改造、解释、利用、点化和发挥，这在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往往达到画龙点睛、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化腐朽为神奇的境界。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和发挥是人们所熟知的。“实事求是”原是讲治学态度的一个普通成语，典出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发挥。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3]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善于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中国语言，来概括和表述一些抽象、深奥、科学的理论，阐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哲理。例如，毛泽东把我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知行统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义语来使用；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哲学的一种主张——“一分为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理论必须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根本观点，形象而深刻地称之为“有的放矢”，使古已有之的成语，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如此等等。可以说，整个毛泽东思想及其理论表述，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话语形式的一种完美、和谐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著作不仅被知识分子喜爱，也深受工农大众欢迎，它深入浅出，好读易懂。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勇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交锋和斗争的典范。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94]“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195]
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同当时党内存在的延误和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斗争的产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同王明等人的“左”、右倾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原则性的论争和不可调和的思想政治斗争。毛泽东先后写成和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就是党内思想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是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综合；而《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则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党内错误路线、政策和作风中所体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进行思想批判和哲学清算，同时也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等，从而逐步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赢得我国革命胜利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这样，党和毛泽东就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革命实践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理论创新。
三 毛泽东思想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切近的理论基础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一个分阶段的、前后相继的和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因此，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性的光辉典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思想前提、最切近的理论基础和最根本的出发点。
首先，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毛泽东思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他带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多次向全党开列“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书目，鼓励和督促全党读马列的书。毛泽东思想所体现的根本性的理论方向，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
其次，毛泽东思想开拓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96]这“两个方法”，也是党的理论工作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毛泽东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上，深刻论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方法”的认识论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他还把与此方法密切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的“三大作风”。而党的这些方法和作风，归结到一点，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此，他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197]后来，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再反复强调必须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此，毛泽东总结出的和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坚持的这个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其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二法门。
其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1956年，我国在实现三年经济恢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后，社会主义“一化三改”正在顺利地推进之中，党和毛泽东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进行新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迫切地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实现新的结合。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记载：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的一次小型会议，讨论修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第二次结合”问题。他在这次讨论即将结束时指出：“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8]
在总结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理论上也试图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和创新。他曾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9]他在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必须实行“第二次结合”的20天后，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鉴”“少走弯路”，从正确认识当时的“十种关系”和十种矛盾入手，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论十大关系》正是毛泽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所作的新的理论探索。不久他又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以及其他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方针。所有这些新观点、新见解和新思想，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开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党和毛泽东为实现上述任务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实质上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是探索，就必然要付出时间，付出代价。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就是探索的必然代价。错误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主要是缺乏经验，但很重要的一条，是他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条党的根本性的思想原则。这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其探索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必须抱有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正的曲折探索
陈志刚
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与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建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专著有《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译著有《哈贝马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合译）等。
【摘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正的探索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消除两极分化；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强调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推进社会公平，既要注重结果的公平，也要注重程序的公平；既要注重生产力基础，承认公平的条件性、相对性，也要注重法制的保障，坚持有序推进。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 社会公正
公正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所要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思想和我国发展实际结合起来，结束了旧中国广大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的历史，从各个方面对社会公正进行了设计，揭开了探索社会主义公正的新纪元。
一 走社会主义道路，消除贫富分化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200]。这种不公平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要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然而，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基础十分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思格施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设想：“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201]但是，“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202]。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重申，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在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要“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203]否则，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必然对国计民生发生破坏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资本和商品经济的认识中可以看出，他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承认利用资本、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这使他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但他又明确地从资本的消极性角度指出，必须对资本加以限制、遏制，把商品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又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识到，小农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仅仅实行土地的小生产私有并不能保证广大农民能够摆脱贫穷。所以，从195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占经济总量很大比重的官僚资本收归国有，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1956年后，毛泽东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引以为戒”，试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从社会需要的实际出发，在1956年12月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地下工厂可以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04]。毛泽东甚至还认为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我们党对经济领域作了些调整，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都有所发展。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针对全国农村普遍刮起的“共产风”，针对党内如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毛泽东在1958年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以及次年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三批评了“一平二调”的做法，郑重告诫全党必须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利用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号召大家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弄清“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205]。
通过学习，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判断，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了重大的突破。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206]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207]。“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208]“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209]
其次，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10]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11]这一新观念。
再次，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毛泽东认为苏联把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很不妥当”，他批评斯大林对农民不放心，不把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的农民，国家对农民控制得太死。而“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212]。毛泽东的这一认识突破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思想，拓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
最后，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毛泽东明确强调：“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213]“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214]这将损害农民的积极性，难以促进农民发展生产，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同时，毛泽东也认为，社会主义也应该体现平等原则，反对过分悬殊。
但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认识也有很多矛盾、犹豫、彷徨的地方。他一方面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把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认为它们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鬼”。一方面指出要利用价值规律，但又强调“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承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认为工资等级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认为“穷”更革命，“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因此更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这种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和富裕对立起来了，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共产风”。因为这些矛盾的认识，毛泽东反对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商品经济，而主张对其作用和范围加以限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经济困难时允许适当发展，而当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经济出现好转时，则担心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就限制其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错误地估计国内国际形势，他又明确地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把小商品生产、自由市场的活跃等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
从整体上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商品经济关系问题的认识虽然提出了许多闪光、合理的观点，但仍然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认识，他对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以及这种条件下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就使得毛泽东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比较强调社会公正实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而忽视其实现的生产力前提；他所强调的公平带有比较浓重的平均主义色彩，注重的是结果的公平。虽然他认识到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反对过分悬殊，但实际中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过分悬殊。
二 公正制度的设计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思格施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15]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设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为了使人民真正享有旧社会从未有过的各项民主权利，毛泽东不仅强调不分性别、民族的权利平等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把人民的劳动、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等权利置于重要的地位，并努力通过各项措施维护劳动人民公平发展的机会。
首先，重视人民群众的劳动权。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工人应该有“劳动权”，社会有责任为工人提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第16条明确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为此，国家努力保障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甚至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就业面狭窄的情况下，不得不容许“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这种“大锅饭”现象，从出现平均主义的结果来说，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如果从其保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来说，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公正性。
其次，重视平民教育。教育是个人能力获得改变、发展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改变工农劳苦民众的命运，为了维护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普遍权利，十分重视平民教育，重视教育的人民性，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要求学校大力提高工农子女入学的比例。应该说，对高等教育的忽视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足之处，对工农子弟教育权利的照顾也滋长了后来的“血统论”争议，但这些举措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公平性，维护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的利益，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且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指出：“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216]但是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举世瞩目的成就之所以在印度没有出现，除了中国比印度更早改革开放外，重要的是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在改革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实施”，而“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217]。“印度社会的落后，表现在精英主义地过分注重高等教育而严重忽视中小学教育，以及严重忽视基本医疗保障，使得它在取得共享型经济发展方面缺乏准备。”[218]
再次，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医疗保障权利。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百废待兴，经济薄弱，温饱尚不能解决，但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219]。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的医疗、健康有了保障。虽然农村的医疗技术从整体上说还是低水平的，但这种广泛的保障，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220]
最后，把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视为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如何，不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有关，而且与劳动者能否参与生产管理有关，因为管理是一种对生产资料甚至劳动者以及劳动产品进行配置、处置的权力。他敏锐地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221]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22]。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充分表明了人民当家做主才是民主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把鞍钢总结出来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上升到“鞍钢宪法”的高度，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把管理当成了专家和工厂领导的特权，而把普通工人排斥在管理之外的做法形成了显著的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一“鞍钢宪法”的核心，不仅是对经济民主的一种诉求，而且是对政治民主的一种诉求，它体现了《宪法》所说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要求，确保了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平等地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也充分肯定了普通工人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价值。
总体上说，毛泽东注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尤其是注重关心和维护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相对处于弱势的农民和普通工人的权利，这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切实维护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三 权力公正的保障：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马克思、思格施曾指出，剥削制度下的国家政权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其公职人员“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223]。为了防止“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他们指出，必须把国家的权力完全交给社会，由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行民主管理。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强调必须对公职人员进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
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问题，并把官僚主义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来抓。
首先，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224]因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225]但是，在人民具体通过怎样的形式来监督政府这个问题上，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并没有成功地探索出一条新路。
在民主监督的实现途径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重要的形式，即大民主和小民主。在1956年，针对党内有一部分人主张学习西方的大民主制度，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认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226]。在毛泽东看来，“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227]。民主是一个方法，对于这种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民主，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至于小民主，则是和大民主相对。“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228]小民主主要是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地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229]
对于大民主的作用，毛泽东的认识也很矛盾。一方面，他指出大民主在和平时期具有消极作用。他说：“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230]另一方面，他又对大民主的新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231]
另外，对于官僚主义的性质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些矛盾。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采用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官僚主义因为脱离人民，也有可能和人民对立起来，走上反人民的道路。因此，如果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群众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232]，群众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学生可以闹事。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矛盾的认识，当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党内官僚主义者代表了资产阶级，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且对党组织自身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分失望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避免党变色、国变修的危险。
总的来说，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路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则无疑是不可取、不可行的。第一，大民主并没有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也不可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当成篡党夺权的工具，党和国家的一大批老干部遭到了打击，广大党员干部、民主人士和群众的民主权利毫无保障，甚至遭受种种迫害，造成了不可计算的冤假错案。第二，大民主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在“大民主”的口号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政府受到冲击，全国一些执法机构也被撤销，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搞乱。第三，大民主还助长了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造成了新的特权。大民主表面上主张极端民主化，反对一切权威，可以随心所欲地“踢开党委闹革命”。但实质上，大民主的实施又依赖并助长了对终极权威的崇拜，这就是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在大民主中，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各种造反派，打着维护毛泽东的幌子，也被塑造成新的特权机构，随心所欲地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罢官、撤职、开除党籍。
四 毛泽东探索社会公正的经验和教训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曲折和挫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难以避免的。总体上说，毛泽东对社会公正的探索，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和失误。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化社会公正理论的认识，还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公正的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公正的探索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其成就和进步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奠定，使广大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使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有了巩固的基础和保障。新中国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废除了资本的逻辑，实行计划经济，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平等，从根本上避免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代价：疾病、失地、贫富严重分化、内战。美国学者特里尔指出：“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233]在新中国物质极度匮乏和被列强环伺的情况下，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造就强大的国防实力，毛泽东不得不强调积累，使广大人民过一种比较艰苦的生活。毛泽东所主张的社会公平极其有效地解决了国家创业时期、积累时期，既要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又要维持一种较低水平的生活需求的问题。正是社会公平分配原则的实施，通过平均分配限制消费，中国在极低的历史起点下，成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走上了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道路。[234]而且，毛泽东推进社会公正的实践使广大人民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为改革开放以后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对社会公正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其中包含着几点有益的经验。
第一，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公平、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就是公平实现之时。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社会是公平、平等的。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搞两极分化，而应该让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少部分富裕起来。毛泽东注重公平，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小农经济提倡的均贫富就是共同富裕，他主张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富裕。对毛泽东来说，公平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目标，而经济效率则应该从属于、服务于这个目标。公平是效率的归宿，也是效率的前提，而且公平本身就可以促进效率。可以说，毛泽东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践履者。毛泽东认为，即使效率很低，也应优先保证公平，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权、教育权、卫生保健权，因为公平是效率的目标。英国学者威尔逊也指出，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抵制了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坚持保护人，哪怕以速度和经济比例为代价。[235]
第二，社会公平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看到了真正的公平只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他始终强调，没有公有制的基础，社会公平就是空中楼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应该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张既利用资本又遏制资本，才能保证公平，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样，他担心商品经济会产生两极分化，担心刺激物质利益会导致个人主义，这种担心也是合理的、敏锐的。但他忽视了公平应该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没有看到商品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不可超越性，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三，必须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权利。毛泽东始终强调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此，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他不但强调公有制，保障劳动人民平等占有资源的权利，而且从制度上保障普通人民参与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认为这是劳动者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他所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抵制官僚主义、切实实现干群平等、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个制度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社会公正的探索是曲折的，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实践都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地方。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珍惜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另外，毛泽东对社会公正的探索，也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
第一，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过分强调公平。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社会公平的实现必须以现有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为地消灭不公平现象是不可能的，即使一时实现了公平，也难以长久。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广大劳动人民都平等地获得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无疑应该强调公平，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毛泽东在公平问题上的不足不在于他强调了公平优先，而在于他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忽视了公平总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实，在生产力发展低水平的情况下，人民群众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单纯地追求公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反而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毛泽东的公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平均主义色彩，忽视了个人能力的差异，并没有真正体现社会公正。
第二，过分重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忽视了个人利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艰苦奋斗，应当用共产主义理想来教育人民，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只讲物质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他主张：“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6]但是，他在反对过分强调物质刺激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越穷越革命，富了反而不好，从而忘记了国强民富实际上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对广大人民的郑重承诺。而且，他忽视了由于中国受长期的封建社会影响很深，要改变人们落后的思想认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树立无私奉献的思想。
第三，公平不仅要体现在结果上，也要体现在程序上，离开法制的公平保障只能导致社会混乱。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公正，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抛开一切司法机构，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从乱到治，则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237]毛泽东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对党内官僚主义保持警惕也是正确的，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危险，并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主张以大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则是错误的。“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238]反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能走群众运动的路子，而应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有序地加以推进。
总之，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是复杂的，既有理想的成分，也有现实的成分；既深受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影响，也深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促进社会公平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巨大的挫折；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但总体上说成就是主要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牢记其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人民观的主要内容分析
戴立兴
戴立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著有专著《政党与群众——中国共产党执政考量》《和谐社会研究》，发表论文十几篇。
【摘要】人民观，指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主要是对人民的地位、作用等问题的根本看法。毛泽东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元素，也是其最革命和最生动的部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人民解放运动的原动力，是构建和外化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本文主要对毛泽东人民观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进行了研究：关于人民的概念、群众路线、代表群众利益、政治民主和监督问题、人的发展思想等。
【关键词】毛泽东 人民观 党的建设
人民观，指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主要是对人民的地位、作用等问题的根本看法。毛泽东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元素，也是其最革命和最生动的部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人民解放运动的原动力，是构建和外化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人民战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等。
一 关于人民的概念
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39]另一次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写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240]
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人民的内涵，第一，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政治涵盖人类的正义、公平与进步。第二，群众具有社会历史性。“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三，群众是一个多层次、含义丰富的范畴。“人民”的表述有很多种不同的提法，主要有“群众”“人民群众”“劳动群众”等。它们各自的含义略有不同。简单地讲，“群众”是相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的。群众是党和干部必须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党员干部要依靠群众、教育和领导群众；“人民”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敌人”指革命对象，“人民”则指革命中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动力；“人民群众”则是从历史发展主体和历史价值层面而言的。第四，是一个量的概念，指人口的大多数。
毛泽东人民观内涵的启示主要是：拓宽了“群众”的外延，团结了更多的群众，为统一战线理论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例：毛泽东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就要建立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鉴于此，毛泽东认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要与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统一战线。对待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进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等。
建设时期，过分强调群众的阶级性，对群众的范畴认识出现偏差，导致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偏差。产生这些误区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长期的孤立、包围、封锁和禁运政策。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破裂，使中国的发展处于更加艰难的环境。国内方面，新中国脱胎于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均主义、家长制个人崇拜等落后观念仍然有深厚的土壤。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和平建设经验极度缺乏。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孤立、封锁和歧视，毛泽东希望极大地发挥人的力量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人的作用被夸大了，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很自然地沿用战争时期的成功做法，依靠群众运动。从主观方面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主观能动性、“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观点的误解，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毛泽东个性特征因素，比如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崇尚斗争等，都是毛泽东人民观产生误区的重要影响因素。
毛泽东关于人民划分的理论，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层的划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正确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强调要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加强各阶级阶层的团结来争取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没有广泛、真实的利益代表性就会失去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党要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提高执政能力，对各阶层进行利益整合。党既要做好两大基本阶级——工农阶级的工作，又要团结新型阶层，拓展党的执政群众基础。
二 关于群众路线
1943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理论形态的标志。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41]，“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242]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比较重要的论述。一方面，他提出：所谓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243]。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另一方面，他总结了党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244]“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245]概括起来，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切为了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曾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46]一切依靠群众，是实现群众路线的关键。毛泽东坚持认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创造的。毛泽东深刻地总结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47]“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248]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从群众中来”指的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制订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到群众中去”指的是把这些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的行动，在群众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以制订更好的政策和方针来指导群众的实践，在实践中完成党在各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在强调相信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创立了一系列科学的领导群众的方法。比如：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作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教育和领导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自发性”。
现阶段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削弱了党与人民的联系。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由于封建特权思想及政治上“左”倾错误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由于一些法制不够健全、政策不够完善、措施不配套，也由于有些同志不懂得或不熟悉群众路线的原理和方法，还由于一些人热衷于照搬西方的某些社会科学，贬低、否定群众路线的科学方法，鼓吹“精英治国”“强人政治”，以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忧虑和不满。牢固树立群众观点，需要做到：
要解决党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的问题。分配方式的改变，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者对非正当手段先富者和暴富者异常反感，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为谁谋利”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劳动者是最广大人民的主体，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
要解决党执政依靠谁的问题。“战争年代靠群众，建设时期靠能人，发展经济靠老板”，是英雄史观在新时期的翻版。科学发展观强调，无论何时，群众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党永远依靠的力量。所以，要不断提高民主决策的水平，建立最大限度吸收群众参与决策制度。其一，在决策时，要坚决站在群众利益的立场上。其二，在决策过程中，务必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其三，在执行决策时，要依靠群众，接受实践检验。
要解决党员干部对谁负责的问题。如果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实际上就背离了党的性质与宗旨。刘少奇说过：“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249]应当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对下负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另一种是片面强调对上负责，不顾群众利益，对人民的真实愿望和实际情况置若罔闻，甚至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要实事求是地估计群众的觉悟程度。工作中，应当以尊重并符合群众的意愿为前提，绝不能搞超越群众觉悟程度和承受力的所谓“超常规”“逼农致富”之类的发展。同时，要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引导群众前进，对群众采取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做群众的尾巴也是不对的，“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250]。
三 关于代表群众利益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有过深刻论述，对我们党现在执政条件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一，明确了立党为公、革命为民的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既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内容是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51]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开始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它的一切实际工作都是围绕实现人民的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的所有工作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实现人民的利益为目的。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党员和干部必须对人民负责，向人民负责是指在一切工作中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使人民获得利益。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252]对上级负责是指在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下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服从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毛泽东指出，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方针都是适应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实现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因此，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正确处理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
第二，关心群众生活，关注民生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处在非常严酷、非常艰苦的斗争环境里，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原因就在于党能和人民在一起，关心老百姓的困苦，与群众同甘共苦，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指出，假如我们对群众生活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253]。实践证明，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是共同的社会理想。而解决民生问题则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其中涉及利益平衡和利益兼顾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同样兼顾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尤其是解决困难群众的民生问题，有利于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纵观历史，凡是不重视民生问题的必将导致社会动乱；重视民生问题的则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有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老百姓的困难问题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生活稳定幸福，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发展。
第三，代表群众文化、教育利益。毛泽东发展文化事业的着眼点始终是人民大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54]。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军队就是人民大众”[255]。毛泽东还指出，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他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256]，写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作品。
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号召说：“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257]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注意到农民协会办夜校的作用。他认为这是农民的文化运动，是普及教育的一种方式，在1934年1月，他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258]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文化教育的对象是“劳苦民众”即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59]另外还应提及的是，毛泽东在理解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标准方面，也体现出了他的人民性原则。他认为，最根本的是“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凡具有人民性、民主性、起进步作用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反之，就应该抛弃。
四 关于政治民主和监督问题
毛泽东关于政治民主问题和监督问题，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也存在一些不足。
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毕生为争取人民民主而奋斗，从为人民争取民主到为人民享受民主而殚精竭虑。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把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对于人民充分地体现出他们是国家政权的主体，处于当家做主的地位，要充分发挥其民主的职能；对敌人则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核心是人民民主即“让人民当家做主”。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人民是权利主体，并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却认为人民群众要想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就必须实行“大民主”。他苦苦地思索和寻求解决的办法。在他看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一条出路。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他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是阶级斗争问题，大民主都不是一种好的形式。由于缺乏法律和纪律的约束，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矛盾。当党内民主，特别是高层的党内民主不能实现的时候，很难想象群众民主的实现。毛泽东就是这样，一面在倡导民主，一面实行专断。他倡导民主是真诚的，但专断也是事实。这就是悲剧所在。痛定思痛，邓小平特别强调加强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60]
依靠人民监督反对腐败。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曾对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人民监督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强调要坚持党内民主监督，同时强调党外民主监督的重要性，指出“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261]。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十分担心党和国家领导阶层官僚主义作风的发生，把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为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危险敌人。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1956年一些地区发生的动乱，加深了毛泽东的这种担优。特别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确实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后，毛泽东对我们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由忧虑转而怀疑，以致最后作出了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把这些个别现象误认为是全党全国普遍存在的现实；误认为党和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一个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这些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有效地防止、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党和国家中出现，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改变性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也逐渐滋生、膨胀。党和政府部门的某些腐败问题招致了人民群众的愤愤不平和反感，有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能否解决好党内的腐败问题，是考验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执政能力的聚焦点。共产党要想真正代表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需求，就必须保持其先进性、纯洁性以及革命性，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廉政建设，进一步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然，反腐败要健全监督机制。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与时俱进，提出了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且要审慎地、妥善地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如在经济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文艺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这对于当前社会矛盾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未能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议中央讨论通过了六条：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1954年起草宪法时，他亲自删掉了过分称颂他的条文，并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262]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使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思格施、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在这里，毛泽东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表明他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原则问题上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领袖的热爱和个人崇拜有着严格的界限。在任何条件下，个人崇拜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没有理论根据。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个人崇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它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和家长制作风，影响了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它提倡盲从，导致领袖和群众关系的扭曲，造成人们思想僵化，甚至给野心家的阴谋活动以可乘之机。
五 关于人的发展思想
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托儿所、公共食堂、缝纫组、红专学校等合为一体的人民公社，是他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人，毛泽东的理想目标，主要包括政治挂帅和人人均等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关于个体人格的理想与他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是相联系、相一致的。在社会发展上，毛泽东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按照“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思想逻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质利益原则已经基本被当作与共产主义精神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原则。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似乎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成了一种政治道德理想。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相距甚远了。
实践证明，抑制人们对正当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必然会扼杀经济发展的活力，阻碍社会进步。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作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但同时也强调指出：“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63]
第二，强调人人均等的平均主义。关于人的发展问题，他的理想是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在这里主要关注到两个方面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要实现群众与干部之间的平等，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干部参加劳动，让工人群众参加管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十分不满。他说，发薪水都要等级，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
毛泽东的平等观，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他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际是人人均等。这种人人均等的理想，与马克思设想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三大差别消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有着太大的距离。这种追求，实际上是用自然经济的平均主义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相背离的，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
第三，强调集体压抑个体。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毛泽东主张抑制个体来促进集体的发展。毛泽东对个人主义进行了多次批判，对个体的人极度反感，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观点，他明确表示反对。在他看来，这个观点有个人主义色彩。他把个人主义和个人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认为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就是个人主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尊重人、爱护人、重视人、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充分肯定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强调人的价值高于神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同时，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人学工作方法。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运用人的尺度，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这符合毛泽东人民观的精神实质，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在现阶段，要做到“以人为本”，关键是以人民群众为本，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人民观认为历史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任何阶级和个人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民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断地谋发展、促发展。
1945年以前日本的若干毛泽东认知评介
郑萍
郑萍，教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日本左翼思潮研究。
【摘要】 1945年以前，日本人以1927年的国共合作破裂为契机，开始注意到毛泽东。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前后开始，毛泽东逐渐成为日本相关方面关注的重点。随着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的发展，毛泽东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以1945年以前为时间段，介绍若干日本左翼和非左翼对毛泽东的认知概况，以期有重点地了解这个时期日本的毛泽东认知的几个特点和内容。
【关键词】日本 毛泽东 野坂参三 河上肇
一 毛泽东认知的概况
1.认知的时期划分及特点
1945年以前，日本人对毛泽东的认知，基本开始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把革命的重点转入农村，组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新探索，引起日本相关人员的极大兴趣。从此，在这些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也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在围绕这些事件的相关报道、文章中，毛泽东的名字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野心已经公然于众，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全面开战，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态度引起日本人的极大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一举一动成为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一个风向标。因此，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并随着战争的发展，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毛泽东认知的出版物数量急剧增多。毛泽东的论文被翻译成日文发表，毛泽东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日本人试图把握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思想动态，以真正掌握与日本乃至东亚、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关注毛泽东的日本人，既有左翼、非左翼人士，也有日本政府和军部等官方机构以及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人员、民间右翼。从公开发表的出版物看，相比之下，日本左翼的论著不及非左翼丰富。左翼的毛泽东认知成果，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的实际支持上；而非左翼、右翼的机构和人员，则由于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了配合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因此，他们的机构和人员配置力量雄厚，能够占有各方面的原始资料，并具有实地、深入调查的便利，也具有出版方面的强大优势，他们承担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帮凶角色。
日本人对毛泽东的认知，表现出及时性，这是因为相关人员均出于搜集信息的目的看待毛泽东的缘故。如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并作大会工作报告。同年11月翻译出版的《中国左翼战线现况》中，就收入了毛泽东的工作报告，另有一篇大会纪实报告。[264]再如下文列举的《改造》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论文《论持久战》《论抗日游击战》等，也大约是中文版刊登后的半年，就与日本读者见面了。
在认知方法上，日本人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大量搜集和翻译毛泽东的论文，通过原始材料了解毛泽东。以《改造》为例，1938年10月号，刊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报告《论持久战》，同年7月1日发表在延安《解放》第33、第34期合刊上。同年11月号，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抗日游击战》一文，译文注明文章来源是6月21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的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南满洲铁道（简称“满铁”）内设的调查所可以说是一个非左翼的半官方性质的调查机构，成立于1907年。它将自己定位为日本“唯一的调查机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或分专题或综合性地进行了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研究。1929年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65]；1935年4月编译《支那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大会记录》，调查员大冢令三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本次大会上毛泽东的工作报告，既是对过去几年间苏维埃各项工作的自我批评，又有对红军建设、经济建设工作的提案和讨论，很富有启发性。[266]此外，1939年7月，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编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史：关于国共再合作的政治资料》[267]，收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中全会为止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宣传和决议的全部内容。其中包括两篇毛泽东的文章：一篇题为《论新阶段》，注明是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268]；另一篇是标注日期为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致四领袖的信》[269]。
日本官方调研机构自然不能忽视收集出版毛泽东的信息。外务省情报部出版的《国际月报》、内阁情报局的《国际月报》都刊登了毛泽东的相关信息。1944年7月，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科编译出版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收入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
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毛泽东，也是认知方法上的一个特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存在总是与中共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密不可分。1933年，野满四郎发表文章《朱德与毛泽东》[270]；1938年，吉冈文六介绍了毛泽东、朱德[271]；1944年，草野文男撰文说“朱德与毛泽东相克”[272]；1942年，草野文男的著作中收入《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执》一节[273]；还有翻译国民党方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写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暗斗[274]。此外，也有把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如下文提到的《布柳赫尔与毛泽东》一书中，就多处把毛、蒋二人进行比较。
通过多方面材料接近毛泽东。这个时期，日本人认知毛泽东使用的资料来源，既有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出版的刊物，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出版物，如蓝衣社刊登的文章《毛泽东印象》[275]、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的透视》[276]，还有西方媒体出版的论著，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尼姆·威尔斯著《赤色支那的内幕》[277]等，当然也有他们自己调研的结果。他们通过搜集到的新材料，不断补充和修正既有成果，因此，从成果的真实度来看，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毛泽东认知朝着深入、逐渐接近事实的方向进展。诚然，右翼出于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敌视立场，或煞费苦心地故意推出扭曲事实的观点，或歇斯底里地使用充满仇视和敌意的言辞的情况也很多。
2.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大体看来，毛泽东在日本相关方面的公开亮相，是以湖南共产党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军队的创建人形象出现的。《无产者新闻》创办于1925年9月20日，是日本共产党在“二战”前非法时期的合法机关报，由“无产者新闻社”出版，是当时“日本唯一的无产阶级的全国性政治报纸”，规模大，影响力大，因此遭受警察当局的查禁也严厉，近半数的刊号被禁止发行。该报对中国的形势、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毛泽东被登上该报，是1928年3月15日。在《大众暴动扩展到全支那》一文中，关于“湖南”部分的报道如下：湖南的农民运动曾经一时由于唐生智的虐杀而在表面上似乎被镇压掉，但最近两湖的战争后，运动再次高涨，长沙市内所到之处都贴着口号，“为被唐生智的爪牙残杀的民众报仇”。在农村，毛泽东、何成举等率领的农民军已经占领彤州、宣章等五县。
《改造》是“二战”结束以前由“改造社”发行的一份综合杂志，创刊于1919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日本国内的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寄予很大的关心，因此，该杂志刊登了许多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都是它的作者。毛泽东的名字最先出现在《改造》上，是1930年9月号。《支那赤军的现状与今后的发展》一文，在谈到“游击战法及红军现在的势力”时，介绍了红四军的情况：第四军是朱毛红军（军长朱德，政治部长毛泽东），大约由八千人的工农组成的武装。他们在湖南东南部、江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东江、福建西部一带进行斗争，长达3年，组织了约3万农民，建立了多个苏区。[278]
非左翼的毛泽东认知，在“西安事变”之前，多是在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的论著中提及毛泽东的活动。“中国通”长野朗（1888～1975）原本在陆军中服役，后来为了潜心研究中国问题，以大尉的身份辞去军职，转为预备役。他在1930年11月出版的《最近的支那共产党》一书中，主要叙述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计划和实际活动，特别是介绍了当时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即农村的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农民暴动的经过》一节中登场：湖南共产党的首领是毛泽东。他作为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直领导农民运动，与贺龙、叶挺等策划，集合工会、农会的人员，首先创建了共产军队。朱德联合贺龙的旧部下和湖南、广东的土匪，创建了另一支队伍。在这两个部队的基础上，势力不断发展。他们在占领的地区创建苏维埃政府，恢复农民组织、组编红军。[279]
自从毛泽东出现在日本人眼前，他的形象在左翼以及非左翼中，有着很多共同的认知。概括起来，如承认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左翼说他是杰出的政治家、组织家，右翼称他具有旷世的组织能力、蒋介石之上的组织能力，的确是个政治家；承认毛泽东是影响东亚的重要人物，右翼甚至用“东亚的公敌”来形容他，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影响力；承认毛泽东具有出色的洞察力；认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农村革命的道路，左翼用“理论与实践巧妙结合的第一人”来赞扬他；承认毛泽东的为人处世方法，左翼称赞他为人谦虚和蔼、朴素善良、平等，右翼援引红军士兵的话，说毛泽东不搞特权，总是为别人着想。当然，非左翼、右翼人物，还用“中国的斯大林”“赤色支那的帝王”、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宋江、“支那的红旋风”“赤豹”等言辞来描述毛泽东、攻击毛泽东，试图贬低和丑化毛泽东，以鼓舞他们自己的斗志。但从结果来看，这些都以徒劳告终。
下面，通过几个代表性的左翼和右翼人士的记述，来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毛泽东认知情况。
二 若干左翼的毛泽东认知
1.野坂参三眼中的毛泽东
在日本左翼人士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认知，首先要提到野坂参三（1892～1993）。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1940年4月初，在经历了9年作为日本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后，野坂从莫斯科秘密来到延安，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的人们一起工作和生活”[280]近6年，成为最近距离接触毛泽东的日本人。在延安期间，他得以直接接触并深入了解毛泽东，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认知，既有理性部分，也有感性部分；既有个体的特殊性，又有共产党人的普遍性，非常值得关注。
在延安，野坂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主要从事对日本军队的反战宣传，组织在华日本人的“反战同盟”、成立“日本工农学校”，对日军俘虏进行革命教育。“二战”结束后，1946年1月，野坂参三回到日本，在重新组建的日本共产党内，长期担任日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并长期当选国会议员。晚年时，因苏联解体后公开的秘密文件里，发现了他在莫斯科时，曾把亲密的日本朋友出卖给了斯大林的肃反运动的记录而被日共开除党籍。
对于到达延安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野坂参三在《延安回忆》中有详细记述：看见一群人来欢迎我们。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很不讲究的已经褪色的厚棉军服，看上去完全一副老百姓的模样。在五六个人前面，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缓步走下来。一看到那个巨人的面孔，我就知道，他就是我在相片上看见过的毛泽东。他并不知道我们一行人中还混杂着两个外国人。他尽管觉得我有些面生，但仍旧热情地和我握手。在他知道我是日本共产党人后，又一次走到我面前，一边用中国话称呼“日本同志”，一边再次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281]
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野坂留下了对毛泽东的印象，称毛泽东是杰出的理论家和天才的战略家。1946年，野坂在对新华社发表的公开谈话中讲道：“提到毛泽东同志，我抵延安以后几乎每天都和他畅谈，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我认识毛泽东同志已经是很久的事了，第一次是从日本军部，第二次是从《西行漫记》中的介绍，第三次是从许多中国同志的传说中了解的。日本军部虽然和毛泽东同志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但他们却也不得不称他为千百万人中难以找到的杰出的组织家。在我这次真正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后，果然是言如其人，而在这次接触后，则更觉得日本军部所言，不过只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小部分罢了……”[282]
在延安，野坂不仅主持编写了《敌国资料》，由八路军政治部发行，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论文。1943年3月15日，毛泽东读了《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283]一文，写信给野坂：“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做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284]
野坂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十分重视。野坂在1945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所作报告《建设民主的日本》公开发表之际，在关于战后天皇的存废问题上，接受毛泽东“‘尽速由一般人民’，尽速二字似可去掉”[285]的建议，在1945年5月29日刊登时，删除了“尽速”二字，其他关于战犯的处理意见，也一一接受。[286]
野坂在日后的回忆录《亡命十六年》中谈到“毛泽东之印象”，十分清晰地勾画出延安时代毛泽东的人格特征。野坂说：毛泽东“并非百万人中之一人，而是数亿人中只有一人的那种人物”。毛泽东“不但是马列哲学以及政治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把这些理论正确而巧妙地运用于实践的第一人”。毛泽东“出色的洞察力令人惊叹”。野坂认为“特别要向毛泽东学习的是，他对事物的看法永远是客观的、具体的，无论怎样的场合，都不拘泥于理论或卖弄理论”。毛泽东“不仅十分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并乐于听取他人的批评。即使是他人的谩骂和诽谤，他也不是置之不理，而要想一想那些毁谤是不是有一点道理。他特别喜欢听老百姓的声音，民众的声音”。“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培养和保存干部。”“他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常谦虚。即使是对百姓，他也和他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谈，对任何人都非常亲切。”[287]
善于自我批评，走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干部培养，对毛泽东的这些印象，实际上并不限于野坂一个人，也是众多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左翼人士勾画出的毛泽东形象。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他们甘心情愿地协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比如中西功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满铁调查所的调查员，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河上肇读到的毛泽东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由于他在京都大学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称为“红色教授”。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1月被捕，1937年3月出狱后隐退于书斋。自1919年开始，河上肇的许多论著陆续被翻译成中文，直接受到他影响的就有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王学文等，毛泽东也在其中。
毛泽东多次谈及河上肇。据竹内实回忆，1960年访华时，听毛泽东讲道：“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进来的。我是用日本的书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先生的书，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教材。”[288]宫川实回忆1962年访华时说：“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时……他高度评价先生。说他也读过先生的文章。我推测是《经济学大纲》。”[289]又说：“我们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小时。他高度评价先生，称赞他的变革精神，评价他是革命家，赞扬他是忧国的学者，说他的《贫乏论》以及之前的著作，都贯穿着这个精神。从观念论到唯物论的转变过程中，都贯穿着这种精神。我们必须把先生的好书翻译成中文让大家读。”[290]
河上肇对毛泽东的认知，是通过毛泽东论文的日译本和西方记者对毛泽东的报道。1938年9月24日，河上肇在日记中写道：“读《改造》译载的毛泽东论文。如他的论文般，对前途有明确预见的论文，为什么在日本连一篇也没有。”河上肇读到的论文被认为是《论持久战》[291]，发表在《改造》1938年10月号上。
此外，就河上肇读到的西方记者的报道，日本研究者一海知义在《河上肇与中国》中介绍道：就我所知，涉及长征以后中国革命的书籍，河上肇读了全文或部分的著作有三种，都是美国记者写的采访记的英文原著：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Agnes Smedley：China Fights Back，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1938年）、Nym Wales：Inside Red China Doubleday（1939年）。[292]
《红星照耀中国》出现在河上肇的日记中，是1938年10月12日。这本书最早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同年11月，日本的杂志《中央公论》等摘译过其中毛泽东的自传部分，标题为《自叙传》，作者为毛泽东，并有毛泽东的照片配图。河上肇读到了该书的英文版原著，还多次抒发感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几个月前堀江君借与我的书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我从毛泽东的谈话笔记On War with Japen一章开始读。甚是有趣。”书读到一半，河上抑制不住心情激动，同年10月18日，致信借书给他的堀江邑一，表示感谢并谈了感想：“接触到天下之良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读着，再三掩卷落泪”。[293]几天后，河上又写信给他最信任的朋友、中国研究者小岛祐马，信中，多处、大篇幅地引用英文原文，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并对于斯诺预见的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胜利表示了同感。
1938年10月20日，他在庆祝自己59岁生日而作的诗《天犹活此翁》中写道：“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潇潇五载前。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在为这首诗写的“序”中，河上特别指出，“诗中奇书，为埃德加·斯诺有关支那之新书”。可知诗中的“万里天”意指革命进程中的中国的天空。[294]从中可以看出，河上肇对中国革命满怀憧憬和期望，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抱着钦佩之情。
三 若干非左翼的毛泽东认知
1.“日支事情调查会”笔下的毛泽东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呼吁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动向，更加受到日本各方关注，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更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了解毛泽东来了解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需求提高，于是，在翻译毛泽东的论文的同时，关于他的人物论著也相继出版。
1937年2月，“日支事情调查会”编《布柳赫尔与毛泽东》（附有毛泽东的图像）出版。对于影响日本及东亚安全的“怪人”“‘中国的斯大林’、中国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是怎样一个男人”，文章通过“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人物与阅历”“毛泽东今后的活动”几部分进行了介绍。书中尽管有些细节上的错误，但总体上对毛泽东进行了一个基于事实的介绍，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大致内容如下：
1892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南部湘潭县偏僻山村的一户十分贫穷的农民家，儿时生活贫穷，常常营养不良，自幼无力干农活，以读书消磨时光，思考社会的不合理。上学时，他的成绩出类拔萃。后来读了一些左翼的书籍，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期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为代理宣传部长，频繁地深入湖南的农村和工厂开展工作，后又作为农民部长指导农民运动。国共分裂，从此开始了毛泽东大苦战的历史。他组建朱毛红军，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政权，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大西迁。尽管他体弱多病，但如机器般不停地工作。他奔走于苏区，依靠雄辩的口才魅惑民众。在红军士兵的印象中，毛泽东指挥政府、军队和党，是一个非常朴素善良的人，他的威望难以言表；他总是替别人着想，却从不考虑自己；他身体非常多病，总是咳嗽；他脸色苍白，但出征时却与士兵同吃同睡。毛泽东的确是个政治家。不容置否，他具有超过蒋介石之上的组织能力。这个天才与无与伦比的实干家朱德搭档，在中国边境十几个省放荡无羁，使得蒋介石也无法忍受。蒋、毛二人“宿命的血战之日”在所难免。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大声疾呼：“支那人不打支那人”；蒋介石则扬言：“攘外必先安内——应剿灭共匪”。相对于220万人的蒋军，朱毛军队仅有20万人，但他们是能克服艰难困苦的“赤豹军”。毛泽东的身影十分活跃，他试图将西安变成第二个瑞金。左右支那的两个男人，蒋和毛还将继续其宿命的争斗。[295]
2.波多野乾一敌视的毛泽东
波多野乾一是外务省情报部顾问，自称是“支那研究的右翼”，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曾做过报社的工程师。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辞职，专心研究中国问题。1937年8月出版的《现代支那之政治与人物》，是他此前研究成果的集萃。书中收录《“赤豹”毛泽东传》一节，发表于1936年6月号的《世界知识》。
波多野在文章中，对之前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毛泽东报道的谬误进行订正，同时又得出他自己的一些结论。通过这个过程，可以了解到之前人们对毛泽东的若干认知：比如说是肺病患者，家境十分贫寒，富裕人家的孩子，姓朱名毛，是逃到中国避难的日本共产党员渡边政之辅，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与李立三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等等。波多野写道：
现在，作为支那共产军的主力，朱毛之名世界尽知，但几年前，毛泽东还近似一个神秘的存在，其经历难以判明，但是随着共产军的势力增大，他的一举一动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国共合作期间，他曾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农民运动讲习所长。在那个时代认识他的人出来写一些关于他的逸话、谈论他这个人物，近二、三年，这样的记述出现了五、六种，但仍有些让人怀疑的内容。虽然我打算根据这些材料来写此文，但我知道，随着新材料出现，此文也还需要重写。就他的照片而言，两年前看到的，是一个消瘦、颧骨突出的家伙，最近再看，已经变得肥圆，根本不像肺病患者。简直判若两人。
在波多野的笔下，“赤豹”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是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在校期间得知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组织“马克思学会”，并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出席中共“一大”，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国共合作期间，任上海执行部秘书，后代理宣传部长，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从事农民运动研究；国共分裂后，出席“八七会议”，指导四省秋收暴动，从失败中得出结论——支那革命最终是农村革命，必须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军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政治委员；依靠游击战开辟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推举为主席；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后一路西迁，现在任陕甘苏区的领导人，拥有兵力3万人。
波多野还在文中写道：统帅毛泽东拥有十一二万的雄厚兵力，他阴险如蛇，敏捷似狐，具有惊人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他矛头直指绥远——内蒙古，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对于把“共同防卫北支赤化”作为国际大经纶而公之于世的日本来说，绝不能默然视之。我等现在必须集中观察这个“赤色之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296]波多野对毛泽东的认知，被其他刊物陆续摘录。如1937年1月出版的村田士郎著《混迷支那之全貌》一书，在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孙科等国民党军政财界人物中间，加入了“赤色之豹毛泽东”一节，分“在街头进行赤色宣传”和“可怕的势力”两项，对毛泽东的生平简历作了介绍。[297]
1941年2月，波多野出版《赤色支那之究明》，其中一章是《毛泽东——支那的红旋风》。作者说明：这是参照斯诺Red Star over China对他以前写的《“赤豹”毛泽东传》进行补充，又增加了一些他搜集的材料写成的。[298]这篇毛泽东传，与之前的传记相比，篇幅较长，事实更具体、更准确。在序言中，波多野交代了写作此书的背景。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精卫政府签署了“共同防共”的基本条约，这使得长期警惕支那赤化的波多野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认为这是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前进了一步，但是，即使到将来，中国共产党仍是东亚新秩序的唯一障碍。因此，波多野在《毛泽东——支那的红旋风》的开头，就把毛泽东称作“东亚的公敌”，继而又用《水浒传》中的人物来比喻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被他称作“呼保义宋江”[299]。
以上是笔者根据目前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网上公开的部分近代图书资料以及查阅的部分报刊、图书，对1945年以前日本人的毛泽东认知概况以及若干代表性人物的毛泽东认知进行的一个评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就像一座耀眼的灯塔，有人向往他，有人嫉妒他，也有人敌视他。整体看来，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在日本人眼中，是被当作影响中日战争乃至整个亚洲命运的重要人物来看待的，为此，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搜集情报，勾画毛泽东的形象。因此，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毛泽东认知存在表象的、推测的、部分的缺陷。在日本，真正把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方面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还要等到“二战”结束以后方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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